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0-23 20:08:1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博物馆汇报材料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委托人李大中，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刘晓陈，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民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法定代表人黄书元，社长。
委托人杨松岩，男，汉族，1960年3月12日出生，人民出版社副编审，住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胡同14号。
委托人周万玲，北京市新起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9号。
法定代表人郭得河，馆长。
委托人王天晞，男，汉族，1946年1月出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
委托人马沈，男，汉族，1954年7月出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原告孟昭瑞与被告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事博物馆）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3年12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3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孟昭瑞及其委托人李大中、刘晓陈，人民出版社的委托人杨松岩、周万玲，军事博物馆的委托人王天晞、马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孟昭瑞诉称：2003年8月，原告发现被告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10月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一书中未经许可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9幅摄影作品，且未给原告署名并支付报酬。被告人民出版社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获得报酬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故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人民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抗美援朝战争》一书；判令人民出版社在《新闻出版报》、《中国摄影报》上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判令人民出版社向原告支付作品使用费及律师费共22 5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人民出版社答辩称：涉案9幅摄影作品为职务作品，著作权应归属解放军画报社；《抗美援朝战争》一书是由军事博物馆署名并承担责任的作品，我社出版该书有军事博物馆的合法授权，并与军事博物馆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我社已经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我社出版涉案图书没有赢利。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军事博物馆答辩称：涉案9幅摄影作品为职务作品，著作权应归属解放军画报社；涉案9幅照片系我单位从解放军画报社取得，而非从原告处取得；我单位出版涉案图书没有赢利，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孟昭瑞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 涉案9幅摄影作品的底片，证明原告享有这些作品的著作权；
2. 解放军画报社资料供应组出具的证明，证明涉案9幅作品为非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归属原告；
3. 《抗美援朝战争》一书的部分复印件，证明被告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图书中未经原告许可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9幅照片；
4. 购书发票，证明被告人民出版社销售了涉案侵权图书；
5.《委托协议》一份，证明原告因本案诉讼支出了律师费用。
被告人民出版社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解放军画报社资料供应组没有出证资格，故证据2没有证明效力；证据3中涉案的照片并未署名，不能证明原告享有该些照片的著作权。
被告军事博物馆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系涉案9幅照片的拍摄者，且军事博物馆在涉案图书中使用的图片并非来源于原告，而是从解放军画报社翻拍取得的；证据2中的内容系加盖印章后打印的，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该证明的落款名称和印章内容不符，且解放军画报社资料供应组没有出证资格，故证据2没有证明效力。
被告人民出版社未对证据5发表质证意见；被告军事博物馆未对证据3-5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人民出版社为证明其反驳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6. 《图书出版合同》及《关于执行图书出版合同的补充协议》公证书复印件，证明军事博物馆保证对涉案图书的全部内容享有著作权，该社已经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同时证明该社出版涉案图书没有赢利；
7. 国家版权局《关于颁发〈图书出版合同〉（标准样式）修订本的通知》及图书出版合同（标准样式），证明该社与军事博物馆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系依标准样式制定的。
原告孟昭瑞对被告人民出版社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据6中的补充协议并不符合证据7 中所反映的合同样式，该证据不能证明人民出版社在出版涉案图书时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被告军事博物馆对被告人民出版社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不持异议。
被告军事博物馆为证明其反驳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8. 《抗美援朝战争》一书，证明该图书是用以纪念活动和学术交流的；
9. 徐士贤的证人证言，证明涉案图书所使用照片的来源情况；
10. 军事博物馆馆藏的涉案9幅照片的存档照片和底片，证明涉案图书中使用的涉案9幅照片系军事博物馆的馆藏照片；
11. 夏鑫等11人出具的证明，证明参与涉案图书出版的工作人员均未获取稿费，其中夏鑫作为证人出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
12. 人民出版社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证明人民出版社取得了涉案图书的100本样书；
13. 同证据2，证明解放军画报社资料供应组出具的证明没有证明效力。
原告孟昭瑞对被告军事博物馆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8-10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据8不能证明其出版涉案图书没有赢利；证据9证明军事博物馆馆藏的照片系从解放军画报社翻拍而来；证据10中的底片并非原始底片；证据11与本案无关，且证人夏鑫与军事博物馆有利害关系，其作为设计人员，不能证明人民出版社是否向军事博物馆支付稿酬的情况；证据12属于当事人陈述，不属证据材料；证据13的证明事项不成立。
被告人民出版社对被告军事博物馆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未发表质证意见。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述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鉴于二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予以确认；鉴于人民出版社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军事博物馆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照片不是职务作品；本院对证据3-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鉴于原告对证据6-10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7不能证明人民出版社已经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及其出版涉案图书没有赢利的主张；证据11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证据12作为当事人陈述予以确认；对证据13的认证与对证据2的认证相同。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孟昭瑞退休前系解放军画报社记者，在抗美援朝期间，其作为随军记者拍摄了包括涉案9幅摄影作品在内的一些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照片。解放军画报社留存了上述照片。
2000年6月26日，人民出版社和军事博物馆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双方约定：军事博物馆授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基本陈列画册》（9本）的纸介质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的专有出版权，为期5年；上述作品系军事博物馆本人创作（或翻译、编著、编辑）的原稿，保证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及违反国家宪法、法律或足以导致其他法律纠纷的情况，如发生此类情况，责任完全由军事博物馆承担；人民出版社一次性支付军事博物馆稿酬20万元；上述作品出版后，人民出版社不赠予军事博物馆样书。
2000年6月27日，人民出版社和军事博物馆签订了《关于执行图书出版合同的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军事博物馆承担全部出版费用；军事博物馆资助人民出版社10万元，于第一册交稿时付清；人民出版社在作品出版后，按事先约定，返还军事博物馆稿酬20万元；作品出版后，人民出版社留样书100套。
2000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书，该书封面标注：中国军事博物馆展览系列画册；中国军事博物馆编。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事博物馆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中国军事博物馆展览系列画册）。该图书版权页标注：中国军事博物馆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10月第1版；200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1-3000册；ISBN 7-01-003252-1/K·646；定价160.00元。该书中使用了孟昭瑞拍摄的9幅摄影作品，分别为：赴朝参战的马车队（第29页）、上甘岭战地一角（第154页）、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指挥所（第155页）、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在听取英8连指导员王士根汇报在坑道内坚持斗争的情况（第162页）、火箭炮群正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第166页）、志愿军战俘营里的战俘穿上了新棉衣（第230页）、来凤庄旧址（第260页）、朝中谈判代表团成员（第261页）、“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成员（第261页）。上述作品均未标明作者姓名。
