发布时间：2023-02-28 15:50:3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法律职业伦理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1物流业总体水平较低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在物流管理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的物流管理起步较晚以及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仍然比较落后，从而使得我国的物流管理仍然处于发展的一个初级阶段。例如，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物流管理企业的设施比较落后，他们不能及时地引进各种先进的物流基础设施，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物流行业的发展步伐。另外，还有一部分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他们所使用的基础设施对环境产生较大的危害。近几年来，我国的信息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许多的物流管理企业由于受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约束而不能将这些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到物流管理中，从而导致物流管理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以及信息技术水平较低，从而大大的降低了运输效率。
1.2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缺乏沟通和衔接
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缺乏沟通和衔接是我国目前物流业和制造业联动发展不能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在物流业以及制造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大量大型的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不断的涌出，但是，物流企业的规模与制造企业相比较仍然比较小，这就使得许多制造企业对物流企业的服务能力充满了质疑，他们认为物流企业的服务能力不足。另外，制造企业还担心如果将企业物流外包会使得自身企业对物流企业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从而失去了企业自身的主动性，甚至会影响到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等。最后，许多制造企业对第三方物流企业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不相信物流企业的供应服务能力，因此，许多制造企业都在企业内部建立了专门的物流管理机构，这就使得物流企业不能对制造企业有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也不能根据制造企业的需求来不断的改革和完善自身的供应服务能力。
1.3物流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的是，一个合理有效的物流管理对于制造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决定了制造企业的发展进程。随着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渐渐的涌出了大量的大型企业。另外，尽管我国在物流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制造业的发展相比较，物流业的发展就显得较缓慢了。例如，许多物流企业的生产设备比较落后、管理体系不够先进和完善、供应服务能力不强、企业的规模也比较小，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物流业发展的因素。物流业发展滞后不仅不能促进制造业的发展，而且还成为了阻碍制造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2基于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绿色物流管理实施
2.1积极推动制造企业脱离物流服务环节
积极推动制造企业率先脱离物流服务环节是促进物流业和制造业进行联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渐渐的涌出了大量的大型制造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却始终不能脱离物流服务环节。因此，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尽快采取相对应的解决措施。例如，我国相关政府应该鼓励大型制造企业带头脱离物流服务环节，然后在企业内部建立专门的物流服务机构，并且应该及时制定一个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另外，企业还应该聘请一些专业的物流管理人员，并且让他们定期对物流管理机构的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从而不断的提高他们的物流服务能力，最终提高物流管理机构的整体服务水平。
2.2推动物流企业加强一体化服务能力
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在物流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各个企业都形成了自身的一体化服务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物流业整体发展比较落后，从而使得他们的一体化服务能力仍然比较落后，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物流业和制造业的联动发展。为了尽快改变这一现状，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积极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鼓励各个物流企业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企业自身的一体化服务体系，进而渐渐的提高他们的一体化服务能力。
2.3加强物流业和制造业技术和装备的融合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我国在物流业以及制造业的装备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到目前为止两大行业仍然不能很好的合作，使得它们的技术以及装备始终不能得到融合，从而极大的影响了两大企业联动发展的进程。为了尽快改变这一现状，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鼓励科研部门不断的开发新的设备，丰富设备的功能。另外，物流企业也必须要积极了解制造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设备，然后根据它们所使用的设备来完善自身的物流管理设备，从而很好的促进两大行业技术以及设备的融合。最后，我们还应该鼓励物流业和制造业及时关注我国科技的发展进程，不断的更新企业的设备，尽量使用现代化的生产设备。
2.4加强联动推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
首先，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及时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利用这些政策来强行约束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的行为。然后，当地的物流管理中心和制造企业管理中心必须要定期组织一些联动活动，加强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联动的组织领导，不断的提高各个企业的联动意识。同时，我们还应该及时发现物流业和制造业在联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不同问题尽快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不断地优化两大行业联动的环境。最后，各级、各部门应该积极履行自身的职业，对物流业和制造业的联动发展定期进行监督和督促，提高两大行业的合作概率，最终使得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的联动发展能够迈向一个新的阶梯。
3小结
根据《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②《若干意见》中明确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即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形成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理念，形成开放多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培养造就一批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同时该《若干意见》也将卓越法律人才实行分类培养，即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和西部基层法律人才三种培养模式。每一种培养模式下所确立的培养目标是不一样的，其中，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应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因而此种人才的培养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下，所培养的是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而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是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着力点。为适应西部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结合政法人才培养体制改革，面向西部基层政法机关，该种培养模式下所培养的一批具有奉献精神、较强实践能力，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基层法律人才。③此《若干意见》的出台无疑终结了法学界(法律教育界)长期关于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到底是学术型还是应用型之争。④对于那些办学实力雄厚、生源优质和教育资源丰富的法学院系可以采用前两种或全部类型的培养模式来培养法学硕士。⑤考虑到办学时间短、教育资源短缺、生源质量不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绝大部分地方高校尤其是西部地方高校在法学硕士培养模式上应选择西部基层应用型模式，以及在该模式指导下明确自己的培养目标。
二、西部地方高校法学硕士培养标准的变革
考虑到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缺乏统一的标准，根据我国现行体制和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现实需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构建西部地方高校法学硕士生的培养标准:
