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6 16:01:2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宋代文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白鹿洞书院；教育特点；高中语文
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与封建官学的教学模式截然不同，很多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即使放在教学模式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也是具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当今高中语文教学中汲取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下面将对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特点进行介绍。
一、教学目的方面
从教学目的的角度来看，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对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而是将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来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借鉴白鹿洞书院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师生关系方面
白鹿洞书院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学生在选择教师时通常都是仰慕而来，并且教师和学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值得当今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的，语文教师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来感染学生，促进师生之间的和谐，进而促使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教学方法方面
在教学方法方面，白鹿洞书院主要是注重培养学生精研、体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体察正是对高中生语文能力的重点要求。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应该对白鹿洞书院中的教学方法加以借鉴，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读、钻研、实践等方面的语文学习能力。
四、课堂氛围方面
白鹿洞书院的课堂氛围是相当自由宽松的，学生能够自由地发表见解，与教师进行交流，扩大思维的开放性。而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进学生开放性思维的形成。借鉴白鹿洞书院中的课堂氛围特点，使高中语文课堂变得更加宽松和活跃，能够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
白鹿洞书院独特的教育特点对于当今社会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对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提炼出优秀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促进高中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论文标题
撰写： 导师：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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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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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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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题：简明扼要，能概括论文主要内容，一般不超过20字。
(2)正文：论文字数应在7000字以上。最好理出几个小标题进行撰写，这样才能脉络清晰。
(3)引文：引文必须作注，在文中用数字标明，文后注释，格式参看“参考书目”，并注明引文所在原书(文)的页码。如引文并非来源于原书(文)，则须标明“转引自”，如：[1]转引自《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4)参考书目：序号用方括号标注，格式分别如下：
