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6 15:59:3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印贸易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关键词】 贸易条件 外商直接投资 关税率 汇率 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的含义是进出口商品比价，它反映了出口相对与进口的盈利能力。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切身的贸易利益，它与比较利益一起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问题，各国政府及研究学者对贸易条件的变动也都十分关注。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7604.0亿美元，贸易总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随着出口的大量增长，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下降的局面。2011年4月，央行副行长郭树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表现。
一、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 1.贸易条件的含义及计算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的最初含义就是价格贸易条件(NBTT)，它是一国出口商品平均价格与进口商品平均价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NBTT=(Px/Pm)·100，Px代表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Pm代表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本文依据SITC分类标准，采用帕氏公式来计算中国贸易条件指数。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别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pi0和pj0分别表示基期(1983年为基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pit和p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it和q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出口数量和第j种商品的进口数量。 2.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图 从图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国贸易条件在1983年～2006年间呈波动性下降，趋于恶化的趋势。1983年～1985年间，贸易条件阶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为75.05。第二个明显的贸易条件上升阶段为1988年～1991年。其他时间段，中国贸易条件均有较为明显的恶化趋势。 二、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实中，贸易条件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其影响程度是多少呢。本文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选取影响因素作为模型参数，搜集1983年～2006年间的样本数据，建立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回归模型，最终来考察这些因素与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关程度。
1.模型说明 假设大国情形，且显著性水平为5%。参数包括：GDP指数，以1983年GDP为基期计算。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100，以1983年RMP为基期。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单位为亿美元。实际关税率(T)=(进口关税实际征收总额/总进口额)×100%。汇率(R)，本文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模型建立与检验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数据，以贸易条件指数(NBTT)为因变量，GDP、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FDI、实际关税率(T)、汇率(R)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FDI与GDP的相关性及FDI的滞后效应，将FDI的数据滞后一期处理。 NBTTi=a0+a1GDPi+a 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运用SPSS15.0，对以上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拟合优度高。样本相关系数R=0.961，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形相关性强。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资料来源：SPSS15.0输出结果 从表2可得出，贸易条件指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为18的临界值t0.025(18)=2.10，常数项、GDP、FDI、T和R均通过了t检验。表明解释变量GDP、FDI、实际关税率和汇率对贸易条件有显著性影响。 出口结构指数未通过检验，因此对回归模型进行修正，在原来的回归模型中剔除RMP这个自变量，再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个自变量均通过t检验 F=50.847>F0.05(4，19)=2.90，通过F检验，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为0.897，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高。 3.模型结论 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GDP、FDI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实际关税率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正向影响。 (1)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存在负相关关系，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要素数量的增加将会降低使用该要素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该商品是出口商品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反之亦然。 (2)FDI与贸易条件 FDI的增加使得贸易条件恶化，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有关系。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如果FDI流入的是东道国的出口优势部门，那么将使出口部门的产出增加、价格降低，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亦然。在我国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了制造业。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 (3)关税与贸易条件 实际关税率即进口关税率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贸易条件的作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国利用关税来调节贸易条件的空间越来越小。
(4)汇率与贸易条件 中国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有改善作用。根据国际经济学中琼·罗宾逊夫人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与外国的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之积小于中国与外国的进出口需求弹性。即当 SmSx 三、改善中国贸易条件的措施 针对中国贸易条件总体上趋于恶化这一事实，改善中国贸易条件势在必行。那么，如何扭转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呢?我们以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的结论为事实依据，从影响贸易条件恶化的各种因素入手，提出改善贸易条件的可行措施。 1.调整出口型的经济增长偏向，抑制过热投资 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方向，实现从偏向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向偏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增长的转变。鼓励技术进步的重点偏向于进口替代部门，引导企业投资于该部门的研发活动，并给予财政补贴、税收支持、信贷支持。另外，经济增速的放缓将有利于抑制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其具体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产品的合理定价，投资降温及理顺国内能源价格等。
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中，薛克翘先生洋洋40余万言，把自先秦至2000年两千多年的中印关系勾画出来，不仅方法科学可信，资料空前丰富，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薛克翘先生从经济、文化、政治三个层面及民间和政府两个渠道探讨了中印关系。该书说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印交流始终没有中断过，有时文化交流盛行，有时经济来往密切，有时民间交流多，有时政府来往密。相比起来，中印交流更多的时候是民间交流，民间人士如僧侣、商人等的来往占据整个中印交流的舞台。民间交流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旋律，民间交流谱写了中印两千多年的友谊史话。可以说，中印(实际上是中国与南亚诸国)两千多年的友谊史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是独一无二的和无与伦比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印度这样与中国保持了这么长久的友好关系。这正是笔者品读《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时悟到的。概而言之，中国与某些国家的所谓友好关系时而出现波折，起伏跌宕，与中印两千多年的以民间交往为主导的友好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以说，中印两千年的交往是中印两个民族的交往，是真正的心的交往。一句话，中印交流，质在人心。这使笔者进一步联想到，六七十年代中印关系最差的时候，印度也没有拿做文章，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与它在2008年的表现是一致的。除了以上启示之外，《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还促使笔者在更深层面思考中印关系的今天和明天。
