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28 15:51:3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意识形态工作安排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主要工作
一是强化政治担当，责任落实到位。切实做到了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履职自觉，始终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重要政治责任，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一岗双责”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一手抓岗位工作，一手抓意识形态工作。今年3月，党工委分别与村（社区）、各科室签订了《2019年度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将目标责任层层分解到基层及科室，明确到个人，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细。
二是坚持理论学习，制定学习计划。按照“党管人才”的原则，街道党工委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年初制定了中心组学习计划、干部职工的集中培训计划，按照每月的主题通过印制学习资料、组织讨论学习、微信（短信）推送学习知识点等方式，逐月实施，确保每月中心组集中学习不少于1次、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不少于1次。全年，中心组学习18次，全体党员干部集中学习12次。
三是实行综合考核，加强督查力度。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了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述职及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做到7月、12月分别向党工委汇报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文化考核的指标，对部门和村社区进行年度考核。同时，宣传办加强日常督查，对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坚持奖惩逗硬。全年未发现1起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四是严格审批流程，全程追踪把控。为确保辖区各类集会活动的安全性、合法性，坚持执行“四审”制度。“一审”即活动组织机构针对活动内容、设施是否安全合法进行自审，并据实填写《XX街道开展意识形态活动申报表》进行事前申报；“二审”即承办机构对活动进行确认审核；“三审”即活动举办地所在村、社区对活动进行复审，并确定专人负责跟踪了解活动全程情况；“四审”即宣传办对活动进行最终审核批准，并留存法人资料、组织者身份信息等活动相关资料。今年以来，共审批各类集会活动X场次。
五是完善阵地建设，巩固主流思想舆论。街道建立了机关、村（社区）的QQ群、微信群及会议场所等阵地台账（街道辖区现有重点集会场所X处）。网络舆情收集、回复方面，由宣传办进行值班巡查；实地场所则落实了联络员，及时掌握集会聚会信息，一旦出现任何问题，能第一时间找到责任人，第一时间予以处置。同时，实施信息审核制度，坚持一般信息由部室负责人、分管领导审核后可，重要信息还需交由街道主要领导审核，以确保信息源的安全性。全年微信审核了X条,信息审核了X条。
六是舆情队伍稳定，坚持敏感信息周报。今年，各村（社区）的舆情信息员队伍比较稳定，坚持意识形态周报制度，按要求每周五均上报涉意识形态工作情况。
二、存在的问题
激励党员干部自学方面，效果还不够理想。多数时候工作例会即是学习会，学习传达中央、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与日常工作安排放在了一起。激励干部主动学习的方式方法不够多样化，学习效果不够理想。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积极适应新形势，创新学习方式。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示和预约参观系统，结合重要节点及日常的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主题教育；利用“学习强国”平台，鼓励党员积极自学，拓宽学习平台，提高学习效果。
随着高校办学越来越融入国际化和社会化，大学的任务早已不止单纯地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当前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渗透、多种文化和思潮的交融交织交锋、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国内改革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网络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等，都使得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高校需要采取更加有效、更加多元的形式加强意识形态的教育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张力与合力。为此，高校可构建“防、管、控、导”四位一体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确保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话语权、知情权和主导权，以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防――争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高校的青年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和逐步成熟的重要阶段，对涉世未深的青年来说，好奇心的驱使会让他们极易受到各种诱惑的影响。特别是大学校园的开放特征，会让学生接触到形形的各类人员。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已经步入了信息传播极其迅速的信息时代，网络和新媒体的运用变得越来越广泛，学生接收到的各类信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因此，大学生所接触的环境，无论是现实环境还是虚拟环境，都需要进行过滤和净化，就像保护未成年人的“净网”行动一样，要尽可能筑造一道思想上的防护屏障，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来解决，必须争取主动，预防在前，做好防范工作。
（一）注重防范意识培养
当前，部分高校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安全防范认识还不到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者重视只停留在表面和口头上，没有层层落实在行动上。学校要加强全校师生思想上的安全防范教育，针对学生，要把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纳入新生始业教育，让学生刚进校门就树立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对西方错误思潮、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和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等提高警惕；结合时事形势，经常开展专题性的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知识讲座，使学生对传播错误观点和思想文化的人和事增强判断力和鉴别力；通过课堂、网络、移动通信等多种途径进行提醒，通过互加微信朋友圈转发警示案例，防止学生卷入社会矛盾或被错误思想利诱参与非法活动；建立与家长互动沟通的渠道，了解学生的思想，对倾向性、苗头性的不良思想问题及时采取措施。针对教职工，要加强新教师入职培训，将意识形态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培训内容，使新教师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将意识形态教育作为教研活动的一项研讨内容，针对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对策；将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纳入工作职责或考核内容，增强教职工主动承担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二）注重防范外来人员
大学校园中，外来人员进出校门的情况往往较多，意图不轨人员混入其中往往带有隐蔽性，难以识别，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虽然高校一般都设有门卫，一些高校也实行外来车辆、外来人员入校登记制度，但仍有漏洞。学校要注意防范，一方面可加强保卫人员的培训，强化校园进出物品的检查，并邀请国安、公安人员传授经验和技巧，提高对不法分子的辨别能力，对高校中曾发生的不法分子散布信息、组织活动等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案例进行梳理，摸清其特点和规律，使保卫人员和学生安全员对类似情况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根据本校实际安装多功能门禁系统和识别系统，减少人工管理的漏洞。同时加强校园巡逻，及时发现和制止不法活动，增强防卫针对性。
（三）注重讲学内容审核
高校崇尚学术自由，一些人认为学术报告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不大，往往对报告、讲座等疏于管理，缺少审核，对报告人的讲课内容未进行严格把关。学校可组织各类报告、讲座，请在学生当中威信较高的主讲人作为学术知名专家，其言行将直接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不经意的几句话可能就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学术研究可以有批判，但对一些所谓的“学术专家”打着学术研究旗号极不负责的言行必须遏制，对于这些情形，教师也要正确引导学生，以免被这些思想影响。为此，要拉紧意识形态安全这根弦，一方面，要对校内举行的各类论坛、讲座、报告等进行严格把关，建立政治审查制度，并安排政治立场坚定的师生参与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介入；另一方面，高校之间可建立联盟，建立讲座、报告“白名单”和“黑名单”信息库，建立信息共享和通报制度，防止因讲座、报告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不良影响。
