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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创新论文赏析八篇

发布时间:2023-03-02 15:04:4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哲学创新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哲学创新论文

第1篇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作为高度创造性的科学活动,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得到有效发挥,概括出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必须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尊重学术规律。首先,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由是统一的。学术自由是指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要打破框框、敢于担当。学术自由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个前提条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仍然是今天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追求。其次,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治是统一的。哲学社会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和独立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国家和政府统筹安排的课题任务和社会需要的前提下,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出发,结合自己的优势和专长来具体决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何时研究。

靠行政命令强行指派、横加干涉或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只是一味紧跟“时政热点”的话,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无从谈起。既然是创新,就是前人所未曾做过,或做得不多、不深的地方,而有了学术自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排除各方面不必要的干扰去关注学术本身,去关心如何能够揭示真理、发现规律。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并不是说要鼓励一味闭门造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学术研究相对独立性,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于,使他们养成尊重真理、实事求是、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是知识分子良知和风骨的内核。最后,研究者享有的学术自和独立性是统一的。在目前浮躁的大环境下必须为学者内外兼修创造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情,没有始终如一的专注与钻研精神就想侈言创新,无疑是痴人说梦。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经济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学术上却绝不可能,没有充分占有前人成果、没有打破习见的理论勇气和详细周密的论证,创新成果几乎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有的甚至需要耗费数年甚至几十年之功。

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要紧跟时代、植根实践。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生存实践,并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才能获得新生。离开了时代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将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必须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时代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同志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鲜活的实践,有着大量的案例可供研究,大量的现象有待解读,大量的问题需要回答,大量的实践经验需要提炼和概括。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理论创新、学术发展的不可多得、不容错过的条件。因此,从国际国内的宽广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创造体现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的新的学术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益成果;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科研方法和科研手段创新,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创新能力等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必由之路。

第2篇

关键词:理论性 理论文著 价值特性

一、引言 理论、理论性的经验把握与“精神垃圾”泛滥

对“理论”的通常理解为“概括地反映现实世界的概念和原理的体系。它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的结果”[1],“理论是对事物本质及其的认识,是由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原理组成的观点体系”[2]。对“理论”含义的理解似乎没有太大的分歧,不过是措辞上带来的理解角度的差异。然而,从“理论”到“理论性”则不象望文生义的理解那样简单。“理论性”一词借用一种源于文学的表达形式,可以称得上“熟悉”的“陌生词”,初看起来感觉似乎是再熟悉不过的“理论”具有的特性罢了。但稍一细究,就会觉得要具体、准确地说明其含义倒也颇费周折。

一般辞典或资料无法找到“理论性”的具体解释。事实上,由于从模糊把握的理论相关性状印象来看,应当与文章有着密切关联。毕竟在较为规范的文字出现以前,即便存在以口头形式呈现的某种理论性的思维,对较为准确意义下的理论性含义没有实质性,从而可以忽略。这样,直觉地看待理论性的文本含义,应当是针对以文字为依托的文章而言的,尤其是文章中以涉及各种理论探讨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文章、著作(以下简称理论文著),换言之,要获得对理论性含义的深入理解、探究,需先行对文章进而对理论文著进行解析,是符合逻辑的。

一般辞典对文章的解释为“统称独立成篇的有组织的文字”,显然这是广义的文章涵义。按照《文章学史》的编撰观点,“所谓文章,大体上包括古文、骈文、辞赋,不包括诗歌小说、戏剧”[3]。这里的文章已经是狭义的文章了。本文的理论文著,泛指文章中涉及各类学科偏重理论阐述,而非实用说明、指导或者评说事理的漫谈、随笔,以及直接针对具体世界进行虚构、描摹的各种文艺性文本。

迄今为止,人类思想精华的展示、传播,最主要的渠道仍然是理论文著形式。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几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理论文著在刊登、出版,但除了就学科领域进行分类外,无论就广义或狭义而言,理论文著有具体哪些类别,尤其是如何认识其理论价值——亦或关于理论性,并没有公认的规范定论。换言之,刊登、出版理论文著的选择、录用过程——及其理论性判别,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经验化的模糊把握。这样,在风气存在欠缺、出版发行体制存在漏洞的境况下,各种人情关系、权钱交易等等不正之风,难免乘虚而入。

于是,低级重复、粗制滥造、毫无理论价值甚至漏洞百出的所谓“理论文著”,充斥、泛滥于书架、报刊。或拍马屁,以愉悦上司、师长、亲朋;或塞职责,以应对上级布置、科研项目要求;或装门面,以捞取职称、学位;如此等等,或骗名或捞利,林林总总比比皆是。正所谓“在论义的评价中,各种各样的丑恶思想和精神垃圾也是存在的。例如有的利用论文评价搞‘关系学’,弄虚作假;有的出于门户之见及妒忌之心,倚势压人;有的在与奖励中摘‘平衡’,送入情……”。[4]

当然,对于理论文著及其价值判断缺乏应有的评判标准而缺乏充分认识,应当是主要原因。客观地说,充斥、泛滥毫无理论价值甚至误导、贻害的“理论文著”,既严重浪费社会资财,也严重耗费甚至毒害读者脑力,“精神垃圾”也确乎是其最恰当的称谓。

不难想见,精神垃圾的产生与一定社会风气下的学术品德缺失有巨大干系,但根本原因似应归于对理论文著本身缺乏相应的甄别规范。本文试图对理论文著内涵、一般类型及其价值特性做出初步探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理论性的含义进行新的探索。

二、关于理论文著的认识缺憾

在中国古代关于文章写作的宏观认识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专门论述,当推墨子“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5],意即立言、著文要本于上古圣王,察于百姓耳目,用于国家民众。其“察之”、“用之”的境界,至今仍然难以逾越,但过于迂腐的“本之”即便行文形式上在引用各种“语录”、“指示”、“讲话”作为指导方针,但思想上将其遵从为“凡是”的已经成为。

清人来裕恂《汉文典》中关于文章写作的观点,已经显得更为现代、更为宽泛、更为深刻: “盖文也者,有陶情淑性之功用,有移风易俗之功用,有爱国新民之功用者也”[6]。如果再补充思想创新方面的内容,则已经基本涵盖了古今文章的精微要旨。

至于对纯理论文著进行系统分析基本上源于现代。在“文章”理论有一定代表性的现代著述有赵建中编著的《文章体裁学》(南京大学出版社),张会恩、曾祥芹主编的《文章学教程》(上海出版社),夏绍臣著的《文章原理》(人民日报出版社)等书。在上述主要是就广义的文章理论进行论述的书中,难得以“理论文著”为专门论题的,只有赵建中编著的《文章体裁学》。

按照《文章体裁学》的观点,论著文体涉及“文学评论、报告文章、毕业论文、实验性论文”[7],并归结了若干主要特征“论文专著要求对各自领域中的某些问题进行科学的和探讨,其共有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独创性、系统性、专门性和客观性”[8]。细究之下,上述观点在逻辑划分严谨性方面,明显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如“毕业论文”完全可能是“文学评论”或者“实验性论文”,“文学评论”也很难一概而论地标称“科学性”[9]或者“客观性”。

