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2 15:01:4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教育社会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最早主张“开民智”的是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自强应该是“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起”[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维新人士设报馆、建学堂、组织学会、著书、翻译，一场轰轰烈烈的“开启民智”活动蓬勃开展，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此以后国人认识教育的视角开始发生转变，“开民智”、“做新民”的思想成了各个时期各种人士发展社会教育的共同声音。“中华民国”建立后，确立了社会教育的行政地位。大学开展社会教育成了这个时期各个大学的一项重要教育实践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北京师范大学平民教育社，他们都是利用学校的人力物力来从事和学校教育计划无关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尤其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的宗旨就是“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3]。通过“以学就人之教育”，采用露天讲演等方式，实施对社会各种人群的教育。他们利用田间地头，利用街头巷尾，或在露天广场或在报告厅进行演讲，以实现文化知识的普及。在这以后，大学开展社会教育就成为以后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一项重要教育事业。后来教育部相继颁布了学校开展社会教育的法令，使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做法得以规范和推广，这对于开启“民智”，扫除文盲、普及知识，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根本动因
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演变不是自发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展，大学不断地接受社会的各种要求。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学必然通过改变其社会职能予以适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演变是与社会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一致的。其社会教育职能的确立也是大学逐步开放，走向社会，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随着现代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大学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才越来越面向社会的实际需要。如今，在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或普及化的发展过程中，在入学方面的差别依旧存在，但大学的校门日益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从大学的科研职能来看，起初大学的研究还是封闭在“象牙塔”里的纯学术研究，后来逐渐转为各种应用性研究。国家的参与，特别是企业和私人或团体的资助使研究直接指向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象牙塔”被动摇了，在科学和技术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大学在社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与广泛的社会发生相互作用的传统障碍“象牙塔”被移开了[4]。随着社会服务职能的不断扩展，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大学发展社会教育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人们就业需要的必然要求。从经济上看，新科技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引进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从目前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将成为社会的主导型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人才结构的变化。现在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逐渐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倾斜。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还带来了职业流动性的增加，未来社会，每个人都不会终生只从事某一类单一的职业，而会处于职业的不断变动之中，这就要求未来的社会成员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应具备终身学习和获得新的职业技能的能力，因此，需要大学发展社会教育为人类的职业流动提供保障和支撑。所以，社会的发展是大学的社会教育职能确立的根本动因，社会现实依据是大学发展社会教育的决定性因素。
三、自身寻求变革是大学发展社会教育的基础
学校体育的目的是依据教育方针、体育的目的任务、学生年龄特征和学校体育的功能制定的。我国学校体育的目的是：增强学生体质，配合德育与智育，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学校体育不同于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它的突出特点是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教育属性。在学校整个教育体系中，体育并不单独存在，而属于德、智、体、美、劳五育有机联系的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新教育的发展，对学校体育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体育教育除了向学生传授体育知识、技术以及增强他们的体质外，还要把道德品质教育、终身体育思想教育、美育教育贯穿始终，把育人放在首位。
简单来说学校体育是体育与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学校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所不可缺少的内容，是为社会培养出合格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学校体育教育学生懂得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必要性帮助学生树立终身体育锻炼观。
社会体育也称“群众体育”、““大众体育”。是与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对应的概念。由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城镇居民与农民，为达到健身、健心、健美、娱乐、医疗等目的而进行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身体锻炼活动。社会体育是指在闲暇时间里，居民自愿参加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增添情趣，增加交往，增长技能为主要目的的自主性体育活动。它既能够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又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体育最明显的特点是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性。它是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的关系
（一）学校体育“社会化”
体育是一种以人为实践对象的实践学科，它所涉及的任何理论与模式都必须付诸实践才能够得到检验。通过系统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思维方式，从体育活动主体、体育活动条件和体育活动形式这三个方面来对学校体育认识是符合社会学、文化学、体育学和逻辑学的有关原则的。
学校存在于社会之中，因此学校体育对于社会体育具有辐射作用和服务功能。学校体育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寻求与社会体育的有效结合点，让学校体育能够在健康第一、终身体育思想的指导下逐渐成为社会体育发展的基础。同时学校体育社会化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所决定的，也因此学校体育必须打破围墙，主动拓宽空间，以社会体育发展为动力，来激发出学校体育活力，同时还能够使学校体育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来开发出社会体育的潜在市场，从而为学校体育的发展开拓出新的空间。
长期以来学校被传统的组织管理和制度从社会中隔离出来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使得学校体育不能够够与社会体育进行良好的互动，发挥作用时不能够很好的进行互动。因此，学校体育逐渐的开始习惯于稳定、规范和单一的封闭式管理体系，与社区体育不能够很好地进行很好的衔接，这就导致了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在目标、内容、形式上存在着诸多不同，因此出现了体育人力资源等的闲置、浪费。原有的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也多为竞技体育项目，教学内容大都“难、繁、偏、旧”，这使得很多学生生对体育课失去兴趣，最后当他们走出校门的时候就会中断体育锻炼。为了能够适应体育事业的发展，学校体育必须要树立起全民健身的观念，改变学校体育在社会体育中的传统角色，由客体变为主体，由被动变为主动，树立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建立起有效的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互动模式。这样可以使得学校体育由封闭转向开放，逐渐的将自身纳入到活跃、合作和多元性的社区体育空间之中。这样做虽然在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徐诶奥体育以及学生带来各种冲击与影响，但是却能够给学生提供多视觉多方位的观察、接触对象与事物的机会，同时也为学生全面、准确地思考与判断事物提供了事实依据，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观念和意识。
（二）社会体育的“学校化”
这里的社会体育“学校化，并不是指的将社会体育纳入学校体育的范畴。它主要指的是以下的一些方面。
社会体育的发展必须与学习兼容。社会的快速进步使得社会体育的发展十分的快速，其中很多发展都与学校体育有关，对于学校已有的场地设施社区不应重建和重购，而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要发展那些学校没有的、学校和社区都急需的体育设施上。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将社区用来发展的资金融入到学校体育事业发展的规划中；当学校在规划新建体育场馆的时候，社区可以提供计划用地给学校，共建共用。
社区能够主动的争取到学校对体育活动的指导。学校的体育力量是现成的，同时学校体育也拥有着十分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对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进行指导。因此，社会体育“学校化”要求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应尽可能借用学校体育力量进行培训、组织和指导，使得社区体育活动能够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同学校的指导，可以使得社区体育活动取得有益于身体锻炼的价值，并能够活跃活动气氛，激发群众进行体体育锻炼的兴趣，达到吸引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