（四）注重网络信息防护
网络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虽然给高校的电子办公、管理服务等提供了便利，但各种有害信息的泛滥，也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4]。由于高校一般都建有校园网，网络端口是校内网与校外网互联的大门，高校要通过技术防护手段，严把网络传播信息的入口关。如可加强校园网信息的安全监控，对于以互联网为主要途径且必须经过校园网络端口传播的一些明显带有抨击、肢解、遮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息，学校可通过设置关键字、链接举报和自动记录等方式，对此类不良信息开启自动过滤功能，并定期通过一定的关键字扫描网络信息，及时发现和消除不良信息，净化学生所接触到的校园网络，尽可能保护学生的思想，使其远离不良信息的侵蚀和蛊惑。
二、管――提升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话语权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动。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和碰撞，不能听之任之，不仅需要引导，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
（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高校教师是教育教学的核心力量，不仅承担着为全社会培养专门人才的职责，更要为学生启迪智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因此，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人格的影响者，更是思想的启迪者和示范者。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有为师者应有的形象，要在道德上、思想上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国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教师的根本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发展目标是一名教师最基本的素质。为此，高校应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情况作为衡量师德师风的首要条件，将思想政治工作纳入教师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形成规矩写入大学章程和师德规范，对教师中出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情况实行一票否决制。
（二）加强学术规范管理
高校倡导学术自由，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借学术研究的途径传播错误思想。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观点或是明显带有误读、曲解观点的研究，应慎重对待，防止大面积传播，在批判基础上加以引导，并尽可能减少其影响。要遵循“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原则，保持政治敏感性，禁止将尚未定论、正在研究中的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学术课题作为教学内容，防止学生参与政治敏感问题的课题研究，保护学生不受偏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要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建设，严厉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引导学生在良好的学风下成长。
（三）加强重点人群跟踪
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想观点，往往是从少数人开始发端，如果不引起重视，任其传播不及时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高校应在苗头信息刚出现在少数人身上时就要给予特别关注，要在平时工作中多途径了解教职工中有无偏激思想和言论，发现问题时要有针对性地及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对师生当中经常出现不良情绪、心理健康呈现不良趋势、负面思想和表现突出的人员进行重点关注和跟踪，通过多种形式给予关怀，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出现苗头性问题及时介入；对学习困难、生活困难的学生，采取结对帮扶等措施助其进步，避免引发其他负面的思想问题、心理问题和情绪；对思维活跃、思想成熟度处于上升期的青年教师，特别是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较大的教师给予更多关心，多提供针对青年教师成长的平台和空间，使青年教师引导学生感受更多正能量，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氛围。
（四）加强媒体阵地建设
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媒体的作用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和新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大。当前大学生已成为一支数量庞大的“网络力量”，他们更乐于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发表意见，大学里处处可见“低头族”。于是新媒体必然会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手段和工具。为此，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通过多种形式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使新媒体为我所用。[3] 当前高校已经开始重视网站、微博、微信等媒体建设，并将新媒体平台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但吸引力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高校对传统媒体阵地要继续坚守，继续抓好校刊、校报、宣传栏、广播、电视台和其他校园自媒体的建设；另一方面，要积极向互联网和新媒体等舆论阵地延伸。如加强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统筹管理，进行网站建设整体规划，建立统一管理的校内网站群系统和微博、微信官方平台；加强网站和新媒体的内容审核和建站审批，丰富正面引导的传播内容，通过网站、QQ群等传递正能量；积极开发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和中国梦教育的新媒体应用，开发在线微课教育，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在网络信息时代努力提升互联网和新媒体阵地的话语权。
三、控――把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知情权
及时掌握校园动态，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不及时掌握动态信息或是问题处理不及时，某些事态极可能扩大影响，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因此，高校必须主动及时掌握各类信息，把控意识形态的动态和变化，监控和及时处理不良事态的发展，保持校园的稳定。
（一）全面研判思想动态
全面了解师生的思想动态可以让高校领导者更好地把控工作的全局。学校一方面要加强与师生面对面的交流，可定期安排管理者去教室、寝室和其他学生学习生活场所调研，定期安排管理者和管理部门与师生面谈的接待日活动，也可召开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师生座谈会，通过交流及时了解和掌握师生的所思所想，知道师生真正关心的事，在哪些问题上存在不满，及时处理一些矛盾和问题，避免不良情绪积聚而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可进行层层发动，逐级落实责任，在各个层面经常性开展思想动态研判活动，通过讨论会等方式多方听取意见，多渠道了解师生思想实际，以前瞻性的角度对当前的状况和下一步的趋势进行科学预判，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二）全面监控舆情动态
在当前互联网和新媒体信息传递极其迅速的情况下，特别是一些虚假信息真假难辨，广泛传播会带来严重危害，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网络和媒体舆情进行监控，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减少信息传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可通过校园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发言人及时师生所关心事件的权威信息，杜绝影响稳定的各种猜测流言的传播和蔓延；可广泛发动党员和学生干部，留意校园网、外部互联网和新媒体当中的舆论动态，织密舆情监控网，及时在各个层面沟通汇报，掌握最新情况；可组建网络评论员队伍，邀请专家对他们加强舆论引导能力的针对性培训，在突发舆情危机时参与讨论，发表评论，进行正面引导，尽可能消减负面信息的影响，避免事态扩大。
（三）全面延伸信息员队伍
