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6 16:01:0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音乐学专业可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学术规范、文章质量、学科建设与编辑评奖几个问题是本届会议讨论的重点。
深秋的厦门11月8-10日，恰值庆祝厦大艺术学院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全国第五届音乐理论期刊研讨会在此举行。《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中国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周报》等16家音乐刊物的编辑与领导汇聚一堂，面对现实、回顾以往，在总结近期办刊经验，指出存在问题的同时，围绕学术规范、文章质量、学科建设与编辑评奖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设想。
音乐期刊不必一统天下
学术文章的学术规范问题，是多年来期刊论文写作与编辑工作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引文、注释、关键词、研究概述等具体问题，与会者各抒己见，《音乐研究》副主编陈荃有首先代读了未能到会的《黄钟》前主编蔡际洲的文章。蔡教授认为，青年作者论文写作学术失范问题较为严重，有80%的研究文章前面不做论题研究概述，回避研究史实与前人研究成果；关键词不准确，文章有结论，论证少过程，谱例无序号，语言表达不符合汉语习惯等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规范。
如何规范，以哪一种标准来统一期刊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热烈讨论。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郭树群提出注释与参考文献是否严格区分放置页下和文后等更为具体的规范问题，南京艺术学院《音乐与表演》副主编冯效刚介绍了江苏新闻出版局的相关规定，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李宝杰认为，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规范标准，就音乐理论期刊的《中国音乐学》《人民音乐》和其他音乐学院学报学术文章，执行的标准都各有不同。多数与会者认为，为保证人文社科刊物各自的特色，不必像理工科刊物一样一种标准统死。音乐期刊可以执行各自的标准，但自身对文章的要求必须统一。
《人民音乐》副主编金兆钧认为，撇开音乐期刊的生存问题不谈，期刊质量的下降与稿源与撰稿人队伍变化有关。虽然近些年硕士、博士论文很多，但真正符合期刊质量的不多，许多文章大而空。比起八十年代的硕士毕业生写作水平差了许多。《黄钟》主编刘永平认为音乐理论期刊首先应该强调文章的学术质量。学报论文就是给专业人士看的，至于音乐表演与教育普及性文章，可以到音乐普及性报刊去发表。音乐编辑选择稿件的学术眼光十分重要。《中国音乐》前主编樊祖荫认为，对编辑不熟悉的稿件适当采用外审制，虚心学习老编辑的工作经验，对提高期刊质量是非常有益的。
关于防止抄袭的办法，大家介绍了各自的经验。金兆钧谈到《人民音乐》主要办法是在网上就相关题目搜一搜。星海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彭佳莉则介绍了将抄袭者、一稿多投、自我复制者列入编辑部“黑名单”的办法，并希望各编辑部可以相互交换，共享资源，以便形成对学术违规者的共同制裁。
9日上午，音乐编辑新人培养与学科建设的讨论会上，李宝杰首先发言，介绍西安音乐学院的音乐编辑专业研究生培养课程设置情况。提出编辑学专业不能设置在本科的道理，认为编辑专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必须有具体的学科训练作为基础。就像近年来许多大学取消法学、工商管理的本科教育一样。音乐编辑必须首先要有音乐专业的本科训练，就像美术编辑、文学编辑必须要有美术、文学的学科训练一样。否则，编辑缺乏对编辑内容的判断与处理能力。
围绕音乐编辑学的学科建设，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陈荃有介绍了一些综合大学设置编辑学专业的情况，通常是设置在新闻传播相关的系科里面。中国编辑学学会属于一级学会，建立音乐编辑学科可隶属音乐学也可挂靠编辑学。与会者提出成立音乐编辑学学会的建议。《西部音乐文化》主编张君仁认为，音乐编辑学作为一门学科，问题的考虑应该更为成熟，从学科的对象、理论、方法到学科的历史都应该有所梳理，形成体系。
一个民族音乐学者对学科前景的思虑
像往常一样，大多数论文宣讲都是报告自己近年的学术研究成果。然而，在第二天的大会研讨中，美国加大洛杉矶分校提姆西·赖斯（Timothy Rice）教授却以《乱世中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in Times of Trouble）为题发表讲演，对民族音乐学的走向表达了自己深切的思虑。他在回顾了从越战时期到目前的全球一体化和经济衰退始终处于乱世的45年研究生涯之后感慨地说，大概只有15年的研究相对而言是有成效的。他于是提出了“乱世中的民族音乐学是否要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对音乐本质的理解是否能够对那些问题重重的地方有所帮助”和“乱世中的民族音乐学如何影响我们对音乐本质的理解”三个关键问题。他的结论是：
第一，在社会和经济总体上不平等的条件下研究音乐会导致民族音乐学家们重新思考他们的研究方法，从而把知识结构从纵向转至横向，而横向知识要在各社区及社区音乐家们都处于平等的伙伴关系前提下创造；第二，民族音乐学家对音乐本质的认识和对音乐在人类社会中的能动作用的理解可以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帮助社会教育项目和政策的创新；第三，行动的>中动在实践上有赖于社会语境，而民族音乐学家们在自己国家工作所产生的冲动应该比在国外更强烈i第四，人们可能利用音乐做好事，也可能利用音乐做坏事；第五，在有麻烦的地区从事音乐研究已经引起了对某些民族音乐学家们所声称的音乐自身可以改变和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理解的怀疑；第六，在乱世和有麻烦的地区从事音乐研究可能促使民族音乐学家们朝向那些音乐仍在实践着、音乐的本质仍是可以认知的声音领域作进一步的研究，或者说，这种进步可能引导我们走向另一种民族音乐学；第七，在乱世和有麻烦的地区从事的音乐研究可能对缩小我们的领域中现存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裂痕有所帮助：第八，在乱世和有麻烦的地区从事的音乐研究可能引导我们走向有关音乐本质的新理论，而新理论的“锻造”，正如安东尼·西格尔所说，只能出自于“行动的坩炉”。
众所周知，赖斯教授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敢于向权威挑战，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用含蓄的话语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和有前瞻性的看法代表了严肃的西方民族音乐学家们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目前所处的困境和今后走向的思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可能不会像赖斯教授这样“候鸟”般地发声。他这种始终保持着学者的批判精神和社会良知的品质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在小组发言中，笔者听到国内学者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和发扬的关注。质疑之声集中在两点：第一，近期在舞台上表演的“原生态”音乐是否真正原生态，或者在质量上是否能代表某个原生态艺术；第二，国家认证的“非遗”品种和传人是否被地方把持变为旅游资源，而真正创造和继承这种遗产的普通人群却与他们的传统音乐生活剥离，得不到关注。据笔者看，我国近十年来所进行的“非遗”申报和保护工作成果还是相当可观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地方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从几乎自生自灭到“非遗”遍地开花是一个成绩巨大的起步，有了这个起步才可能优化提高。质疑的第一点是个“如何做好”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当然要从学术角度争论，但更重要的是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去行动。例如，对“原汁原味”的保存应当通过立项的方式组成由民族音乐学家为核心的专业化摄制组在源头采录样品，制成具有公共产权的音像产品，形成定格，藏之于民。而原生态音乐在民间的保存，则应当允许和鼓励一定程度的加工，成为舞台表演艺术，参与旅游文化的竞争和国际巡回演出。否则，没有发展，就不可能存活。当然，“加工”的方法可能良莠混杂。这次大会的第二场音乐会，是来自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表演的云南多民族原生态歌舞专场《彩云之南》。看得出来，这场演出的策划者和编导是从舞台表演的需要出发精心筛选节目的。每一个节目代表一个民族或地方的歌、舞、乐精华，总体安排上又有体裁形式的相互配合，情绪上起伏跌宕，从始至终扣人心弦。歌、舞的伴奏只用几件民间乐器，毫无添加；舞蹈和多声部合唱有一定编排，但动作和唱法绝对原生态；服饰也有为舞台整体形象需要的加工搭配，但绝无矫揉造作。在舞台上，我们看到老翁老妇，也有娃娃；有“非遗”传人，也有正在学歌习舞的学生。从包括几百名国内外民族音乐学家在内的观众反应上看，这场演出在四场音乐会中最震撼人心。这样的精彩演出相信在其他地区也有。这证明如果把原生态音乐打造成感人肺腑的经典性舞台艺术精品也是一条通途。至于质疑的第二点，也正是赖斯教授所说的音乐可能用来做好事，也可能用来做坏事。这是在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他意识到要改变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把纵向的理论研究和横向的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并且要积极行动，以期对时代的进步产生正面的影响。
迎头赶上的中国学者们
作为国际会议的东道国，上海音乐学院为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而直接受惠的是国内学者。这使得各大音乐院校、地级的音乐院系甚至自由学者和研究生们都有机会参会宣讲论文。这是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继2004年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第37届世界大会之后的第二次，可谓机会难得。总的来说，我感到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者们正在意气风发地迎头赶上，宣讲论文与国外同层次论文比较毫不逊色。
年轻学者们大多就自己的课题描述一个民间曲种或一种音乐现象的个案。其中，青岛大学音乐学院祁慧民的《五音戏音乐发展轨迹研究》给我的印象深刻。她描述了一个地方曲艺小班子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传统剧目走向衰亡的大趋势中崛起，终于脱胎换骨，发展成有声有色的大戏的成长过程。通过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山东五音戏的崛起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最初的五人（山东话“人、音”同声）执着地在自己承传的传统上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长处发展壮大，特别是在唱腔和剧目上丰富出新，同时广纳人才，表现出十足的自信、自立精神。从演示的音像看，他们的形式是传统的，观念是现代的，未必成熟，但不保守，具有潜力。这是五音戏能够崛起的内因。其二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使剧团能够借助国内一流专家的协助提高舞台表演艺术质量和扩大演出面。这是外因。这个课题抓住了现时社会的脉搏，叙事简明清晰，在文化承传和戏曲发展两个方面都具有典型性，表现出作者的学术眼光。尽管在限时的宣讲中我们不可能看到五音戏发展轨迹的全部细节，也没有听到作者对这个发展过程更深入的理论性探讨，但如果继续追踪下去，加深机体解剖式的综合研究，可能是一部有助于民族音乐发展的力作。
中年学者的论文表现出了研究的深度。如香港中文大学Tse Chun Yan教授的论文《古代中国音乐的半音五声音阶：历史音乐起源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半音五声音阶”的概念来解释用“三阶”理论很难厘清的半音变化现象，是企图超越历史上的正统观念而以当代的实证研究重新解释传统音乐理论的可喜进步。美国Kenyon College（肯杨学院）的韩梅博士的论文《“声”和“音”：传统中国筝的美学体现》提出筝演奏的右手拨弦产生“声”而左手按压产生“音”的看法，是对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声、音语义分离论”的一种延伸，也不啻是一种佐证。但“声、音语义分离”目前只是一种说法，是否可成定论，还需要从汉语语义、音乐史学和文献学等方面继续论证。华中师范大学臧艺兵教授结合师范专业的论文《钢琴教育和暴力：中国钢琴教育中儿童受暴力现象研究》触及的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横向论题，应当引起重视。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教授的论文《由敦煌琵琶谱的解释引发的对古代音乐复原的思考》回顾了古谱破译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难以超越的困惑并提出一些建议。在大会第三场音乐会《东亚之夜》的后半场，首演了上海音乐学院叶国栋教授的新作《唐朝传来的音乐》。这部为亚洲乐器群（古琴、玄琴、牙筝、三味线、三弦诗琴、杖鼓、3筚篥、2笛子）、女声合唱、管风琴和4管交响乐队而作的音响宏大、构思精细的交响曲引用了毕铿译谱的唐乐《酒胡子》作为主题和交响发展的素材。据作曲家考证，这个译谱是“具有唐朝音乐特征而遗传至今的”（引自节目单）。我们从交响曲中部由远而近的主题陈述中也确实听到了比早期译谱更加顺畅的古朴曲调。这说明，尽管国内的古谱学研究步履艰难，从世界范围看，古谱破译还是有进展的，并且得到了应用。毕铿的译谱为什么相对较好，值得我们深思。
