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2 15:01:1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农业工程技术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2013年新入选 CODE 期刊名称
A025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T011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Y02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N011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033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021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A061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E12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报
G058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R008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G059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A008 南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W590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G288 脑与神经疾病杂志
G662 内科急危重症杂志
G523 内科理论与实践
E104 内陆地震
A026 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A111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
G513 内蒙古医学院学报
P004 内燃机学报
W002 泥沙研究
U504 酿酒科技
A110 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G665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 H071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T034 农药
T924 农药科学与管理
H404 农药学学报
H279 农业工程学报
Z008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H773 农业环境与发展
H278 农业机械学报
H286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
H222 农业现代化研究
V032 暖通空调
H219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U602 皮革科学与工程
U604 皮革与化工
G759 齐鲁医学杂志
N041 起重运输机械
E021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E361 气候与环境研究
E352 气象
E566 气象科技
E359 气象科学
E001 气象学报
E633 气象与环境学报
* X532 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
X018 汽车工程
X013 汽车技术
P001 汽轮机技术
* G595 器官移植
Y009 强度与环境
C007 强激光与粒子束
X021 桥梁建设
U018 青岛大学学报工程技术版
G061 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
关键词 卓越农林人才；拔尖创新型人才；农学专业；培养模式；华南农业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18-0283-03
为了适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2013年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设立“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要求申报高校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本校的办学定位、服务面向、优势与特色等，选择本校专业参与“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该计划改革试点项目包括拔尖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3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包括农学门类专业及农业工程类、林业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和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华南农业大学是第一批参与试点的高校，农学是“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拔尖创新型改革试点专业（以下简称“本改革试点”）。为适应本改革试点的需要，我校结合农学创新班（即“农学丁颖创新班”）的培养，专门制定了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培养方案，在人才的培养模式上进行改革创新，大胆改革课程体系，形成了鲜明创新型农学特点，创建一流的教学资源，建立多样化教学模式。经过4年的实践，取得初步成效。现就本改革试点专业的改革背景、“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培养方案的特色模式、改革实践情况和初步成效进行归纳总结。
1 专业改革背景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是本校开办最早的专业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经过包括丁颖院士在内的几代著名学者的努力下，本专业积淀深厚，特别是在专业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传统农学专业由于教学模式单一，未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面临招生难、培养难和就业难等“三大难”问题。为此，我校针对此问题对农学专业进行大胆的改革，利用当时的高新技术，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对农学专业进行深度改造，率先在农学专业下设立农业生物技术方向、农业信息技术方向和农产品标准化与贸易方向，其中农产品标准化与贸易方向主要是为了适应我国进入世界WTO的需要，同时保留了大农学。每个专业方向均制定了相对独立的培养方案。经过10多年的改革与实践，成效显著，生源的质量明显改善，培养质量得到提高，就业率和质量均明显提高[1]。本专业也因此获得国家特色专业和广东省重点专业的称号，并作为广东省“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改革”的试点专业。以上改革的成功为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培养方案的特色模式
因为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目标是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高端人才支撑，所以必须全面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掘学生的个性，大力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方案的制定必须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改革方向，进行教育创新、突出特色、强化实践、分类指导和统筹推进的基本原则[2]。为此，本改革试点依托农学创新班（即“农学丁颖创新班”）的培养，制定了体现我校特色的“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培养方案，其特色模式如下。
2.1 培养目标
以作物学一级学科为依托，培养具有坚实的生物科学及农业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在现代作物栽培学（机械化栽培）、作物遗传改良（适应机械化栽培的育种目标）、生物技术、植物保护和土壤肥料等部分领域具备扎实的实践动手能力，了解和掌握本学科的国际前沿，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较强的创新思维与创业能力的农学创新拔尖人才。能在农业教育、科研、行政管理及其他相关的部门或单位从事与农学有关的教学与科研、技术与设计的拔尖人才。
2.2 特色课程体系
本改革试点的课程类别主要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拓展教育和实践教育，其中拓展教育课程包括专业拓展和个性拓展课程2类，实践教育课程包括整合实验、整合实习和其他实践。除了农学专业必须修读的课程外，还设立特色课程体系，主要包括校特色课程――A系列课程、按照模块设置的专业拓展课程和整合实验（实习）。A系列课程是指具有华南农业大学特色（Agriculture）、能激发学生雄心壮志（Aspiration）、培养其勤奋刻苦精神（Assiduity）和增强其整体能力（Ability）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由于它们英文的首字母都是A，所以简称为“A系列课程”。按照模块设置的专业拓展课程主要包括现代作物栽培理论与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和农业生态理论与技术等模块，每个模块4～5门系列课程。通过不同模块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某个领域系统的知识，为他们未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向，包括选择不同专业的研究生等。整合实验（实习）主要是将相关课程的实验或实习整合在一起，作为一门课进行教授和操作，包括《遗传学综合性实验》《植物细胞工程综合性实验》和《作物遗传与育种学综合实习》等。
2.3 个性化教育模式
个性化培养是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基础，也是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最重要环节之一。为此，本改革试点从个性化课程设计、创新性项目和导师制等进行改革。个性化课程主要包括专业拓展课程、个性化实验和实习，以及结合课程的个性化研究性学习等。学生可以在导师的指导下，在学校公布的课程库中，根据兴趣选择10个学分（5门）的课程作为专业拓展课程。个性化实验和实习是2门独立课程，分别设置6个学分和6周，要求学生结合毕业论文或创新性项目，利用公共科研平台或导师的实验室，开展毕业论文所需要的实验和实习，分2个学期完成，最后由导师根据学生的实验和实习报告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的个性化研究性学习是结合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修读进行，学生在修课期间根据自己对课程某个章节内容的兴趣，联系实验室开展有关的实验，进行研究性学习。
导师制的建立和有效进行是培养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的最重要的环节。为此，本改革试点建立“早”“宽”“高”和“严”的导师制。“早”是要求学生在一年级就开始了解并确定导师，在导师的指导下，申报科技创新项目，开展实验。“宽”是创新班的学生选择导师的面比普通班宽，不仅可以在相关系里选择，也可以在学院不同系或其他学院中选择导师，甚至可以到校外的科研院校中选择知名教授或研究员作为导师。“高”是建议学生尽可能选择正高职称并具有博导资格的人员作为导师，为本人实现间接性的“本―硕―博”连读创造前期的条件。“严”是严格毕业论文的质量检查，包括中期论文实验进展的检查，以及参照硕士论文答辩的要求对其严格把关，包括建立论文预审、聘请专门答辩委员进行答辩、聘请专家对答辩修改后的论文进行格式审查等制定，确保论文的规范，以及研究深度和广度符合拔尖创新型的要求。
2.4 管理模式创新
由于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是培养发展现代农业的高端人才，光靠本科期间所学的知识还是不够的，本科毕业后还需攻读研究生或出国深造，因此需要与普通班不同的管理模式。为此，我校结合“农学丁颖创新班”的管理制定了专门的倾斜政策，包括给60%学生免试硕士生的资格、15%学生由学校支持出国短期学习和独立的奖学金评审等。同时，为了让其他更优秀并对农学有兴趣的学生进入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培养的创新班学习，还专门制定了分流和进一步选拔的办法，确保该班的整体优秀。
3 培养方案发挥的作用
3.1 充分利用良好的学科资源，培养优秀的教师队伍，为卓越农学人才培养提供资源基础