《抗美援朝战争》一书系《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基本陈列画册》（9本）中的第一册，该书中所使用的涉案9幅图片系军事博物馆馆藏照片，军事博物馆认可其提供的涉案9幅馆藏照片系自解放军画报社翻拍而。
人民出版社主张其收取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基本陈列画册》（9本）的出版资金10万元，其出版涉案图书系接受政治任务，该社出版该书没有赢利；军事博物馆主张其未向参与该书出版的编辑人员支付报酬。
人民出版社主张其出版涉案图书共3000册，其中人民出版社留样书100册，销售了49册，退货1册；交付军事博物馆2900册。军事博物馆称其提取了2900册涉案图书，一部分用于赠送，还有部分库存，没有销售行为。
2003年8月18日，孟昭瑞在北京中国军事书店购得《抗美援朝战争》图书一册，支付价款144元。
孟昭瑞主张其因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4500元。
上述事实有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如无法律规定及约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孟昭瑞系作为随军记者完成了涉案9幅摄影作品的拍摄，上述摄影作品应属职务作品，但孟昭瑞作为该作品的拍摄者，其依法享有该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民出版社、军事博物馆主张涉案9幅摄影作品为职务作品，著作权应归属解放军画报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人民出版社未经许可，在其出版、发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一书中使用了孟昭瑞享有著作权的9幅摄影作品，未给孟昭瑞署名，且未向孟昭瑞支付稿酬。孟昭瑞退休前为解放军画报社记者，涉案9幅摄影作品虽为职务作品，但涉案使用方式并非属于法律规定的单位有权使用的范围。因此，人民出版社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孟昭瑞对涉案9幅摄影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获得报酬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人民出版社主张《抗美援朝战争》一书是由军事博物馆署名并承担责任的作品，其已经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其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人民出版社还提出其出版涉案图书没有赢利，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指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著作权人有权保护其作品的完整性，保护其作品不被他人丑化，不被他人作违背其思想的删除、增添或者其他损害性的变动。本案中，军事博物馆认可其提供给人民出版社的涉案9幅照片系自解放军画报社翻拍而来，但人民出版社使用上述翻拍的摄影作品的行为并非是对作品主要内容进行改动，亦未产生歪曲、篡改涉案作品的客观后果，未破坏涉案作品的完整性，因此，本案原告提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一书中使用的涉案9幅图片系翻拍原版照片所得，该翻拍的照片没有显示原版照片的全貌，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涉案9幅图片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孟昭瑞请求法院判令人民出版社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的诉讼主张，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方式，本院将综合考虑被告侵权的方式、范围和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确定。关于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问题，原告所提赔偿请求数额过高，本院不予全额支持。本院将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参考相关作品使用的付酬标准，综合考虑被告侵权的方式、范围和主观过错程度及原告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数额。
鉴于本案原告未对军事博物馆的涉案行为提出具体主张，本院对军事博物馆的涉案行为不作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人民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在其出版、发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一书中使用涉案九幅摄影作品；
二、人民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就涉案侵权行为在《中国摄影报》上刊登向孟昭瑞赔礼道歉的声明（内容须经本院核准，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本判决内容，所需费用由人民出版社负担）；
三、人民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孟昭瑞经济损失五千四百元，赔偿孟昭瑞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一千元；
四、驳回孟昭瑞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10元，由人民出版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邵明艳
审判员
何 暄
审判员
张晓津
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此次四川汶川地震在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同时，也对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截至6月5日，国家文物局共收到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山西、湖北7省（市）文物行政部门关于文物受损情况的统计报告，共有16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2处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5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不同程度损害，共有2766件馆藏文物受损，其中珍贵文物292件。文物系统干部职工1人死亡，多人受伤。
四川省文物受损情况最为严重，共有8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都江堰），17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0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不同程度损害。馆藏文物1839件受损，其中，珍贵文物189件。另外，还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2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处。作为重灾区的成都、绵阳、阿坝、德阳4个地区文物建筑、博物馆垮塌、文物损毁非常严重，文物损失惨重。“最为严重的是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二王庙建筑群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岩寺，文物建筑大面积坍塌，未倒塌的也全部成为危房；北川县文管所保管的馆藏文物全部被毁。”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称，“随着调查的进一步展开，估计实际损失还会更大。”
甘肃省和陕西省文物受损情况也较为严重，两省文物受损单位分别涉及8个市（州）和7个市35县（区），甘肃省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受到不同程度损害。16座博物馆馆舍遭破坏，其中陇南市武都区博物馆馆舍和馆藏文物受损比较严重。607件馆藏文物受损，其中珍贵文物61件。陕西省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受到不同程度损害。308件馆藏文物受损，其中珍贵文物41件。值得庆幸的是，全省未发生一起不可移动文物和保护设施完全坍塌现象（截至6月5日），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只有个别立俑倾斜了0.5度，粘合处有轻微裂纹。
重庆市文物受损情况相对较轻，文物受损单位涉及26个区县和4个市直属文博单位，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包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足石刻），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1处受到不同程度损害。还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处，市级历史文化名镇1处。文物保护单位受损主要是墙体倾斜、裂缝，屋顶瓦片脱落等。馆藏文物受损12件，其中珍贵文物1件。
另外，云南、山西、湖北三省共有2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只发现少许裂缝，作为世界最高木建筑的山西省应县木塔完好无损。
公众普遍关心的名胜古迹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都江堰鱼嘴出现裂缝，供奉李冰父子的二王庙片区山体滑坡，秦堰楼下沉，戏楼、厢房、52级梯步、照壁、三官殿、观澜亭等建筑和围墙全部垮塌；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第5窟中龛右壁菩萨的左臂肘部局部破损及裂开，右龛主佛右手扭曲移位，第133窟9号龛主佛右手腕部也出现了移位；西安大雁塔外观虽无明显变化，但塔室内四面及券洞顶部2至7层有粉层裂缝，4至7层塔室有部分粉层成块状脱落，目前暂停游人登塔。
■文物系统全力抗震救灾
地震发生后，全国文物系统抗震救灾工作迅速启动。国家文物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部署和开展文物系统抗震救灾工作。5月12日地震发生当天，国家文物局迅速与地震所波及地区的文物行政部门联系，了解文物系统受灾情况，慰问受灾文博单位职工，并连夜印发了《国家文物局关于做好震后文物保护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有关地区文物部门加强对抗震救灾工作的组织领导，采取紧急措施，加强馆藏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安全，及时做好灾情的上报工作。5月13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又紧急召开了局长办公会，进一步研究部署地震灾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从5月13日起，在国家文物局政府网上每天一次或数次及时震情通报，公布文物受损情况。