在大型学术会议上由资深教授带领研究生或青年教师参会是～种传统。来自不同国家的这种团队一般把论文集中在教授主持的课题之下，从不同角度强调同一个主题。如韩国汉阳大学权五圣教授的团队把论题集中在朝鲜音乐传统中的“神明”观念；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教授的团队在《旋律结构、族源与移民》的题目下论证了用“腔音列”形态分析作为移民迁徙和族源认证依据的可能；台湾国立大学的团队则把焦点集中在内地不太熟悉的作曲家周兰萍的工作与生活轨迹上。东亚国家由于文化语境差别在国际交流中有巨大的语言藩篱，适当地组成团队参会不失为一个过渡性的好方法。
观念和方法的更新
通过这次大会，笔者认识到更新观念和方法，使我们的阐释在国际论坛上表达得更有说服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是我们应当重视的改进方面。人们常常误以为生吞活剥时髦的词语或跟着国外某个时髦潮流跑就是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其实不然。没有学术定力和敢于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更新”的追求可能显得很幼稚。比如，同是以“样板戏”为研究对象，香港浸信大学John Winzenburg的论文《“样板戏”音乐戏剧实验：以（长城）为例》和美国肯塔基大学Yawen Ludden的论文《将理论纳入实践：于会泳及其现代京剧（杜鹃山）》从舞台表演和音乐本体研究出发，探讨其继承、革新和融合的经验。但也有脱离具体分析，仅以西方历史学家的观念为“准绳”做泛政治化的评论。两相比较，哪个更具建设性，更有利于音乐文化的积累，是很清楚的。
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用最现代化、最有效的手段使我们的学术成果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应作为我们的目标。在这方面，丹东市文化局刘桂腾研究员的文献片《诺敏河的降神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萨满祭祀仪式音乐》率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部30分钟的HDV高清晰文献片的全部素材由包括主持者在内的两名摄像者于2009年8月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西博荣村拍摄。镜头角度的选择、画面的转换、景深的调配、音响的清晰度等都令人满意。后期制作也相当专业化。这部影片记录达斡尔族萨满降神仪式，包括主祭大萨满、升级萨满和培训萨满三个人物的神灵附体过程，从清晨曰出之前到日落之后，时间相当长。那么，如何在现场抓拍足够的素材和如何通过剪接使所有的细节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展示，就是关键。另外，对一个宗教仪式的记录必然牵涉到人物、器物、事件和乐舞等方面，如何分配镜头也需要精心构思。据笔者的粗略印象，此片对乐器、祭器、服饰的介绍多用短镜头和短镜头推拉组合。片中的人物是分主次的，以大萨满和陪祭萨满的长镜头为主，但在大萨满冗长的一句体歌宣唱中用音像分离的办法穿插信众顶礼膜拜或其他事件的场景。对祭祀过程的记录按顺序从日出之前树“托若”（魂灵通天神树）开始，经过祭敖包、备祭、祭天、神灵附体、信众酬神祈福、祭牲，到傍晚祭黑羊结束，交代得十分清楚。刘桂腾在影片放映前有一句令笔者震惊的话，说他把这部文献片看成是一个民族音乐学家对研究对象的不同于文字版本的“转述”。这就是说，音乐民族志的学术文献片是一种用音像手段表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目前高清晰录像机比较普及的情况下，以经过录像技术训练的民族音乐学家团队协作录制准专业的田野调查现场实况，会大大提高我们在国际会议上的表达效果，也有益于对民族音乐志资料的保存积累。据笔者看，这部影片还可以在保留所有镜头的前提下再剪接得更干净、精细一些，效果可能更好。画面下方的文字提示很简洁，不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但由于没有配音解说，信息量显得不够。对不了解萨满文化的观众来说，如果把仪式的主要项目包括萨满宣唱的歌词大意都用简约的中英文字幕显示效果可能会更好。片头画面深邃，字体庄重，有文献片的严肃感。但标题出现两次，似无必要。如果第一次出现长度加5-10秒，删除第二次，可以给观众更充裕的时间阅读引言。田野文献片的好处是只要现场素材抓拍得好，后期制作可以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在我所见的此类影片中，曼特尔·胡德1964年在加纳用8毫米单机采录和制作的黑白电影《会说话的阿通庞神鼓》在摄影、编辑和解说等各方面都是典范之作。中国民族音乐学者能够奋起直追，令笔者刮目相看。希望刘桂腾先生对此片再做锤炼并将经验与大家分享。
意外的收获
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之路，几近一个世纪，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论研究是相对滞后于创作实践的，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乃至价值认定②。近年来，全国各大音乐学院纷纷成立了侧重点略有不同，但都以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研究为任务的“中心”，这标志着中国现代音乐在创作实践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开始了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更加理性的理论研究新时期。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也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而成立的，并在成立之初就明确把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作为中心2005年度的最重要工作。
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办会思路，首先是为全国的作曲技术理论同行们搭建一个宽阔的研究中国现代音乐的平台，形成团队优势，促进队伍发展，提高理论水平，促进创作实践；第二，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国内外重要的华人作曲家，在年会期间举办与音乐创作实践密切关联的讲座，并与理论家及其理论研究形成直接与间接互动；第三，主办单位武汉音乐学院与中心管理单位作曲系也希望通过年会的举办，有力地促进本院、本系的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水平；第四，之所以命名为年会，表达了主办单位与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希望能够以长期不懈的形式，脚踏实地往前走的理想。
基于此，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确定了“正式代表的论文宣讲”、“嘉宾作曲家的主题讲座”、“特邀代表的自由论坛”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等主要内容。
12月3日晚，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在武汉音乐学院编钟音乐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会议齐聚了众多知名的作曲家、理论家，全国各音乐学院和多所艺术学院、师范大学、综合大学的近百名代表，以及《人民音乐》《黄钟》《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湖北卫视等媒体的编辑记者。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兼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主任钱仁平宣布会议开幕。武汉音乐学院刘永平副院长主持开幕式，并宣读了作曲界前辈罗忠先生、朱践耳先生的贺辞。武汉音乐学院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向大会致辞。他代表东道主热烈欢迎与会代表的到来，并强调这次会议是在积极调研、充分协商、广泛征求同行的意见，并结合各方面条件和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这样一个课题，选定了在第一次全国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召开20周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并利用武汉音乐学院地处中部的地理优势，为全国同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武汉音乐学院前副院长匡学飞教授作为20年前第一次中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的发起人之一也发表了讲话，并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宣读了武汉音乐学院前院长赵德义教授从海外发来的贺电。上海音乐学院徐孟东副院长代表各兄弟院校，向大会致辞，并预祝会议成功。大会还收到了星海音乐学院院长唐永葆博士、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博士以及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兄弟单位的贺电。开幕式的最后，由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杨锋教授、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徐孟东教授，为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揭牌。开幕式之后举行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该场音乐会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不少作品为国际首演，也不乏近年在国际、国内获奖的优秀作品。曲目主要有刘健教授的《半坡的月圆之夜》――新笛、小堂鼓与八个音箱的十重奏和《风的回声》――为十六支中国大竹笛而作；黄汛舫教授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工尺谱游戏》；青年教师罗林卡创作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夜歌》；丁冰创作的《涉江序列变奏曲》――为两把大提琴而作；章琼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华严・观澜》；冯坚创作的《Soul.Wind》――为人声与计算机而作；青年作曲家赵曦创作的《火天堂》――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本场音乐会由作曲系留美指挥博士周进老师与2002级指挥专业本科学生黄胜华担任指挥，武汉音乐学院管弦系、民乐系、声乐系、演艺学院的师生等演出。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年会“论文宣讲”部分，在武汉音乐学院滨江校区学术会议中心举行。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在大会召开之前印刷、装订了《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责任编辑：钱仁平、张、黄茜、刘涓涓），并分发给参会代表。论文宣讲第一场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教授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教授主持。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首先发言，他生动地介绍了他与罗忠先生的结交以及共同深入学术研究的过程，并为年会呈献了珍贵的《罗忠书信集》。艺术学院的李诗原副教授就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方向作了相关发言。宣讲论文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王瑞的《罗忠现代复调思维研究》、吴春福的《数以载乐，智以言情――析贾达群〈时间的对位〉结构手法》、中央音乐学院王桂升的《中西合璧，人乐合一――董立强为长笛、单簧管、中提琴而作的〈合〉之分析》、山东艺术学院田文的《从全息角度探究〈土楼回响〉和声运用的规律性》、沈阳音乐学院周凌宇的《中西音乐素材及作曲技法结合的新型交响乐――杨立青的交响叙事诗〈乌江恨〉的创作分析》、中国音乐学院徐文正的《金湘〈第一弦乐四重奏〉分析》、竹岗的《新的挑战，新的收获――简析〈水赋三叠〉》等。
12月4日下午举行了第二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姜万通副教授主持。王宁教授首先宣读了中国音乐学院对大会的贺信。先后宣讲的论文有武汉音乐学院张的《“微缩图”式的引子及其“库资源意义”――黄汛舫〈工尺谱游戏〉音乐分析》，刘涓涓的《线形化的表现手法――罗忠艺术歌曲〈鹧鸪天――彩绸殷情捧玉钟〉JV56分析》，倪军的《1985年以来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文献综述》，中国音乐学院温展力的《乐谱的解放――“具体乐谱音乐”的引论》，武汉音乐学院云的《从三部作品来看刘健音乐创作中的电子音乐思维》，西安音乐学院陈士森的《〈二人台〉全音阶素材的运用方式》，大连大学蒋兴忠的《无调性音乐作品中和声的整体控制作用――析罗忠〈钢琴曲三首〉之〈托卡塔〉》，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蔡梦的《李焕之新时期的器乐创作及其艺术特色》，武汉音乐学院钱仁平的《宏复调织体形态及其结构功能――何训田〈声音的图案〉之三音乐分析》等。
12月4日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编钟音乐厅举行，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专家学者们与广大观众一起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场音乐会。音乐会演出的作品有王叶的钢琴三重奏《京调托卡塔》、蔡建纯的男高音与钢琴《夜雨寄北》、姚娟的双大提琴《五度二重奏》、孙剑的唢呐与四声道的五重奏《破阵图》、刘丁的弦乐四重奏《我的诗篇》、王刚、张兢兢的《无序之槌》――为打击乐与Max程序而作、周亮的《狂野的Boggie》――小提琴与钢琴、彭丹的《魅影》――为大提琴与计算机而作、何苗的钢琴五重奏《弦舞》。