类似值得商榷的代表性观点还有:

论文的共同特性有:探索性、论理性、鲜明性、科学性、实用性;[10]

论文类型“按任务和持点分:专题论文、综述式论文、驳论式论文、工作研究式论文、杂文式论文、体会式论文、书信式论文、资料式论文、科普式论文、学年论文、学位论文、小品式论文、要论式论文、述评式论文、论证报告式论、散文式论文、故事式论文、对话式论文、日记式论文、“六性”式论文、科幻式论文、毕业论文、寓言式论文”;[11]

“论文‘六性’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创新性、理论性、可读性、实用性、精粹性、科学性”。[12]

“学术论文有着自己特殊的写作要求,这些要求表现在科学性、创见性和平易性这三个方面。”[13]

上述引文及同类论著,对理论文著的认识,除了在划分、定性的逻辑性上存在明显值得商榷之处,最根本的缺憾则是,这些认识基本上都属于从外延层面对理论文著分类及其特点进行的论述。探求理论文著外延性正确认识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仅偏重于外在形式的区别仍实现对其本质的深层认识。

三、理论文著内涵性辨析

考察各种理论文著的构成内容方面的属性,可以将其概括为创新、补益两大类。创新类,是指通过文本形式,在理论、方面提出全新或重要补充性观点,包括新论创立、方略建言及实验论析三种;补益类,是指通过文本形式,对既有理论、方法的观点给出证明、驳斥、考证、评述、释疑等,包括猜想证考、综说辨疑及事理评鉴。[14]

1、新论创立

新论创立,是指在某一领域提出以一系列新的概念、原理为依托的理论、推测。根据提出新理论原创程度,新论创立存在三种情形:或者全新创立新的理论、推测;或者对已经存在的理论、推测,提出实质性变更加以补充、完善,但仍然属于原有理论框架;或者对业已存在的理论、推测,重新组合、归纳而获得实质性差异的理论价值。

第一种情形的例子,在“地心”说理论一统天下的年代,哥白尼系统地提出“日心”理论,全面改观了人类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在牛顿的“绝对时空”力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年代,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理论,全面改观了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识。

第二种情形的例子,“克罗齐(B.Croce 1866-1952)不仅时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首要代表,也是本世纪以来西方影响最大的家之一”[15],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仅与唯物史观根本对立,也和黑格尔的历史观有很大差异”,但他“并不是否定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指责黑格尔的容忍历史规律的存在”[16]。

第三种情形的例子,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其唯心主义的外壳;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的“基本内核”,抛弃了它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宗教伦理杂质,创立了和过去一切哲学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鉴于创立理论过程的历史继承性,有时三种情形难以明确划分。尽管提出纯粹原创的理论固然富含独创精神,但补充、完善乃至重新组合而获得新的内涵页同样功不可没。

2、方略建言

方略建言,是指针对理论、实践活动存在的欠缺、谬误提出新的运作模式、途径、理念等理论策略指导性方式、方法。这里的方略建言是狭义地作为理论文著性的,以着重于理论阐述,而非技术指导为要义的。纯技术指导性文章、著作,相当于说明书的功能,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文著,如《电影演员表演入门》、《街舞基本技巧》一类书籍。而理论阐述性文著,更侧重于在思想意识层面进行引导、分析,如《论电影演员的修养》、《论街舞文化》等等。

一如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存在相互融合难分泾渭的现象,一般理论、技术方法以及理论文著、纯技术文章、书籍有时也难以完全区别。

3、实验论析

实验论析,是指在较为规范的实验、调查统计等相关手段获得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分析结论、猜想或经验公式,以形成归纳性理论。最通常的实验论析形式是物、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实验报告,以及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的调研、统计报告。按照实验报告、调研报告、统计报告的一般要求,应当对所涉及内容在实验、调研、统计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进行成因分析,这些内容是其自身价值的根本体现,也是实验论析性文章、著作之所以成为理论文著的根本原因。

第3篇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德育管理论》的出版,结合《德育管理论》的内容,阐述了研究和创新德育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概括了《德育管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肯定了《德育管理论》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上的突出贡献,高度评价了《德育管理论》在德育管理本质研究上的独特视角、对德育管理原则体系的科学总结和创新以及关于德育管理技术的引进和转化。

如何增强德育的实效性一直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人们逐步把提高德育实效性的目光聚焦在德育管理上。由我主编的《德育哲学研究丛书》现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德育管理论》是其中的一部。《德育管理论》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赵志军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德育管理始终是德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德育管理问题,虽有少量著述发表,但随着近些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前后人类世界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以及思想文化的深刻变动,加强系统研究和创新性开拓,仍属一个重要的前沿性迫切性课题。在我看来,德育中的“管理”乃至一切合理性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规范或者说是某种社会共同体性规范,它本身就具有德育的意义。因为它总要现实地或潜在地告诉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怎样做是合理的、怎样做是不合理的,因而总是蕴涵着人的价值观导向和思想道德追求。好的管理,一定会使人习惯养成好的德行。单就德育管理而言,它“根据一定的德育目标,通过决策、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有效地利用各种德育要素”(参阅鲁杰、王逢贤《德育新论》),在这里,重要的还不在于发挥管理的约束功能和惩戒作用,而是通过管理,自觉规范、组织德育活动,不断提升德育工作的有序性、制度化、组织化的程度,使之成为德育长效机制的根本保证。实践表明,只有把广大德育工作者组织好、调动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只有把“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与“科学规范的严格管理”结合起来,做到“爱”与“严”、自律和他律、激励与约束的统一,才能有效地引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加强德育的整体规划、科学管理,才能增强德育的整体实力和有效性。可以说,赵志军教授创作《德育管理论》,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力图解决这一重要课题。

作者认为,加强德育管理研究是实现德育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与时俱进的需要。时代的发展决定了管理思想的发展变化。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日趋发展,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从国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学生面临着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等的很大考验;从教育自身来看,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人,学校德育工作在目标、任务、途径等方面必然要做出深刻变革。新的形势下,德育工作究竟应该怎样加强和改进?这是德育管理研究需要回答的课题。德育的社会条件变化要求德育管理思想、德育管理理论随之发展。

《德育管理论》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回答了德育管理是什么的问题。作者综合哲学和管理学两个研究视角,从德育资源的有限性与德育任务的艰巨性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德育管理的本质,揭示了德育管理的六条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德育管理的价值以及德育管理的思想先导原理、系统原理、人本原理和效益原理,从而进一步回答了德育管理是什么的问题。