震区各省市文物行政部门也均于第一时间紧急召开现场会，部署救灾工作。四川省文物局深入了解文物灾情和人员伤亡情况，并及时报告国家文物局；重庆市文物局建立了灾情信息报送制度；陕西省文物局抽调文物保护、建筑规划、结构力学等方面专家学者组成文物防震救灾专家组，分3个小组奔赴灾情相对严重的西安、渭南、宝鸡、汉中等市调查灾情，现场评估灾害损失情况，提交了检查报告和应急措施；甘肃省文物局在5月13日即派人赴灾区勘察，目前已完成受灾严重的陇南市的所属9个县区及天水、武威等市的受灾勘察工作。
灾情发生后，各文博单位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疏散参观人群，紧急关闭开放馆舍，实施了24小时双值班制度，确保了人员和文物的安全。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在10分钟之内就紧急疏散了4000名观众。
文物保护不同于其他工作，地震发生后，尽管余震不断，危险重重，为防止次生灾害和盗窃行为的发生，都江堰市文物局全体干部职工顾不上自身安危和家人情况，仍然全天候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及时抢救转移馆藏字画和瓷器等文物：迅速将文物从六层文物库房转移到一层，并将文物用海绵、软纸进行包裹，对藏品柜进行了支护加固。5月14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赶赴成都和都江堰调查文物受损情况，看到此情此景深为感动，迅速向局里汇报，国家文物局紧急购置100顶军用帐篷支援灾区文博单位。
在妥善安置文物和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文物系统干部职工积极投入到当地的自救工作中，大多数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都开放了所管理的空地和广场，为当地群众提供紧急避难场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5月19日一天就接待了约20000名受灾群众。
“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受到不同程度损失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武侯祠博物馆、杜甫草堂博物馆、永陵博物馆克服困难，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免费对外开放，4家博物馆共计接待游客11888人次。
5月19日至24日，单霁翔率工作组赴四川、重庆、陕西、甘肃等地震灾区第一线，看望慰问灾区文物系统干部职工，实地调查灾区文物及文物系统受损情况，连续召开4次现场会议，研究部署地震下一阶段文物系统抢险抗震救灾工作以及地震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5月25日至6月1日，国家文物局张柏、童明康两位副局长分别率专家组赴四川，对文物损毁情况进行详查评估、提出下一步抢险和保护方案。
■率先修缮都江堰
地震后，国家文物局即组织了全国各省、有条件的市、县文物部门，以及专业队伍，对口支援灾区震后文物保护工作。专家组拟定了灾后不可移动文物修复原则，按照轻重缓急将文物救灾工程分为抢险加固工程、修复工程和重点修缮工程三大类。对面临坍塌、损毁危险，存在严重隐患的文物建筑实施抢救加固工程；对已经完全坍塌、损毁的文物建筑视情况实施重建工程；对局受部损但暂不影响整体结构安全的文物建筑实施重点修缮工程。
都江堰不仅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围绕其开发的旅游产业也是都江堰市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经研究，国家文物局决定率先对其进行修缮。
专家对都江堰世界自然文化遗址进行现场考察后认为，景区文物的灾后现状是：整体尚存、局部垮塌。都江堰3个主体工程中，鱼嘴在余震中受损，出现裂缝，但不影响其功能，飞沙堰、宝瓶口无碍。“十分庆幸的是都江堰工程主体没有受到大的伤害，飞沙堰、宝瓶口、鱼嘴等重要部分经详查，都未出现险情，其中鱼嘴上的裂缝也是20世纪80年代水泥封护部分的裂缝。2000多年前，李冰父子倾注了毕生精力兴建的造福成都百姓的水利工程经受住了考验。”单霁翔说。但是国内最大一处纪念李冰父子的祀庙――二王庙，在此次地震中受损严重，二王庙总建筑面积12000多平方米（其中6000多平方米列入文物建筑），严重损毁面积4000多平方米，部分损毁面积7000多平方米，整个二王庙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伏龙观所有古建筑屋脊、屋瓦全部损坏。单霁翔介绍，震后第一个修缮项目将从二王庙和伏龙观中二选一。目前，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清华大学城市设计规划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等机构的古建筑保护专家共计20余人组成的工作组已在二王庙展开勘测与设计工作。
“原样修复”将是本次修缮工作的原则，“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照原样修复，尽量使用原有材料，能使用的一砖一瓦都要用到。至于损坏严重的，将启用现代科技材料结合民间工匠进行修复工作。”
在过去两年里，四川省和都江堰市的文物保护部门已对二王庙做了很多保护性的测绘，每个古建筑的具置，包括长、宽、高等数据，都有完整的图纸记载，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抢收现场的建筑材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吕舟强调，修缮工作在尽量使用原材料的前提下，还要融入一些现代建筑的观念，以降低今后再次发生地震时的损失。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支持。
据了解，四川省文物局已于6月5日前报送《四川省“5・12”汶川大地震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规划大纲》至国家文物局，后者6月5日上午组织召开规划大纲评审会，并于6月6日将规划大纲及评审意见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据估算，修复由地震造成四川等7省（市）的受损文物，约需资金60亿元。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经上报财政部，希望能够突破常规，设立专项资金。
■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次地震的重灾区――北川，自古是羌族聚居区，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有着1400多年的悠久历史，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羌族文化遗产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震使羌族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北川永平堡石砌古城墙多处垮塌，城门开裂、变形。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勒石村聚居遗址、克枯栈道、青坡门河坝遗址、石棺葬、无影塔等无不遭到毁灭性破坏。大地震中，众多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也在地震中遇难。由于羌族文化主要靠口口相传，熟知羌族技艺的传人遇难意味着很多重要的文化因子从此“断了香火”，所以羌族文化面临着灭绝的威胁。
加快藏、羌民族聚居地碉楼与古村落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进程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家文物局相关人士表示，在充分考虑公平原则的前提下，这些建议会纳入视野。与此同时，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批准了北川羌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送的《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抢救和保护此次地震灾难中的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法制保障。《条例》要求有关部门将“对即将消失的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时组织抢救。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先进技术按专业标准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记录，并完整归档，妥善保存和管理”。中国民族博物馆也将启动羌族民族文化抢救与保护项目。
■建立地震遗址博物馆
地震发生后，陆续有社会各界人士提出了建立地震博物馆的倡议，这一提议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初步认可。总理5月22日重返北川考察时，也提到将北川老县城作为地震遗址予以保留，修建地震博物馆。
5月28日国家文物局曾会同四川省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就建立地震遗址博物馆召开了第一次专题座谈会。6月2日，四川省文物局召开汶川大地震遗址博物（纪念）馆、纪念地前期准备及地震文物征集会，并派出包括省文物局、地震局的专家组成考察组赴都江堰、绵竹、什邡、绵阳、青川等地进行地震遗址、博物馆选址考察。6月5日，国家文物局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进一步征求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并计划将具体意见和建议尽快纳入四川省灾后重建总体规划。
国家文物局方面表示，地震遗址博物馆不是旅游场所，它是保持历史记录的文物，也是供人们凭吊、寄托哀思的一处纪念地，博物馆除保护好北川县城地震灾害遗址外，还可能包括汶川、都江堰等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震后场所，以构建一个科学、完整的地震遗址系列。单霁翔说，无论在地震学、地质学、建筑学还是科学抗震救灾方面，地震博物馆都有重要的价值，此外“遗址记录了一场特大自然灾难，许多无辜的生命被压在了废墟下，它应该是一个饱含情感、纪念生命的地方；同时，它也记录了一场浩大、感人的全民战斗，展现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因此，地震遗址应体现纪念性和教育性”。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撰文倡议，应将“以生命的名义珍爱生命，以不屈的精神重建家园”当成地震遗址博物馆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之下，可演绎成“地动山摇，遗址为证”、“紧急应对，奋起救援”、“珍爱生命，不屈不挠”、“大爱无限，江河动容”、“畅通信息，重视科技”、“科普为先、科研为重”、“挺起脊梁，重建家园”、“人与自然，永恒话题”等副主题，建立相应的展区和展馆，努力凸显定格和警示、真实和完整、见证和启迪、纪念和缅怀、保护和探索、科普和科研等主要功能。
对于中国文物界来说，保护和建立地震遗址博物馆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会同地质、地震、建筑、规划、社科、民俗等各方面学者进行科学、严密地研究。
■加快“中心库房”建设
地市级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基本不达标，这是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走访灾区后的结论。“这么多年，许多县的文管所就两三人，但保管的文物级别很高。我在一个地方看到，出土文物放在14平方米的库房里，一排保险柜，里面有9件国家一级文物，几十件二级文物，但这个库房就像一个菜窖，盖上板，人睡在上面，说人在文物在。我说，如果把你绑走了呢？”单霁翔介绍说，绵阳市博物馆的中心库房在此次地震文物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其所藏5000多件文物仅1件受损。国家文物局将继续推进中心库房的建设，并抓紧中心库房的改造达标工作。