良好的学科资源、高水平教师队伍和一流的科研平台（实践教学条件）是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基础。本改革试点所依托的学科――作物遗传育种是国家重点学科，具有优秀的人才队伍和一流的科研平台。目前教师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1人，获得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1人，教育部其他不同类型培养计划人才获得者2人，“珠江学者”2人，“省级教学名师”1名。科研平台中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各1个，省部级科研平台5个。这些资源确保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培养教学的高质量和创新能力的有效培养。
3.2 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改革，为提高培养拔尖创新型卓越农学人才的教学质量提供条件
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改革可以实现与时俱进，并建立适合不同学生群体创新教学方法的目标，是教学改革的方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结合遗传学课程的改革，率先提出并实施“基于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的改革。该改革模式是灵活应用多媒体、基于“web-quest”的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双语教学和团队学习等方法，并进行有机整合，形成适合不同专业、年级和学生群体的创新教学模式。其核心是“创新”和“整合”，创新包括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等，“整合”是有机整合多种现代教学方法成为适合整门教学的新模式[3]。经过10多年的不断完善并逐步推广，目前已成为创新班教学的主要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为了培养创新能力，并结合农学以作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点，本改革试点利用多种不同的优势资源构建不同层次多样化创新性实践教学体系。其中第一层次是结合课程实验（实习）环节、学术报告、读书论坛、辩论赛、实验技能大赛等系列活动，开展创新性教育。根据农学各分支专业课的教学内容要求教师，吸纳本科生参与课题，开展科技创新研究。建立“综合性、自选性、协作性和科研导向型”整合性实验教学模式[4]。加强学生科技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激励本科生。第二层次是建立不同距离、不同类型、不同合作方式的实践教学平台网络体系。以现有的实践教学基地为依托，形成以“校内农场―观测实验站―农科教人才合作培养基地”为主线、由近及远的实践教学平台，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实习教学需要。同时，充分利用校友资源，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双赢合作的方式，建立一系列动态的实习实践教学点，进而“由近及远”“由点到面”，形成一个覆盖面广的实践教学基地网络体系。第三层次是利用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等优势平台，结合毕业论文、毕业实习和课外创新训练等进行研究，培养能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
4 取得的成效及进一步努力方向
拔尖创新型农学卓越人才培养是实现现代化农业的重要人才储备。我校依托国家重点学科的优势，在对传统农学专业进行深度改革的基础上，依托“农学丁颖创新班”实验区，开展卓越农学人才培养，制定并实施了相对独立的培养方案，改革创新教育体系以及实践教学体系，并实行个性化培养。经过完整一届学生的培养实践，已取得初步成效，2016届农学丁颖创新班毕业学生32名，全部获得华南农业大学优异毕业生称号。毕业生中，共有24名学生进一步深造，其中包括5名学生进入中国科学院和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2名出国深造、12名到国内知名大学、5名在本校攻读硕士；5名就业，3名拟进一步考研。这些优秀的学生中已正式发表学术论文4篇，有1名学生获国家级奖项，2名获省级奖项，显示出较强的科研能力。为培养卓越农学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但应该看到，由于“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新生事物，目前各高校都在探索中，还没有有关成熟培养模式的正式报道。虽然在卓越农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取得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高水平教师还不够多、校企协同育人体制机制建设还不够健全、招生和升学等方面的激励政策强度还不够高、去校外或者国外短期访学与交流的力度不够、区域高校教学资源尚未充分利用和共享等。需要不断探索和学习，进一步完善创新改革模式，突出地方特色，发挥地方优势，并付诸于实践，为我国特别是南方地区培养“卓越农学人才”做出贡献。
5 参考文献
[1] 刘向东，张桂权，苏雄武，等.基于现代农业的农学专业改革与实践：以华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为例[J].高等农业教育，2012（9）：23-25.
[2] 高志强.卓越农林人才培养的运行机制：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例[J].农业工程，2014，4（5）：90-92.
关键词:工程硕士;四螺旋;培养质量;提高
1校企联动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人才培养是大学最基本、最核心的任务，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是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长期以来各大高校只注重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忽略了专业硕士的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注重理论深度，重学术，轻实践和工程能力的培养，培养的人才满足不了企业、行业对人才急需的要求，往往需要培训一段时间才能上岗工作，影响了企业、行业的发展，专业硕士培养就是要弥补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缺陷，以企业、行业对人才需求特点为导向，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应用技术人才。邵阳学院“食品工程”领域具有较长的办学历史，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理论知识扎实、工程实践能力较强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队伍，同时聘请了相关知名企业、行业专家作为校外指导老师，绝大部分校内外导师分工比较明确，加强了研究生理论知识、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确保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学校有豆制品加工技术湖南省应用基础研究基地等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有邵阳市食品工程技术中心等市级教学科研平台，具有各种分工较为明确的专业实验室和科研实验室，实验仪器近2000万元，基本能够满足研究生校内实践教学需求。与北京康得利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20家企业签订了研究生培养合作协议，建立了重庆武隆羊角等10个校外实践基地，基本能够满足研究生校外实践教学的需求。逐步形成了以专业实验室为基础，公共实验室为辅助，校外实践基地与企业技术中心为支撑的食品工程领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资源配置体系。
2“理论—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四螺旋培养模式
2．1注重理论知识在人才培养的基础地位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最重要的工作，要培养出优秀人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要强调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论知识是工程实践、科学研究、工程管理能力提升的基础。传统的理论知识的教学强调了学科中心，忽略了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忽略了自学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不能把所学知识创造性地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造成理论和实践联系不上，当碰到用已学的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再学习的能力不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工程硕士培养目标，在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注重学科交叉，突破学科界限，体现人才培养的适用性、前瞻性等特点。在课程设置以综合素养、工程技术能力和工程管理能力提高为核心，设置了学位课和选修课，使学生既具有扎实的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理学基础知识，又具有食品工程、化学工程、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工学基础知识，兼顾人文修养等内容。研究生在进行了第一阶段理论学习后，要进入企业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这一阶段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会碰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其认识到自己理论知识还不够扎实，不够全面，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所有必须进行第二阶段理论学习。第二阶段的理论学习更有针对性，主要学习与实践过程碰到的问题相关的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与导师交流及文献检索等，这样既可以培养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又可以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2．2强调实践教学的核心作用
工程硕士强调工程实践能力、工程创新能力和工程管理能力的培养。要达到工程硕士“职业性”的目标，必须加强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教学在工程硕士这种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专业实践是全日制食品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学生根据自己未来职业发展方向，制定实践教学计划，由学生，校内外导师三方共同确定实践教学内容，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使培养目标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培养效果达到最佳。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能够培养应用食品工程领域相关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食品加工、新产品开发、食品安全控制与管理、环境保护等工程实际问题能力;同时也能够培养组织协调能力和工程领导能力。实践教学由校内外导师协调沟通、共同指导，校内导师主要负责研究生的专业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环节的指导工作。
3存在的问题
3．1科研实践条件有待加强
由于我校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校内专业实验室建设、校内实习实训平台建设还需加强。有实力优质的校外实习基地不多;挂牌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多，能够用于培养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的产业基地少。担心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企业参与工程硕士培养的积极性不高，有些企业勉强参与研究生培养，但主要目的还是校企的其他合作项目。因此，学校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加强校内实验室、校内实习实训平台的建设，另外一方面要加强与基地企业沟通协调，明确责权利，充分调动基地参与研究生培养的积极性，以保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3．2研究生导师队伍需完善