(一)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相适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与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思想和理论成就。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必须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定的信仰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二)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法学理论知识是进行法律实践的基础和前提。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首先必须掌握系统的法学理论知识。具体包括:掌握法学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熟悉基本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理解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社会、道德、伦理等背景知识。
(三)具有较强的职业技术能力职业技术能力是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的核心能力。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能够获得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证，能适应西部基层各类法务实践活动，在工作中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灵活运用法律和相关的理论知识解决实践问题，有较强的调查研究与决策、组织与管理、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的能力;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信息处理、终生学习的基本能力;具备较好的谈判、协调能力;具有良好的法律逻辑和法律思维;掌握基本的法律方法;具备较好的诸如法律诠释、推理、论证等能力;具有规范使用法律语言的能力，能熟练掌握法律谈判和法律辩论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四)具有相应的社会管理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性思维要求人们能够突破常规，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当前，我国法律实践中的问题层出不穷、千变万化，社会管理模式也急需创新，这种创新离不开在法律框架下的大胆探索和改革。因此，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必须让学生针对法律实践和社会管理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找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五)具有高尚的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应坚持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社会正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忠于事实和法律;严明纪律，保守秘密;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清正廉洁，遵纪守法;为人表率，注重修养;具有高度的奉献精神、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良好的精神状态，以适应急剧变化的西部落后地区各类工作环境、人际环境、思想环境;自愿扎根西部，促进西部法治事业的发展。
三、西部地方高校法学硕士培养措施的改革
在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下，西部地方高校法学硕士培养的措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准入与退出机制方面的变革生源质量是法学硕士培养的重要前提，因此西部高校在招录法学硕士时应着重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学生的专业知识、计算机能力、外语、有志于从事西部基层法律职业工作等。为保证学生的质量，学校应严格培养管理制度、学位授予制度，对于不符合授予学位条件的学生暂缓或延期授予，直至不授予学位。在学位论文方面，应建立起严格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和中期检查制度。完善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制度，论文至少应有一名校外专家进行“双盲审”评审，实行一票否决制，答辩委员会的组成必须要有校外专家。
(二)培养学制方面的变革法学硕士可实行3－4年的弹性学制。根据其培养目标，3年制法学硕士按照“1．5+0．5+0．5+0．5”模式实施。第1、2个学期为人文素养课和学科基础课的实施阶段，第3个学期为专业课以及学位论文开题实施阶段，第4个学期为在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进行职业技能课程和社会管理创新课程，同时准备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开题工作，第5、6个学期为毕业论文设计阶段。
(三)深化“学校+实务部门”的联合培养机制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的教育培养应将高校、实务部门教育资源有效系统融合，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条件许可的高校可与实务部门进行订单式或定向人才培养。这就要求西部高校与实务部门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共同开发优质教材，共同组织教学团队，共同建设实践创新基地，①建立起常态化、规范化的“高校+实务部门”的联合培养机制和运行模式。在此基础上，深度拓展“学院与司法部门共建”、“学院与企业共建”、“学院与政府部门共建”等的社会合作教学模式。
(四)优化课程体系根据培养标准，要培养出“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基层卓越法律人才，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应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笔者认为，西部高校法学硕士的课程体系可从人文素质课程、学科基础课、专业课程、职业技能课程、社会管理创新课程等四个方面构建课程模块。人文素质课程模块可开设《法律职业伦理道德》、《当代中国社会》、《自然科学史》、《人类学概论》等课程。学科基础课模块应以法学方法论、法哲学、法学经典著作研读等课程。专业课程模块应重点突出专业课前沿问题的教学，同时还应考虑到西部地区的特殊性，可增设《民族法学》、《民族法律政策与公共治理》、《区域法治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等选修课。职业技能课程模块可开设《社会调查方法》、《法律诊所》、《法律实务》、《非诉讼纠纷解决》等实践实训课程。社会管理创新课程模块可开设《法律实务与社会管理创新》、《公共政策》、《危机管理》等课程。
(五)革新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研究式教学方法，以拓展学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特别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激发学生发现问题、主动学习的兴趣，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
论文关键词：教师；专业伦理；职业道德规范
所谓“专业伦理”，英文用“professionalethics”一词表示，中文翻译为“专业伦理”或“职业伦理”均可。一般认为专业伦理是“职业群体为更好地履行职业责任，满足社会需要，维护职业声誉而制定的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一套一致认可的伦理标准。”…那么，“教师专业伦理”即是指教师为维护职业声誉，在从事教育教学这一专业活动时所必须遵守的一套基本的制度化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是教师职业社会性功能及其专业伦理性的集中表现。教师专业伦理是应教师全面专业化的要求提出来的，传统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必然要过渡为“教师专业伦理”。
专业伦理水平的情况已经成为衡量一种职业能否称得上专业的重要指标之一。1948年，美国教育协会颁布的专业八条标准中提出，专业是“置服务于个人利益之上”的；1956年，利伯曼(M．Liebeman)提出的专业八项特征，明确了专业是“非营利，以服务为动机”；1984年，曾荣光在对“专业”的核心特质进行规定时，突出强调专业人员要“具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要“具备客观的服务态度”，并且这种服务必须“公正不偏”。因此，教师若要成为专业人员，已不再是仅仅为了生计的单独个体，而是按照一定的专业伦理标准进行活动进而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社会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如是，在教师的专业化进程中，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教师专业伦理，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西方早期，对“伦理”与“道德”的界定没有明显的区分。我国古代，“伦”是指辈分、等次、顺序、秩序等，如人伦、伦常、纲常；“理”则有条理、理则、道理、整理、调理、料理之意，义、天理、仁义等都是它的近义词。因此，伦理包含着双重涵义：一是指人与人、人与相关事物的客观关系；二是指关系之理。“道”一般指规定、法则、原理，如天法、大道、法理等；“德”便是将这些规律、法则等变成对自己的内在要求而形成的个人德性、德行、心性、品德等。那么，“道德”即指规律、法则、关系之理给人提出的心性、品行方面的要求，以及这种规范要求内化于心、得道于己而形成的个人品性、品德。可见，伦理与道德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由于道德只关涉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而伦理则关涉形成共同体的内部所有成员及他们依据社会规范进行的互动，伦理比道德的范围更宽，外延更广。因此，必须改变我国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内涵和外延上相对狭隘的不足，要注意到教师专业伦理不仅涉及一种人伦关系，更关系到人与人关系中互动方式、方法及其过程中的人伦陛。
我国教师专业伦理主要表现为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传统师德的维护主要依靠的是教师的个体自觉，师德规范的要求也大多停留在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上，显得比较粗糙、抽象和一般。“由于我国传统师德的生成方式存在着‘身份伦理’和个体经验来源等特点，使得传统师德存在着职业特点不明显和代表性不强等弱点。”有学者从宏观的方法论层面和微观的具体伦理规范层面对我国传统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进行了研究，指出传统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存在诸多问题：1．从宏观的方法论层面看，一方面，规范强调身份伦理，未充分考虑到教育教学工作的特殊性，因而不能够彰显行业的特色，形成有别于其他专业或职业的特殊伦理规范；另一方面，规范注重经验模式，未形成相应的理论，在“可为”与“不可为”、“必须为”与“不得为”之间难以区分。2．从微观的具体伦理规范层面看，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未从广大教师道德修养的实际水平出发，充分尊重教师的道德权利，而是制定形而上的条条框框，难以付诸实施，难以以此为依据对教师进行道德评价。另有论者在详细研究了我国有关教师职业道德的具体条文后指出，我国传统师德存在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制定缺乏深入的研究，条文表述较为原则；二是职业特征把握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三是没有处理好教师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针对19世纪欧洲步人工业社会后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激烈的社会冲突，开出了自己独特的药方——“一般社会成员共同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即“集体意识”是社会得以整合的基础。在现代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多地替代了共同意识所曾经扮演过的角色”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社会分工本身的力量并不能完全实现社会整合。面对这一困境，涂尔干把目光投向了“职业伦理”，认为职业伦理“不仅更贴近具体的生活，也更贴近事实”。借鉴涂尔干职业伦理的相关理论，我国现有的教师专业伦理必须实现——身份性向专业性的转换、经验方式向理论方式的提升。