早在“八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就开始在全国文物部门推广建立中心库房工作。中心库房又被称作“文物银行”，其建立旨在配备和整合一个地区的文物资源，并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绵阳市中心库房是国家文物局支持重点建设的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中心库房之一。库房集纳了所属7个县市，包括北川、汶川等重灾区的数千件珍贵文物，签订了代管协议，采取分类建档、规范匣装方式予以保存，安全性很高，同时不影响文物的展示。“我一进中心库房，心情立刻就好了许多。只有一只大瓷瓶由于体积太大无法放入专柜，在地震时被震碎了，但是可以修复。这真是奇迹，否则地震就把这里的珍贵文物一网打尽了。这是悲情中唯一的一次安慰。”单霁翔很为绵阳市文物得以幸存而感动。
“十一五”期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文物局设立“国家‘十一五’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对国有博物馆文物库房的新建和改扩建、馆藏文物的保管及安全设施建设等工作进行专项投入，其中也包括支持区域性文物中心库房建设项目。计划增设100所中心库房，已确定在内蒙古、黑龙江等省区的地市级城市建设17个中心库房。
■文物保护如何走出“猝不及防”阴影
地震发生后，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专家组奔赴四川、重庆、甘肃、陕西等地，对受损文物进行深入地实地勘查和评估定损，并组织抢救和抢修。
“专家组的工作重点是摸清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博物馆人员、建筑、文物的具体状况。”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
有关文物专家说，地震中文物受损如此严重，原因之一就是大地震波及的省份基本都属于我国文化遗产的密集地区。以四川为例，受灾地区不仅有都江堰、青城山、大足石刻等世界文化遗产，还有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卧龙、九寨沟、黄龙等自然保护区，这些地方汇集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物资源。毁损遍及文物古迹遗址、馆藏文物等多个受保护的文物种类，毁损范围涵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宋新潮说，近年，很多县都拥有了自己的博物馆，社会上已经形成范围较广、规模庞大的博物馆群，这也是此次损失较大的原因之一。
“文物部门保护意识的缺乏是此次文物损坏严重的又一个原因。”宋新潮说，有些文物收藏单位的设施不完备，特别是县级文管所，由于文物没有装入囊匣保管，在地震时出现落地现象。同时，对文物建筑和文物保管、陈列、展示工作的防震措施，也缺乏具体要求。
“一些文物长年得不到修缮，遇到特别重大的自然灾难就会‘一病不起’甚至‘一命呜呼’。”重庆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吴涛说。
5月26日，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带队的抗震救灾文物保护专家组抵达二王庙景区，这表明四川灾后文物复原修缮工作正式启动。
关于文物具体的修缮和重建的开始时间，童明康说，必须等到余震过去，呈现平稳状态时才能开展。自然文化遗址属于国家级别的，还需要协同世界自然文化遗址相关组织、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一起制定具体的修缮方案，并待文化部批准后方可开展实施。
目前，国家文物局正在组织未受灾的实力雄厚的文博单位，着手开展古建修缮和文物修补的准备工作，制定抢救维修的具体方案。6月中旬，将召开全国文物系统支援灾区动员大会，签署协定，进行对口支援。
一些文物保护专家说，文物不同于其他，“重建”二字背后更多的是如何尊重原貌进行修缮和保护的问题。而古迹遗址和馆藏文物又需要区别对待，重建文物的过程中稍有不慎，文物将失去原有的历史模样和意义。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认为，灾后文物的修复工作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和倒塌的民房不同，遗址修复不能操之过急，如何恢复原有遗址的建筑风貌，需要经过国内权威专家的论证，确定方案以后才能实施。除此之外，保护性修复还需要翔实的档案资料。如果古建筑完全倒塌，就根本没法修复了。
依照我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关于保护原则的规定中有一条就是必须原址保护。据罗哲文介绍，文物学家一般把这个原则称为“修旧如旧”。在这次地震中遭受严重创伤的不可移动文物也要依据这个原则进行。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说，如果有些地点经过专家的论证，确实不具备在原址上修缮的条件时，才可以考虑异地保护。《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也规定了这样的条款：只有在发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因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的需要，使迁移保护成为唯一有效的手段时，才可以原状迁移，异地保护。
根据《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的规定，文物保护工程分为保养维护工程、抢险加固工程、修缮工程、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迁移工程等。罗哲文介绍，在这次重大自然灾害面前，恐怕这些工程类型都有可能用到。他说，文物修缮和保护本来就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就能结束。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可能需要分阶段根据文物的需要进行各类工程。
关于毁损文物修缮的具体承担方是谁的问题，国家文物局有关工作人员说，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文物保护单位需要修缮、迁移、重建工程时，涉及建筑活动的单位，应当同时取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给的相应等级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另一种是不涉及建筑活动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迁移、重建，只要取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给的相应等级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的单位都有资格承担。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我们为毁损文物惋惜的同时，也对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思考。
重庆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吴涛认为，加强平时对文物的监管、明确分级负责制等都是重要的文物保护对策，同时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和办法来应对突发事件。
“我觉得，地震多发国家日本对文物的地震防范措施值得我们学习。”徐苹芳说，日本的文物大多都是用底座固定在柜子上的，即使柜子倒下来，文物也没事。而且，日本的博物馆抗震级别也非常高，通常会成为地震发生时人们的躲避之所。
在涉及文物保护的各种法律、规章、办法中，只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有一条涉及预防灾害对文物毁损的原则性规定：预防灾害侵袭。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要充分估计各类灾害对文物古迹和游人可能造成的危害，制订应付突发灾害的周密抢救方案。没有一个实施细则，这样的原则性规定很容易就淹没在众多法律条款之中，从而在现实中失去或者降低了操作性。
政策引导
通过政策的调整。来推动档案馆服务于多元文化的保存与延续。
作为一个文化机构，档案馆必须服从并服务于联邦和地方的文化政策。加拿大最根本的文化政策就是多元文化政策，各文化机构都要在此政策框架下开展工作。在多元文化政策的指导下，国家档案馆、省档案馆以及各市档案馆乃至社区档案馆都把承载各民族历史、传播和展示各民族的文化当作一项基本职责，确立和坚持了“total archives”(完成档案)战略，不仅接收各个政府部门的档案材料，还广泛收集代表性的企业、民间组织和本地知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特别是反映各民族丰富多元文化的材料，以充实馆藏内容。同时，也举办了众多的文化展览或文化活动，向社会宣传加拿大各族裔的文化，为多元文化政策呐喊助威。如BC省博物馆长期的展览之一就是本地第一国民的历史文化展，永久性地展示第一国民对加拿大的开发作出的贡献，展示他们丰富的文化内涵；安大略省档案馆适时开展了黑人历史展，展示黑人对北美开发的贡献，传播黑人的历史和文化。在多元文化政策的引导下，档案馆逐渐与社会文化的繁荣、文化产业的发展融为一体。
法律规范
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文化由联邦、省、市政府分别管理。一般情况，联邦政府负责全国性的文化事务，主要是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对全行业进行指导和管理。省、市政府也依据所辖范围，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进行指导和管理。加拿大健全和完善的文化法规为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管理文化产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
1987年颁布的《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法》(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Act)规定：(国家档案馆应)保存加拿大政府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为人权的保护和增强民族自豪感作出积极贡献。具体的目标和任务是：保存具有国家意义的私人和公共文件，并促进利用；永久保存政府机构和部长公务文件；督促政府机构和部长公务文件管理；促进档案系统交流活动。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档案馆的文化职责，但提出的收藏各种文件材料，维护社会记忆，增强民族自豪感等职责要求，已经将档案馆明确无疑地推到了文化领域。
2004年4月22日通过的《加拿大图书档案馆法》(Library and Archives of Canada Act)则根据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明确和凸现了档案馆的文化职责，完全把档案馆定性为文化产业机构：
*为当代和后人保存加拿大文献遗产；
*做知识的源泉，为加拿大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加强系统内的合作，促进知识的收藏、保存和传播：
*延续加拿大政府及其机构的记忆。