作者论述了德育管理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坚持哪些原则才能使德育管理更有效的新观点,主张不能把一般管理原则简单套用到德育管理上。根据德育管理的本质和基本原理以及国家对德育的要求,结合德育的现实状况提出了坚持科学的德育发展观,即坚持德育为先原则、坚持德育目标的合理性原则、坚持德育的多管齐下原则和坚持德育工作有效性原则。 作者认为,德育管理包含许多环节,如调研、预测、决策、计划、执行、组织、指挥、协调、监督、检查、激励、教育、评价、总结等等。他将德育管理内容系统归结为五个重要方面,阐述了德育目标管理,德育计划管理,德育组织管理,德育队伍管理,德育过程管理的内涵、作用和方法,探索性地构建了德育管理内容体系。同时,从德育组织管理的角度对“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的高校德育领导体制、做了深人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德育领导体制的意见。

在德育管理机制的构建上,作者认为,德育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道法自然、不管而管、自然而然、无为而治。为此,他提出要搭建定向驱动、自动调控、长效运行的德育管理新机制,并充分阐述了德育管理导向机制、德育管理激励机制、德育管理协调机制、德育管理约束机制的内涵及其构成,旨在联接德育管理主体、德育管理客体、德育管理目的、德育管理环境和德育管理信息等五个要素,使其构成有机整体向着实现德育管理目标的方向运行,促进学校德育协调、有效和可持续地发展。

为了帮助人们提高德育管理的绩效,作者阐述了德育管理的主要技术。主张管理是实践的哲学,德育管理技术是德育管理体系中实用性最强、最贴近实际、对管理效果影响最直接的要素,也是德育管理研究最欠缺的问题。认为德育管理最需要提高四项技术:德育管理者自我提高的技术,德育人员甄选及任用的技术,德育管理中的沟通技术,德育管理中的授权技术。对每项技术作了细致、具体的阐述,以作为德育管理研究的落脚点,为提高德育管理的实践水平、增强德育管理的实效性提供技术支持。

据我所知,赵志军教授本科是学工业企业管理的,后来又获得吉林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在东北师范大学先后攻读了思想政治教育二学位和博士学位,为其从事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并且长期从事高校学生思想教育管理和思想品德课教学工作,有多年在高校党委宣传部、省教育科学院、省委高校工委等部门和高校领导岗位工作的丰富阅历,了解高校德育状况,积累了大量德育管理经验。同时,他曾做过知青、当过工人,勇于实践、发愤进取、善于反思、勤于著述,恐怕也是他选择这样一个课题做博士论文的重要缘由。在学期间,他就出版或发表了较多高校德育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些还获得了省政府颁发的科研奖励。这些,都为写就这样一部著作奠定了基础。

第4篇

【英文摘要】Thisarticlerecallsandsummarizesrecentresearchon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inChinafromthreeperspectives,namely:(1)therise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2)theinterpretationofitsdefiningfeatures,significanceoftheera,developmentalstagesandconnotation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byChinesescholars,and(3)newexplorationsintoissuessuchascharacteristicsofsocialtimeandspace,relationofsocialtimeandspacewithsustaineddevelopment,andrelationbetweendigitalizationandconceptionoftimeandspaceaswell.Amongtheresearchtopicsisvirtualtimeandspace,whichreferstothenewchangesofsocialtimeandspacegivenrisetobyvirtualpractice.Itisahotanddifficultresearchtopicfordigitalizedphilosophy,andaseriousissuedealtwithbythetheoryofsocialtimeandspaceinitscourseofdevelopment.

【关键词】社会时空/社会形态/自由时间/时空转化/虚拟时空/socialtimeandspace/socialform/freetime/transitionoftimeandspace/virtualtimeandspace

【正文】

长期以来,国内对马克思时空观的研究和传统教科书对该理论的阐释仅停留在辩证的自然时空观上,对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则很少有人问津。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个别学者曾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回应和对该理论足够的重视。随着近几年数字化和虚拟哲学研究的兴起,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终于又浮出水面,重新引起理论界的兴趣和关注。为此,回顾和总结近十年来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为这一理论在当代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社会时空问题的提出

对马克思何以提出社会时空观,或社会时空观何以可能,国内学者有不同见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

1.从哲学的时空框架中逻辑地推出。

刘奔在《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一空初探》(《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哲学的时空范畴,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的表现,那么作为运动高级形式的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社会时空特性,无非是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在时空关系上的体现。

刘奔是从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关系入手,将这一理论“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

2.时空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

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引申出实践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从生产活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的。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一种与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自然时一空”。而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失误正是撇开人的实践活动,从所谓的自己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发去阐述马克思的时空观,形成所谓自然时空,这样就把马克思的时空观二元化了。他认为刘奔虽然强调应把马克思的时空观研究重心放到社会时空上,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种二元论。

也有读者对俞吾金的观点提出异议。因为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一文中,引用古尔德的话(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是时间的起源——既是人类时间意识的起源,又是对时间进行客观测量的起源(注:CC.Gould:Marx’sSocialontology.p.41.TheMITPress,1978.))来说明时空来源于人的生产劳动。有人认为俞吾金引用的这句话恰恰表明了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人类的时间意识和对时间的测量手段,起源于生产劳动。俞吾金是在用时间意识的起源来解释时空的起源。

在以上讨论中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的关系问题。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时空是自然时空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绝对的自然时空,自然时空只能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于社会时空之中,因为现实的自然界只能是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

二、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阐释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包括其理论内涵、特色、意义、发展阶段等等,国内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1.对传统教科书中时空观的反思。

传统教科书中时空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牛顿“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错误观念;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直观形式和马赫把时空理解为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的过分夸大主观性的错误;强调了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在空间以内、时间之外的观点和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时空观。

但是,传统教科书时空理论也存在严重失误:它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旧哲学从物质和运动出发来阐述时空理论的基本思路。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又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这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始终是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作为载体的时空观,必定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所以,传统教科书中的时空观是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没有从根本上反映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

2.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

一些学者在反思传统教科书时空观得失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1)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表述时空观,并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基于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所以它始终保持哲学的高度,并自始至终着眼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2)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3)马克思始终是把时空问题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他没有局限于“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的形而上学公式,而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考察的基础上,从时空角度考察三大社会形态,形成了社会形态时空理论。

3.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社会时空观的意义在于:(1)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从抽象物质运动或从主观意识出发的极端,将时空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这是时空概念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2)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理解了它与物质、价值、自由等问题的关系,才能真正进入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时空的提出,(1)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都是争取时间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给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前进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时空运动和相互转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恰恰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决定关系。

4.关于马克思时空观的发展阶段。

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时空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代表,主要是从哲学上阐述时空学说,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时空学说的描述中阐发了自己对时空的理解:时空是现象的纯粹形式,而现象又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所以感性才是时空的源泉。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时空学说深受康德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为代表,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尤其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出发阐述时空问题。马克思不仅认识到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空间,由此提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劳动者获得自由的根本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而且涉及了关于社会形态时空的暗示。

5.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国外很多理论家非常关注并创造性地阐发了马克思的时空理论,如马尔库塞把人的日常生活时间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提出自由的前提就是缩短劳动时间;阿尔都塞提出了“历史时间”的概念以表明“社会总体”的不同层次和部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时间均有质的差异;古尔德提出了马克思关于“时间辩证法”的学说;吉登斯则把时空问题和现代性联系起来。这些学者开始从人的劳动出发来论述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同时意识到了马克思的时间学说与生存、价值、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的角度和思路无疑是很好的借鉴。