首先，实现伦理的“身份性”向“专业性”转换。“职业”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事业”是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作为专业的职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澳大利亚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将教师是否具备事业心作为衡量教师专业的一项标准。教师若能把教学工作当成一项事业来追求，就必然能做到敬业、乐业。如今，随着教师神圣面纱的揭开，教师的“权威”身份逐渐“祛魅”。教师专业伦理的建设必须转而以发展专业特色为重心，思考职业的长远发展。与此相适应，在教师专业化的进程中，教师必须逐渐厘清自身的社会角色，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要求，从而依据专业的特色与要求发挥一定的社会职能。
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的。从那时到现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不仅产生数量庞大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而且已出版相关教材和专著10余部。
就专著与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黄瑚《新闻伦理学》、王天定《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陈汝东《传播伦理学》等。这些撰著已经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基本理论、原则规范、内涵等各方面内容，较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论文来看，仅以CNKI收录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可获得专门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的论文617篇和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还不包括CNKI未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及国内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论文数量巨大。
就研究开始的具体时间来看，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新闻道德的准则》首次将新闻职业道德引入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但当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关注，直到1982年，由于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各行各业加强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新闻领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新闻职业道德概念随之开始在新闻界流行和普及，并为各界所认同。
总括1979年至今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阶段：
1、1979年—1991年：这一时期，新闻界经过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弄清了新闻事业的性质、社会定位等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大问题，意识到了新闻事业既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现代社会中一门具有独特的社会职能的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必然有其职业道德要求。同时，这个时期新闻失实这种新闻实践领域的老问题依旧存在，而追求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这类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逐渐兴起。当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内容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反对新闻失实、虚假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真实性等方面；也出现了少量研究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反对有偿新闻、新闻伦理学等的论文，但数量很少。
2、1992年-1997年：这个时期，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论文数量还是从研究强度来看都明显加强，论文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到1997年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研究，一方面与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台与不断修订有关系——1991年1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1994年4月、1997年1月两次修订，《准则》的出台明显推动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新闻界在市场化中片面追逐利润、淡化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有关，另外，这个时期“有偿新闻”的泛滥也促使了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热潮。与此相应，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内容明显丰富了；而且，与有偿新闻有关的研究明显成为一个重点。
3、1998年-2004年：这一阶段，有偿新闻研究在继续，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对有偿新闻的研究大都与突发事件结合起来论述。突发事件成为促进这个阶段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不断延续的重要因素。《东周刊》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引出的受贿事件等，都促使了新闻学术界对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研究走入又一个高峰，仅2004年一年的研究论文就达百余篇。同时，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审视新闻职业道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次，新闻伦理学研究也在继续：除了对国内新闻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外，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介绍和论述增多。另外，对新闻职业道德观的相关研究也受到了重视。除此以外，研究者开始从新闻娱乐化、炒新闻、新闻策划等角度研究新闻职业道德。还有，网络道德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
4、2005年至今：这个时期，从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炒新闻、新闻专业主义等切入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在继续。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与我国的相关政策相联系（如新闻职业道德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三个代表与新闻职业道德等）的研究，也占不小比重。随着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成为热点，对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度明显增大。另外，研究者对新闻自律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
二、研究的主要视角和内容
总括20多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研究视点和内容：
1.新闻失实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新闻失实是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最常见的切入点，也是从80年代初新闻学界一开始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至今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当然，随着不同时期新闻失实形式的不断变化，研究的认识和结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就内容来看，对新闻失实的研究主要围绕失实的表现、失实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失实等层面来展开；从目前来看，不同层面的研究论文数量都很庞大，所获得的认识和具体内容也较为系统、深入。从研究成果的形态和类型来看，也相当丰富和多样，有新闻理论著作中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有研究论文中就某一认识视点所做的深度分析与论述，也有大量来自业界的对某些失实个案的解剖和反思。
2.“有偿新闻”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有偿新闻”在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也占有很大比重。与“有偿新闻”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偿新闻”的成因、后果及如何防治等方面。
关于“有偿新闻”的成因，研究者的观点较为统一，普遍认为，“有偿新闻”的成因主要分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主观看，新闻工作者社会良知的丧失，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逐是重要原因。①从客观因素看，市场化背景下形成的新闻产品市场交易的不规范，为“有偿新闻”的出现提供了机制和土壤；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宣传需求，则为“有偿新闻”提供了买方市场。
关于如何防治“有偿新闻”，研究者主要围绕“自律”、“领导”、“监督”、“改革”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对策。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加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自律，似乎受到更多人的强调。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监督、评议还是惩罚，起到的无非是一种修枝剪叶的功效，只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才是从根做起，才能夯实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根基。②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通过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待遇的方法来杜绝“有偿新闻”。③