期刊：作者、文题、刊名、年、期，如: [1]杨海明《唐宋词中的人生意蕴》，《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书籍：作者、书名、出版者、出版年，如: [2]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报纸：作者、文题、报名、出版日期，如: [3]杨海明《唐宋词中的人生意蕴》，《光明日报》1999年3月1日。论文集：主编、论文集名、出版者、出版年，如: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研究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数字：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图表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
（6）论文可打印，也可手写，手写稿一律用方格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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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稿如改动不多，一般不寄回，请自留底稿。提纲及各次修改稿件均要存档，请保留好。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原文化；汴宋文化；文化新态；学术眼界；学术境界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但其概念的固定主要是在宋代以后，汴宋文化奠定了中原文化的特性。中原文化的长期繁荣和走进意识积淀，造成人们的中心文化心态。随着时序更迭、时代变迁，中原文化心态来到了其社会转型的当口。
一、认识汴宋
中原大地上处处留有宋代的遗迹。寻找周朝要去安阳，寻找汉唐要去西安，寻找明清要到北京，寻找宋代就得来开封。
开封发生了多少历史故事，七朝古都――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金――本身就是文化渊薮。而主要是宋文化，在开封留下众多遗迹，明末黄河决口，更多的埋在了地下。大相国寺为战国魏公子信陵君故宅，北齐天保六年（555）建为寺，北宋曾留下一条最早的看戏记录。清潘长吉《宋稗类抄》卷七“怪异”条收录一条资料，说是北宋仁宗朝有建州人江沔“游相国寺，与众书生倚殿柱观倡优”。北宋王安石《相国寺启同天道场行香院观戏者》诗则说：“侏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贱。心知本自同，所以无欣怨。”（《五文・公文集》卷四十六）证明相国寺里有优戏演出，所以宋王浴堆嘁碲蹦甭肌肪矶干脆就说：“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佑国寺铁塔为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建，外壁镶以褐色琉璃砖似铁色，故名，因黄河泛滥，塔基已埋于地下。繁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为开封市内现存最早建筑物，文献记载原为9层，明初摧毁，止遗三层，后在残留的3层塔身上加建7级小塔，形成特殊风格。龙亭原为宋代皇宫后宛的一部分，明代成为周王府花园，山上曾堆放煤炭，故名煤山，明末河决城淹，王府沦没，煤山独存，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煤山旧址建万寿亭，遇皇帝生日，文武官吏来此朝拜，故称龙亭。龙亭前有潘、杨二湖，则仅仅是传说。北宋留下的还有宋徽宗宣和画院里绘画待诏张择端描绘汴京的著名界画《清明上河图》，在古代绘画里留下的宋代以前城市只有这一座。与之相配合的是宋人孟元老写下的《东京梦华录》，成为第一本城市传记。
（一）宋代社会的转型
有人会说，中国古代历史悠久，选择宋代来讲有什么特别意义？有。因为在整个中国封建史和文化史中，宋是最为独特的，对今天的影响也最为直接。如果说，春秋战国以前是上古社会，唐代以前是中古社会，宋以后就进入了近古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是从宋代开始的――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而从此中国传统文化也来到了它的世俗性阶段，热闹繁缛的街市景象，殷殷富贵的家庭生活，都在为它涂抹一层人世油彩。我们耳边的市井喧嚣渐渐响起。
与唐代比，宋代经济社会有了一个大的转折。宋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与提高，例如科学技术有了极大的进步。宋代好像进入了―个集中的科技发明时代，一系列直接影响近代文明的重大成果都在这时涌现出来。票券发展为“交子”，成为纸币的先声，使得一种新的商业信用流通手段得以确立，有力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活字排版的发明，火药的发明。火焰器的使用，航海开始使用指南针，天文时钟的架设，鼓风炉、水力纺织机的运用，船只使用不露水舱壁，都于宋代出现。这种种发明的普及运用，推动社会生产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带动了经济的突飞猛进。
宋代城市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唐代都市实行的是城坊制度，把城市划为一个个方格子，平面就像围棋盘。我们在文献里经常见到唐代长安坊名，如长乐坊、永宁坊之类，一共108个坊，每个坊都有自己的名字。方格子外面砌上墙，墙外是道路，骑马走车人行。要开市贸易买东西怎么办？固定一些坊市，定时定点在那里做生意卖东西。可是城市还普遍实行宵禁。到了晚上要关城门。为了防范坏人和盗贼，宵禁开始后不准在街上行走，有执金吾巡逻，碰见就抓。你去坊市买东西，看见日头偏西就得赶快往家赶。否则会被堵在路上回不去。宋代不同了，宵禁名存实亡，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看到，坊市被临街随便开商铺所代替，什么孙记正店、十千脚店、刘家上色沉檀香铺、王家罗锦匹帛铺之类，人们走在街上就可以随便买东西，和今天一样了。这样城市就热闹起来。