部分校内导师是从学校或者科研院所毕业后直接进入学校工作，缺乏工程实践经验，无法完成工程硕士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必须加强这一类型校内导师的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力度，应聘请校外相关企业、行业专家定期做相关培训，分批次派遣校内青年研究生导师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共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提高校内导师的工程实践能力，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工程硕士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校内外导师的沟通交流需进一步加强，要充分发挥校外导师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势，与校内导师丰富理论研究有机结合，使学生、校内导师、校外导师、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作用，达到培养高质量人才的目标。要及时更新导师队伍，引入竞争机制，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以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刘书成，李育林，吉宏武，等．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以广东海洋大学食品工程领域为例［J］．农业工程，2017，7(3):146－149．
［2］李艳红，李静，邓泽元．产学研协作培养食品工程硕士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轻工教育，2017(6):29－34．
关键词：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美国；德国；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杨婧（1984-），女，湖南新化人，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事处，助教；蔡立彬（1967-），男，海南琼山人，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教授。（广东 广州 5102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科“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学科共建项目（项目编号：GD12XJY15）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9-0037-03
就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而言，国际上已经形成公认的美、德两大基本模式。美国工程教育属于通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学科领域内的通用工程科技人才，整个培养过程注重批判思维的课程理念、跨学科的课程组织以及层次性的课程设置，通过对有关技术学科知识的整合以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系统的了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德国工程教育属于实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它以培养适用性较强的高级工程科学与工程人才为目的，其突出特点是工程实践性的全程体现，培养过程重视工程实践教育的质量、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致力于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中国的工程教育习惯于从系统性和科学性出发组织课程及内容，尽管近10年来的改革主线是“以学校各院系的专业为基础，逐步实现专业课程的基础化、综合化和精简化”，[1]但其典型的学科课程观念未得到根本转变。本文以德国埃斯林根应用科技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为实例比较分析了两种典型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以期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给我国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一些启示。
一、德国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以埃斯林根应用科技大学为例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简称FH）以培养应用型高级人才，特别是工程师及相应层次的职业人才为目标，以规模小、技术应用性强、就业率高见长，人才培养强调面向应用、面向实际、面向未来，培养的是掌握科学方法、擅长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人才。埃斯林根应用科技大学在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中名列前茅。据1996年《Manager》对德语国家（瑞士、奥地利，包括苏黎世大学在内）的技术大学进行排名，埃斯林根应用科技大学排行第七，在所有参与排名的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中排位第一。[2]
埃斯林根应用科技大学自2005年起实行三年制学士和一年制硕士培养方案，学制四年，分为预学期和7个正式学期，包括：基础阶段、专业基础阶段、专业阶段等三个阶段；共同学习和专业学习两个学习过程；预实习、工业实习、毕业实习与设计等实践环节。
首先是12周的预实习，即预学期，主要是为了认识实践。进入到正式学期后，分为三个学习阶段：第一个是基础阶段，包括第1～2学期，完成校级平台的基础课程，主要是自然科学基础课。第二个专业基础阶段，包括第3～4学期，主要完成系级平台针对所有专业及专业方向的共同技术基础课。需要注意的是，在第3学期有一个阶段考试，只有通过考试的学生才能进入专业学习。埃斯林根大学也以此为界，把所有课程分为1～3学期的共同学习过程和4～7学期的专业学习过程。第三个是专业课阶段，包括第5～7学期，这个阶段需要完成工业实习以及各专业方向的特有模块。第5学期是4个月的工业实习，第6学期是实践教学模块和各专业特有的限选课模块，而第7学期则是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见表1）
特别说明的是，进入到专业学习过程后实践环节比重较大，包括项目制作Ⅰ、项目制作Ⅱ、工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等环节，占据专业学习过程总学时的一半以上。而且第4学期的项目制作Ⅰ，属于课程设计；第6学期的项目制作Ⅱ，属于创新设计；而第7学期的企业毕业设计，属于综合训练。显然这些实践环节被精心安排为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美国的工程科技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例
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排名第一的工学院。1994年，该院院长乔尔·莫西提出《大工程观与工程集成教育》的长期规划，指出工程教育需要从“重视工程科学理论的分科教育”向“更多地重视工程系统及其背景的教育”转变，确立了大工程教育理念，其课程体系设置也充分体现了大工程教育观。MIT的课程体系包括必修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领域课程、非限制性选修课、信息交流课、实验和提高类课程等六类课程。每类课程都有明确的学分规定（见表2）。
必修课和信息交流课是所有科系的学生都必须上的。MIT注重通过对课程结构的规定达到一定的培养要求，规定相当具体，比如要求学生学习8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课程（HASS），达到32个学分。而HASS课程又分为文学类、语言、思想和会准则类、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类、文化和社会研究类、历史类等五类。8门课程中的3门必须选自这五类，且其中一门必须选自第一、第二或第三类。另一门必须选自第四或第五类。第3门可以从前两门课所在类以外的三类中挑选。MIT的各类选修课程都有大量的课程做支撑，虽然必修课的人文类课程只要求选修8门，但人文社科学院却开设了几百门课程供学生选择。专业领域的课程也是如此，许多科系要求学生在几十门专业课程中选择不少于3个专业方向的专业领域课程。
此外，MIT还有种类繁多的项目课程，包括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本科实践导向项目、独立活动期项目；有注重学生研究能力培养的本科生研究导向项目、大学二年级学生研究型课程；[3]还有为学生提供综合的、跨学科知识背景的联合课项目、媒体艺术与科学项目；着重培养学生实验能力的实验研究小组项目等等。
三、美、德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1.美国的启示：学科壁垒与课程综合化问题
中国高校近年来很注重借鉴美国课程模式，从重基础、宽口径，加强工程能力培养的改革，到近来提倡的创新教育、素质教育，通过综合化的高等工程教育课程培养具有大工程意识和技能的工程师体现了美国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观念。
“大工程教育”是美国工程教育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流思想。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道德等其他方面的因素。由此呼吁工程教育回归其本来涵义，把工程教育改革建立在学科基础上，更加重视工程实际以及工程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此，工程教育不仅应该让学生学习工程科学的知识和理论，还应该“让学生接触到大规模的复杂系统的分析和管理，这不仅是指对有关技术学科知识的整合，而且包括对更大范围内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系统日益增进的了解”，[4]这就要求工程教育的内容应重新进行调整和综合，打破学科壁垒，把被学科割裂开来的工程再还原为一个整体。这就要求高校以跨学科的视角进行课程设置，充分考虑学科之间合理的交叉融合，培养学生宽厚的工程知识背景。
现在的课程群建设只是把相关课程机械地集合在一起，并没有整合教学内容形成新的课程，甚至没有建立课程之间真正的联系。有些学校人文课程的开设还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几乎是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有什么教师就开什么课，没有挖掘工程科学内涵本身所具有的人文精神，或是把人文教育作为一种科学体系来考虑。[5]比如，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工程专业的通识课程平台的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大学英语、体育、大学信息技术基础、军事理论。美国的通识课程门类丰富，充分展示出科技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体现了融合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和工程专业教育为一体的大工程教育思想。美国的通识教育以庞大的选修课作为支撑，这不但是学生达到通识的必然基础，也为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提供条件。
从麻省理工学院的培养工程科技人才的模式来看，美国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有四个特点值得借鉴：第一，为学生规定必须学习的基础知识课程。这些课程可以为工程领域内的一些专业提供更为广阔的专业知识，可以为学生在选择某一工程专业之前提供探究工程领域内各种问题的机会。第二，以庞大的选修课程作为支撑，为学生提供综合知识背景。比如麻省理工学院规定学生必须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信息交流等方面的19门课程，各类课程都有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第三，通过灵活多样的项目课程、实验课程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第四，注重学生个性并促进其创新能力发展。学生根据各自不同的知识结构、兴趣特张选择不同的课程和学习路径，自行组织课程和学习内容。比如MIT的实验研究小组。
2.德国的启示：三段论课程模式与课程实践化问题