12月4日晚21时，刚听完“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的全国各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主任又齐聚一堂，召开了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发起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联席会”。参会者有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曹家韵、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宋名筑、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房晓敏、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顾之勉、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副主任蔡梦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与会的系主任各抒己见，对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作曲主科以及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四大件”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试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理念与构想。大家还就各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资源共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联席会最后决定，第二届联席会将于2006年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
12月5日上午，年会之“嘉宾作曲家主题讲座”暨武汉音乐学院“新世纪音乐论坛”第四期、第五期在编钟音乐厅相继“开坛论道”！首先登上论坛的是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郭文景教授。他的题目是《交响诗〈川崖悬葬〉――为两架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音高组织》。郭文景首先简要回顾了这首作品的选题原因及其创作动机，随后从和声、调式和音阶三个方面对《川崖悬葬》的音高组织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孟东的论题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的现代音乐创作综述》。他首先论述了上海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发生、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接着对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在创作观念、技法方面的思考、变化与突破，进行了简略论述。他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回归了“海派”音乐文化的特征，并统一汇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的潮流之中。他还进一步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创作的现代音乐，在观念层面上体现出“复合风格”。各种现代技法为我所用，创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他们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力图创作的音乐保持中国音乐的“神韵”，在作品中又运用了大量的现代音乐作曲技法，形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随后，他还对何训田的室内乐《声音的图案》、贾达群《蜀韵》、尹明五的舞剧音乐《忆》、他自己的《惊梦》以及叶国辉的《声音的六个瞬间》、朱世瑞的合唱作品《草》、陈强斌的《飞歌》进行了简要分析。
12月5日下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举行了第三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顾之勉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副教授、艺术学院李诗源博士主持。先后宣讲的论文有中央音乐学院娄文利的《瞿小松室内歌剧〈命若琴弦〉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的《读〈月的悲吟〉》、郑思的《比例音集的形成及其宏复调形态的计算机模拟》、汪森的《关于现代音乐的本体论思考》，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冯兰芳、卢璐的发言，西安音乐学院夏滟洲的《现代音乐还是应该建立在可听的基础之上》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姜万通的《音乐创作中的系统性特征》等。
12月4日上午举行了由特邀代表轮流发言的“自由论坛”。论坛由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专家、第一次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发起人之一、首都师范大学王安国教授主持。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首先就音乐创作如何做到“雅俗共赏”这个议题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作曲家既要能创作出精深高雅的“雅”音乐，又要能创作出面向大众的“俗”音乐，要能把雅文化与俗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他以皮亚佐拉的“新探戈”为例进行了论述。接着他还给大家播放了自己早年用台湾城市民谣创作的乐曲，这部作品中“夹杂”了《流浪者之歌》《瑶族长鼓舞》《剑之舞》等曲调，但在配器上运用了独特的现代音乐创作手法，给听众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目的。高为杰教授最后指出，实际上要达到雅俗共赏是十分困难的，要求作曲家有很深的作曲理论功底、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呼吁教师们在教学中应该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并建议将包括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内的现代音乐课程纳入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中去，以便让同学们对现代音乐有更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就现代音乐创作中如何做到“得心应手”、“得手应心”与“心手相应”，作了发言。金湘、房晓敏、张大龙、杨青、曹家韵、宋名筑、郑英烈、刘健等分别就如何面对和解决作曲教学、理论研究、音乐创作中所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由“自由论坛”不间断地过渡到简短的闭幕式。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中国现代音乐今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继续传经送宝，共同推动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会议最后，主持人王安国教授发表了感情深厚的结束语，对武汉音乐学院长期以来致力于现代音乐、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与研究，及其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与会代表对武汉音乐学院的富有成效的会务工作表示了衷心感谢。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新的应有的贡献。
①魏廷格《武汉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综述》，《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李曦微《新音乐的思索》，《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汪申申、刘健、周晋民《新时代呼唤着新的音乐》，《人民音乐》1986年第3期；李诗源《新潮音乐备忘录――1979-1999年的中国大陆现代音乐》，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编《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武汉音乐学院2005年12月油印等相关文献。
《教育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之一，在学科理论上主要阐述教育领域的心理学问题，或者反过来说，心理学领域中的有关教育的心理问题。因其与教育教学工作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所以在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本科学段，历来被作为师资教育的重要核心课程之一。而《音乐教育心理学》，是教育心理学分支的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产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中小学音乐师资的培养，为本科音乐师资教育方向所开设的专业方向课程之一。因此，《音乐教育心理学》在本科音乐师资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理应也被视为必修核心课程之一。然而，对我们从事本科音乐师资教育方向工作的专业教师来说，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在国家政策和法规所规定和承认的层面，《音乐教育心理学》目前并不是作为音乐教师教育方向的专业核心课程，而是作为选择性选修的课程出现，甚至也没有进入到选修课程中的限选课程之列。[1] 本文将针对《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建设这一话题，展开三论三思，同时结合青岛大学音乐学院的课程教学实践情况，对本门课程的发展提出一些具体的设想，以供同行们讨论。
在行文之前，首先还需要明确一个核心概念术语“音乐师资教育”专业方向。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各高校对这一术语名称的表述不尽相同：有称作“音乐教育专业”的，如许多高校建立的音乐教育系;有称作“音乐学(师范)专业”的;也有称作“音乐学教师教育”的;还有其他的称谓。尽管叫法名称是五花八门，但都是指音乐类本科专业中，对普通音乐师资的培养专业，一般在业内口头语言或非正式文件语言中俗称或统称“音乐教育专业”。在国家正式文件中出现的名称，如教育部2004年颁发的有关文件称作“本科音乐学专业(教师教育)”，2006年的文件中称作“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可见，基本上是作为音乐学专业的一个培养方向而设置。2012年10月，教育部新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以下简称“2012版”)，[2] 由于“2012版”中音乐类没有“音乐教育”这一专业的设置，而“音乐教育”这一专业方向的庞大招生和培养计划只能挂靠在“音乐学专业”之下，作为一个培养方向而存在着。本文为了行文中概念所指的清晰，因此下文中统一定名为“音乐师资教育”方向，实际上就是约定俗成的、口头语言通常所说的“音乐教育专业”。[3]
一论一思：从专业培养方向的必要性看，本门课程应调整为必修核心课程之一
众所周知，音乐师资教育的本科专业培养方向是“音乐教师”，是未来能够从事音乐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教师，或者更进一步的定位是中小学普通音乐教育的师资。对比音乐类本科设置的其他专业看，以“2012版”为依据，“音乐师资教育”不是“音乐表演专业”的培养定位，更不是“作曲专业”方向，而是挂靠在“音乐学”理论专业之下的教师教育的一个方向。笔者更赞同音乐师资教育要设置为本科音乐类的一个专业，而不是一个方向，[4] 但如今，仅就这一方向的学习专业性来说，应包含两个方面的核心课程，否则，培养的师资人才则与学习专业性不对接，或者说，不符合师资人才的专业性要求。
第一个方面应是有关音乐知识和技能的核心课程。目前来看，全国各高校的“音乐师资教育”方向，都比较重视这一方面的课程建设，然而，可叹的是，“音乐师资教育”的培养课程却一味地与“音乐表演”专业的课程标齐，在音乐的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中，走入了培养音乐表演人才的定位轨道，从教育思想导向上引导着“音乐师资教育”的教师和学生们走向了音乐表演专业的学习定位，这十分不利于合格的“未来音乐教师”人才的形成。这一点已被许多敏锐的学者发觉，我们从发表的许多有关音乐教育师资培养问题的论文中可以解读出来。
需要明确表明的是，本文的观点反对“音乐师资教育”的“音乐表演”化，是指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方面的趋同表现，“音乐师资教育”是应有着独立专业性特征品质的一项专业，而不是音乐类所有专业都可兼容和替代的“O型血”专业。本文不反对“音乐师资教育”的一些技能性课程，在教学要求方面趋同或参考“音乐表演”专业的标准，毕竟音乐学科的最为独有的特征之一是音乐技能的表现，作为未来的音乐教师，不具备音乐表演技能，也不能算是合格的人才。
第二个方面应是有关音乐教师职业的核心课程。目前来看，这方面的课程建设，各高校“音乐师资教育”方向就参差不齐了，这除了受各高校的教学师资力量的影响和限制外，本文认为，最为核心的关键性根源在于“音乐师资教育”的专业地位缺失。由于“音乐师资教育”在本科音乐类专业中并不是作为一个专业设置而存在，体现专业存在的核心课程也就不复存在了。“音乐师资教育”的专业核心课程应体现在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的职业培训上，正如“音乐表演”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体现在舞台音乐表演的职业训练上，也如“作曲”专业的核心课程体现在音乐作品的创作工作的训练中。无论何种音乐专业，开设的音乐本体知识和技能的课程，都是所设置专业的学科方向课程，是对所培养人才的知识积累汇聚的渠道，是学生的学科知识储备途径;而未来的从业行业方面的课程设置，则是所设置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的体现。似乎这种说法容易招致某些质疑，譬如会有一种疑问，音乐方面的课程就不是专业性的课程了吗?