进入市民社会，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也开始露头。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生动图景：在从南到北的地域幅面上，缀满了星罗棋布的大小新兴城市和市镇。这些城镇中，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种类繁多的商业贸易现象，“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为了支持这些贸易，鼓风炉、纺织机的声音在全国大地上到处回响，稠密的乡间驿路上蹄踵交道、运货的大车络绎不绝，蛛网般的内陆河流风帆繁密、载物的舟楫头尾相衔。市镇上各行各业、五花八门的店铺座座相连。构成一道道繁华的商业街，每日销售着品类繁多的货物，各类服饰、丝织品、谷物、肉鲞、菜蔬、茶酒、饮食果品、药材、香料、印版书籍、花鸟虫鱼、竹木家具、瓷器、漆器、金银器、日常用品、年节应景之物等等应有尽有。这种与前不同的历史图景，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展开，一种与以前单纯农业社会内容、节奏、观念、情趣都截然不同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序幕的开启。
（二）开封的繁华
开封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基，建立起宋朝，成为北宋国都之后，经过150多年的发展。成为东方最大都市。
宋初禁军驻扎，又把灭掉的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七国遗民迂徙至此，加上众多的商贩聚集，汴京很快成了一百多万人口的东方巨都。现在开封170万人，是个小城市，但那时却是世界级的大都市。我查了下材料：公元前的大城市，希腊底比斯8万人，巴比伦城20万人，西汉长安40万人，公元775年萨珊王朝的巴格达第一次突破100万人，然后就是ll世纪的开封了，以后明清时期北京也就是100万人，世界上另外只有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堡100万人。到了1825年伦敦510万人，1925年纽约650万人。
其人口成分除了驻军、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之外。大多是商贾摊贩、小手工业者、船夫脚夫、艺人、僧尼奴婢、日者郎中、叫化子、无业游民等，形成庞大的市民阶层。元丰（1078―1085）以后汴京城拥有160种商行，约6400余家店铺，已经成为东方最大的商业化城市。汴京从事手工业的工匠，仅官营的就有八万多人，其总数不会少于十几万人。以经商为业的有两万多户，约十几万人，另外还有大量妓馆、勾栏，以及经营小食摊、水果摊、零食担儿、杂货担儿、测字算卦的普通民众。汴京很快发展到历史上的极盛。
南北宋之交时人孟元老，曾经于北宋末在汴京渡过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说：汴京因为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到处是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宝马，罗绮飘香，弄管调弦，箫鼓喧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就在这万众集聚、游风熏染的文化环境中，市井艺术茁长而出。
宋仁宗朝以后，汴京成为一座东方最大的游艺场，市井中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游艺IX--瓦子，每个瓦子里有许多专门供表演用的勾栏棚。平日都有众多的“富工”、“闲人”在游荡，往往聚集数千人观看杂剧以及各种伎艺表演。只要过节，元宵、上巳、中元和皇帝诞辰、神祗生日等，勾栏民间艺人和宫廷艺人都在大街上搭台演戏，引得万人聚观、城市空巷。
汴京城里有众多的艺人。官籍的教坊、云韶部、钧容直、东西班乐人达千人，开封府衙前乐和军队乐尚未计算在内，瓦舍勾栏里的艺人则无可计量，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7记载，金人攻陷汴京时，一次即索要“露台祗候千人”。艺人受捧、能挣会花，弄得民间重女轻男。宋廖莹中《江行杂录》说：京都小民不重生男，每生女则如捧璧擎珠，从小让她们学歌舞、说唱、杂剧，十几岁就去市肆上演出。在这蹈咏升平、寻欢作乐的时代里，就日益产生出新的世俗文艺品种来，小说、陶真、吟叫、嘌唱、杂扮、影戏等都是此时兴起。
通俗文艺的兴盛与文化生活的普及，市井繁华的现实人生乐园对于人们的诱惑，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时代心理。上自皇帝、下及平民，人们都沉溺于对现世物质享受和世俗欢乐的追求。宋徽宗更是在年节时纵民游赏，赐小民金杯饮酒，与百姓共观散乐百戏演出。称作“宣和与民同乐”。
（三）文人的天堂
宋代的都市繁华，为文人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宋朝汲取晚唐藩镇割据、拥兵自重造成天下大乱的教训，猜忌武将，排抑武人。赵匡胤登基后，马上“杯酒释兵权”，解除了自己的拥立者、禁军统帅石守信等一批有功之臣的军事指挥权，却把军政大权都交到文人手中。不仅文官系列由文人主持，即使是武官系列中的要职，例如中央掌兵的枢密使、各地统兵的都统制，也同样由文人充任。这样，文人集团把持了全国的政权、军权、财权，成为宋代最具实力的社会阶层、，宋代又大力进行科举考试，士子们一旦考中，立即得到极高的荣誉与优厚的待遇，跻身于官僚阶层而成为社会上层人物。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皇帝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届时城市人民倾巢出观，万民空巷，盛极一时。北宋尹洙曾经评论说：“将军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把强蕃赶到大漠，唱着凯歌回来，全城欢迎，也比不上状元及第的荣耀。”（田况《儒林公议》）考中状元者，自然成为天下注目的对象，为皇帝所重用，日后官阶升转极快，有时三五年便至公卿。迅速上升为上层官僚。于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在宋代变为了现实，天下人都被吸引到读书做官的道路上来。