上面说过，中印交流史在中外交流史中是独特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交流史所不可比拟的，一者因其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二者因其面广层深，民间、政府两条渠道，经济、文化、政治全面开花；三者因其涉及学科多，汉学、传统印度学、佛学、藏学、蒙古学、敦煌学、吐鲁番学、丝路学、现代南亚学等都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四者因其影响深远，抹去印度文化因素的中国文化(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和中国文化因素的印度文化都将是不完整和不完美的。所以，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中印学者面前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学术课题，在世界全球化、多极化的今天，这一课题尤为重要。做好这一课题，不仅能使我们厘清中印友好史的来龙去脉，明白中国文化中的印度因素和印度文化中的中国因素，理解两国文化的相似和相异之处，进而探究其影响，搞清双方文化交流的规律；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类似本文开头的现象，为中印关系在今天和明天的发展服务。
薛克翘先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师从刘国楞、季羡林、刘安武、金鼎汉等老一辈印度学前辈，具有印度语言文化的坚实基础，同时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功底，是我国研究这一课题的最为合适的人选之一。其实，薛克翘先生在撰写此书之前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除相关学术论文之外，他发表了四部著作：《佛教与中国文化》(1995)、《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1998)、《中印文化交流史话》(1998)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2003)。这四部著作是作者多年来的极为厚实的相关学术积累，是《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前期准备和必要基础，更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
正如薛克翘先生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中所表明的，这一研究在中印两国相关领域中一直是显学，关注者甚多，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者中的佼佼者有梁启超、向达、张星娘、许崇灏等前辈，有季羡林、金克木、常任侠等大家，也有改革开放后取得成就的刘安武、林承节、耿引曾等先生，还有更晚一些的王邦维、郁龙余等学者。薛克翘先生和王邦维、郁龙余等属于一批，是中国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当然，这里的“后起”是相较而言，实际上，他们现在都已届花甲之年，在今天的印度学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前辈，是国内当今印度学界的支柱和基石型人物。诸前辈在中国的印度学领域著述甚丰，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累累成果。同样，印度的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不俗表现(参见《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第555～567页)，在相关领域同样取得了可喜成绩。
凭借自己深厚的语言及文化功底(古汉语、印地语及佛学等)，薛克翘先生自然会收集研究相关成果，《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也自然受益于这些成果。但不止于此，前人没有论及的时代同样出现在该部著作中，其中的第七章和“后记”尤其值得提及，前者探讨的是后至2002年前后中印交流的内容，后者则把这一内容一直延续到2007年年中。为此，作者搜集了相关材料，并科学整理，合理使用，为中印交流史增添了全新的一页。《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资料之全不言而喻，难能可贵。
《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学术意义更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虽然拥有众多大家的研究成果，但薛克翘先生绝不人云亦云，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笔者感触最深的是作者在第三章中对中国僧人赴印求法的结论性总体观点：“从微观上讲，他们(中国僧人)不远万里、不畏艰辛，甚至不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体现了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对信仰的虔诚；从宏观上讲，这也是两种文化在撞击一吸收一改造一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只有通过深入的了解、反复的切磋才能达到深层次的沟通，才能达到完美和谐的融合，而撞击和改造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因此，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讲，西行求法运动的掀起就不仅仅是宗教信徒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民族进取意识的显现；求法者的使命就不仅仅在于取回几部‘真经’，而且还在于民族文化的改造和发扬。”(《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第75页)。由此出发，作者在充分掌握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赴印求法的事实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民族的进取意识以及中印文化的融合过程，指出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特点。与此相仿，作者在讨论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影响的时候，充分肯定了中国僧俗人等的贡献，认为他们有的在印度生活多年而后回国，有的干脆老死印度，对印度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只不过由于印度文化的包容性及复杂性今人尚未总结出来罢了。这实际上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即中印文化交流的单向性问题。许多人认为，在中印文化交流过程中，印度文化是单向流向中国的，中国文化是单纯的吸收者。其实，尼赫鲁、季羡林和阿马蒂亚・森等不少中印有识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通过研读《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读者应该可以明确发现所谓单向流动的观点的局限性。实际也如此，文化交流必定是双向的，在中印文化两千余年的交流过程中，印度文化影响了中国，反之中国文化也影响了印度，只不过有潜显之别罢了。《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以无可辩驳而又异常丰富的史料证明了这一点，应当说这是该书的一大学术贡献。
二、薛克翘先生的新著虽名为文化交流史，但读者不难发现，其中除了涉及上文提及的汉学、传统印度学、佛学、藏学、蒙古学、敦煌学、吐鲁番学、丝路学、现代南亚学等纯学术纯文化领域，还涉及政治、交通、经济等多方面，实际上是一部中印全面交流史，而非只局限于文化。从某种角度说，《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是撰写和考察中印政治关系史、中印经济贸易史、中印交通史等的必备材料，其对中印政治、经贸、交通的探讨和论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这部著作中的以后的内容是全新的，是他人目前还没有系统涉猎过的，因而是作者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突破性贡献。通常说来，我国的史类著作很少涉猎当代问题和事件，但薛克翘先生打破常规，因而使该书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不失为一大贡献。
四、通读薛克翘先生新著之后的最大感受是“以事实说话”，这甚至是该书最明显的特点。作者不厌其烦，每每以例证所言。书中人有古今之分，古人有张骞、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今人有谭云山、师觉月、季羡林、金克木等；物有大小之别，大者有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佛教，小者有棉花、海贝、糖，如此等等，给人以充实感和厚重感，令人感慨中印交流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从而使人能够更加正确地对待和把握当今的中印关系。
本届深圳文博会以“贸易，文化远航”为主线，延续了供求两旺、交易活跃的可喜局面。合同成交额再次远超意向成交额，合同成交额1049.39亿元，约占总成交额的63.03%；意向成交额491亿元，约占总成交额的29.5%。此外，零售金额和拍卖金额分别为97.87亿元、26.76亿元。
此外，本届深圳文博会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增强国际性，共有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16347家海外采购商前来参展。我国文化产品出易额达到123.82亿元，占总成交额的7.44%，同比增长7.46%。
——《中国文化报》外商投资中西部九省包装印刷项目可享优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日前联合2013年第1号令，公布（（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13年修订）》，该目录自6月10日起施行。
该目录包括全国22个省（区、市）鼓励类产业条目。其中印刷包装类条目有3种：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海南9省将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列入；内蒙古、广西、、新疆4区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工艺美术品、包装容器材料列入辽宁省将金属包装、自动化立体仓库及仓储物流设备制造列入。
广电动漫类条目有3种：云南、湖南、海南3省将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制作业务（限于合作）列入；海南将电影院的建设、经营（中方控股）列入；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4省将动漫创怍、制作（广播影视动漫制作业务限于合作）及衍生品开发列入。
