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2 15:01:0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传统礼仪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不学礼，无以立。这是孔子教导他的儿子孔鲤时说的话。古代帝王用礼乐来教导民众，以求天下归心、四方安宁。中国传统礼仪，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凝合力。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礼”的力量依然博大而厚重。对于今天的公务员来说，可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者，敬而已矣
中国的传统礼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讲究“敬”，并以敬为指导，贯穿于所有的礼仪中。敬即尊敬、敬重，它首先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虚伪的谦恭正如通常所说的“礼节性”的微笑，虽有其形，却缺乏应有的诚意。同时，敬的对象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国家、民族、人民、自然规律、事业……前者可以称之为敬人，后者称之为敬业。脱离了敬，都不过是空头文件，表面文章，并无任何实际意义。
“礼者，自卑而尊人。”无论是敬人还是敬业，在抒发敬意的同时都必然包含对自我的克制，谦恭地降低身段，这就是“自卑而尊人”的含义。公务员礼仪也一样。所谓敬人，就是秉承“自卑而尊人”的思想，不计较身份上的差异，发自内心地尊重自己面对的任何人，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价值，每一种真诚的诉求都有值得倾听的理由。敬人是基础，敬业则是更明确的应用。面对工作或者事业，首先需要有诚敬的心态。这种心态体现在工作之中，是专注和责任感，体现在工作之外，则是言谈举止。
礼仪的“三紧七不”
人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容貌，礼也是从端正容貌和服饰开始的。一个有良好修养的人，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在十分郑重的场合，一定是体态端正、服饰整洁、表情庄敬、言辞得体，这既是内在修养的表露，也是对他人尊敬的表现。
古人对仪容体态的礼仪很有讲究。一是“三紧”。这是宋代学者朱熹对古人服饰方面的要求所作的总结。所谓“三紧”，就是帽带要紧、腰带要紧、鞋带要紧。三者都扎紧了，人的精神状态才会显得振作，才能表现出对人、对事的郑重。现代服饰虽然不同于古代，但穿衣得体、整洁、庄重、大方的要求，却无二致。
二是“七不”。所谓“七不”，是指《礼记》里边说的“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不敢唾；寒不敢袭；痒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亵衣衾不见”等七条规定。这些规定既适用于与父母、尊长共用的场所，也适用于工作场所。在严肃、正规的场合，打饱嗝、打哈欠、伸懒腰、吐唾沫、擤鼻涕、歪坐、斜视、跷二郎腿，或者只穿睡衣、内衣，甚至赤膊，都显得随便、懒散，缺乏敬意。
此外，还应当“立必正方，常视毋诳”。在正式场合，无论是坐还是站，都要端正；视线要有一定的方向。歪坐、斜站，眼睛到处乱看，都是怠惰不敬的表现。目光是心态最直接的流露，能反映出内心对人是否敬重。因此，在礼仪场合要注意自己视线的高度。视线过高，是傲慢之相。视线过低，则似有忧虑在心，不免令对方猜测。如果左右旁视，更会给人留下心术不正、狡诈善变的印象。平时或在私下场合，态度可以比较放松，但一旦进入正规场合或工作单位，就必须显得严肃、庄重。这种心态，在走路的姿势、步伐，甚至面部的表情上，都要有所体现。
临事而敬，好谋而成
公务员的日常工作，依据其所在单位的性质、自身的职务、级别、年龄、性别而有所不同，但从礼仪的角度来看，又有很多相似之处。
不论面对贵者还是贫贱者，都保持“敬”的态度是最基础的礼仪。公务员既是政府的雇员，也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谋福利、给百姓办实事，可以说是公务员的“天职”。但人民有穷富之分，事情有大小之别，这就要求公务员在处理事务时能够不分穷富，一视同仁，尽管面对的是干体力活、做小生意的“负贩者”，也不应该加以歧视。竖立起这样的态度，不仅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弊病可以消除，也有助于提升转型期社会最为需要的社会和谐。
见人下菜碟不可取，而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就更不可取。据说在先秦时期，马车前面一般都有一根横杆，称作“轼”，供乘车人手扶，以保持身体平衡。儒家依据轼的这种功能，相应地制定了“式”礼。当乘车者驾车返乡，或途中遇到尊者、贤者，都要凭轼垂首，点头示意，表示因车行迅疾，不便行礼，以此表达尊敬之意。当车子进入繁华的国都中，不敢疾驰，因为怕那样会惊扰百姓。回到自己的里巷家乡，则要向父老乡亲致意。《史记》中记载，魏文侯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每次经过贤士段干木的居所时，都要行式礼，以示尊贤之心。在当时传为美谈，结果魏国招揽了大批贤才俊士，成为强国。反观今日，很多人把车当作身份、财富、权势的象征，有炫耀之意，无敬人之心，横冲直撞，甚至凭借某些特殊的车牌无视交通法规，任意胡为。除了暴露自己的浅薄无知之外，只会使人厌恶。长此以往，离“礼”之大义日远矣。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
公务活动应遵循的社交礼仪(部分)
如果是在所尊敬的人或者自己的上级旁边陪坐，一定要坐在离他最近的地方，彼此之间不要留空坐，这一方面是为了表示与尊者的亲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准备回答他的提问，同时含有为后来者留下空位的意思。谈话中间如果有与自己辈分、级别相同的人来到，则不必为之起身，只有长辈或者上级来到才需要起身行礼。
与客人对坐，如果不是吃饭，就应该尽量靠后坐（即不要靠近前面的桌子）；如果是吃饭，就应该靠近桌子坐。坐姿要稳，容颜要端庄。
在陪伴尊长饮酒时，如果尊长斟酒并亲自送过来，晚辈就要赶紧站起来，走到陈放酒具的地方，对尊长行礼后，双手接杯。如果尊长说不必如此，晚辈才可以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喝。尊长举杯但是还没有饮尽，晚辈就不应先喝。
参加宴会时，如果全桌的主食盛在同一个食器中，那么自己就不要吃得太多，以免别人吃不饱。如果菜烧得不合自己口味，也应该尝一些，这是对主人劳动的尊重，而不应该当主人的面说出来，那样会使主人难堪。
陪同长辈去赴宴，虽然主人同时加以招待，但因为有长辈在场，自己就不需要辞谢。如果主人宴请贵客，自己被召为陪客，遇到主人敬酒的时候，自己也不需要辞谢，因为这个宴会本来就不是专为自己设的。
不能在饭桌上叹气，那样会破坏宴会气氛。
与尊长握手，晚辈一定要用双手，以表示亲热和尊敬；单手相握是平辈之间的礼节，单手与尊长相握，是不懂礼貌的表现。长者的精力往往比较差，不能与年轻人相比，因此，在尊长旁边陪坐时，要随时注意他的表情变化，如果尊长开始打哈欠，说明尊长已经感到疲倦；如果尊长已经拿起手杖、在找自己的鞋，或者在向左右的人问时间的早晚，说明他已经打算退席。这时，陪坐者应该主动告退，以便尽早让尊长休息。
听尊长说话，凡是尊长还没有提到的话题，不要抢先去谈，那样有炫耀自己比尊长博学之嫌。陪坐时，容貌要端正；听尊长说话时，神色一定要恭敬；不要袭用别人的说法，也不应总是说与他人雷同、毫无个性的话。
在长者面前，不能以“老”自称。如果自称“老”，就显得在场的长者更老，使他们伤感，而且有骄傲之嫌。
跟随师长或尊长出门，看到远处的熟人，不要隔着马路与人说话，那样是怠慢身边长者的表现。如果在路上遇见尊长，应该快步上前，正立行礼。尊长与你说话就回答，否则就可以快步退下。
一、从仪式崇拜到“德诚于中”