科举造就了众多的文官。我们比较一下下面的数字就可以看出：唐代开元年间每年在京师应举的士子为一千人左右，宋代嘉佑年间每年在京师待试的士子为六七千人；唐代每科取士不过数十人，宋代达到四五百人。宋代又设置大量的冗官，翰林学士宋祁说，当时“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见三费疏》）。宋代文官的生活待遇十分优厚，俸禄多，赏赐重，除定例的禄米外。还得到绫、绢等实物和职钱。种种优渥条件，把宋代士大夫阶层置身于一种饱食雍容的境地。这种条件培植起一个广大而特殊的社会阶层――士大夫阶层。他们既然衣食无忧，不需要从事其他具体的实业和实践，便有充裕的条件、时间和精力来开掘自己的智力和才慧，充分用于读书写作、琴棋书画以及其他文学艺术创作。北宋文人最有艺术气质，士大夫中诗书画乐兼擅、艺术修养全面发展的大有人在。苏轼能诗能文能词能书能画俱成大家，在诸多方面都开一代之风、卓有建树，成为北宋文人艺术禀赋高绝的突m代表，成为中国古代难得的一位艺术全才人物，
市井文娱生活的兴盛，为宋代士大夫文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陶冶环境。他们耽溺于市井冶游，醉心于享乐、放纵的生活，终日消沉于歌楼酒馆之中，吟唱着“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的倚翠偎红曲调，把理想建立在世俗享受之上。词人柳永更是视功名而不顾，满足于伴酒眠妓、吟唱艳曲的生活，“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这样的艳冶环境，对于熏染士大夫文人的人品格调，促使其创造出新一代的文风，甚至推动其直接参与市井创作，起了重要作用。柳永的长调慢词就产生于这种都市冶游中。泽州孔三传首创诸宫调，深受士大夫喜爱。苏轼、宋祁等文豪也都为宫廷杂剧和歌舞演出写作“勾队词”、“放队词”，尽管是应景之作，以苏轼一代文豪的笔力，仍然写得一气灌注、情景交融。
封建帝王也大多有深厚艺术修养。宋太宗、真宗、仁宗皆洞晓音律，自己能度曲。宋真宗还爱写杂剧词。宋仁宗则“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又善书，曾作飞白书答谢辽兴宗所赠绘马。宋徽宗更是一位钟情于艺术的皇帝，他对艺术无所不丁，能书善画，独创的“瘦金体”书堪称一绝，花鸟画独造其妙，山水画则有“徽宗山水”之名。更有甚者，微宗创办起皇家绘画学院，仿照科举制度，用命题取士的办法招收学生，并亲作教授，用皇室收藏的大量书画珍品作教材，培养出众多高水准的画家。至于他在节庆时到市廛与万姓共观散乐百戏演出，创九五之尊“与民同乐”之风，此举成为南宋历代皇帝的定制，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事例。
宋代艺术的审美主导心理是士大夫审美心理。在传统社会里，士大夫艺术永远是一个时代的精英艺术。它领导着时代的潮流。因而，士大夫自发创造并自我欣赏的艺术，成为宋代审美趋势的主流，它影响着市井艺术，导引着宫廷艺术，发挥了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四）宋代文化成就
宋代由于国土狭促，形成了内趋性的文化心理。宋人放弃了对外在事功的追求，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知识积累、提高文化修养、探索宇宙观和从事文学艺术创造。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为宋文化的走向集历史之大成奠定了基础。于是，宋所当然地成为一个文治烂然的朝代，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人们在谈到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成就时习惯于用朝代相标举，而宋朝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讲学术思想时说汉宋，讲诗歌、散文、书法时说唐宋，讲绘画、话本小说、南戏时说宋元，讲理学时说宋明，词则以宋朝独标一代之帜。可以说，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它既是继往开来、从历史的纵深走向近代坦途的中继点，又是总汇古典文化结晶、开辟近代文化先声的中转站。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这种特殊位置，也为宋代文化的性质作出了定位。
宋代文化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首先体现为学术之盛。与唐人昧于经学、诸子学、史学的研究相反，宋人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宋学的奠定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重大历史转折与发展，它总结了此前千余年的儒学之道，而成为后世千年社会的支配思想。宋代史学处于一个开创的时代而高度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征一是在撰史体例上有新的突破，二是在史著总量上有大的增加。北宋司马光编撰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294卷，是中国古代有关中国历史的第一本编年体通史性著作，司马光之所以能够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著作，得益于他渊博的学识，历史、音乐、律历、天文、术数无所不通，而这种坚实饱满的知识基础，则是宋人文化水平整体提高的产物。