意识形态工作除了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外，也要关注发生在师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其他情况，这类信息往往需要通过各个层面的信息员来收集。一些不稳定因素往往从小事开始发生，小问题不引起重视，往往会由小变大，扩大影响。为此，需要全面延伸信息获取的覆盖面，可在各个专业、各个班级、各个寝室、各个学生组织和社团组织当中，广布“眼线”，建立纵横交错的信息员队伍，协助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通过信息员及时掌握和了解师生当中涉及政治安全、人身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有效发现和处置隐患问题和突发事件。
四、导――发挥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导权
（一）增强思政课改革的灵活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仍然是当前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两课”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育的主力军。在课堂上传递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引导大学生确立基本思想及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最直接的途径。但理论教学往往枯燥乏味，加之部分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缺乏创新，没有将理论结合实际，也没有从身边的事物切入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对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不够重视，不能启发学生思考，“满堂灌”式的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政课改革，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政课教师的业务培训，提升教学能力，推行课堂教学创新，将大班授课与小班讨论、网上自学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采取更有吸引力的教学方式方法，借助新媒体平台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开设一些结合时势的讲座、专题报告，帮助大学生及时了解和解读当今热点时事，引导大学生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对形势发展和焦点问题进行审视和判断；改革思政课考评方式，突出形成性考核，并优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式，构建以行为养成为核心的学习生涯考评体系；将中国梦教育纳入思政课内容，组织多形式、接地气、符合学生接受特点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根据不同专业（群）特点定制思政课学习辅导书，结合专业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的针对性。
（二）增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大学生认识现实社会、培养优秀品格、增强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校结合社会实践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体验感，相比理论教育更贴近生活，更具吸引力。但目前高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形式往往较为单一，对经费的支持也比较有限，常常会让人觉得“为实践而实践”，而没有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开展社会实践的真正意义。同时，实践活动的安排有较大的随意性，实践过程也缺乏监督考核机制，社会实践真正起到教育人的效果仍然不够理想。为此，高校应积极拓展普适性的思政实践教学基地，将课堂实践与校内外实践相结合，根据目的意义设置学生社会实践体验需要完成的主要指标，增强社会实践考核的针对性。鼓励学生参与社会体验，感悟生活，通过社区服务、社团活动、创业活动、企业调研、职业规划、热点讨论、体会分享、演讲赛、辩论赛等多种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教育途径，增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三）增强自我教育的生动性
在校大学生大多都已是成年人，应当充分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目前高校学生的自我教育通常以树典型的正面教育为主，形式单一，激励作用和影响范围有限。此外，高校通过学生组织进行自治，通常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方面做得多，自我教育方面做得少，学生自我教育的载体仍有所欠缺。因此，高校需要创新形式载体，使学生的自我教育更有效地开展。如可组建“学生讲师团”，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拔学生骨干，组建宣讲队伍，通过思政课教师的引导和省市讲师团专家的培训，使学生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中国梦教育的主人翁和践行者，扩大“学生讲师团”巡回宣讲的覆盖面，用学生自己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感想体会等来教育同龄人，增强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产生自我教育的共鸣效果。
关键词：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7-0074-02
美国学者安东尼・奥罗姆说：“国家建设的核心是确立和维持一套共同信仰。”[1]而国家共同信仰的确立和维持主要是通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来实现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状况关系到党的事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标。当代大学生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方面既存在一般共性，也存在特殊差异性。本文试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进行差异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
认同是个体的一种带有肯定性的心理判断。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党和国家所倡导的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接受和遵从。通过调查和访谈等实证研究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在性别、年级、专业及干群身份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一）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性别差异
研究表明，男女大学生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具体表现为，一是从总体认同程度来看，特别是基于认知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程度，女生高于男生。这与女生强于接受性有关，与男生相比，她们更加善于消化、理解理论知识和接受既定结论。二是从认同深度来看，男生往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更为深层，但也更容易产生偏颇。相比于女生，男生思维往往具有更强的发散性，同时也更具批判性。面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与社会实践的反差，他们更易于产生质疑，并常伴随着强烈的外在表现。女生在此方面往往表现得较为平和，但认同深度往往不及男生。三是从认同内容来看，男生对于国际国内形势与国家发展等问题，如世界格局、国际战略、反腐倡廉、社会改革等议题总体上更为关注和敏感，而女生对于伦理道德、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内容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四是从不同方式的认同影响来看，总体来看，男生由于更擅长逻辑思维，对于透彻的理论逻辑和理性分析具有更高的接受度，而女生更擅长形象思维，对感性方式的教育影响具有较高的认同度。
（二）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年级差异
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存在年级差异。一是从理论认知程度来看，一、二年级理论认知程度偏高，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掌握程度明显高于三、四年级。这应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安排在这一阶段有关，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效果。二是从理论接受态度来看，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来看，大一学生最为认真，随年级提高大体呈反向趋势。大一新生刚走出高中校园，原有的应试备考学习习惯仍然有所延续。课堂上能够比较认真地接受来自教师的思想理论教育，课堂抬头率、参与度都相对较好。而大二、大三学生的表现明显不如大一学生。大四学生面临就业压力，更呈现出功利化取向，如形势政策课的出勤率受到较大影响。三是从认同程度来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呈现出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加深的趋向。大一学生的书本理论认同掌握较好，但由于社会经验还比较少，所接受理论还未经历与现实的对接，因而往往浮于表面。而随着年级上升，大学生社会认知程度逐步提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会相应加深，当然往往也会伴随认同反复现象。
（三）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专业差异