相比于先前的档案馆法，政府对档案馆的文化职责规定得更为明确了，四条职责都是基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提出的。第一条和第四条是针对文化的延续，规定了档案馆积累保存文化资源职责：第二条和第三条是针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规定了档案馆知识服务文化服务职责。可见，新的法律既规定了档案馆文化资源积累和收藏职责，又突出了档案馆要作为知识的源泉，提供知识服务的职责。在一个法制化的国家，法律规定不仅仅是旗帜、方向，而是一些必须完成的职责和任务，如果完不成，达不到，不作为，就被追究法律责任，受到处罚。因此，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推动了加拿大图书档案馆向文化产业的转向。
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加拿大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的推动。
制度包括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经营制度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经过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以分权为特征的加拿大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已经形成。从上到下，有四级：第一级：联邦内阁和议会，负责法令、政策的审批和颁布。第二级：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联邦政府机构，包括遗产部、外交部；另一方面是各省政府，内设文化部，其职能是负责文化管理，政策、法规的制定。第三级：由遗产部协调的一系列分管各文化领域的联邦文化机构。负责实施文化管理的法令、法规并监督执行。第四级：各类文化艺术事业的基本经营单位。各省政府对联邦政府相对独立。对文化事务的管理拥有自：主管文化遗产和艺术的遗产部对各省文化部，既无业务领导关系，也无行政领导关系，只在其内部设“联邦和省政府关系局”。负责与各省就文化事务进行联络、协调和沟通；各联邦政府文化机构，名义上归遗产部协调，实际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加拿大图书档案馆归加拿大遗产部管理。但有很大的自，主管联邦政府的档案事务。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其高层文化艺术管理部门均实行政策管理，而未规定行政管理的要求。这种层层分权、依靠政策调节的管理方式，能充分调动各级管理部门的积极性，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文化市场的繁荣。
微观管理的制度创新包括产权制度的安排和经营管理制度的创新。社会需求的变化催生了档案馆产权制度的变化。最有代表性的是国家档案馆与国家图书馆的合并，成立了基于知识服务、文化促进为基本职责的加拿大图书档案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遗产机构共同构造的新型的BC皇家博物馆集团，则是倾向于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打造文化资源航空母舰，形成资源合力，减少交易成本，推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产权的调整。带来了经营管理方式的创新。BC皇家博物馆集团采取了公司化经营管理的形式。设有集团董事局、CEO(执行总裁)和6个内部机构。董事局由政府任命，向政府的社区、土著居民和妇女部(community a-boriginal and women’s service)部长汇报，负责保证集团的经济活力，支持集团筹款活动，制定长远计划，安全保存省文化资产。CEO向董事局汇报工作，主持集团日常事务，负责研究制定集团业务发展计划，确保职责履行和业务目标的实现。内设馆务部、展览和游客体验部、利用和信息管理部、游客和人力资源部、市场和交流部、财务主管办公室等6个部门。各负其责。
制度创新的结果是管理效益的提高。BC省将同一性质的、紧密联系的文化资源纳入同一组织管辖下，组建皇家BC博物馆集团，不仅壮大了公司的实力，而且用企业内部交易代替市场交易，交易成本降低了，在共同的目标驱使下，资源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在创建的头一年就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不仅消化了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且还有一定的盈余。走出了一条产业化经营管理之路。同时，产权制度的安排与调整，也激发了组织内部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改制后的档案馆不断创新经营理念和服务方式。把制度创新演化为组织优势，把组织优势演化为服务的优质和高效，做活做大文化服务，在社会文化服务中唱起了主角。
资金推动
在加拿大，政府投资分两种方式，一是财政预算拨款，二是项目投资。前者主要用于对政府机构日常管理经费的投入，每年列入财政预算足额支付；后者用于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应当给予支持的项目，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私人组织，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申请。
为推动新的文献遗产和知识服务机构――加拿大图书档案馆的建立，加拿大政府拨款750万加元用于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的合并与改组。2003年还投资了1500万加元改善档案短期保存条件，研究解决档案永久保存问题的方法。同时，加政府还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设立多种文化基金资助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文化创新。提高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作为文化产业部门，各档案馆受益匪浅。2003～2004年度国家档案馆除了正常的活动经费外，还从遗产部和财政部获得了专项资金368万加元。
同时还得到了基金的支持。2003～2004年度，加拿大音乐基金(Canada Music Fund)以“加拿大音乐记忆项目(Canadian Musical Memories Program)”名义给了加拿大图书档案馆36万加元，资助该馆收集音乐作品，保护音乐遗产，进行数字化加工，便于网上利用。
关键词：文物保护意识，导向，文物陈列，文物保管
文物是一种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损坏很难修复，甚至可能永远消失，为一个国家的文件与历史带来损失。文物保护意识就是从文物保护或管理者、乃至全社会从思想层面加强对文物的保管与陈列管理工作，从而减少各类对文物的损伤，延长和持久性保护文物。随着科技的不断发达，人们对于历史和文化的积累与保护越来越重视，也随之产生和形成了文物保护科学[1]。本文介绍了文物保护科学，并探讨了在文物保护意识指导下的文物陈列与保管方法。
一、文物保护科学
文物保护科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科学体系，主要研究相关的文物在不同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可能产生的自然蜕变规律，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文物保护技术与方法。这门科学一方面要研究文物本身的特性、陈列环境和保护方法，还要综合考量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类的文物保护意识相对重要，它是指导和有效保护文物的重要内在因素[2]。
目前在全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于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都提高了对本国古老文明的开发和保护意识，文明和历史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根基，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国际上已经有绝大多数的博物馆建立起了与文物陈列与保护相关的专业部门。但是，在这些部门对于相关文物进行技术研究和设备更新时，是否能够以更加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做指导，更加重要。“预防性保护”是近些年来提出的重要的文物保护理论，即从意识层面提高文物相关工作者观察和了解文物的频率，树立随时上报的思想，以保证文物在自然蜕变的初期即被发现，从而及时进行修复和保护，减少损伤[3]。
尤其是博物馆中的讲解员和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身处文物陈列与保管的两大专门机构，可以说是与文物接触最频繁和最广泛的工作人员，他们有大量的时间观察文物，随时了解文物的变化情况，这部分工作者的文物保护意识提高，可以从最直接的角度察觉文物的自然蜕变，及时发现问题并通知相关部门，从而及时修复，减少损失。也就是说，相关博物馆可以改进流程，利用文物讲解员和保管员的示范作用即时了解文物的蜕变破坏情况，并通过讲解员和保管员向有关部门反映和报告，并以他们的相关工作经验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从而提高对文物的保护。当然，这种流程并非唯一的文物陈列与保管有效途径，相关的文物产业工作者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对就职的博物馆提出更加合理和有效的意见。
二、文物陈列与保管方法
“预防性保护”意识对文物的陈列与保管具有重要意义，也需要每一个人以该保护意识为导向，正确的树立文物保管理念。目前，预防性保护意识已经被全世界文物保护类人员公认，并已经成为国际文物保护的重要发展方向和主要内容。根据笔者多年的文物管理经验，总结了如下的文物陈列与保管方法：
1、全面培养和强化文物陈列与保护意识
提升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意识是从根本上改变文物保护工作的思路和理念，因而各博物馆应对相关工作者进行有效的培训和意识强化。
2、细致观察文物
文物相关的各管理人员应细致观察自己所分管的库房或陈列展厅的文物变化，随时了解和发现文物的病变情况，并及时上报。当然，要有效了解文物的变化，就要首先对文物的特性和变化趋势有充分的认识，比如青铜器上有不同的锈迹，但一些是会伤害文物本身的，而一些是不会的。
3、调整和管理好温湿度
对文物陈列展厅和保管库房中的温湿度要定期监测，并及时调整。相关的工作人员要知悉不同文物的存放温湿程度，适合的环境等，将怕潮的文物存放于干燥环境，金属类文物要尽可能避免其表面的电化学反应等。一旦发现保管的温湿度超出安全标准，应迅速向相关的负担单位进行汇报，并配合进行环境调节。
4、预防虫害
文物的虫害也是影响文物陈列与保管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物管理人员要充分了解可能造成文物受损的害虫种类，并学习这些虫类的生活习性，掌握灭虫方法。一旦发现虫害，应及时果断的对虫害实施控制，减少损失。尤其是有机材料制成的文物，比如纸质、布料等，都是发生虫害的主要资源，在有效灭虫的基础上，还可通过不适于虫群生长的温湿度等减少虫害的发生，预防为主。
5、注意防霉
由于文物的长期陈列与保管，极易发生霉变，从而造成对文物的影响和损伤。目前各博物馆中多采用防霉剂来预防文物发霉，但长期使用一种防霉剂，一些霉菌可能产生抗体致使防霉剂不起作用，因而应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防霉剂的更换。
6、卫生的清洁也很重要
文物陈列与保管的卫生与清洁可能直接影响到文物的蜕变和受损，比如包装上可能存在害虫，文物搬运时可能由于工作人员手部的不清洁等造成文物保管的不安全。因此一方面相关包装不要带入库房或展厅，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要做好自身卫生清洁、戴好手套、穿好工装，从而减少危害性。
三、结语
总而言之，文物保护是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之一，不容忽视。各种文物保护手段和方法都应基于现代化的预防性保护意识为基础，这样才能更好的达到陈列与保管效果，为国家的文明延续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司军梅. 图书资料意识与文物保护意识及其实践[J]. 家业图书情报学刊，2010，12（12）：260-262.