南宋袁枢在《资治通鉴》基础上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42卷，是第一本以历史事件为轴心撰写的史著，它标志着传统历史编纂学史新纪元的开始。宋代史学发达的标志还体现在史学著作的浩繁与众多，北宋欧阳修编的《新唐书》225卷与《日唐书》并行，南宋郑樵编纂的《通志》200卷成为有关中国古代典章制度重要文献的“三通”之一，满地别史、杂史、野史的大量涌现助长了史学的兴盛，舆地与金石学的发展则推动了史学进人新的天地，至于类书编纂进入高峰时期，《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事物纪原》《太平广记》，林林总总，动辄上千卷，为文化与学术留下了丰厚财富。
文学艺术的兴盛体现了宋代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成就。宋代的诗、词、古文、书法、山水花鸟画、瓷器、建筑、园林皆继承前人而臻于完善，或发展至纯熟阶段，或别出一格。宋代文学是与唐代并驾齐驱的一代文学，诗不如唐而量超之，文胜之，词过之。宋诗虽缺乏清新，但多了跌荡，虽少了天然，但多了思理。宋文以抒情议论见长，较之唐人，纹理更为细致周备，文气愈加流动贯通，与唐文并立起“唐宋家”。宋词独为一代天骄，以其轻飚倩俊、曲致婉转的细腻笔触，捕捉住人们日常稍纵即逝、难绘难描的心绪意态，遣词造意，开中国诗歌之新境，启曲词畅达之先声，其立意之峭、造境之幽，后人最终也难以企及。宋代山水花鸟画都在五代基础上走向高峰。山水画钩皴点染各种技法成熟，求境重神内在气韵充沛，建树卓著，成绩斐然，得以取代唐代占统治地位的人物画而独领画界。花鸟画奠定工笔设色的规范，生机盎然、绚丽华彩，开元明清千年画坛之风。宋代书法虽不如唐人工稳严谨，但抒卷逞意过之，苏黄米蔡四家皆备一格，各领时尚。宋代工艺、建筑皆发展到精审细密、巧夺天T的地步，其中宋瓷为绝妙代表，以其冰晶雪莹的色泽、质地与神韵而留名青史。市井瓦舍勾栏众多通俗文艺品种的簇花般兴盛，造成宋代艺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戏曲、小说的泉涌汩汩，成为元明清滚滚而东一条滂沛大河的源头。
宋代文化成就的根基之一是教育的兴盛。宋代的教育普及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为适应科举选士、培养人才的需要，宋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众多的各级学校，一时国子学、太学、州学、县学林立，另外又有专门的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科学校。此外，宋代官私书院盛极一时，著名的有六大书院，为白鹿洞书院（在庐山）、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应天府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茅山书院（在今江苏句容），都是当时的文化与学术中心，聚集了众多一流的名师，培养了一代人才。这些书院的规模很大，有时生徒多至数千人，它们对于宋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与上述所有文化成就相辅相成的，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书籍的普及，这是科技发展与商业繁荣给宋文化带来的一股强劲的生命液。五代之前，书籍被视为难制品，通过抄写来流通与传承。虽说雕版印刷术已于中唐时期诞生，但尚未开发出印书的商业用途，一般读书人手中的书籍还是靠自己去抄写。可以想见，在那种条件下，拥有众多图书是一种奢侈，普通寒门土子根本不敢想象，这就阻碍了文化知识的普及。北宋庆历（1041―1048）以后，各种刻本书籍开始大量刊行，价格日减，特别是建本书籍，尽管因为质量低劣而遭致讥评，但它的低价位与高销量，给文献的广为流通带来极大的便利条件。印本书籍的大量出现，使得读书与藏书不再成为奢侈行为，公方和私方为了阅读的方便开始建立大大小小的藏书楼，从中央的三馆、秘阁到各州学、县学以及民间书院，都拥有众多的书籍，提供给读书者阅览。私人藏书家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知名者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人都藏书数万卷。书籍的广为流通大大扩充了读书士子的文化视野，使得宋人所掌握的历史文化和科技知识大大超过前人，如果将唐宋一般文人的学问层次进行对照，可以很明显地得出前者浅陋、后者闳博的结论，这种情形有力推动了宋代艺术的发展。
书籍刊刻与流通的便利，反过来又刺激了宋人著书立说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兴趣，一时各类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内容从史书、政书、农书、工书、文书、诗书、乐书、佛书、道书一直到杂流百家，样样都有刊本。宋代的私家著述量远远超过前代，动辄几十卷、上百卷；宋代的野史笔记极其盛行，人辄一记；宋代的许多文人把刊印自己的文集当作毕生宿愿来对待。尤其是，宋代市民社会的膨胀及其精神需求，使得通俗唱本、话本、剧本等类印本书籍，风俗画、节令画、招贴画等年画的先声，也广泛进入商业流通。这些书籍的流通为民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作为中国普通民众了东汉二百年江山。听父亲讲，他小时候曾听说清代南阳过大象，因为南阳处于缅甸进贡大象的进京官道上，但现代南阳风光不再，因为没有了交通优势，沦落为偏僻的地方。云贵高原通的茶马古道也一样，过去十分热闹，今多荒颓。