传统中国最初的礼仪文化根植于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要求顺天应时，顺应自然规律，故而出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人们赋予“天”某种道德性的品质，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就要求人们“以德配天”。最初的祭祀礼仪行为和对祭祀仪式的崇拜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天”的敬畏与崇拜，并发展出天尊地卑、本末有序的思想。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业定居生活的形成，定居生活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安排也是为了顺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顺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人们的生存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效法天道，以德配天，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每个个体各得其位、各司其职［1］。可见，当时的礼仪文化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中原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也顺应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秩序的向往和追求。古代中国的礼仪文化事实上是被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规定的，在客观上保障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到了夏商周时代，由于政治生活的广泛存在，原本属于社会规范的礼仪文化渗透、蔓延到政治领域，以尊卑贵贱亲疏为主要内容的礼仪文化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周礼”就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秩序、规范了家庭及个人的行为。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人力”和“人为”因素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先的尊卑秩序，诸侯国之间的固有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社会动荡、礼乐崩坏的局面，原先的礼仪文化只剩下了繁琐的仪式和复杂的程序操作。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意在恢复周代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恢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秩序。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不只是在礼仪形式上回到以前的外在仪式上，还为外在的仪式注入了思想内涵，即把“仁”纳入了传统礼仪文化之中。“仁”是“礼”的核心，“礼”是“仁”的外在化和具体化，“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论语•颜渊》)。孔子崇尚德政、追求礼治，“礼治”的目的是“德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外有礼乐、内有仁义，礼追求社会秩序，乐追求社会的和谐适中，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以礼节和”。礼乐是手段，德政是目的。孔子认为重建社会秩序要做到“正名”，即做到“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按照礼的要求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各司其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孔子提出的礼制思想还表现在做人做事讲究秩序和规范上，体现在个人行为上。在做人方面，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做事方面，孔子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季氏》)。体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君使臣以礼，臣事臣以忠”。在构建社会秩序上，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在传统中国礼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在传统的礼仪仪式中充实了“道德”和“仁义”等思想内涵，使外在的礼仪行为具有内在的精神灵魂，“礼行于外，德诚于中”“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礼记》)，把对外在仪式的崇拜发展为对内在道德的信仰，并追求外在仪式与内在道德精神品质的和谐统一，使外在礼治的强制性走向了内在道德信仰的自觉性。比如孔子曾反问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难道仅仅玉帛、钟鼓就是礼乐吗?所以孔子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礼仪表达内在的道德诚意［2］。“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二、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道德性本质
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让统治者服从道德规范并遵从一系列的礼仪行为，以此垂范天下，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也就是恢复周代和周代以前最高统治者作为道德楷模的理想统治模式。在西方社会，柏拉图最初追求的理想国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让“哲学王”统治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让品质优秀、道德境界和智慧高的人来统治社会，这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一致的。但是，经过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实验，柏拉图的政治设想遭到了失败，当发现自己的理想国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时，他改变了以前所追求的哲学家当王的最高理想，转而求其次，也就是转到追求“次优状态的国家”的主张，那就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乌托邦，也就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他认为法律是实现国家正义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法律篇》中他这样写道:“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3］柏拉图的这个转变非常重要，表明他从推崇以德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正像柏拉图设想的那样，西方社会的德治与法治最终走向了分离和分裂。在个人行为方面，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表现可以不一致，甚至在思想上可以犯法，但只要在行为上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西方社会的与世俗政治最终也相互分离开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俗政治可以用外在的强制手段进行管理，而则通过个体内在的修养和规范达成，二者不相互干涉。这是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特点之一，与中国崇尚德治、礼法并重的传统治理模式形成对照。