两部委公告称，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国务院令2002年第346号）的规定，属于该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享受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惠政策。符合该目录规定的外商投资在建项目，可按照该目录的有关政策执行。
——《中国新闻出版报》
“爱阅读-爱戏剧”都市文艺生活主题季启动
5月18日，值北京图书大厦成立15周年之际，由北京图书大厦、繁星戏剧村、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北京戏剧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爱阅读·爱戏剧”主题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正式启动。
这是一次“图书”与“戏剧”首次跨界合作的有益尝试。图书和戏剧都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两种表现形式，一部戏剧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活动的书。把戏剧引入书店是为了增加书店的多元化文化元素，更好地发挥和增强书店文化平台的功能和作用，更好推广和普及戏剧。同时通过把读者引入剧场，更好地延伸阅读的外延功能。
“爱阅读·爱戏剧”系列活动，倡导都市文艺慢生活，提升市民精神生活品质。旨在创新文化产业宣传的新模式，引领文艺生活潮流，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助力西城区“文化兴区”的战略建设。这一项“文化惠民”活动，让舞台剧更具有普遍性、广泛性、群众性，让文化产品更加贴近百姓，培养小剧场戏剧爱好者，传递戏剧文化，丰富市民文娱生活。
——人民网
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开通上线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日前开通上线。
据了解，该网站依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具有的政府资源、背景优势及品牌影响力，旨在建立基于互联网的行业资讯和商务运营平台，为全国数字出版企业服务。目前，网站设立了资讯、成果、需求、独家四大栏目，为业界提供海内外数字出版行业的最新资讯、成果、需求等信息，并推出历届国家数字出版会议会展资料。
——中国出版网
盛大文学首次版权拍卖
5月18日，盛大文学起点中文网首届版权拍卖会亮相深圳文博会，十部作品现场全部拍出。
这十部作品包括忘语的《凡人修仙传》、月关的《步步生莲》等，预计首印版税总额将达到600万元人民币。盛大文学公关市场总监王晶介绍，通过种种渠道，让“版权合作竞拍”常态化，可将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推荐给更多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好作品获得好的出版渠道，保障作家的收入。
——《深圳特区报》
武汉“移动图书馆”试运行
5月26日，武汉图书馆“第25届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在武汉辛家地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举办首场活动，工作人员向路过市民演示新亮相的“武图移动图书馆”。“只要下载一个手机客户端，即可享受武图丰富的数字资源。”
“武图移动图书馆”的四大主要功能，包括一站式馆藏检索、个人图书馆、信息服务订阅、数字资源免费获取。据介绍，通过以上功能，可检索全市公共图书馆资源的馆藏地点和借阅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对外贸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也是国际市场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世界贸易组织于2006年5月公布的数字显示，2005年下半年，世贸组织成员共发起了69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就有33起。欧盟自2006年10月7日起对我国皮鞋正式实施的为期两年的16．5％的反倾销关税，使得温州皮鞋在之后“广交会”上的订单数量锐减了三至四成之多，而中国彩电企业1988年在欧盟遇到的反倾销事件，导致中国企业丧失全球1／4的彩电市场达15年之久。
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外国反倾销立案调查和被执行反倾销措施的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首先，发起调查的国家越来越多。从地域上看，对中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的国家不断增加。1988年以前，仅有美、澳、加和欧盟四大发达国家和地区，但此后，对华反倾销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现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其中不仅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其中印度和欧盟对我国的反倾销呈高发态势。其次，产品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调查的范围涉及服装、鞋类、动物商品、蔬菜、加工食品、矿产品、化工商品、塑料制品、皮革、纸浆及纸张、纺织品、玻璃及陶瓷制品、基本金属、机电设备、车辆、仪器、其它工业制成品等，近年来一些技术产品也开始遭到外国的反倾销指控。国外此消彼长的反倾销指控，是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严重威胁。
二、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的主要原因
（一）滥用反倾销作为排斥国外产品保护本国产业的最佳办法
1、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随意立案，认定构成倾销后采取的临时措施往往致使我国产品丧失打开市场的良机。
2、对我国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待遇，任意选用的替代国价格使我国产品更容易被认定为倾销和被裁定较高的反倾销税率。
一些国家对我国使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歧视待遇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变。1999年中美在达成中国加入WTO协议时，规定自中国加入WTO之日起，美国可以在15年之内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欧洲虽然于1998年通过理事长会议正式把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等国家不会主动对我国放弃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
（二）出口企业对国外反倾销的态度认识不足
1、中国一些出口企业错误认为应诉与否结果一样，或认为应诉代价过大、得不偿失。
我国某些企业由于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经济体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企业注重短期利益、高额的诉讼费、政府监管弱化等，企业在应对过程中总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使应对措施不力或不到位，这对于赢得反倾销的胜利会大打折扣。
2、还有一些企业抱侥幸心理，企图借其它企业应诉之功而享免罚之果，结果形成国内同行大家都不应诉的局面。
3、一些企业虽然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开始重视反倾销的应诉，但对于国外的不利判决反应消极。
大多数企业放弃上诉的机会，没有充分利用进口国有关法律和WTO贸易争端解决机构，很好地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尊严。如自2006年10月7日起，欧盟对中国皮鞋征收16.5%的反倾销，为期两年。如此不公正的判决尽管引起国内企业的强烈反弹和国外密切相关的企业的不满，但国内鞋企应战不乐观，在涉及的1200多家制鞋企业中，参加的鞋企百分之一都不到。
（三）部分出口企业靠低价竞争来获取国际市场竞争优势
大部分出口企业仅仅把自营权当作替代外贸公司做外贸的优惠，满足于把产品销售给国外进口中间商来获得出口额。他们往往靠低价竞争来获取国际市场竞争优势，但在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后很容易遭受外国反倾销调查，极易被进口国认定为产品倾销，最终有可能再失去市场。
（四）反倾销预警机制不够完善，预警时间出现时滞。
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由于信息闭塞，其信息源主要来源于政府有关部门的信息渠道，对产品在国外市场的最新反馈出现明显的滞后。这样导致绝大多数出口企业对其产品在国外市场遭遇反倾销情况的获悉，完全依赖政府部门的信息传递，没有主动开辟多方的信息渠道。而且在政府发出反倾销预警的时候，国外对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已迫在眉睫，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案都规定了应诉的期限，尤其是从调查公布到初裁，通常只有40多天的时间。因此，出口商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五）政府在企业的反倾销应对中作用有待加强
对整治国内市场的立法方面缺乏惩治的力度，虽然我国的相关职能部门在法规制度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法规制度还不够完善，如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对国内的竞相压价进行约束和打击，对容易导致国外反倾销的出口行为有所遏制，但对于反倾销涉案企业的不应诉、不积极应诉的做法打击力度不够，没有相应的法规对这些出口企业进行相应的处理惩罚，起不到警示的作用；在反倾销涉案后，我国在对外立法及外交方面对外国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不够，不利于企业的应诉和胜诉。
（六）“中国”的负面影响
加入WTO以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暗怀戒心，视我国为潜在的威胁，在世界范围内散布“中国”，对我国极力防范。之后，“中国”逐渐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对华不友好的政客、商人和媒介也假借“中国”，大肆渲染中国产品的危害，甚至视中国产品的到来是“经济侵略”。因此，许多国家在这种谬论的鼓噪下，为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入，往往将反倾销作为重要的防护手段。
三、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造成的影响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反倾销案越来越多。反倾销是由产品进口国政府针对产品出口国企业的倾销行为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如征收反倾销税。反倾销是WTO赋予产品进口国免受不公平贸易冲击、保护本国经济和产业安全的一个手段，其宗旨是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但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关税壁垒的降低、传统非关税壁垒的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反倾销有越用越滥的趋势。
