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8-21 09:17:4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艺术社会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字：斯堪的那维亚；景观设计；布兰德特；索伦森；安德松
CombinationofAestheticQualityandSocialQuality
——TheLandscapeDesigninDanmark
LINQing
Abstract:Searchingforthecombinationofsocialqualityandaestheticquality,Danishlandscapearchitectsconstructedtheircharacteristiclandscapewithsimpleandclearlanguage,andbecameoneofthemostinfluentialgroupsinthefieldoflandscapearchitectureinEuropeinthepostwaryears.Thisarticleintroducestheideasandworksofthreewell-knownDanishlandscapearchitects,G.N.Brandt,C.T.SrensenandS.I.Andersson.
Keywords:Scandinavia;landscapedesign;GudmundNyelandBrandt;CarlTheodorSrensen;Sven-IngvarAndersson
丹麦位于欧洲大陆西北端，由400余个大小岛屿组成，南部毗连德国，北与挪威和瑞典隔海相望。属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国家(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包括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和冰岛五个国家)，要想更好地了解丹麦的景观设计，应该首先了解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设计，因为这些国家的现代设计有着相似的特点，都追求朴实、实用和美观，其风格自成一体、独树一帜，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均地处高纬度地区，有些地方接近北极圈，那里有着漫长的冬季和冬季漫长的夜晚，特殊的气候条件使人与建筑、室内、产品包括环境的关系显得特别密切，设计非常重视人情味，建筑、景观常采用砖、木等本土材料，从传统中吸收设计语言，再与现代设计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土特点的现代主义。
斯堪的那维亚的自然景观非常平和，这里柔缓的地表变化、整体的植物群落、平静的湖泊、缓缓弯曲的海岸塑造了人民平和的心态。斯堪的那维亚人民对自然有着强烈的热爱，景观设计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向往。
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多是高税收、高福利国家，人民享有平均的、良好的生活水准。社会各阶层生活水平的接近，使工人阶级的地位明显上升。因此，不同于法国等一些国家，那里艺术的发展在经济和道德上依赖于大城市里的上层阶级。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这种发展依靠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层。建筑、景观、工业产品没有机会向奢侈品方向发展，功能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代运动得到了广泛的社会需求的鼓励，受到普遍的欢迎。为普通人提供普通的、但却是精良的设计是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各个设计领域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设计上，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从来没有试图以纪念碑式的形式或是以绚丽的外表与邻国竞争，他们总是把对舒适和使用的追求放在首位，总是试图改进现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盼望着新事物的出现。设计不追求前卫、精英化与视觉冲击效果，而是着眼于追求内在的价值和使用功能，所以多数设计作品在使用了数十年后，仍然非常实用，并且充满魅力。斯堪的那维亚的景观设计也是本土的，是贴近于日常生活的。可以说，日常生活的需要是景观设计的重要出发点。然而在实用的同时，斯堪的那维亚的景观并不缺少浪漫，设计师常常采用自然或有机的形式，以简洁、柔和的风格，创造出富有诗意的园林景观。
斯堪的那维亚的景观设计师几十年来较少地受到外部环境流行风格的影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以功能化的、朴素的风格受到人们的尊敬。丹麦的布兰德特(GudmundNyelandBrandt1878～1945)、索伦森(CarlTheodorSrensen1893～1979)和安德松(Sven-IngvarAndersson1927～)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常以简洁而清晰的手法，构筑特点鲜明的景观，追求社会品质与美学品质的融合，成为二战后对欧洲景观设计最有影响的团体之一。
社会品质与美学品质的融合
1布兰德特
布兰德特精通植物，善用野生植物和花卉，他的柔和的园林形式体现了丹麦人对自然景观的热爱。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蒂伏里(Tivoli)花园中，他设计了一系列并排的卵形种植池，池中绿地上点缀着数十个木盆喷泉。在大的环境中他借鉴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时期的园林设计师杰基尔女士(GertrudeJekyll1843～1932)和建筑师路特恩斯(EdwinLutyens1869～1944)的思想，用精细的植物种植软化几何式的建筑和场地(见图1及彩页)。布兰德特倡导用生态原则进行设计，他认为自己更是一位园艺家，而不是设计师，他的设计常采用规则式和自然式混合的形式(见彩页)。
安德松认为设计最基本的事情就是确定一个空间，使人们能够很好地使用它。如果设计师幸运的话，人们对这个空间的利用会超出他原来的预想。在巴黎德方斯凯旋门环境设计中，安德森在宽阔的场地上，用一条白色的大理石铺装步行道，斜向嵌入宽阔的场地中，旨在丰富广场的视觉效果。这条铺装带无意中成为溜冰爱好者训练的场所，他们将障碍沿线布置，使这里成为溜冰训练的课堂(见彩页)。
在丹麦，安德松获得了“将诗引入花园”的美誉。
布兰德特、索伦森和安德松三人代表了不同的时代，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了解丹麦现代景观设计的风格和特点。他们都曾在位于哥本哈根的皇家美术学院(theRoyalAcademyofFineArts)的建筑学院任教，通过教学、著作和设计，他们影响了丹麦几代景观设计师。
参考文献：
[1]Bosselmann,Peter.LandscapeArchitectureasArt:C.Th.Srensen,AHumanist.LandscapeJournal,1998(1).
[2]Brown,Jane.TheModernGarden.ThamesandHudson,2000.
[3]Cerver,FranciscoAsensio.CitySquaresandPlazas.NewYory,1997.
