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9-09 04:44:3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贸易条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贸易条件汇率证实分析
贸易条件反映一国贸易状况,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一国实际福利的变动情况。反映货币比价的汇率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改善贸易条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不仅包括商品或纯易货贸易条件(N),还有贸易收入条件(I)、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及双边要素贸易条件(D)。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但由于贸易条件(N)最易计算,所以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使用贸易条件这一概念。在一个两国世界中,贸易条件(N)可以表示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该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而在一个具有多种贸易商品的世界中,贸易条件定义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该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用Px代表出口价格指数,Pm代表进口价格指数,其计算公式为N=(Px/Pm)100。显然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贸易条件(N)与反映一国货币同国外货币比价的汇率存在着联系。事实上,汇率的变动将不仅通过价格的变化在短期内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而且将会长期通过对进出口商品的数量、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而对贸易条件发生作用。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
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常被引证运用的是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法,该方法考察的是在汇率贬值情况下贸易条件是改善还是恶化。之所以用到弹性的概念,是由于货币贬值同时改变了以本币或外币表示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而决定贸易条件改善与否取决于出口商品本币(外币)上升(下降)的幅度是大于还是小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下降)的幅度。一国货币贬值,该国出口商品可以保持本币价格不变,当然也可以上升。而进口商品由于货币贬值导致本币价格上升、需求下降,国外出口商为了维持一定市场份额,使得本国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有可能下降。用ηDX、ηDM分别表示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ηSX、ηSM分别表示进出口供给价格弹性,则在汇率贬值情况下有如下结论: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恶化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不起作用;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改善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这种弹性分析法建立在外汇市场稳定及其它条件不变前提下,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所谓贸易条件的改善除了从分析中的弹性变化理解外,通常指的是该国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其进口商品价格有所提高,反之则为恶化。其经济学的含义在于单位出口商品能否比原来换得更多的进口商品,若能则表明贸易条件改善,否则贸易条件恶化。汇率贬值无疑成为许多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出口、改善贸易条件的手段。但是贸易条件提高了,也不能因此判定一国贸易状况得以好转。同理汇率升值在一定条件下会降低一国贸易条件,但也不能因此得出一国贸易状况恶化的结论。其原因在于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许多对该国和世界其余国家有影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凭单一的贸易条件的变化不能确定这些力量对该国净福利影响的结果,这也成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的缺陷所在。所以我们将在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的基础上分析其数量、结构等方面的效应,从而全面理解汇率变动对贸易收入条件、单边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如此深入揭示汇率变动背后的对贸易条件的一系列作用机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长期动态分析
如前所述,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在短期内将产生直接快速的效果。然而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汇率已成为一国调控经济的重要目标变量,在贸易方面则不仅反映在谋求进出口量的变化上,还需考虑贸易结构、成本、福利及整体状况等许多方面。
短期内,由于信息传递、反应的时滞效应,汇率变动通过价格的变化所产生的数量效应并不会立即显现。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这种效应才得以全面展现。考察贸易收入条件(I),其计算公式为I=(Px/PM)Q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Qx代表出口量指数,该指标意指以出口为基础的进口量。但是单纯从商品贸易条件(N)的变化上难以反映出贸易收入条件的变化,因为指标I的取值决定于N与Qx的乘积。此外,如果一国出口产业规模效益比较明显,出口量的扩大则会引致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进而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通过贸易换取了更多的国外资源,从而提高了本国的福利。但是对于大国或某种商品的主要供应国而言,其出口的增长有可能引起出口价格的大幅下降,一旦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则贸易收入条件恶化,进而引起贫困化增长。
除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外,由于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因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商品的进出口量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劳动力工资及其他要素成本也因汇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使得进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同样发生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将对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产生影响。显然这种影响因素较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化的国内产业与对外贸易政策等决定因素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效果,从长期看,可能有利于本国贸易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于提升贸易及产业竞争力。考察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其计算公式为S=(Px/Pm)Z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Zx代表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由于企业力图在汇率变动的环境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强竞争力,由此Zx的值可以得到较大提高,即使商品贸易条件下降,但是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依然可以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存在多方面的作用机制。在假设汇率变动而外部世界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变动的影响在短期首先通过价格效应作用于商品贸易条件,其前提必须满足一定的弹性条件。而从较长时间来看,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将发生作用,贸易收入条件将依赖于商品贸易条件及出口量指数而发生变化。此外,汇率变动还将因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生产投入及要素成本的变化而对进出口量及商品结构产生影响,国内企业生产率同样发生变化,进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即使贸易条件下降,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也可能上升。因此整体贸易状况与福利的变化需要综合考虑贸易条件的变化。
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分析
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民币汇率在较长时期内的贬值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发展。但是出口量的持续增长不仅加剧了贸易摩擦,且自身的贸易条件也面临着恶化的危险,福利遭受损失,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等已成为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依据分析,选取贸易条件为被解释变量,其影响因素包括汇率以及汇率变动产生的数量效应以及结构成本方面的效应。此处,为简单起见,贸易条件依据通常做法用商品贸易条件(N)代表,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我国贸易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份额(XW)说明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国内零售价格指数(RI)说明汇率变动的成本效应,因此模型为:ψ(TOT)=(REER,XW,RI)。实证选用对数模型,依据下表所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下: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0.0959lnRI
(11.7109)(5.7788)(-2.9078)(2.1815)
R2=0.8470DW=0.6316F=36.9013
查表并对比模型参数可知,该模型通过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检验。从经济学意义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1474%;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份额每变动1%,贸易条件反向变动0.1030%;国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0959%。由此可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较变量XW与RI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更大,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是显著的,而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与成本效应则由于机制传递、调整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效果则较弱。其中XW与贸易条件的反向变动说明当出口量增大时,我国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增加即人民币升值时,贸易条件得以改善,反之则恶化。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对贸易条件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一般商品贸易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收入条件与单边要素贸易条件非常重要,只有综合考虑多重贸易条件的综合效果,才能较为全面的判定一国贸易条件及贸易整体状况的变化情况。
汇率变动对于贸易条件的影响并非仅是直接单一的作用机制,而是多方面的,包括在价格上的直接反映与作用以及由于价格信号而导致的数量、成本、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从表面上看是价格连锁作用,但是从长期考察却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质的影响,从而在功能上改变或提升了经济实力,因而将进一步推动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与好转。其有益的启示在于,由于存在诸多的前提与限制条件,因此探讨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不能仅停留在短期静态上,需要从长期动态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察,同时需要注意分析的范围和条件,由此即使汇率调整在短期内可能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但从经济发展长期看有可能是有利的。