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受早期苏联的影响，习惯于从科学性和系统性组织课程内容和学习，这种学科课程思维模式根深蒂固，使得我国大部分工科专业课程体系存在几个难以改变的问题：一是课程体系保持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的三段论模式；二是学科壁垒仍旧没有打破，课程在学科内单向进行；三是工程实践课与理论课的矛盾未得以解决。[6]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也存在这种情况。
2009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工科专业的课程体系由4个平台2类课程组成，即通识课程平台、学科基础课程平台、专业课程平台以及实践教学平台四个平台。选修课和必修课两类课程见表3。
资料来源：仲恺农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汇编（2009）。
这在结构上看起来是开始实行“平台+模块”式课程，但是具体的课程设置却没有改变：通识课程平台是以往的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学科基础课程平台是以往的基础必修课和专业基础必修课；专业课程平台是以往的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实践教学平台也是以往的实践教学。尽管结构改变，但整个课程体系的实质仍然是以往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三段论模式。
德国埃斯林根应用大学的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也是三段论模式，然而德国的工程教育模式在世界上享有独特的声誉。这是由于它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紧紧围绕工程实践性这个中心。德国工程专业的课程开发源于对企业现状、对技术与产品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并邀请一定的企业界人士共同参与设计，政府是企业与大学之间的纽带；工程专业的大学教授被要求至少具有5年以上的工程实践经历，教师教学与工业界形成了自然联系的网络，在学生的学校教育和企业实践训练之间存在较好的结合。[7]
与德国相比，我国工程教育具有“缺乏与工业界的紧密联系”的先天不足，由此造成的“工程化”不足问题严重影响教学、实验、实习和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尽管一直呼吁“要加强实践”，但很多院系仍是过于强调理论知识的正确性与严密性而忽视工程技能的培训，实践教学经常被作为理论学习的附属品，实行“弹性”学时。[8]然而，实践是工程教育的根本。因此，要将阶梯型课程结构改变为渗透型课程结构，也就是将实践环节融入理论课程中，在理论课程教学中渗透实践内容；要按照循序渐渐、螺旋式上升的认识方法，由模拟型向实战型、验证型向创造型、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化，精心安排实践教学环节；要坚持加强与企业的联系，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
3.德国与美国的启示：实践课与理论课的平衡
德国工业大学的课程体系有两个思想渊源，一个是洪堡大学崇尚理论研究的教育思想与巴黎理工大学强调技术科学理论体系化的结合；另一个则是源于十八九世纪德国重商主义的坚定信仰，即科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可以为国家带来财富。在这两个思想基础上，德国工业大学形成了既重视理论研究又密切联系工程实际的传统。今天，德国工业大学里的课程结构可能就是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两极中寻求平衡的结果。学生必须圆满完成基础学习和主科学习，方可认为受到了理论及实践两方面完美的教育。[9]德国工业大学的基础学习主要包括自然科学，意在发展学生的科学知识基础。基础学习的技术以通过前期考试为准。前期考试主要是检验学生是否在总体上理解了所学的基础科学知识。通过了前期考试方能进入主科学习。主科学习包括听课、实验室工作、小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这一阶段的可选课程不管是书目和种类都是大量的，实践环节比重也较大。研讨课及项目设计的题目要求很高，是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锻炼和考查，它们来自并将用于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学生往往通过项目设计与工业界接触亲身体验未来的工作环境。最后的主科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所学专业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的程度。我国也可以借鉴此法，分别考查学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效果，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的平衡。
实际上，作为世界上最为典型的两种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德国模式强调统一的必修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设计能力、严谨务实的精神；而美国模式注重工程科学基础，强调多学科交叉、可选择性、主动性以及创新思维的培养。德国模式重技术，以“术”为主；美国模式重科学，以“学”为主。而今这两种各具特色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互相向对方靠拢的趋势。可认真研究二者之长处，结合本国本校的实际情况处理好“学”和“术”，也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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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反映不同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内涵和外延的相互关系，区域创新本质上是区域经济行为。从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相互联系的视角，对两者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贵州省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的建议。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子，成为很多政府为增强竞争优势而选择的一种重要的弹性政策措施。成功的经济区域应该是内生型经济增长的区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改革开放后的前2O年，在Xl~4,平“两个大局”思想指引下，中央政府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落后的面貌，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得到大大提升。本文运用耗散结构讨论方法建立区域分工与合作的新的分析框架。为寻求解决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新路径，破解区域封锁、恶性竞争难题的新措施，探讨区域分工合作的转制和创新，为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分工合作、发展落后地区提供实践范例，为各级政府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
1．1区域经济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区域是指以一定地域为范围，并与经济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结合的区域发展实体。区域经济则反映不同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内涵和外延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了从低水平平衡发展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转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造就了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1．1．1区域经济的基本内涵区域经济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水分、热量、光照、土地和灾害频率等自然条件都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时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受投入的资金、技术和劳动等因素的制约；技术经济政策对于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区域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的地理概念。其反映区域性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状及问题，尤其是指矿物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主要表现在地区生产力布局的科学性和经济效益上。区域经济的效果并不单纯反映在经济指标上，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地区性的生态效益。
1．1．2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历程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根据不同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即l979—1990年向东倾斜的不平衡发展阶段、1991一1998年开始关注中西部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启动阶段和1999年以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阶段。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在“六五”计划中采用传统的沿海与内地“两分法”来反映这种差异性，到“七五”计划时期，中国政府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并以此作为国家确定经济开发重点和生产力布局优先次序的依据；在“八五”计划中，中国政府又采用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这种“两分法”，“九五”计划则表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除了“七五”计划时期的西部1O省(区、市)外，还包括原来属于东部地区的广西和原属于中部地区的内蒙古，以及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样从省级行政单元看，形成了“10+2”的大西部概念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新三大地带格局。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实施了东北地区振兴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分为四大区域，由此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新格局(表1)。比如，在西部地区，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发展情况就差别较大，主要包括西部大开发省份；在东部地区，主要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和京津冀的差别也很大，而东北地区可以大致看成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区。
1．2区域创新能力及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2．1区域创新能力的基本内涵区域创新能力的概念，国内外尚未有十分明确、统一的概念。如从科技层面出发，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区域创新能力就是区域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工艺流程、产品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能力之和”、“区域创新能力就是区域科技能力和区域科技竞争能力”等；美国哈佛大学波特教授波特和斯特恩认为，国家创新能力取决于共有创新设施的强度，支持创新集群的环境条件下以及两者互动联系的强度。在我国，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在区域创新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该研究小组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将区域创新能力从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能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创新的经济绩效5个方面(图示)。