通过对政治、历史、中文、思想政治、外语、物理、数学、交通运输、工业工程、电气工程等不同类别专业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状况存在明显的专业类别差异。总体来看，文科诸如政治、历史、中文等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明显高于理工科大学生。其中，思想政治专业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最高。这一结果可以归结于接触效应，即文科大学生总体上会更多接触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影响。同时，文科大学生往往在相关专业课程学习中会涉及更多的社会历史内容，并有更多的机会来发展自身分析社会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这会使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更加深入。而相比之下，理工科大学生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当然，这也与文科大学生中女生比例相对较高存在着一定关系。
（四）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干群”差异
通过对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的对比研究，发现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存在明显的干群差异，学生干部的认同程度明显高于普通学生。这种结果的影响因素大体上包括：一是学生干部的整体素质较高。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都是大学校园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在学习成绩和政治思想诸方面表现往往更为突出，正因如此，他们能够成为学生干部而在学生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学生干部具有更多的社会实践经历。他们通过组织和参加校内外社会实践活动，诸如党团活动、志愿者活动、义工活动、迎接新生、演讲比赛等，在实践中深化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三是学生干部基于自身优越感而更具有正能量。学生干部属于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往往对国家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评价比较倾向于积极和乐观，更加易于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影响。
基于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差异性及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对策来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不断增强教育针对性。
第一，基于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性别差异采取更加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方式。要深入挖掘性别差异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效果的影响，从而发挥认同优势，弥补认同不足。一般来说，和男生相比，女生情感更加细腻，更容易和他人形成情感连接，有更强烈的共情体验和同情心，因此，对于女生及女生占比高的班级可更多地采用感性为主的教育方法。在进行国际国内形势等宏观理论教育时，应注意加入感性情节因素，使得女生更易于融入其中进而认同相关理论。针对男生思维逻辑性和发散性较强的特点，对于男生以及男生为主的班级，要注意授课的理论逻辑力量和宏阔视野。针对男生的认同外显特点，应关注男生的认同反应，及时发现学生中存在的认同冲突与认同危机，因势利导，进行针对性教育。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要照顾到男女生的认同特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情理交融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针对不同年级大学生的认同特点采取多种教育形式，循序渐进地提升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表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过程包括理性认知、情感共鸣、思想转化、心理调适和沉淀固化五个阶段[2]。大学生要达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认同，理性认知是基础，但不能停留于理性认知。能否形成情感共鸣、进行思想转化、实现心理调适，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沉淀固化都非常重要。而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任何教育途径和手段都无法一次性地完成全部任务。因此，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应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大学低年级即一、二年级阶段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基础阶段。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强化主流意识的理性认知，适时地推动其情感共鸣，为思想转化奠定重要基础。在大学高年级即三、四年级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应紧密跟进，时刻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关心他们的思想动向，及时发现学生的思想困惑。在此基础上，以专题讲座、辅导谈心、学术讨论、形势与政策教育等各种形式来进一步增进其理性认知，激发其情感共鸣，促进其思想转化和心理调适，不断释疑解惑，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沉淀固化，从而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深度和稳定性。
第三，丰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途径，挖掘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潜移默化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研究表明，一般来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作为一种外在刺激因素，增加其呈现频次，会提升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程度。也就是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更多接触对增进认同具有提升作用。因此，要提升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程度，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多管齐下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使其贯穿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当然，教育方法的选择十分重要。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孩子们愈少感到落在他们身上的教育设想，教育效果就愈大，一旦他明白了你专门找他谈话是为了教育他――他的心灵，便会整个封闭起来。”[3]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要避免简单重复，重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润物细无声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
第四，注重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践环节，使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在实践中加以夯实。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对于大学生来说，主流意识形态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拉近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衔接，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理论，是增进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所在。在某种程度上，学生干部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程度高也说明了这一点。高校要高度重视学生社会实践，并将之做到实处，通过校内社团活动及各种文体活动来增加学生的实践体验，并通过参考观察、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使学生走出校门，初涉社会，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让大学生在各种社会实践中更好地体悟理论。在此过程中，学生往往会产生理论与实践反差的心理冲突，此时，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做好跟踪指导，及时进行思想疏导，使学生思想从“山穷水尽疑无路”转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断增进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M].张华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43.