[4]Ogrin,Dusan.TheWorldHeritageofGardens.ThamesandHudson,1993.
价值观是人类在各种对象性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价值意义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区分是非、善恶、美丑、好坏、荣辱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对事物趋、避、亲、逆的主导因素，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实质和核心。就其构成来讲，主要由价值目标、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组成。价值观教育本质上是引导人们树立价值意识，增强把握社会生活中价值关系的自觉性，增强生活中的自为性意识、建设性意识和创造性意识。价值观教育带有明确的思想性，它从方向上引导人们处理好现实社会价值观运行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做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基本一致，个人与社会关系基本协调，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狭义的公民教育就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更强调的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合格公民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协调个人与政府社会关系教育，其宗旨在于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可见，学生良好的价值行为直接导源于公民的素质，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则可以使学生的公民教育有所指向，使其公民行为有所皈依。因此，对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只有和公民教育融合起来，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一、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需要以公民教育为基础
艺术类大学生个性特征比较鲜明。一般来说，有一定的专业特长，思维灵活，思想开放，想象力丰富，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富有创意性和自我表现性；他们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意识，崇尚自强进取、公平正义；政治选择上求真务实，不盲目崇拜个人权威、追随大众。但也必须看到，部分艺术类大学生也有缺失公民精神的一面：
第一，权利意识模糊，主张褊狭。认为搞艺术的应该自由散漫，限制多了会抑制个性思维发展，影响创作灵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从而把自由与纪律、个人与集体、个性发展与学校制度和社会规范对立起来，对自己权利过度重视，对群体权利相对漠视，对法律缺乏必要的信任。第二，责任意识淡薄，功利化倾向明显。艺术类大学生大多家境不错，父母宠爱，自我中心意识较强，把思想和情感交流往往都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上，相对缺乏与外界和同学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缺乏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的责任意识；因为学费高，演出、设计、写生等接触社会的机会又较多，很多人有过赚钱的经历，所以，造成其热衷经济活动，注重个人眼前蝇头小利，做事具有一定的功利化倾向。第三，公德意识缺乏，理论与实践脱节，他们对公共道德、社会的规范制度等有一定掌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知识”与行为的分离和脱节现象，对善良高尚行为不去效仿，对身边的负面现象缺乏鞭挞，不遵守公德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基于艺术类大学生的特性，在实施价值观教育时应当将公民素质教育结合起来，首先提升其公民道德素质，才能形成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公民道德都不具备的话，他是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的。优良的公民教育可以使法治理念、社会规则制度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信念和准则，养成以身作则、敬业爱岗、关爱他人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责任感。只有以公民教育为基础和中介，才能进一步实施价值观教育；只有先当好合格公民，才谈得上树立崇高的价值理想和目标、拥有高尚的价值取向。
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社会主流价值观渗透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中，不断审查自己的动机、欲望、需要，形成个人为人处世的价值标准和目标，使之符合社会的价值要求和价值目标。但是，一般情况下，价值观教育大量的是说理、灌输教育，方法上存在教条主义、简单生硬的现象，往往会存在两个瓶颈：一是价值观教育内容通常是灌输理想、信念、价值目标、原则和不容置疑的观点，突出政治信仰层面上的内容，强调远大理想和超然目标，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结果是教育出来的学生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甚至产生逆反心理。那么，价值观认知如何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二是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通常是单调、枯燥、填鸭式的政治说教，学生不能面对事实作出判断，只面对一个先验的结论，不论相信还是不相信，都必须作为标准答案记住它，结果是你敦你的，我做我的。那么，服从社会价值观要求的“他律”行为如何转化为个体“自律”行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约翰，帕特里克教授通过研究归纳出世界公民教育的趋势之一便是内容趋同，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公民教育集中于三个方面：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品德。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使矛盾化解，就应当使价值观教育通过公民教育提供的公民知识的传授、公民道德的养成和公民技能训练的中介来实现。
二、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艺术类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艺术工作者，艺术工作要求从业者必须自身就站在一定的精神高度上，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但他们具有的一定精神高度的价值追求更直接导源于公民素质，导源于主体自身内心的接受和自愿的实践。而这种接受和自愿的实践又导源于公民素质的培养。
1 公民知识的传播帮助实现价值认知