社区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学校所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去。学校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因此其组织的各种体育活动项目较多，社区可以多和学习进行联系，并积极的组织织项目爱好者参与到学校的体育运动之中，例如学校组织的运动会，可组织专项运动队与师生进行比赛等，这样不仅可以起到活跃气氛、增进居民与师生之间的友谊，而且会推动社会体育运动的发展速度。而学校所组织的各种活动，社区在参与时，应该给予经费上的一些支持，或者是提供一些必要的奖品。
（三）终生体育是两者之间的接口
终身体育源于终身教育，是指一个人终生接受体育教育，始终进行体育参与的一种身体教育过程。即一个人从诞生到生命结束，都要适应环境与个体发展需要，进行体育锻炼，获得生活和学习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终身体育在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联系中，充当纽带作用，相联于二者，相融于二者。
首先，在学校体育课程改革中，终身体育已经作为一个基本改革理开始念贯穿于体育教学课程改革全过程中。《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校体育是终身体育的基础，运动兴趣和习惯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坚持体育锻炼的前提。学校体育有着严格的规范，它是一个规范的体育教育过程，可以起到培养身心全面健康的人这一目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激发和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力争使每个学生在中学教育结束后，掌握一到二种体育技能，增强体育锻炼能力，养好良好体育习惯，形成终身体育信念。
第二．终身体育在社会体育学的学科结构中，充当体育参与角色。利用参与这一角色作用，整合诸如参与主体、时空，以及财物等必要因素，形成相对完整的社会体育运行体系。体现以健身、娱乐为主的社会体育功能，实现其社会价值。
第三．终生体育是学校体育的直接目标，是学校体育的始终追求。除此之外，终身体育在社会体育体系中，保持着参与主体的恒久性，包容着参与形式的多样性，整合着参与客体的资源性，维系着社会体育发展的动力性。
三、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学校体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重大使命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部队体育以及群众性体育中从事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与增进公民身心健康、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对推进社会体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体育指导员可以分为健身健美类、医疗保健类、竞技运动类、休闲娱乐类这几类。这四类指导员都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够对社会体育事业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而高校则可以系统的培养出这些专业人才，促进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
（二）学校体育是社会体育的能源补充
学校体育的普及性和基础性这两大特点，使其教学活动不仅仅是培养竞技体育人才，同时还可以促进社会体育人才的培养。我国传统的教育方针中体育一直都排在德育和智育的后面，这并不标明体育比这两项所占的分量要小。相反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按照一定课时数接受体育教育。如果没有一个号的体魄又如何能够发展其德与智。众所周知学校教育教学的对象主要是儿童和青少年，这一部分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得比例十分巨大，这也就使得体育能够尽最大可能的被普及，这些都是任何群体都无法企及的。同时由于学校体育的系统性与规范化，可以对人的身心素质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促进作用，对学生养成锻炼习惯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通过学校教育使其掌握一定的终身受用的体育技能与健身方法，也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整体运动技术水平。因此我们说学校体育是社会体育的能源补充。
（三）社会体育对学校体育进行了延伸
社会体育活动穿插在居民的工作学习、生产劳动、甚至家务劳作之余，它是在居民自由支配的时间里可以从事的一种或几种健身活动，不具有任何强制性，且活动内容自选，形式也多样灵活，不仅仅非常符合广大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同时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通过社会体育活动有利于培养广大青少年的对体育活动的终身意识。促进社区体育的发展，逐步形成学校、家庭、社区融合状态下强健学生身心健康的新局面。另外，那些走出学校步入社会的人，社区体育为他们提供了健身、娱乐的场所，使得他们继续了学校体育的延伸，实现了终身体育。
（四）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互相影响
学校体育资源丰富，能够为社区体育提供支援，改进管理方法并进行适当的投资，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活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体育设施支持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这样做不仅能够解决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紧缺的问题，也能为学校带来一些经济效益。作为学校体育延伸的社会体育，它的发展使学校体育能朝着教育社会一体化方向发展，以优势弥补不足，有针对性地改革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通过社区体育，促进学校体育更加贴近生活，反过来也利于社区体育的开展。
（五）两者结合能够为两者带来不可想象的作用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进行契合对学校体育的转型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学校体育可以引入社会体育的思想，使得学校体育能开发出新的教训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将会更加的注重对学生的个性的发展，能够学生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给他们提供一个健康、活跃的氛围。同时还能够促进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能够使得学校的师资力量得到充分的合理的利用。还能够促进学校体育的管理水平不断的提高。
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比较滞后，主要存在的困难是缺少设施、专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同时居民参与率也比较低。要想使得这样的局面有所改观，就必须依靠现有的各级种类学校，并充分的发挥这些学校的体育资源优势，以学校为中心开展社区体育。通过学校体育能够促进社区体育的文化建设，而学校的学生也能够为社区体育活动注入新鲜的活力，使得社区体育能够朝着轻松、愉快、活泼的方向发展。
大学语文教学在我国已有30年的历史。早在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的倡导下，全国各高等院校开始设立大学语文课程，当时的目的有四点：一是提高大学生的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是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三是提升精神文明；四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此后，大学语文课就扮演着对大学生进行语文教育的重要角色。三十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门课程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而且渐渐地变得面目全非，或被取消（不开），或被瘦身（压缩课时），或被改头换面（由文学欣赏或应用文写作等课程代替）。当前，由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缺失及语文能力的低下，大学语文教育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关于大学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和讨论也在各地迅速展开。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和教师的共同努力，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但是这些改革思路与改革模式，依然存在很多局限和不足，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大学语文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大学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写教材。总的来说，各地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基本上都以教材为突破口，体现了不同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模式。近几年，新的大学语文教材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正式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有上百种之多，这些教材或者推陈出新、或者另辟蹊径，在选文方面、思想内容方面、体例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代表了众多大学语文教材的最高水平，并在各重点大学推广使用，取得了显著成果，为我国高等院校大学语文教育开创了新局面。
第二，改革教学方法。传统的大学语文教学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很多大学语文教师注意改革教学方法：由一言堂式的单方面说教，转变为群言堂式的有目的引导；由传授知识、明确观点转变为提出问题让学生去寻找答案；教师由课堂的主角转变为配角；学生由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由被动的接受式学习转向积极的探索性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学效果。
第三，更新教学手段。目前很多大学引进了现代化教学设备，多媒体教学为大学语文课堂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大学语文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资源，使教学形式更加生动活泼，教学内容也日益丰富多彩。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学语文的教学效果，但也存在局限性：这些改革全都只是在《大学语文》这样一门课上做文章，无论怎样改革，都要受制于有限的学时，效果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二、突破惯有模式，探索大学语文教育的新途径
多年来，我校的大学语文教学改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尝试：