孔子也曾在一个小诸侯国鲁国实验过他的崇尚道德、以礼治国的思想，和柏拉图一样，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与柏拉图不一样的是，孔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最初的理想和信仰，一直在坚持着他的“德政”理念，这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崇尚德治和礼治，而没有转向法治。孔子阐发的“礼仪”不仅是指个人的行为规范，还包括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整个国家的行为规范，所以“礼仪”是上下贯通的，可见孔子所倡导的礼仪文化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这是把道德信仰与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来的表现。笔者认为，孔子的礼治思想更倾向于德治，他所倡导的礼仪规范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内和外是一体的，不是分离和割裂的。他所强调的“礼仪”是由内而外的道德行为，道德与礼仪是贯通的。孔子以后的孟子则有舍弃外在礼仪形式，追求内在“仁义”的倾向，把礼仪内化为心理情感的准则［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思想，法家强调外在的强制性，儒家侧重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并强调内在的道德信仰要与外在的礼仪行为和谐统一。事实上只有内外合一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导致后来中国在治理社会上出现儒法并重的局面。前期儒家思想，也就是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内外兼顾的，但是到了宋明时代，外来佛教主张内在的心性修养，强调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的修行路径，使儒家也开始追求内在的超越，这就使得传统的儒家礼仪更加注重内在的自省和自律，强调由内而外的思想行为规范和道德法则。所以传统儒家礼仪文化更强调个体的内在规范及内在修养，而非仅仅看重外在的形式和仪式。
三、中国儒家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价值
迎亲：近年来，迎亲(接新娘)成为整个婚礼的一大。新娘由姐姐或伴娘带出来交给父亲，再由父亲交给新郎。迎亲车队以双数为佳。
燃炮：迎亲礼车在行列途中，应一路燃放鞭炮表示庆贺。吃桌：在出发前，新娘要与父母兄弟姊妹一起吃饭
等待新郎：在女方家门口，应有一男童手持茶盘等候新郎礼车的到来，新郎下车后，应赏男童红包答礼，再进入女方家。拜别：离开新娘家前，新娘应叩拜父母道，并由父亲盖上头纱，而新郎鞠躬行礼即可。
礼车：在新娘礼车刚开动时，女方家长应在车后撒一碗清水，一碗白米，清水代表女儿已是泼出去的水，以后的一切再也不干涉，白米是祝愿女儿有吃有穿，事事有成。
红包之源：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从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到农耕社会的互助，到人际关系的剂，到求人办事的敲门砖，最终到不送不心安，红包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异化”的过程。红包越来越流行，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或因感情，或因面子，或因攀比，或因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总之，我们已经被这种文化所胁迫。只是，面对红包，我们似乎越来越焦虑，送的未必全部甘心，收的未必全部坦然。在送出或者收到一个个红包之时，我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下，表达感情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
“红包，是指包着钱的红纸包，最原始的意思是指压岁钱，在粤港澳台等经济发达地区称为‘利市’，在世界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更多的是用于喜庆时馈赠礼金。到了现在，开始泛指奖金和贿赂他人的钱。”——在作家浮石的《中国式关系》一书中，对红包做了如是描述。
红包的最初意思“压岁钱”，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按照民间的传说，古时有一个身黑手白的妖精，名字叫“祟”，每年除夕之夜便出来祸害小孩。于是，人们在当天晚上点亮灯火通宵不睡，并把铜钱放在孩子枕边以辟邪，这便是“守祟”、“压祟”，后来通俗称为“守岁”、“压岁”。这便是“压岁钱”的由来，寄托着父母对孩子的祝福和关爱。“压岁钱”真正出现在史书中始于汉代，但当时这种钱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而是为了佩戴玩赏而铸成钱币形状的辟邪品，正面铸有各种吉祥语，如“天下太平”、“去殃除凶”；背面铸有龙凤、龟蛇等图案，表达压邪攘灾和喜庆祈福之意。
宋元以后，过年给小孩子“压岁钱”已成为民俗。至民国时，“压岁钱”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钱，寓意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晚辈的压岁钱，用红纸包一枚大洋，象征“一本万利”。这是红包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
红包之礼：人际关系的剂
此种意义上的红包或者礼物，大多仍局限于亲朋好友之间，维系并增进着人们之间的感情，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剂”。
压岁钱之外，红包另一个源头是“随份子”。按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的说法，这种风俗源于农耕社会生活中小范围的互助，当时，倘若谁家有红白之事，就会负担很重，这时候亲戚朋友、乡邻都会来“随份子”，帮助其渡过难关。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份子”的红包逐渐摆脱了互助的原始意义，演变成一种社会礼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礼尚往来——中国人一向崇尚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就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此时的红包，更多成为亲朋好友之间一种维系感情、表达祝福的方式。而之所以用“红”，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代表着吉祥，寓意“红火”。在礼仪之外，互赠礼物还能体现出中国人受惠不忘施予者的心态。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则将这种现象称为“红包文化”。红包文化，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整个东亚文化的一部分，日本、韩国都有送红包的习惯。
不过，李河同时指出：“传统文化中的‘礼’和‘仪’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仪是重心，礼只是一种辅助，比如通过婚宴等各种仪式来实现人情上的互相抚慰，这种仪式感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内容，物质上的内容是其次的。”
红包泛滥：倒置了的礼与仪
不知从何时起，李河先生所言的“礼”与“仪”的关系开始倒置，这从近年来经常在网上看到的感叹红包让自己不堪重负的帖子中可体现。
大约从第一位发出此类感叹声的人开始，红包已经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从美好的祝福变成了重负。
