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6 16: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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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申诉与申请再审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审判实践中几乎拥有相同的内涵，被同等对待。③申诉是我国公民宪法性权利，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关于其本人或亲属的处理决定不服，向相关机关陈述理由并要求纠正的权利，但并不是民事诉讼权利。①而申请再审则是当事人认为生效裁判欠缺正当性，在法定的时限内向法院申请救济的“特殊权利”，申诉没有时间的限制，既可直接向法院提出，也可向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还能向各级党政机关的部门提出。由于实践中没有严格界定申诉与申请再审，加上法院工作本身行政化色彩较浓，致使大量不属法院处理的申诉案件进入了申诉案件审查渠道，这样，既影响了法院申诉案件的及时解决和处理，也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法院审查申诉案件的过程，大体上是书面审查申诉状，调卷审查，必要时听取申诉人陈述的方式，发现原判有错误，则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提起再审，否则以口头、书面方式告知当事人再审申请不能成立。从整个审查过程不难发现，申诉人享有的只是形式上的申诉权利，但这一权利的实现完全依赖于人民法院的作为，而法院的这种作为在现实中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可依，加上诉讼职权主义使申诉审查过程演变成了“暗箱操作”，给审查过程带来了较为严重的随意性。其实，很多申诉案件当事人对结果的改判开始并不抱太大期望，但是一旦缺少了过程的参与，直接面对申诉审查的不利结果时，往往感觉自己申诉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逆反心理的促使下，反而变得更加不屈不挠。现实社会，当事人要求公开审查申诉案件的呼声日益强烈。申诉审查由于没有具体的程序法律，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未对申诉审查程序作出具体规定，给申诉案件审查审判实务带来重重障碍。最早是书面审查，一般不与当事人接触，当事人对此意见很大，认为有话不让说，有理不给诉，法院就作出驳回申诉或提起再审的决定，弊病十分明显。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不少法院审查时往往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力求“兼听则明”，与以往不接触当事人的做法有了明显进步，但当事人仍认为法院整个审查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公正，是法院“独导独演”，可能存在先入为主或故意偏坦一方当事人。程序公正能够促进争端从心理上得到真正解决，并且还能确保各方当事人对整个司法审判制度产生信任，这种信任构成了法律制度存在的基础。②我国民事诉讼法至今尚未把当事人申诉作为引发再审程序的再审之诉，所以，构建科学合理的申诉审查程序制度对于保护当事人的申诉权不仅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申诉审查听证制度的概念及其特点
听政制度是行政机关借鉴法院庭审模式，为避免行政决定给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带来不利或不公正的影响，采取公开、合理的程序形式，由全部利害关系人参加并听取他们就重要事实发表意见，以权衡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项法律制度。③我国传统的申诉审查方式由于不能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的申诉权利，不能保证申诉审查的诉讼公正。作为当事人，尤其是审查结果对其不利的败诉方，由于没有参与审查过程，认为输得不明不白，强烈要求法院能采取开庭方式审查申诉案件。但是，申诉审查毕竟尚未进入再审程序，审查过程直接采取开庭审理显然于法无据，而听证制度作为一项比较成熟的准司法程序制度，既给法院构建申诉案件审查制度带来启发，也颇具借鉴价值。申诉审查听证制度是指法院审查申诉案件时，通知案件各方当事人到场，利用公开形式，采取最简便的方式，通过听取当事人各自针对法院生效的裁判应当再审的申诉与抗辩，以此来决定是否需要启动再审程序的审查方式。该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传统的“书面审查”或“调卷审查”方式，是一个“暗箱操作”的过程，既剥夺了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也容易使申诉审查陷入放任无序状态。申诉审查听证制度让当事人把“理”讲在对方人面前，把“理”讲在合议庭全体法官的面前。从而打开了当事人合法参与申诉审查之门，堵塞了当事人通过私下“沟通”，甚至用非法手段干扰审判活动的渠道，使审查程序走出“暗箱”，成为阳光下的诉讼。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是超职权主义的申诉审查模式，法院和法官包揽一切，偏离了居中裁判的中立地位，已不再适应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申诉审查听证制度采取了公开方式，直接听取申诉人提出的再审理由，审查对原裁判认定事实、证据和裁判结果提出异议的依据，审核其提供的新证据，并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辩驳、反证或承认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从而使法官在审查过程中能做到对双方当事人均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中立。申诉审查听证制度通过严格的程序规范，规定了合议庭集体听证、双方当事人均到场诉辩，并赋予了当事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回避权、申辩权和抗辩权等。该制度既体现了对当事人申诉权利的保护，又强化了听证法官之间、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因而能合理、规范、有效地避免法官的恣意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合法的申诉权。