国都，往往会成为商业社会中心城市。最典型的例子，古代是开封，近代是伦敦、东京。欧洲各国亦多如此，墨西哥城则作为欧洲延伸，成为当今世界最大城市。然而，一些国家将首都与传统王权分离分置，例如日本首都是东京，天皇却住在京都。
美国则成为一个另类。美国是两三百年前才建立的新兴国家，本原就是脱离传统思维的异教徒开创的新大陆，因而它的政治首都是华盛顿，商业中心却是纽约：因此，“9・11”恐怖事件攻击的对象不是华盛顿的白宫和五角大楼，而是纽约曼哈顿的“双塔”世贸大厦。
而中国的传统中心，高踞金字塔顶端。中国离开首都，就感觉离开了中心，就天高皇帝远，就是偏远边鄙。但今天世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例如美国，这样一个摆脱了欧洲传统王权控制的国家，把国家政体的金字塔结构变为板状的平铺结构，因而生活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众都不感到自己是偏远边鄙之民。加之现代化的通讯手段迅速普及，美国的每一个国民坐在家里，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现代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的重组正在证明：这将成为世界趋势。坐在家里办公，可能成为主宰这个世界的未来网景。
那么，学术呢？
（四）学术界域
学术历来不受界域限制，学者只要胸怀天下，就能坐在家里指点江山。古人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为什么？有书，掌握信息资讯。
学术还历来避开世俗的闹热。中国古代许多书院都避在一隅，因为士子们要静心读书嘛。河南的嵩阳书院，在中岳嵩山登封市城北三公里峻极峰下。欧洲大学从中世纪修道院而来，修道院与寺院一样都建在山上。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都不在中心城市。我留学的伯克利大学，建在美国西部繁华都市旧金山海湾对面的一片原始松林里，至今还保留了松林的一角。只要有了图书和学者积累，就有大学；只要有了资讯，我就是世界中心。
但中国现代大学却走了背道而驰的路，基本上都建在大都市中，以增加城市的文化氛围与校园的物资供应，可眼下却都被城市的膨胀和拥挤堵得喘不过气来。当初北大、清华建校时离城极远，出北京德胜门北40里，保留了较大的腾挪空间，但今天也被城市囊括了。
然而，过去学术还是有限制的。例如，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过学术远离原发地的情况。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和文字研究，蒙古学的研究，中心长期在欧美，印度梵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欧洲，中国的敦煌学长期在日本，纳西学长久在国外。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是资源掠夺，二是兴趣与眼光。这说明，当学术扩大到比较易得的书籍之外，需要拥有更多特定资讯时，受到存量限制也就是界域限制。
（五）存量限制的打开
存量限制，过去是学术的一大障碍。以往河南大学发展的障碍，一是传统存量不足，二是现时资讯不足，最终归结于开封小城的偏僻与闭塞。然而，现代传媒一夜之间把障碍消除了。网络为学术构筑了一个板状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人享有相同的权益，不同在于，你是否能够更加熟练地驾驭和运用它。过去我在北京图书馆啃干馍喝凉水查阅一星期的资料，今天你坐在家里鼠标一点，十分钟就出来了；过去我用十三经索引，辛苦费时查找一年也找不到一些经典例句的出处，今天你用搜索引擎一分钟就找到了；过去我要带着介绍信到各个图书馆去查目录、填单子、打条进去长久等待，然后拿到书一看不在这一册，又得把整个程序重来一遍，但管理员吃午饭去了只好下午再来，今天你电脑上可能就装有《四库全书》《古本戏曲丛刊》，一点即来；过去，我要按照搜集到的目录到图书馆里去翻阅各种书报杂志，寻找我要的论文然后付费一张张复印，现在你在知网里一点就出来，而且可以很便宜地把文章下载。
因而，以往中心城市、大都市里的大学的资讯优势被打破。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过去北京、上海、天津的名校垄断，开始被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突破、超越、跨越。
存量限制被无限打开的结果，是研究界域的无限制扩张。无论你在哪里，无论是在牛津、哈佛、清华、北大还是在河南大学，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兴趣爱好去发现和跑马圈占自己的领地。前提是，你要打开眼界，扩展心胸，你要走出中原！
（六）学术眼界
所谓走出中原，不是指身子而是指眼界要走出去。
身子走出去，非常重要。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读书好理解，为什么要多行路呢？行路是另外一种社会实践，亲身看一看，才有真知灼见，是谓经多识广。许多事情一定要亲临现场，才能有特殊感受。所以，余秋雨先生倡导“行走文学”是有道理的。我这么多年也喜欢到处走到处看，前后到过20余个国家，受益匪浅。
但是，身子走出去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身子即使走不出去，眼界也要出去。所以，扩大学术视野更重要。有了广泛的学术视野，就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河南大学奠基之初，就是要走出去的，不仅是要走出开封，而且是走向世界。河大前身是1912年在开封清代贡院旧址上创办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与清华学堂、南洋公学一起，成为当时中国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过去我们常说要放眼世界，这是针对观念往往囿于地域限制和文化限制而说的。今天，我们都已经成了世界公民，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的时代已经到了，“西潮东渐”的势头也早已逆转，开始进入到“东潮西渐”的阶段了。过去我们对西方的研究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今天世界对中国的研究也已经条分缕析。一个美国的博士，可以去研究广东粤剧的表演或是它的方言和音乐。文学传播方面，奠言获诺贝尔奖是一个开端，麦家的小说《解密》又开创了在欧美2l国同步发行的先河。