（一）对大学语文教学的内涵进行重新解读综合分析历年来全国大学语文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经验与不足，应该重新解读大学语文教育的内涵。大学语文教育，绝不等同于一门《大学语文》课，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应该树立“大大学语文”的理念，建立全新的大学语文立体化的教学体系。为此，在对已有大学语文必修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将大学语文的内涵扩展为以大学语文必修课为核心，以其他人文艺术类选修课为辅助，与语言、文学、艺术类讲座及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相结合的综合体，使大学语文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全面，使大学语文教学更有针对性，目标更加明确，意义更加深远。
（二）对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实现有效突破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多数高等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都仅仅局限于一个大纲、一本教材、一份试卷。又因受学时的限制，教学内容极为有限，很难发挥大学语文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基于“大大学语文”的理念，如果在已有大学语文课及教材的基础上借助选修课和第二课堂就会使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文学、语言、写作、艺术各方面内容相辅相承，使学生在大学阶段能够接受比较全面的文学、语言、写作和艺术的教育和熏陶，强化母语意识，提高人文素质。
（三）对大学语文教学的时间与空间进行有效拓展基于“大大学语文”的理念，构建立体化大学语文的教学体系，使大学语文教学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几十学时，而是伴随学生四年的大学生活；也不再局限于小小的教室，而是从“小课堂”走向了“大课堂”，走向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大学语文教学从课内延伸到课外，将课程教学与学生社团组织的活动相结合，不仅巩固、深化了课堂教学成果，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兴趣、个性、特长，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实践能力、应变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为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校园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
（四）实现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与专业的对接在这一教学体系中各门课程首先面向全校学生，以培养和提高全校学生的人文素质、语言文字能力、审美能力为宗旨，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为目标，同时也兼顾课程与专业的融合，例如《经济文书写作》选修课主要向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倾斜，《世界文学名家名作赏析》选修课主要向英语、日语、俄语等专业的学生倾斜，《职场口才》选修课主要向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倾斜。
自2007年以来，大学语文立体化教学体系开始在我校实施并逐渐加以完善，一直沿用至今。通过在2007级至2013级学生当中试行，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我校的大学语文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学生的人文素质、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写作能力、艺术鉴赏能力等均有了显著提高。例如在“朗诵会”、辩论赛、主持人大赛、校园歌手大赛等活动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在全国及全省的各类比赛中，我校学生也屡创佳绩，展现了我校学生良好的素质和精神风貌。
20世纪以降，学者们坚持不懈、殚精竭虑地探索学习的有效模式，各种理论相继登场。20世纪上半叶，行为主义学习观占主导地位。行为主义基于巴甫洛夫的刺激反应理论认为通过加强刺激，反复强化，就能学会知识。以斯金纳（skinner）为代表的语言学家认为学习就是在外界正反馈的刺激下，通过反复操练，逐步形成习惯，学习成功的关键是适时提供正反馈。但是由于这种学习理论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忽略了有意义的学习，因而遭到质疑。20世纪60～7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认知心理学家将人与计算机对比，认为“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人脑好比信息处理器，它将外界输入转化为摄入，作为陈述性知识存储起来，再经过不断练习，逐步转化为程序性知识。其间学习者形成假设，通过外界反馈检验假设，修订假设，使自身的语言体系不断完善。学习的进步体现在大脑内部知识体系的变化，其学习过程呈现出普遍性的特征。”这种理论将学生视为个体的信息处理者，有将人的学习孤立化、简单化的趋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社会因素对语言学习和发展的制约作用上来。以前苏联维果茨基（vygotsky）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
1 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论和内化论。中介论认为人所特有的高级认知功能在低级生物性功能（如听觉、嗅觉）的基础上产生，以社会文化的产物——符号来中介个体和社会物质世界的关系。人是运用符号工具作为辅助手段来控制和重组低级生物心理过程（这种过程大部分属于自动的对外界刺激的反射），这种控制使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是自觉而有意的，以间接地调节与他人、与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本文由收集整理符号工具包括数字、计算系统、音乐、艺术成果、文学作品，尤其是语言。通过社会互动，语言符号才开始在行为中由外到内发挥心理工具的作用，也就是将自然的心理过程转化为高级认知功能。
中介的一种形式是调节。调节分成物体调节、他人调节和自我调节。物体调节指个体直接受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影响；他人调节指儿童的思维和行动依靠成人的语言；自我调节指儿童能够依靠自己的语言思维和行动。
在二语学习中，他人调节指学习者在老师、父母、同伴等的指导帮助下进行协作式交谈的学习；自我调节指学习者具备了自主运用语言的能力。学习是从他人调节到自我调节的中介过程，依靠面对面的交流一起解决问题。
内化指社会成员把交际活动中的符号产物转化成心理产物以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过程，是从社会关系或更具体说是社会相互作用逐渐向个人内心品质转化的过程，并使个人掌控自己的大脑。维果茨基指出，内化过程是从人际活动的心理间平台转化成个体的心理内平台的过程， 内化是通过模仿机制形成的，内化的关键在于人具备模仿他人有意识活动的能力。但这种模仿并非机械重复，而是受制于社会文化调节，只有当学习者积极参与社会交流或者在自我话语中创造性地模仿他人的话语时，语言输入才起重要作用（lantolf & thorne， 2007：201）。
社会文化理论还有一些其他概念，比较重要的是最近发展区和搭架子。
最近发展区（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指“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发展水平在成人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最新研究表明，最近发展区可以：（1）在专家与新手之间的互动中，能力通过社会互动转移给新手；（2）在新手与新手的互动之间，能力相当的同伴通过合作、讨论得以构建（donato， 1994）。
最近发展区是由教育所创建生成的，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也由教学动态来决定，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最近发展区的向前发展就是学生学业的不断进步。维果茨基认为“教育学不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昨天，而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明天为方向。只有这样，教育学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激起那些目前处于最近发展区的发展过程。继而他发现，就教育过程而言，重要的不是着眼于学生现在已经完成的发展过程，而是要关注那些正处于形成的状态或正在发展的过程。
而搭架子指任何成人——儿童或专家——新手的协作的行为。儿童或新手还不能独立运用某些知识和技能，但可以通过谈话借助对方给予“搭架子”的帮助获得期望的结果。儿童或学习者通过专家或较成熟者进行协作式交谈，实现共同理解而最终获得新的知识与技能。wood 等认为支架式帮助有以下六个特点：激化完成任务的兴趣；简化任务；维持任务目标的方向性；突出任务的关键特征，以及目前任务完成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控制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挫折；提供示范。
2 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区别
在二语习得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认知派和社会文化派，二者的语言观、学习观、研究对象和哲学倾向都不同。一般来说，通过分析事物对立面，更能认识事物本身。这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这里谈谈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区别。
在语言观上，认知派认为语言是心理现象，由抽象规则组成，存在于个人大脑中；社会文化派则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与文化混为一谈，无法分割，存在于人们的交际活动中。在学习观上，认知派认为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学习者将输入有选择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通过不断输出，逐步将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社会文化派则认为学习是社会参与的结果，学习者运用语言参与社会交际活动，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转而成为个人脑内活动的材料。在研究对象上，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第二语言的运用，而不是语言习得，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习得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的焦点在于社会/互动因素
及其对语言使用产生的影响。认知派认为学习的最终状态是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达到目的语水平或者出现僵化现象；社会文化派认为语言学习没有最终状态，学习者永远都处于学习状态之中。在哲学倾向上，认知派主张现代派观点，坚持人和社会环境互为独立实体的二元论观点，认为无论社会环境因素发生多大改变，二语习得终究是心理过程，语言学习所处的社会环境变化不会引起习得方式大的变化；社会文化派主张后现代派的观点，认为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语言使用对二语习得起着根本性而不是辅的作用，人类心智机能的起源和发展都包含在社会和文化的互动之中。
3 社会文化理论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指导
3.1 充分学习中外优秀文化