（一）影响产品的出口
一旦产品被进口国提起反倾销调查，就会马上影响该产品对该进口国的正常出口，而一旦裁定倾销成立，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往往会导致出口产品失去进口国市场，这对我国出口极为不利。目前国外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对象是我国的三资企业，因为在我国目前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18万家企业中，三资企业就占了17万多家。三资企业的产品不断被诉，严重影响了其产品的出口，也使我国某些出口企业自动退出国际市场竞争。事实上，一旦出口商品退出国际市场，又给国内市场带来压力，连锁影响国内同类产品生产的发展速度及生产规模的萎缩，使该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失业人数增加。
（二）应诉费用过高导致企业亏损
我国企业在应诉反倾销过程中要承担律师费用、应诉资料搜集费用、企业联合应诉费用等一系列高额应诉费，还要配备其工作人员。在联合应诉过程中，其综合成本达上千万元。这种后果连锁影响其他企业应诉的信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国外厂商对华反倾销的动力，给我国出口产品生产和行业前景蒙上阴影。
（三）新兴工业发展受阻
传统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将逐渐降低，而市场潜力大、附加值高、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将逐渐成为支柱产业。
（四）影响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
三资企业的产品不断被诉，在不同程度上减少或失去了国外市场，部分企业被迫减产、停产或转产，直接损害了外商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了外商在华投资的信心。
（五）冲击国内市场
我国出口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后，受阻于国外市场，在一时来不及转移市场或因为反倾销的连锁反应而转移市场无望的情况下，势必返销国内市场。这会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造成国内市场供求失衡及物价非正常波动，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
四、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的应对措施
（一）早日摆脱“非市场经济”
对外贸易交往中，要减少贸易摩擦、摘掉“非市场经济体”的黑帽就应按WTO规则，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及早取得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还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使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
（二）保持有序竞争
避免由于自身的不规范行为和缺乏统一行动、低价竞争而导致反倾销，规范本行业企业行为，实行行业自律，对外统一行动，制定相关产品出口最低价，防止相互削价竞争。
（三）积极应诉
应增强企业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倾销意识，从意识上抓起，确立有诉必应的观念。可以通过政府、商业协会等组织以各种途径了解反倾销的重要性、后果的严重性和应对方法。抗辩是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应积极应诉。
（四）完善反倾销预警机制
避免因信息闭塞而导致的败诉。扩大信息源及信息渠道，避免产品在国外市场的最新反馈出现明显的滞后。出口企业对其产品在国外市场遭遇反倾销情况的获悉，不能完全依赖政府部门的信息传递，要主动开辟多方的信息渠道。
（五）改变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
当一些国家根据WTO规则和反倾销法律法规为手段，向我国产品课以高额进口关税，将我国产品拒之门外时，我们可以尝试其他国际市场进入方式，如贴牌生产、特许经营、合资、对外直接投资等。
参考文献：
1.林萱,“中国仍是反倾销最大受害国”.国际商报，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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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中华文化的汉语，不但经受住了沧桑岁月的砥砺穿越时空绵延至今，而且为后世子孙保存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形态，成为华夏民族永恒的精神家园。
跨越历史时空的语言奇迹
语言是文明的活化石。谈到语言，我们很难绕开人类的文明历史。
文明古国衰亡，古老的语言文字也随之尘封，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印度梵语在今天都只能作为一种僵死的语言用于考古和学术研究。据语言学家预测，在本世纪前50年内，目前全球尚存的6700多种语言有一半会消亡。200年后，80％的语言也将不复存在。而汉语作为当今使用人数最多、跨越时间最长而且最稳固的语言体系，却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成为人类语言史上的奇迹。
是什么赋予了汉语如此强劲的生命力？这至今仍是一个被东西方语言文化学者关注的焦点。文字诞生之前的语言我们已无从考证，文字的创制却使语言获得了穿越时空的神奇力量。对汉语而言，汉字的意义就更加重要，甚至有学者指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因。跟西方用字母记录语音表达语义及形态变化相比，汉字不仅阅读方便快捷、单位信息量大，而且更直观、更简洁地概括、把握了世界的本质。
洪荒时代，华夏先民观照天地万物和人类自身并进行抽象概括，进而创制了象形表意的汉字，反映出华夏先民认知世界独特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直觉体悟，辩证综合。于是，水流波动，形如曲线，一“水”字即可像水流之状。以横为界，点划指事，“上”“下”“本”“末”遂成。困倦之时，倚树小憩，见“休”字便能会休息之意。同类之字，以义符归类，声符别之：江河湖海，梧桐松柏。推挡拉打，都是手之能耐，跳跃蹦踢，尽显脚下功夫。于是商周秦汉晋，唐宋元明清，甲金篆隶，真楷草行，一代代薪火相传，不改的是对方块汉字的无限痴情。屈原的忠诚，司马迁的怨愤，李太白的冲天豪气，杜子美的忧国之情，都化作曼妙音韵从诗文歌赋中汩汩淌出，汇成长河――坡正泛舟赤壁扣舷而歌，马致远已西风瘦马天涯飘零，牡丹亭下西厢记的爱情还没有收场，大观园里一片花落水流红……
当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几乎同时崛起于亚欧大陆两端，当汉语作为统一的语言在东方使用之时，拉丁语在欧洲的地位也如日中天。然而，时至今日，拉丁语已随罗马帝国一起灰飞烟灭，却留下了一大群操着不同语言的子孙力不从心地讨论着欧洲统一大业。汉字却早就将散落华夏各地的部族凝聚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不仅创造了光耀千古的东方文明并成为其永恒的守护之神，而且护佑着它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跨越漫漫历史直到今天，成为令人惊叹的文明奇观。
文明之间平等沟通与对话的桥梁
站在历史的角斗场上，汉语有资格傲视一切语言。然而，中华民族却不是一个骄傲自大甚至目空一切的民族，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使华夏民族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汉语也自然成为文明之间平等沟通对话的津渡桥梁。
先秦时代，汉语（时称夏言、雅言）就为中原华夏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秦汉之后，各民族间交流更加频繁。汉语在成为各民族交际语言的过程中，也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流播四方，对周边民族的发展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也为中国遥遥领先的文化所吸引，竞相仿效，在长期使用汉字记录本国语言的过程中又以汉字为基础创制出了本国文字。直至今天，在这些同属东方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我们仍可以感受到那种亲切的文化氛围。
文明交流在唐宋时代扩展向更远的西方。长安、洛阳、开封等大都市里，西域胡族、波斯、大食人操一口流利的官话，或经商贸易，或结交文人雅士，甚至定居中国入朝为官，“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玄奘西游，更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典籍在大雁塔下被唐代僧侣翻译成汉文，中国文化也从中吸纳了新鲜的血液，最后汇成浪漫奔放的唐宋文化大潮。当印度本土佛教被毁灭殆尽之时，它在中华大地上却不断发展繁荣并远播至朝鲜、日本、越南甚至更远的地方，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其间汉语更是功不可没。
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清两朝随即闭关锁国，封建社会发展渐趋停滞，而此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整个社会呈现一派万象更新的朝气。然而《马可・波罗游记》当年对如梦如幻的描绘却让西方人难以忘怀。16世纪后期，利玛窦、汤若望等一批传教士不远万里先后来华，为顺应中国习俗，他们不畏艰辛，焚膏继晷“习华言，读儒书”，广交士林。原本肩负着传教使命的他们此时却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的先驱。在向中国展示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等先进科学的同时，他们也通过日记、书信、著作等多种形式向西方传递“远东伟大帝国”的各种信息。启蒙时代的整个欧洲都被这些有关东方的信息激动得彻夜难眠：启蒙大师伏尔泰对孔子推崇不已，并把东方称为“一切艺术的摇篮”，歌德、黑格尔对中国文学赞扬有加，莱布尼茨受《易经》启发进行的二进位制研究成为数理逻辑的基础……汉语再次成为文明对话的桥梁。启蒙运动在这次被誉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最高范例”的激励下，渐成澎湃之势――历史在传教士们跋涉万里苦习汉语的艰辛中给了整个欧洲最丰厚的回报。此时的中国，却已不再像汉唐时代那样具有主动出击的勇气和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徐光启等人翻译的西方著作连同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科技，最终只能安静地躺在皇家园林或士大夫的案头，一卷卷方块汉字书写的原本可以改写华夏历史的著作落满了灰尘……
经济全球化时代汉语的困境与突围