国内学者在借鉴现代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成果的同时,从以下方面揭示了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社会的时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社会的时间结构就是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活动在人的整个时间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着人类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社会的时间结构如下:

附图

直接决定人的发展空间大小的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自由时间在量上与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节约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扩大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活动的时间结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2)时空的相互转化。人在实践中创造自由时间,也就为自己开辟了发展的空间,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时空关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时间晶化形式的社会空间,不但以实物形态存在,而且以社会关系形态存在,也就是社会结构。

社会历史表现为两个相反的运动过程:即时间的空间化(活动结构要素转化为社会关系要素)和空间的时间化(社会关系结构要素转化为活动结构要素)。考察社会时空的内在联系,就是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结构的相互转化,这是解释社会规律及其实现机制的根本途径。

(3)时空关系与分工规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阶级关系上来看,是少数剥削阶级把自己在精神领域的发展建立在对大多数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削上;从个体与族类的关系上看,这是族类牺牲多数个体以获得族类的加速度发展;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看,这又是人类以多数个体的全部生命活动时间耗费于生产直接物质生活资料为代价,换取族类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4)社会形态时空。在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时空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方式。在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一阶段,决定人的活动价值的是劳动时间;在以“人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二阶段,作为人的劳动成果凝结的商品价值则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而在“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自由时间将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

(5)时空关系与人的自由。阶级社会中,在生产力发展不足时,人类的发展是以多数个体的时间换取社会的自由时间为代价的。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社会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的大量闲暇时间转化为人的活动(发展)空间,意味着不论社会还是个体的自由度都将显著提高。

[NextPage]

三、对社会时空问题的新探索

在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做出阐释的同时,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时空理论做了具有深化意义的研究。

1.社会时空的特征。

社会时空具有以下重要特征:(1)主体性。社会时空是社会运动的本质规律,而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所以社会时空可以通过人的活动达到质与量的统一。(2)主观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时空;社会时空结构作为人的活动过程的结晶,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3)社会历史性。社会时空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而具有质的不同。社会时空作为一种存在只能从人的具体活动中获得它的规定性。(4)相互转换性。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相互转化。科学技术在转换中发挥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2.人类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有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分析了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提出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实际上就是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而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又取决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属于他的那个独特的资源世界。所以资源占有状况的分析是人类个体发展研究及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研究的共同基础。

3.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

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为前提的;而且自由时间的实现,也要依赖于闲暇时间里具有积极意义部分的增长。

二者的区别在于性质和构成上的不同:(1)两者质的构成和社会功能不同。闲暇指工作日之外的、以休息和消遣为主要内容的时间。消极的闲暇活动可能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2)闲暇与劳动处于分离状态,而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在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直接同一、融为一体的。(3)闲暇时间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自由时间是一个与人的自由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哲学范畴。

4.社会时空与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

历史发展在总的过程和趋势上的不可逆性是绝对的,即过去—现在—未来;但历史并非是单向决定,历史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依次出现的因素能够以浓缩的形式“并存”于同一社会空间中,并相互规定、相互制约。这集中体现了历史因果联系的辩证性质:原因和结果相互转化,不仅“前因”决定“后果”,后果也作为原因调节、规定着现存事物的发展方向。历史的时间在方向性上,是绝对的不可逆性和相对的可逆性的统一。每一种社会结构作为历史的暂时形态,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

5.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时空特性。

有人从社会时空的角度研究了可持续发展,即可持续发展观一方面通过时间空间化来保证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空间时间化来扬弃时间空间化的过程,并以新的时间空间化成果为后代人提供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时空结构突破了时间不可逆的局限,不仅包括从现在指向未来的取向,而且包含了从未来指向现在的过程,是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

6.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时空观。

社会时空既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形式,那么它的形式必然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实践形式的深化而不断呈现新的特点。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兴起,虚拟实践已经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虚拟实践必然引起社会时空的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人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数字化与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

近年来,对虚拟时空的研究成为虚拟哲学的理论热点,这也是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1.虚拟实践与社会时间形态的转型。

(1)社会时间的弹性化。虚拟实践打破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时钟时间”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增加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弹性,社会时间的弹性化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社会时间的即时化。信息和网络技术打破了人们传统的作息节奏和习惯,人们的活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意义上的时间障碍,社会时间具有明显“即时化”的特点。(3)社会时间的可逆化。在虚拟社会中,时间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呈现出可逆化的特征。(4)社会时间的个性化。数字化时代是“真正的个人化时代”,虚拟实践可以使人们根据需要对社会时间进行选择,社会时间更多的具有了个性化的品格。

2.虚拟空间的结构和特点。

(1)社会空间结构的新分析。自人类产生以来,空间已经分化为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随着当代虚拟实践的兴起,社会空间也二重化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社会空间——虚拟空间。有学者对社会空间的结构分析如下:

附图

还有学者提出以下关于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基本方式来看,社会空间有物化型社会空间、关系型社会空间和制度型社会空间;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特点上看,社会空间具有个体型空间与整体型空间。

(2)虚拟空间的特点。对于虚拟空间的特点,人们从不同角度给予描述和说明,可总结为以下几点:A.虚拟性。虚拟空间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感、人机界面、VR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综合形成的数字化空间,它不同于现实空间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B.非限定性或流动性。虚拟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使虚拟实践不再受地理疆域的限制,人们由此可以过一种“电子游牧式的生活”。C.缩微性或隐匿性。互联网使人们的各种交易时间大为缩短,从而拉近了交易距离,增加了单位时间的交易量,更多地“消灭”交易空间。D.非集中化或去中心化。虚拟空间解构了传统社会信息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虚拟社会成为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可以获得充分的张扬。E.可共享性或非独占性。现实实践中人的空间是固定的、独占的,虚拟实践中的空间是非独占性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既在此处又在他处,占据多个空间。

曾国平、李正风等学者在《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一书中,从互动建构论的立场分析了虚拟空间的特点,虚拟空间的实质在于对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延拓和塑造。它的特点在于:其一,虚拟空间是数字化流动空间,这种数字化的知识平台不仅使开放性资源共享和合作性竞争成为知识生产的机制,而且知识的网络化生产也加快了知识创新的过程。其二,虚拟空间不是信息的容器,而是主体间相互交往、共同建构的交往文化空间。这正反映了人在建构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反映了人的开放性的本质力量和人性的深度。其三,虚拟空间又是一种政治—经济体制主宰下的知识权利结构,其动力来自于以资本和知识为主导的社会权利结构对更有效的市场控制的需求。

3.信息化对时空特性的影响以及中国信息化进程的时空特点。

有学者从信息化角度研究了时空的特性,认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推动了时间和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要素转化为内在因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信息化不仅是一种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信息活动规则的创新和整合的过程,更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重组进程。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借助于信息产业化发展的优势向外扩张,不断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信息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时空延伸”(Time-SpaceDistension)的过程。而当代中国信息化既包含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也包含了尽快提升工业化的水平迈向信息化,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信息化实际上就是将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中,信息化表现为“时空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的过程;但同时,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时空伸延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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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J].哲学研究,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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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静.自由时间论[J].益阳师专学报,1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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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增.社会时空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3).