论文摘要: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贸易条件却出现了恶化趋势,本文系统阐释了影响我国贸易条件的因素。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国际 市场 中竞争实力或竞争地位的指标, 经济 学 含义是每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的进口商品数量。贸易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当前全球 金融 危机 的背景下,我国的贸易条件也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分析其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应对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我国是贸易大国,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完全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和制定者,但也绝对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会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我国进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比较高,主要侧重于关键设备、短缺能源以及原 材料 等。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推动下,对进口商品的总需求将会不断减少,未来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
产业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建立在本国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层次的高低。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具有随着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逐渐升级的趋势,这必然会使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同样的变化趋势。我国已经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贸易条件却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我国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低价位水平是分不开的。这说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是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
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汇率是一国货币同外国货币交换的比价,而贸易条件是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因此本外币比价之间的变动必然直接导致以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变动。理论认为,本币升值有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但从我国数据来看,人民币升值以来贸易条件仍然延续了恶化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贬值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效应,美元贬值推高了国际价格基准,加之供需紧张和 期货 市场投机等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导致我国进口价格大幅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降低效应。
从总体上说,剔除生产 成本 上升后的出口价格仍显著上升,说明人民币升值确实提高了我国出口价格并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而且,人民币升值以来,剔除国际价格上涨因素后的进口价格涨幅则有所下降,同时优化了我国出口结构,高附加值和定价能力较强的行业出口占比明显增加,从而也改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从长远观点来看,我国为保障自身的 经济 安全及利益,特别是为提高外贸效益,必须在长期内逐步改革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该让 市场 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将 行政 力量作为一定的辅助手段。
fdi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外商直接 投资 (fdi)多采用加工贸易的方式,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从而使得出口商品的价格难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内部采购行为使得加工贸易原料的进口价格居高不下。从总体上来看,由于fdi对我国的熟练劳动及技术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对非技术人才数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国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与非技工的工资差异,城乡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若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适当引导fdi进入我国的第一产业,使之发挥提高 农业 生产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使我国逐步完成从低档次、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向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最终提高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
关键词:标准化;对外贸易;贸易效应;局部均衡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13-06
随着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产品科技含量的增加以及贸易自由化导致的传统贸易政策工具作用的减弱,标准化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一方面,随着各国的标准不断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标准和与之相关的技术法规等成为便利国际贸易的手段。另一方面,技术标准因为其隐蔽性强、变化快、影响面广等特点,正逐渐成为继配额、关税之后的新贸易政策工具,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形成阻碍。由于中国出口贸易产品的技术标准普遍低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因此,短期内标准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标准化已经成为中国产品出口的一大障碍。但从长远角度考虑,如果企业能够积极改进,不断创新,那么标准化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会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
一、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效应
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效应是指进口国通过提高技术标准或设置新的技术标准,从而在短期内产生减少中国贸易流量的效果,极端的情况是使这种贸易流量减少到0。标准化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限制效应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导致中国出口成本的增加。也就是说,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以后,中国的产品为了达到进口国新的标准要求,不得不加大产品投入,从而直接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或者进口国海关检验机构在进口检验的过程中,人为提高检验标准,故意延长检验时间,从而限制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即使能出口也间接地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销售成本。中国出口的减少以及出口成本的增加都会使得中国的供给曲线上升,导致贸易限制效应的产生,如果中国的供给曲线上升足够多,就会使中国出口量降为0。二是由于进口国实施新的标准以后,对相应的进口产品的要求是必须实施标准认证,那么,对于没有进行标准认证的产品,进口国消费者的需求相应会下降,尤其是涉及人身安全和环保的标准认证;另外,进口国还可能利用传媒手段对消费者偏好进行消极引导,从而使进口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偏好降低、需求曲线下降,导致贸易限制效应的产生,如果需求曲线下降足够多,就会使中国对该国的出口降为0。
(一)中国出口成本增加产生的贸易限制效应
1. 小国模型。如果中国是某一产品的出口小国,即中国是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接受者,那么中国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此时分析比较简单,只要考虑国际市场价格下中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变化情况,即可知道中国出口情况的变化。
如图1所示,S1为中国的供给曲线,De为中国的需求曲线。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之前,国际市场价格为P1,在此价格下,中国的国内需求量为Q2,生产量为Q1,出口量为(Q1-Q2);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之后,中国出口成本的增加或出口额的减少,导致中国的供给曲线会上升,从S1移动到S2的位置,由于中国是出口小国,国际市场价格仍为P1,此时中国的生产量为Q3,出口量为(Q3-Q2),小于新的标准实施以前的出口量,即(Q3-Q2)
2. 大国模型。如果中国是某一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唯一出口大国。那么,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对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就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分析的时候我们把目光转向进口国市场。
如图2所示,XS为中国的出口供给曲线,MD为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曲线,由于国际市场中只有一个出口大国(为了简化起见,其他出口小国在分析时不予考虑,因为不影响分析结果),因此,中国的出口供给曲线和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曲线共同决定了国际市场价格。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之前,中国的出口供给曲线XS和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曲线MD共同决定了国际市场价格P*,此时,中国的出口量为Q*;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以后,中国的出口供给曲线由XS移动到XS1的位置,从而使国际市场价格从P*上升到P1,在P1的价格水平上,中国的出口量为Q1,显然,Q1
(二)进口需求下降产生的贸易限制效应
如图3所示,XS为中国某一产品的出口供给曲线,MD为进口国对该产品的进口需求曲线。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前,中国的出口供给曲线XS与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曲线MD相交点决定了均衡价格P*,此时中国的出口量为Q*;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并采取标准认证制度以后,如果中国该出口产品或由于主观认识不足、或由于认证费用过高等原因而未主动申请技术标准认证,或由于进口国利用传媒手段对消费者偏好进行消极引导,都将导致进口国对中国该进口产品的需求下降,即图中需求曲线从MD下降到MD1,MDl与XS相交点决定了新的均衡价格为P1,此时,中国出口量下降为Q1,从而产生了贸易限制效应。如果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曲线下降足够多,如下降到图中MD2的位置,则中国的出口量下降为0。
二、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
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是指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后,短期内会导致贸易流向发生转移,即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出口国的效果。发生贸易转移的原因仍然是上面所说的两个,一是由进口国技术标准的提高或新的标准的实施,导致中国供给成本的增加,供给曲线的上升,出口量下降,下降的部分转移到其他出口国。二是由于进口国技术标准的提高或实施新的标准并对相应进口产品采取标准认证以后,进口国消费者对中国的出口产品需求偏好降低,需求曲线下移,导致中国出口量下降,下降的部分转移到其他出口国。下面对此进行局部均衡分析。
(一)中国出口成本增加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
如图4所示,从左至右依次表示进口国对某一产品的国内市场供给需求曲线图,进口国对中国该产品的需求曲线和中国该产品的出口供给曲线图,进口国对第三国该产品的需求曲线和第三国该产品的出口供给曲线图。假设进口国某产品在技术标准提高或新的标准实施以前都是从中国和第三国两个出口国进口的,且第三国产品在标准变化前后都能满足要求。
1. 小国模型。与上述小国模型类似,假设中国是某一产品的出口小国,其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前,在国际市场价格为P1时,进口国的进口量为(Q4-Q1),中国的出口量为q3,第三国的出口量为q′1,其中(Q4-Q1)=q3+q′1。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以后,中国若想继续保持对进口国的出口将不得不加大产品投入,直接提高了生产成本,或者是进口国的检验机构在进口检验的过程中,提高检验标准,延长检验时间,间接地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销售成本,从而最终使中国的供给曲线从S1移动到S′2,此时虽然进口国对中国的需求不变,但在P1价格下中国满足不了,中国的出口量下降为q1,与之前相比出口量减少了(q3-q1),由于中国是小国,其出口量的下降不会影响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由此第三国的出口量仍为q′1,中国出口量下降的部分将由其他出口国弥补,即该产品的贸易从中国转向了其他出口国。