翻开报纸，类似的新闻屡见不鲜。《新民晚报》报道，上海一位市民在去年十一长假中，接到了10张请帖，或是朋友结婚，或是亲朋生日。每人随了400元礼金，一个月工资没了。这位市民的话很形象：“一个月的血汗钱啊，就像从肋条上往下割肉。”《现代快报》报道，南京市民史先生，有6位姐姐，而这6位姐姐给他带来了14个外甥、外甥女，每年的压岁钱、生日红包让他苦不堪言。终于，有一天，史先生召开家族会议，宣布放弃做舅舅的资格。《长沙晚报》报道，为了迎合越来越盛行的“红包文化”，长沙某银行曾推出“电子红包”业务，送红包者根本无须征得对方同意，就可以将最多500元的红包送到对方账户，而且，可以把所谓的祝福语一并写在“电子红包”上，可谓方便至极。只是，这样的红包中还有多少感情成分，我们不得而知。
红包焦虑：送的苦恼，收的纠结
一边是送的苦恼于送不送、送什么，另一边是收的纠结于收不收、怎么办。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越来越复杂，红包的用处也越来越大——从原先的庆贺祝福延伸到求助、感谢，从自家亲友延伸到许多行业，红包的内涵也越来越大——从货币到烟酒、购物卡、生活用品、古玩无所不包，甚至还出现“送旅游”。
有人将教师节称为“谢师节”。不过，据媒体调查，60%的家长都不希望给老师送礼，但最终的事实是，70%的家长都会给老师送礼。与此同时，大多数老师也表示不希望接受礼物。
不止老师，医生、评委、裁判、监管，乃至火葬场职工……似乎只要是与公共资源沾点边的行业，都有红包流行——对官员而言，以红包之名行贿赂之实者，亦不在少数，不过此类行为属犯罪，不在我们所讨论之列。目前，我们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收红包意味着尽心。
2010年，央视的一组公益广告引发广泛共鸣，电视画面中，一位医生对患者家属说：“病人终于脱离危险了！”家属随即奉上红包，医生随即拒绝并沉痛地说：“你在侮辱我！”另外的三个场景分别是老师、公务员和驾校老师拒收红包。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正所谓有礼仪之大谓之夏。中国礼仪以周为最，中国古代一般推行周礼。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喜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
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4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祀先师、先王、圣贤；乡饮、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包括五祀、高禖之祀、傩仪、诞生礼、冠礼、饮食礼仪、馈赠礼仪等。
（来源：文章屋网 ）
关 键 词：民族传统体育；体育竞赛；礼仪文化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4-0120-04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历数千年的凝聚与洗礼，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展现出交融汇通的独特生命活力。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根源于传统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体育赛事中，维系着每个程序的衔接，支撑着体育赛事的整体秩序，被代代相传继承和延续下来，载负着许多独特的文化理念，是民族特有的文化标志。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加之缺乏本土化的传统礼仪文化的继承与宏扬，使中国的传统体育竞赛礼仪出现断裂。通过对其内涵、特征、作用等进行系统研究，将为建构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竞赛礼仪及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文化的内涵
礼仪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受风俗习惯、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具有一定规范性且被人们广泛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在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代代相传，不断整合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其神韵和风采让世界人民喜闻乐见并广为推崇。中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称，人类在最初的繁衍生息过程中就已植入礼仪文化的基因，形成古老的传统文明。“礼”者即尊重，尊重他人尊重自己，反映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仪”者是表现形式，礼仪就是一个人内在道德水平的外在表现。古人云：“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礼仪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受风俗习惯、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具有一定规范性且被人们广泛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综上所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文化主要指人们在民族传统体育竞赛交流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互尊重、亲善友好的文化形态，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应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站在最外层的是物质文化层面，如参赛运动员所穿的民族服装、竞赛所使用的器材等；制度文化层面处于中间，是以参赛选手的行为规范为表现形式，如武术比赛的竞赛规则，限定着运动员比赛时的各种行为；精神文化层面是最内一层，是以参赛运动员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解、对参与比赛的价值观为主要体现，如武术套路比赛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刚柔并济”。物质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文化的基础，制度文化是其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连接着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对精神文化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2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的特征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集对抗性、技巧性、竞技性、表演性于一体，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明珠，广受人民的喜爱。人们常常在观赏激烈竞赛中，会感受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矫健、优雅、剽悍、婉柔、神秘、惊险及交融等美的享受，同时会深刻感悟到竞赛中折射出中华民族“和合”的礼仪魅力。
2.1 竞赛礼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总体而言，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建立在民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节庆习俗等文化基础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生存环境的改变、文化背景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会有所变化，在历史不同阶段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从武术竞赛礼仪来说，在古代，徒弟拜师学艺时要向师父行跪拜礼，同门师兄弟之间以及与其他武林同道之间见面时大多都是拱手或作揖来表示问候，武林中人切磋技艺前或切磋技艺后要互相行礼，传达一种“以武会友”的武学精神。现代社会抱拳礼是武术规则中国内外一致采用的具有代表性的礼法。这一礼法是由中国传统“作揖礼”和少林拳的抱拳礼（四指礼），加以提炼、规范和统一得来的[1]。