朱瑞忠,陈国跃.论可持续发展观的社会时空特性[J].浙江学刊,1999,(3).

[9]曾国平,李正风等.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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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明仓.社会时空科学技术人的自由——从马克思的视角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3).

[12]冯鹏志.迈向共生理想——关于网络化与人类生存方式之前景的思考[J].新视野,2000,(3).

[13]吴国璋.论人的活动与社会时空[J].江苏社会科学,1999,(4).

[14]王晓玲.浅析社会时空观念及其特征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1,(11).

第5篇

全书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划分为10个章节,每一章节都由一位学者负责统筹并撰写本章导言(Introduction)。通过对目录的研读,我们可以发现诸多有益经验。不同于我国的传统学科范畴界定,《手册》将音乐教育研究领域概述为政策和哲学(Policy and Philosophy),教育语境和课程(Educational Context and the Curriculum),音乐性发展和学习(Music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音乐认知和发展(Musical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社会和文化语境(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音乐教师教育(Music Teacher Education),音乐教育与学科关联(Music Education Connections),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Neuroscience,Medicine and Music),普通教育成果(Outcomes in General Education),研究设计、批评和音乐教育评估(Research Design,Criticism,and Assessment in Music Education)。反观我国的音乐教育导论性质的著作⑥,通常划分为音乐教育的本质特征与社会功能、中小学生音乐心理发展、音乐教育课程、音乐表演学习与教学、音乐创作学习与教学、音乐欣赏学习与教学、音乐基础知识和识谱技能学习与教学、音乐教学设计与教学目标、音乐教学方法、音乐教学模式、音乐教学媒体、国外著名音乐教育体系、音乐教学评价、音乐教育研究、音乐教师。

显而易见,中国音乐教育学者习惯以“专业(方向)”这样的定势思维对本学科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侧重于对单一专业方向的挖掘却似乎忽视了不同方向、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音乐教育作为介于音乐学和教育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学科的性质决定了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必须具备宽阔的研究视域和较高的观察视角,必须时刻关注音乐学科和教育学科乃至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手册》的合理之处在于其目录中所呈现出的良好的多学科研究倾向和独到的学科关联,下面将以本书为主体,结合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现状选取部分章节进行比较研究。

近十年来,学界对于音乐教育哲学这一议题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但是对比《手册》中“政策和哲学”而言却显得眼界不够宽阔。众所周知,我国新一轮音乐教育哲学议题引起争议的主因之一便是音乐“新课程”标准中关于“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这一论述。政策和哲学都属于较为宏观的层面,而政策的制定又直接由参与政策制定的学者的哲学观念所决定。反之,国家政策中的文字表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校音乐教师和音乐教师教育课程的哲学导向,将这两个议题纳入同一章节统筹思考可谓是十分的精准。说到“音乐教育政策”,中国音乐教育学者在此方面也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较具深度的学术成果⑦。不过一方面这些成果多为史学方面的汇编和研究,且对于音乐教育政策法规的学理、法理构建和当代音乐教育政策的法律体系构建以及我国音乐教育政策制定的趋势和规划涉及较少,还未能真正对这一领域进行有效研究。对比《手册》,塞缪尔・侯裴(Samuel Hope)《政策框架、研究和K-12学校教育》(Policy Frameworks,Research,and K-12 Schooling)分别从政策(Policy)、框架(Frameworks)、结构和复杂性(Structures and Complexities)、政策力量和技巧(Policy Forces and Techniques)、政策和音乐研究的性质(Policy and the Nature of Music Study)、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等方面结合K-12学校教育标准对音乐教育政策的法律框架建立、有效性运行、相关组织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全面且极具深度的剖析,对本章起到了导论性的作用。此外,约翰・J.梅林萌(John J. Mahlmann)的《MENC:一个恰当的案例》(MENC?押A Case in Point)、拉尔夫・A.史密斯(Ralph A. Smith)的《政策制定的近来趋势及问题》(Recent Trends and Issues in Policy Making)、约翰・W.里士满(John W. Richmond)的《音乐教育和法规研究》(Law Research and Music Education)等文也都在各自的侧重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述。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在以上文章中大量出现的“推广”(Advocacy)一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特别关注音乐教育推广(Music Education Advocacy),推广即意味着需要音乐教育者及音乐教育相关组织通过游说、宣传等途径取得政策制定者、富人和公众对音乐教育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获得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更好地提升音乐教育的学科地位,展开音乐教育课程及相关活动。如何发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等相关组织的作用,在更广泛的层面取得学科认同和支持是十分值得各位同仁思考的议题。目前我国音乐教育遇到的困境较多来自于公众的不认同,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多学习一些音乐,尤其是器乐技能,然而如何使这样的愿望转变为对于包括学校音乐课程在内的学科认同还十分遥远。同时,虽然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九大音乐学院也相继开设了音乐教育专业,然而其地位依旧十分尴尬,“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行”的偏颇认识大有市场,这是需要同仁们进行反思的。“推广”一词不仅需要获得外界的认同,更需要明确学科定位,寻找学科自身价值,提升本学科从业者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余丹红曾言:我国音乐教育学科依旧未能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在于学科定位未能厘清,学科准入门槛较低。单纯的哲学层面的争论似乎并不能解决这一看似简单实则艰深的问题,如何使音乐教育学科合法合理?从音乐教育政策和法规这一角度出发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自从198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人文系副教授、美籍华裔音乐治疗专家刘邦瑞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系列讲学中首提“音乐治疗学”开始,我国音乐治疗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纵观我国的音乐治疗领域和相关论著,其研究视野都集中于对普通人群心理和生理疾病的音乐治疗方面,偶尔涉及到专业音乐人群也是诸如对舞台焦虑等方面的关注。在《手册》“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这一章节中,克里斯・齐斯基(Kris Chesky)、乔治・康德拉克(George Kondraske)、米丽娅穆・亨诺克(Miriam Henoch)、约翰・希普尔(John Hipple)和伯纳德・卢宾(Bernard Rubin)等人通过联合撰写《音乐家健康》(Musicians' Health)一文,从音乐教育的角度对专业音乐人士的健康问题予以关注。他们在国际交响和歌剧音乐家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ymphony and Opera Musicians)、北德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等相关机构组织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单簧管和小号的实例分析展开音乐教育视角下的相关论述。撇开其文章内容,尽管音乐治疗学同音乐教育之间的关联早已为学界所认同,上海音乐学院更是将音乐治疗列于音乐教育系的专业序列,然而音乐治疗和音乐教育之间的交集更多的局限于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矫治以及通过音乐教育对中小学学生进行良好的心理和人格塑造这一领域。通过《手册》的相关文章,我们认识到,在音乐教育和音乐治疗学科的交集里,我们有着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