2. 大国模型。假设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是某一产品的唯一出口大国。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后,中国的供给曲线从S1移动到S2,出口供给量下降为q2,由于中国是该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出口供给的下降会使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变化从P1增加到P2,此时,进口国的进口量减少为(Q3-Q2);由于价格的上升,第三国的出口供给增加为q′2,即该产品的贸易部分从中国转向了第三国。
(二)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
如图5所示,从左至右依次为进口国对某一产品的国内市场供给需求曲线图,进口国对中国该产品的需求曲线和中国该产品的出口供给曲线图,进口国对第三国该产品的需求曲线和第三国该产品的出口供给曲线图。假设在标准变化以前进口国的进口全部由中国和第三国供给。
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之前,在价格为P1时,进口国进口量为(Q2-Q1),中国的出口量为Q3,第三国的出口量为Q′3,由于假设在标准变化以前进口国的进口全部由中国和第三国供给,因此,在P1价格水平上,Q3+Q′3=Q2-Q1。当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并对相应进口产品实施标准认证,导致进口国消费者对中国未获得相应标准认证的产品需求下降,或由于进口国利用传媒等手段对消费者的消极引导,使得进口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表现为图5中进口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曲线D1下降为D2,相应地中国的出口量从Q3下降为Q4;而与此同时,第三国产品由于通过标准认证,进口国消费者对其需求上升,表现为图5中进口国对第三国产品的需求曲线从D′1上升到D′2,相应地出口量从Q′3上升为Q′4。即贸易流量在中国和第三国间重新进行了分配,部分贸易额从中国转向了第三国。
三、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条件效应
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条件效应是指进口国的标准变化导致中国贸易条件产生恶化或改善的效果。在短期内,由于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会导致中国出口贸易流量在短期内迅速减少,产生贸易条件恶化的效果。下面我们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根据贸易条件的定义的分析
在国际经济学中,贸易条件被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1单位商品可以交换多少单位外国商品的比例,或交换比价,通常用该时期内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来表示,①即:Tg=PX/PM,其中Tg代表贸易条件,P代表价格,X和M代表出口和进口。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当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后,会产生贸易限制效应,中国商品出口贸易流量在短期内迅速减少,被迫将原先供出口国际市场的产品更多地留在国内消费,导致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出口产品价格下跌,也就是PX会下降,结果也就导致Tg下降,即贸易条件恶化。
(二)根据提供曲线的分析
如图6所示,OE代表进口国的提供曲线,OF1代表在进口国提高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前中国的提供曲线。OE、OF1相交于H点,此时贸易条件由OA来表示,进口国用M1的出口量来换取中国Q1的出口量。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后,对中国出口产品产生了贸易限制效应,提供曲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移动,如图6中OF1移到OF2的位置,此时,贸易条件从OA变化为OB,进口国只需用M2的出口量就可以换回中国Q1的出口量,因此,产生了贸易条件恶化的效果。
四、标准化对中国的长期的贸易促进效应
(一)在长期内,中国出口企业可以进行的改革
一是从成本角度,可以适当扩大生产规模,使生产成本降到标准提高或新的标准实施以前的程度,甚至比以前更低,从而消除成本增加产生的贸易限制,促进贸易的发展。下面以小国为例作一简单说明。
如图7所示,中国企业的原成本曲线为AC,产量为Q1,在国际市场价格P1下获利w,但由于进口国提供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导致中国短期内成本曲线上升到AC1的位置,由于规模不变,中国企业只有在P2价格以上才能获利,而在国际市场P1价格下,中国出口企业短期会亏损,但在长期内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实现规模经济,将生产规模扩大到Q2以上,则可以实现成本的降低,重新在国际市场获得较强的竞争力,消除成本增加产生的贸易限制,促进贸易增长。
二是从技术改进角度,企业可以加强研发,实现技术创新,达到进口国的标准要求,从而重新顺利地进入进口国市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修改了的波斯纳(Posner)的模仿差距模型分析这一问题。波斯纳(Posner)的模仿差距模型认为,技术的变动有利于出口的增加,但这种增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弱的,最后随着他国的模仿而失去出口地位,甚至走向进口,在图8中,从A到D显示了这种趋势。②李春顶(2006)对波斯纳的模型进行了修改,用来分析技术创新对突破TBT的作用。李春顶认为,一般来说,TBT的实施是在该商品的标准化阶段,新产品不易受到TBT的影响,也就是说,TBT一般发生在图中的CD段,短期他会使CD向左下方偏移。③而笔者认为,CD段表明即使进口国不采取限制措施,中国对其出口也会减少,采取TBT只是加速了这种趋势,这显然不符合现实,中国产品出口受限一般都出现在中国产品出口高峰阶段。因此,笔者对此模型再次进行修改并赋予了新的思想。
在图8中,中国产品出口量开始的时候逐渐增加(图中AB段),并在一段时间稳定在一个高峰出口量(图中BC段),这对进口国相关产业影响可能很大,因此,为了限制中国该产品的出口,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这在短期内会减少中国出口(图中CD段),这时如果出口国不采取任何措施,则出口会沿着CD下降,但如果中国这时积极主动地加强研发,提高技术水平,实现技术创新,达到进口国的标准要求,则会在出口量下降到一定时间时如在E点以后出口量开始重新增加,如图中EF所示。如此周而复始,进口国技术标准的提高反而加快了中国技术创新的速度,也增加了贸易量,也就是存在着贸易促进效应。当然,这一促进效应的发挥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出口国要及时加快技术创新,达到进口国新的标准要求;同时,新的标准也不能过于苛刻,使中国的出口量一下变成0,那么再想创新突破也就比较困难了。
三是从满足进口国消费者需求角度,可以考虑对于达到国外标准的相关产品实施标准认证,重新树立进口国消费者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信心,从而增加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促进中国出口的增长。
(二)标准化对中国的长期贸易促进效应的分析
如果出口国企业不能从以上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则国外标准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企业的负面影响会长期存在,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但如果中国出口企业能从以上几个方面加以考虑并努力实践,进口国标准的提高或新的标准的实施必将在长期内产生贸易促进效应,从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下面笔者对此进行分析。
1. 从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角度的分析。由于中国作为小国的分析比较简单,在此以中国作为出口大国为例。
如图9所示,在进口国标准提高或新的标准实施以前,中国的出口量为Q*,当进口国提高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短期内中国出口供给曲线由XS上升到XS1,进口需求曲线由MQ下降到MQ1,导致中国出口减少到Q1(当然这两条曲线不一定同时变化,但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这里为了分析的简化需要),但长期内中国出口企业可以进行调整,使出口供给曲线回落,进口需求曲线上升,中国出口有可能恢复到标准提高以前,也有可能比以前更多,如图9中MD2和XS2的交点决定的中国出口量Q2,此时由于出口国成本下降的幅度和进口国消费者需求上升的幅度比较大,均衡价格比标准实施以前还要高些。因此,贸易促进效应明显。
2. 从贸易条件角度的分析。如图10所示,该图是在短期内贸易条件的分析图6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分析,在长期内,由于中国技术水平的上升,一方面,中国出口的产品达到进口国的要求,使中国出口上升,中国提供曲线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在图10中表现为从OF2到OF3方向的移动;另一方面,进口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回升,并有可能超过以前的水平,这可能会导致进口价格的上升,从而使进口国的提供曲线向不利于进口国的方向发展,在图中表现为从OE到OE1方向的移动,此时,贸易条件从OB向OC方向变化,进口国用M2的出口量只能换回中国Q2的出口量,因此,产生了贸易条件改善的效果。
注释:
①朱钟棣:《国际贸易教程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②尹翔硕,《国际贸易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③李春顶,《技术性贸易壁垒两重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兼论对于我国的歧视及应对措施》,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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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rade on China's Exports Trade
Xu Jiexiang, Zhang Rui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41, China)
关键词：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内部实际汇率 工资机制 中间变量
BS效应的一般检验方法
（一）国际上常用的检验方法
国际上通常从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或者面板数据来验证BS效应。最早人们从横截面数据开始，例如Balassa（1946）利用12个工业国家1955年GNP per capita 和PPP/E数据，进行二元回归，以及用制造业人均产出指数和GNP平减指数/制造业批发价格指数所做的二元回归。这类方法一般采用的计量模型为：PPP/E=f（Ypc）。在变量的选择上，人们在Balassa（1964）基础上不断改进，如因变量有采用PPP美元表示的相对价格，自变量用名义美元表示的人均产出（David，1972，1973；Balassa，1973）。Officer（1976）采用了人均产出、劳均产出和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生产率三种变量估计生产率水平，其中第三个变量的运用尚属首次。还有把部门相对价格当作因变量，或者用工资作为对转型国家物价水平的变量的做法。直到现在，横截面实证模型变化不大，基本式为PPPi/PPPmumeraire=f（Ypci/Ypcmumeraire），即把相关变量进化为对计价货币国的相对值。
时间序列适合于分析特定国家的情况。Hsieh（1982）在检验BS效应时首次使用了时间序列，相对部门生产率为自变量，设相对实际汇率（EP*/P）为因变量。Marston（1990）在Hsieh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因变量，即部门相对价格率，因为人们无法保证相对实际汇率是平稳的，引入一个部门相对价格能够隔离幂次方问题（the power problem）。目前，标准的时间序列检验方法可分为二到三个步骤：第一步估计生产率和相对价格的关系，即（pNt-pTt）-（pN*t-pT*t）=f[（aTt-aNt）-（aT*t-aN*t）]；第二步再估计相对价格和实际汇率的关系，即rt=f[（pNt-pTt）-（pN*t-pT*t）]；有些情况下，不考虑外国的因素，估计内部因素是否存在BS效应，即（pNt-pTt）=f（aTt-aNt）。
随着面板数据技术的发展，许多研究者开始使用面板数据检验BS，这样能克服上述前两种数据样本量不足的问题，但其隐含的假设是国家间不存在异质性，否则会影响估计的科学性（Egert et al.，2005）。另外，它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属于平均水平的概念，无法用于特定国家的分析。许多对转型经济体BS效应的文献采用了这种面板数据方法。王泽填和姚洋（2008）在实证部分也使用了1980-2004年148个经济体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用于检验BS效应受农村人口比率的影响。
在估计方法上，无论对横截面或者时间序列数据，大部分使用了OLS，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SUR技术比较盛行，之后Johansen协整技术成为最常用的估计手段，E/G协整出现较早而且也在使用。21世纪初以来，自回归分布滞后技术ARDL也多有文献使用。另外，在文献中还有采用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法（FMOLS）、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固定效应面板回归、VAR以及非线性回归技术等等（王相宁等，2010：Baharumshah et al.，2010）。在最近几年的文献中，为了克服数据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文献使用数值模拟技术（numerical simulation）近似地用于检验BS效应（如Benigno and Thoenissen，2003；Tyers etal.，2006）。