关键词：审计准则；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在北京举行了会计审计准则体系会，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和48项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其中，新制定的审计准则22项，修订完善的审计准则26项。新的48项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全部自2007年1月1日起施，标志着我国审计准则体系的正式建立。审计准则的变迁，不仅是一个国际趋同的过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有着深层的原因。
一、制度经济学对审计制度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道德和伦理的，用来约束个人行为的规范。它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形成制度的供给。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或者说是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是一种约束机制，它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各个方面。按照这种界定，审计――约束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机制也是一种制度。既然这样，对审计性质的分析就可以纳入制度分析的框架。在审计市场中，一套既定的审计准则不仅使注册会计师能更加快速、有效地进行执业，还可对公司管理当局的内部控制等方面提供相关建议。审计准则在某种程度可视为注册会计师的抗辩依据，即审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注册会计师为自身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这一意义上看，审计准则可以降低注册会计师执业的费用和风险。因此，审计准则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审计准则在交易中可以发挥如下作用：
（一）降低审计交易中的信息费用。在审计交易中，有关审计委托人不仅要了解审计主体的声誉评价、业务能力的评价，还要了解他们遵守协议的意愿。获取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成本可称为信息费用。审计准则可以提供规范审计行为的基本标准，把不同方面的标准联系起来有助于评价各个审计主体的声誉，进而帮助委托人简化决策程序，根据其潜在伙伴以往的行为方式去推断自己未来最有可能的行为方式，从而产生对未来立场的合理预期。
（二）降低审计交易中的权利界定费用。由于有限理性和契约的不完全性，在达成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后仍然面临着权利的再度界定或进一步界定的问题。审计准则能够有效降低审计交易中的权利界定费用，虽然它并不能够消除这一费用。首先，审计准则确立权利界定的基本原则。其次，审计准则直接确定审计主体权利的行使范围。再次，审计准则为审计交易中的权利争议提供了解决程序。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具备有限理性特征的审计行为主体之间不可能签订一个能够预测契约期内所有可能事件的完全契约。审计准则确定了解决争议的程序，从而使各方在不终止合同的情况下寻求争议的合理解决。
（三）降低审计中的监督制裁费用。对于根据理性原则进行损益计算的审计主体而言，违反制度规则的净收益必须超过由于这一行动而产生的净成本。如果他们由于违反制度而受到制裁，那么他们就要把这种制裁带来的损失纳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中。由于对声誉的珍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审计主体即使是在自利要求与审计准则要求不相一致时，也会遵守审计准则，履行与之相关的审计协议，从而可大大降低用于监督制裁机会主义行为的费用。
二、审计准则制定和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深刻揭示了审计准则的变迁是由其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引发的，明确了只有当通过准则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准则创新才会发生，才导致准则的变迁。从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泉与条件来说，新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是经济主体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制度变迁总的潜在收益大于变迁成本并不一定会导致制度创新，只有当制度变迁为权力集团带来的潜在制度收益大于新制度的组织操作成本时，才是制度变迁产生的唯一途径。
制度变迁分为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它具有渐进性、自发性、自主性的特征，可用成本收益比较模型和供求模型去解释，创新者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或生产者只不过是对制度需求的一种自然反应和回应。对于审计准则的变迁来说，诱导性变迁是指审计准则的各需求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现存审计准则不满意或者对新审计准则产生需求而发生的变迁；或者是指供给主体从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出发，当出现新的获利机会时而发生的变迁。由于变迁中的原有制度在面临竞争、威胁其存在和发展时，必须对此有所反应，并能够回应，因而出现了另一种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变迁指现行审计准则的变更或替代不在于个人获利机会的发生，而是通过政府命令或法律强制实行。它可以避免诱导性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变迁成本。在制度制定和变迁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从环境上对审计制度施加着不同程度上的影响。
（一）审计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所构成，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意识形态本身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们能遵守一定的意识形态。如果对个人的最大化行为缺乏某种制约，产生了过高的遵从规则的成本，需要花费大量的投资去使人们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性，那么，制度安排将是无效率的。可见，制度的安排需要和意识形态相结合。审计准则是审计市场上各利益主体间博弈的产物。由于各主体对审计环境、审计质量和审计风险等在认识上存在差异，因而，将审计准则的制定与意识形态相结合就非常重要。在制定审计准则时，应考虑各利益方的意识形态。当某些团体认为审计准则有失公平时，必须要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以使他们相信准则是恰当的。在审计市场上，各利益主体不计较各自利益的差异而采取服从审计准则的行为，正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对审计准则的制定有着特殊的影响。
（二）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经济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反之，则会顺着错误的路径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锁定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选择新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如果审计准则变迁的路径选择正确，审计准则的制定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推进，并能极大地调动各利益方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审计准则的修订，促进审计准则的完善。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准则进一步完善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准则的制定不能给利益相关方带来收益增加，而只是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那么这种审计准则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审计市场秩序混乱。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就难以扭转。毋庸置疑，路径依赖对审计准则的制定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是影响审计准则制定的关键因素。
三、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审计准则制定的启示