1．2．2区域创新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创新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区域创新在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行为。区域经济强化了区域创新系统构建的区域意识和空间意识，即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区域整体竞争优势，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高速稳定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帮助区域创新从各个方面建立了一种区域架构。区域经济活动暗示区域创新的系统特征，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诱导区域创新的空间布局，区域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工加强区域创新的优势互补，区域经济政策引导区域创新的发展方向。总之，区域经济学对区域创新发挥着基础理论的导向作用。
2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的耦合关系
2．1区域创新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技术创新使主导产业或产业集群成为相关行业新的“增长极”，该增长极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不断吸引着周围的各种要素。一是增长极的高速增长对生产要素供应部门产生影响；二是增长极高速增长诱导周围地区新兴工业部门、新技术、新原料、新能源等的出现。区域创新环境还可以为区域内的大量中小企业提供新技术及各种技术服务，并进行技术扩散，形成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区域创新可以优化、整合区域内的创新资源，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形成区域的创新合力，区域中高科技企业和高科技产业园区形成区域经济中的新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区域内大型企业创新能力的形成，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自身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还可以逐步形成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2技术创新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
技术创新与产业集群的关系：一是技术创新的系统性要求与产业集群内各主体的互惠共生性要求一致(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在创新系统中都有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技术创新系统中的外部经济效益与产业集群中的集聚原理一致。在产业集群中，众多相互关联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产业群的发展和建设可以促进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分工，减少产业结构趋同化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达到规模效应，从而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健康发展。技术创新加快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这是由于技术创新的内在属性与产业集群的一般特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我国，无论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都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一些主导产业或产业集群带动的区域发展典型。如中国的硅谷“中关村”，武汉“中国光谷”已研制成功5大品种、4O多种型号的新型激光切割机，在占领国内55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开始称雄东南亚地区的激光市场。
2．3区域创新离不开区域内技术进步及对经济、文化资源的依存产业结构的升级仅靠技术引进和模仿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而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依靠区域创新环境的建立和完善。区域经济的创新离不开地区的经济、文化和资源等条件和水平。国外的研究也证明，区域技术创新的发展受到区域具体的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及其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因素的影响。区域创新是以区域作为整体，以发展区域经济为目的，来构建区域创新系统，从而能够一方面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发展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3贵州省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加快重点行业、领域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3．1．1加快西电东送的建设贵州动能资源丰
富，水能、煤炭和煤层气开发潜力极大，尤其是火力发电弥补了枯水期水电紧张的状况，具有独特的“水火互济”优势。同时，随着贵州电力工业的发展，必然带动煤炭生产的规模化、自动化及集约化水平，促进煤层气等新能源的开发，增加煤炭工业的科技含量，进而可使高附加值的煤化工产品进入东南沿海。
3．1．2加快矿产资源的开发贵州磷矿资源丰
富，原矿品位高，有害杂质含量低，是全国数百家大、中、小型磷肥、磷化工企业生产的重要原料。贵州磷及磷化工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生产设备和总体经济效益在全国具有突出的优势，发展潜力巨大。贵州的磷酸二铵为中国名牌产品。
3．1．3铝及铝加工贵州的铝加工在全国占有重
要地位，氧化铝、电解铝在国内外都有很强的竞争力，经济效益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目前，贵州省铝产品主要销往广东，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技术协作的深入，贵州铝的深加工产品必然能寻求到更为广阔的市场。
3．1．4加快高新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建设贵州
高新技术发展较快，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另外，为了使贵州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指数、信息产品与服务指数、信息化水平总指数能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省制定了“数字贵州”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加强了“数字贵州”信息交换中心、数字国土、数字城市、数字农业、企业信息化、数字林业、数字交通、数字公安、数字校园的规划和建设，同时制定并规范了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力争形成较完备的信息产生、交流及共享体系，推动全省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快速发展。
3．2注重喀斯特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贵州位于西南喀斯特的腹心地带，处于长江、珠江上游分水岭地区。由于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石漠化面积的迅速扩展，已从根本上威胁到贵州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并严重危及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和三峡库区的生态平衡，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和全国小康目标的实现。因此，加强贵州喀斯特区的环境保护及生态建设已刻不容缓。围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生物资源开发及监测评价等内容，贵州省已开展了改善生态、生活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的研究，并创建了退耕还林还草、保土节水、产业化生态旅游、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试验示范区。为了进一步推进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和环境污染的控制，还需联合其他省(区)共同攻关。
3．3加大贵州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
3．3．1畜牧业贵州气候温暖湿润，畜群生长及饲
料生产条件明显优越于西北和北方牧区，且广大农村受工业污染和化学农药污染的程度小，是生产“无公害食品”的理想地方。贵州畜禽品种丰富，拥有一批适应性好、抗病性强、周期短和肉质优的地方特色畜禽资源。全省天然草地可利用面积达400万hm2以上，还有约33万hm2地坎，200万hrn2林下草地，80万hm2退耕还林地和数千万亩冬闲田土可供利用，畜牧业发展的增长空间极大。此外，养畜成本低，使贵州畜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国家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列为重点，出台了退耕还林还草等优惠政策，为贵州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加上加入世贸组织后，拓展了贵州畜牧业发展的国际市场空间，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的协作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国家将进一步推进南贵昆经济区的建设，这对贵州畜牧业的发展更为有利。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推进，必然要加大对脱贫带动力大的畜牧业的投入，也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
3．3．2卷烟、酿酒等特色产业
贵州烤烟种植和卷烟生产历史悠久，有明显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是全国烤烟种植和卷烟生产大省。全省拥有黄果树、遵义、云雾山等名优卷烟品牌，目前，围绕提高卷烟产品的质量，正对烟草配方技术、安全型卷烟生产技术、混合型卷烟产品以及烟用香精香料等进行研究开发。以“国酒”茅台为龙头的贵州酿酒工业，是贵州的传统优势产业。全省拥有茅台、董酒、习酒、贵州醇、青酒等名优品牌及其系列产品。贵州酿酒工业拟实施名牌带动战略，在保证质量和增加品种系列的同时，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3．3．3特色食品业贵州具有发展以特色农产品
和野生植物资源为原料的特色食品生产的优势。黑糯米、薏仁米、荞麦、芭蕉芋、山药、辣椒、竹荪、土豆、魔芋等特色农产品目前已由原料出口转为就地加工；刺梨、猕猴桃、杨梅、柑桔、银杏等已从野生转为基地规模化种植；竹荪、香菇、蕨菜、折耳根等山间野菜资源丰富，为贵州特色食品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
3．4发展贵州旅游业
贵州旅游以原生的自然环境、奇特的喀斯特景观、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宜人的气候著称。境内溶洞、瀑布、峡谷、石林、温泉等自然景观数量多、分布广、观赏价值高。全省拥有可供旅游者游览的旅游景区(点)1000多处，有黄果树、龙宫等8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贵阳、花溪、百花湖等4O个省级风景区，有梵净山、茂兰喀斯特森林等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淮河麻阳、道真大沙河等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还有遵义、镇远2座历史文化名城，现已开发4条各具特色的旅游风景线。贵州是多民族省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旅游产品不仅在全国旅游市场占有一定优势，还具有重要社会文化旅游科研价值。随着“泛珠三角”创新联合体系的建设，区域协作内容的扩展，贵州与滇、桂、川将会形成旅游片区优势，建立起西南区域旅游资源的大系统，合作推出旅游品牌。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贵州旅游业独特的地缘优势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3．5重视劳动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