价值观教育引导艺术类大学生懂得其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以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取向和标准，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等。而公民知识的传播包含基本的诉求，即希望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具有合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要求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使其成为忠诚于国家、服务于国家、适应本国主流文化的“合格公民”、“好公民”。例如，公民意识关涉的是纯粹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其本质含义可概括为两个层次：一是每个公民首先是归属于自己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必须讲国格、讲民族尊严，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超越个人与家族、个人与阶级、个人与党派等的关系，在国家法律的保障下，个人无论是何家族、阶级、党派，都是人人平等的，这就会产生平等意识。因此，大学生公民知识的传播既能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意识，也能培养对国家、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可见，公民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取得公民行为能力，达到公民要求，却又把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溶解内化在个体感性认识和要求中，化为行为趋向，引发价值行为。克服了以往价值观教育中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等不足，从而使价值观的内容通过公民知识的传播教育渗透和内化在学生心里，实现价值认知。
2 公民道德的养成推动价值行为由“他律”转化为个体“自律”
事实证明，具有公德意识的公民能够在一定限度内节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追求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道德的养成可以为其价值观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作为艺术类大学生，如果淡薄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把躲避崇高奉为时尚，利己主义观念、急功近利意识膨胀，以个人的利益需求作为标准进行价值评判和取舍，对知识带来经济效益的关注大大超越对知识本身价值的追求，忽视知识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对心灵的熏陶，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艺术类大学生只有首先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拥有最起码的社会公德，“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才能追求崇高和圣洁的价值理想，从基本的义务走向崇高，其自身的价值行为才能由“他律”转化为“自律”，才能自觉地将其崇高的价值理想体现到作品上来，才能使其创作的作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3 公民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促进价值认知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
价值观教育除了培养价值理性，就是价值引导，即通过向学生灌输和传授特定的价值观(一般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学生对这种价值观产生认同，并内化为自己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未来能够自觉地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种价值引导通常是重视对学生的外部强制。具有较强自我中心意识的艺术类大学生对此反感。只有通过实践性、现实性极强的公民技能培养和训练实践使学生具有自由思考和探索的习惯使其在生活中和实践中通过切身体验来感知相关的价值观，例如，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利用假期或外出写生、演出等机会开展服务学习旅行活动：学生深入社区服务，以可持续发展、农村教育、环境保护、如何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等主题对所服务的社区和周边单位的活动进行调查了解。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直观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情感震撼，使其关注社会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既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又培养其对生活和社会的主动价值思考和判断能力，克服以往价值观教育单调、枯燥、填鸭式政治说教的方法的不足，通过对艺术类大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使学生价值观内化在心理，养成内在意志，使价值认知转化为价值行为。
总之，在理论层面上，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的融合，为建设和谐社会既提供了价值方向、标准，又提供了现实行为规范。
三、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融合存在的误区
当然，在将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时候，需注意的问题是：不能因为过去价值观教育在内容、方法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导致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就将公民教育与价值观教育混为一谈或以公民教育取代价值观教育。公民道德，属于基本的社会公德而不是个体价值信奉，他作为公民，又必须受到基本的价值规范的制约，使公民按照价值目标进行价值行为选择。事实上，公民在面临相反或相冲突的观念和行为时，如何调节、调整自己的公民活动能力，权衡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在价值观教育中获得，一定社会价值体系中价值观与公民教育衔接得怎样，体现了什么样的原则，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1 价值观教育能够提升艺术类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的层次
公民教育的首要环节是教育标准的确立，价值观告诉人们行为活动的最终目的，解决的是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直接规定和指导着人们的活动，为人们提供基奉的是非、善恶、美丑、对错的标准，为公民素质教育规定了价值目标。个体在发生公民活动时，往往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去选取一个或几个标准，用来指导自己在行为的合理性上作出正确判断；积极的价值观会使人的言行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特征。艺术类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使人受到感召、启示和引领，使大学生在精神上获得升华，才能创造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高尚的精神作品来。那种迷失政治方向、没有社会责任感、人格低下的艺术作品，是不会受到人民的信任和欢迎的。
2 价值观教育影响着艺术类大学生个体公民教育的性质