申诉审查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程序法律制度首先要体现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比实体更为重要，实体公正的实现，必须从程序着手，首先实现程序公正。①因为程序除了具有保障实体公正和诉讼秩序等外在价值，还具有自身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申诉审查听证制度对传统的申诉审查制度进行了司法理念更新，具备了程序的中立性、公开性和合理性，该制度既反映了现代司法理念，又能较好地体现追求程序公正的价值理念。公正的程序具有促进正义、吸收不满、限制法官恣意、树立司法权威、弥补实体法缺陷等独立价值功能。②我国已构建了保护公民申诉权利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宪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五条分别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公民的申诉权利和有关公开审判制度；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予以审查；2012年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了13条再审条件，并规定了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符合这13条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对不符合这13条的申请再审予以驳回，明确了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终结与再审程序开始的界限。笔者认为，根据现有的申诉法律制度框架，对审查过程设置具体和必要的程序规范，是对现行申诉法律制度的补充和完善。
申诉审查听证制度的构建
申请人：张××，男，汉族，1969年×月×日出生，户籍所在
地湖南省新邵县坪上镇小溪村××号。身份证号码：4305221969××××××111。
被申请人：东莞市××××大酒楼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南
城区×××路××××大厦×××楼。
法定代表人：李××，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王××，男，1973年×月×日出生，广东省梅县人，现住东莞市虎门镇××××花园××苑××号，身份证号码：4414211973××××5916，系东莞市虎门××××维修店业主。
再审诉讼请求：
一、撤销（2011）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741号民事判决书；
二、判决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下列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医疗费34286元（含康复费、整容费），2、误工费16168.5元，3、陪护费1560元和住院伙食补助费1506元（含适当的营养费），4、残疾人生活补助费71117元，6、鉴定费550元，7、被抚养人生活费85680元，8、交通费4081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以上合计264948.5元，减去被申请人王××已支付的医疗费23000元和按判决书支付的赔偿款46612.46元，俩位被申请人还需向申请人支付195336.04元。
三、诉讼费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有误
根据我国《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37条，结合《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俩位被申请人签订的《东莞市酒楼公司空调安装工程（人工费承包施工协议）》属于无效合同。
被申请人王××本系东莞市虎门××××维修店的业主，不具备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的资质，不可以从事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或者试验业务，其作为乙方在《东莞市酒楼公司空调安装工程（人工费承包施工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上签名后却公然加盖了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的法人名义出具的公章。被申请人东莞市××××大酒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楼公司）存在非法发包的行为；故此显示两位被申请人存在着共同的主观过错。
被申请人王××任何将申请人转化成独立的承包人的行为均属无效，双方只能形成雇佣关系或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申请人有实际工作经验而无《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无论是在专业资质上、在用工地位上、在组织归属上及在对外承担责任方面，都只能充当被申请人王的雇员或帮工或助手。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确定民事责任时既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又明显的违背了当事人的约定
本案应适用《安全生产法》、《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电力监管条例》、《供电营业规则》、《用电检查管理办法》、《用电安全导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明确酒楼公司在用电行业规则方面和超合同用电方面存在何种过错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作为电力设施或者建筑物等物件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酒楼公司应证明自己没有任何过错。但原审法院却将证明酒楼公司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完全推给申请人，适应法律有误，认定的事实也是将错就错。
