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2 15:03:1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国近现代史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0余年前，我就听说要写此书，因为本人从事清代藏史的研究。因此对此书问世十分关注。去年暑期闲暇之际去西单图书大厦购书，偶见由伍昆明先生主编的此书出版很是高兴，本想他肯定要送我一本，这倒不是图省几个小钱，实在是因为本人有得到由作者签名的书留作纪念的嗜好。况且伍先生生前每次出了新书，如《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现代的诞生》等均承蒙赐赠与我，我也会反复地认真看几遍，然后将由各种外文翻译过来的书函、信札、启禀报告等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的史料，转引到本人的论著当中，所以伍先生的各类作品我一向非常重视。可是，在书店当我翻阅到后记时，没想到伍先生这么早且这么快已离我们而去，当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们已经有了20多年的情谊了，我曾多次去他府上拜谒讨教，他们(含黄颢、祝启源等老师)都给与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此前虽然我也听说伍老师生病住院了，本想去看望他，可老前辈均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及身体健康，――谢绝了。现在他的突然离开，使我心里感到非常惆怅和难过。《近三百年政治史》共计6位作者，绝大多数是藏学界老前辈，其中有3位先后长眠了，伍先生临终前在病榻上还在修改书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此书凝聚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滴血，凝聚了他们对藏学事业的赤诚之心。在此，请允准我向他们崇高的人品及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
纵观《近三百年政治史》一书，本人认为有几大特点：
第一，资料丰富翔实。全书分31章，洋洋洒洒60余万字，总共参阅了葡萄牙文、意大利文、英文、藏文及汉文220余件(部)文件、档案、电函、著作、论文、译文的内容。其中，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外文第一手史料就达40种，可谓广征博引，博采众家之说，用伍昆明主编的原话叫：“以真实的史料说话，以文献说话，以档案说话。”书中还有插图20幅，制表8幅，一些照片本人还是首次见到，如近代几位主要人物――热振活佛、夏扎和达扎等高僧。这些鲜活的史实为撰写此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除了全面广泛地使用历史文献资料外，该书还大量采用了作者本人及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因而使之增辉不少，可以认为此书是近年在这一领域研究资料最为翔实、论证较为丰富，较具权威的专门著作之一了。
第二，该书是众多专家十多年埋头耕耘的硕果。主编伍昆明先生上世纪60年代即专门攻取了近现代史的硕士学位，其后40年间，他在涉外史和近现代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出版了多部专著、译作等。而参与撰写此书的其他作者如黄颢、李凤珍、郭冠忠、祝启源等先生都是我国高级别社科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老一代的藏族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次仁加布先生更是后起之秀，他们均曾翻译、撰写过大量相关论著，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可以说在藏学界都是各自研究领域内的行家里手。如此人才荟萃地集体合作著书立说，要比某个人写史，具有极大的优势，更能集思广益，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及调动单体研究潜能；更能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展现大家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容易令人信服。在这方面李凤珍老师多次发表的许多论文，从论点、论据、论证等方面非常有质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研究成果很受清代藏史研究者关注。
[关键词]西学东渐；传教士；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西文化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碰撞。为配合资本主义扩张，传教士欲将西方伦理价值强加于“异教”文明的中国，他们将这种使命称为“以护教为中心，崇教为理念”，“地不分遐迩，人不论文蛮”的万里。[1]尽管其宗旨是从事“赚取中国”的“精神狩猎”，希望将中国基督教化，但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明末清初中国曾一度出现学习“西学”的热潮，并在某些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天文学方面，耶稣会士汤若望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他将《崇祯历书》删编为103卷，改名《西洋新法历书》，得到清政府认可，赐名《时宪历》颁发通用。此外，汤若望还撰有《西洋测日历》、《历法西传》、《新历晓惑》等大量天文著作。地理学方面，1708年由康熙亲自领导传教士参与的中国全国的测绘工作，是世界测绘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医药学领域，明末熊三拔著《药露说》，是最早讲解西药制造技术的著作。清初西医、西药的流传，较之明末也有很大发展。西医在清初的流传，值得一提的是白晋和巴多明合译《人体血液循环和但尼斯的发现》，但未刊印，仅有抄本流传于北京。法国人皮理的《人体解剖学》也被翻译到中国。数学上，《数理精蕴》是清初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成果。雍正元年（1723）同《历象考成》42卷、《律吕正义》5卷合称《律吕渊源》100卷，正式出版。此外，在音乐、语言方面也有所涉及，并取得一定的成绩。
一、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史条件
明中叶以后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趋势，为传教士进入中国及西学的传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明末清初，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呼唤下，王学末流崇尚清谈的思想受到批判，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兴起，促成中西文明对话与传教的渠道打开。任何一个民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文化要能够生存下来，必然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发展。文化的进化或发展大体有两种形式：“独立文化系统纵向的历史因素的积累和延续，表现出文化传统内敛的连续性。”“不同文化系统之间通过横向的扩张和传播、冲撞与融合，给原有的传统注入新的活力，表现出文化系统的开放与兼容性。”[2]中国文化曾经有过兼容并蓄不断完善充实自身的辉煌历史。明清之际对传教士和西学的接纳，也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传教士能够获得部分士大夫的认同，主要是他们带来的部分西方近代科技使不少思想趋新的士大夫产生浓厚兴趣。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的动机，大多是出于对新事物探求的热诚，渴望从外来文化中得到启发。同时他们本身又大都是科学家或技术家，对传教士夹带来的科学有着过高的估计。徐光启就是这一典型，他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新的火炮技术，后来又和利玛窦共译过许多科学书籍，负责历局，引用西洋传教士监修历法。接触到传教士们所带来的“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天下之术。”对西方有同样热情的还有李之藻，他曾表示过对科学的愿望：“秘义巧术，乃得之乎数万里外来宾之使。”[3]这些开明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态度，提供了西学在中国生存的土壤。