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牵涉到“专业”的概念界定，这是跨学科专业学的问题，同时也要涉及到教师职业的专业性概念界定问题，这将是硕博类论文才能完成的任务，篇幅所限，本文不做具体梳理。查询资料可见，专业“是指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生活生产实践中，用来描述职业生涯某一阶段、某一人群，用来谋生，长时期从事的具体业务作业规范。”[5] 很明显，专业是指的从业领域中的职业技能。由此，音乐师资教育的专业性体现，应在于教师职业的技能，而音乐本体的知识和技能，是从事职业技能的学科知识基础，是构成专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专业的全部;或者进一步明确说，只能算是“音乐师资教育”专业的“学科专业部分”，另一部分“专业方向部分”则体现在“师资培训”的课程设置方面。
综上两方面所论，“音乐师资教育”如果作为一个本科音乐类专业，其核心课程的设置应体现在音乐和教育两个方面的整合，缺失任何一方，或任何一方中课程设置不足，都将影响到培养人才的质量;或者换句话说，培养的音乐师资，在未来的教育职业中，达不到应有的专业性水准。
那么，当前的“音乐师资教育”并不是作为一个本科音乐类的专业而存在，而是作为音乐学专业的一个方向，它的核心课程设置应为音乐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并不能完全体现出“音乐师资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要求。以“2012版”为据看，音乐学专业的核心课程设置为：理论方向核心课程有四类，“音乐史学类、民族音乐学类、音乐美学、论文写作”;俗称作曲方向四大件类，“和声、复调、曲式、配器”;还有“钢琴和视唱练耳”。很明显，这些核心课程的设置，是体现音乐学理论专业的核心课程，根本无法体现出“音乐师资教育”的专业方向。再看教育部有关文件，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规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6] 中规定，培养目标是“音乐教育工作者”，培养规格是“从事音乐教育”事业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从必修课规定的设置中我们看到，音乐方面学科专业的课程有10种，共52学分，占必修课总学分58的90%，而教育方面专业方向的课程仅有1种6学分，只占总学分的10%。这种严重比例失调现象，也说明了“音乐师资教育”的专业性地位的缺失。
那么，体现专业培养方向的核心必修课程应有哪些呢?本文提出，根据音乐师资教育培养方向的定位，普通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事业，教育方面的从业专业性课程应体现在学科教学论课程方面，应包含四种必不可少的课程：《音乐教育学》、《音乐教学法》、《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教师技能》。这四种课程应作为教育方面专业方向性的核心课程，是音乐师资专业方向的必修课程，体现着本专业的专业方向性，代表着培养人才的从业上岗的专业性。然而，上述教育部文件中体现出的必修方向性课程，只有《音乐教育学》和《音乐教学法》的一门整合课程，《音乐教育心理学》和《音乐教师技能》课程均设在了任选课程之列，且占有很低的学分。这种课程设置的地位，导致在实际开课中，各教学单位积极性并不高，教师的开课积极性也不高，学生选修的积极性则更低，最终结果是选修开课几率很低，课程也成为纸上谈兵，致使培养的未来音乐教师专业能力低下，专业性体现不强，专业地位则更差。
以青岛大学音乐学院课程开设为例看，占据一半以上人数培养规模的音乐师资教育专业方向的本科生，在核心必修课程的设置中也遵照了上述教育部的文件规定，仅有《中学音乐教材教法》一门课程体现出了音乐师资的专业方向性，几乎其他所有课程都是音乐方面一边倒，最为严重的是，在师生们的思想意识深处，音乐教育专业似乎低人一等，大家竞相标齐音乐表演专业的教学，教师开课，学生选课，都追求的是音乐方面的学科课程，特别是技能性的课程，师生均以技能性的表演方向为自己的专业自居，而恰恰能够体现音乐师资教育的专业性课程受到极大的冷遇，几乎无人问津。笔者在工作实践中深有体验，所开的《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教学法》等专业性的课程，就受到了冷遇，教师们不愿选择教学这些课程，学生也不愿选学这些课程，这种教学的实际状况，在全国其他院校，相信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存在现象。
本科音乐师资教育的从业专业定位十分明确，从职业专业所需求的必要性上看，教育方面的专业方向课程理应设定为必修的核心课程，其中《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是从事教师专业职业所必须的基础之一，对未来师资人才的教育教学水准和层次有着必然的紧密联系，作为教师专业的必要性来看，设定为“音乐师资教育”专业的必修核心课程是理所应当的专业需求。
二论二思：从学生发展需求的角度看，本门课程也应成为核心必修课程之列
本科“音乐师资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指向未来的发展需求，无非是工作和继续深造这两方面的需求。对于学生来说，所学课程的重要性，基本也是体现在这两种需求中。培养单位是否能够立足于学生发展的需求角度，来开设相关课程，是决定人才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音乐师资教育”专业的学生，首要的需求是未来的工作需要。走向基础音乐教学岗位的未来音乐教师们，如果不了解学生的各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不掌握教师教学心理规律，不懂得学习的心理理论，也即没有接受过《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学习，试想，这如何能够干好自己的教学工作，这能算是合格的音乐师资人才吗?《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承担着培养未来音乐教师的专业性教学工作所必需的知识基础，同时也是其他课程所无可替代，这些必要的基础知识如果缺失，将会直接影响到音乐师资人才的从教专业性水准。
学生未来发展的另一需求是继续深造的需要。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研究生教育已经具有相当的发展规模，本科毕业后会有很大数量和比例的学生选择考研继续深造，这就要求本科阶段开设的课程，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能够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深造奠立知识基础，指引学科方向，助力成就学生发展的梦想。从这一点上来说，《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担负着这样的一项责任和功能。
仍以青岛大学音乐学院的课程开设为例说事。《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开设对学生未来发展需求定位十分明确：
其一，课程教学任务承担着培训学生毕业工作后考取教师资格证的功能。教师资格证是“教育行业从业人员教师的许可证。在我国，师范类大学毕业生须在学期期末考试中通过学校开设的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考试，并且要在全省统一组织的普通话考试中成绩达到二级乙等(中文专业为二级甲等)以上，方可在毕业时领取教师资格证。非师范类和其他社会人员需要在社会上参加认证考试等一系列测试后才能申请教师资格证。”[7] 由于青岛大学属于非师范类的高校，而作为音乐师资教育方向的学生，要想取得教师资格，必须要参加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考试，其中《教育心理学》是必考科目之一，因此，本门课程的开设为了学生未来工作发展的需要，承担着培训学生考试的任务。 其二，本门课程承担着培训学生未来从教工作中理论知识的奠基功能。正如前述所言，通过系统的课程教学，奠基学生基础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能够初步掌握音乐学习的心理规律，了解基本的教育心理特征，能够为未来的教育教学工作打下理论知识基础。
其三，本门课程还承担着学生未来继续深造发展的功能。课程教学不仅仅未来实现以上两个目标，还要体现出为学生未来发展的奠基作用，最为直接的目标，是学生毕业后考研奠定一定的基础，无论从学科知识内容体系方面，还是学科的发展方向方面，给学生建立一种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致力于课程教学为学生考研助力的努力方向。总之，本门课程的开设，在对本院学生的教学中，努力与学生未来发展需求相结合，课程教学内容尽可能的为学生实际需求服务。
由以上所论思考，《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教学能够为“音乐师资教育”专业方向的学生，提供未来发展最基本的一些需求，把它列为本专业学生学习的必修核心课程应该不为过。
三论三思：从目前学科建设综评看，如何进一步发展学科建设
《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在高师“音乐师资教育”本科专业的首次开设，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进而也首次形成了体系化的教材建设。[8] 通过粗略网络检索可见，当前以音乐教育心理学命名的专著教材仅有三部;[9] 另外，从一些资料记录中可知，我国最早出现《音乐教育心理学》著作是在1937年。此外，还有一些数量也不多但与音乐教育心理学相关的著作，如较为有代表性的《音乐学习与教学心理》，[10] 《音乐教育与心理统计基础》、《音乐教育与心理研究方法》，[11] 《学生音乐学习心理研究》。[12] 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一些学者已经涉足音乐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之中，但人数并不多，研究成果也不能算是丰富多彩。
关于本门学科的研究性论文，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以“音乐教育”并含“心理学”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篇名，发现共有65篇相关发表的论文，逐一排查后，去掉无关的和参考价值不大的，与音乐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建设相联系的论文只有20篇左右，几乎没有音乐类重量级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且多数是从学科理论的角度谈某项音乐表演技能的学习，可以说，本门学科的科研理论研究方面仍然十分的薄弱。
以上出版的专著教材和研究性的科研论文，从这两个最为基本的评判指标看，本门学科的建设仍然处在一个早期和较为低级的发展状态，学科建设缓慢。这里面有许多原因，但本文认为，最为关键的核心原因，依然是本门学科的核心课程地位问题，由于“音乐师资教育”专业的专业地位缺失，导致服务于该专业的课程地位也缺失，《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建设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
还是以青岛大学音乐学院的课程教学实践作为例说：
首先，课程开设处于尴尬的境地。《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开设，从国家颁发的最新版本科目录“2012版”中找不到可以开设的依据，作为教学单位的音乐学院上报各专业课程教学计划时，只能以“音乐教育方向”单列的一项教学计划，开设一项综合的课程《教育心理学》的计划之中，而实际的教学是两个学期，分别讲授《音乐教育学》和《音乐教育心理学》两门课程。可以说，由于国家法规文件中对“音乐师资教育”的专业地位的缺失，造成了服务于该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地位的缺失，在课程开设和教学实践中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这也是本门学科建设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其次，现有的课程建设成果难以应对具体课程教学实践。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出发，以上所罗列的课程专著教材，在具体教学中使用，感觉与实际有所脱节，或者说，并非十分适合本门课程的教学实际。譬如，赵宋光主编《音乐教育心理学概论》，如在教学中使用这本教材，“学科构建与发展篇”部分，作为理论研究的科研参考资料是比较合适的，如作为本科生的课程讲授内容，则有深浅不适之感;另外两篇“音乐学习心理”与“音乐教师心理”，在讲授中也感觉理论基础略有不足，并未能向学生展示本门学科的特征风貌和独有的专业性属性。再如，马淑慧著《音乐教育心理学教程》，在实际教学中使用这本教材，总感觉内容单薄，与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有些脱节，教学犹如隔靴搔痒，难以直达本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又如，郑茂平主编《音乐教育心理学》，注意到了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与音乐学科的联系，但在实际教学中感觉内容较为凌乱，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犹如云山雾罩，思维逻辑尚欠清晰。此外，上述另外几部与音乐教育心理学相关的专著，就某一音乐教育心理方面作内容展开，如曹理的专著偏重于音乐学习与教学的心理方面的实践探索，周世斌的两部专著在心理统计方法和研究方法方面做出了研究，吴跃跃的专著重在讨论音乐学习心理的理论与实践，这些专著如作为本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参考资料是比较合适的，但如作为课程教学的教材，则感觉内容不足，或者无法给学生展示本门学科的整体面貌和独有属性特征。 特别申明：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评述，纯属个人在教学中作为教材的使用体会，实为下文提出学科建设实践问题的论据，没有任何批评和褒贬的意思。实际上，这些前辈学者的专著，在本门学科领域都是筚路褴褛，具有开山之功，笔者深为敬佩;同时，这些研究专著，构建起了本门学科最基本的学科建设基础，没有这些前辈学者们的辛劳建设成果，就没有今天的音乐教育心理学的学科。
由上所论思考，应如何提高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地位，促进课程的建设发展呢?本文提出以下几点课程建设的意见，以供讨论：
第一，做事者努力作为，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从事《音乐教育心理学》教学和科研的高校教师们，应为本门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的事情，如果都不能认真地对待，努力地去做，则本门学科的发展真是没有希望了!也许我们无力扭转“音乐师资教育”的专业地位现状，无法改变课程的弱势地位处境，但我们自己绝不能妄自菲薄，对所从事的专业和课程失去信心，以至于工作中破罐子破摔，不思进取。我们应做的事情是，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小事情，认真对待本门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只要大家共同努力，相信顽石也能炼成金!