我国审计制度的变迁过程是一个由制度非均衡到制度均衡再到制度非均衡的交替往复过程。目前我国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正处于原均衡的打破和新均衡的实现阶段，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从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审计职业发展较晚、审计师的职业判断和理论水平有限等实际情况看，当前执行由国家制定的普遍性较强、条款较为具体明确的审计准则是比较符合现实需要的。介于上文针对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发挥政府在准则制定中的主导作用和民间组织的辅助作用。利益分配的差异使得制度的产生成为可能，一套共同遵守的审计准则体系的制定并予以实施，可以使得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由于一部分利益关系人需求审计准则“潜在利益”的实现，利益诱导因素迫使制度出现变迁，从而要求审计准则被修订，而诱导性变迁无法实现各利益相关方达成统一共识。通过诱导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动态结合，才能实现审计准则的不断完善。在这整个过程中，政府由于其自身的权威地位和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地位而起着主导的作用，使得更符合现实的准则得以顺利产生及应用。在肯定政府在准则制定中的主导作用下，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辅助作用对有效审计准则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意义。紧密联系审计工作实际，不断完善审计准则。针对审计准则中存在的相对于审计实务过于超前和滞后的条款，依据实际执行情况，通过审计实践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
（二）重视意识形态在审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审计准则的制定，意识形态亦有着特殊的作用。在审计准则制定的过程中，统一各利益主体的意识形态有利于节约准则制定过程中的信息费用和减少准则的强制执行成本。为此，开展审计理论研究、统一人们的认识十分重要。注册会计师协会在正式准则之前，向公众征求意见稿，既是一定程度上从意识形态领域内展开对审计准则制定的理论宣传，又是使审计准则的供求双方在良好的氛围中进行理性博弈，从而达到制定有效审计准则的目标。
关键词：强制性制度变迁／委托—关系／一致同意原则／制度选择
一、道路的选择：意识与经验
医疗保障从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起就存在了，伴随着“福利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理论的兴起，它逐渐从疾病、医药保险扩展到保障健康的所有物质和服务；实践上，经济危机和战争创伤使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公共财政承担了医疗保险的大部分费用。1942年的贝弗里奇计划覆盖了英国全民生活各个方面，并为大多数西欧发达国家效仿，包括战后的日本。
与此同时，在两极世界的另一端，以“苏联”为首的经合组织也配合计划经济建立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国家负责劳动者全部的保障，保障水平非常高，但却缺乏活力，难以监控。苏联的社保体制直接影响了中国，从1932年苏区的《劳动法》已经得到体现，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覆盖了疾病、伤残、死亡、生育和养老各方面，覆盖了各国有、私营、公司合营企业94%的职工。(孙光德，董克用，2000)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理想国”的美好时光，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两个互相隔离的世界都面临了制度危机。西方直接表现为经济危机。当时欧共体各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0%，北欧达50%以上；当时经合组织国家外债占GDP比重则从79年的23%攀升到1992年的44%，瑞典高达80%，欧洲九国人均社保支出占GDP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
然而作为整体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以致改革反过来受到了制约。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林毅夫1989)从道德和伦理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是否公平，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但是，诺斯指出，在个人发展新的意识形态以适应变化了的经验之前，必须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西欧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到当时主导各国政治的社会的支持，“全民福利”不仅成为政治目标，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事实，1965年-1975年间，英、法和联邦德国不仅医疗保险开支达到GDP的10%，而且平均每年增长幅度达15%左右。经济危机、失业、人口老龄化，都使社会保障支出飞速增长。然而，深谙意识形态作用的执政党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对保障水平进行些微的修改。例如要求病人、退休人员和雇主负担部分保障金，延长领取疾病补助的等候期(丹麦，荷兰)。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后，进行了更多制度性的改革，例如取消双份的社会保障、加收疾病补助金的所得税，似乎更换了政党的政府更有改革的勇气。
苏联的社会保险制度选择建立在纯粹的意识形态基础上，以解放无产者为目标，按劳分配，故1917年11月诞生的“国家保险”覆盖全、内容齐、水平高，如退休金在原有水平的70%以上，(孙光德，董克用，2000)并以劳动贡献进行分配。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初期，社会保障制度并未考虑经济承受力，而是作为对革命支持者承诺的兑现，即更多基于政治理性而非经济理性。
可见80年代前，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政策，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经过一、二十年的运作，又强化了原制度的意识形态。在7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到来之际，各国政府和人民在承受财政赤字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反思，以形成一套能适应新全球化经济环境的制度解释。制度供给充足、或制度均衡的国家，如两党制的英国和政策设计合理的瑞典顺利实现了过渡。而制度供给不足的国家，如苏联和东欧，以全面崩溃的代价，为改革提供空间。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为社保改革提供配套的经济政策，在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改革彻底失败。
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国的经济实力是完善医疗体系的必要条件，对贫困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广泛有效的利用是最重要的，即公平性问题；而“意识形态刚性”又阻碍了一些国家，尤其是制度稳定的发达国家为改进效率而做出的努力。
中国医疗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医改”)的失败，在越过了最初的经济实力障碍之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增长了10倍)，也面临着意识形态刚性问题。改革初期中国农村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顺利变迁，使“市场”一词受到了近似神化的膜拜，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改革者来说，将局部有效的意识形态扩大到改革的困难领域，是短期成本最小的。问题在于，如果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改革初期的盲目还情有可原；那么当政府亲手培育的既得利益集团膨胀到影响社会安定(如药品市场腐败等)，当政府手中的再分配权减弱到不足以减少社会不平等程度，当权者的权威也将受到威胁。此时，为追求“权威最大化”，政治制度现代化、决策民主化是成本最小的选择。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规则的误用
根据制度变迁的形式分，有强制性和诱致性变迁。但由习惯取代规则的操作成本相对于政治家主导的“突破式”规则变化而言，操作成本低，所以规则的边际上总有习惯在起协调分工的作用，而且，制度的执行成本越高，边际越大。“正是制度在边际上的连续演变造成了制度中正式的也是可见的规则的变化”。(汪丁丁，1999)
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表面上看是政府在开放后面临国际压力下采取的主动式改革，包括医疗改革。但从一些官方资料看，在正规制度无法满足民间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时，首先起到补充作用的是民间自发的供给。由于医疗设施分布的不平衡，农村大多数基本医疗服务是由“赤脚医生”提供的。1980年9月，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把个体开业行医并纳人政府管理体系，报告说，“随着城乡经济放宽政策，兴旺发展，各地广开门路安排闲散人员就业，许多地方又陆续出现了个体开业行医人员”，“同时，各地反映和群众来访中要求个体开业的也日渐增多”。事实上，农业经济制度增加了农民收入，相应的也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但政府却“减少了对合作医疗体系的财政支持”。“赤脚医生”数量减少，间接享受医疗保障的农民下降了50%。(HsiaoWC，1984)许多“赤脚医生”要么继续接受教育，要么开设了私人营业，农民不得不承担几乎所有基本医疗保障费用。据四川省1979年底不完全统计，各种开业人员有六千九百多人，比1978年底增加了3100人。当时，政府出台措施“允许和保护”实际上已成为重要非政府医疗供给来源的“个体开业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80)，源自竞争性非正式制度的压力，也是对制度“边际演变”的认可和利用。但这一内生制度演变在80年代的整个制度改革浪潮中没有被吸收到正式制度构建过程中，相反，雄心勃勃的改革者把市场经济原则，包括竞争、优胜劣汰和货币交换法则，放任法制意识和环境非常不成熟的自由市场提供本应届于非市场的公共产品。