2006年中秋佳节，天高气爽，当“最钟爱的小女儿”在世界遗产拙政园和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忠王府西侧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候，90高龄的贝聿铭笑了，笑得那么畅怀。翘首期盼的苏州人也永远记住了这一天：2006年10月6日。
大师以一贯的严谨作风说：“对一座建筑的评价需要时间。”然而，大师对留给家乡的这件作品，用的是“非常满意”作自我评价。苏州博物馆新馆开馆两个月来，游人如织，为的是目睹大师这件“中而新，苏而新”的完美之作。
“中而新，苏而新”
新馆占地1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采用地下一层、地面一层为主的结构方式。新馆建筑群坐北朝南，中央部分为入口、中央大厅和主庭院；西部为主展区；东部为次展区和行政办公区。这种以中轴线对称的东、中、西三路布局，与东侧的老馆忠王府格局相互映衬，十分和谐。新馆建筑群中还设有影视厅、多功能厅、商场等。
“中而新，苏而新”是贝聿铭最早就确定、也是得到国内众多建设大师赞同的设计理念，这一理念在新馆建筑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熟知贝老设计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屈志仁和贝氏建筑事务所的林兵等先生解释说，“苏”主要体现在与苏州古城风貌和人文内涵的融合；“新”主要体现在用材上。大师用他的智慧和独特的设计风格，使“新”充满了“苏味”，变成了创新的“苏”和创新的“中”。
贝聿铭酷爱三角几何造型。三角形作为新馆突出的造型元素和结构特征，表现在建筑的各个细节之中。新馆建筑群现代几何形坡顶体现了错落有致的江南斜坡辟顶建筑特色，它与周边建筑的融合，使贝老十分高兴。新馆保持了传统的粉墙黛瓦色调，而屋顶采用加工成菱形的“中国黑”花岗石片，黑中带灰的“中国黑”，淋了雨是黑的，太阳一照变成深灰色。深灰色石材的屋面和墙体边饰与白墙相配，为粉墙黛瓦的江南建筑符号增加了新的诠释内涵。
“宋画斋”是新馆中唯一一处以传统手法营造的展厅。宋代木结构的古建筑，现存不多，只能从古人留下的画作和资料中去找，这也是“宋画斋”一名的由来。“调素琴，阅金经”的宋代民居陋室，是贝聿铭与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朱光亚结成的共识，他要让这间屋子本身成为展品，展示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
在新馆设计中，贝聿铭充分考虑了苏州的人文内涵，借鉴了苏州古典园林的风格。庭园中的竹和树，姿态优美，线条柔和，在与建筑刚柔相济的对比中，产生了和谐之美。紫藤园西南方的那棵紫藤，是贝聿铭亲自在光福苗圃园里选中的，还嫁接着从文徵明当年手植的紫藤上修剪下来的枝蔓，以示延续苏州文化的血脉。贝聿铭十分得意于自己这一创意：“当人们坐在紫藤架下喝茶时，我们可以说，这棵紫藤有文徵明手植紫藤的基因，你是坐在文徵明手植紫藤的子孙藤下喝茶呢！这不又是一景了吗？”
通过内庭院将内外空间串连，使自然融于建筑，是贝聿铭建筑设计的一个特色。最让大师煞费苦心的是位于中央大厅北部的主庭院的设置。这座在古典园林元素上精心打造出的创意山水园，“以壁为纸，以石为绘”，高低错落排砌的片石假山，在朦胧的江南烟雨笼罩中，营造出了米芾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当问及为何不采用传统的太湖石时，贝聿铭曾说过，传统假山艺术已无法超过。一辈子创新的大师，不愿步前人的后尘。
浓浓家乡情
有着2500年历史的苏州，是座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贝氏家族移居苏州有300年历史，美丽的家乡给青少年的贝聿铭留下温馨而难忘的记忆。
与故乡再度牵手是贝聿铭赴美求学60余年后的1996年4月16日，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贝氏故居狮子林内为贝老先生举办了八十寿诞大庆。在亲朋好友济济一堂的欢乐气氛中，贝聿铭愉快地接受了苏州市城市规划顾问的聘请。
当新博物馆在2000年被提上议事日程，苏州的领导立即想到了擅长设计博物馆的大师贝聿铭，他们多么想让贝老能为家乡留下一个传世之作啊！可是贝老已是耄耋之年，且路途遥远，他能答应么？果然，贝聿铭婉言相告：自己年事已高，他让三公子贝礼中任董事长的贝氏事务所承接这个项目。但是后来当贝老得知新馆馆址定于世界遗产拙政园、狮子林以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忠王府相邻之处时，不禁脱口而出：这可是块“圣地”啊，这个事情我的儿子是做不出来的，因为他不了解苏州。贝老这一说，让苏州乡亲看到了“一丝希望”。
2002年农历大年初七，苏州政府代表团一行5人来到纽约，受到贝老热情接待，洗尘的午宴竟吃谈了两个多小时。尔后代表团来到贝老办公室时，意外地看到四周墙上挂满了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资料，桌子上竟然还有一座新馆地块的模型，这使代表团惊喜不已，深感贝老对苏州新馆已经有所思考了！在代表团要求下，贝聿铭终于答应邀请赴苏州参加签约仪式。
2002年4月贝聿铭再次回到故乡苏州。他仔细察看了新馆址的四周古建筑及民居历时两个多小时，他虚心倾听了建筑、园林和文物专家参加的两个“专家晤谈会”，在倾听了张开济、吴良镛、周干峙、齐康、罗哲文、陈薇等大师们的发言后，贝聿铭动了真情，他说：“我退休12年了，今天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苏州是我的故乡，我接受这个挑战，这是我最后的挑战，也是最难的挑战。”并提出晚上他要亲自签约。他从顾问变为亲自操刀，这令苏州的领导喜出望外！事后记者曾问过贝丰铭，是否因为家乡才接受这个挑战，贝老说：“那当然！”
贝先生回美国后，整整半年闭门谢客，连事务所的人也不让进。他还一会儿一个电话给事务所，要这样那样的资料，甚至唐诗宋词和昆曲曲谱、剧本演出光盘等吴文化资料。在美国找不到，他就请苏州寄快递，他还要求苏州方面将博物馆3万余件馆藏文物分类介绍的材料寄给他，以便“量体裁衣”。他有时晚上睡觉时突然来了灵感，竟深更半夜翻身下床伏案工作直至凌晨。事务所的林兵、司徒佐先生告诉我，这些是他们从来没见到过的。
11月上旬，贝聿铭终于完成了他的概念性方案和初步设计，并制成了1∶300的模型。他通知苏州方前往“验收”，并将图纸及方案分别寄给参加“晤谈会”的诸位国内大师，亲笔修书敬请他们“不吝赐教”。
贝先生的设计理念让苏州代表团由衷的佩服和震撼，并深得国内设计大师的赞许和肯定，除了与贝先生进行个别细部的探讨外，他们一致认为这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完美地达到了“晤谈会”上众多专家提出的希冀和要求。他们认为，若干年后，这将是苏州又一座“世界文化遗产”。
苏州博物馆新馆倾注了贝聿铭近5年的心血。2003年12月参加奠基仪式后，大师又先后3次亲临指导，每天都要在工地上待6个小时，这种认真态度被建筑工人昵称为“贝馆长”。开馆前，贝聿铭提前半个月到苏州，抵达的第2天就在工地上从上午10时工作到晚上11时半。
畅谈“新”理念
大师“故乡赴新约”，笔者与大师有过接触与交谈，这是谢绝媒体采访的大师对《文汇报》和我这位家乡人的厚爱。“中而新，苏而新”是新苏博的设计理念，其实也是大师一贯的设计理念。大师说建筑设计要因地制宜，他在各个地方做的都不相同。大师正是以他独到的设计理念、独特的设计风格和作品的无穷魅力享誉全球，受到世人敬仰。
大师说，他的根在中国，在苏州。他希望中国的现代建筑能保留中国的特色，多次表达了他的“个人意见”。他说，中国建筑如何把传统与现代结合好，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努力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内涵，而不是只利用传统建筑的一些符号。他还说，中国的建筑在发展，引进了很多新的东西，也请了很多国际建筑大师来做，问题在于这些国际建筑大师是否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也许，大师希望中国的现代建筑是“中而新”，大师深感满意的苏博新馆，对中国的建筑界是否也有一些启迪呢？
（本文摄影 郑红）
Architect and Museum in His Hometown
By Zhu Jinlong
On October 6, 2006, the 90-year-old Chinese-American architect Ieoh Ming Pei attended the unveiling ceremony of Suzhou Museum, which he designed for his second hometown. The new museum is located in an old section of Suzhou, an ancient city near Shanghai.The renowned architect lovingly named the museum his “most beloved, youngest daughter”. Although Master Pei insists that only time can correctly evaluate an architectural work the residents of Suzhou think differently. Since its opening to public, they have kept coming to admire the masterpiece.