三百年后，西方的战舰火炮轰开了东方古老帝国的大门，充斥着英语霸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英语，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对整个世界的冲击毫无衰退迹象，并在二战后随着美国的崛起显得更加有力，大有成为全世界通用语言之势。
利玛窦当年苦苦研习肩负文化交流大任的汉语，在尘封许久后已显得老态龙钟，面对欧美语言特别是英语的挑战，失去了昔日历史角斗场上睥睨天下的雄风。
近现代百年，华夏大地山河破碎，救亡图存成为整个民族与时代的主题。针对传统汉语言文脱节严重影响知识普及与社会进步的现状，中国知识界展开了长期激烈的论争，是否废除汉字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激进派斥责汉字是阻碍民族进步的绊脚石，主张废除汉字，采用西方拼音文字；保守派则坚决反对任何改变。历史最后选择了较为折中的方案：古代汉语演进为实行言文一致的现代汉语，汉字虽经多次改进但仍保留了方块字的精髓，从而避免了被送进坟墓的命运。保住了性命的汉语却并没有真正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五四时代文化精英对汉语和传统文化过于激进的批判使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出现了裂痕，后来的“”摧残又加剧了这种断裂，由此造成国人对外语的迷恋贯穿了整个20世纪，更使急功近利的年轻一代忽视了对母语文化自觉的学习和传承。虽然我们的语文教育从未中断，但关于国人语文功底的负面报道却屡屡成为新闻：语文高考古文翻译超过万人得零分，汉语比赛外国留学生夺魁，人们对影视广告中比比皆是的错别字早就麻木甚至习以为常，习惯于用英语撰写论文的中国教授写出的汉字仍处于小学生水平，台湾官僚恬不知耻地为用错“罄竹难书”的成语进行辩解……作家韩少功的话仍回响在耳边：“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多少年后，难道我们也要像埃及人一样依靠他国的语言转述自己的历史与文明？
与此同时，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经济奇迹却使整个世界刮目相看，海外迅速掀起一场席卷全球的“汉语热”：3000万外国人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万所中文学校学习汉语，这个数字在2008年将达到1亿。在亚洲的韩、日、越南等国，懂汉语就意味着多了一个找到好工作的筹码。美国总统也专门签署了有关汉语的教育法令，在全美开展中文教学。巴黎的街头直接打出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赫然写着：学汉语吧，那将是你未来20年的机遇和饭碗！
关键词：消费需求；资源节约；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97－07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CUGW090205)；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资助(20118008)。
作者简介：李彦军(1975－)，男，甘肃天水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志高(1974－)，男，湖北松滋人，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这一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0》，与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同。
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终点和新的起点。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消费需求扩大，能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从而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消费率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进入2000年以来，消费率快速下降。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投资率由35.3％持续上升到47.7％，而消费率由62.3％一直下降到48.0％，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6.4％下降到35.1％(图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消费率之低，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以最终消费率而言，200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比美国低近40个百分点。也比其他不同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很多。由于我国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多年来一直变化不大，最终消费率偏低，必然使居民消费率偏低。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4％，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表1)。
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也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实现，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民生的改善，使经济增长与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目的相背离。正因为如此，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要通过多种途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最终使“居民消费率上升”。
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十分贫乏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因素已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严苛的制约，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无疑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技术进步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与调整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必然会增加资源的消耗，由此产生扩大消费与资源节约目标的碰撞。作为一个受资源因素制约的资源消耗大国，如何处理扩大消费(或者说保持强劲的增长动力)与资源节约的关系，是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面临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扩大消费需求背景下资源节约的困境，寻求扩大消费背景下的资源节约的破解之路，显得迫切而又必要。
关于扩大消费与促进资源节约，我国学者分别做过大量的研究。扩大消费的研究涉及消费不足的原因(林毅夫、陈斌开，2009；邹卫星、房林，2008；李扬、殷剑锋，2005)、消费不足的危害(赵吉林，2005)、扩大消费的手段(吴敬琏，2010；王子先，2006)等方面。资源节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如何探索适合中国的资源节约的战略选择上(陆大道，1993；王礼茂、郎一环1994；董锁成、张文中、方创琳，1999；，2005；诸大建，2005；马凯，2007；赵建安，2008；解振华，2010；牛文元，2010)。这些研究，为我国扩大消费需求与实现资源节约提供了强力的理论支持。
但所有这些研究，很少考虑扩大消费与资源节约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管是研究资源节约的学者，还是研究消费的学者，都较少涉及扩大消费对增加我国资源消耗与资源压力的分析与反思。少数涉及两者关系研究的学者。认为两者是有机统一的(戴星翼、陈红敏，2010)。
任何有型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对资源的消耗，因此，只要消费有型产品，必然带来资源消耗的增加。回避扩大消费对资源消耗的影响，轻易给出扩大消费与资源节约的目标是统一与和谐的结论，难免显得过于草率。本文认为扩大消费背景下对资源问题的解决。不是回避消费对资源的影响，而是重新审视资源问题的实质，并寻求破解冲突之道。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本文立足国际比较，从发展的视角对中国的资源消耗问题进行了历史性的考查，分析了扩大消费需求带来的资源代价，对我国资源问题产生的实质与根源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并提出了破解两者冲突的政策建议。
二、扩大消费需求的资源代价
“十二五”期间，随着国家刺激消费政策的相继出台，居民消费需求将持续扩大，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在技术进步与发展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与调整的情况下，消费需求扩大与消费结构升级都会带来资源消耗的迅速增加。
1.消费数量的增加必然带来资源消耗的增加
任何有型产品的生产品都会消耗既定的资源，在技术进步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增加对一单位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必然会带来资源消耗的增加。
以汽车消费为例。汽车目前是我国仅次于住房消费的第二大消费热点，扩大汽车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汽车消费在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增加汽车消费的资源代价也是巨大的。增加一辆汽车的消费，在生产环节就需要增加钢、铸铁、铝、镁、铜等金属材料以及橡胶、玻璃、塑料、陶瓷等非金属材料的消耗，还包括在原材料生产、零部件生产以及整车生产过程的水、石油、电、焦炭、煤等能源消耗。在使用环节，汽车消费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会带来石油资源的紧张，另一方面也带来土地资源的占用问题。随着家用汽车数量的增长，单位道路上行车数量急剧增加，交通拥堵问题将困扰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交通拥堵、行车速度缓慢又带来了燃油消耗的进一步增加。要解决交通拥堵，最有效措施就是拓展公路。但公路建设又会大量占用土地资源，同时又反过来刺激汽车消费的进一步增长。拥有2.85亿辆汽车的美国，已经铺设了长达647万公里的公路，长度相当于环绕地球赤道162周。汽车不但需要公路，还要停车场，美国修建公路和停车场占用土地已经多达1600万公顷，这一面积很快就能达到美国农民种植小麦的2100万公顷耕地。至2010年底，不含农用车，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大约在7400万辆。千人汽车保有量只有55辆，不到世界平均水平128辆的一半，但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再过七八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7亿辆的规模，届时，我国汽车消费所带来的石油资源消耗与土地，资源使用的压力将是巨大的。