2.2 竞赛礼仪与民族精神相融合
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情感等，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竞赛礼仪充分体现了民族的节操、气度、风范，彰显民族性格。如舞狮比赛，各参赛队应遵循竞赛礼仪，举首、提足、敬礼、叩拜等动作必须先左后右，参神、迎宾、巡游也要求按一定的程序，这些礼仪规范，使参赛队员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友好、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的氛围，共同传承礼仪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彰显了民族精神。
2.3 竞赛礼仪与“贵和谐”相一致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的核心是以仁释礼，表现出“中庸为本，温良恭险让”的民族体育精神及“以和为贵”的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理念，反映出中华民族相互尊重、恪守信用、公平竞争的价值观。作为习武之人，特别强调“文以德彰，武以德显”。如在擂台比武中，每个人所处的民族、信仰、习俗、个性的不同，就可能出现各自的特点，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各门各派都认定：“功夫有限，仁者无敌。”所以在比赛中，要做到“尚德不尚力，重守不重攻。”习武者首先要以德服人，以德慑人，在比赛中才可以施展武功，制服对方，而不应单凭武艺，无视礼仪，使对方致残致死。所以在民族传统体育竞赛中，需要理解他人、体谅他人、宽容他人，不过分计较比赛得失，才能增进感情、融洽人际关系、多方面地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和谐发展。
2.4 竞赛礼仪因时展而变异
时代性是指民族精神在其历史演化中所体现出的时间性特征，亦指其与时俱进的根本性质。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文化是对传统习俗的不完整复制，由于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内部新旧因素在矛盾中不断分化整合，通过变异、淘汰、更新，由旧的平衡转化为新的平衡，或者通过对外来体育文化因素的吸纳、交汇，使原有的体育文化传统结构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如“女真射柳”承契丹之俗，是宗教与民俗结合的产物，女真人笃信萨满教，在巫祭的仪式上，把箭放在最显赫的位置，并对着神箭诵诗求福，以保平安，无论在官方或民间的祭天或其他祭祀仪式上都要进行骑射活动。其官方的规制为：凡重五日拜天礼毕，在毬场插柳两行，参射者以尊卑为序，各以帕系一柳枝上，于离地数寸，削去青皮为的；每射，擂鼓助兴[2]。射柳活动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由鲜卑、匈奴等北方民族传入内地，直至清中叶仍十分盛行。时至今日，射柳活动中的礼仪活动已发生重大变异，射最早是儒家的六艺之一，有丰富的礼仪内含，作为礼，它是庄重的，作为战争手段它又是残酷的。随着近代西方坚船利炮的侵入，弓箭作为一种武器，渐渐退出了军旅战事，作为一种礼仪的文化，射礼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3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文化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已逐渐脱离了远古时代“事神致福”的作用，而慢慢成为一种人际交往中尊重他人及健全自身人格的道德修养。它在民族体育赛事的发展过程中维护着整个活动的秩序，美化运动员的形象，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人际交往的和谐发展。
3.1 竞赛礼仪是竞赛价值的准绳
从社会价值判断方面，确定人的体育竞赛礼仪行为是否符合“礼”的规范、“仁”的精神，在儒家礼学看来，言行举止一定要与“礼”——既成的社会等级名份、成文及不成文的传统观念相吻合[3]。在竞赛礼仪中的“仁、义、礼、信、勇”是参赛者实现自我的“价值”准绳，是让比赛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西夏时就有关于在相扑竞赛个别法律责任的立法保障，同时，也作为一种竞赛礼仪保存在比赛之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载：诸人相扑而致死者，以相扑不死人之法而大意无理之，徒三年。若曰他人相扑，有故意指使者，使相扑者致死，则令相扑者徒年，相扑者以从犯法判断[4]。这条律令是目前发现仅有的有关相扑竞赛规则的文献。从记载中我们也能看出古代这些少数民族所进行的竞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良的现象，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运动员参加比赛提供人身安全的法律保障，有“相扑不死人”的法律依据，同时也强化了比赛礼仪的教育。
在竞赛礼仪中，“公平公正”、“重信守义”是裁判员实现自我的价值准绳，是让比赛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如抢花炮比赛中，裁判员出示黄牌，是一种劝阻、劝告运动员不能再有非体育道德行为、严重犯规和暴力行为的出现，否则将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裁判员的公正执裁，理礼兼备，对运动员、教练员和观众都是极好的礼仪示范。
3.2 竞赛礼仪是道德知行的途径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注重对人的教化和规范日常的行为道德。“知行”是道德修养的起点和基本途径，在传统体育竞赛礼仪规范学习和演示的同时，要引导社会成员知仁、循礼、行义。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赛事，其传播过程不仅能满足人们对体育的需求，而且也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在进行健身教育、道德教育、娱乐教育的同时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我国历来祟礼敬德，习武之人也是如此。所谓武德，就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5]。《左传宣公十二年》提出“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武德礼仪对于习武者的重要性在习武前就有体现，所谓“未学武前先学礼，未习武前先习德”。否则，“练功不修德，必定要着魔”，少林即严正宣告：“有技无德者，非少林之徒！”并谆谆告诫武僧：“功成之后莫轻使，持技欺人忘德行。”这充分表明习武之人从来不从纯武艺的角度去看待武术，而总是将武术技艺与礼仪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比赛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3.3 竞赛礼仪是民族形象的体现
中国自古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之称，衣冠、礼仪是中国的君子们所追求的个人形象。它包括表象与内在两个方面：表象形象是通过语言、行为、服饰等显现出来的视觉形象；内在形象则是修养、气质、人品、素质等组成的品格形象。其中表象形象即视觉形象是品格形象的外在体现，只有把二者紧密结合，融于一身才能树立良好个人形象。运动员在赛场上塑造的体育形象，不仅代表了个人的形象，往往也被等同于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形象。通过运动员文明的语言、优雅的行为、得体的服饰，美化的不仅是运动员个人形象，同时也美化了其代表的群体、民族的形象。
3.4 竞赛礼仪是对外交流的窗口