价值标准区分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最好的，价值标准影响着公民素质的形成。价值观教育是否合理得当，势必影响个体公民素质教育是否得到正确的方向指引，否则，如果价值观教育搞不好，就会导致人们形成对公民行为的不合理的判断。艺术类大学生因其从事的工作具有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主流和核心价值体系，并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的艺术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对他们的公民素质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引导，才能把他们的公民教育引向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形成对公民行为的合理判断，进而使其作品鼓舞和引导大众，使人们的行为朝向有意义的事物，推动人们去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3 价值观教育规定了艺术类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基本方向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二
延异性的文艺美学 研究 形态与前者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既对文学 艺术 的创美 规律 、审美特性予以关注,同时也注重从文艺美学作为文艺学的一个 理论 学科出发来揭示文艺美学与文艺 社会 学、文艺心 理学 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他们注重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 方法 和 内容 来丰富文艺美学的研究内涵,由此向文艺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延伸和关联,来展现文艺的多层价值。所以在延异性的文艺美学研究中,文艺美学的学科内涵得到了扩充和延伸。周来祥在文艺美学的研究过程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文艺美学的学科界定上,周来祥先生特别提出了心理学在文艺美学的学科研究中的奠基作用,并注意处理好文艺美学与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兼顾三者的关系,来突破文艺美学仅关注文艺审美层面的单一指向,注重多个层面的开掘与延异。周来祥写道:“我对文学艺术的美学思考就突破了对文艺作品的对象性观照,而是把文学艺术放在 科学 理性认识与感性伦理、生存实践之间作关系性的系统研究,是二者的关系规定了艺术之为艺术的独特本质,而不仅是文学本身规定自己的本质属性。”所以在周先生那里,他对文艺美学作了以下的界定,“文艺美学是以心理情感为中介,结合 哲学 认识与社会学、伦理学、生存实践论的一种高度综合的研究。”周来祥虽然注意到了情感在文艺中的优先作用,并把其看作为文艺的一个独特特征从美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但是在周来祥这里,延异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周来祥看来,文艺美学以美学的逻辑终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但是这种以美学逻辑终点为其逻辑起点的研究,仍然要落实于心理学和认识论上,以此为根基实现文艺美学研究领域的延伸和 发展 ,或者说是多种功能的统一,周来祥写道:“文艺美学应是哲学认识论、艺术社会学和审美心理学的统一,而这种统一的焦点的基础似乎应该侧重在认识论和心理学上。它以心理学为中介,将哲学认识论与艺术社会学,内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去研究文艺的审美特性和美学规律。它需要引进心理学的科学成果来研究文艺 问题 ,但是这种研究并不是孤立起来的文艺心理学,而是糅合在一起的。它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既作社会学、生存实践的 分析 ,又要作认识论、心理学的分析。当我们说艺术以情感为中介时,实质是心理学的分析;当我们说艺术包含了哲学的真理时,就加进了哲学认识论的分析;当我们说艺术包含着生存的意义,伦理的善时,我们就加进了社会学、伦理学、 政治 学、存在论、实践论的分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艺美学研究照顾到了文艺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独特内涵,同时还充分利用这种独特性,通过视角、方法、对象和内容的延异来进行文艺美学的关联性研究。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一大批的理论学人对此表示赞同,例如谭好哲提出的“文艺美学是一门交叉性综合性的学科”,但又充分吸收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的学科优势来丰富文艺美学的学科内涵。曾繁仁认为“文艺美学是吸收美学、文艺学、艺术学三门学科的营养,是以以上三门学科交叉融合渗透的产物,同时又富有 时代 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探讨“美与艺术所蕴涵的深厚的人文精神”。冯宪光从巴赫金的文本间性概念出发提出“文艺美学是一门间性学科”的论断,这种“间性学科”就是打破逻格斯对学科的紧密划界,“注重不同类属的事物、话语、文本之间的对话联系、间性联系”。在学科定位和划界问题上,这些理论学人都注意到了文艺在美学的视野中其文化内涵可以得到多元生发和展开。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延异性的文艺美学研究,既有自身的学科领地、研究方法和目的,同时这一文艺美学研究形态,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灵活性、变通性和延异性的特征。既从深度上努力开掘自身的学科特性,又从广度上全面照顾美学、艺术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社会学对文艺美学的 影响 和启发。
延异性文艺美学注重运用多种方法来开掘文艺的多层价值,给予了拓展性文艺美学研究以启发,即充分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艺美学。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拓展派文艺美学研究在注重吸收多种方法的同时,也使得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得到了大大扩展,进一步丰富了文艺美学的研究内涵。
三
关键词:生命之花 行为艺术 社会学评价 伦理
在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纪念活动中,一对艺术家的行为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情感冲击。舒勇和区志航,前者是中国最受媒体争议和关注的艺术家,2006年与陈逸飞、陈丹青、赵半狄等五人荣获“时代艺术家大奖”;后者则是广东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他在各大景观做俯卧撑的《景观》观念摄影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就是他们,征集地震死难者的骨灰,用来雕塑了一座“生命之花”。原本是一个雕塑制作的艺术行为,经过媒体的报道和放大,已经演变成为一系列的社会事件。这些事件中,有一对在地震中丧失自己双胞胎女儿的父母――赵德琴夫妇。他们几经犹疑,最终决定捐献出自己女儿琦琦和佳佳的骨灰,力图让爱好艺术的女儿,通过艺术使其生命得以延续。第一次,他们捐出了骨灰的一部分,后来舒勇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决定将女儿们所有的骨灰都捐给艺术。但是在机场,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阻止了他们登机,导致赴京捐献的行动没能实施。