就生产率的变量选择问题上，虽然仍存在关于平均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争议，但从数据的可得性现实出发，把平均劳动生产率作为变量更加普遍（Tica and Druzic，2006；卢锋，2006）。为了解决标准的BS计量模型可能出现的偏离问题，附加的解释变量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实证模型当中。Edison and Klovland（1987）放松了贸易品一价定律成立的假设，引入了贸易条件因素。Clague（1988）引入了开放度。Rogoff（1992）引入油价和政府消费。上述四个附加解释变量代表了最重要且出现频率最高的变量。
（二）国内常用的检验方法
近十多年来，关于中国的BS效应存在性讨论出现了丰富的实证文献。就方法上来看，基本上借鉴了国际通用方法但也呈现了国内特点。这些实证研究分为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沿着BS效应的理论逻辑对生产率和实际汇率关系做实证；另一种思路是建立多因素的实际汇率决定模型，采用某个变量表示BS效应，观察对应估计参数是否显著、符号与理论是否吻合。后一种思路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就是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研究，实际均衡汇率从事实中挖掘长期影响实际汇率的因素并估计均衡实际汇率模型，如果模型中有BS效应的变量，则它将兼具检验BS效应的功能。并非所有的实际均衡汇率模型都含有与生产率相关的变量。另外，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M-F方法等所做的均衡汇率方程也无生产率变量。
总体上，两种思路的研究各有优缺点。第一种思路比较直接贴近BS理论作检验，可以对BS效应的各传导环节做检验，但由于多采用双变量估计，省却了一些可能很重要的变量，所以计量所得系数可能被高估甚至缺乏有效性，也无法判定BS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势。第二种思路的优缺点恰好与前种思路互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Duo Qin and Xinhua He（2010）的一项实证研究尝试采用综合化的方法以试图克服两种思路的缺点。他们以相对生产率和相对人均净国外资产两种变量估计人民币REER，相对生产率又分别用相对GDP per capita和相对CPI/PPI替代，采用时间序列的OLS和ML方法估计出双边RER，又采用面板DOLS方法估计出一般化的REER。这种尝试具有开拓性，他们首次在人民币的实际均衡汇率分析中使用了面板数据，而目前国内仍然使用时间序列数据。但是他们的方法既不能检验BS效应的传导机制，也不能像REER那样采用足够多的因素建模。总之，无论采用哪种检验方法，细致而严谨的传导过程检验和慎重的变量选择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都会降低实证结果的说服力。
BS效应检验与内部实际汇率的关系
BS效应表达了深刻的经济思想，即贸易部门呈现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会带动本国工资水平呈上升趋势，导致非贸易品价格水平上涨，从而将出现：从国别静态比较角度看，富国较穷国有更高的物价水平；从经济赶超动态角度看，该国实际汇率将呈现升值趋势。受方法所限，BS效应的理论模型表达式只能以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的形式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内部实际汇率，无法反映其全部思想。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将理论模型照搬作实证模型就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
（一）实际汇率分解式的常规表达
实际汇率通常可表示为：
（1）
其中，QPPP指采用直接标价法表示的外部实际汇率或者称为购买力平价实际汇率，其实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实际汇率；E为双边名义汇率，P、P*分别为本国和外国的物价水平（带*号指外币表示的外国价格），总物价又等于非贸易品和贸易品价格的几何平均，γ、γ*分别为本国和外国非贸易品权重。
对式（1）两边求对数值，相应对数用小写字母表示，则有：
qPPP=（e+p*T-pT）+γ*（pN*-pT*）-γ（pN-pT） （2）
这就是文献中通常使用的实际汇率表达式。其中，文献中习惯把“e+p*T-pT”称为开放部门或者贸易部门实际汇率的对数式，也有一些人把此项近似地称作贸易条件变动；把“-（pN-pT）”称为内部实际汇率或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贸易条件是稳定的，或者贸易品的一价定律是成立的，则外部实际汇率就主要由内部项决定。当本国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时，内部实际汇率升值，从而引起了外部实际汇率的升值。
上述观点的成立性需要比较严格的假设条件。本文主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贸易条件在什么情况下与贸易部门实际汇率等同；二是什么情况下外部实际汇率完全由内部项决定。
1.贸易条件与贸易部门实际汇率的关系。贸易条件有多种表达含义，为了不引起混淆，需要事先定义一下贸易条件。如不特别说明，本文所称的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价格贸易条件，即用同种货币表示的出口相对进口的价格。
贸易条件定义表达式：，两边取对数并用相应小写字母表示为：tot=pexport-p*import-e=pexport-pimport。如果一国出口价格与国产贸易品价格相等，那么可以重新表示贸易条件的对数式tot=pH-pF*-e=pH-pF，其中pH、pF*和pF分别指国产贸易品的本币价格、外国产贸易品的外币价格和外国产贸易品的本币价格。
因为一国贸易品包含国产和进口两部分，可以再把两国贸易品价格表示成指数对数形式：pT=vpH+（1-v）pF，p*T=v*p*H+（1-v*）p*F，其中设pH=e+p*H，pF=e+p*F。代入贸易部门的实际汇率可得：
e+p*T-pT=（v*-v）（pH-pF） （3）
由式（3）可以发现：当v*=1+v时，贸易部门的实际汇率就等于（pH-pF），即tot改善多少贸易部门实际汇率就贬值多少；当v=1+v*时，则贸易部门实际汇率恰好是tot的相反数，那么贸易条件改善对应于贸易部门实际汇率升值（这正是普通意义上的理解）。
回到现实世界中来理解上述两种情形。因为v，v*∈[0，1]，所以情况一要成立唯有满足v=0且v*=1；情况二成立必须要求v=1且v*=0。上述条件意味着没有国际贸易，而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贸易条件与贸易部门实际汇率等同或反向等同只是两种极端情况而已。真正有意义的讨论应是判断v、v*之间的大小关系：若v*>v，则接近于情况一，贸易条件改善将导致贸易部门实际汇率部分贬值；若v*
2.内部实际汇率与外部实际汇率的关系再讨论。外部实际汇率变动等于贸易部门实际汇率和内部实际汇率变动之和。如果贸易部门实际汇率不变，这时内部实际汇率就决定了外部实际汇率的趋势。当内部实际汇率升值时，外部实际汇率也将跟随升值。从式（3）可以看出，只有满足v*=v，贸易部门实际汇率才会不变。其现实含义就是：两国贸易品物价篮的商品构成完全相同，即两国消费者行为是完全同质的、无差异的。
事实上这种情况也很难成立。比如，本国消费偏好的存在，将导致消费更多的本国贸易品，这样，贸易部门实际汇率必然将会发生影响。本文已经讨论过有关内部和外部实际汇率的变动关系，两者未必方向一致地变化，在此有必要对两者间“一升一贬”的情况做进一步讨论。
要注意的是，本文讨论的反向变动起因于外国内部实际汇率的贬值，笔者还要讨论包含贸易部门实际汇率变动的因素。式（2）说明，内部实际汇率变动对外部实际汇率的影响程度一定小于贸易部门实际汇率（因为γ
（二）实际汇率分解式的另一种表达
既然贸易部门实际汇率的不稳定可能更符合现实情况，内部实际汇率未必就主导实际汇率变动，关于这一点已经有相关的实证文献能提供丰富的证据（Engel，1993，1999；Parsley，2006；Betts and Kehoe，2006，2008；徐建炜、杨盼盼，2011）。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改变一下实际汇率的分解式，保留内部项，但不使用贸易部门实际汇率项，再来观察内部项对外部实际汇率的影响。
不妨假设ψ=1-γ，ψ*=1-γ*，代入式（2）得到：
qPPP=e+（p*N-pN）+ψ（pN-pT）-ψ*（p*N-p*T） （4）
通过这种变换能清楚地看到：名义汇率的变动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含义，因为与“e+p*T”相比，这里的“e+p*N”没有太大的经济意义；内部实际汇率不仅包含了BS效应而且还唯一地反映了贸易条件效应，而在第一种表达式中BS效应完全由内部实际汇率来反映，实际上也应包含贸易条件效应；本国内部实际汇率“-（pN-pT）”升值（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提高），外部实际汇率反而是贬值的（式4右侧数值变大）。这个结果颠覆了传统分解式（2）所揭示的含义。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冲突性结果呢？假如贸易品价格是稳定的，只有非贸易品价格变动影响实际汇率，那么式（2）和（4）的经济涵义是完全相同的，这时与其说是内部实际汇率决定着外部实际汇率变化，不如说是非贸易品价格变动决定了外部实际汇率更准确。再假如贸易品价格具有变动属性（不妨联想非贸易品价格稳定这一极端情形），内部实际汇率升值可能导致外部实际汇率贬值（如式4所示的关系），而式（2）示的同向关系就不一定成立了。可见，是否承认贸易品价格的可变性是导致两种表达法下内外部实际汇率冲突性结果的关键原因。
回归现实情况，即两部门商品价格都是可变的，那么内部实际汇率指标显得不一定重要。很难从两种分解表达式所示的冲突性结果中一般性地判断出哪一个更合理，但可以归纳得出：内部实际汇率未必与外部实际汇率同向变化；内部实际汇率未必总是外部实际汇率变动的决定因素（与其内部实际汇率，不如贸易品或非贸易品的国内外相对价格更能主导外部实际汇率变动）。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忽略贸易品价格变动的情况下有可能将内部实际汇率的作用夸大了。在介绍BS标准模型中，本文曾经分析了采用内部实际汇率表达式的原因。理论上不可能直接求解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价格，而只能得到两部门相对价格变动率（即内部实际汇率的变化）。
BS效应假说的模型化表述依赖严格的假设前提，如果在实证研究中照搬理论模型就很可能导致错误，比如：在检验BS效应假说时，直接检验一国贸易部门相对生产率与其内部实际汇率的关系，如果贸易部门生产率提升引起贸易品价格下降，内部实际汇率虽然也会升值，但是并非BS效应而是贸易条件效应（徐建炜、杨盼盼，2011）。再比如：通过检验内部实际汇率是否主导了外部实际汇率的变化来检验BS效应，一样不能排除贸易品价格变化的因素（MacDonald and Ricci，2007）。 由此可见，不论采用从相对生产率到内部实际汇率，还是从内部实际汇率到外部实际汇率，两种检验方法都不能证明BS效应成立，它们之间的实证关系即便与理论相符，也只是BS效应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前两部分的分析充分说明，内部实际汇率与外部实际汇率的关系会因为分解式不同而呈现自相矛盾的结果，其原因在于人们对贸易品价格可变与否的不同认识。“e+p*T-pT”不等于贸易条件，两者关系可能很弱，尤其当本国贸易品中进口比重很大或进口价格对pT影响大时更弱。分析第二种表达式可以发现，贸易条件也不再是传统观念中认为的那样，只通过影响贸易部门实际汇率作用到外部实际汇率，它也会同BS效应一样，通过内部实际汇率机制发挥影响效力。第二种表达式中，“p*N-pN”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相对稳定，比如存在剩余劳动力，内部实际汇率会主导外部实际汇率的变化并且两者呈反向关系。另一方面，当非贸易品比重较大时，内部实际汇率的作用会下降，非贸易品相对国外价格将主导外部实际汇率趋势性变化。
中国经济成长所呈现出的特点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分解有可能采用第二种表达更具合理性。首先，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高增长伴随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快速提高，但工资增长受到了抑制，从而非贸易品价格上涨缓慢。其次，中国经济属于大国开放类型，有别于传统理论上的小国开放经济，巨大的供给和需求规模将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导致贸易品相对价格的不稳定，在粗放型增长阶段通过降价扩大出口和大规模刚性进口买高价格，使贸易条件出现了持续恶化。再次，中国加工贸易比重很大，在国内贸易品消费篮中可能不包括这些加工贸易商品，加工贸易比重高会带来国内贸易品生产大于国内对本国所产贸易品的消费，这是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的另一种角度的理解。出口降价对本国贸易品价格影响可能不大而进口价格上涨则可能影响了国内整体物价水平，从而不排除会有贸易条件恶化与实际汇率升值并存的异常现象发生。最后，不能忽略生产率增长的类型，Corsetti et al.（2007）将之分为贸易强化型增长和贸易广化型增长两种，它们对出口贸易品价格的影响有别，前者导致价格降低而后者不改变价格，中国的情况可能更接近于贸易强化型增长。
总之，贸易品价格的可变性尤其是当一国出口价格呈现了相对下降特征，内部实际汇率就有可能逆向主导了外部实际汇率的变化。从严谨角度出发，应该澄清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与实际汇率变动方向的问题，而不能想当然地把两者关系确定为同向变动。
对BS效应检验方法的改进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BS效应实证检验方法主要采用分步法，即两个步骤：第一步检验相对生产率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关系；第二步检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和实际汇率的关系。只有当两者同时都与理论相符时，BS效应才成立。根据Baron and Kenny（1986）的计量学理论，如果要证明相对生产率经过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即内部实际汇率）这一中介变量（mediator）作用于外部实际汇率，还需再增加第三个检验步骤，即相对生产率与外部实际汇率的回归系数以及加入内部实际汇率控制变量以后的系数显著性比较。目前国内关于人民币BS效应的实证文献所使用的方法只包含了其中的某一步或两步，而三步并用的检验还是空白。
对照BS效应假说的含义，即使进行三步检验法也不能充分证明BS效应的存在：因为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内部实际汇率）始终不能排除贸易品价格变化带来的影响，而BS效应要求生产率提高必须通过工资上涨进而非贸易品价格绝对提高这一相对狭窄的通道最后使外部实际汇率升值。这样看来，内部实际汇率的概念更主要的意义是理论上的，在实证上的应用前提必须首先排除掉贸易品价格下降的可能性。如果存在贸易品价格下降的情况，这时，检验BS效应时使用非贸易品价格要比继续使用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可能更准确。如果贸易品价格不变或也上升，则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将继续适用于BS检验。