第二，开发课程教材，推动课程教学的发展。一门学科的地位稳固，教材内容丰富系统，教学工作顺利稳定，学生受益面深广，是学科建设成熟发展的核心指标。根据目前学科发展的状况，我们可以首先致力于教材的开发建设，进而推动本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开展，使广大音乐师资方向的本科生，从本门课程的学习中得益良多，为培养合格的音乐师资人才彰显出本门学科不可或缺的力量和功能，则也是为推动学科专业和课程地位的发展而助力。
第三，教材内容建设应着眼于未来人才的持续发展目标。正如前文所述，教学内容要立足于学生未来发展的需求上，学生的未来有两大方面的需求，工作和继续深造。关于工作方面的需求，本门课程应努力提供给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知识基础，也应给学生提供未来能顺利进行教师从业资格考试能力的知识基础。如果课程的教学，学生不能学以致用，则教学内容是陈旧的、落后的，至少也是不切实际的，当然对学生来说，也是缺乏吸引力的课程。
关于学生未来继续深造方面的需求，这是一种教材在内容建设方面知识系统化的追求，这里需单独谈谈。学生继续深造，主要表现为毕业后考研的需要，或者未来涉入音乐教育心理学的科研研究需要，这两方面的需要，都要求本门课程的教学要提供给学生《教育心理学》最为基本的知识框架，最为核心的“学习理论”的知识体系。毕竟《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是《教育心理学》的下位分支学科，没有上位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支撑，下位的学科知识难以形成体系化的思路逻辑。在实际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我们现有的《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多是关注具体音乐实践行为的心理阐释，这本没有什么不妥之处，问题是，教学后的效果反馈显示，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没有建立起对本门学科的课程体系思维框架，更具体一点说，学生连最起码的“教育心理学”的核心知识“学习理论”都认识模糊，甚至对代表性的几位理论家和学派也不甚了解，这不能不说是《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教学的失败，从学生未来继续深造的角度看，课程教学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
由此思路出发，以青岛大学音乐学院为例，笔者在课程教学实践中很注重学科知识上下位的逻辑联系，力图展示给学生一种完整的“音乐教育心理学” 的学科知识逻辑框架体系。教学内容的设计彰显出“心理学教育心理学音乐教育心理学”的学科逻辑隶属关系，给学生呈现出上位学科最为核心的知识基础，从而使下位的音乐教育心理学，知识内容呈现体系化，教学内容具备理论的基础。这种注重知识体系化、系统化的教学思路，能有效地为学生未来继续深造助力，体现了课程教学为学生发展需求服务的宗旨。
关键词：高等学校 音乐表演 学业评价
罗宇佳教授是笔者学生时代的钢琴老师，初中开始笔者就师从于她学习钢琴演奏直到大学本科毕业。罗老师的知识面很广，教学中不仅教笔者钢琴演奏的技能技巧，还时常给笔者讲解作曲家的身世经历、人品性格、创作背景以及曲式结构等，甚至还教笔者不少钢琴教学方法。《内隐与彰显：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理论与实践》是罗宇佳教授2012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著作出版之际有幸得于恩师赠予，笔者也曾细细阅读，可惜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今年年初，正带着女儿在公园游玩，笔者接到了罗老师的电话，邀请笔者参加云南省音协音乐评论学会2014年举办的“音乐学术阅读专题读书笔会”，并指定让笔者写她专著的书评。一直以来，罗老师活跃的学术思想、旺盛的学术精力和独树一帜的学术见解都让笔者佩服不已，这次要给老师写书评，我既兴奋又胆怯。由于能力有限，只有反复阅读，并在阅读过程中向老师讨教多次。在无数次的沟通、交流、咨询之后，笔者终于对老师专著中的精髓及真知灼见有了深刻的理解，至此，笔者才真正放下心来完成这篇《高等学校学业评价研究新视野――评罗宇佳教授》。
音乐表演专业是高等学校尤其是音乐类院校的传统学科，在我国设立至今已有多年历史。近年来，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实施以及艺术学科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后，高等学校音乐学科的教学质量也备受关注。《内隐与彰显：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理论与实践》是罗宇佳教授在其博士论文《高等学校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表现性评价研究》的基础之上反复修改后出版的著作。该专著立足于我国高等学校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学业评价，对学业评价的本质、价值取向、理论基础特征、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最终建立起高校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学业评价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可以说，该专著是目前以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学业评价为研究对象的唯一的学术著作，填补了音乐学科学业评价研究的空白，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独特的研究视觉
一直以来，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延续着教师观察和聆听学生表演的评价方式。每个学期期末，学生现场演唱或演奏几首考试曲目就算完成考试，教师依据学生的现场考试情形给予一个综合评分。教师们的评价标准也不统一，通常表现出比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问题是一次考试的分数能完全体现出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吗？只有一个综合分数，往往不能体现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这样的考试也反映出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学业评价”的概念，尤其是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业评价的重要性在各学科已被日渐重视的背景下。也有音乐教育学者和音乐表演专家提出要改革音乐表演专业考试方式、制定评价标准，但这些观点多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总结，缺乏一定的学术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再加之我国对学业评价的研究多为引进和翻译相关著作为主，对音乐表演专业这样专业性极强的学业评价定位还很模糊，因此较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在此背景下，罗宇佳教授以独特的研究视觉，首次将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学业评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等学校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学业评价现状的调查分析，在厘清目前我国高等学校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学业评价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根源的基础上，以当代教学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科特点，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有关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学业评价研究的相关理念和模式，着眼于我国高等学校音乐表演课程与教学改革及培养创新型人材的理念与目标，罗宇佳教授经过大量的实践调查和分析研究，构建了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学业评价的方法、内容和途径，特别是提出了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表现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量表，并通过实践检验与完善，基本建立起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框架下的高校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学业评价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
二、丰富的研究内容
《内隐与彰显：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理论与实践》全书的构架自成体系、新颖别致，内容丰富清晰、论述深入全面，富有独立见解。书中绪论部分阐明深入研究“高等学校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的缘由和价值，对核心概念 “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学业评价”给予明确界定。主体部分围绕“如何构建高校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理论与实践模式”这一命题，调查并分析了当前我国高等学校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现状，总结出我国高校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存在功能窄化、方式单一、标准客观性差等问题。发现问题容易，但要从根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长期的实践调查积累，几乎是不可能的。罗老师以艺术学、教育学、评价学、音乐学等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中外音乐史中有关音乐表演美学思想的梳理以及对部分当代著名音乐家的访谈等，总结出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的目标、内容、方法、主体、标准、规则以及评价任务设计等理论框架，并借鉴“演出组评议模式”、“档案袋评价模式”以及“青歌赛式评价模式”，提出音乐表演专业入学考试、课程改革及教学改革中相应可操作的实践路径。该实践模式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实施和验证，得到师生的一致认同。可以说，该著作不仅拓宽了学业评价的研究领域，促使学业评价理论深入与学科实践相结合，也对推进音乐表演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三、严谨的治学态度
作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罗老师不断突破自身、积极进取。任教9年后，于2006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学位。为了在学术上获得更大的提高，罗老师在2009年毅然放下刚满三岁的宝贝女儿，脱产去陕西师范大学攻读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学位。本来博士研究生修业年限为4年，但罗老师废寝忘食、刻苦攻读，用了三年的时间深入专研，发表了6篇以上的核心论文和10篇重要论文，成功申报了三项省级科研课题，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和博士学位要求，这些都彰显出罗老师宽广的学术视野、深邃的学术眼光以及高深的学术造诣。通过罗老师对学业评价研究的历程，我们能够发现，一直从事钢琴演奏与教学及音乐教育学研究的她是一个非常细心且治学严谨的人。罗老师特别注重实践研究，在探究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存在的问题时，需要用到问卷调查，她运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和预测问卷，不辞辛苦的多次请教在校博导和统计专家，虚心接受意见并反复修正，力求客观的制定出一份表述确切、内容全面的学生学业评价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发放时，考虑到样本的均衡，罗老师抽取了全国不同类型的五所高校，分别是云南艺术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委托同行和朋友把问卷发到音乐表演专业学生的手中，在学生做完问卷之后再邮回给她，之后罗老师利用统计软件对获得的一手问卷资料作数据统计、整理和分析。学业评价是一个多目标、多因素的复杂评价体系，从评价目标的选择、评价标准的制定及评价任务的设计上，也能够看出罗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她根据个人经验法、专家咨询法、评价目标分析法，把先期提取出的音乐表演专业学业目标关键词和关键短语进行编码，制成专家调查问卷提交给专家筛选，回收问卷之后根据专家的意见修改学业目标，再把修改后的学业目标问卷再次提交给专家。反复多次以后，最终确定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学业评价目标：表演技能技巧、音乐表现力和临场表现水平。之后又运用肯德尔和谐系数对目标进行检验，所得结果成正相关。采用这样一轮轮的统计和方差检验，最终才能确保问卷的客观性及目标的科学性。难怪罗老师有时候开玩笑的说，除了做钢琴老师以外，她还可以教研究方法或者统计学概论等。正是这样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罗宇佳老师的博士论文在2012年还获得了“陕师大优秀博士论文”。
四、丰富的文献资料