按照马克思“艺术生产”的概念,从本质来讲,艺术作为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最高形式,一方面是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艺术又凝聚着作家和艺术家主观的审美理想与情感愿望。汶川大地震对于世人的冲击已经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物质生产中,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生产的各个层面,包括艺术生产。我们看到了很多艺术家满含眼泪地登台演出,那是由衷的歌唱人性;也看到了一大批关于大地震的文艺作品,由于出自艺术家的内心而具有了同样震撼的感染力。
我们相信,面对这样一场浩劫,面对这场浩劫中无数的人间悲剧和英勇行为,只要是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的。艺术从来都被看做是艺术家发自内心的个人冲动,但是在这个日益联系和互动的时代,艺术已不大可能只是自己躲在象牙塔里面的创作。舒勇说:“如果一个艺术家天天在家里阳春白雪的画画,我不愿意成为艺术家,宁愿做小市民,(因为那样)太没有意义了。”①从舒勇他们在震区的表现来看,他们的创作初衷确实是好的、真诚的。应该说,他们的创作原本还是属于雕塑的范围。但是,随着围绕雕塑创作的进行,整个进程中的前期工作,主要是对骨灰的征集,需要做很多人际的交流。艺术作品尚在酝酿中就表现出来和社会紧密的联系以及蕴涵的作用力。这些交流活动,使得看似传统的一个造型艺术行为,演化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已非纯粹的个人艺术行为,它已经变成了大众社会行为,对于艺术的评价也已经远远不能仅仅用评论家和艺术家个人的话语来定论。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艺术就是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艺术”,“而艺术的社会学评价则涉及了一个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从美术本体论的角度对艺术作品进行评价,我们可以通过对作品本体的分析得出一件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而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评价,其作品的可接受程度就不仅仅是艺术作品自身所能决定的。”②
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艺术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离不开艺术家这个创作主体的创造性劳动。但是艺术欣赏也具有主体性。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读者”在对艺术文本的阅读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作品本身,二是读者的赋予。体现在艺术作品在诞生之后,即被加入了观者之念,而不仅仅是艺术家个人行为的结果了,所以,公众也有了权利、有理由去做出自己的解读并相应地处理它。
舒勇他们的“生命之花”创作活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公众的关注和干涉。从最初舒勇将其艺术构想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开始,到后来进入北川等地征集骨灰,再到官方参与的新闻会和研讨会,直至最后作品完成并在广州蓝宝石当代艺术馆揭幕展出,社会的声音始终伴随着他的创作。这些声音,从最初的几乎一致谴责作者“别有用心”,到逐渐的理解,最终面对作品的静谧、皎洁和璀璨,人们不由发出了赞叹声。
公众之所以对这件作品表现出如此的关注和投入,主要是认为艺术家用意图伦理挑战和颠覆了生命伦理。不可否认,经过大地震的洗礼,艺术家确实是和所有到过震区的人们一样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因此,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之手,为多难的祖国和灾区民众做一些事情。艺术家的意图大家逐渐理解了,但是牵涉到生命的观念,国人对于生命伦理的看重和对于不择手段以实现所谓高尚意图的厌恶,造成了社会从媒体到民间普遍的质疑和激辩。从TOM网和新浪网等媒体调查数据来看,约有半数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死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向大海、草原、山林等形式。应该说,由总理开创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世人的认可,成为既保有逝者尊严,又体现新式思维和资源节省的折中选择。虽然也有部分被调查者选择了“做成一个纪念品给最亲的人”,但是综合各个信息来源看,这还是少数。
公众关注和投入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艺术家在恶意地借逝者炒作。其实,社会学视野里的艺术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无人知道则失去了意义。行为艺术与传统的造型艺术以及其他艺术不同,因其行为受到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其传播更加困难,这也就要求从行为的一开始就要利用媒体等资源来充分扩大其影响面。舒勇雕塑“生命之花”虽然原本并不是一个行为艺术,但即便是一个传统的雕塑艺术,放到这样的社会背景里,被赋予了最大化的社会意义,必然需要创造最大化的社会响应度。因此,舒勇并不讳言炒作,甚至还专门召开了新闻会和讨论会,并邀请官方出面。基于此,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赵德琴夫妇到北京送骨灰本身也是炒作的一部分,甚至参与拦截他们的人们也加入到炒作的行列。站在一个社会成员的角度看,其实这些原本都无可厚非。
生命之花,洁白无瑕。但是放在社会学视野里的她,现在看来是那么的错综和复杂……
注释:
①TOM网访谈实录――艺术家将地震遇难者骨灰塑成“生命之花”,,2009-05-05
②黎晨:《论艺术的社会学评价对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画写实风格兴起的影响》,扬州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王学进:《“生命之花”――意图伦理PK生命伦理》,《绍兴日报》,2008-6-16(3版)。
3.李咏吟:《向善而在:文学艺术的审美道德目的和使命》,《文学评论》,2009(2)。
论文摘要：对高校舞蹈素质教育中过多的强调舞蹈实践，而忽视了舞蹈欣赏在普及型、大众化舞蹈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让高校学生在欣赏中更加了解舞蹈这门艺术，从而学会发现美，欣赏美，体验美，向往美。
舞蹈教育可以分作两个部分，一是舞蹈实践，即指人直接参与，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情景、情绪、展现形态之美；二是舞蹈欣赏，即人们观赏舞蹈作品时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的整个过程，是一种精神活动。在我国大多数的普通高校中，舞蹈实践的开展仅仅局限于各学校所组织的舞蹈队中的极少数学生，而它是为学校的文娱活动服务的，是学校的形象工程，其他学生参与的机会相当少。舞蹈欣赏课程则很少有学校开设。这一现状是与我国提出的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极不相称的，导致了绝大多数学生对舞蹈基础知识和舞蹈美的欣赏是一片空白，经常将不同舞种混为一谈。