诸如此类尚有很多,笔者认为,《手册》的意义除了其实质性的学科知识之外,更具价值的是本书的章节划分和选题所传递出的与众不同的学科研究理念和新的学科走向。本书用一个章节来专题论述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的重要性,尽管刘沛教授在本世纪初便提出“脑科学将会成为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⑧,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Theater München)音乐教育系主任沃尔夫冈・马斯特拉克(Wolfgang Mastnak)教授多年前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也曾提醒要关注音乐教育研究中神经科学理念。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此方面取得的成果甚微,究其原因,学者的学术背景单一可能是最主要的。如马斯特拉克教授拥有心理学、数学、音乐教育、音乐治疗四个博士学位,他在应用神经科学的相关理论进行音乐教育学科研究时就显得游刃有余,而我国学者却只能感到力不从心,这需要反思我国现行音乐教师教育的培养体系。受制于我国整体的高校培养体制,如何在大规则束缚之下尽量培养本专业学生对于多学科(尤其是心理学、脑科学、统计学等理学知识)的学习,就需要我们好好加以思考规划了。值得欣喜的是,在近日教育部下发的《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拟从2014年起,提高艺术类招生文化课的控制分数线,其中音乐专业学生不能低于同批次普通文理科考生文化成绩的65%⑨。教育部此举就是希望能够提高艺术类人才的综合素质,为培养更高层次的跨学科高水平人才做准备。

在阅读《手册》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作为西方世界音乐教育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且汇集了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撰写,在其目录中却未能发现“Pedagogy”一词,也没有出现国内每一本音乐教育学专著必会提及的奥尔夫、柯达伊、铃木镇一、达尔克罗兹等国际著名教学法。笔者联想到马斯特拉克教授在授课过程中曾言,西方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并不专门学习这些教学法,因为它们太老太落后了。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音乐教育学科长期远远滞后于西方,需要对奥尔夫等教学法补课学习,但是3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还仅只停留于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音乐教学法的话,那就真的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我们必须逐步将学科从前科学主义向以心理学、脑科学介入的科学主义阶段过渡,通过相关途径同西方同仁一道展开对当代音乐教学法的研究。当然,不可否认,有一批同仁已经意识到了我国音乐教学法研究的弊端,如谢铭磊对约翰・法尔阿本德(John M.Feierabend)音乐教学法的研究⑩以及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于近年展开的同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11}的交流合作都是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尽管本文只是选取了几点进行较为粗浅的比较研究,但笔者希望通过对于本书的介绍以及相关目录的摘抄和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音乐教育界同仁对于中西音乐教育差异的思考,在突破传统音乐教育体系思维脉络的同时,以一种更加关注学科之间内在关联的理念展开音乐教育的相关研究,更好地推动我国音乐教育学科实质性的内涵建设。

①Richard Colwell,Carol Richardson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②据余丹红所说,本书已于2011年进行了再版工作,不过笔者目前尚未看到有发行售卖信息。

③在进行相关搜索时皆以″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为关键词,由于不同的中文翻译方式无法进行精确检索,故并不排除有作者引用时只注明其中文译名的情况。

④杨艳迪主编《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余丹红执笔第十一章“音乐教育学”延伸阅读;覃江梅《审美与实践之维: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年版。

⑤在非正式出版领域,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自2004年首次招收音乐教育各方向硕士研究生开始便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目之一。同时,如谢嘉幸等学者也曾在不同场合对此书有所提及。

⑥在此以曹理所著《音乐学科教育学》(曹理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例加以比较研究。选择此书并不是批评曹理或其著作,而是因为曹理作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及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学界影响深远并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⑦诸如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1949―1995),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张援、章咸《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张援《中国当代艺术教育法规文献汇编》(1990―2010),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金亚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建设》,《教育探究》2009年第3期;邬美洪《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历史演进》,《文教资料》2010年第2月号上旬刊;薛南《建国前音乐教育法规研究》,《北方音乐》2010年第5期;杨和平《清末明初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交响》2011年第4期;代苗《20世纪以来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发展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8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方骞《清末明初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08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李宁《新时期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等。

⑧刘沛《脑科学: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围绕“莫扎特效应”的科学研究和展望》,《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3年印发《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10}谢铭磊《法尔阿本德及其音乐教学法初探》,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第6篇

偶然看到走廊处有巨大的展板,

展出北大文史哲等名家为所上的通识课程开的阅读书目。

这十二名教授每人推荐2~4本书。

推荐人:孙庆伟教授

所授课程: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孙庆伟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早年参与了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挖掘工作,后来多年在周原遗址奋战。孙老师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报告――李济先生撰写的《安阳》,此书在外研社曾经出版中英文对照版。另外一本是中国最早的上古史课程讲义――《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此书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是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派最初开宗明义的讲义,有着诸多的开创意义。

我个人认为,孙庆伟先生撰写的《追迹三代》一书,系统论述了夏、商、周三代考古的研究史与学术史的历程,是目前最全面的中国考古学术史著作之一。

推荐人:吴国武副教授

所授课程:国学经典讲论

吴国武老师是古籍文献研究的专家,他推荐了三部著作,不少主流学者认为《老子》思想应为中华文化最原始、最本真的思想来源,吴老师推荐的楼宇烈的注本是对传世《老子》的精研本,而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是对出土文献中老子文献的诠释。楼宇烈与高明都是北大出身的文史名家,此处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的方式,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潮流。

吴国武老师推荐的另外两本书的配图与原书并不匹配,或许这也是中国古籍的一个常见问题,当我们阅读古代经典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分隔,造成了语言的隔膜,需要借助古今中外名家的注释版本来阅读。像吴老师推荐的《韩愈集》在别的出版社出过单行本,但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马其昶先生校注、马茂元整理的《韩昌黎文集校注》这个版本最为经典。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学习古汉语的学生入门必读书目,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字典。现在,《说文解字》最权威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最近中华书局又出了注音版,但是页码发生变化。岳麓书社曾经按照中华书局的版本重新修订,以同样的页码注音,非常实用。

推荐人:邓小南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作为北大历史系出品的精品课程,由阎步克与邓小南两位权威学者讲授,可见北大对于本科生通识教育的确是尽心尽力的。邓小南先生的父亲是现当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邓广铭先生,父女先后担任宋史研究会的会长。邓小南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北宋政治史领域。此处的推荐书目,她却能跳出自己的研究,推荐其他名家的作品,可见其深厚的功力。

她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祝总斌先生的书。祝总斌先生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学者,一辈子的学术成就都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虽然本书绝版多年,但无论是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研究,还是中古时期任何政治史领域的研究,都无法逾越祝先生的“这座大山”。在北大诸位魏晋史研究的学者阎步克、罗新、陈苏镇,或是叶炜的课堂上,你都能听到他们讲祝先生与田余庆先生之间有趣的掌故。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是北大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有关其研究的唐代西域文化的最新论文合集,荣新江教授是目前中国唐史研究领域数一数二的学者,其学术着眼点主要在丝绸之路唐代中亚、西域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如今,这无疑与“一带一路”的治国理念完美契合。其代表作《中古中国与中外文明》一文,2011年三联书店再版,值得一读。