3.新闻炒作、新闻媚俗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90年代以来，新闻炒作与媚俗之风盛行。一些媒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一味媚俗，大肆炒作，引起许多社会公众的反感。新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问题的关注。
新闻炒作与媚俗和新闻职业道德的联系在于：首先，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是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原因之一；其次，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减少和避免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重要条件。一些对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的研究者正是由此出发对新闻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进行强调和关注的。
4.典型案例与新闻职业道德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常以新闻界发生的某些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某些案例，呈现新闻职业道德的现状与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对策。这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案例介绍引出新闻道德缺失话题，然后就新闻道德问题的相关内容、对策进行论述。
如，著名的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受贿事件，就曾成为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引发了许多研究文章。另外，“茶水发炎”事件、“杨丽娟事件”等也都曾引起众多学者由此出发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和职业良知的记者，必须做到：绝不有意编造虚假新闻，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④
5.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从新闻专业主义切入来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近年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围绕二者间的关联，有学者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从本质上说，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念：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业准则。⑤还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媒体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使命和社会责任应该对应着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职责和职业权利；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中的行为准则和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利益也密切相关，新闻从业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行业准则前提下，才能够获得其应有的职业利益，获得别人的赏识和尊重。因此，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也对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⑥另外一些学者把新闻专业主义视为解决新闻职业道德缺失问题的治本之策。如陈力丹认为，通过长期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内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是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长远之计。⑦
6.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关系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规，一个涉及新闻自律，一个涉及新闻他律，两者密不可分，故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必然要涉及新闻法制问题。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新闻职业道德为新闻法规提供存在的价值基础，对新闻法规具有多方面补充；反过来，新闻法规又可以保障新闻道德规则的实施。⑧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同时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的。如有研究者就强调：新闻传媒职业道德建设一要靠他律，二要靠自律。⑨
7.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研究
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者也不少，取得的认识也较为多样。如有研究者强调，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自律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健全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机制；三是完善和加强有关职业道德修养的学习制度等。⑩另有研究者则提出，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当促使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促使宏观管理和调控体制良性整合；优化新闻职业道德的外部监督体系；提升社会公共道德水准和道德判断力，铲除违背职业道德的社会土壤等。11
8.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
对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关研究视角和内容主要分为这样几类：
（1）美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这方面研究相当多，有些研究也较深入。如关岩德的《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一文，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如新闻评议会、媒介内部专职督察员或道德顾问的设置、新闻评价活动）等；另外还介绍了美国新闻院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情况。12
（2）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比较研究。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中原的《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该文从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现时间、价值标准、新闻生命、采写原则、版面安排等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进行全面比较，分析了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共性和个性。13
（3）中外新闻职业道德状况比较研究。此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先介绍西方新闻自律情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说明。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为例，文章首先介绍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发展的历程，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14
9.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
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给新闻职业道德带来的影响和网络环境中的职业道德要求等方面。就第一方面的研究来看，很多人的认识已经比较明确，如认识到网络媒体在真实性、抄袭、把关人缺失、新闻保密、隐私权等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现诸多问题。15就对网络新闻职业道德要求的研究看，研究者多从强化职业责任和自我约束能力、依靠自律原则规范从业者的行为、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等方面进行强调。16可以看出，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层次还比较浅，主要停留在传统职业道德理论与网络传播特点的机械对照与分析层面。
三、小结
综观近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认识：
1、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涉及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因此对其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研究成绩总体来看是不错的。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面比较广，研究内容也比较深入。在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拓方面，研究者也较为注意。如近年来，新闻伦理学、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自律等新的研究视角被不断开掘出来。
3、从现有研究来看，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出现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中前后逻辑与可行性分析的缺失。具体来说：在成因分析方面，大多着重于原因的说明，而缺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论证和分析；在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后果时，偏重于情绪性的宣泄和简单层次的描述，且理论视野较为狭窄；在对策研究方面，学界提出的种种对策往往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也缺乏可操作性，多为自说自话和拍脑袋的产物。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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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转型期的体育领域伦理道德景象为研究对象，运用逻辑法，结合本人所见所闻，重新认知道德、社会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及其成因，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体育；伦理；道德；转型期；中国