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一直倡导对高校学生进行艺术素质教育。舞蹈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走进大学课堂，使许多关心舞蹈教育的人感到欣慰，同时，怎样使舞蹈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真正地发挥作用，也是每个从事普通高校舞蹈教育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舞蹈教育作为艺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为社会发展培养更加优秀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单纯的培养学生的舞蹈技能和表演能力。从这个视角出发，我国高等院校舞蹈教育在素质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舞蹈素质教育在普通高校中更多的是从事实践性教育，普及面不大。目前普通高校的舞蹈素质教育的教学内容一方面是舞蹈作品的学习；另一方面是为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节目排练。由于受年龄身体条件的限制，许多非舞蹈专业的学生对舞蹈课的学习没有信心，害怕学习舞蹈,特别是在理工科学生身上尤为严重。所以单一的从舞蹈作品的学习上进入教学显得尤为困难。而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舞蹈更多的是让学生观赏，参与性不强。如果对舞蹈的欣赏能力不强则很难产生共鸣，进而舞蹈的受益人群不如其他艺术门类，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和其他素质教育课程相比受重视的程度就不够。
2、普通高校舞蹈课的内容设置没有与创造性人才素质的培养相结合。目前，普通高校舞蹈素质教育的课程设置更多的是技能性的培养，没有与提高学生的艺术认识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相结合，很难提高学生的艺术思维能力。普通高校培养人才大多以科学思维能力为重点,而艺术思维的形象性，则可以完善并且影响和促进科学的逻辑思维。虽然科学思维严谨、抽象，与艺术思维的感性化、形象化有本质区别，但事实上，人的思维方式是复杂的，非线性的，特别是具有发散性质的科学思维仅有抽象化的、逻辑性的性质是不够的，它应是复杂的、具有复合性质的思维。艺术思维具有感性、形象的特点，当其与科学思维相结合时，两者的有机结合、互相作用，更能拓展人的思维空间，启发与弥补逻辑思维，有助于科学思维获得成功。
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飞速转型的今天，艺术教育不仅要重新调整其在高等院校的地位，而且担负着艺术素质与科学素质有机结合并良性互动的重任。舞蹈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应当确立明晰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形式，更好地为素质教育做出应有的贡献。
3、舞蹈教育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相脱节。普通高校舞蹈素质教育在培养大学生艺术技能的基础上，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艺术评价能力以及对事物特有的艺术洞察力，还应该将舞蹈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转化成综合的感受力，即舞蹈素质教育的重点应从舞蹈本身转移到与其它学科的结合上，如与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体工程学的结合。刘青弋教授曾说：“舞蹈的跨学科理论主要包括舞蹈与人文社会学科相关的交叉学科（舞蹈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的理论以及与自然学科相关的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例如：在实践课上要强调舞蹈知识普及；在欣赏的课堂上，当我们讲完作者、创作动机、表现内容、结构欣赏后，应将课堂内容再延伸一步，启发学生将自己的感受从艺术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哲学的角度阐述出来，达到拓展大学生的艺术视野，加深大学生艺术修养教育的程度，从而丰富、完善舞蹈艺术素质教育的内容。
4、普通高校舞蹈素质教育未在艺术类教学体系中确立明晰的地位。由于舞蹈素质教育尚未在普通高校艺术教学体系中确立其明晰的地位，高等院校的舞蹈素质教育还要有一个发展阶段，因而高等院校舞蹈艺术选修课的教学效果普遍令人担忧（如：至今我国仍未有一套普通高校舞蹈素质教育统一的、完整的教学大纲和考核标准）。目前，有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艺术门类课程，均只采用选修课的形式，舞蹈课程更是如此。较为重视艺术教育的学校在新的教学计划中已将艺术门类课程列入到限选课或任选课的范畴中，其中舞蹈课程是众多艺术门类课程中的幸运儿，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学校要求学生在大学阶段任选一门以上的艺术类选修课。实际上对一个非艺术专业的学生进行艺术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分程度地任选一门艺术类课程所达到的效果是蜻蜓点水式的，其收效甚微。将舞蹈类课程作为高等院校的选修课之一，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素质而言收效也是不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没有遵循人的艺术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将艺术教育建立在“兴趣”而非“素质”之上；另一方面也使大学生艺术教育缺失了应有的标准，使他们在心理上视艺术类课程可有可无、可选可不学的点缀。多年以来，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的教师主要集中在艺术院校，舞蹈教师的主流大部分也不在普通高等院校。未形成艺术教育的气候，艺术教育成长的土壤尚待培育，舞蹈教育成长的土壤尚待培育。
现代人已意识到，艺术世界是奥妙无穷的世界，艺术经验对丰富人生是不可缺少的要素，艺术与人性中最深层的东西息息相通。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刻，艺术都给人以希望和勇气，使人类的天才和智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施展，并保证了人与人之间必须的交流。一个没有艺术的民族和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正如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健全的教育一样。舞蹈这门艺术不仅能表达感情，使人的艺术创造性得以最大施展，而且能提高大学生的思维能力、理解能力、表现能力、交流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在艺术世界里学到其它学科领域学不到的东西。艺术教育对高等院校学生的审美和形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舞蹈教育是普通高校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舞蹈教育又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必须与其它的人文社会科学相配合，才体现出其教育的真正内涵。有助于大学生的思维能力、理解能力、表现能力、交流能力的综合培养。而综合素质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又必须将艺术教育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
高校的舞蹈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大众非常乐于接受，并且乐于参与的艺术形式，因此，舞蹈教育的普及也必然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屠燕萍. 舞蹈教育与人格素质培养.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0年6月