前述内化论认为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学习并不完全依靠学习者对语言知识的内化，批评认知框架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忽视了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过程的影响，进而强调社会环境对语言学习的重要作用，强调人类心智机能的起源和发展都包含在社会和文化的互动之中。因此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教育学生充分学习中外优秀文化，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加深自己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这对内化学生学习能力有益处，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语句隐含的意思，领会作者的意图，掌握语篇结构，真正学会英语，有效提高交际能力。
3.2 引导学生参加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
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独特的认知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把语言习得看作是将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lantolf & thorne， 2006）。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要引导学生参加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模仿地道的英语。只要我们指导学生多动脑筋，多下功夫，就会找到许多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比如到在本地召开的涉外商务洽谈会、博览会、体育比赛中做翻译助理、志愿者，到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场所兼职，主动找外国人交流，在网上和外国人聊天等等，方式多种多样。
3.3 激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如前所述，维果茨基认为，就教育过程而言，重要的是关注那些正处于形成的状态或正在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对学生刚学到的英语知识和英语技能要趁热打铁，及时复习，及时运用。这样，学到的东西才能过手，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为此，我们要认真分析哪些是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并据此制定及时循环，及时复习的计划。这样坚持下去，学生的能力一步一步稳固形成，学生英语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指日可待。
3.4 引导学生协作式学习
前述搭架子是通过协作实现共同理解而最终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这种协作可以是成熟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也可以是学习者之间的，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要注意与学生的协作，了解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时间、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困惑等等，也让学生了解老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思路、教学安排，相互沟通，协作学习。我们也要鼓励学生相互之间协作学习，互相请教，互相探讨，顺利地从他人调节过渡到自我调节。只有完成这一过渡，学生的英语学习才会更轻松，效果才更好。
关键词：教育创新；资源互补；教育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事业都是以学校为主导，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有所欠缺。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社会和用人单位都对教育成果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改变我国教育现状，还需要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来考虑，积极寻求三方面教育成果的整合叠加。
一、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问题
1.三方面教育不协调、不衔接
三方面教育不协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学校教育关注的是知识教育，素质教育略有涉及；家庭教育关注的是一些为人处世的教育，并没有严格的规划，属于家长的言传身教；社会教育则是在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发挥的教育作用不是太大。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分别独立，缺乏彼此的关联性，这就使得教育内容、教育成果无法形成良性互补，很难发挥应有的效力。
2.三方面教育功能滞后
学校的教育理念相对而言滞后性不是太大，不过从我国各级学校的教育成果、教育内容来看，明显过多地关注应试教育成果、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学习能力、知识应用能力等关注度依然有所欠缺，这也是我国教育体制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家庭来说，我国大部分家庭的教育处于初级阶段，常规的教育是言传身教，对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社会常识进行教导。此外就是遵从学校教育的主导性，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以督促学生好好学习考取良好的成绩或获得更好的升学前景为主要特征，以为孩子报名培训班或请家教为主要表现。
从社会来讲，社会教育的职能涉及面比较广泛，素质教育、知识教育、兴趣培养等均有所涉及。不过在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培训部门中，绝大部分也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导，以开设培训班的形式进行各科目的培训，或者针对某些考试项目进行培训，注重的依然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素质教育等综合能力方面的教育处于弱势地位。
二、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的优化
1.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要重新调整
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教育的特色和功能来看，家庭以及社会都有遵从学校主导进行教育辅助的特点。从这一方面来讲，要让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教育成果达到优化整合，首先需要让学校的教育主导功能发生变化。要求学校专注知识教育的同时，关注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素质教育，确保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要结合国家人才发展战略来制定新的发展策略，紧密跟随教育部门的指导做出调整，全面抓好素质教育，提升学校教育导向的科学性，为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指导和带动作用。
2.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支持与配合
学校永远是教育的主体，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要紧密跟随学校教育的导向进行辅助。家庭方面，家长要改变教育观念，注重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培养。要配合学校对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心理心态等进行指导、监督，促进学校教育的有效转变。
社会教育机构也要跟随学校教育的主导方向，结合家庭教育的需求提供更加专业的教育辅助。比如在传统美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兴趣爱好培养方面，学校的教育资源分配无法针对个人来进行，而大多数家庭在时间、专业素质上的缺陷也难以满足学生的教育需要，社会教育机构就能够弥补这种不足，积极整合资源，开创百家争鸣的教育格局。
学校、家庭和社会三结合的教育方式对于提升教育成果，促进人才的有效成长有重要的作用。学校、家庭、社会的结合，从管理和调控的有效性来说，还是要以学校教育为主导，从改革学校教育入手，推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协同辅助，促进三方结合教育成果的提升。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字:当代大学生社会道德模范教育作用注意
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组织、有计划、自觉地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新。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人们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帮助人们树立现代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以及促进本民族政治道德情操的不断升华。
市场经济使得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意识、危机感激励了大学生的成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功利主义淡化了大学生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如何使大学生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中保持主流意识形态，树立健康正确的文化心态，这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用社会道德模范进行积极引导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中华民族历来有推崇道德楷模的传统，“见贤思齐”是古之明训，我们表彰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实际上也是道德模范，是针对当时最需要突出表彰的道德行为的模范。现代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在社会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学生工作者作出新的努力来及时应对。
一、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模范教育的作用
社会道德是社会主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的一种自觉认识和向往，对人们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以社会道德模范为载体，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渗透力，有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用社会道德模范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以下几个作用:
1.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对社会而言，社会道德模范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作用。社会道德模范包含着人们高度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念，它能产生一种感召力和环绕力。这种感召力和环绕力能够将个体导向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目标和规格方向上来，引导人们为之共同努力。一个社会的发展，本质上体现为全民精神的进步。因此，优良的道德模范可以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社会道德模范的高尚品质可以激励大学生升华道德认识。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唤醒、激励和鼓舞。用社会道德模范来教育大学生可以起到知行合一的作用。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社会道德模范可以唤起大学生对高尚道德行为的崇敬，还可折射出激励、启发、催人奋发向上的价值取向，让大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收到熏陶，达到精神上的鼓舞，在思想上起到强烈的共鸣，从而升华道德认识，逐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2.从道德的角度上规范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习惯。
实践证明，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必然会带来种种矛盾和问题，除了需要一定的法则和制度以维持基本的秩序外，也需要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模范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榜样，他们身上秉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彰显出新时代的崭新的精神风貌。这充分表明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为大众所接受。将社会道德模范运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可以使大学生行为规范化、系统化，最终升华为个人行为的准则。
3.在大学生中具有强烈的凝聚作用。
社会道德模范在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精神支撑和力量凝聚作用。首先，如果没有共同前进的旗帜为灵魂，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道德标准，那么就不可能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把各阶层的人们凝聚起来，也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合力与向心力。社会道德模范作为一种信仰和理想的集中表现形式，支撑起人们的精神世界。其次，社会道德模范作为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评判、凝聚功能，使社会和谐得以肯定。而道德在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着灵魂和指导的作用，它可以陶冶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建设社会的热情。
二、在当代大学生中形成社会道德模范教育的注意点
运用社会道德模范开展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培养大学生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的大学生风范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道德模范教育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选树道德榜样，始终应注重坚持面向大多数，把重点放在基层，放在普通岗位上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大学生，着力发现他们在平凡学习生活上的不平凡创造，讴歌他们在普通学习生活中展现出来的可贵精神和高尚情操。通过加强社会道德榜样教育，可以让大学生在日常行为中加以对照，检查自己，做到自警自查、追求高尚的道德行为。而且在此过程中学生能表现出高尚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能积极参加道德实践活动，提升思想道德素质。
2.注意运用社会道德模范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本翔不境也创造人。”道德规范所秉承的祟高的价值取向及崇高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能对人产生巨大的精神激励。应创造良好的道德教育氛围，唤起大学生追求高尚道德的内在动力，提升责任感和人格尊严，使大学生完善自我，使道德从外部调控内化为内心的自觉要求和行为习。
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就由对于组织趋同的现象分析进入了组织所处环境问题的理论细分。按照斯格特的梳理,新制度学派将组织所处环境区分为两种类型,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前者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组织的运行,包括组织外部的资源与市场、组织内部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系统等,后者是指组织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因素,但新制度学派所关注的制度环境主要是社会的共享观念及规范因素,也就是支撑社会生活稳定化和秩序化的、被普遍接受的符号体系及其共同意义。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坚持认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具有不同的影响。技术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行程序满足技术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做法对组织的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例如,企业在内部结构上采用科层制,常常不是出于技术和工艺流程对管理的需要,而是因为科层制已被社会广为接受,如果某家企业不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其在市场上的“合法性”将受到怀疑。因此,制度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可能与技术环境相矛盾。为了满足这些相互冲突的环境要求,组织的一个重要对策是把组织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的正式结构分离开。一个组织建立了许多的规章制度却并不真的实施,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规章制度是为了应付制度环境的要求,与它的内部运作无关,[2]这就使得组织内部可能存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结构分化。为了更明确地反映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所具有不同的影响,弗里德兰和阿弗德提出了组织环境具有多元逻辑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每一种组织环境都有一个中心的逻辑,包括一系列的物质实践、社会关系和符号构成,这种多元逻辑之间可能是互补也可能是矛盾的。社会成员便可能利用不同的逻辑来满足自己的目的,有时符号和规则被内化并提供趋同性,而有时它们又成为个体、群体和组织利用作为变迁的资源。[3]这样,组织环境问题又派生出逻辑问题,而这些不同组织环境及其派生逻辑在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看来,不仅存在同时并存的理论可能,而且正在社会中实际发生着。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环境与逻辑
补习教育机构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对着两种不同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且两种不同环境同时对补习教育机构施加合法性约束,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分析,技术环境要求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经营型逻辑,而制度环境要求的合法性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服务型逻辑。
(一)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技术环境与经营型逻辑的生成
组织研究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组织能够自给自足,组织必须在与环境的交换中获得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而组织领导者必须为组织制定出有效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这一交换过程的顺利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技术环境”就成了传统组织研究中较早诞生的一种理论发现,也集中反映出早期组织研究以组织目标达成为核心的理论诉求,如早期的组织研究者迪尔曾将技术环境定义为“与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有着潜在联系的所有环境的总称”。[4]补习教育机构由于多为私人投资兴办,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从所处环境中获得足够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便是该类型组织的首要目标,也是补习教育机构所面对技术环境的最重要内容。为了实现上述组织目标,补习教育机构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布迪厄认为劳动时间的积累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实质,也是它们可以相互转换的根据”,[5]具体而言,补习教育机构的运作过程是通过知识讲授、经验传递和技能培养等具体内容来实现机构成员身上所负载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进而获得财富性收入。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存在方式,“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6]掌握文化资本的社会成员,也是“文化产品”的所有者,但他们只有通过进入类似补习教育机构等组织,才能最终实现“文化产品”的销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就是一个交换环境,一个供两种不同资本形态相互转换的资本转化场。经营型逻辑是指在补习教育机构与技术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趋于以成本效益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经营型逻辑表现为结果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7]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率就成了其中的关键。在经营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重点在机构运行中的成本和收益环节进行控制和处理。在成本方面,面对场地费用和员工工资两部分最大支出,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们都极尽节省之能事。面对场地费用,在笔者调查的20家补习教育机构中,仅2家使用自有房屋,其余皆为租用房屋,且20家机构中有19家使用民宅作为教室,其余1家使用商用写字间作为教室,教室的隔墙、水、暖、气、电、通信等各种设施均为居住用房使用,完全达不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8月8日颁布修订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50099-2011》中的教学空间要求,可以说“办学条件”颇为简陋,而这种“人为”简陋的背后自然节省了场地费用的大笔支出。面对员工工资费用,在逐利观念的驱使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往往并不雇佣文化资本含量较高的优秀“教师”,而是在满足补习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雇佣普通“教师”,以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时的转化率,这也是当前补习教育机构中在