此外，传教士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帝国，入华传教士虽以传教为宗旨，但面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多数传教士充满震惊和敬佩。双方在交流中，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地位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这就为中国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西学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氛围。尽管士大夫中思想保守者不少，并时时挑起争端，但多数知识分子对西学采取接受态度。利玛窦在明末时郊游的士大夫有一百四十多名，几乎朝中的主要官员和主要公卿大夫都与其有过来往。当时的不少士大夫对“利玛窦等人介绍来的西学既不趋之若鹜、盲目随和，也不拒之门外、孤芳自赏”，[4]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地去对待。
明末清初西学的输入，还往往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兴趣所左右。当传教士以科学为传教工具时，他们不仅激起部分士大夫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兴趣，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皇帝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才能使“西学东渐”成为可能。顺治帝宠信传教士，康熙帝酷爱西学与自然科学。顺治、康熙两帝，对传教士及西学相继连续采取优容礼遇及吸收引进的政策，使“西学东渐”的势头并未因明清鼎革而中断。在康熙帝的重视下，传教士成了中西交流的使者，西方的许多自然科学知识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存在着对抗性，但是康熙大帝想通过传教士掌握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来达到治国的目的，而传教士们又将西方近代科学作为传教的手段。因而在康熙年间，西方近代科学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康熙年间，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国数学融合时期。利玛窦来华后不久，就与徐光启一起将西方数学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译成汉文。后来，西方的练算、对数等又由传教士引入中国，翻开了中西数学交流的第一页。尽管康熙学习西方科学的初衷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但他对西学的兴趣，较为开放的政策，以及对传教士的容留与任用，客观上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在天文历法与数学方面。正是在皇帝的允许和支持下，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使中国在“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中取得了不少成果，虽然它是以宗教为目的的耶稣会士传教活动的客观产物，但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却超越了其本身，具有不可抹煞的意义。
二、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文化交流是互动的，而不是以一种文化流向另一种文化或是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它需要有一平等的可供交流的平台，这就决定了两种文明必须要以平等的身份去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只有这样文化交流才能真正实现，才有可能相互接受，文化的整合才能得以实现。“此期间中国与欧洲在生产和科学技术上处于大体相当的发展阶段，这就为中西文化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交流而相互补充和促进，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5]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利玛窦就是一个推动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关键人物。
利玛窦推行学术性的传教与倾向于士大夫的策略，使明末清初掀起了学习西学的热潮。利玛窦根据中国的传教环境，分别将“敬孔”和“祭祖”解释为“敬其人师范”、“尽孝思之诚”的非宗教礼仪。在此解释基础上，尊重士大夫和平民的祭祀习俗。让当时具有一定政治、社会地位的天主教徒，在需要参加“敬孔”、祭祖仪式时不致产生宗教上的阻滞和困难。利玛窦以天主教“合儒”、“补儒”希望进而达到“超儒”，利用儒学经典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相结合起来作为传教方法。为了博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就连上帝的名称他也煞费苦心地选用了中国古代“天”，使“事天”“奉命”的“天学”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外国人强加之于中国，而是某种中国原来就有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像西方神学那种创造和被创造的观念，把“天”的主宰说成是“天主”，自称是在宣扬“天教”或“天学”，这一论证手法可谓相当高明。后来，康熙皇帝将此称为“利玛窦规矩”。[6]利玛窦又把儒家区分为“先儒”和“后儒”，标榜要把人们从误入歧途的“后儒”引回到正确的“先儒”那里去。利玛窦遵守天主教的传统，极力反对偶像和偶像崇拜。因而极力反对佛、道二氏，但孔子崇拜和祖先崇拜却并不视为偶像崇拜。在思想理论的论战上，他的策略是联合儒家反对佛、道，援引“先儒”反对“后儒”。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妥协和利用的策略，为了能在中国站住脚，利玛窦和他的同事们努力避免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突，试图用科学知识来赢得中国信徒，也竭力寻求天主教与中国传统道德和宗教之间的相似之处，这样，中国儒生士大夫对西方传教士跨越大洋传来的“天学”能与自己的传统相合而感到欢欣。利玛窦等传教士利用的这一策略大大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在广阔的儒学领域中为传教打开康庄大道。[7]