贵州劳动力资源丰富，具有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优势。随着“泛珠三角”创新体系的建设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贵州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数量将会增大。因此，除加快建立反应灵敏的国际劳务市场信息通道，积极拓展国际劳务市场，提高贵州国际劳务合作质量和水平，扩大劳务输出规模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劳务输出人员专业技能和新知识的培训，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的整体水平，并通过劳务输出，带动设备技术的输出，促进贵州经济的发展。
3．6构建以知识经济产业化为重点的科技创新基地
构建科技创新基地要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核心、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科学技术成为知识经济中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等知识经济特征，寻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支撑、实现产业化过程中核心技术随资本、股权漂移，重点是建设知识经济发展平台。贵州科技创新基地建设重点应以省会贵阳为中心，以主导产业项目为支撑，核心技术研发为重点，核心组件经营为目的，最终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我开发能力的高技术产业成果转化。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要整合上、中、下游产业，形成产业链。产业化基地发展分三个时段：第一时期为基础期，2003年7月至2006年底，完成组织核心团队、掌握核心技术的主要支撑项目建设；第二时期为发展期，2007年初至2009年底，主要以抢占市场占有率为策略目标，占领一定份额国际、国内市场，实现科技创新基地的稳定收益；第三时期为整合发展期，在2009年以后的4～5年内，以品牌经营为主轴，实现以核心技术带动的跨越式发展。科技创新基地的实施主要由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三大块组成，突出微硬盘核心技术产业、光电核心技术产业、数字TV核心技术产业三个核心项目及高科技产业群。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随机前沿分析
一、 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强化创新的引领作用，把创新发展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攻坚时期，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最关键的是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转变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中关村科技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园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不仅可以为提升示范区创新竞争力提供科学理论支持，对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壮大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目前已有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研究，如张等（2012）利用29个省份的数据研究金融市场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欠发达地区金融市场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胡振华和杨琼（2015）把中国分成东中西三大区域，研究各区域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提出了针对不同区域运用各自的资源优势发展相应高新技术产业的策略;刘伟（2015）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了我国高新技术行业的研发效率，研究认为未对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等环境因素进行控制前存在低估纯技术效率的问题。
已有研究多从行业或区域经济等宏观层面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各行业的创新效率分析，而较少基于企业或科技园等微观视角测算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并探索其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中关村科技园2011年～2014高新技术产业的全样本调查数据，将知识生产函数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相结合，测度高新技术产业不同技术领域的创新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有效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促进我国创新竞争力水平的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三、 实证分析
1. 数据与变量说明。本文使用数据为2011年～2014年北京市中关村海淀科技园的全样本调查数据，涵盖了科技、财务、人力等多项微观信息，根据《高新技术领域代码》的四位码分类标准，中关村海淀园高新技术产业内共包含59个技术领域，数据来源为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局。因变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使用专利授权数来表示，记为Y。自变量的选取中，R&D存量用拥有有效专利数表示，记为A;研发人员数采用R&D全时人员数表示，记为L;其他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具有影响的变量从金融支持、政府扶持、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等方面考虑，选取的具体变量包括：以银行贷款及各种社会融资总额反映金融支持水平（Fin）;以补贴收入和税收优惠反映政府扶持情况（Sup）;计算59类高新技术企业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反映产业集中度（HHI）;以产业整体收入水映产业发展规模（Size）。
2. 模型结果。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方程一测度了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影响作用，方程二测度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非效率项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计算得到的γ为0.99，显著不为0，证实了使用随机前沿模型方法的合理性。由模型构建部分可知，方程一中产业技术创新非效率项系数为负，因而若方程二中的影响系数为负，这说明该变量对技术创新非效率的影响为负，从而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为正。可见：
（1）R&D资本存量、研发人员投入和产业发展年限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产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D存量水平提高1%，创新产出相对提高0.23%;研发人员规模提高1%，创新产出水平提高0.27%;发展年限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创新产出的影响系数为0.49。
（2）金融支持，政府扶持和发展年限对技术创新非效率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这些因素可以有效驱动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规模对技术创新非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而对创新效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产业集中度对高新技术产业非创新非效率不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金融支持和政府扶持水平每提高1%，创新效率会提升0.12%;产业规模每增加1%，创新效率会提高0.64%。
究其原因，随着R&D资本存量和研发人员数量的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所提升，从而促进了企业自身和产业整体创新产出水平的增加;外部的银行贷款等金融支持和政府相关财税扶持，有效降低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成本，缓解了创新过程中的高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促进了企业创新积极性的提高，从而产业整体的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水平也有所提升;发展年限的增加对创新效率和产生水平的正向影响可以理解为研发和管理经验累积及能力提升带来的促进作用;而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开拓市场的内在动力相对于新兴企业可能有所减弱，从而创新效率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3. 创新效率分析。根据式（8）计算中关村海淀科技园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创新效率均值2011年～2014年分别为0.27，0.29，0.30，0.35，呈平稳增长趋势，从数值上看，该指标与最优生产效率差距较大，说明高新技术产业的整体创新效率水平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2011年～2014年间，创新效率均值排名前10的四位码高新技术领域见表2。可见，计算机软件技术领域的创新效率均值最高，4年间均值为0.69，且呈稳定上升趋势;排名2到5位的技术领域分别是其他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微电子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及相关产品、信息处理设备。排名前5的技术领域在二位码分类下均属于电子与信息产业，这说明近年来在中关村海淀科技园高新技术产业中电子与信息业的创新效率最高，也印证了电子与信息业作为中关村龙头行业的重要地位。排名6到10位的高新技术领域分别为中药、生物农药及生物防治产品、设施农业工程与设备、航天器、人工智能产品。从数值上看，排名前10的高新技术领域中仅前2名创新效率超过0.50，说明中关村科技园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
四、 结论
本文基于Rome-Jones知识生产函数和随机前沿模型方法，测度了中关村科技园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并就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R&D资本存量和研发人员投入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产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弹性系数分别为0.23%和0.27%;金融支持、政府扶持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产业规模的扩大对创新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产业集中度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不具有显著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仍然较低，但呈现逐年提高的态势，到2014年总体创新效率均值为0.35;对不同技术领域的创新效率进行排名，整体创新效率偏低，排名前5的技术领域均属于电子与信息产业，中关村科技园高新技术产业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为充分释放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潜能，提高创新效率，现提出几点政策建议：①协助高新技术产业拓宽银行贷款、股权投资等多种融资渠道，增强外部投资者对产业发展的信心，缓解高新技术产业由于研发成本大、风险高导致的融资难问题;②为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创新研发活动提供良好的财税支持环境，制定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激励，充分发挥企业孵化器的培育作用;③借鉴近年来创新效率排名领先的技术领域发展经验，并结合不同产业的发展经验和未来规划，给予创新动力不足、效率偏低的产业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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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11ZD157）。