校大学生充任“教师”情况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收益方面,补习教育机构更是直接地表现出了经济资本优先的经营型逻辑。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常常会在学生的补习周期内加大课程密度,安排较多课程,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收益,甚至于,一部分组织者全然不顾本机构成员文化资本的实际状况,将普通“教师”包装成所谓“名师”,进行虚假宣传招生。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与服务型逻辑的延续
“技术环境允许组织使用基于生成系统制造产品特征的控制手段,产品和服务可以根据相对成本和质量来估价,这就产生了‘结果控制’,制度环境强调的是组织遵从形式理性规范的程度、正确过程得以实施的程度以及恰当结构处于合适位置的程度”,[8]换句话说,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而不管这些组织形式和制度对组织的实际运作是否确有实效。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具有私人投资性质,但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中却与主流教育密不可分,这种延续自主流教育的共享观念便是社会学新制度学派论述中的补习教育机构所处制度环境。具体而言,补习教育被学者和社会公众理解为“影子教育”,[9]一种对于校内主流教育的延伸。相较于补习教育的资本转化场特征而言,主流教育则是一个文化资本的输出场,政府投资兴办主流教育机构的目的是通过向国民传递文化资本来提升国民素质,使个人得以适应社会参与社会生活,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也被政府视为类似医疗健康、住房保障等社会生活必需品,为此政府对文化资本的“购买价格”和“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以保障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法》第25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而厉以宁先生也将义务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视为纯公共物品性质和基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服务。[10]可以说,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主流教育关注平等,惠及普遍的根本特征已深入人心,成了一种社会共享观念,而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在社会公众眼里也与主流教育不应有别。服务型逻辑是指补习教育机构在与制度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以彰显制度环境中被普遍接受的共享观念、规范因素和符号体系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服务型逻辑表现为过程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共同期待内容的有效彰显,而如何在这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传递的有效性被视为其中的关键。在服务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需要努力满足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共同期待内容,而这些内容大多与主流教育联系密切。例如,为了响应国家和政府提升国民素质的号召,主流教育日益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努力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一些在传统教学环节中不受重视的音体美等科目逐渐受到校方青睐,在这一客观背景下,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机构也相应出现了一些调整,其中近年来部分补习教育机构增加心理咨询和励志类教育内容就是顺应这一客观趋势的表现。校外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两种环境及逻辑同时构成了对于机构的合法性约束,但两种约束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处于一种紧张和对立之中。技术环境及经营型逻辑要求补习教育机构以工具理性方式展开运作,强调成本与收益,这对于私人投资兴办的补习教育机构而言实属正常,但相对于自主流教育延续而来的“影子教育”特征而言,又可能与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及服务型逻辑相冲突,因为主流教育坚持消除不公,培育平等精神,主张不能因为收入、身份、种族等各种外在条件而产生差别对待。这种现实存在的紧张和对立逻辑,构成了补习教育机构当下面临的双重逻辑约束或曰逻辑困境,而正是在它们的合力作用之下,补习教育机构实际发生着诸多行为偏差。
三、双重逻辑约束下的补习教育机构行为偏差
在补习教育机构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环境时,如何在由不同环境及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之间谋得平衡,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便成了补习教育机构选择行为策略时的关键。但碍于这两种环境及逻辑对立甚至冲突状况的客观存在,补习教育机构无论如何尽力调适自身行为,终究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行为偏差,其中主要表现为“行为市场化”和“机构冗余化”。
(一)经营型逻辑约束下的“行为市场化”
面对技术环境和经营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严格比较投入和产出,努力提高效益,最大化地获取财富性收入。虽然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源自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也符合其组织目标,但若对这一目标不加控制地恣意追求,势必会出现“行为市场化”的偏差。事实上,这种“行为市场化”的偏差已在当下补习教育领域中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主流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如在利益驱使之下,部分补习教育机构投放虚假招生广告,违规宣传,还有一些补习教育机构组织者为了追求补习生员数量的增加,通过贿赂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的方式来求得对方协助招生,甚至于一些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也受到“行为市场化”的影响,公然违反在职教师不得办班补课的禁令,开班办学,造成极坏影响。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受所处技术环境影响而存在追求合理经济利益的诉求,但作为以知识为产品的社会窗口行业,如果放纵自身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仅会使知识沦为金钱的附庸,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庸俗之风,严重冲击和影响主流教育制度,还会客观上加大不同背景家庭子代间的地位分化,使得补习教育成为催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最终影响补习教育的和谐健康发展。
(二)服务型逻辑约束下的“机构冗余化”
面对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通过调整自身内部结构设置,不断地仿效主流教育内部结构和功能,延续“影子教育”的公众定位。虽然这种与主流教育形式趋同的做法能有效满足制度环境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但常常以增加补习教育机构的内部设置为代价,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机构冗余化”。笔者在长春市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一些补习教育机构配有心理辅导教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还有些机构常年开设针对学生成长的励志课程,而除此之外的一些类似特色课程设置也是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机构组织者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中却有着些许无奈,明显地反映出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的约束和影响。一位组织者曾向笔者介绍,“这些文化课程辅导之外的课程设置起初是没有的,都是后来对眼下主流学校教育中普遍开设相关课程的模仿,因为家长在为学生选择补习教育机构时很看重这些内容,所以很多补习教育机构都开设了这些课程,但这些课程都是赔钱设置,因为这些课程都是辅质课程,任课教师稀缺不好找,人工费用极高,很难在这类课程上赚钱。”原本只提供文化课程补习的补习教育机构,其组织目标在于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但由于所处制度环境的要求而使得补习教育机构不得不在应对过程中不断地“全面”发展,机构设置越来越庞杂、冗余,而冗余的机构设置又必然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支出,最终造成对补习教育机构正常运作的冲击和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分增加的额外费用支出也正是笔者前文中发现“消失利润”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教育；科学教育观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ifcKnowledge。简称SSK)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作为当代社会学的主要思潮，它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知识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社会学分析，并以“知识的社会建构”为核心，对传统科学观和客观主义知识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深化了人们对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知识本质的认识。被誉为美国科学教育改革“圣经”的《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关于科学的本质、科学在社会中的运作的观点，与SSK的观点是一致的，可见，SSK的观点正在对科学和科学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
SSK的思想产生的渊源主要有：1)19世纪，德国的图宾根学派有一个“教会编史学”，认为应该把正统的思想与非正统的思想都给予中肯的对待。SSK的倡导者认为这一观点对他们很有启发；2)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属于欧洲哲学跟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但它在19世纪二三十年展起来以后就停滞不前了；3)1962年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4)维特根斯：t_fl(Wittgenstein)后期的哲学；5)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思。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SSK认为这些正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描述是过分理想化的。