[2] 余秋雨. 关于舞蹈美学的思考. 舞蹈艺术. 总27期
题目：涂鸦艺术的图式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背景
选题来源
信步于欧洲城市街头，不论是在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等各个文化都市，还是在街头的门窗、墙壁、抑或飞驰的地铁上，都充斥着一种兼具野趣与生命力的艺术形式--涂鸦。上个世纪末，嘻哈文化如泉涌般不断四散，涂鸦艺术这方丽水也开始缓缓流入亚洲大地，这一新生的艺术文化现象相继出现在日本、中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
涂鸦艺术这种生长于草根、丰富于后现代主义风格上的艺术形式，在极短的时间内蓬勃壮大，可谓是影响到了当代生活的各式领域。
笔者在欧洲以及国内各大城市走访时，便被这种开放的艺术形式所震慑。涂鸦艺术家们将自身对世界的体验与感知，透过最质朴、原生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创造出一系列或惊艳怪诞、或趣意童稚的绘画图式与艺术符号。涂鸦艺术纯真朴实、个性时尚的特质和自由的创作精神亦与视觉传达设计的内核相得益彰，它也开始悄无声息地渗透着视觉传达设计的各个方面，在颠覆与整合中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视觉元素进入大众息息相关的生活。
从一方面而言，涂鸦艺术尽管看似处于“亚文化”之中，但却是真正来自民间的艺术，其大众性和视觉传达设计实质相同，反映出平民化的审美需求;从另一方面而言，涂鸦的绘画图式、艺术符号及其色彩均是视觉表达的形式之一，与视觉传达设计有种不尽相同但又密不可分的联系。翻阅相关文献资料不难发现，目前对涂鸦艺术的图式和视觉传达设计的研究中，部分是以一种陈旧和静态的观点去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审美“泛化”的时代，如何让视觉传达设计与个性化的涂鸦艺术结合产生新的形式?如何不仅仅停留在涂鸦艺术的表层，而是内外深度剖析寻找与视觉传达设计之间的桥梁?在当代语境和新媒体科技下，涂鸦艺术介入设计领域后又会有怎样新的发展?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与思考，笔者立足于涂鸦艺术的图式，开始了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不仅提升涂鸦艺术的社会影响，赋予它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多维度价值;更为此艺术形式的多元和发展添砖加瓦，开启一种与视觉设计联结的跨界新形式，也为今后在此方向研究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参考，增添一份新的探索。
研究背景
涂鸦艺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俨然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这种在争议中发展却又兴盛不绝的图画传统，起源于 60 年代美国城市底层大众的街头文化。西方的涂鸦艺术从违规的街头肆意创作、涂鸦地区划分的合法化、到涂鸦艺术学科的设置和博物馆的诞生，再到如今多元化、多媒体结合的涂鸦艺术形式发展，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演进历史。
文化研究领域上，早在 1983 年，美国便诞生了两部有关涂鸦影像的经典纪录片--Charlie Ahearn拍摄的《野性风格》(Wild Style)与Tony Silver导演的《风格大战》(StyleWars)。片中呈现了对各涂鸦者在家中或街上的创作片段，真实还原了艺术家们涂鸦的构思过程与生活状态，为世人提供了研究涂鸦艺术的宝典与创作的基础范本。同时，也逐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具有影响力的涂鸦艺术家，如Blek Le Rat,Jean-Michel Basquiat,Keith Haring,Banksy,Pure Evil,Faile,The London Police,WK Interact等。笔者在欧洲走访期间，在街头任一书店均能翻阅到大量与涂鸦艺术相关的英文专着，因此不论从历史还是大众渗入度而言，都可见国外对于涂鸦艺术的研究及其所涉猎的领域探索相对更为宽泛，在视觉艺术、图式领域等也都有着诸多论述及相关着作。
就国内而言，涂鸦艺术这股艺术的春风在 20 世纪末开始吹入国土，尽管短短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已然成为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长期艺术运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它的踪影。国内涂鸦艺术家不断涌现，涂鸦艺术的创作语言和内容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本土文化元素被纳入其中，成为新的表达形式。如老一辈涂鸦艺术家叶永青，曾灶财，张大力，黑荔枝，李球球;当代青年涂鸦艺术家DEBE,4Get,Candy Brid,黑鸡先生Mr.OGAY等。同时，涂鸦团队遍布中国各大城市，不论是民间的自办活动，还是全国性的大规模比赛或展览，都可见此艺术形式正以其张力迅速走入年轻人的文化圈之中。
涂鸦艺术作为一种鲜活、创新的视觉传达语言，萦绕于大众生活周围，重塑着人们的都市文化，它的发展空间无疑不是广袤且具有潜力的。近年来我国对涂鸦艺术的研究虽与日俱增，但多以“网络涂鸦”盛行。在目前我国所涉猎的各中学术论文中，研究涂鸦艺术与视觉语言特征并将其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之中、科学讨论两者的交融与差异尽管俯拾皆是，但对此课题部分仍是泛泛而谈、观点老旧，且举例的论证大多仍是多年前的案例。笔者在图书馆翻阅中文专着时，国内有对涂鸦艺术作理论研究的专着相对较少，多以图片展示为主。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能多维度去探讨涂鸦艺术和视觉传达设计两者的关系，而不仅局限于对它们外部形式的分析以及往昔案例的陈旧研究。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本文试图从涂鸦艺术的历史溯源、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入手，从“外”的具象表达去感知涂鸦艺术，同时以对涂鸦艺术图式的研究角度，剖析其“内”的艺术符号、图像叙事与审美精神，以求对涂鸦艺术有更进一步和深层次的认知。
涂鸦艺术作为一种都市视觉文化符号，出现在大众生活周围，并影响着视觉传达设计。如今以涂鸦为表现风格的视觉艺术设计作品已是恒河沙数。但鉴于涂鸦艺术进入中国时间尚短且无完整的中文理论支持，人们对涂鸦艺术表现语言的应用上大多流于表面与外在的形式。本文将对现有的国内外涂鸦着作及相关文献进行旁征博引，并对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们的涂鸦或相关结合的视觉设计作品进行分类与解析，观察其在审美与创作手法上的方式和特点，对比涂鸦艺术与视觉传达设计在创作与思维甚至精神内涵上的异同，尝试探索涂鸦艺术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创新方向，为现有的理论做出完善与补充。
同时，在观察对比中融入时间维度--结合当代语境(如当代艺术与现代科技)，试图找寻对涂鸦艺术的图式又一崭新认知，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不仅提升涂鸦艺术的社会影响，赋予它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多维度价值;更为此艺术形式的多元和发展添砖加瓦，同时开启艺术形式的多元化大门，打开一种和视觉设计联结的跨界形式，也为今后在此方向研究的人提供一个新的参考，增添一份新的探索。
三、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阐述涂鸦艺术的图式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研究，所以首先简要介绍了涂鸦的历史发展与创作风格，再通过对涂鸦艺术艺术符号概念以及涂鸦大师作品的剖析，探求涂鸦艺术的内在审美与符号。然后将此与视觉艺术设计结合，在当代的作品案例下，分析两者的表达应用与拓展的可能并进行总结与展望。本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 绪论。讨论了选题的来源、背景与目的、意义，及论文内容与框架。