其次，本案应适用俩位被申请人在《协议》中对安全职责的约定。
《协议》第二条第1款、第2款分别明确了俩位被申请人的职责。
最后，酒楼公司的供用电合同虽与《协议》隶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其履行结果与《协议》相关。酒楼公司负有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配合供电人保证用电安全以符合条例要求的义务，譬如，严格按照国家或电力行业标准，设计、安装、检修、运行和维护用电设施等等。
三、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存在消极对待和行使过度两种极端情况
首先，法官消极对待释明权。对于东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东府复决[2011]011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定的申请人“王张其于XX年8月22日20时在酒楼公司酒店二楼检查空调时不慎被电击伤。”的事实，原审法院还作反向的诱导性启发，促使申请人就其“触电掉地的事实”予以证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民法通则》第123条、第126条，俩位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却将上述举证责任分配给申请人，这种临时心证及相关法律见解，剥夺了申请人的程序参与权，造成了突袭分配举证责任和突袭裁判。申请人提交了《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但原审法院既没有行使举证释明权，又没有事后予以调查。
其次，原审法院过度行使了释明权。申请人在诉请中虽有矛盾不明之处，即“误工费1347元（计算至定残之日起为224天，参照建筑安装业26346元/年标准计算）”，但依据申请人提供的计算标准本应得出误工费损失为16168.50元。原审法院行使释明权过度，将本属辩论主义领域的误工费数额问题视为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以剥夺申请人辩论权的形式造成了代替申请人行使处分权的法律后果。程序保障指向型积极释明模式要求法官为保证“当事人主导原则”真正发挥作用需适时地向申请人提供建议和意见。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作出的任何牵涉申请人利益的主动行为都不得违反对审原则，应当赋予申请人陈述的机会，应当使当事人作出充分完整的法律上和事实上的说明。
最后，为了实现侵权行为法“有损害，就有救济”的功能，侵权行为人必须证明谁是真正的加害人才能免除责任，法院对此并未释明相关的法律见解。
四、原审法院基本上不支持申请人提出的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对受害人未来的收入损失，各国法律普遍规定应当给予赔偿。关于此类赔偿的计算，原则上赔偿的数额应当为其受伤后实际可能获得的收入与如果不受伤其本应获得的可能收入之间的差额。
对于侵权导致的机会丧失，当某种机会是一种很可能发生的机会时，换言之，当一种机会根据事物的通常发展过程是存在的时，对该机会损失导致的损害应当给予赔偿。
申请人仅获得了一部分名义性赔偿金，对其实质性损害赔偿原审法院基本上不予以支持。由于他人的侵权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当事人在依侵权行为的性质和现时的情形所允许的确定性（根据原审法院因申请人的实际经验而对其独立承揽人的拟定），证明了损害的程度以及能适当地弥补其损失的赔偿额后，根据侵权法中的“填补损失”或者“填平损害”的原则有权就该损失获得补偿性的损害赔偿金。
1992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7条规定：“海上人身伤亡赔偿的最高限额为每人80万元人民币。”
1999年8月5日实施的《广东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31条对侵害人格尊严或者侵犯人身自由的规定了5万元以上的精神赔偿。
XX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一些地方立法机关和高级人民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认为这与司法解释的指导思想没有原则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限定了年赔偿总额；但本案应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年赔偿总额并未做限定的规定，因为引发此类纠纷的商事侵权人是法人和个体工商户，而本案申请人为弱势的未享受工伤社保等国民待遇的农民工。
XX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申请人39岁即构成四级伤残，根据司法鉴定书，“损伤致被鉴定人张××l1椎体压缩爆裂骨折，有骨块进入椎管，椎管狭窄，伴有双下肢不完全性瘫痪，如伤者腰骶及臀部感觉减退，下腹壁及提睾反射减退，双下肢肌力4ˉ级，双足背屈，趾屈肌力3级，双足趾屈伸肌力力0～1级，足趾活动障碍，致使伤者双下肢乏力，提抬困难，步态慢跚，驰缓，活动吃力”。
申请人数十年由伤残导致的羞辱感、疼痛或羞辱的强烈程度，其实际延续的期间或可能延续的时间之长，以及其可以预期的后果之大，对儿女生活负面影响之深而为内疚之烈，请贵院明察。
综上所述，因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741号民事判决书存在如下符合再审条件的法定情形：
1、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2、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明收集的；
3、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4、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的约定，又违背了法律的规定；
5、未正确行使释明权而明显违背（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
6、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
故恳请贵院拔屈辱于既判，如所请于重审；扫法务之迷失而立新规，纠审判之偏差而树典型。
此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