根据BS效应假说的定义，相对生产率提高要通过工资增长带来非贸易品价格提高，最后是外部实际汇率升值。因为BS效应引起的非贸易品价格上升一定要由工资传导，所以，工资变量就是其他两个变量之间的中间变量。如果脱离了工资机制，即使非贸易品价格与贸易部门相对生产率之间存在统计上的关系，也未必就能断定这就是BS效应。非贸易品价格和贸易品价格未必完全受生产率的影响，它们也可能受到进口价格或消费需求结构等因素影响。BS检验应分为以下步骤：第一，检验国内贸易部门相对生产率到相对工资水平；第二，检验相对工资水平到非贸易品价格；第三，检验相对生产率到非贸易品价格；第四，加入相对工资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重新检验第一步的关系表现。如果要站在国际比较的高度检验BS效应，还需要加入第五步，即检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变动率到外部实际汇率的关系。
由于现实条件下即不能保证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和贸易品价格都不变，所以任何BS效应检验都要首先确定不存在贸易品价格下降，这样使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才不会出现问题；其次要考察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因为任何部门生产率提高都会引起工资水平上升，所以现实世界中的BS效应一定要剔除非贸易部门生产率提升以及它对工资的影响部分。所以，科学的BS效应检验程序应该要首先观察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变化与否，贸易品价格是否绝对下降，然后再去做检验。如果满足了贸易品价格没有下降，再来考察BS效应传导机制中的三个关键变量关系：“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生产率”、“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工资”和“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
基于实际汇率分解表达式的分析，也可以通过考察两国间非贸易品价格变动率是否有能力主导外部实际汇率的变化，以便近似地观测BS效应的存在性。这种方法较之与前人使用内部实际汇率是否主导来判断BS效应更具合理性或者说更逼近于真实。内部实际汇率不仅反映BS效应同时也包含着贸易条件效应，这样做出的判断实际上已经过高估计了BS效应。采用两国间非贸易品价格变动率“p*N-pN”能基本剔除贸易条件的影响，之所以使用“基本剔除”是因为：虽然生产率提升导致的内生贸易条件效应被完全剔除掉了，但外生冲击导致的进口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因素仍会波及非贸易品价格，如进口原油价格导致国内运输服务价格上涨等。
虽然还有一部分BS效应仍会保留在内部项当中，但关键部分已在“p*N-pN”得以体现。假设存在BS效应，那么在第二种表达方式下，BS效应的核心传导变量“pN”的上涨，导致内部实际汇率项升值但这项升值却导致α倍的外部实际贬值，另一方面，“p*N-pN”将变小导致外部实际升值；“pN”的综合效应仍是外部实际汇率有（1－α）的升值。因此，采用“p*N-pN”指标将总能近似检测出BS效应。当然，这算不上是一种严谨的检验方法，也只属于BS效应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它能纠正使用内部实际汇率方法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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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面对严峻的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全面改革对未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定会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本文通过考察此次汇率微调在短期内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分析汇率改革给我国外贸行业和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有利作用，进而研究出应对汇率改革的策略。
一、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的几个路径
从以上的理论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汇率变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渠道影响贸易收支。
1、汇率变动引起的贸易商品价格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
汇率变动可通过引起国内和国际市场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影响进出口和贸易收支。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成立时，本币贬值可降低本国产品相对价格，提高国外产品相对价格，这样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强，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有利于扩大出口量，限制进口，促进贸易收支的改善。但是贸易收支对汇率变动的这种价格传递和竞争效果，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到进出口商品价格的调整是否存在时滞以及时滞长短影响。在国际市场中，汇率变动引导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可在瞬间完成，但其引导的进出口价格的变动相对迟缓，因此本币贬值可能导致本国贸易收支先恶化后再逐步改善，存在J曲线效应。另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引起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程度的影响。现今大部分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商品也不是同质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进出口价格变动幅度可能并不等于汇率变动的幅度。由于进口和出口是相对的，将汇率传递定义成汇率变动引起价格变动幅度。但是由于出口商有一定的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利，而商品价格的变动必然引起需求弹性的变动，使得本国货币贬值并不一定引起进口商品价格同比例上升，一般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要小于汇率贬值的幅度，这就是不完全汇率传递。
2、汇率变动引起的收入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
汇率变动可以通过影响国民收入来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如若贬值国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产品的需求。贬值的这种支出转换效应会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自主性贸易余额的改善会通过凯恩斯乘数的作用，提高一国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会相应提高国内支出。如果贬值引起的自主贸易余额改善超过因国民收入增加而带来的进口增幅，即满足罗宾逊一梅茨勒条件，则货币贬值的主要影响仍然是改善贸易收支。另一方面，贬值通常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国民收入中支出于进口的比重很高，则贸易条件对支出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国内货币贬值后，在同样名义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包括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也就是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必然导致贬值国支出的下降，从而改善贸易收支。
3、汇率变动引起的价格水平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
汇率变动除了影响贸易品相对价格外，还会影响本国一般价格水平，进而影响贸易收支。在货币贬值后，主要可以通过三条渠道影响国内物价水平。首先，贬值使得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品价格上涨。进口品本币价格上升，一方面直接影响进口原料与半成品的价格，进而使得本国商品成本提高，就比如当前的能源价格；另一方面由于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必然会推动本国工资水平上升，间接影响本国商品成本。这两方面共同导致本国国内价格水平上升。其次，若贬值在短期内促进了贸易收支的改善，则引起贬值国的出口需求增加，从而总需求增加。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在出口大于进口时，意味着该国总收入水平大于供给国内需求的产品和劳务。在此条件下，国内会由于过度出口造成国内产品供应不足导致通货膨胀。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这种状况会尤其加剧。相反，在国内需求不足时，出口会缓解通货紧缩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如果一国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只会使资源利用程度提高，更接近充分就业程度。再次，贬值后出现贸易收支顺差，则外汇储备会增加。外汇储备的增加，将使央行通过购买外汇而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多。实际上，当国际储备增加时，很可能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扬。国内价格上升，从两方面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第一，在名义货币供应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涨使得公众所持有真实现金余额下降。为让真实现金余额恢复到意愿持有水平，公众一方面会出卖有价证券，从而使市场利率上升，投资下降；一方面会减少消费支出，两方面作用结果是国内总支出下降。这样必然影响贸易收支的变动。第二，国内价格上涨幅度超过本币名义汇率贬值幅度，同时假定国外价格水平不变，则名义贬值不但不会引起货币实际贬值，反而会导致实际汇率上升，最终会恶化贸易收支。
4、汇率变动引起的支出变化对贸易收支影响
汇率变动能够通过影响支出变化进而影响贸易收支。支出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代表结构变动的支出转移，另一种是代表数量变动的支出改变。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通过支出转移和支出改变共同完成的。汇率的变动会引起两国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本币贬值则本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而本国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上升，所以本国商品相对于外国商品而言更便宜了。这样贬值就会使得国内外支出从外国商品转移到本国商品。支出转移能否实现以及其效果是否显著则取决于国内外商品的供求弹性一。供求弹性大时，则汇率变动后通过影响支出转移就可以改变贸易收支状况。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只是通过影响支出转移来达到，还会通过改变支出规模达到。本币贬值则本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改善。但是随着本国出口商品的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将增加，从而本国的支出规模就会扩大，从而就会导致进口增长，这样贸易收支的改善程度将减小。这就是汇率变动通过支出数量的改变进而影响贸易收支的原理。如果考虑回传效应，那么本币贬值后本国的国民收入提高，则本国的支出规模扩大，从而提高了外国的国民收入，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了本国产品的出口。这样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就更为复杂。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正面影响
1、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减轻贸易摩擦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来实现出口导向战略，凭着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市场。面对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必然会加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
2、人民币升值可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特别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设备的价格。企业将会加速技术引进，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产品动态比较升级。同时由于进口产品绝大部分用于复出口，故随着企业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得到提高，有助于我国企业从产品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
3、人民币升值将促进贸易结构优化升级。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可以有效率地把制造业中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的挤出去，这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引起行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增强竞争力，让那些富于创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强者变得更强，并能减少无效率的企业在海外的相互恶性竞争，另外还能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三、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出口可能表现出来的负面效应
1.由人民币升值产生的商品结构变化将影响部分地区和居民的利益