在利玛窦的推动下，传教士纷纷学汉语、穿儒服、敬祖先、祀郊天，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礼节习俗，进而提出“耶儒合流”论。他们主张将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宗法思想与罗马天主教教义体系相融合，使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文化氛围中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利玛窦本人亦儒冠儒服，尽量迎合中国传统文化，并利用他掌握的科学知识博取一部分士大夫的好感。使“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时髦的学问。”[8]利玛窦制定的这一策略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士所遵循的基本路线。
三、礼仪之争与“西学东渐”的中断
“任何一个文化团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另一个团体发生扩张和相互摩擦，会有各自价值体系的输出与输入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体系。”[9]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又能各自代表不同本质的伦理体系，“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的政治传统，对基督教文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10]由此造成的“礼仪之争”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转折点。
“礼仪之争”最初乃是天主教内部在华传教方针及方法的争执，这场争论反映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礼仪习俗的矛盾和各殖民国家对在华传教领导权的争夺。而罗马教皇则以此直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并订出禁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政令习俗。禁约规定数条，其中有：“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宙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不许用天字，更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挂。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也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与异端相同。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文指牌位上边说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的名字。再立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11]本来，清宫中的传教士对于清代宫廷了解世界，发展自我都在一些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康熙对于利玛窦在传教时立下的规矩十分欣赏，那就是基督教的传播要尊重中华文化的根基――儒家文化，一旦这个基本条件得不到道守，那么康熙大帝马上就采取严厉的手段对付它――禁教。在罗马教皇特使呈递了教皇对中国教民的禁约后，康熙愤怒之下，作出如下批示：“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2]1700年，康熙宣布禁教，驱逐传教士。由于康熙大帝在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时，想到更多的是中国的政治需要。另外，“文化交流的活动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响，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中西文化交流也就会受到挫折”。[13]
雍正对西学不感兴趣，再加之“礼仪之争”的影响，于是中国拒绝了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礼仪之争”就西方来说，此事已经暴露出基督教文化的排它性，缺少宽容性的一面。乾嘉禁教之后，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已成定局，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终未酿成社会大潮。“西学东渐”的星星之火终久未能形成燎原之势。
四、结语
“西学东渐”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在此过程中双方都表现得相对平和，以及传教士采取的有利策略，迎合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并得到皇帝的赏识，故当时西学在中国蔚然成风。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西学在中国渡过一个“蜜月”之期，遗憾的是这段历史并没有继续演下去，中国也没有将西学吸收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从而实现自我发展的突破。华尊夷卑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外来文化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偏见，虽然在明末清初中国对西学基本认同，但并不认为西方文化与自己有同样高或是高于自己的水平。而最重要的是，继利玛窦之后的传教士放弃和改变了对华传教的策略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他们“带着征服的心理，施主的傲慢和种族偏见来布道，坚持自己有挑战古老的风俗和权威，谴责传统的礼仪信条和神明，剥夺异教徒的精神传统和文化身份，并试图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将西方的一整套价值观强加于中国。”[14]传教士这一做法激怒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从而与西学对立之情结油然而生，正是这种对立情结的滋长漫延阻碍中国对西学的现状认识，西学便从此被堵在中国文化之外，即使它也曾因地浸入，但终因不入主流文化之流而影响甚微。加之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提倡重农抑商，物质生活所需完全没有外求的必要，对西方提出的贸易不感兴趣，否定了对外交流的必要性。另外，由于东西方远隔重洋，交通极为落后，即使双方偶尔有所贸易往来，也仅局限于体轻价贵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奢侈品，这些都不是出自国内的需要，反而造成极大的浪费。因此，历代统治者常视为奢侈罪恶之来源，称舶来之品为“奇技巧”严禁入口，[15]贸易作为文化交流的渠道之一也被堵死。此外，明末清初认同西学的士大夫也没有形成一个群体去对西学做出积极的回应，只有少部分知识分子对传教士带来的有限“西学”进行研究，但始终未能够将视线跨出国门之外去对西方先进科学实行主动研究。这一系列综合原因，使首次正面接触的中西文化交流在“礼仪之争”后，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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