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市场化运作，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参与到国际性、职业性的体育赛事中，而礼仪在此时此刻尤为重要，运动员在竞赛过程中不仅仅是技能的比赛，而且是中国人的代表，他们的言谈举止，更多是体现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文化状况和社会风尚。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比赛，增进我国与世界的友谊和交流，有利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展现中国礼仪之邦的风貌。这种做法在汉朝时就已经得到充分运用，汉朝不但按期举行角抵比赛，而且还将角抵作为礼仪接待当时的匈奴、乌孙等客人。《汉书·张骞传》载：“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锦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大角氐（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这里大概描述了汉武帝时为了在匈奴、乌孙等国面前夸耀，大陈角抵戏的情况。
4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的传承与推广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本土礼仪文化形态。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人民生活节奏加快，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更好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加快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推广的步伐，使其更生活化、普遍化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4.1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的传承
1）注重竞赛礼仪内涵的挖掘与整理。
自从西方体育文化进入中国以来，迅速在华夏大地传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出现断层，但是西方体育竞赛礼仪却明显不能满足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要求。这也使得我们在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时，应把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中崇尚礼让、与人为善、以德服人、平和的精神内涵传承下来，不仅应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还要拓展到现代体育比赛中，使其真正本土化，成为中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科学融合。
“礼尚时宜”很好诠释了礼仪文化的时代性，也为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的继承指明了方向，不是返璞归真原汁原味的“乡土”继承，而是以世界文化多元化为视角，以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为价值取向，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礼仪文化，融入到民族传统体育礼仪理念中，以开放的思维、创新的形式打破禁锢，重新建构符合国际惯例、具有民族特色、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文化，使其既能体现民族文化内涵，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3）完善竞赛礼仪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
如果把法律看成是一个国家的硬性规定的话，那礼仪则是一个国家的软性约束。因此在完善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的时候要从规范化入手，切实考虑其可操作性，制定出易理解、易接纳、易推行、易操作的民族体育竞赛礼仪规范，充分体现出传统的仁爱、以人为本、中庸和谐的文化理念。
4.2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的推广策略
1）扩大媒体和网络的宣传。
随着经济发展、科技的进步，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生存的大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在宣传方式上不能因循守旧，要充分利用媒体，如电视、网络及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工具，采用容量大、费用低、时效快的多渠道宣传方式，加快对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文化的传播速度、扩大其影响、促进其交流。
2）增强竞赛礼仪文化的保护。
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要求，也是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借助国家政策的支持，积极主动实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全民路线，切实担负起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文化的职责，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合作，动员、鼓励、吸纳社会成员广泛参与，与各科研所、学校等相互合作，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的支持，进而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礼仪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3）提升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的礼仪素养。
裁判员的公正执法，理礼兼备，是保证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教练员的道德品质、行为举止直接影响着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礼仪素养。因此，要求裁判员、教练员必须认识礼仪文化的重要性，时刻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使运动员真正体会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文化的精髓。运动员也要积极学习礼仪文化知识，深化对竞赛礼仪文化内涵的理解，提高自身礼仪文化的素养。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包括物质技术层面、组织制度层面以及思想价值层面，在比赛过程中呈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彰显“道德教化”、“齐之以礼”的文化精髓。体现出传承性与时代性、易变性与相对稳定性、多样性与差异性、操作性与规范性、独特性与人文性等特征。同时具有规范行为、相互尊重、美化形象、促进关系和谐等作用。在传承与保护竞赛礼仪文化的过程中，应采取多种途径，扩大对其宣传。同时，加大对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礼仪素养的培训力度，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礼仪文化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华桦. 礼仪在现代武术中的运用[J]. 湖北体育科技，2011（5）：14-17.