资源性商品、一部分大宗农产品和低附加值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放慢甚至下降,短期内对中西部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农业比重较大地方的经济发展,对一部分以农业为主的农民的收入、一部分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2.人民币升值可能给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造成一定困难
有一些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从签约到交付使用需要5-10年,付款时间可能更长。如果人民币长期保持升势,企业难以预测远期汇率水平,而金融机构一般只提供一年左右的外汇对冲工具,所以企业承担的汇率风险以及规避风险的成本将较大。
3.人民币如果升值过快过猛,将造成出口下滑,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增长
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和幅度过大,那么它对进出口增长的影响可能就不那么温和了。一是可能造成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回落,那样不仅对资源性、低价位和低附加值商品,也会对整个出口加工产业发展以及就业造成较大打击；二是可能刺激一部分商品大量进口,冲击国内市场,甚至引起一定通货紧缩。
4.对美、欧的贸易不平衡仍会继续,但顺差增长可能减缓
由于存在着需求刚性和结构互补性,即使人民币对美、欧、日三大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出现5%以上的升值,我国与美、欧贸易的较大顺差和对日、韩等贸易的较大逆差仍然将存在,但是顺(逆差)的增长速度将会放慢。这有利于缓解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争端和摩擦。
四、对策与建议
1、转变我国发展战略,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单纯的依靠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非常危险的,过度的依赖国际市场,很容易受到国外市场的冲击,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扩大内需的政策可以冲销人民币升值后可能下降的外需。
2、理顺汇率与贸易条件之间的互动关联,改善贸易状况,促进经济的发展。其着眼点在于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不仅可以限制由于出口量的增大而导致的贫困化增长,同时对国内要素成本与进出口商品结构将产生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或地区,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协调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既要发挥本国比较优势,更要注重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质量与水平。
3、调整我国进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从我国的贸易商品结构可以看出,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国需求弹性较小,而且面临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而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国内需求弹性相对较高,这一贸易结构特点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改善。我们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产品的供给弹性,同时也要注意技术引进和产品研发,注重质量,创品牌效应,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减少高科技产品如光学、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等对国外的依赖,通过在进出口两方面的努力来减轻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不利影响。
4、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
我们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去国外投资，增加能源、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这样既可以增强我国企业的经营能力，又可以绕开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扩大出口，同时还可以满足我国能源和原材料依赖型企业对能源以及原材料的需求。
参考文献：
[1]熊其康：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外贸进出口企业影响的研究，2007年[2][2]魏英梅：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经济理论研究
金融危机中,由于一些国家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收购、接管,信用恶化和萎缩,贸易中的履约风险和结算风险增大,使国际贸易萎缩,加剧国际市场激烈竞争,全球范围内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趋于保守,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在趋紧的贸易大环境中,我国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以致于国内现在关于人民币应该保持升值趋势还是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争论再起。
2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至于贸易互补度方面,新疆国际商贸大通道的贸易定位,就是缘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极强的贸易互补性存在,这是新疆边贸发展的基础。人民币升值会否使贸易互补度下降从而降低贸易流量呢?应该不会,理由是:第一,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国内对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需求强烈。虽然新疆也面临着其他国家如土耳其、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一些西亚国家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短期内还不可动摇;第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国内能源供应增长较慢,使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7年开始已经上升到50%以上。中亚作为世界上能源储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区,能够通过陆路通道向我国供应油气资源,对实现我国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和运输方式多样化,减少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显然,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也不会因为其带来贸易互补度降低,从而缩减贸易流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扩大贸易规模是有利的,对新疆经常项目帐户会产生收入增加效应。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带来的通常是进口成本下降,进口贸易流量显著扩大。
2.2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
如果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确定,就会产生不断继续升值的心理预期,从而使人民币升值投机将加重,短期资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资本还可能通过外贸套汇、假合资项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国际热钱将选择诸如房地产等受益于升值而产生明显增值的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增加国外机构的投资信心,也可能使他们获得投资收益和升值收益的双重利润。
(2)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看似会增加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直接投资热情,其实未必。因为:第一,如果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则存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价格提高,削弱了价格国际竞争力,如不提高美元价格,则出口利润减少的情况。但人民币升值同样会带来进口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下降的现象,两者相抵后的结果是汇率升值对出口利润影响没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面积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倒闭和转移风潮,关键因素并非人民币升值,而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我国到了转型升级的转折点;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其并不在乎人民币升值所增加的一点投资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国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内市场。而且其投资基本是长期投资,升值后其在我国存量资产反而能够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币升值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3.1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不能否认,人民币升值会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价格提高,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为原先一味依靠廉价优势,在国际市场打价格战的出口企业敲响了警钟,使其在关注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对竞争优势的关注程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手段也将逐渐从单一的价格竞争手段向各种非价格竞争手段转变。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新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质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业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高非价格竞争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2改善贸易条件,避免“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往往是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其出现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而且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从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属于消费刚性较强的服装、鞋帽、箱包、纺织品、农产品等日用消费品,其也是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亚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显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备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只有提升出口价格水平,降低进口价格水平,改善贸易条件,而人民币升值正好带来了这种价格效应。
3.3降低资源进口成本,增加进口规模
新疆进出口贸易严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额115亿美元,而进口只有22亿美元,贸易顺差程度远高于全国水平。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疆外贸发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换汇手段和过程,进口才应该是最终目的。因为只有进口,才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经验、文化等等,以及国内短缺的商品和物资。后者可以保障国内各部门发展的平衡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帮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最终使经济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亚能源和资源等主要进口品在不考虑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前提下变的比以前廉价,从而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资源进口带来良好机遇。目前进口规模有限,主要是因为能源、资源运输通道的制约。随着中哈输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输油,二期的开工建设,随着中国—中亚输气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进口将面临快速增长态势。人民币升值显然可使进口节约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中亚国家资产价格变的更便宜,在我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业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机遇,积极购买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资产,为将来扩大能源、资源进口奠定坚实基础。