《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作者是余英时,话说当年余英时应邀为台湾一位宋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写序,一不小心序言写了18万字,后来干脆扩充,成了这本皇皇巨著。想要研究一个思想家,应对其身后的历史世界有详实的理解,才能对其思想成就有着明确的认知。

推荐人:孙玉文教授

所授课程:大学国文

北大中文系古汉语方向现有的一批老师是出身于湖北大学的,其中的佼佼者是孙玉文先生,以古汉语语法词例见长,他推荐了三本书。钦立先生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是以一己之力编写的,可以媲美《全唐诗》《全唐文》的浩瀚巨著。本部书籍是中国上古、中古时期文学研究,乃至是文史研究的参考必备书目,研究汉乐府、魏晋文学、玄学研究等都是必读书目。不过,逯钦立先生此套书目由于篇幅宏大并不利于通读,在此我推荐两部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学生萧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语言问题》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先生,(如今清华大学文科图书馆一层大厅摆放的钢琴,就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捐赠的赵先生生前珍爱的钢琴)本书是作者1950年代在台湾的讲座合集。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天才,在美国读了博士之后,回国结合中外语言特点,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知识难度很高,并不好懂,近年来上海中西书局推出《中西学术名篇精读系列》的第2卷《赵元任、李方桂卷》,选取了赵元任先生的经典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洪君教授详细解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阅读,入门赵先生精深的学术要义。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畅销近半个世纪,也是今天《论语》研究最为经典的入门读本。大家仍以初学入门读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深入研究读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为治学法门。

推荐人:阎步克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阎步克教授是当今两汉魏晋政治史研究的大牌学者,先生研究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官阶制度两个层面,他面向北大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一直是北大的明星课程,场场爆满,我当年也听过全程,经常看到两三百人的大教室最后有一排站着听完全程的同学。

先生推荐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其早年研究汉代官僚政治结构的三大著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乐师与史官》中的代表作,首版于1996年,再版于2015年。后来,“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这门课程的讲义被编辑出版为《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

阎步克先生推荐的另一本书是北大魏晋文学研究宗师级人物――王瑶先生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以此足见文史不分家,想要做好魏晋史学研究,对于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必须有所了解。

推荐人:干春松教授

所授课程:现代中国的建立――制度、思潮与人物

干春松教授早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近年来有诸多著作问世,自己是康有为思想研究的名家。故而在此推荐的萧公权先生的这本《康有为思想研究》,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干春松老师的思想着眼点之所在。

李剑农先生也是一名学术成就卓越的学者,其在政治史领域与经济史研究领域均有极其丰硕的开创性成就,《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繁复多变的风云际会必读书目,另外他的作品《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中任何一个断代部分的必读参考。

汪晖教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其被再版过无数次的代表作,该书以中外对比的角度,看待中国近现代思想萌发和转变的背景与历史。汪晖老师早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本书是其核心思想的阐发。

推荐人:刘勇强教授

所授课程:古代小说名著导读

刘勇强教授是北大中文系明清小说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在这里推荐的三部著作均是海内外名家有关明清小说研究的代表作。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其少有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是鲁迅当年在厦门大学国学院短暂的教书生涯中的课程讲义。

《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是前两年才去世的夏志清先生,先生是北美汉学领域研究中国小说的扛鼎级人物,无论是研究中国传统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无出其右。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读经典,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最为畅销的学术著作之一。

《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的作者吴组缃先生是刘勇强教授的导师,也是明清小说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自己有诸多的小说作品创作,作家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为其提供了研究作品的多重视角。以经典文本出发,以写作经验入手,独具匠心。

推荐人:张帆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史(下)

张帆教授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是国内元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在此他一共推荐了四部著作,基本囊括了其讲授的这一阶段历史。北大的中国古代史课程分为上、下两部分讲授,上从上古讲到唐代,是阎步克先生讲授,下便是由张帆教授授课了。

蒙思明先生是经史名家蒙文通的长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是其1938年在燕京大学历史学部的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纪文库”系列曾经再版收录,本书载誉史坛七十载,值得阅读。

《辽金史论》是前两年英年早逝的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的代表作,刘浦江教授是辽金史研究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去世给辽金史学界带来了巨大打击。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是邓小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北宋政治史研究的必读书。

《清代地方政府》的作者瞿同祖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其在法律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成就,很难有人企及,其学术研究从两汉一直贯穿到明清,其代表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及的“法律儒家化”问题,至今仍旧是中国法制研究反复探讨的议题。

推荐人:吴晓东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讲

吴晓东教授是当今中外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其授课态度之认真,授课内容之详实为北大学子称道,这从其有关西方文论研究的讲义――《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就可见一斑。

近年来,吴晓东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多有造诣,此份书单当中的《围城》与《野草》两部,基本上是所有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耳熟能详的必读书目。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应该是其近年来在北大讲授沈从文研究课程时的重点参考书目。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也是可与鲁迅先生的《野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等并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而沈从文先生非凡经历的一生,更值得学者去研究。

这份书单的第一本书却是独具匠心,亦如之前点评阎步克、邓小南时指出的那样,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一般所涉猎的书目都不仅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理查德罗蒂的《筑就我们的国家》是探讨美国经典研读意义的著作。

推荐人:朱孝远教授

所授课程: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

朱孝远先生是当代欧洲中世纪史、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名家。《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是朱先生在其最重要的学术领域的研究性通论,便于学生更快更方便地了解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全貌。

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是本次书单唯一涉及的英文原著。作者鲍斯玛(William Bouwsma)先生是朱孝远先生的恩师,近年来鲍斯玛先生的诸多藏书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或许朱先生希望借此机会推荐不为人知的好书,传承学术精神。

丹纳的《艺术哲学》是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必读经典,早年我在北大艺术研究院的朱青生教授和翁剑青教授的课上都曾被要求必须阅读,丹纳的著作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欧洲文艺复兴在艺术理论与哲学文化层面的成就。

另外,早年我精读过朱孝远先生编著的《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它是国内少有的系统介绍入门世界史的书目。该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孝远老师在推荐西方学术经典的同时,推荐了许多中国历史研究的经典书目。所谓学贯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厚功力大致如此。

推荐人:吴国盛教授

所授课程:科学通史

吴国盛教授是当代科技哲学领域的学术名家。其代表作《科学的历程》是国内畅销多年的科学史入门书目,也是清华大学本科生精品课程《学术之道》的推荐必读书。

在这份书单中,《技术与文明》的作者芒福德是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研究、考古类型学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其有关技术与文化的讨论是研究传统文化与技术革新的冲突与发展的必读书目。

优秀的学者善于挖掘并不常见的好书,善于打破固有的学术偏见。人们常说“黑暗的中世纪”是科学的黑暗,但是格兰特的《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让人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科学技术的变革。

吴国盛先生推荐的最后一本是“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中的《科术革命》。“牛津通识读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面对大学生出版的一系列由欧美名家写作的通识读本系列,在国内由外研社和译林社先后出版过一部分,广受好评,中文版兼有中英对照,对于学子入门西方学术,可以一窥门径。

推荐人:姚洋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第7篇

1.知识产权客体新论

2.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检视与未来建构

3.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

4.知识产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

5.视阈融合下的知识产权诠释

6.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

7.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中国语境解读

8.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几个问题的探讨——关于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及其走向的再思考

9.知识产权的优化配置 

10.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的构想

11.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

12.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

13.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

14.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15.构建集中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16.我国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再思考

17.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18.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研究——以南昌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试点为例

19.知识产权保护与“南方”国家的自主创新激励

20.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21.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判例实证研究——以维权成本和侵权代价为中心

22.更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吗? 