眼界决定了你论文的选题范围和立论角度，决定了你的阅读对象和研讨对手，决定了你的应用条件和适用领域。在立论时，你是针对河大发言、对中国发言还是对世界发言。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的参考文献和征引书目范围，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内出版物上了，因为随便一个选题，都可能已经是世界性选题，有着众多的中国港台地区和外国研究者。你要站在世界平台上，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同道讨论问题。
20世纪80年代做学问写文章，可以不征引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的论文，90年代就会让人感觉你落后了，21世纪再这样做就成为你论文的硬伤。
前天，英国是日不落帝国：昨天，美国是世界公民；今天，中国人也来了。
（七）学术境界
过去做学问，首先要求学术心态的纯正。大家很熟悉王国维的学术“三重境界说”：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是说，做学问必须先有孤独感；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说，做学问要长久不懈地坚持、努力；第三重境界，终于有一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到了一定阶段，顷刻之间豁然开朗。“三重境界说”强调的是学术专一与心境沉潜，但那是传统学问家的追求。
今天。多棱的世界和多学科的学术布局，特别是新兴学科与新兴社会发展的千丝万缕联系与同步，要求学术触角八方展开，广为延伸。学术培养的目的，也不再是重塑一批老学究，而是要培养更多的建设者，因此境界要求也就不一样了。过去说“专”与“博”的关系。更多强调的是“专”，今天就不一定了。
我想，今天可能更多应该强调的是高瞻远瞩、极目远眺，把世界放在心中，把地球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第一重境界就应该换成“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强调站得高；第二重境界应该换成“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强调看得远；第三重境界则相应换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调学无穷尽，学无止境。
眼界有多大，学术就有多大；眼光有多远，学术就有多远；境界有多深，学术就有多深。
（八）补充说明
“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是宋代文化极盛的一个重要表征(语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2页)。因之，欲于宋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获得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必须关注理学。围绕宋学与文学关系这一研究论域，张文利博士已于2004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并获得学界赞誉；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她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魏了翁文学研究》。因有长期的积淀和深刻的思考，故这部专著的诞生显得游刃有余、水到渠成。在我看来，优点颇多，特揭示如下：
在宋代文坛。魏了翁算不上一流的文学家，但在南宋思想领城。魏了翁则是继紫阳之后卓越的理学家之一。更值得重视的是，在众多理学家中，魏了翁文学作品数量颇丰，诗十四卷，词三卷，散文九十三卷，质量也不错。选择这样一个典型的理学家兼文学家进行个案研究，有助于深入探究宋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魏了翁文学研究”之选题，体现了作者突出的学术敏感度。全书由五章和附录组成，第一章讨论魏了翁的生平、交游、著述及版本源流，第二章总结魏了翁的学术思想，第三章分析魏了翁的诗歌，第四章考察魏氏的词作，第五章梳理魏氏的散文。以上安排。使全书结构清晰，逻辑简明。论述全面。
全书的论述建立在作者对相关学术研究史和基本文献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关于魏了翁诗集的传刻，彭东焕《魏了翁年谱》说：“清光绪二十八年，贵池刘氏玉海堂用淳?本影刊魏了翁《渠阳诗》一卷，《附录》一卷。”彭东焕据《现存宋别集版本目录》，云此本现存国家图书馆等处。《魏了翁文学研究》指出彭说颇可疑，“《鹤山集》之淳?本自开庆本以后已不见记载，何以在光绪年间突然出现?既为宋淳?本，刊布者当知其珍贵，何以仅影印《渠阳诗》一卷而不及其余?姑存疑俟考。”(第22页注释1)又关于魏氏《肩吾摘傍梅读<易>之句以名吾亭且为诗以发之用韵答赋》一诗，文利指出，门人王德文曾为鹤山渠阳诗作注，并说明自己于国图古籍阅览室得铁琴铜剑楼影宋版集部《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一卷，后又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资料室得嘉业堂善本书影之同书，两本文字略异，所收即王德文所注鹤山此诗。文利提出自己的疑问：“王德文注鹤山诗，上述所见两版本。俱只收这一首及注。按诸常理，一卷诗注当不惟一首，何以如此，姑存疑俟考。”(第75页注释)这都体现了作者笃实严谨、多闻阙疑的学术态度。