关键词：农村居民点整治；驱动力分析；驱动机制；大埔县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demand for construction land is increas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t present in most rural areas of China, due to lag of land use planning, the rural land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perfect, resulting in rural land use especially rural problems, layout confusion, covers an area of large, intensive utilization rate is low 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dirty, chaotic, and poor, rational use of seriously restricting rural land. Therefor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renovation work to promote the intensive use of land, improve land utilization, and optimize land use structure, improve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and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rur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has great role. In this situation, explore the rural residential consolidation drive mechanism,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of Tai Po County, and puts forward the existing problems, establish the driving force model, and using factor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can be drawn, rural county rectification driving factors in village, number of employees, the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gross output value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per capita net income, savings depos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o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tor driving the biggest role; second is the rural per capita residential area,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rural households,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factor. That is to say the impact point regul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ounty's largest factor.Keywords: improvement of rural residents; driving force analysis; driving mechanism; Tai Po County
1 绪论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土地利用规划、村镇规划滞后，对村庄建设不够重视，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缺乏统一规划，长期处于自发状态，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督和管理机制，呈现出布局混乱、占地面积大和环境差等显著特点。农村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土地利用方式粗放，利用率低，在土地整治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1]。同时，随着农民家庭收入的逐渐增加，改善脏、乱、差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己成为农村居民的强烈愿望[2]。
农村居民点整治当前引用较多的是陈百明给出的定义，即运用工程技术及土地产权调整，通过村庄改造、归并和再利用，使农村建设逐步集中，提高农村住宅土地利用强度，促进土地有序、科学、合理利用，改善农民居住、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态环境。从定义中可知，农村居民点整治实际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自然、经济、社会以及工程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4]。从内容来看，包涵着调整土地关系和组织土地利用两个方面。从内涵看，是指从宏观上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布局的调整以及从微观上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和内部结构、布局调整的综合措施。从本质上来看，农村居民点整治包括对农村居民点宏观用地规模的控制与微观空间结构的调整、优化。
农村居民点整治驱动机制研究是目前农村居民点整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如张占录[5]等从城市化进程、农业现代化水平、产业结构、城镇用地扩展特点等方面系统论述顺义区开展居民点整理的现实社会经济推动力。谷晓坤[6]等提出政策驱动力包括耕地占补平衡和土地整理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剂政策，经济社会驱动力包括市(县)域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姜广辉[7]等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空间角度深入分析了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内部和外部驱动力。胡贤辉[8]等论述了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政策制度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杨益民[9]用对比法和相关分析法分析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区域差异。苏高华[10]等基于系统论思想，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分析得出二、三产业以及农业人口因素是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内容、数据说明
2.1 研究区概况
大埔县位于东经116°18′－116°58′，北纬24°01′－24°41′的广东省北部，梅州市东北部，韩江中上游，东北紧靠福建省平和县、永定县，东南连接饶平县，西依梅县，南邻丰顺县，主要通过9个出口与周边各县相连。其地势大体是四周高山环抱，中间丘陵起伏，山脉连绵不断，全县被山水分隔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盆地和峡谷地带，是典型的山区县。全县土地总面积为246182.68公顷，其中耕地面积16500.98公顷，城乡建设用地面积7908.66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6466.63公顷。 2009年常住总人口38.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1.83万人，城镇人口16.84万人。
2.2 研究内容
本文选择广东省大埔县为研究区域，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实地调研收集基础数据，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大埔县农村居民点的数量、空间分布等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农村居民点用地存在的问题，分析影响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驱动力，建立驱动力分析模型，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找出主要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驱动力分析和整治状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响应模型，即对整治模式的选择以及提出更有效地推动农村居民点整治顺利实施的对策和建议。
2.3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有：2009年土地现状数据是大埔县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资料；大埔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期“四查清、四对照”工作报告、专项规划；大埔县2000-2009年相关的统计资料，包括大埔县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资料、大埔县统计年鉴；大埔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等相关规划资料以及各种书籍、期刊论文、政府相关工作报告等。
3 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驱动机制研究
3.1 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化特征与现状分析
3.1.1 农村居民点时空格局变化特征
农村居民点用地时间分布特征：大埔县从 2000-2009年农村居民点面积和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的变化情况（如图4.1），可以看出，2000-2009年大埔县农村居民点面积变化整体趋势是增加的，仅在2002与2003年面积稍有减少之外其余年份全县居民点面积都是增加的。从2000年的5482.72 hm2上升到 2009 年的6466.63 hm2。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则在这几年期间变化不大，2003 年上升到 233.51m2/人，2003年出现较小回落，之后又逐年增加，到2009年增加到 296.19 m2/人。
图1大埔县2000-2009年农村居民点变化图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大埔县农村居民点的形成、发展、分布以及形态规模与其特定的自然地貌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就利用GIS技术从地形坡度、海拔高度两个方面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定量分析。见图2、图3。
图2 大埔县不同高程农村居民点分布图 图3 大埔县不同坡度农村居民点分布图
3.1.2 农村居民点现状分析