[2] 元脱脱. 金史[M]. 上海：中华书局，1975：826-827.
作为文明古国，我国古代对于礼仪的重视遍布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家庭伦理、君臣伦理、社交礼仪。作为文人必学的经典“六经”中就有专门介绍礼仪的《礼记》，用来规范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交礼仪一般体现在称谓、座次和做客三个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交礼仪之称谓
我国传统文化的社交礼仪中，在称谓上具有尊人卑己、交际礼节中的亲属化等特点。所谓尊人卑己，就是在与对方交谈时，对对方总是处处尊重，使用敬词，把自己贬低，使用谦词。如称对方的家人都用“令”，具有“美善”之意。如对方的父母为“令尊、令堂”，对方的兄弟“令兄令弟”，对方的儿女“令郎、令爱”。而称自己的家人则都为“家”，“家父、家母、家兄、舍弟。”，自己的儿女则要贬低为“小女，犬子”。对方的配偶是“尊夫人”，自己的配偶是“贱内、拙荆”。
对方若是比自己大，则是带姓尊为“某兄”，自己是小弟；若对方比自己小，则称为“贤弟”，自己是“愚兄”。对于初次见面的平辈人一般都称为“足下”“阁下”，自己是“在下”。
这种尊人卑己的称呼也有讲究，就是尊的是别人，卑的是自己，如果用错了就是笑话，如称别人为“愚兄”，别人的孩子是“犬子，小女”，自己的父亲是“令尊”，配偶是“夫人”都是笑话。为防止出笑话，还有一句口诀叫“家大、舍小，令他人。”意思是称呼自己的家人长辈加个“家”，小一些的加个“舍”，如“舍弟、舍妹”，而“令”全是称呼别人。
这种尊人卑己的敬词和谦词的用法，不仅体现在称呼上，平时语言上也常用到，称对方的住处为“尊府”，对方的姓名是“尊姓大名”，对方的年龄是“贵庚”，对方的作品是“大作”。而自己的则是“敝处、贱名、贱庚、拙作”。
古人的名字是两个概念，名是名，字是对名的解释和补充。在称谓上，君对臣、父对子、师对生要称名，像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仲是管仲的名，“仲父”是对他的尊称；孔子作为老师，称子贡则叫他的名“赐”。而平辈人只能称字，称名就有自高自大之嫌，把自己当做对方的父亲长辈，是极不礼貌的事。像鲍叔牙称管仲为“夷吾”，就是管仲的字；孔子的学生称子贡就为“子贡”。还有诸葛亮称关羽为“云长”，都是称对方的字。
古人在交际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亲属化，如称传授技艺的为“师父”，同学之间称为“师兄、师弟”；朋友之间的“贤弟”等。连在科举考试中，同年考中的进士之间也以年兄、年弟相称。连皇上也将德高望重的大臣称为“父”，像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秦始皇称吕不韦为“尚父”，项羽称范增为“亚父”等。皇帝称臣民为“子民”也有这个意思，而大臣称皇后为“国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交礼仪之座次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座次的礼仪也有讲究，一般大堂以南面为尊，朝廷和学堂都是这样的，君王坐北朝南，所以叫“南面称王”，大臣面朝北参拜，因此叫“北面称臣”；学堂里老师南面授课，学生北面受学。
在家庭中，举办宴席时，则是以东面为尊。在今天一些保持古风的乡间，在结婚典礼后的宴席上，首座的东面位子最大，要让给舅舅坐。就是平时宴请客人，东座都要留给客人中德高望重的长辈。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的“鸿门宴”一场中，“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当时的室内还是东面为尊，但项羽却自己坐在东面，让刘邦坐在北面，显示了项羽目中无人的狂妄。
东汉到唐宋，随着官职以左为大，座次也开始由东面为尊改为以左面为尊。这样的座次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安排座次时，都是将客人安在左边，右边是晚辈作陪。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交礼仪之做客
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中，对于到别人家做客的礼仪也多有讲究。从进门开始一直到吃饭都有整套的礼仪。
《礼记》中有“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屐，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就是指的到人家做客，未进门先要发出声响，让屋里知道，不可以悄无声息地走到门前。
进门之后，还要“视必下”，不能目光朝上，这样给人趾高气扬的感觉，也不能四处张望，这也是不礼貌。如果主人的门开着，进去之后还要让门开着，不能关上，如果关着，进门之后就要关上，但不能关太紧，要准备还有后来者进门。
在与主人交谈时，首先要正襟危坐，要坐的端正，不能将双臂张开，要将衣服整理好坐下。与人交谈时不能侧着耳朵听，不能大声回应，也不看盯着一样物体凝视，这都不礼貌。听别人说话一定要挺直上身，以表敬意。回答问题要干脆，不能慢条斯理。有时在长辈说话时，不可以摇扇子、弹琴、抠指甲，这些行为都对人不敬。
结语
在当前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但对于一些传统的社交礼仪却越来越生疏，因此，学习传统文化中的礼仪对人们的社交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明治时代 传统礼仪 传承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6－0049－02