4结论
(1)人民币继续升值对新疆国际收支的影响表现在:经常项目项下会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加进而使国际收支额上升;在资本和金融帐户下会产生短期投机资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资不会受明显影响,所以该帐户国际收支额也会相应上升。(2)人民币升值对新疆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来看是不利的,长期来看,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贸易条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3)对新疆进口贸易来说,升值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在新疆能源、资源运输瓶颈解决后,如果升值,必将带来新疆进口空前增长的井喷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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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廉价劳动力国际贸易优势劣势发展对策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199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70%，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目前低廉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仍存诸多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其优劣势，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提高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论文。
一、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我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我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我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决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级制造企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靠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
从国际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无论是亚当·斯密或是大卫·李嘉图的“古典”，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我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我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虽然发展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我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学者胡鞍钢曾表示，工资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人均资本，特别是人均净资本向资本密集的方向延仲，它不是吸纳劳动力，而是排斥劳动力；而目_正规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不利于整个部门的就业。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累计下来，工资也不过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我国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确如此，我国的正规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政府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一些部门，如文教卫生等的工资跟着增长，它只利于正规部门的少数人就业，不利于非正规部门以外的人就业。这也是很多发展我国家劳动力众多，却无法成为资源优势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失衡，从而出现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形，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
再次，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出口扩张，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一般而言，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越快，国家净福利增加就越大，然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却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如果偏重于出口的经济增长造成该出口世界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净福利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所谓贸易条件就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换比率，反映了专业化国际分工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产出的增加在贸易伙伴问的分配关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上升，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下降。通常贸易条件用一国的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来表示，因此，又称价格贸易条件。最早把贸易条件与国家经济福利变化、贸易战略选择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他们从发展我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这一贸易格局出发，提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观点，原因在于初级产品需求疲软和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我国家间平均分配。
三、提高我国廉价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对策选择
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进入了全球化的市场，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大趋势下，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技术扩散和知识的传播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这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开始逐渐转向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这些需求满足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更高，也更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在新时代中对知识人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或者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在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使产业在全球环境中保持快速的增长，需要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发展。也只有大力发展劳动力水平，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的竞争力集中表现为企业能否辨析内外部资源，并充分应用优势资源抢占市场，获取盈利的能力。在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充裕条件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1）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的特点，有利于企业
积累资金，涵养人才，增长经营经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步为高科技工业的生长准备条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向新经济的准备是并行不悖的。广东省南海市昭信企业集团在发展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与第二军医大学合作研究生物科技项目，利用生物医药技术开发人发胶蛋白人工腱，就显示了劳动密集优势产业与发展培植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关系。
（2）劳动力充裕的条件，还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生产、制造基地。据预测，21世纪，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目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培养产业群落，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与战略联盟，重视资本运作，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有机整体，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且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发展加工贸易，减少进入国外市场的学习成本，并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企业竞争力。
（3）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曾是它们的支柱产业。参照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其经济总量的重要来源。到80年代后期，当它们的国民素质、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后，它们才开始向高科技工业转型。此时它们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如1998年我国的台湾每一万人口中有大、中专毕业生1010人，韩国1998年每一万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就有1273人。在尚无人力资本条件时，大力发展高科技工业去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经济倒退，前后失据。新加坡1985年就因采取这样的行政手段，赶走劳动密集产业，曾使经济一度受挫。
2、克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劣势，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取决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取决于国民福利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1）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要把强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不仅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更重要的是要在质量上改善，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改善劳动力的收入状况。目前，我国的国民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发展我国家平均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法制意识仍较淡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下岗职工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失业保险，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更新农业生产技术，走集约化经营道路，确保农民增收，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大局，最终提高国民福利，扩大内需，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3、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
当我们把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区别开来，把劳动力资源视为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和技术性复杂劳动的总和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我国其实是一个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增长幅度较快，但总体投入水平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教育发展的滞后性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吸收外资金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缺口，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但我国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未能相应提高，仅为28.7%，低于韩国的38.4%，日本的55.2%，美国的47.8%，德国的55%。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我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随着现代生产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复杂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功效和约束将愈加突出。