根据2009年大埔县第二次全国土地利用调查成果数据， 2009年大埔县农村居民点用地6466.6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63%，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68.32%，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为296.19m2/人，远远超过国家《村镇规划标准》中150m2/人的人均建设用地上限标准，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有待提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户均宅基地一般不超过0.3亩(200m2/户)，城郊和地少人多的地区为0.2亩(133.33m2/户)，地广人稀的山区可适当放宽到0.4亩(266.67m2/户)，而大埔县户均用地为0.641亩(427.24m2/户)。可见，大埔县不论是人均面积还是户均用地面积，都远远超出了国家规定的标准，由图2、图3可以看出，大浦县农村居民点存在着村庄规模小，数量多且布局分散，随意性大，其农村居民点用地粗放，土地浪费严重，土地利用集约度较低，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较大。
3.2 农村居民点整治驱动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驱动因素主要分为自然驱动、政策驱动和社会经济驱动等方面。按照作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外部驱动和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因素是指推动和促进土地发生转变的外部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人口变化、风土民俗习惯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等，即涉及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的主体行为方面的原因；内部驱动因素则是指影响用地变化的内部属性，如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土地利用现状等。外部驱动因素是土地利用转化的诱因，它的改变是引发农村居民点变化的源动力，而农村居民点发生变化与否、变化的去向则在此基础上取决于农村居民点内部限制因子。
3. 3 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驱动机制研究
3. 3.1指标的选取
农村居民点具有某种特定形态，是在影响农村聚落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子错综复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条件。对大埔县来说，社会经济活动是导致其近年来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要因素。本文根据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驱动力的内涵与数据的可获取性，结合实际情况，构建大埔县农村居民点整治驱动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因变量，并将2000-2009年影响大埔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影响因素筛选出来作为自变量，具体因子包括15项：乡村户数（x1）、农业人口（x2）、乡村从业人员数（x3）、耕地面积（x4）、粮食产量（x5）、农业机械总动力（x6）、GDP（x7）、农业总产值（x8）、农村人均住宅面积（x9）、乡镇企业总产值（x10）、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x11）、农居人均纯收入（x12）、工业总产值（x13）、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14）、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x15）。
3.3.2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农村居民点驱动机制分析
（1）指标数值标准化
在进行统计之前，对于不同单位或者不同量级的数据，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来消除量纲的影响，使数据分析更加合理可信。本文对各指标数据进行的标准化处理是采用最大值标准化法，计算公式为：
(4.1)
式中：指第i个指标的第j样本的标准化值；指第i个指标的第j样本的初始值；指第i个指标的最大样本值。
由上述标准化公式计算出2000-2009年大埔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子的标准化数值。结果如下表1：
表1大埔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力指标标准化数据表
（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系数矩阵表，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表，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表。从表4.2看出，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15个因子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说明这 15项指标有很大的信息重叠，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2因子分析的相关系数矩阵
表3 各变量的特征值与其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
表4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表5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3）计算各变量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以及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按照主成分分析的要求，通常是选取累计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特征值对应的主成分即可，由表3可知：前两个主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达到88.96%，已经可以代表原始因子代表的大部分信息，因此本文选取这两个主因子进行分析。通过此表可以看到：第1个因子的特征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而第3个以后的因子特征值都很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因此提取两个成分是合适的。从表4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在乡村从业人员数、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总产值、农居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这些指标上的载荷值较大，可以定义为经济发展因子；第二主成分在农村人均住宅面积、耕地面积、农村户数、农业人口等指标的载荷值较大。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得出，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对大埔县农村居民点整治有巨大的驱动作用，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国家政策等也是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重要驱动因子。
区域人口密度以及人均收入的增加都会对农村居民点用地产生需求变化，从而使其发生变化的概率增加。另外由于城镇建设用地连片扩张甚至形成集聚效应的影响，距离城镇中心越近的地方，相应地社会经济活动强度也较大，会出现大量的居民点用地转换为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变化也就相对明显。农业总产值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大埔县从2000年的50593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166944万元，伴随农业总产值的大幅度增长，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均居民纯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从2000年的2803元增加到2009年的4903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因素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变化的影响非常显著。2000年大埔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是16035万元，到2009年增加到68171万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000年的3129元增加到2009年的7362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加大，许多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务工，农村的宅基地空置下来，而在务工地又有自己的居住地，也就是所谓的“两栖”农民，这是目前农村居民点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使得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大大增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得到基本的满足后，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农村住房、交通等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农村居民点逐年增加，且在空间结构上发生了变化。2000-2009年期间大埔县的农村居民点从5482.72公顷增加到6466.63公顷，基础设施发展也很快，通村公路由2000年的580公里增加到2009年的1530公里，而通讯设施在2005年后更是发展非常之快，特别是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也迫使农村居民要求改变居住条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大埔县乡村户数也由2000年的111273户增加到2009年的130000户，在这个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农业山区县，农村人口的变动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要原因，所以大埔县应从加快城镇化进程着手，促进农村人口和农村产业用地向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产业用地转变，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大埔县农村居民点逐年上升的现状。
自然条件状况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驱动影响主要体现在，在外界较好社会经济条件的吸引下，部分农村居民点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区域搬出来，这有利于山区的生态建设以及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时，由于山区县域山川秀美、自然环境宜人，具备了发展以亲近自然为主题的旅游资源基础。另外山区的农家乐、休闲野外体验等优良的山区生态资源也吸引着城镇居民和外来游客观光游览。
4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县域农村居民点整治驱动因素以乡村从业人员数、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总产值、农居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经济发展因子驱动作用最大；其次是农村人均住宅面积、耕地面积、农村户数、农业人口等因子。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对县域农村居民点整治影响最大，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国家政策等也是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重要驱动因子，其中国家政策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影响具有不连续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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