强制性制度变迁既由政府主导，其变迁模式和方向有赖于统治者对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与预计边际费用的衡量，他“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林毅夫，1989)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以使选民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降低统治系统的费用。另一方面，统治者偏好函数会随国民财富增加而变化，从国民财富最大化，转为威望最大化。
1978年后的中国首先重新建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借助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1979年出台的、被看作最早的医疗改革政策：《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了“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强制性变迁路径。此后20年，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在城镇中建立起统筹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在农村中试行合作医疗模式，启动了机构民营化改革。
因此，首先是规则层面的制度改革。即重新界定医疗保障中政府、个人、企业三方的责任。经历了10年探索，1988年《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标志着“医改”正式明确了市场化方向，规定了：
第一，关于激励的规则：
1)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管理权只限于合同内。
2)下放医疗机构合同职责外的业务收入分配权。
3)鼓励医疗机构差异定价。
4)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医疗服务企业减免税
第二，关于惩罚的规则
由卫生管理部门(为讨论问题方便，视为中央人)实施监督。但作为急于取得改革成效的一方，也是提供制度激励的一方，很难成为称职的监督者。更明确地说，在实行类似于“财政包干”的医疗服务放开后，中央人通过向医疗服务机构(下游人)索取固定剩余额，向其出让剩余索取权后，便没有意愿监督他。
认真抓好镇党委理论中心组理论学习，建立领导干部带头学，带头讲制度，强化镇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督查、旁听、考评等制度，围绕全党的大局和各项中心工作，从部署要求，制定计划，安排辅导，总结经验，检查考评五个环节入手，推动领导干部在学习宣传贯彻中当好表率。采取举办培训班、观看电教片等形式继续抓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选》、十七大精神的学习，把宣传思想贯彻不断引向深入，**年拟办各类培训班9期。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要跳出“就宣传抓宣传”的旧模式，学会用非意识形态手段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围绕镇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精心组织策划，结合省、市、区、镇经济、农村工作会议，将上一年的成果，新一年的任务宣传好，以深入贯彻《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为主线，继续深化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广泛开展“树立荣辱观、争当好公民”和“共铸诚信”、“送温暖、献爱心”等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路规范，以“三大创建”为龙头、积极开展和谐农村、和谐家庭等群众性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十七大主题宣传活动，大力营造和谐发展稳定氛围。
三、全面推进宣传文化阵地建设
重点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科学文化普及工程，卫生健康工程和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四项工程”，采取“互动联动”、“共建带创”等形式，使**年村俱乐部在全镇覆盖面达×××以上，充分发挥农村“三校”、“四校”的作用，对接农民需求，加强实用科技知识，实用劳动技能培训，拟于明年4月份开始广泛开展“创绿色家园”活动和深化“整治村镇卫生、优化人居环境”主题活动。
一、政治社会化价值取向的内涵
政治社会化就是在政治社会中，社会成员通过学习政治文化，形成自我政治价值，培养一定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具有一定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即是由“自然人”走向“政治人”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具有训练个人、维系既有的政治文化和维系政治体系稳定等方面的功能。在此进程中，它存在着主导力量的发挥的问题，而这种发挥就涉及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取向问题。所谓价值取向，是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和所选并实现的某种可能性。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就是政治社会化主体在培养其社会成员习得特定政治文化、形成社会所需要的个体社会政治价值观所持有的倾向性或实现的可能性，这种倾向性就是指而言就是意识形态倾向。由于政治社会化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在个体方面，主体让其社会成员接受教育和其他途径获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使之变为政治人。在政治体系层面，又要塑造其成员政治心理意识，对其成员进行政治教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向社会个体宣传和推介本体系的政治价值取向和应有的行为模式，力争使更多的个体对这一体系产生认同感，从内心中确证现存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主体力量而言，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就是以维护政治体系的存续为目的，实现社会成员对既定政治体系的政治认同。
二、影响政治社会化价值取向确立的因素分析
1、国家性质是判断政治社会化价值取向的首要前提
人类自身的各种社会政治关系说到底就是利益关系，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劳动生活的利益关系的产物，一切政治活动无不围绕着利益的争夺展开。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其他方面的利益纠葛，都需要制度性安排进行调节。国家是对利益关系进行调节的制度性安排，其有序地发挥调节机制的作用依靠社会政治活动进行，即在一定利益关系主导下，形成一定政治意识和政治倾向，通过相应的政治活动进行政治表达，实现利益诉求。所以，诉求利益必然会对国家产生影响。统治力量会在给予其社会成员通过相应途径进行利益表达的同时，为确保社会政治体系的稳定，统治力量也相应地对其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告诉他们的利益诉求必须在社会政治体系的可承受度以内，不能危及政治体系本身。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都会教化其民众认同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这种教化本身即是具有倾向性的、都是从维护有利于其统治进行的，是由国家属性决定的。
2、先贤学说是影响政治社会化价值取向的思想源泉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是发生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人的生活内在地存在着秩序和规则。人一旦结成政治社会。为维护政治社会的存续，统治主体首要考虑的价值不会是自由、正义等，而是秩序等。人们在讨论自由、正义等问题时，亦是基于秩序这个前提，即自由、正义总是在一定秩序框架内才会彰显其意义。纵观人类历史，对追求理想的秩序是古往今来的贤者所追求的目标。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霍布斯的《利维坦》，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联邦党人文集》中展现出来的分权制衡学说，反映了西方贤哲对理想秩序的追求；同样，古代中国的先贤也都存在这种愿望，老聃言“小国寡民”、孔子讲“有道之世”、孟子讲“仁政”、朱熹讲“王道”而康有为讲“大同”思想均表达了历代中国先贤对理想秩序的追求。先贤们的思想学说，毫无疑问地会被后世发掘其合理性，成为论证其行为的历史合法性依据。
3、政治文化内在决定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取向