更加值得笔者敬佩的是本书丰富的文献资料。参考文献包括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著作几百本、若干篇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及网络资料等。著作中除了中文以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外文原著（记得罗老师曾提起过她的德文资料都是朋友从国外寄回来给她，由于不懂德文，她还花高价请人专门帮她翻译）。罗老师在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学业评价和中国传统乐论美学思想作梳理时还涉及到了古文，因此她也阅读了《淮南子・汜论训》《溪山琴况》《闲情偶寄》《乐律全书》《新书・傅职 ・辅佐》《吕氏春秋・古乐篇》等大量古文以及《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音乐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通史》等音乐史类、教育学类专著。对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理论做研究和阐释时，罗老师还从Dimensions for Music Education、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Musical Experiences、Foundations of Music Education等书中借鉴了西方学者的一些常用理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罗老师在研究中涉猎到的大量书目《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真理与方法》《国外后现代音乐》《情感艺术的美学历程》《安格尔论艺术》《美学史》《文艺对话集》《演奏艺术的心理生理学津要》《中国音乐文化大观》等等，这些都体现了罗老师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面。另外本书的脚注也非常详实，书中一些专有名词在脚注中也都有明确的解释。例如本书第270页对即兴演奏做的详细解释；第79页学生问卷调查时对判断进行的解释等。这些脚注一方面方便读者复核原文，判断资料的可靠程度；另一方面也提供给读者一定的资料线索，为他们的继续研究奠定基础。此外论证是否严谨、论据是否充足，与作者对文献的掌握及分析也很有关系，应该说罗老师的著作在这些方面都下足了功夫。
五、恰当的研究方法
罗老师的专著吸取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中，研究采用历史法、文献法，对有关中外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评价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以及分析后发现，由于古代音乐教育记谱法尚未出现，教学方式以口传心授为主，因而古代音乐教育学业评价常以师生之间“口试”的形式出现；后随着记谱法、宫廷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教材、师生等诸多教学活动所需因素的确立，“学生弹唱、教师考核”的形式逐渐固定成音乐表演的考试形式沿用至今，其中技能技巧的掌握与否一直是音乐表演学业评价的主要核心内容与评价标准。
最近，我简单思考了一下西方音乐教学与研究的学科发展的问题①，并有一个感触：我觉得我们曾讨论过如何学习西方音乐史问题（方法论问题），也讨论过音乐学的学生（包括西方音乐史专业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和素质的问题等等，但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需要明确――学习西方音乐史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为什么学习西方音乐史？中国人现在学习西方音乐史有何现实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在充分掌握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基础上，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了解世界、认识自己，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为建立和谐的世界与和谐的社会服务。
我想就其中的几个要点，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在充分掌握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指的是对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掌握。这里引发出了另一个基本问题――西方音乐史的内容。
西方音乐史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教学和研究有没有涵盖西方音乐史的全部内容？有没有空缺和盲点？我们现在的教学与研究条件比以前改善多了，是否可以设法填补这些空缺和盲点，比如：
1）档案研究、手稿研究。这方面我们是先天不足，历来只能采取回避态度。现在可以考虑要不要去碰？怎么办？
2）乐谱研究。我们从事西方音乐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当中，有多少人能够读懂西方古代乐谱？有多少老师能熟读？现代乐谱又如何？有多少人能读？要不要学习？怎么办？
对于以上两个方面，我的意见是，请专家来讲学，派学生出去学习，以前做不到，现在有条件了，应该努力做。
3）文献的收集、翻译和研读。这个问题需要多讲一点：
首先，我们对西方音乐史基本文献的收集状况如何，我们心中有没有数？比如，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文献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当代西方音乐学的最新成果有哪些？另外，西方音乐史权威性的期刊②,国内哪个图书馆收集得较全？各个图书馆有哪些？缺哪些？是否可以认真做一个调查、统计，搞个目录，以便心中有数。
其次，是翻译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国外人文学科相关的学科，其文献的翻译状况与本学科的发展水平一般成正比，换言之，从一个国家在这门学科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当中，即可大体上看出本学科在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我国的西方音乐史文献的翻译尚处于起步阶段，恰好反映了我们的西方音乐学科的发展程度。
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建国后的17年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分别设立的编译室。这两个编译室所翻译的著述和文章之多，质量之高，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之大，至今仍令人由衷地佩服！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及其它原因，他们的翻译不可避免地有了一些诸如资料来源、语种、观念等方面的局限性。即便如此，他们的工作对处在封闭状态下的中国音乐界已经起到了与外界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的作用，功不可没。今天，我们的国门打开了，青年人外语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不知什么时候这两个编译室消失了，真是非常可惜！
当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音乐学界逐渐出现了介绍国外音乐动态或综述性的文章，其传递的音乐信息和研究范围已经不仅局限于苏联，而是扩大到了西欧、北美，乃至亚洲各国和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对开阔我们的眼界，了解多元的世界和多元的文化，包括了解西方音乐史及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情况，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本世纪以来，随着留学人员的增多和“海归派”的壮大，更有一批新的、音乐学的学术著述陆续从各种语种得到翻译和出版，或者正在翻译和出版之中。一些院校，如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正在组织翻译并取得初步成效。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看起来大家似乎都在做，但有没有在学科建设的总体框架之下形成规模？而具体到西方音乐史学，尤其是西方音乐史学的经典文献，究竟有多少已经翻译，或计划翻译，可以讨论和交流。
我想强调的是，要在学科建设的总体框架之下，有计划地将西方音乐史的权威性经典著述翻译成中文，还必须保证翻译的质量。这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翻译队伍的水平要有保证。因为只有翻译者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同时又精通音乐中的某一门学问，中文还要好，才能翻译得好。有必要特别强调翻译者的责任感。在当前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是否能够耐得住寂寞，对翻译者来说就是相当严峻的考验。我们不一定要像过去那样过分强调“集中”，非要成立“编译室”不可，但是，外文不通，中文不精，又缺乏责任感，就很难于保证翻译的质量，反而会出现误解、歪曲、漏译、编造等等问题。为此，建议组织翻译队伍时，应严格谨慎，同时还要严格注重审查和校对的工作。否则一旦出版，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上个世纪90年代，杨燕迪、孙国忠就曾发表文章呼吁组织翻译，并列出了书目。时隔十几年了，有多少进展？我们心中是否有数？
从我对学习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目的认识出发，感觉对文献的收集、翻译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充分掌握西方音乐文化知识”，换言之，它关系到我们西方音乐史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否真正进入了学科的本体？这也是我们能否“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了解世界、认识自己，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的基本前提。
与文献有关的，还有一个研读的问题。
对文献的收集、翻译固然重要，而提高西方音乐学的未来学者的研读能力，从长远看，更加重要。杨燕迪在2005年全国音乐学研究生教学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论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中，精辟地提出音乐学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养的四个方面――理论素质、音乐素质、人文底蕴和语言能力。我觉得非常好。其中语言能力（包括汉语和陌生语言，如古代汉语、外语）很重要。音乐学学生的实际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音乐学学科将来的发展。
对于负责音乐教育的音乐院校来说，应该帮助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文献的能力。我们的前辈张洪岛、廖辅叔、钱仁康先生们一代，以及于润洋先生等一代，都具有两门或两门以上高水平的外语能力，我们现在的学人、学子真是望尘莫及。英、德、法、意、西等语言问题，是学习西方音乐史的基本功或基本素养之一。这个问题谈了多少年，可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实在有必要认真考虑怎么办？问题出在哪里？要不要改进？如何改进？何时改进？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西方音乐史人才的语言能力靠谁培养？如何培养？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要从音乐院校的教育体制上根本改革。
似乎有必要作一个统计：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到底有多少人能够阅读西方音乐史的元典文献？大约能够读懂多少？他们占学生的比例如何？同时，我们似乎还应该反思一下，在这方面我们究竟做了多大的努力来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如果学校和教师不设法解决基础问题，不帮助学生培养他们的基本能力，应该说是学校和教师的失职！我听说，有些学校开设了经典文献的阅读课程。这当然很好，但不知道对于文科基础相对薄弱、外语程度多数比较浅的音乐院校学生，能否仅仅通过一门“阅读课程”就解决西方音乐史文献阅读能力的问题，我深感忧虑。如果我们从长远考虑，从基础做起，相信可以改变现在尴尬的局面，而音乐学系的学生阅读元典文献的水平，应该有更大的提高。
具体如何解决？音乐院校现有的本科、研究生外语教学应该做大的调整，大力提高外语在教学中的地位和分量。对于我们音乐院校音乐学系的外语课程，我个人觉得其重要性，绝对不亚于作曲系的“四大件”。从招生，到入学后的教学，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专业的教学必须大力提高和重视外语。目前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外语教学的学时究竟是多少？够不够用？学生是否“吃得饱”？教学上有什么问题没有？音乐院校的外语教师的待遇如何？地位如何？水平如何？教学效果如何？这些问题有必要做调查研究并认真加以解决。
此外，建议至少在目前，招收西方音乐史专业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可以考虑打破从专业音乐院校毕业生招生的单一模式，而增加外语专业或其他人文专业又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的、热爱音乐并具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毕业生入学。人文学科的学生，文化基础更加宽厚，可能更有利于他们思考音乐文化现象的问题。如果外语能力强，更有利于提高西方音乐史教学和研究的水平。
提出“在充分掌握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其要点是对西方音乐史的内容的理解以及对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掌握。同时必须明确传授知识和掌握知识不是目的，而是基础，是必要的基础。我们的教学当然应该传授知识，但是更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注意帮助培养学生自己不断索取知识和掌握知识的能力。
二、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了解世界、认识自己，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为建立和谐的世界与和谐的社会服务。
对于西方音乐史学科来讲，“在充分掌握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基础上，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多元的视角了解世界、认识自己”，才能做到“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为建立和谐的世界与和谐的社会服务”。这里强调“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是态度，也是方法。重要的是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把我们自己摆进去，只要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利，就加以研究。既要打破西方、东方、国界、民族界线，又要发挥东方人、中国人的特长和独特的视角；要了解世界，认识自己，在了解世界的对比过程中，更好地认识自己，并且有意识地做出别人不能或不容易做的独特贡献。