The local people love it for a reason. The Pei family has been in Suzhou for more than 300 years, though such a short family history in Suzhou sounds nothing if compared with the 2,500-year history of the ancient city. When the idea of building a new museum in the old city first came up, the local people had reasons to expect that I. M. Pei would probably like to design the new museum for his hometown, who had been an advisor to the city government for the urban planning since 1996.
In 2000, the local government approached the master to consider creating a legacy for Suzhou. The master hesitated that he was probably too old to do the job and suggested that the New York-based 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s, helmed by his sons, could best do the job. But after learning that the new museum would be built in the old section of the city adjoining a complex of 19th-century historical structures and two gardens,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and “Lion Grove”, listed as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master commented that as it was a “hallowed ground” for such a museum, his sons probably could not be up to such a challenge because they did not know very much about Suzhou. This remark gave the local government some hope that the master would go out of retirement and get into action again.
Seven days after the Spring Festival in 2002, a delegation of five people sent by the Suzhou government arrived in New York to meet with I.M. Pei. They came to the master’s office, where beyond all expectations, the visitors saw references, drawings on the walls and a site model on a table and they immediately recognized that all this was about the new museum. They were overjoyed that the master had been thinking about it. The master agreed to attend the signing ceremony to be held in Suzhou.
In April, 2002, I. M. Pei came to Suzhou. He did a field study around the new site for two hours and then listened to local master architects carefully at two professional seminars on the museum project. Excited, Pei decided to come out of retirement and meet the challenge. He wanted to be the designer. He confessed, “I have been retired for 12 years, but today I want to rise to the challenge. Suzhou is my hometown and I accept this challenge. The last challenge will be the toughest one.”
Back in New York, the master shut himself up in his office. He did not even admit his colleagues from the architect firm into his office. He called the firm frequently for reference materials, including poetries of the Tang (6108-960) and Song (960-1279) dynasties, and compact discs of Kunqu Opera plays. If information on some subjects about Suzhou was not available in USA, he would get it from the Suzhou Government by express delivery. He asked Suzhou Museum for complete information on categories of more than 30,000 exhibits in the museum’s collections. The master dedicated himself enthusiastically for six months. Sometimes he would get up at midnight to jot down his inspiration. His assistants commented that they had never seen the master working like this.
In the early November 2002, Master Pei completed a conceptual design and a preliminary design. A 1:300 model was made. He sent drawings and documents to all those masters who had attended the two forums in April for thei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He asked the Suzhou Government to send a delegation again to New York to inspect the preliminary work.
The experts involved unanimously agreed that it was a perfect design and well embodied all the considerations that had come up at the forums, though a few tiny details needed to be further discussed.All of them were of the same opinion that this new museum would be anothe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future.
In an interview, Master Pei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the Chinese element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s. With his roots in China and in Suzhou, the master wished that the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could maintain Chinese essence. The principle embodied in the design of the new Suzhou Museum was it should be Chinese, it should be Suzhou and it should be original.
Ieoh Ming Pei put his heart and soul into the new museum in Suzhou. He not only arrived for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in December 2003, but also came to the construction site three times for inspection during the building period. And every time he spent more than 6 hours a day at the site. Half a month before the museum was scheduled to open to the public, the master arrived in Suzhou and worked for more than 12 hours at the museum the next day.
2020年上半年，***项目部在***和***的领导下及公司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协作下，项目部努力克服各种因素，齐心协力，扎实工作，顺利完成了2020年上半年的工作任务，推进项目9个，完成产值约4313万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对项目部上半年的重点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如下：
一、2020年上半年项目推进情况
1.***上半年完成产值约835万元：无水瀑布清理危石完成70%；完成银博物馆挡土墙基础开挖50%、挡土墙基础浆砌石25%；银博物馆地质勘察全部完成；B地块14号楼至19号楼二层以上内基础装修完成20%；非遗体验区1号桥外立面装饰装修完成80%；完成CDEFG地块施工总承包合同签订；完成AB地块、非遗体验区运营用电安装；正在推进B地块沿河绿化种植、临时停车场、智慧旅游及亮化等等。
2.***上半年完成产值约200万元：安置区车行桥总体施工完成13%；完成安置区BC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选址事宜；安置区BCDE区居民供电环网柜、箱变、管沟开挖及预埋完成70%；完成BC区供水管及消费管安装60%，安置区BCDE区居民供水总体进度完成60%；正在实施安置区BC区散水、管网预埋、铺装、绿化。
3.***上半年完成产值约400万元：完成地面景观工程及装饰装修工程，地下主体部分完成75%，上部已达到运营条件。