事实证明，在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拥有知识方面的“自然的”优势或劣势，物质资本存量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制肘，“人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教育水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我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竞争中争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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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贸易；进出口；经济增长
1.引言
目前有关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不仅未能得出一致结论，而且仍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大部分研究只对进出口额与GDP进行简单回归分析，没有对时间序列平稳性进行检验，非平稳时间序列可能导致伪回归；其次，在数据处理上没有考虑到物价水平对统计量的影响，使用未处理过含有物价影响的统计量，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会被放大或缩小；最后，许多研究仅考虑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略了进口。实际上进口与出口是两个相互影响的变量，它们对一国经济增长都能产生影响。进口更多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进口反过来又可以影响国内消费、投资、出口需求等，而出口更多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它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国内消费、投资、进口等，因此，仅仅用净出口衡量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合适的，它基本上是按照凯恩斯国民收入恒等式把进口当作国民收入漏出来处理。
本文将在平稳性检验、数据处理和变量选取上进行一定改进，分析我国贸易、进出口是否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2.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2.1 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本文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时采用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进出口总额（TOTAL）三个指标来反映对外经济贸易的状况，同时通过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样本数据选取了1980年-2010年年度数据31个，这些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然后，我们以1980年为基期的消费物价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出口总额、进口总额、进出口总额进行平减，以消除物价因素影响，
本文采用一般分析方法：根据样本数据资料建立合适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传统简单回归分析一般假设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但现实中经济时间序列往往是非平稳的，就像前面趋势图所揭示那样，数据存在变化趋势，这就意味着用传统回归分析会产生伪回归现象。为了使研究更有价值，更符合现实，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为了数据趋势线性化，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RGDP）、实际出口总额（REX）、实际进口总额（RIM）以及实际进出口总额（RTOTAL）取自然对数，这种变换不会改变原来数据的协整关系，分别用LNRGDP、LNREX、LNRIM、LNRTOTAL来表示自然自然对数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出口总额、实际进口总额以及实际进出口总额。
2.2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1）采用最为常用单位根检验—ADF检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LNRGDP）与实际进出口总额（LNRTOTAL）的ADF检验.
注：①检验类型中c，t，k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期数，0表示不含有；②表中的临界值是由Eviews自动生成的，表示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③DLNRGDP、DLNRTOTAL分别表示LNRGDP与LNRTOTAL的一阶差分值。
（2）实际国内生产总值（LNRGDP）、实际出口总额（LNREX）与实际进口总额（LNRIM）的ADF检验。
（1）（2）两步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选择截距项、趋势项以及10%的显著水平下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时间序列都是不平稳的；在选择截距项以及10%或者1%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临界值，可以认为原始时间序列在一阶差分后达到平稳，即原始时间序列具有一阶单整性，因此，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实际出口额、实际进口额、实际进出口总额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下面利用协整理论就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注：①检验类型中c，t，k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期数，0表示不含有。②表中的临界值是由Eviews自动生成的，其中*表示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其它的表示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③DLNRGDP、DLNREX、DLNRIM分别表示LNRGDP与LNREX和LNRIM的一阶差分值。
2.3 协整分析
由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可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进出口总额、实际出口总额与实际进口总额为一阶单整性，于是对上述四个变量的一阶差分（见下表）进行协整分析。
协整这一概念是由恩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而协整关系的研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成为计量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一种统计描述。如果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该组合不具有随机趋势，那么这组序列就是协整的，这个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表示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如果经济变量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状态或者说经济系统具有内在均衡机制，那么在不断出现非均衡误差的过程中，内在均衡机制就会不断地去消除偏差，以维持经济系统原先的均衡状态。目前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与估计有许多模型，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恩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把线性回归所得到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说明存在协整关系，否则就不存在。另一种是约翰森（Johansen）的极大似然检验法，通过计算似然比统计量来确定协整方程的个数。由于文中数据选取的只有31个样本，属于小样本，所以本文采用第二种Johansen的极大似然检验法。
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DLNRGDP与DLNRTOTAL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同理，从后面三组协整边量的迹统计量与临界值的对比中可以看出DLNRGDP不仅分别与DLNREX、DLNRIM具有协整关系，DLNRGDP还同时与DLNREX和DLNRIM三者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总之，由上述协整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进出口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1）估计有关DLNRGDP 与DLNRTOTAL 的协整方程：
DLNRGDP=0.150346*DLNRTOTAL+0.073411 ①
t 值： （2.842700） （7.007071）
协整方程①表明，从长期看，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实际贸易总额之间存在稳定均衡关系，实际贸易总额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0.15个百分点。
（2）估计有关DLNRGDP 与DLNREX、DLNRIM 的协整方程：
DLNRGDP=-0.035691*DLNREX+0.166932*DLNRIM+0.077537 ②
t 值： （-0.585669） （3.193279） （7.579308）
由回归分析得到的②式，常数值和DLNRIM系数的显著性都很高，但是DLNREX系数的t值不高，并且为负值，效果不好。同时，方程的拟合优度指数为0.33，也不是很高，于是，对DLNRGDP与DLNRIM进行一元回归分析。
（3）估计有关DLNRGDP和DLNREX的协整方程：
DLNRGDP = 0.079238*DLNREX + 0.083776
T值 （1.384858） （7.170295）
由一元回归方程的T值可知，DLNREX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同时方程的R指数只有0.068696，因此说明，实际的出口值与实际的GDP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实际出口值对于GDP的影响可以直接剔除多元回归模型之中。
2.4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说明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与二者相关关系不能确定因果关系一样，这种均衡关系也并不能确定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是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验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利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确定一个变量是否能预测另外一个变量。如果变量x能预测变量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格兰杰原因；否则成为非格兰杰原因。其数学模型为：
有约束条件回归：yt=c + Σαi yt-I + Σβj xt - i + ut
无约束条件回归：yt=c + Σβj xt - i + ut
通过格兰杰检验就可以知道两个经济变量之间是单向因果关系，互为因果关系，还是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检验结果：
（1）实际进出口总额（LNRTOTAL）不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LNRGDP）的格兰杰原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LNRGDP）是实际进出口总额（LNRTOTAL）的格兰杰原因。
（2）实际国内生产总值（LNRGDP）是实际进口（LNRIM）、实际出口（LNREX）的格兰杰原因，实际进口（LNRIM）、实际出口（LNREX）不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LNRGDP）的格兰杰原因，实际出口与实际进口难以判断。
3.结论
我们对进出口与GDP值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用实际GDP，实际进出口额代替名义GDP和名义进出口额，剔除了物价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贸易、进出口是否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主要结论：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增长是非平稳的，但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可以得出经济增长分别与进口、出口及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进口与出口长期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从总体上看，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只存在单方向因果关系，即出口，进口的扩大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经济增长是出口、进口扩大的原因，这可能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技术进步类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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