在国家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包含文化、教育、国民形象等一系列非传统意义上的竞争因素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礼仪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并且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认识最直观的领域。日本的国家软实力较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无疑是其礼仪的独特魅力。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国际通行礼仪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礼仪特色之所在的是传统礼仪。日本礼仪之所以独具魅力也正是由于其经历了明治时代欧化盛行的文明开化后，依然传承下来的传统礼仪的鲜明特色，并一直保留至今。而我国清末民国初年，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传统礼仪多惨遭遗弃的境遇，因此考证明治时代日本对待传统礼仪的方式及其传统礼仪的传承方式，无疑对弘扬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民间坚持传统礼仪的呼声
日本在明治时代经历政府主导的如火如荼的西洋化进程时，传统与现代、欧化与国粹斗争的声音也曾不绝于耳。但民间一直存在忧虑传统礼仪流失的声音，并积极向政府谏言、积极引导社会民众维护传统礼仪。早在明治十三年（1880年）青森县普通民众渡边村男就已经在给明治政府的建议书中慨叹：“我国各地都有自己的传统礼仪，但现在都面临即将消失殆尽的危险”。并进一步表示担忧：礼仪出现一时混乱国家不会灭亡，但传统礼仪完全消失了，国家就灭亡了。希望在传统礼仪的基础上制定新时代礼仪规范”。向政府建议“启用通晓天下时务的廉洁有德者在传统礼仪的基础上制定通行天下的礼仪规范”。[1]以上建议虽然缺乏具体操作性，但表明了民众对保护传统礼仪的热情。
在欧化浪潮中社会精英分子也开始积极维护日本传统，明治2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保存国粹的社会思潮。三宅雪岭与志贺重昂于明治二十一年（1889年）创立了杂志《日本人》，陆羯南等人于明治二十二年（1890年）创刊了报纸《日本》。强调日本的近代化“不是西洋社会的同化，是在有选择的基础上，对西洋文明的导入”。[2]在高举维护传统旗帜的同时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诸如：“强烈反对导入诸如亲吻礼等西洋风俗习惯、礼仪中的有害事物”[3]、“夫人小姐们的病痛全是西洋服饰的束腰工具所致”[4]等一些极其激进的西洋礼仪风俗有害论。人们在论及传统礼仪的传承方式时，时常涉及日本传统武士道，高呼“传统礼仪的复活就是武士道的复活”[5]，认为在新时期要通过坚持武士道精神来弘扬传统礼仪，慨叹“从前在武士的家庭中，严格遵守着礼仪规范，而当今家庭中武士般的礼仪教育越来越少，到访日本的外国人不再能看到曾经武士家庭良好的礼仪规范，而只能嘲笑当今礼仪生活的混乱，实则遗憾之至”。[6]在明治时期，国家自上而下的文明开化运动过程中，“西洋”礼仪发挥了一种触媒作用，使人们开始更加积极自觉地维护日本传统礼仪。
二、礼仪教育与传统礼仪的结合
（一）学校礼仪教育与传统礼仪
在维护传统礼仪的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传统礼仪流派开始在学校和社会教育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明治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培养学生道德情操的“修身”课程开设确立。明治十二年政府了“教育大旨”，开始明确规定了一门“作法”科目作为修身科目的实践课程。明治十三年再次教育令，明确规定将“修身”列在读书、习字、算数、地理、历史之后，作为与其同等的科目。明治十三年再次改正教育令，将“修身”列为各学科之首。将其定位为教育的根本。这一规定一直保持到昭和二十二年。道德及其实践礼仪课程的成为明治以来近代教育的重要层面。
明治十三年传统礼仪流派家元小笠原清务①向明治政府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具体学校中开设礼仪课程的建议书。响应他的建议，以明治十三年东京神田小川小学开设礼仪课程为开端，东京府各小学中都开设了礼仪课程。此外明治十四年在男女共学的礼仪课程之外，开设了针对女生的“小学女礼式”课程。小笠原清务为此编写了教材《小学女礼式》，序言部分谈到，“而今，本府各公立小学校均开设了女礼式课程，为了向学生讲授起居进退之法，受府厅委托，我等制定了此学校礼仪教材”，成为全国多所学校的女子礼仪教材。明治十五年小笠原清务开始在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教授礼仪课程，使用小笠原与松岗明义共同编写的教材《新撰立礼式》，开创了在高等教育中开设传统礼仪教育的先河。文部省也将“女礼式”列为正式科目。宣布训令，女子礼仪科目应包括：裁缝、女礼、点茶、插花。明治十七年开始，师从小笠原清务和松岗明义的后闲野菊、佐方镇子开始招徒讲学，之后她们的学生遍及全国的女子学校。明治十年代学校礼仪教育迅速高涨，造成礼仪教师极度缺乏的局面，小笠原在自家开设的礼仪教室中培训礼仪教师。文部省命令东京的73所小学每个学校选三人，在小笠原清务的礼仪学校进修一年礼仪课程，后回到本学校任教。据此，小笠原传统礼仪在学校教育中被广泛普及。以小笠原流传统礼仪为蓝本，其他传统礼仪流派家也纷纷著书。②随着明治近代学校教育的建立，体系化的传统礼仪教育迅速发展起来。
（二）民间礼仪教育与传统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