第二章 涂鸦艺术综述。阐述了涂鸦的源起、发展与创作手法和表现内容，对涂鸦的历程有一个简要的梳理以及对涂鸦的工具和形式等进行了详解。
第三章 涂鸦艺术的图式研究解析。在本章从“符号学”与“图像学”相关角度，深入分析涂鸦的艺术符号与图式的内在审美。同时结合典型的涂鸦艺术大师的作品作为例证解析其艺术符号的运用。
第四章 涂鸦艺术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表达与应用。将对涂鸦艺术的研究与视觉传达设计联结，通过对当代作品的解析，分析两者的互动与表达。
第五章 设计实践。本章是笔者在对本文进行总结后结合自身兴趣点所作的涂鸦插画设计。
四、提纲
目 录
摘 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来源与背景
一、选题来源
二、研究背景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一、研究内容
二、创新点
第二章 涂鸦艺术综述
第一节 涂鸦艺术的源起与发展
一、涂鸦溯源
二、涂鸦艺术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涂鸦艺术的创作形式演进与表现内容
一、涂鸦艺术的创作手法演进
二、涂鸦艺术的基本表现内容
第三章 涂鸦艺术的图式解析
第一节 涂鸦艺术图形符号简析
一、涂鸦艺术的符号概念
二、涂鸦艺术大师们的艺术符号解析
第二节 涂鸦艺术的图像表达
一、文本与图像的互动转换
二、图像表达的即时性思维
第三节 涂鸦艺术的图式审美
一、表达心灵的幻象之美
二、荒诞世界的童趣之美
第四章 涂鸦艺术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表达与应用
第一节 涂鸦艺术的视觉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表达
一、色彩的情感表现
二、线条的运动性与笔触肌理
三、图形空间的形式与构成
第二节 视觉传达设计中对涂鸦艺术表达语汇的应用
一、字体设计--风格化与情感化的应用
二、海报设计--个性与趣味的相映
三、广告设计--时尚与公众娱乐性的结合
三、插画设计--手绘的自由表达
四、公共艺术--城市空间的点缀
第五章 设计实践-毕业设计
第一节 创作背景
一、灵感来源
二、借鉴资料
第二节 《山海经》手绘涂鸦画作创作
一、草图绘制
二、画作表现
第三节 设计延展应用
总结与展望
参 考 文 献
致 谢
五、创新点
把涂鸦艺术与的图式与视觉传达设计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融合图像学、符号学、心理学、视知觉的方式来探究其多元价值，让对涂鸦艺术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表层，而是进行深度的内外剖析，解析其内在的图式审美。
通过实地调查、文献研究、案例分析、跨学科研究和人物走访的研究方法，将涂鸦艺术的纵向时间发展和多元化价值的横向拓展相交叉结合，对涂鸦艺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让其风格形式更好地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中，在涂鸦艺术与视觉传达设计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它具有更大众、时尚、潮流和个性的特质。
结合当代艺术与现代科技，在当代语境下进行更新的深入研究，不仅给涂鸦艺术带来一种新的扩展可能性，也让涂鸦艺术这种独特的语汇给视觉传达设计带来新的形式。
六、进度安排
20XX年11月01日-11月07日 论文选题、
20XX年11月08日-11月20日 初步收集毕业论文相关材料，填写《任务书》
20XX年11月26日-11月30日 进一步熟悉毕业论文资料，撰写开题报告
20XX年12月10日-12月19日 确定并上交开题报告
20XX年01月04日-02月15日 完成毕业论文初稿，上交指导老师
20XX年02月16日-02月20日 完成论文修改工作
20XX年02月21日-03月20日 定稿、打印、装订
20XX年03月21日-04月10日 论文答辩
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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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重要流派之一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文本形式中心论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文论承袭了作为感性生存论的德意志审美精神，将 艺术 和审美看成摆脱 现代 社会生存困境的最佳途径，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1844年 经济 学 哲学 手稿》和卢卡奇《 历史 与阶级意识》中异化与人的解放间题，并改造了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从而 发展 了一种和经典文论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与审美理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艺术和审美如何成为解放意识、否定异化的革命性力量。在此意义上，可以把法兰克福学派文论看成一种广义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对苏联美学的批判性考察，二是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这两个方面都对
马尔库塞用形式主义美学理论批判美学，批判 艺术 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是不足取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尔库塞所强调的艺术的主体性、艺术自律及审美形式等问题，确实是长时期内美学所忽视的。在
童庆炳在写于1983年的《文学与审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习以为常而在当时起到开风气之先作用的见解:“只有在文学理论的各个问题上深深引进‘审美’的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1984年，童庆炳在自编教材《文学概论》(红旗出版杜)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及“审美是文学的特质”的新见解。童庆炳在1992年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吸收了 现代 西方语言美学的新成就，提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观点—“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由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对苏联及欧美文论的借鉴基础上，特别是 总结 了我国现当代文论的教训后提出来的;在后来的阐释中，又吸收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要素，因而就体现出一种综合视野:既避免了将文学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图解的文学工具论的缺点，又防止文学研究陷入形式主义学派见木不见林的狭窄范围。在今天看来，它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面对学界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怀疑和指责(比如把“审美意识形态论”理解为“审美主义”).童庆炳仍然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