0.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不和谐的现象充斥着我国的各个领域，这些“不和谐”有一部分涉及法律问题，我们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而更多的是一种伦理道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伦理道德有一个全面、客观、正确的认知，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有正确的态度。作为一名体育教师，对体育领域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需要始终保持一种敏感的嗅觉，这些体育领域的“不和谐”究其根源，到底是什么？
如何才能处理好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以下将谈谈本文的愚见。
1.关于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及其景象。
1.1何谓转型期。
我国一直以来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综合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各种伦理道德理论也随着开放的经济一同到来，并影响着我国的公众。如现代的公民伦理、普斯伦理近几年都有着一定的传播。
我国真正的转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我们转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政治文明水平、经济发展、文化的保护和发掘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出很多不和谐的景象，各个领域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浮躁心态。
1.2对道德的认知。
关于“道德”，对“德”字的拆解———很多人在十字路口，眼睛斜过来，看见一样东西，拿不拿？问问心。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并非指的是一条具体的道路，而是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由此可见，“道德”，就是类似于约定的秩序，引申为人在社会上为人处世的规则。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既有自我的要求，又受政治、法律、伦理的支配和约束。为了使人真正成为人，社会成为真正的理性社会，就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规范。
1.3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
伦理道德本身是一种习惯。伦理与道德在内涵上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伦：次序之谓也，“伦理”似乎便是指长幼尊卑的道理，比如中国有“天地君亲师”的古训。伦理与道德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的作用。“伦理”和“道德”常常同时出现，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两个概念。伦理，从本质而言，是关于人性、人伦关系及结构等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概括。而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指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伦理范畴侧重于反映人伦关系以及维持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伦理是客观法，是他律的，是双向的。道德范畴则侧重于反映道德活动或道德活动主体自身行为的应当，道德是主观法，是自律的，可以是单向的。人性的本质是趋利避害，而伦理道德使人性的本质得到合理的引导。
1.4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
我国选择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我国又是一个受传统的儒家伦理几千年影响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的转型。“我们不能对我们生活的社会时代麻木不仁，我们必须要跟上社会的节奏。”有人说：“全亏了改革开放的与国际接轨，让我们迎来了普斯伦理”，改革开放确实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让我们对普斯伦理、公民意识等各种伦理道德理论有了全新的认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度的加大，发展的加速，国人的社会伦理道德也产生着微妙的变化，部分人产生了一种浮躁的心理，世界观、价值观也随之改变，太过注重经济效益，追求不切实际的社会认可，而忽略了个人真正的价值。
2.对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的认知及其转型期的景象。
2.1对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的认知。
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就是在体育领域调节成员与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规则，它包括很多内容，主要有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领队、出资方、盈利方、社会成员等多个构成部分，这些部分自身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产生的关系，必须要有相关的伦理道德来引导和约束，这就是体育伦理道德。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商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经济领域的这一变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体育的产业化、职业化、功利化和商业化无疑在推动体育运动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它同时又“对弥足珍贵的体育精神具有巨大地消解作用，它一点一点地侵蚀着、吞噬着体育的灵魂，使体育正一天天地逐渐沦为名利、功利、势力的奴隶！”
2.2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
北京2008奥运会，让世界再次承认中国是一个体育大国，但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体育强国。我国的竞技体育就存在太多的伦理道德问题。
2.2.1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机制是举国体制，是一个金字塔形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就有众多体育专家、学者提出，2008奥运会后，我国需要改变现今的竞技体育培养模式，呼吁取消举国体制，应该把体育工作的重心由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移动，但同时也出现了部分反对的声音，认为不可以取消。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的体质连续20年呈下降趋势，现状不容乐观；同时许多疾病也呈现着年轻化的趋势，提高国民体质，已经是当务之急。本人认为体育工作的重心理应由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学校体育转移。当然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伦理道德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2.2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我愿意相信绝大多数竞技体育人才的选拔是公正、公平的，但也必须承认，在部分运动项目的人才选拔中，并不仅仅看运动员的实力和未来可以挖掘的潜力，运动员的家庭背景也作为考察项目之一。近期网上公布的几段视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中一名小男孩的日记还一度引发体育界的轰动，内容主要是教练明目张胆的索取烟酒、红包，若不按时送，就不给指导甚至不给练，更有甚者，对其队员会进行体罚。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了，有的同志是打着“为国争光”的幌子，做着满足个人利益的事。
2.2.3始终处在风口浪尖的中国职业足球。我国泱泱13亿人的大国，竟然选不出11个能在世界足球中踢出一席之位的运动员，有人说，这是我们的体质、体能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日本、韩国同样是亚洲种，为何他们就可以呢？由此想到，近来沸沸扬扬的足球运动员群殴、打裁判等等负面事件，足球运动员拿着高额的薪酬，有没有实现相应的价值？有没有付出相应的努力？前几天，本人在看体育新闻，看到了中国棒球队没有太多的经费，没有外教，甚至连本年度的比赛服、装备都是去年的旧服装、装备，但他们仍在坚持，仍然兢兢业业地训练，没有观众，仍认认真真地比赛。朝鲜国足，拿着12元的月薪依然闯进了世界杯。群殴、假球、黑哨，试问中国职业足球到底怎么了！
2.3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的成因。
谈谈我国体育领域这些“不和谐”的成因是什么？第一，无疑是体制问题，没有规范、可行的体制去规范，让体育领域各组成部分有一把自我约束的尺来衡量自己的道德行为。第二，缺乏相应的伦理道德教育。体育领域作为大众娱乐、观赏的项目有着一定风向标的作用，这就要求运动员等体育领域的组成部分接受较多的思想教育，包括爱国精神、民族主义、团结精神、拼搏精神等等。运动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应该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形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男篮，他们常常会组织队员去军队、学校等接受思想教育，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所以在奥运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团结和拼搏。第三，国家集团与集团、各集团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和谐”很大程度上是每个人都想把利益最大化，这与现阶段转型期，社会的竞争及飞速发展不无关系。
3.结论。
本文对道德、社会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及其成因进行了讨论。可见，我国体育领域的某些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伦理道德，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家的体制问题，有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问题，当然也与我们公民的素质和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目标等有关。转型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转型期完成公民伦理道德的洗礼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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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钓鱼武执法的出现，揭示了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中的一些弊端。本文在介绍了钓鱼式执法的含义以及根源后，指出了钓鱼式执法对社会公德、职业伦理以及个体道德的危害。通过对钓鱼式执法事件的伦理反思，我们认识到制度伦理对制度主体、制度本身和个人伦理的规范和制约作用还很不完善，呼吁社会要全面加强伦理道德的建设。