SSK真正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学派)。其主要成员有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大卫·布鲁尔(DavidBloor)和柯林斯(Coollim)，其中巴恩斯和布鲁尔属于创始性人物，柯林斯则是爱丁堡学派的领军人物。SSK自英国起源以后，马上影响到法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的拉图尔(Latour)受SSK的启发，运用人类学方法对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进行观察，写出了《实验室生活》这部名著，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如今，爱丁堡学派的主要成员大都分散在欧美的其他大学，起源于欧洲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已在美国落户，后者已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
按照爱丁堡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巴恩斯的观点，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它主要关心的是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内容，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组织或分布"。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因为知识社会学不研究自然科学的内容，它关注的最多的是科学的社会建制问题，因此默顿学派成了典型的结构功能研究。而爱丁堡学派则是一种建构论的研究，它们关心的是科学是如何建构的，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
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是大卫·布鲁尔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守的四个信条，即因果性、无偏见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由此界定了人们称之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strongprogramme)”的东西。正是在这种强纲领的统摄下，其他社会科学家对科学进行了微观的自然经验主义的研究，以查明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知识产生或制造的影响。其中，卡林·诺尔一塞蒂纳(1(a曲nKorr-Cetina)、拉图尔、伍尔格(SteveWoolger)等人深入到实验室中去了解科学成果是怎样在实验室中产生的，柯林斯等人对科学争论进行考察，以便了解科学共识是怎样从科学争论中产生的。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脉络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本质和产生机制的分析，以“知识的社会建构”为核心，主要有以下三条思想脉络。
(一)以强纲领摧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强纲领是爱丁堡学派的大卫·布鲁尔于1976年首次提出来的，主要体现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强纲领的内涵，按照布鲁尔的说明，即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应该遵守的4个信条因果性，能够导致信念或者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是因果性的。除了能协同导致信念的社会原因外自然尚有其他类型的原因；2)无偏见性或公正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无偏见地加以对待；3)对称性。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比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在这里。因果性信条实际上是对研究科学知识成因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要想知道知识的社会成因，就必须从因果关系角度出发，去研究究竟是哪条使人们形成了特定的信念和知识。在此基础上，无偏见信条要求研究者必须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决不能因为谬误、不合理、失败令人反感或者令人失望，就不去客观公正地对待它们。对称性信条则说明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无论就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而言，还是对于真实的信念和虚假的信念来说，它们的社会成因都是相同的。所以，当人们在研究和说明科学知识的社会成因时，必须运用同一原因类型。最后，反身性信条使研究者所坚持和运用的理论本身，也变成了他自己研究的对象。即，这种研究必须把他们用于说明其他知识和理论的模式，同样用于对待和研究他自己的理论，从而真正达到对知识的社会成因进行彻底的研究和说明。
在强纲领原则指导下，布鲁尔首先从分析经验主义与知识的关系人手，在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他认为，经验主义强调知识来源于个人的经验，但是绝对客观的个体经验是不存在的。他写道：“难道个体经验实际上不是在由人们共享的各种假定、标准、意图以及意义构成的框架之中发生的吗?社会使个体的心灵具备了这些东西，也向他提出了他可以用来维持和强化这些东西的条件。”换言之，任何个体经验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情境。那么，我们所拥有的科学知识是否是各个个体知识的集合呢?显然不是。布鲁尔明确指出：“它是一种由各种迹象和模糊认识编织而成的故事。所以，我们应当把知识与文化等同起来，而不是使之与经验等同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理论和知识，在我们的经验中都是既定的东西。另外，在经验形成的过程中，我们还受到各种信念的强烈影响，因为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去形成经验的，而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它特定的信念影响着我们对经验的判断和取舍。
与经验主义相对的理性主义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类的理性，一切知识均源于理性所显示的公理。在理性主义看来，知识是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存在。布鲁尔对这种理性主义知识观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对被理性主义公认为最客观的学科——数学和逻辑学的客观性进行了解构，以此摒弃知识的客观性。通过对数学的考察，他认为，数学知识是与社会过程和心理过程密切相关的。人们并不是由他们那些观念或者概念支配的，即使就数学这种最需要逻辑推理的学科而言，也是人们支配各种观念，而不是各种观念支配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只有一个：“各种观念都是由于人们不断主动地给它们补充某些东西才增长的。人们把它们建构和制造出来，是为了可以对它们进行扩展。这些对于意义和用法的扩展并不是预先存在的。”这样，布鲁尔就把数学的发展归因于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
综上所述，布鲁尔的强纲领所主张的是，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建构的，随着社会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东西。因此，处于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拥有不同的知识。
(二)以信念的研究张扬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性
既然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影响知识建构的社会因素有哪些呢?它们是如何影响知识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借助于对信念的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
何谓信念?巴恩斯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把信念区分为两个领域，“其中的一个关系到对象、事实或具体事件的世界，另一个关系到价值观、义务、习俗以及制度范畴的体系”。每个人都具有信念，信念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但不论正确与否都直接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任何信念都是一定时期内的信念，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社会的痕迹。科学家们同样受这些信念的影响，巴恩斯等人正是从这里切人对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性因素的分析。一般认为，科学家是选择了正确信念的人，因而他们的工作是可信的，也是客观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巴恩斯指出，历史上的哲学家和近代的科学哲学家对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种种方法来保证信念的正确性，可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众所周知，经验主义哲学家认为归纳法是人们获得信念的有效方法，然而自从休谟以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归纳法本身的局限性，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哲学家都进行了改进。如波普尔(Popper，K．R．)提出了证伪和逼真度的概念来尽量保证结果的真实性，还有些哲学家用高概率来作为信念真实性的标准。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排除错误信念的产生。换言之，归纳法的困境使错误信念有了生存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错误信念的存在。正是由于错误信念的存在，导致科学家的科学成果或科学知识并不必然为真。正如巴恩斯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很容易证明，那些构成了我们所接受的大部分知识的信念，是从理论而并非完全是从经验产物中推导出来的。理论是被置于实在之上而不是从实在中推导出来的。”波普尔提倡理论的证伪，就是看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但是，问题是一旦承认信念不是完全从实在的制约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决定科学家们思想的并不是他们的社会承诺，而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者说就是他们所在的社会境况。又如巴恩斯所指出的：“已确立的科学中的活动通常都是受某种关于世界观的理论的指导的。现在，这个理论可能被看作是关于世界的—个图景或—种描述；但它并不是从世界中产生的，而是强加给这个世界的。”
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科学中使用的一些术语的理论的和非经验的特性，有时会被人们遗忘，因为它们的使用已经变得很自然，而且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人们不再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了。换言之，科学家从事科学理论建构是信念在主导他们的分析与思考，而根据这种信念得出的结论。我们能否认它的社会性因素的存在吗?