当然，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整体消费的扩张，可能带来规模效应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得资源的消耗与商品消费之间并非线性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规模效益也不可能使得增加商品的生产而带来资源消耗总量的减少。
2.消费结构升级必然将提升资源消耗强度
消费结构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不同消费的构成状态。消费结构的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并且反映了人们消费层次与消费水平的变化或差异。在改善民生、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刺激下，人们的消费必然由传统的“吃、穿、用”到“住、行”全面升级，由生存性需求向多样性需求、发展性需求和享受性需求迈进。
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食品支出在消费支出总额中的比重与结构。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确定评价的贫富标准：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为温饱水平：40％-49％为小康水平；30％-39％为富裕水平；29％以下为最富裕水平。不同的消费结构，对资源消耗的影响不同。对于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处于温饱及以下水平地区的居民，其消费主要限于食品、衣物等方面的基本生存消费，而其它方面的需求相对较低，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较小。1997年(恩格尔系数为50.85％)之前，中国人口发展基本处于该阶段之内。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下、40％以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地区，居民消费中食品、衣物所占比例相对下降，而居住、交通和通信(讯)所占比例相对上升，居民消费进入发展消费需求阶段，消耗的资源种类、数量绝对增加，资源环境影响程度加大。恩格尔系数达到30％以上、40％以下时，人们生活相对富裕，进入享受消费需求阶段，资源环境影响程度较大。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9％。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3.7％，全国恩格尔系数为39.5％，因此中国目前刚刚进入该阶段之内。29％以下为奢侈消费需求阶段，对资源环境影响程度最大(图2)。
消费结构对资源的影响。我们可以用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对资源消耗影响的差异来看。相较于农村居民，我国城镇居民拥有更低的恩格尔系数与更高的消费层次与结构。根据吴文恒、牛叔文(2010)对中国城乡消费对资源环境影响的分析，发现1个城镇居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强度相当于3个农村居民的影响强度。城镇居民对资源环境影响强度超过农村居民约20年。
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将进一步下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资源消耗强度的增加，将为资源保护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三、扩大消费背景下资源问题的重新审视
扩大消费。必然带来资源消耗的扩张，而扩大消费又是现阶段我国的必然选择。作为发展中大家，我们应如何审视扩大消费所带来的资源压力?如何看待消费扩大与资源消耗增加的冲突与矛盾?
1.资源节约不能以降低人们的幸福感为前提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了人类的全面进步与幸福感的提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指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自由的一个过程。”强调发展的根本目的应该落脚于人的福祉与自由。2003年11月，在珠海召开的世界经济大会上的《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也，特别强调了“人”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人类的各种需要中，衣食住行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需求也不能满足，那么就谈不上国民福祉的增加。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讲到节约，就从道德层面上要求老百姓在消费领域“节衣缩食”。比如，科技部的《全民节能手册》中选取了百姓生活中衣、食、住、行、用、其他等六个方面的36项要求人们节约的日常行为，并指出希望通过这本手册的，向全社会宣传普及节能减排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提高全民的节能减排意识和能力，推动全民参与，提倡崇尚节约、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社会风气。
诚然，崇尚节约的生活方式与社会风气的行成，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节约资源，也符合我国的传统伦理。但作为一个刚刚走过温饱进入小康，同时贫富差距又非常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大多数人还在为衣食无忧、安居乐业、出行快速与方便而奔波的情况下，过分强调节约而忽略对人们需要的满足，是与提高人类的福祉相背离的，也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给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把效用、欲望、幸福三个变量联系在一起：
幸福=效用／欲望
在这个方程式中，幸福与人们消费商品时获得的效用成正比，与人们的欲望成反比。当欲望既定时，效用水平越高，人们的幸福感就越强，而当效用水平既定时，欲望越强烈，幸福感越低。在假定欲望是既定的情况下，幸福就与效用成正比。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效用水平是商品数量的函数。由此可以推知，在欲望既定的条件下。消费的商品数量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就可以带来更多的幸福。
当然，商品消费数量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线性递增关系，幸福还与美满的婚姻、有意义的工作、知心的朋友、参加集体活动带来的成就感有关，也与公平、正义等等社会环境有关，但是这些非物质层面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以物质层面需求的满足为前提。如果单纯为了节约资源，而实行压缩消费式的节约，一再宣讲“勒紧裤带过日子”的传统美德，既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要义，造成人们幸福感的下降，同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对发展创造负面影响。
根据凯恩斯提出的“节约悖论”，如果人们都在消费过程中少花钱或厉行节约，那么这种无数个人理的结合将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无理性结果，即会严重阻碍经济增长，最终使所有个人都变得更加贫困，而贫困是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最大阻力。
关于这一点，早在18世纪，荷兰的曼德维尔博士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群蜜蜂为了追求豪华的生活，大肆挥霍，结果这个蜂群很快兴旺发达起来。而后来，由于这群蜜蜂改变了习惯，放弃了奢侈的生活，崇尚节俭，结果却导致了整个蜜蜂社会的衰败。蜜蜂的寓言告诉我们，个人节约的美德，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是“罪恶”的。
综观各国资源利用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越是富裕的国家，资源利用越多，生态足迹也越大。比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美国人的自然资源消耗量超过了世界总消耗量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人均石油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是美国排放的，其排放量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全球排放量的43％。从生态角度看，美国人在地球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表2)。
尽管我们不能据此得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大量消耗资源，但考查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利用数量仍然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快速攀升。作为一个人均收入还很低、发展还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在改善人民生活、扩大消费、提高人民福祉的过程中带来了资源消耗数量的增加，是难免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2.资源问题是发展中必需承受的代价，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资源问题
从人类发展与资源利用的关系来看，人类对资源利用层次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资源利用层次的升级和递进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现，同时也是经济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从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从原始走向现代化经历了三个资源利用层级的跃迁：首先是处于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消耗规模小的层级，进而转向资源利用效率低但资源消耗规模大的层级，再到资源利用效率高、资源消耗规模大的层级。
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越是处于资源利用层级低端的经济体，其资源利用效率也更低，而资源消耗量一般也较少。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程度不断推进，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相应的资源消耗量也增大。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资源利用层级较低，资源利用效率也偏低。2006年，我国1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是8.89吨标准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9倍，高收入国家的4.7倍，日本的8.6倍，美国的4.3倍，英国的63倍，德国的5.1倍(表3)。