4.***上半年完成产值约1500万元：负三层钢梁吊装完成46%、负三层钢柱锈完成51%；负三层钢柱柱脚转胎膜砌筑完成41%、浇筑完成41%。
5.***上半年完成产值约200万元：该项目已完成教学综合楼主体和外墙作业；完成室内及屋面铺装、内墙作业，并进行初验，已交付学校使用；运动场主体已完工并交付学校使用，正在组织施工单位进行消防设施铺设扫尾工作。总体工程量已完成96%。
6.***上半年完成产值约223万元：完成运动场屋面防水工程及保护层；完成室内砌筑及抹灰工程；完成消防排烟安装工程。
7.***上半年完成产值约435万元：教学楼综合楼已完成建设，并交付教科局使用。正在进行边坡治理施工，边坡治理已完成45%。
8.***上半年完成产值约120万元：完成了足球学校的招投标工作，建设运营以及融资一体化工作正在与中标单位商谈。但是中标单位更倾向于只建设，不负责融资和运营，商谈进入僵持阶段，有流标可能；制作了标识标牌、围挡维修、除锈、施工倒排计划及运营方案，项目A地块完成工程量的20%。
9.***上半年完成产值约400万元：完成郭家坪公墓、九寨殡仪馆的移交工作。完成郭家坪公墓改造提升方案制定，待报局党组研究审批。九寨殡仪馆完成前期建设准备工作，积极跟进九寨殡葬一体化项目贷款，完成接待农业银行人员到慧康公司开展现场调研。持续跟进建设银行。已完成墓园道路水稳层铺设、连接步道建设，停车场平整，项目简介制作喷绘与上墙，公共厕所的清理与灌水，道路填补，墓园垃圾清运等。
二、加大管理力度，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1.认真学习公司的规章制度和行业规范，领会公司精神，融入公司文化，做到与公司同心同德是保证工作成绩的重要保障。
2.项目的新理念、新工艺、新技术日新月异，在这半年里，项目部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充实自己的头脑，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行业经验。
3.团集一致、分工明确、重点突出、密切协作。在项目上，我们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发挥每个人的优势，对施工项目实施工程中遇到的问题，积极进行协商解决。
4.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各种活动，从活动中增强公司同事之间凝聚力。
三、项目开展过程中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一）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措施不到位
1.增强安全文明方面管理，制定相关管理办法，责任到人。
2.增强工人安全意识，多给工人做安全教育。
3.严格执行三级教育及班前教育等措施。
4.针对施工现在脏、乱、差的现象要求项目经理督导施工单位注意维护施工现场整洁。
（二）项目经理基本属于非专业，在项目协调、解决问题时表现出经验不足
1.工程项目细化到项目经理，明确任务责任到人，每周按时汇报项目进度，加强追踪，确保每周进度达成。
2.加强与各相关单位（施工、设计、勘察）的沟通与协调，明确工作进度时间，按照倒排工期进度追踪各相关单位在时效内完成各项工作。
3.每周根据项目经理汇报的进度及各相关单位的达成进度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处理协商，确保各项工作的有效达成。
4.多组织培训，采用一带一的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及业务水平。
四、加强与内外相关部门的配合、协作，处处体现公司形象
1.为有限的控制成本，项目部与成本合约部及市审计局密切配合，对施工过程所发生的费用共同进行审核、测算，并根据预算进行研究、最全面的调整工程施工方案，绝不多花一分钱。
2.同时积极配合***及***各单位，按时报送相关项目材料，确保时效性。
五、存在困难及问题
1.***项目拆迁、征地、坟地迁移等工作缓慢，导致项目推进受阻。
2.项目资金不到位，导致项目推进缓慢。
六、下步工作计划
1.***：督促舟溪镇完成征地工作，严格控制项目建设的质量、安全、进度、成本，按照施工进度计划12月前完成亮化工程、智慧旅游系统、无水瀑布、人行桥、摇摆桥、云谷原著及黔菜广场全部施工作业。并力争完成整体项目主体建设工作。
2.***：严格管控项目建设实施阶段的质量、安全、进度、成本，力争完成项目所有工程建设工作。
3.***：12月前完成项目所有结算审计工作。
4.***：严格管控项目建设实施阶段的质量、安全、进度、成本，力争完成项目主体建设工作。
5.***：严格管控项目建设实施阶段的质量、安全、进度、成本，力争12月底完成项目的资料清查工作。
6.***：力争12月完成项目资料清查工作。
七、管理计划
（一）加强自身廉政建设，牢固树立服务意识。
（二）加强学习，培养员工综合素养，建立长效学习机制。
（三）加强项目的“三管四控”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战斗力。
（四）加强以制度、规范管理为中心，理顺关系，促进公司持续发展和全面提升培养员工的责任感。
（五）监督与放权并行，培养员工处理问题的能力。
一、示范与操作结合
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整个搜集信息过程中，我充分体现指导的作用，而最终的落脚点却必须放在学生的实践能力上。如在上第五单元的综合实践活动课“搜集中华传统文化”时，我首先在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包括哪些内容的基础上，分别列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如民间工艺，我出示一个剪纸的“喜”字；风俗习惯方面，我举了“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同时出示有关这一方面的图画让学生欣赏，还附带加上一些文字说明这个习俗的由来等。在学生看得激情高涨、欢呼雀跃时，我归纳了搜集的一些要求。最后布置学生利用课后时间，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搜集。在下一节课的前几分钟，我让学生自由汇报、交流搜集的资料时，学生带来的材料让我刮目相看，心灵受到了强大的震撼：恰逢那段日子是中秋时节，有的学生带来了月饼；有的学生以图画展示了农村热闹时候，乡村以龙舞、狮舞、踩高跷等形式欢庆节日；甚至于有的同学把大唐世家的京剧脸谱也带来了；还有一个同学在家长的帮助下，学会了哼一两句芗剧……他们在教师指导的过程中，逐步由旁观者过渡为参与者，最后成为较熟练的实践者，掌握了各种收集方法中的技能技巧。
二、课内与课外结合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的40分钟，还应从生活出发，把生活和课堂很好地联系起来。这就需要课前作一些准备，从书籍、电脑等媒体中搜集一些与课文内容有关的信息。”引导学生紧密结合课堂教学内容，针对教学要求，开展课外收集信息的各种实践活动，使课外活动成为课内教学活动的有益延伸。例如：陈淑敏老师在教学《我们的民族小学》这篇文章时，为了让学生了解我国各民族儿童的友爱团结及他们幸福的学习生活，体会贯穿全文的自豪、赞美之情。课前布置学生搜集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比如：1、我国有哪些少数民族、反映少数民族特色（如地域风光、服饰、建筑、民间习俗等）的文字和图片资料；2、准备一个与该民族有关的故事（传说、古今名人、创造发明、与其他民族团结互助等均可）3、各小组扮演成某个民族的成员进行汇报交流。这既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又强调动脑思考、动手操作、亲身体验、交往合作，从而在活动中促进了学生的创新探索。
三、家庭与学校结合
各位领导、同志们：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我局今年1—9月份以来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汇报如下：
今年以来，我局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全县经济工作”和“深化城市建设跨越年”活动会议精神，围绕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立足科学发展，上下一心，开拓创新，狠抓落实，重点工程建设及各项
工作推进较为顺利。
一、1—9月份主要工作及重点工程完成情况
（一）规划工作
泗城总体规划修编方案顺利通过*市规划委员会评审，已提交市政府审批。城市道路、供水、排水等专项规划方案已初步完成，同时，完成1个乡镇的总体规划、6个县级新农村示范村规划编制，并完成消防队、新水厂等选址工作。
（二）道路建设工程
刘圩路、阀南路西段、建材东路3条道路的前期规划设计及阀南路西段拆迁工作已完成，其中，对刘圩路、阀南路西段采用bt方式，由江苏苏润建设集团无锡分公司承建，目前石粮河桥建设工程过半。
（三）城市开发工程
1、重点地块拆迁工作。1—9月，全县共完成拆迁面积8万平方米.
2、规模小区建设。规模小区在建工程施工总面积80万平方米，已竣工32万平方米。
3、安置小区暨保障性住房建设。目前安置小区及廉租房开工36幢，在建工程近10万平方米，现已封顶12幢共3万多平方米。
（四）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工程
1、自来水管网建设。新铺供水管网4公里，新打深水井5眼；完成自来水改扩建项目初步设计项目批复及选址，正在进行征地。
2、污水管网建设。完成污水管网铺设约10公里，2座污水提升泵站建成并投入使用。
3、“三馆”等工程建设。博物馆、展览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三馆”工程主体已竣工，正在进行内外装饰施工。清水湾公园、图书馆、档案馆等正在进行前期规划编制。垃圾处理厂项目已完成申报工作，正在进行前期初步设计。
（五）招商引资工作
1—9月份共签约项目5个、开工项目5个，协议项目2个，签约项目资金1.5亿元，实际到位资金8000余万元。
二、存在问题
我局1—9月各项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重点工程由于受资金等因素制约进度不理想；二是拆迁工作因资金、市场、开发商不配合等因素，拆迁难度逐渐增大。三是一些工程及项目因土地未征用，而无法实施。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加快安置小区建设进度。力争12月24日前完成1.5万平方米廉租房及安置房一期工程建设，同时，加快二期开工安置小区工程建设，保证按工期在明年四月底前全部按期交付。
二是加快“三馆”工程施工进度。11月前完成内外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工程，力争年底前开始布展，春节前开放试运行。
三是加强资金筹措。待阀南路西段土地征用后，加大道路建设力度。
四是完成县消防大队新址工程建设招投标工作，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
五是加大拆迁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拆迁政策、法规宣传，争取社会对拆迁工作的支持、配合；同时，进一步发挥两种强制措施的积极效果，积极与行政执法等相关部门做好协调沟通，努力形成法律威慑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六是加快“两网”建设进度。年底前完成自来水及污水管网铺设任务，同时加强协调完成新水厂征地工作，尽快开工建设；加快完成生活垃圾处理厂的前期设计工作。
七是加快规模小区施工进度。督促各施工单位在保质量、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力争年底竣工工程突破50万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