用劳丹(LarryLauden)的话说，科学研究中的信念系统就是科学的研究传统，它是一种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论体系，它规定了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劳丹认为：“研究传统的问题定向作用，无论在一个研究传统内的具体理论形成之前，还是形成之后，研究传统始终对其构成理论所必须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和重要性有着强大的影响。同样，研究传统对其构成理论所产生的概念问题也有决定性影响；研究传统的限制作用；研究传统的助发现作用。”由此可见，任何科学理论在产生过程中都不能摆脱由社会文化因素构成的环境背景的影响，因而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一科学家更是在一定信念和研究传统指导下进行科学活动的，科学知识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产生的。正如科学哲学家汉森指出的那样：观察渗透理论，即纯粹客观的观察并不存在。换言之．任何观察、任何研究活动都要受到行为主体的信念或特定科学共同体内的研究传统的制约。如果没有社会因紊的参与，任何观察和研究活动都是不可能进行的。
(三)以实验室的研究揭示科学知识产生的境域性
如果说信念和研究传统只是科学理论产生的宏观的外部社会环境因紊的话，那么影响科学知识产生的具体的、微观的社会环境就是实验室。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实验室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拉图尔、伍尔加和卡林-诺尔一塞蒂纳。按照卡林-诺尔一塞蒂纳的看法，“对实验室的研究表明，科学对象不仅技术性地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而且符号性、政治性地被建构。这一思想的一个含义是，人们认识到：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研究不仅干预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干预了社会。另一个含义是，科学成果已终于被看作是文化实体而非由科学家发现的、纯粹由自然所赋予人们的东西。”
按照客观主义的知识观，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正是由于事实的客观存在，人们对事实的认识即科学知识也才具有客观性。但是，卡林-诺尔一塞蒂纳通过实验室研究却揭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事实(6cc)是指把事实揭示为已经被制作出来的东西。”这是对客观主义事实观的根本否定。在这个基础上，事实性问题被重新定位，并被视为一种在实验室中建构的问题。这么说的道理何在呢?这涉及到科学活动的主体的认知与思考模式，因为事实是由主体来界定的。诺尔解释到：“实验室的选择不是与个体的做决定相关联，而是被看着社会互动和商谈的结果。”而正是在这种互动和商谈中，关于某一事实的看法达成一致，并以此作为基础建构科学理论。也就是诺尔所认为的，这种商谈标志着对科学研究成果的高度选择性的建构与解构，并且导致了对知识连续的重新建构。为了更好地说明在这种建构中对事实的选择问题，诺尔用了一个自然选择的隐喻。她说：“实验室的选择性解释依具体情境和语境(context)而定。以这种方式，可以把自然选择的过程重新构想成一种语境的重建过程。”在这种语境的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于事实意义的确定，而这种意义的确定，依赖于科学家之间的商谈。换言之，对于科学家来说，事物的原始意义包含在他们的实验室推理之中，推理活动在科学活动中的广泛存在，表明他们依赖于信念、研究传统、共同体内部的范式的硬性约束以及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家实际上是一个实践的推理者。那么，这些推理的内容都包括哪些成分呢?惠特利认为：“这些成分是由研究实践、方法、解题模型、专业关心的问题以及构成一个领域的研究活动基础的形而上学价值或信念所组成。”所有的实验数据、现象等在这种推理下，都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因而知识得以重新建构。诺尔指出：“它意指了这样的事实：一种符号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同的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来表达。”这就告诉我们，一切科学研究成果都是由特定的活动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构造和商谈出来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中，知识与其他事物一样是人制造的，而不是我们平常设想的完全与社会无涉的纯客观的东西。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照下的科学教育
当前，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主张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的观点，不仅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而且正在成为科学教育家的共同信念。社会建构“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观照科学教育，必然引起人们对科学教育观的新的思考，从而尝试重建关于科学教育的知识观、目的观、课程观和教学观。
(一)摒弃知识的客观性，弘扬相对的知识观
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分析科学知识的本质时，首先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进行了彻底否定，第一次在客观主义知识观上打开一个缺口，从而促使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不是纯粹客观的，可以把科学知识看成由假说和模型所构成的系统，这些假说和模型是描述世界可能是怎样的，而不是描述世界是怎样的。这些假说和模型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因为它们精确地描述了现实世界，而是以这些假说和模型为基础精确地预言了现实世界“。正如波普尔指出的，由于人们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完全证实或证明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一种“暂时的”理论，都是对现有问题的“猜测性解释”，都是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反驳的，或者说是向进一步检验和反驳开放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建立在确定性基础上的知识进化和积累，有的只是猜想和反驳，其中“混杂着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希望”。总之，知识是相对的，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说或假设，它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它必将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化而不断更新、升华和改造，并随之出现新的解释、假设。
科学知识具有相对性、暂时性的原因在于它的产生受到社会文化和个人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的产生，不仅受到信念系统、实验室情境的制约，而且受到诸如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宗教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正如巴伯指出的：“时而是这个，时而是另一个社会因素对科学家有影响，有时是相对有利于科学成长，有时是相对妨碍之，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则，对于科学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与社会相脱离的。”
(二)重视全面的科学素养，追求多元的科学教育目的观
传统的科学教育在客观主义知识观的影响下，把中小学科学教育目标定位于单一的认知领域，把学生看成是知识的“容器”，认为学生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好。课程目标设计服务于知识的线性积累。在这种单一的目标制约下，学生生活在书本世界里，把主要精力花费在记忆上，忽视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习惯的培养，使得大都缺乏科学素养。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否定启示我们，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科学活动的产物是可变的，不能体现科学的真正本质。“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已经认识的真理而在于探索真理…科学本质不是知识，而是产生知识的社会活动，是一种科学生产。”每一种理论与法则的建立都隐含着科学家们的科学探索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运用(知识的建构过程)。无论科学知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种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始终如一的，它们才是科学的本质。这启示我们科学教学目标不仅应该要求学生掌握科学知识，还要培养学生合理的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使其了解科学的社会功用及其负面影响、具备对科学技术进行社会决策的责任感和素养等。在国际上，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国际科学教育界普遍认为，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素养教育应是学校理科教育的重要目标”。根据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观，基础教育阶段科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而科学素养至少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观念、科学精神和科学审美能力等五个方面。科学观念、科学精神、科学审美能力是以往我们的理科课程教学所忽视的，实际上，无论作为科技工作者还是合格的公民，这些素养是必不可少的。科学教育培养的更应该是有知识、有思想、有能力、有情感、能创新的合格公民。
(三)贯通科学与社会，倡导综合的科学课程观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思想是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强调科学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因素的作用。运用这一思想指导科学课程的设计，就要打破传统的学科中心的课程编制模式，贯通科学技术与社会，设计综合的科学课程。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于科学课程设计的影响，已经在当代国际科学教育改革的文献中得到反映。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点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惟一的方式。”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的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这种在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本质的做法，必然要求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说，认识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建构”作用。柯柏恩(w．W．Cobern)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
为了贯通科学与社会，必须重构科学课程的内容体系，采用一种内容更为丰富的“大科学课程”模式。这一模式主要不是将大量的内容或某些学科知识内容的简单相加，而是从社会、历史、哲学等角度对自然科学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如在这种“大科学课程”模式指导下编排的中学物理课程，应是学生们不仅可以学习到物理学课程中的概念、命题、公式、定理等原来分科物理课程能够学到的东西，而且可以使他们学到有关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认识到物理学知识的发展也是受到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影响的。同时，这样的课程内容也可以使学生知道自然科学知识并不仅仅是靠积累得来的，它是自然科学范式不断渐变和不断革命的结果；也可以使他们学到曾经和正在接受挑战的那些概念、命题、公式和定理，学到最新、最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从而使学生建立起“开放的”知识观和“完整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形成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
(四)反对各种形式的灌输，坚持建构与对话的科学教学过程观
传统的科学教育受客观主义知识观的影响，把科学教学过程看作是一种将科学知识作为现成结论直接“告诉”给学生的知识传授一接受过程，学生对科学课程的学习方式是被动接受式学习。与此相反，用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点指导科学教学过程，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灌输，大力提倡建构与对话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