我觉得承认并强调“多元的世界”和“多元的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进步。它要求人们具有多元的观念和多元的意识，即承认世界的多元文化这个现实，认识到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多元文化的观念和意识要求我们具有多元的态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都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必须加以尊重与了解，并且提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学习与交流。所谓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汉族、少数民族，高雅艺术、俗文化，艺术音乐、流行音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属于世界村的文化大家庭。
多元文化的观念也要求我们具有多元的思维。而多元的思维是需要培养的，是需要通过学习才能做好的。尤其在音乐学术研究中，从事某一领域的工作者和学者，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多元思维能力和习惯。这就需要我们打破常规，突破固有的知识结构，努力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学术研究之中。如果有了上述多元的观念和意识、多元的态度和多元的思维，那么，以多元文化的视野进行音乐研究才会成为可能。
为了培养今后具有多元思维能力的未来的、新型的音乐学工作者，迫切需要在现有的音乐学教育方面做必要的调整和改进。目前，我们的学科分工很细，学科之间相互隔绝，缺乏交叉与交流，而音乐院校本科的教学中，对学生知识的基础教育又过于狭窄，学生过早开始专业学习，从体制上就没有多元化的空间。许多西方音乐史专业的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一般知识了解过于肤浅，对中国的音乐史、民间音乐不熟悉，缺乏深厚的感情和兴趣；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相当贫乏，基础更加薄弱，这些都不利于人才的培养。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学生不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怎么能用多元的思维思考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现在的教学体制，恐怕难以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这个问题同样提出了很久，却没有改变的迹象，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但是，我们可以在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方面、在音乐院校当中，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适当调整，尽量做到多元化。
我们首先可以从局部做起，比如先打破音乐学内的子学科之间的界线，将西方音乐史与美学或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史等学科联合举行研讨会，共同商讨一些可行的课题，有意识地组织跨学科（或跨“子”学科）的交流和合作。组织这类学科建设相关的小型专题研讨会无需过多的资金、人力和时间，只需两个学科，几个人碰头，即可探讨具体合作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小型的专题研究不能只靠哪个学会二三年一次的年会才举行，而是一年内就可开几次，可开的先开，可行的先行。相信我们的教学与学科建设一定会有新的起色和进展。
可以研究和讨论的题目很多，我把自己初步想到的一些具体题目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题目是指大的方面，每一个都可以再细化成许多小题目。其中有些方面实际上有的同仁早已开始研究了，有的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文章、论文、或学位论文，但是仍有相当的空间，可以细化，并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如：
1.基督教音乐文化的研究
2.西方艺术音乐与其他艺术的契合
3.各类音乐表演艺术的史学研究或流派传承历史演变的研究
4.西方音乐中的犹太（音乐）因素
5.中、西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比较及对后世的影响
6.西方歌剧与中国戏曲的比较研究
7.西方现代音乐创作中西方文化与古代或与东方文化的契合
8.西方标题音乐与中国器乐的标题性研究
9.西方器乐音乐中的“升华”与中国文人器乐音乐的“韵律”问题
10.西欧不同国家撰写的西方音乐史或通史（法、德、意）的研究与比较研究
11.东方国家撰写的西方音乐史或通史（日、韩、印）研究
……
这里仅提出一些我所想到的，当然还有很多。我的初衷是通过一些跨学科（或跨“子”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努力“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了解世界、认识自己”，以便在共同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世界，认识自己。只有“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才可能真正深入地了解世界，认识自己，才能达到“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为建立和谐的世界与和谐的社会服务”的最终目的。
①上个月我开始考虑“2007年第二届西方音乐学年会筹备会暨本学科发展研讨会”的发言时，接到福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的“多元文化视角的音乐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王耀华教授从教45周年”的通知，其议题与这次的研讨很有关系，更促成了我的这篇发言和想法。
②西方音乐史权威性的期刊，如：
JAMS Journal of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1948―)
JM Journal of Musicology (1982― )
ML Music and Letters (1920― )
MQ Musical Quarterly (1915― )
MSD Musicological Studies and Documents (AIM)
RILM Répertoire International de Littérature Musicale （International Repertory of Music Literature）（1966―）
……
关键词：学科评估；音乐学科；建设；启示
学科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它不仅承担了各专业人才培养重任，还起到服务国家战略实施、促进各项科研项目研究顺利进行等作用。其中，高校音乐专业作为推动音乐文化发展、音乐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与其他学科一样，需要通过学科评估方式对其近阶段的发展水平、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发展空间等进行细致、全面的检验。学科评估在我国实践时间较短。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评估指标先后通过多次革新、发展，逐渐趋于合理化。新一轮的评估活动开启后，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并针对音乐学科独特的学科特色，定制新的评估指标，采用新的评估方式。比如更注重音乐学科实践性、创造性特征，加入非定性、非定量评估要素等。而这些评估指标对于高校音乐学科建设更具针对性，更能发挥其评估价值，具有一定的指导、启示作用。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新一轮评估体系标准对高校音乐学科建设的推动、启示意义进行探究。
1加强音乐学科团队建设
学科的发展需要团队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共同建设。“一个学科的学术地位、学术声誉、学科方向特色凝练，以及该学科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学术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层次结构至关重要，要有一流学术造诣和学术声望的学科带头人，还要有结构优良的高水平学术团队。”［1］新音乐学科评估指标中，首先要加入学科团队评估要素。然而，高校音乐学科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较为注重教师个人表演水平、创作能力的发展，使得从事艺术教育的教师们大都因艺术创作个性需求，在平时的科研与教学过程中显现出特立独行的风格。音乐学科建设中实践性所占比重大，也使其科研团队建设起步较晚，相比其他学科稍显滞后。这些都造成了音乐学科建设中学科团队建设经常被忽视。新的学科评估标准制定后，对于音乐学科的全面、长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及启示作用。尤其在高层次科研人才的培养方面，既强调科研人才团队建设的重要性，也强调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引领、支撑作用。对于拥有一级学科、双一流学科的高校来说，在已有的团队发展基础上，应进一步优化学科团队结构，建构合理的研究梯队，尤其在向多个研究方向拓展、重视跨学科研究、加强国内外音乐学术交流合作方面，加大研究力度，从而提高学科团队整体水平，建设具有国际水准、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具体的措施包括鼓励支持青年教师提升学历，参加和主办国际性学术会议以及与国内外一流的音乐学科院校进行合作、交流。当然，学科团队的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方面，还需增强对艺术演出、创作等实践团队的培养力度。
2发挥音乐学科民族文化传承职能
新的音乐学科评估指标十分强调音乐学科的社会职能，首先提及的便是发挥其对弘扬、传承社会优秀文化的价值：“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依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提供一系列服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并取得成效的总体情况，具体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弘扬优秀文化，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举办重要学术会议，创办学术期刊，引领学术发展；推进科学普及，承担社会公共服务；发挥智库作用，为制订政策法规、发展规划、行业标准提供咨询建议并获得采纳等。”从这几行文字可见，音乐学科建设中的人才培养、发展要以服务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为目的。而其中弘扬优秀文化的要求作为首要要素应得到重视。尤其高校中民族音乐边缘地位的现状，对我国高校音乐学科体系的建设敲响了一次长长的警钟。学科评估指标强调音乐学科服务于传统优秀文化传承，是对音乐学科建设与发展单一地为发展西方音乐现状的无声批判及有效引导。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而这种自觉的行为习惯需要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培养。这包括将本专业打造成高校所在地区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人才培养阵地，为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发展、创作、表演打造自己的特色文化艺术作品开辟新的平台。通过校企合作、校政合作等方式，组织社会音乐实践活动，促进传统文化发展，促进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此外，还要通过对外合作与交流，传承发扬本国、本土优秀文化，比如积极开展师生海外艺术交流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升学校在国外的教育声誉，扩大国际影响力。另外，要加强与台湾、香港、澳门合作、演出等实践交流活动。而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除了遵循原课程外，应将地方民族音乐文化纳为本校特色课程，加大民族音乐文化在教学中的比重。
3加强音乐学科内涵建设
学科发展的关键是内涵建设，即学科质量提升与发展。新学科评估指标中，加大了内涵建设的比重，更为重视学科质量的评估。这对于音乐学科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顺利转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指标化的评估体系为音乐学科内涵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树立了质量建设意识。尤其音乐学科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高校，在稳定发展基础上，更要围绕提高学科质量做文章。学科内涵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大部分：第一，科研质量。科研为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保驾护航。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包括教师们在教学实践中对得失的理论总结，对音乐教学内容、人才培养方式等不断地进行探索与研究。此外，还包括教师们针对自身的专业专长，在音乐学科某一个领域创造的具有前沿性的科研成果。成果的样式包括发表的期刊论文、出版的书籍以及参与的课题等。而成果的质量则主要通过论文内容质量、引用次数，文章发表刊物、出版社、课题的级别等要素进行区别。第二，人才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是学科内涵建设好坏的重要检验标准。各高校培养的学生进入社会后，是否能够得到社会及用人单位认可作为指标，主要包括用人单位的反馈以及人才进入社会后所做的贡献。这在新评估体系指标中，集中从“优秀毕业生”贡献一栏中体现。此外，就业率也是一大标准。第三，学科声誉。学科声誉主要是针对本学科科研水平、社会贡献、学科带头人的国内外学术影响及其社会声誉、学科贡献等方面进行衡量，也是发展音乐学科内涵的重要指标。
4结语
学科评估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对于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检测意义。而音乐学科的建设随新一轮评估体系指标的革新得到启示，这不仅对音乐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学科评估体系的完善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谢桂华.高等学校学科建设论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6.