但是辩证地看，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走过资源低效率与高消耗的发展阶段。目前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资源利用上转入第三个层级，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国民经济中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增大，但是人均资源的消耗量却非常大。2007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耗数量是1484千克石油当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相当于同期美国人均能源消耗量的19％、日本的37％、法国的34％、高收入国家的28％(图4)。
我国正处于以重工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主，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不同产业对于资源的消耗量不相同。一般而言，工业每单位产值能耗是服务业的4－5倍。若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较小的第三产业比重大，整个经济的能源效率就较高。因此，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能源消耗水平的大幅增加。另外，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加速阶段，各地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对资源的巨大需求。高速公路、住宅等建设处于快速发展期，对水泥、建材等高耗能的产品需求巨大。
一国或地区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对于资源的消费需求是不一样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资源利用层级将不断跃迁与升级。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背景下。中国的资源利用的低效率高消耗应该说是难免的，也是可以接受与理解的。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源利用的效率的提高是必然的。因此，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我国的资源消耗问题，应把资源问题当作是我国发展中必须承受的代价。
3.保证我国的资源安全不能仅仅靠我国民众的节约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管是从生活环节还是消费环节，鼓励和提倡民众奉行节约，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保护资源的。但是在开放经济中，如果只是静态地从一个范围内看资源问题，则显得过于狭隘；不改变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格局，只是要求本国民众节约，是保护不了资源安全的。
首先，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直接消耗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自然资源也是一种商品，在自然资源广泛参与国际贸易的情况下，一国自然资源的生产量与使用量并不统一。能源净进口是一个国家能源使用量与生产量之间的差额。高收入国家能源使用量大大高于本国能源生产量，是能源净进口国，而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能源使用量大大低于本国的能源生产量，是发达国家的能源供给国(表4)。
1990年，中国能源净进口占使用量的比重为-3％，能源的使用量低于生产量。到2007年，能源使用量超过生产量，能源净进口占使用量的比重为7％，对能源的进口依赖程度并不高。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5倍。但从能源使用总量上看，1990年中国能源使用量仅为863.1百万吨石油当量，相当于当年美国能源使用量的45.1％，2007年能源使用量为1955.8百万吨石油当量。也仅仅相当于当年美国的83.6％(表5)。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自然资源中，实际使用量远远小于名义使用。在国际贸易的大格局中，一国名义上的资源使用量与实际使用量是不一致的。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将资源耗竭型产业大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国内很少进行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较大的产品的生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不需要资源耗竭性的产品。因此，发达国家实际使用与消耗的资源量大大高于其名义上的消耗量。相反，发展中国家用初级资源生产低端产品并大量出口，所以实际消耗量要大大少于其名义消耗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持续增长，但是受资金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出口贸易产品主要靠较低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总体看还很不合理。我国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尤其是资源性和高载能产品占据了较高的比例。它们出口的同时相当于直接和间接出口了大量的能源，尤其是能源资源类产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还降低了我国的能源安全度。另外，在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中占据很高比例的一些其他大宗贸易类产品。如轻工类产品、机电类产品等虽然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能源量并不高，但它们的间接载能量并不低。因此，它们所负载的总能量十分巨大，这些产品的出口相当于间接出口了大量的隐性能源。并将大量的碳排放留在了国内。相反，中国进口的多为高附加值产品，由此导致中国名义消耗的资源量要大大高于实际消耗的资源量。
根据《2007世界能源展望：洞察中国和印度》统计，2004年中国能源再出口数量为400Mtoe(百万吨油当量)，约占当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5％；而中国进口商品所包含的能源数量为171Mtoe，相当于中国当年能源需求的10％。中国出口商品包含的能源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2001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能源再出口比例分别为6％、7％和10％)。根据刘强等对中国46种主要的出口贸易产品的出口载能量的分析，在出口的过程中这些产品带走了大约13.4％的国内一次能源消耗。而该研究所计算的46种出口贸易产品的出口总额仅占当年我国出口总额的22％。如果扩展到其它贸易品，我国每年由贸易带走的能耗量十分可观。
总之，欧洲、美国和日本制造业中很大一部分能源的消费已经转移到中国。这也反映了全球能源消费地区结构在转移，即欧美日的比重在下降，而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比重在上升。因此，我们不能脱离我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分工，割裂地看待中国的资源问题，也不能仅仅依靠我国民众的勤俭节约来保证资源安全问题。
4.科技进步等方法所带来的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未必是解决资源问题的万能钥匙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技术进步、节能减排等方法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可以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但是效率提高并不代表资源总消耗数量一定会减少，而资源总消耗恰恰才是资源问题的关键。
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不能减少资源总消耗的原因是“反弹效应”的存在。反弹效应有可能使得技术进步所带来效率提高的50％或以上被抵消。例如，单个汽车的效率改进被更多的汽车拥有者所抵消，建筑效率的改进被更多的住房消费所抵消，等等。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微观的资源效率总是被总体的经济规模扩张所抵消。
1973年以来，全世界遭受第一次石油价格攀升的冲击，石油价格的急骤攀升，迫使各国实施各种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但是这些旨在降低能耗的措施非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令能源消耗增加了。
以美国为例，作为针对急骤攀升的石油价格的应对之策，美国推出了“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的汽车节能标准，该标准1975年提出，1978年正式出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凭借该标准的实施，美国的燃油效率提升了50％，从原先的18英里／加仑(每100公里耗油13升)提高到27英里／加仑(每100公里耗油8.8升)。但是效率提升同样没有带来积极的环境与资源效应，尤其是当油价重新回落到非常便宜的价格时，购车者纷纷打消了购买受到了“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限制的中型汽车的念头，转而购买不在限制范围之内的运动型多功能车(SUV)，因而消耗掉了更多的燃油(图5)。
应该说只要存在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反弹效应就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作用。1990年至2005年间，美国家用电器的节能性不断提高，电冰箱的电能使用效率提升了10％，空调的效率甚至达到了17％。但是与此同时，冰箱的总用电量却增加了22％，空调增加了35％。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各地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动节能减排工作，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要在资源保护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对“反弹效应”置之不理，更不能把通过节能减排、科技进步等带来的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当作是解决资源问题的万能钥匙。
四、扩大消费背景下我国资源问题的破解
那么如何才能既取得经济的不断增长、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又做到资源节约与永续利用、保证资源安全?