23.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实证研究——国际比较与适度性评判

24.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适用

25.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

26.转型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增长效应研究

27.国际知识产权协定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以世贸组织和自由贸易区的知识产权协定/条款为视角

28.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发展现状与战略思路 

29.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

30.知识产权能力测度指标体系与方法及实证研究——以某国立科研机构为例

31.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 

32.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吗?——来自中国省际层面的经验研究

33.企业知识产权人才实证研究——以四川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为例

34.东莞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研究 

35.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及其完善对策研究 

36.国外主要科研机构和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37.知识产权国际强保护的最新发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知识产权主要内容及几点思考 

38.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之研究

39.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述评

40.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学分析 

41.知识产权契约激励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的关系研究

42.上海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执法:自由贸易与打击侵权的平衡 

43.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解析

44.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理论思考 

45.论知识产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46.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47.知识产权法基本功能之重解 

48.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文化融合问题研究

49.知识产权保护与防止滥用 

50.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置问题论证  

51.论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 

52.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估:收益分成率研究

53.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问题成因与改进 

54.知识产权人才的知识结构与培养模式研究 

55.行业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投入 

56.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

57.美国知识产权执法战略及中国应对 

58.日本知识产权司法改革及其借鉴 

59.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分散机制研究

60.知识产权“入典”与民法典“财产权总则” 

61.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及其优化策略研究 

62.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政策与理念 

63.我国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法律原则

64.知识产权垄断呼唤反垄断法制度创新——知识经济视角下的分析 

65.投资协定视阈下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的冲突与协调——由两起“菲利普·莫里斯案”引发的思考

66.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67.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存问题及完善建议

68.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69.面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知识产权管理及其促进政策

70.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度量及分析

71.知识产权本质的多维度解读

72.中国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实证研究

73.知识产权理论的体系化与中国化问题研究 

74.对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思考 

75.知识产权客体之哲学基础  

76.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不足及TRIPs协议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

77.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资本运营策略探讨  

78.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制度定位研究  

79.从知识产权滥用的国际立法看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的适用 

80.知识产权保护、异质性企业与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81.论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 

82.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研究 

83.美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就TPP知识产权问题谈判的博弈研究——以TPP谈判进程中美国的知识产权草案为视角

84.论涉外知识产权审判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85.知识产权服务业培育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发展研究 

86.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  

87.知识产权分析评议基本问题研究  

88.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视野下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

89.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90.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工业创新能力——来自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91.对知识产权质押的澄清 

92.知识产权法律硕士教育模式的完善研究  

93.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硕士的培养 

94.企业需求视域下工程硕士知识产权教育教学改革探析 

95.工程硕士知识产权实务课的教学实践与探讨 

96.对工程硕士培养阶段增设知识产权课的重要性分析  

97.知识产权全球化:现代转向与法理反思

98.知识产权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99.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的一般分析框架 

100.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十年反思  

101.知识产权法体系下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优势和基本原则

102.知识产权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对策  

103.借鉴欧洲经验开展中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对策

104.知识产权风险与创新联盟形成绩效:快速信任的调节作用

105.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不对称与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 

106.论二元知识产权体系

107.论我国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实施 

108.中国转基因作物知识产权战略分析

109.论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构建

110.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30年 

111.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112.共享模式与知识产权的未来发展——兼评“知识产权替代模式说” 

113.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变革

114.《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执法规则研究 

115.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壁垒的识别

第8篇

关键词:文化习俗建筑艺术

中图分类号:TU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建筑艺术是风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风俗文化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化,是以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的不同,称之为“俗”。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的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风俗由于一种历史形成的特性,使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补充部分。风俗文化的差异性,必然导致不同风俗文化下的人们思想产生差异,这是人们认识不统一,意见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风俗下,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会不同,这也必然会导致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建筑不仅作为一个为人们挡风遮雨,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的房子而受到人们的依赖,它还作为一项极具欣赏价值艺术作品而受到人们的崇敬。

1. 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风格不尽相同

东方建筑主要指古代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主要是指西方古近代的建筑。几千年来,中国人长期受到儒教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在国民意识里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论。中庸,仁恕的道德规范始终主导着中国人的建筑理念。很多优秀的个性特点得不到充分发挥,更多的民族创新(创新论文)得不到真正的张扬展现,这就形成了以皇家园林与宗庙寺院建筑为主的比较单一的建筑格局。而在这一点上,欧洲国家的建筑比我们丰富的多。欧洲人性格自由奔放,个性突出。这在巴洛克式建筑中体现的尤为尽致。中国的建筑的主要特点是以砖木材料为主,四合院封闭式的群体空间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内敛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的风格,从古代到近代并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们保守的文化底蕴。我们的建筑更着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价值和儒教思想相统一。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以砖石为主,整体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结构体系,所以相比较我们中国的建筑,它的寿命比较长。另外在建筑设计空间上看,西方的设计理念主要以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是与我们的建筑空间很大的区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都很好的体现了欧洲人开放张扬的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东西方建筑的差别主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别,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造就了东西方人们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上的不同。

2. 东西方建筑风格趋于一致化,是世界风俗文化交流,相互渗入的结果

如今,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基本趋于一致,但不会相同。材质都尽可能采用砖石,水泥,混凝土结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筑质量的考虑。但就现在建筑伍德艺术风格上,东西方的融合较为深入。我国很多的优秀建筑设计师,梁思成,贝津铭等,他们都非常虚心的吸收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髓,都是将东西方建筑艺术糅合成一的建筑大家。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国立室内综合体育馆,贝津铭的香山饭店。这些现代建筑的瑰宝,无一不体现了东西方艺术的糅合。它们都不是单一体现东方或西方的风俗文化,建筑风格。而是基于东西方建筑风格艺术的精髓,又经过大师们的创新发展而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佳话。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地风俗还是各异,但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之间不再相互排斥,相互不理解,而是都多了一份包容。我国传统的含蓄,中庸建筑风格,也在西方建筑风格,风俗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变得开放,流畅,风格也趋于多样化,艺术欣赏价值更高。

3. 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艺术的设计需要更多的包容与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