一、“钓鱼式执法”的表现及内涵
最近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知名门户网站，都相继报道了“钓鱼式执法”事件。通过这些权威网站的关于“钓鱼式执法”事件的报道，使我们全面地解了近一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钓鱼式执法”的来龙去脉。2009年9月8日，上海一位白领张晖因好心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遭遇到运管部门的“钓鱼式执法”，阂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其为载客黑车。10月14日，孙中界遭遇了同样的“钓鱼式执法”，年仅18岁的孙中界自断手指以示清白。10月20日，上海有关部门第一次调查公布说不存在“钓鱼执法”的现象，这次调查结果引起了公众的强烈质疑010月26日，上海市阂行区政府宣布，阂行区张晖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区政府将依法撤销原处罚决定;另外，浦东新区将终结孙中界“钓鱼式执法”案并向公众公开道歉。
所谓“钓鱼式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 )，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它指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取证”类似。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我们知道“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是不可能超越利益而存在的，人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执法经济是“钓鱼式执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对利益的追求必须有一定的法律或道德的制约，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则对人们的利益追求活动进行制约，社会就会出现无序的状态。“钓鱼式执法”的出现就是利益追求无序化的表现。政府工作人员按罚款数额奖励或者提成的方式直接造成了“钓鱼式执法”的泛滥。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利益的驱动，他们使用“钓鱼式执法”这种不正常的执法方式，并且放任“钓鱼式执法”成为一种常态甚至一种制度，最终导致了对法律和道德裹读。
二、“钓鱼式执法”的危害性
“钓鱼式执法”事件的恶劣影响对社会道德(包括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等)和个体道德建设有很大的腐蚀作用。社会的健康发展要求“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钓鱼式执法”使我们清醒的看到，我国的道德建设还存在弊端。
1.“钓鱼式执法”事件的恶劣影响对社会公德有巨大的伤害力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
孔子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也可以说是“爱人”，他主张把“爱人”作为社会道德的核心，最主要的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要把其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当作于自己同类的人来看待”。冈而“钓鱼式执法”打击黑车的同时也打击了一些做好事帮助别人的人，使私家车不敢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援助，导致“爱人”的丧失。“执法式钓鱼”利用人性的善良来诬陷他人，撕裂了社会成员间朴素的情感，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与互助，败坏了社会公德。
2.要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
《纲要》指出:“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
众所周知，“钓鱼式执法”的取证手段是违法的，政府工作人员非法取证，知法犯法。“钓鱼式执法”的相关部门为了既得利益非法取证，严重有悖于他们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杜绝“一切向钱看”，“在调节利益关系上具有利他性”r}。由于阂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他们法律意识淡薄、知法犯法、利欲熏心，一手导演了“钓鱼式执法”事件。
3.“钓鱼式执法”事件使个体道德遭遇了道德滑坡
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是相对而言的，所谓个体道德是指“一定社会成员为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目的，并适应一定社会的客观要求而形成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修养境界、价值观念和指导自身行为选择的内心准则以及个体道德行为实践的总和。”
“钓鱼式执法”事件对个体道德的健康发展带来危害。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引诱、教唆那些没有非法营运想法的人去违法。今后那些真的生病、临产的路人可能再也得不到帮助。“钓鱼式执法”直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使个人在面对需要帮助的搭车人时，不加思索的拒绝，几乎毫无道德可言。比如，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最牛车贴:“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
三、“钓鱼式执法”的伦理反思
“钓鱼式执法”事件使我们看到，制度伦理在实际中的应用还需要完善。制度伦理是指“对以社会性正式组织为主体的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内在联系的伦理思考和要求。它既包括对制度主体的伦理要求，也包括对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伦理安排;既包括对制度本身的道德要求，也包括对制度运行中一系列环节的道德评判和价值判断。”
1.制度伦理对制度主体的规范和限制还不到位
制度伦理对制度的主体也就是社会性组织具有规范和制约的作用，体现在对制度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要求方面。制度的主体作为社会性组织一般都有相应的权力，制度伦理规定制度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使制度的主体不仅享有一定的权利，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而且在符合道德要求的权利和义务之外，制度的主体没有超越于规定范围的权力。这就使制度主体权利和义务的享有和履行公开化、透明化，才能保证制度的公平、公正，不会出现权力的滥用。“钓鱼式执法”事件中，阂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作为一个制度主体，代表着阂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利益，制度伦理并没能对阂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这一制度主体加以必要且充分的规范和制约。正是由于制度伦理并没有在实际中对制度主体产生充分的规范和制约，才出现了制度主体对权力的滥用。可见，制度伦理对制度主体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在实际中并未得到十分到位的贯彻和执行。
2.制度伦理对制度本身的制约也存在不足
制度伦理对制度本身具有规范作用，制度的产生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在实践中对制度进行具体的改进和建设，使其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的发展。当代正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罗尔斯看到，只有制度首先是正义的或公正的，个人才会负有支持正义制度的责任。网由于人类活动具有“利益性”的目的，我们必须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进行伦理规范，而不能听任其自由发展。在制度伦理的制约作用下，不仅能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能使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现公正、公平和正义，实现制度的最优化。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钓鱼执法”事件中，并没有看到制度伦理对制度本身的规范作用。采取“钓鱼”的方式诱骗私车司机去非法营运很明显是有悖于制度本身的公正和正义的。
3.制度伦理并没有为良好的个人伦理的建构提供充分的条件
一个好的合理的制度伦理的确立，会为个体伦理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制度伦理是公正的、彰显正义的，那么它必然会使得个人在社会中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具有平等的地位并且生活在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之中。制度伦理对个体伦理不仅有外部约束力，而且对个体伦理还具有导向和指导作用。一个好的制度伦理，必然能为个人伦理的健康发展提供导向作用。在“钓鱼式执法”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健康的制度伦理在运行，久而久之，人们的个人觉悟和个人伦理必然朝着不健康的方向发展。
摘要：本文在借鉴理论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简单梳理中外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理论及实践，以及结合我国当前认定医疗过错标准的理论，探讨在我国到底应该如何来认定医疗过错，以期对医疗过错实践中的认定有所裨益。
关键词：医疗过错；认定标准；探究
当前我国医疗纠纷多发,而解决医疗纠纷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医疗过错。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关于医疗过错认定的标准却是长期以来大家有争论却一直没有定论的问题,本文在借鉴理论界对该问题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比较目前中外各国关于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我国到底应该如何在实践中认定医疗过错，希望能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医疗过错的概念界定
2009年公布的《侵权责任法》确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归则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由此确定了医疗过错作为医疗侵权责任构成主要要件的地位。因此，医疗过错的认定是确定医疗损害责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即认定医疗责任的关键就在于对医疗过错的认定。
所以，目前理论界通说认为，医疗过错指的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违反业务上必要的注意义务，从而引起患者生命、身体伤害的情形。
二、各国医疗过错认定的标准理论
（一）英美法系认定医疗过错的标准——“一般理智之人标准”（the reasonable person）