1.坚持在发展中解决资源问题。核心在于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如前文所述，资源利用的层级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正处于以重工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而第二产业中，高投入、高增长、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状态还没有根本改变。目前我国8个主要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耗总量的73％。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耗2.3亿号标准煤。
因此，要解决我国的资源问题，必须对现有的产业体系和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和调整。一是加快工业化进程，尽快完成我国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再到后工业化阶段的历史进程，提高资源消耗程度小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二是将产业的发展引向高技术化、智密化，提高产业的档次。(1)提高产品的加工水平，延长产品的加工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而降低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量。同时，通过资源及其初级产品的深加工，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大大减少三废的排放，降低资源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2)提高集约、规模经营的水平，特别是农业、工业通过优化规模及组合，克服目前存在的小型、分散、低水平重复的弊端，实现专业化、集约化生产，降低资源消耗，提高产业效益。(3)提高产业层次，第一产业实现商品基地生产，实现生态农业经营；第二产业以产品和产业的精细化、高值化为中心；第三产业则向信息化、技术化、文化价值方向发展。从总体上，是以人才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逐步代替自然资源的主导地位，从而达到降低自然资源消耗、逐步减少产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减轻我国资源短缺的压力和提高产业质量、经济效益与社会竞争力的目的。(4)提高产业的生态功能，从高层次上对产业、资源、环境、市场等进行统一协调，优化规划、计划和设计，走出一条经济生态化的崭新道路。
2.改变我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
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与国际贸易造成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却不惜破坏他国的生态环境。他们从第三世界进口能源、矿产、木材等以保存本国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向落后国家转移污染严重的工业，把第三世界当作垃圾场，倾倒有毒垃圾。
我国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要保证资源安全，就需要改变目前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谨防资源环境殖民主义对我国资源的掠夺。首先要防止直接掠夺，在引进外资与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时，提高对产业层次的要求，改变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将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我国的状况，特别是我国的中小城市与中西部城市，更要防止外国投资与发达国家淘汰的产能对我国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的破坏与掠夺。其次要防止间接掠夺，在市场开放的情况下，为了应对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巨大挑战，发展中国家为降低农产品成本而不得不对有限的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发，因此导致土地的贫瘠甚至沙漠化。
第三，要制定并切实实施科学合理的贸易战略。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适当减少资源消耗型初级产品的出口，促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中国当前的出口结构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为主，下一步应大力推动深加工、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政府应制定—个科学合理的国际贸易战略，利用各种经济政策促进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如可以考虑对企业征收资源消费税和环境保护税，以遏制企业的资源浪费行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时从进出口补贴、税收等政策方面鼓励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的进口与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3.刺激消费需求，但要抑制过度消费与奢侈消费
我国在消费领域存在的资源和能源浪费的现象，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内收入分配体制的问题。收入差距的拉大，贫富的悬殊，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一方面是普通人群尤其是贫穷人口日常生活的极度节俭；另一方面也是高收入阶层尤其是暴富人群的过度挥霍性消费。富人的挥霍和浪费造成了资源和能源的低效率使用，同时引起攀比性和炫耀性消费，侵蚀了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的文化价值观，造成了暴富阶层奢侈的消费生活与广大城乡下层居民拮据的日常生活的并存，也容易引导社会的不满。此外，公用设施产品如水、电、气等的定价机制缺乏灵活性、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及消费税等方面的原因也影响了消费领域的资源利用效率。因此，消费领域要控制资源的浪费，核心是抑制富人阶层的过度消费与奢侈消费，同时加大监督“公款消费”，对于政府机关办公场所的能源消费出台有效的计量和评价手段，增强对于办公场所内的水、电、油、气和纸张等方面消费的节约意识。
4.重视科技进步的力量，大力开发新能源与替代能源
尽管科技进步会带来资源利用的反弹效应。但是依靠科技进步实现以最少的资源满足尽可能多人的需要，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在目前技术水平下，科技进步仍然难以解决资源的总消耗问题，因此，不能将科技进步作为解决资源总消耗的单一手段，而应与法律、税收等其他政策结合。同时，加大力气将科技进步的重点转向新能源与替代能源的开发中。
目前，许多国家开始着眼的是利用生物资源等新能源的开发。一些国家已经在使用按一定比例混入乙醇的汽油，而乙醇是用玉米、小麦和大豆等为原料生成的。巴西已经把E20(乙醇以20％混入的汽油)定为义务，甚至开始出售E100的燃料。在美国和中国，有的州和省也把E10规定为义务，E80的燃料也开始试销。如果大量生产乙醇，那么，以乙醇为原料的生成无穷无尽清洁能源和氢也就很容易。
在我国现有资源供给的约束条件下，我国面临着资源供需结构性矛盾。资源自给安全压力以及巨大的环保压力。发展替代能源。实现传统能源之间、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的替代是解决我国能源供需瓶颈，供需结构性矛盾以及减轻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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