从政治文化来看，政治文化会内在规定性决定了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倾向，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政治文化是在政治体系中的团体、个体等，在长期的社会历史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它包含了主体对所处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等政治现象，以及主体在政治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一种倾向和价值态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这种价值态度涵盖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政治认知是人们对一定政治体系的认识和理解。由于人在政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不一致的，因而人们对政治体系存在多样性的认识。但政治体系本身也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人们进行政治教育，将政治体系总体状况灌输到人们的观念意识中，以形成对个体所在的政治体系的总体认识。由此可见，作为政治现象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都是具有倾向性的，主体当然会将这种倾向性带到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影响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确保个体接受的政治教育是主体力量所需要。从历史发展看，它是在一定历史与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相互作用的结果。
4、意识形态是影响政治社会化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
随着建筑施工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职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来越强烈，同时受市场竞争的影响和外界经济的诱惑，职工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面对这一新情况、新问题，宣传思想工作作为建设和谐企业的重要手段和职工日常行为的导向，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一、对存在问题的再认识
建筑企业不同层面的思想十分活跃，意识形态领域不确定因素存在，职工从不同角度密切关注企业发展动向和涉及企业政策趋向的情况比以往增多。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问题需要重新认识：
1、意识形态领域有潜在不和谐因素。社会大背景下，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种种复杂情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噪音”、“杂音”时有出现，一些背离的思想意识潜藏。对建筑企业来讲，现阶段既是“发展黄金期”，又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期”，稳定显得极为重要。在不同层面，对企业能否走上科学发展这一轨道，在思想领域有不同的认识，没有完全达到统一，有的还在观望。
2、理论和实践脱节，释疑解惑能力有待提高。在大多数企业，普遍存在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的事实情况。在形式上，为了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不惜制定各种制度和措施；在内容上，各种安排满满当当，唯恐漏掉一块；但在最关键的实践上，更多停留在“理论时时讲，实践不见影”的层面，务虚太多，看不到实践效果。
3、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存在一些盲区。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在岗职工，从不参与企业组织的相关学习和各类活动，对企业发展置若罔闻；二是一线职工，特别是作业班组，一心只想“干好活，拿到钱”，对于传播怎么样的思想文化概不关心；三是离退休职工，这个群体最关心的是切身利益问题和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并不在意企业用什么方式来推动企业经济发展；四是劳务作业人员，一方面并不了解企业思想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自认为不会永久性地隶属于某一企业，走一步算一步。这些领域在企业具有特殊性，覆盖这四大盲区是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当务之急。
4、宣传力量有限，大宣传格局有待形成。当前，建筑企业工程项目点多面广，宣传力量分散，阵地和队伍缺乏有机的统一和统筹发展；宣传力度不够，通常情况下，各单位各部门各自为政，宣传工作“孤立化”、“随意化”等现象突出，未能形成大宣传、大教育、大服务的格局；宣传合力不强，宣传思想阵线多为单一的党群组织，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和稳定的经费来源，这些因素制约着宣传思想工作向其他领域的渗透。
二、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
在建筑企业出现转型的新形势、新阶段，宣传思想工作任重道远。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局面，必须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思想，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充分发挥建筑企业宣传思想工作的喉舌作用，加强宣传舆论阵地的管理，不为错误的思想观念提供传播渠道，确保先进的思想文化牢牢占据主流地位，紧密联系实际，努力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1、宣传思想工作要形成合力。以领导班子中心组学习为载体，进一步用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干部群众，让主流意识形态占据职工的思想，不断夯实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大力开展形势任务教育，紧紧围绕建筑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辅导和解疑释惑工作，大力营造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惜团结、倍加维护稳定的良好氛围。
2、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只有从服务职工、服务群众出发，把职工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宣传思想工作才能真正达到教化、引导、激励的目的。宣传干部应随时掌握舆情民意，知道职工群众当前在想什么、怨什么、盼什么，有什么苗头性的思想和倾向需要引起注意，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当前的主流民意是什么，职工群众对企业发展有哪些希望和建议。突出职工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平等的态度、民主的作风，带着情感去做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努力做到入情入理，潜移默化。
3、宣传思想工作要确保实效。企业党委宣传部是代表党负责宣传思想工作的职能部门，应牵头协调各方，并在实践中形成整体合力，达到最佳宣传效果。通过探索机制，进一步建章立制，建立分类实施和分层培训机制，大力开展宣传队伍培训工作，着力抓好基层宣传员的普及性培训。积极探索有效的宣传干部队伍运行、管理机制，建立规章制度，制定奖励、考核措施，调动宣传干部队伍的积极性，确保宣传思想工作深入、持久、健康、有效开展。
4、宣传思想工作要顺应时展和形势变化。宣传思想工作的生命力来源于紧跟时代步伐，只有紧密结合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宣传思想工作的改革创新，才能从与时俱进的角度来认识宣传思想工作，用持续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宣传思想工作，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只有紧紧围绕企业确定的奋斗目标，结合企业工作实际，才能跟上时代的要求，与时代同频共振；只有深刻认识“三贴近”对于提高宣传思想工作创新能力的极端重要性，才能准确把握职工思想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做到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亲可信；只有充分运用报刊、网络、电视等新闻媒体，积极发挥科技成果的作用，才能推动各种思想文化传播方式的互相融合；只有树立科学的管理思想，积极探索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运用科学管理方式，才能实现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三、建立宣传思想工作的长效机制
在建筑企业大发展的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对重大思想认识和现实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迫切需要理论和政策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迫切需要正确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向。
一是必须坚持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政治原则和工作制度，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作为企业宣传部门来说，把握政治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首要的一条就是牢牢把握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应高度重视企业宣传人才的培养、教育和管理，把思想政治坚定、理论修养好、组织领导能力强、熟悉意识形态工作的优秀干部及时充实到宣传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