［2］…董秀华.对我国大学排行实践的回顾与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4）：90-95.
一般来说，大型国际声乐比赛都是男高音、女高音的天下，男低音拿奖的概率几乎为零，由于低音声部曲目的局限，不可能像高音声部曲目那样出彩，在人才济济的优秀选手中相对处于劣势。事实上，此次比赛有二十多个国家的选手参赛，共分三轮角逐，最终进入决赛的选手基本都是意大利、罗马尼亚、韩国、奥地利等国家的男高音和女高音，而张茂林是唯一晋级的男低音，压力可想而知。
决赛时，评委会主席、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斯托雷诺指定张茂林演唱一首选自罗西尼歌剧《塞尔维亚理发师》的选段《诽谤》，张茂林用自己对该作品的独到理解，用自身优美独特的男低音音色近乎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片段，在场的评委无不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竖起大拇指，给了他全场最高分。最终，张茂林一举夺得此次比赛的第二名（第一名空缺），还获得了意大利罗马国际音乐节演唱金奖。
民歌之乡种下美声种子
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泸州纳溪是著名的民歌之乡，张茂林就出生在护国镇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在他生活的环境里，到处回荡着美妙的音乐，那叮咚的泉水声、清脆的蛙鸣，还有农人劳作时吟唱的一曲曲情意绵绵的“滚板山歌”，这一切都犹如天籁之音，潜移默化地在张茂林心里埋下了音乐的种子。
说起张茂林小时候，至今仍有一件小事被亲戚们津津乐道。张茂林去亲戚家做客，亲戚住的是旧时的四合院，中间有一座大水池，水池边摆着几十盆花。那天，张茂林一口气将几十盆花全部推到了水池里，为的就是想听听花盆落水的声音。
张茂林对音乐的热爱一直到上初中时才被音乐老师发现，并有意给予指导。可张爸爸因为下岗，面对儿子高昂的学习费用极力反对。张妈妈深知张茂林的秉性，只要他认定的事情，不管遇到多少阻力都会坚持走下去，她虽然不懂音乐，但她懂儿子、爱儿子，所以她要义无反顾地为儿子撑起一片晴空。
顶着重重压力，母亲一连打了几份工，并一次次找亲戚借钱。无奈，亲戚们也不富裕。母子二人为了学习期间的各种费用互相支持鼓励，那时张茂林只有一个念头：为了妈妈不再受苦，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
1996年，张茂林报考西南师范大学，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考上，但他没有气馁，认真分析原因后，他决定去大城市找专业老师进行辅导，以备来年再考。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张茂林顺利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进入大学后，张茂林便开始做家教，由于他授课认真，学生一天天增多，后来不但能养活自己，还能将多余的钱寄回去贴补家用。
晨霜为他洗征程，月光为他照前路，张茂林就这样带着一份孜孜不倦的执着、一颗温暖的感恩之心奔波在求学的路上。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跨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张茂林便将这一天看成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别的同学在尽情享受生活，他却在刻苦练声、学外语、看原版歌碟。大一寒假，张茂林向朋友借了五千元钱，坐火车去上海找周小燕教授辅导，之后的每个假期，张茂林都会离开学校遍访国内外名师拜师学艺。刚进大学时，张茂林的成绩并不出类拔萃，但经过努力，他后来一直稳居班级第一。
2001年，张茂林大学毕业，品学兼优的他被德国某音乐学院录取为研究生，并提供优厚的奖学金。作为一名音乐学子，德国一直是他的梦想，可张茂林的哥哥此时患淋巴癌，已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张茂林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说：“你去吧，家里有我撑着！”语气虽坚决，但张茂林仍然听出了那一份深深隐藏的挽留――妈妈其实是希望他留下来共渡难关啊！张茂林果断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
张茂林和妈妈开始一起为挽救哥哥的生命和死神赛跑。可哥哥的病不见好转，一张张病危通知书让张茂林心都碎了。但张茂林没有绝望，西医、中医、民间偏方，只要对哥哥的病有用，他都会努力一试。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爷爷病逝，年迈的奶奶不堪这双重打击病倒在床，父母照顾一老一小两个病人心力交瘁，根本无暇打工挣钱，所有的经济压力像沉甸甸的大山全部压在了张茂林身上，但他没有一丝怨言便扛了起来。
与此同时，四川音乐学院面向社会招聘老师，张茂林以本科生学历与一群硕士、博士生竞争，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在母校当上了声乐老师。那年，张茂林才二十三岁，是川音最年轻的老师，就连有些学生的年龄都比他大，这成了学校里的一大奇观。
现在看来，那段时间是张茂林人生中的一段严峻岁月，所幸张茂林身边有一群好朋友，在他们的无私帮助下，张茂林就像一个无所畏惧的斗士，一边教书，一边挣钱为哥哥治病，一边还要腾出时间准备考研。在张茂林的不懈努力下，他终于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哥哥。最让人惊讶的是，张茂林还以文化、专业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
意志刚强的张茂林，生活中却是个善良、谦逊、低调的谦谦君子。考研时，因没有任何背景关系，也没有钱打点，他总是一个人悄悄地准备、悄悄地考。有位同事得知后甚至断言：“四川音乐学院没一个人能考上上海音乐学院！”张茂林付之一笑，最终得偿所愿。
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张茂林用他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音乐实力。
日本舞台崭露头角
200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读研期间，张茂林应邀到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演出。当时，他正忙着写研究生毕业论文，在日本和上海之间忙碌地飞来飞去，辛苦程度自不待言：第一苦是语言关。搞美声，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俄语等都要了解，否则就不能完全理解歌剧表达的意思，而对歌剧演员来说，学语言要学一辈子；第二苦是背谱子。张茂林应邀在日本出演威尔第歌剧《法斯塔夫》中的同名角色，谱子一共有五百七十页，作为主角，他一个人就要唱将近四百页，而且全部都要用意大利语演唱！一看到那厚厚的一摞谱子，张茂林的头“嗡”地一下就大了，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放弃，但他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所有演员中，只有张茂林一个中国人，他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在日本的训练堪称“魔鬼”级别，每天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九点，整整十二个小时都在排练。张茂林原本就有胃病，到日本后由于饮食不习惯，胃病更厉害了，每到这时，张茂林都会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不能倒下！”
唱歌剧的人都知道，歌者的声音要穿过几十、上百人的大乐队，演出一场就要两个半小时乃至三个小时以上，对体力、耐力和精神消耗极大，但张茂林坚持住了。《法斯塔夫》在日本公演期间，所到之处都引起了轰动。那时候，他多想有亲人在身边分享自己的喜悦和激动啊！当地华侨激动地说：“没想到我们中国人唱意大利歌剧这么棒，没想到我们中国的音乐艺术如此突飞猛进，太吃惊了！”为了表达敬意，感谢张茂林为国争光，当地华侨专门从北海道空运来几箱大闸蟹为他开庆功会，日本电视台和报纸也对张茂林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歌剧《法斯塔夫》颇有点鲁迅笔下阿Q精神胜利法的意味，法斯塔夫是一个年老的落魄骑士，靠喝酒打发时光，经常受到别人的捉弄折磨。面对这些屈辱，他却说：“没有我，你们就没有取乐的原材料了！”言外之意是大家的快乐都是他带来的。张茂林凭着自己对人物的深刻理解，将法斯塔夫演活了。有位女观众看完张茂林的演出后忍不住哭了，她对张茂林说：“我丈夫去世九年了，我一直很消沉。法斯塔夫面对如此的屈辱都能勇敢地活下去，我还有什么活不下去的呢。感谢你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她成了张茂林的忠实粉丝，张茂林在日本巡回演出期间，她带着一群粉丝追随一路，场面十分壮观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