英美法系在侵权法领域采用“一般理智之人的标准”对行为人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进行判断。所谓一般理智之人，又称通情达理之人，实际上是一个假想出来的人，即是理性的和谨慎的人。而在医疗认定领域，“一般理智之人”被一般理智医师（the reasonable physician）所代替，这里即是引进了专家证人制度。
该项判断标准是通过一系列的判例而确立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 医生的注意义务标准是该医生所在的技术领域中一名普通医生所具有的一般的技术、知识和一般的注意水准, 而不是该领域中最有经验、最有技术、或最有资格的医生所具有的技术水准, 也不是该领域中最没有经验的医生所具有的技术水准 。②判断某一医生的行为是否有过错，并不要求该医生的行为得到全部医疗同行的承认，而是只要他的行为被一种医疗实践或者医疗观点承认即可以作为其没有过失的强有力的证据。因为在医疗领域中, 往往存在着多种医生同行所普遍接受的医疗实践或观点。相反, 如果某医生的行为不符合其中任何一种医疗实践或医疗观点, 那么, 他就很可能被证明为具有过失。如果有一部分职业者认为 某医生的行为是错误的, 但是另外有一部分医生却认可该医生的行为的话, 就不能证明该医生存在过失。③法庭对医疗过错的审查具有最终决定性，也就是说即便医生的行为得到了一种被同行广泛接受的医疗实践或者医疗观点的承认，但如果法庭审理认为这种被同行广泛接受的医疗实践或医疗观点本身是有过错的话，该医生的行为也会被认定有过错。即不能因为被告的行为与同行中被普遍遵循的做法一致, 就可以决定被告没有过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法庭可以审查这种医疗实践或医疗观点，并且可以确定其本身就具有过失的。这时法官就会介入，并谴责这种医疗实践或医疗观点, 符合这种医疗实践或医疗观点的被告的行为就会被判定为具有过错。
（二）日本的医疗过错认定标准——“医疗水准理论”
该理论最先由学者松仓丰治提出，认为判断医生注意义务违反的标准应该是“医疗水准”而非“医学水准”，即认为“诊疗当时临床实践的医疗水平是医师注意义务的内容”。而医学水准主要是指医学理论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是一种理论上的标准，而非实践中的标准。从医学水准到医疗水准的转变是在日本判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松仓丰治的这种见解被“最高裁判所1982年高山红十字会医院案判决”所采纳，也得到了医学界和法律界的一致赞同。目前“医疗水准”已成为日本学说及审判实务上对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共同见解，并在不断发展完善自身内涵。
“医疗水准”是指一种应该尽到医学专业人员应尽的钻研义务、转诊义务、劝说义务、说明义务的水平，“是医师在进行医疗行为时，其学识、注意程度、技术以及态度均应符合具有一般医疗专业水准的医师于同一情况下所应遵循的标准 。可见，在日本，医生因为其所负有的高度注意义务，而应本着专家的“医疗水准”，履行其“最善的注意义务”。如果医师未尽该医疗水准所应尽的注意义务即构成医疗过错，则就应该承担医疗民事责任。
三、我国认定医疗过错标准的理论
我国学者对于医疗过错认定的标准主要依循日本的医疗水准说，主要围绕着“医疗注意义务”和“医疗水准”展开讨论。
（一）王利明教授——“中等偏上”的标准：即认定医疗过错应结合医疗行业和职业特点所确定的“中等偏上”标准是作为一个合理的和谨慎的医师应有的注意，这种注意是行为人能够尽到并且应该尽到的注意，未尽到此种注意义务即为过错。
（二）学者龚赛红——“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相结合
学者龚赛红在《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中指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医疗过失，应该结合具体标准和抽象标准，这样才能得出适当的结论。抽象标准具体就是指医疗水准，而具体标准则是结合医生的注意义务来判断是否存在医疗过失。即在以“医疗水准”作为认定过失的一般标准的基础上，认为还应考虑医疗的专门性因素、地域性因素和紧急性因素对医疗过失判断产生的影响。这种认定医疗过错标准的方法目前在我国医疗过错的认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鉴定机构在对医疗过错进行鉴定时参考的就是该种做法。
四、我国《侵权责任法上》关于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定
杨立新教授认为医疗损害分为医疗技术过失损害、医疗伦理过失损害和医疗产品损害，而对于不同的损害实行不同的过错判断标准。具体如下：
首先，医疗技术过失标准——借鉴日本“当时的医疗水准”规则。《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可以知道我国目前在认定医疗技术过失时采用的是“当时的医疗水平”标准，而不是医学水平。即确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尽到与医疗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技术注意义务，即“合理的专家标准”或者“合理医师”标准。 凡是医疗机构或者医护人员在病情的检验诊断、治疗方法的选择、治疗措施的执行以及病情发展过程的追踪或术后照护等医疗行为中，不符合当时的临床医疗专业知识或技术水准的懈怠或疏忽，就是医疗技术过失。杨教授认为这种医疗技术过失的认定标准，借鉴的是日本的“当时的医疗水准”规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行为，则可以推定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其次，医疗伦理过失标准——根据医疗注意义务判定。确定医疗伦理过失的基本标准是按照医疗良知和职业伦理确定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反这些注意义务，法官就可认定存在医疗伦理过失。《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2款规定：“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另根据第61条、第62条、第63条和第66条等规定，医务人员未尽告知义务，违反对危急患者的救助义务，不依法提供医疗文书和其他医疗资料，违反保守患者的医疗秘密义务，以及对患者采取不必要检查等行为，都构成医疗伦理过失。
再次，对于医疗产品损害责任虽然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在对医疗机构承担医疗产品损害的最终责任的时候，也必须认定医疗机构对医疗产品缺陷的发生具有过错。尽管《侵权责任法》第7章对此没有规定，但对此应当适用第42条关于“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其过错的认定，应当是对医疗产品存在缺陷的过失。
五、我国实践中关于认定医疗过错标准的具体运用
在我国实践中医疗过错的认定主要由鉴定机构或者医学会来认定，法官判决的做出，主要依照鉴定结论。而鉴定机构鉴定报告的作出，主要是在医疗过失的抽象认定标准的前提上，针对不同医疗行为的具体医疗注意义务而分别加以认定。
(一) 违反一般医疗注意义务的过错：
1.诊断行为的过失。诊断行为的过错在医疗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误诊。
2.治疗行为的过失，治疗行为过错，表现在一般治疗、手术、麻醉、注射、用药等各种治疗行为的过错。
（1）一般治疗：在治疗过程中，要求医师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准，对患者进行对症治疗，如选择适当治疗方法、适合的治疗时期，并向患者作充分说明并经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尽到谨慎小心的治疗注意义务，实践中治疗过失行为主要表现为延误治疗、错误治疗。
（2）手术行为过错一般包括手术前判断过失、手术进行中的过失和手术后管理过失。
（3）麻醉行为过失：麻醉过失行为一般因麻醉准备工作不充分、麻醉操作不当以及手术后麻醉处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
（4）注射行为过失：注射过程中一般要求医师严格遵循注射操作规程、详细询问患者既往过敏史及有关情况，并注意及时检查、谨慎观察。实践中注射过程中的医疗过失行为要包括注射部位选择错误、注射药品使用错误、注射器消毒不严错误、注射引休克的过失等。
（5）放射治疗行为过失：医师在运用放射线为患者进行治疗时，更要谨慎小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如须依照疾病的状况及其他有关因素正确判断是否使用，使用过程中应对放射线射量、放射部位、放射方法等作出正确选择。”
（6）用药行为过失：实践中常见的用药行为过失主要有违反用药原则的过失、用药剂量不当的过失、错用药物的过失、用药方法错误的过失、忽视药物过敏的过失、使用过期药物的过失等。
3.采血输血行为过失：采血输血过程中医师的注意义务一般包括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输血技术规范要求，针对患者病情谨慎判断是否应采血或输血、认真检查核对血型和血液，严格检验和化验血液等等。若医师违反上述应尽的注意义务，即可认为存在过失。
(二)违反特殊注意义务的医疗过失
1.说明过失。说明过失指的是医生违反了其在诊疗、手术等医疗行为的过程中没有或者没有充分履行其对患者或者其家属的说明告知义务。《侵权行为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转诊过失。转诊过失主要指医务人员对符合转诊条件的患者未尽到转诊义务而被认为有过错。
3.保密过失。《侵权责任法》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基于诊疗活动的特点，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极易掌握患者的隐私，医疗机构及其义务人员应负有保密义务。
4.拒诊过失。一般情况下医疗者依据其诊疗能力、医疗设备、医疗技术水平等，可以拒绝对患者进行治疗，但对于危急患者的就诊，医院必须采取紧急救治措施，不得拒绝急救处置，若有违反即应承担损害后果。
(三)其他医疗注意义务违反的过失
1.违反记载和保管病历资料义务的过失。实践中，医务人员违反记载和保管病历资料的行为很普遍。如病历记录不完整、涂改病历以及拒绝向患者依法提供病历等。我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病历权利规定》、《病历书写规范》、《侵权责任法》都对此作了专门规定。
2.医疗机构的组织义务
医疗机构应进行规范化管理，组织良好的医疗服务体系，应在包括科室设置、医疗设备、药物提供、医务人员的技术素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就医环境等多方面提供规范化医疗服务，履行应尽的高度注意义务。如某医院疏忽管理，造成急诊患者从推车上跌落的过失行为，虽为给患者造成损害，但违反了普通医师应尽的管理义务，应认定为医院存在管理上的过失。
综上，国内外理论界在探讨医疗过错的认定标准时基本上都采用的是“医疗水准”，即医学实践的水准，而非医学理论发展的水准，只是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如何操作并认定医疗过错标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并立足于实践，在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医学实践，梳理了我国目前医疗过错认定当中的普遍做法，以期对进一步研究并运用该理论做出有益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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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蒋奎、詹启奎：《对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司考》，《司法鉴定》，《中国司法鉴定》
[关键词]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司法伦理；司法公正；社会正义。
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社会，而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是司法行为的最终追求，也是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最后目标。然而，据社会调查，人们对国家司法人员的信任程度“非常信任”的占5.98%,基本信任的占31.6%,表示不信任的占16.6%,不很信任的占20.95%,还有表示因人而论的占30.76%。[1]人们对国家司法人员的这种低信任度表明，我国的司法伦理道德建设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而这恰是能否实现公正司法，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因而，针对我国司法人员伦理道德的现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司法伦理道德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公正的平台。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司法公正，这是当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司法公正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保障，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任何公正性都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无道德就无公正。从这个角度说，司法公正的伦理价值就在于其公正性，公正是谈论司法合理性的一个必需的道德维度。按照法理学的要求，司法如果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说，公正司法，对每一个法官而言，就像阳光对于每一个人那样，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但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如湖北省的“佘祥林案件”）,原因之一就是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和职业操守不能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上，由于司法的性质所决定的，司法人员应当比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要求，例如司法人员自由裁量行为就直接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司法人员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的主要依据是司法人员的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水平，因而司法人员的伦理道德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内容。
尽管司法人员的德行对于司法活动保持公正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司法伦理道德现状还存在种种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司法过程中存在各种社会力量对司法行为产生干扰，影响到司法人员进行独立的司法判断，一些立场不够坚定的司法人员就容易受其左右；另外由于司法机关在行政上对政府的依附，造成各级行政机关的权力干预；再有，司法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索要或收受财物，进行权钱交易，严重地影响了司法人员执法的公正性。因此，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清廉、司法公正，需要建立一套很好的司法伦理准则和执行这套伦理准则的机制。
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和终极性的权力，它对争执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后的和最具权威的，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它代表社会公正。如果司法腐败，则人们最终说理的正常渠道被堵塞，社会公平和正义则必然丧失。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的：“一次不公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2]所以一旦司法不公，对社会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打击的将是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因此，建设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以公平公正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
司法伦理道德是由社会阶级结构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时有不同。“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3]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营造民主法治、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树立公平正义、诚信和谐的社会风气。因此，司法伦理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公正原则。
柏拉图说过，“正义，总是从自己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出发赋予公正以不同的意义和模式，这就使得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衷”[4],马克思曾经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正观认为奴隶制是公正的，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正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正的封建制度？？所以关于永恒公正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因人而异。”[5]这就说明，公正作为一种调节社会利益分配的原则，乃是属于价值和价值评价的范畴，因而处于不同社会和不同利益关系中的人们对公正原则的具体规定往往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于是便产生了不同的公正观，产生了不同的关于公正的理论。
事实上，公正作为一个规范的概念，本来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与自身所拥有的利益相符合的正当关系或行为。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也是司法活动的本质要求。从人际伦理的视角来看，司法公正首先就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标准。同时，司法公正与法律权威是相互相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权威要靠司法的权威来体现，司法的权威要靠司法信誉来实现，而司法信誉的树立，靠的就是司法机关忠实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通过公正司法来赢得。所以司法人员应该从追求正义的目标出发，按照法的精神及其原则公平合理地处理事务，在一定范围内修补立法的漏洞，矫正立法的缺陷，实现法的正义。
（二）人性原则。
以人性角度来看，司法活动必须坚持人权标准，司法道德伦理建设必须坚持人性原则，做到以人为本。联合国各会员国一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一开始就申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司法的终极目的是指向人权，保护人权，尊重人的尊严。司法制度的人权保护目的要求司法公正应符合人权的标准。每一个司法人员都应该具有这样的基本人权意识：即在道德领域中，存在着好人和坏人之分，但在人权理论中不存在好人和坏人享有不同的基本人权。对于任何人，人权理论和实践都不应该存在双重标准，否则，法律和政府就会成为一部分人压迫和摧残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司法伦理道德的人性原则也正体现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最基本的伦理信条。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人性原则就是要求司法人员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对犯罪嫌疑人、被除告人以及服刑人员给予最大限度的人文关怀，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力，维护其尊严，以公民和当事人为其主体，不能将其置于被处置甚至被，任由宰割的地位，要让当事人始终感到有一个公正、透明的“法的空间”存在，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而进行非歧视性、人道性、理性化的执法行为。
（三）平等原则。
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平等原则是与宪法的平等权原则相契合的，即公民在法律面前要一视同仁地受到平等对待，不分性别、种族、职务、职业、社会出身、、财产状况，都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不允许有任何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体现了司法活动作为公权运用的特殊活动的一种特有的维护平等价值的伦理精神。如在“民告官”的行政案件中，由于行政机关处于管理者的位置，老百姓处于被管理者位置，两者在法律面前平等地位受到的挑战最大。新晨
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的平等标准作为一种伦理价值标准，还蕴涵着浓厚的道义内涵，其中所蕴涵的扶危济困的伦理精神也成为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如对弱势群体实行司法救助，减、免、缓交诉讼费用，使孤老残幼平等行使诉权成为可能等等，就是践履司法公正的平等标准的现实表现，也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
（四）理性原则。
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的理性，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理性原则要求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能够依靠其所有的智慧和道德力量准确度量各个案间的差异，并依据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作出理性的适当的判决。司法的公正一是导源于司法程序的公正，即司法活动要运用司法理性来运作司法过程；同时表现为司法实体的公正，即司法活动必须坚持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司法判决的合理性、刑罚适用的节制性，保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公正、合理地司法，也就是运用司法理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当然，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除了应遵循上述原则外，还应加强制度伦理的建设，给司法人员遵守司法伦理规范以外部约束；建立有效的责任与奖励机制，培养司法人员遵守司法伦理规范的自律性；还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伦理观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下培养司法人员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廖申白，孙春晨。伦理学新视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4.
[2]培根，水同天译。培根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3.
[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