当下文学研究虽然格外强调学术视野之宏通和对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熟谙，但基本的文学审美能力和文本阅读能力则同样需要重视。本书第三章“魏了翁的诗作”，在分析魏氏诗歌的思想内容时，拈出“直将天理感人心”、“径斩贼头报明主”、“起傍梅花读《周易》”三个醒目的标题。来阐释魏氏诗歌所表现的理学观念、爱国情思、意趣情理，显得别出心裁。在分析傍梅读<易>的意象画面在魏氏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因缘时。作者指出：“鹤山于梅，则不仅看重梅对于士大夫文人的一般精神寓意，还有另外一层独特用意，即从梅中体悟
转贴于
自然之理，体悟天理之运行流动。……<易)是天理精邃幽玄的理论凝聚，梅乃天理生动直观的外在象征，傍梅读《易》，高雅而深邃，既体现品质的高洁独立，又代表思想的精深邃密，是作者著意为自己设计的一个理想的人格形象，因此才会在诗里反复出现。”(第59-60页)又鹤山诗句“山色如逢故人语，松声仍作去年香”，作者分析其艺术手法说。“以声状色，又以香比声，将听觉、视觉、嗅觉打成一片，仿佛感觉器官的，大换位，新鲜奇特。”“敝貂冲寒马声湿”，作者又云，“以‘湿’状声，用身体感受比拟听觉感受，写冬日早晨凌厉潮湿的寒气中，马蹄声似乎也听起来湿漉漉的，新颖而生动。”(第64页)这些都表现出作者对文学作品极高的感悟鉴赏能力。
学术研究必然要面对过去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如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既要求后来者具有更高的学术素养，同时这也涉及到研究策略。本书第五章“魏了翁的散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大大推进。前此，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注意到魏氏散文创作的发展演变，从宏观的角度揭明其散文特点；朱迎平《宋文论稿》(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考量魏了翁和真德秀文学思想的差异，略析魏氏记类、奏议、序跋等文体特点。并指出魏氏一部分文章追踪苏轼的特点。文利独辟-蹊径。采用分类研究的方法，统计了魏氏散文的类别和数量，并细致分析笺表奏议、记人、书信等五大类文体特点，注意到谋篇布局、情慷发抒、旬式词法等方方面面，可谓考量细致，分析入理，颇为难得。
理论思维，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往往重视不够，本书对理学家魏了翁词的研究却表现了作者突出的理论思维能力。本书认为，理学家的词尽管艺术价值未必很高，但从理学家的身份考虑，对他们的词进行研究极为必要。一般认为：词与理学的关系较之诗文显得疏远，作者指出，“词于鹤山，如同诗文一样，也是他申谈、传播理学见解的手段之一种”，“从一定意义上说，以理入词，扩大词体堂庑，正是理学家魏了翁对词的独特贡献。”(第79-80页)作者又指出，魏氏词作以现实功用为主，这种做法“一方面因突显实用性而造成对词体文学性的消解，另一方面又恰因其广泛的实用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词体价值地位的提高。轻视文学的理学家却很大程度地提升了词的价值地位”(第82页)。对于这种目的动机和实际效果相悖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屡见不鲜，张文利给出了自己的阐释。谢桃坊《论魏了翁词》一文提出：“宋词中真正的别调与变体应是理学家之词，它是自理学营垒侵入词坛的异军，尤其是它带着对词体敌视的心理和载道的观念，似乎在威胁着词的体性”；本书认为：理学家词与词人之词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理学家对词体却不完全敌视，“从程颐到朱熹，理学家对词体的态度越来越宽容，他们在言志载道的前提下，赋予词体和诗文同样的地位，这是理学家对于词体地位的提升。当然，这种提升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理学家们以传统的儒家诗教理论为准则，对词的体性的改造式接受。”(第89页)这个观点非常富有见地，对理学家于词的关系做了准确的评断。以上体现了作者极强的思辨能力。
问题意识以及学术方法的自觉性和多元性对于学术研究是否获取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本书的一个鲜明优点在于其结论的获得建立在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之上，因而显得确凿可信。第四章“魏了翁的长短句”，作者细致地统计了魏氏词的内容，指出有寿词、感怀言理、咏物、纪事、送别等9类，其中寿词101首，占魏氏词作总数189首的53.4％(第79页)作者分析道，“这与他注重自省涵养的理学家身份是非常契合的”(第93页)。作者还发现魏氏寿词中词语类似重复者、句意类似重复者、句式类似重复者，并一一摘列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另外。作者统计了宋代重要理学家诗词作品转贴于
的数量(第82页)，发现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有诗歌作品传世，而总体上理学家的词作数量却少得可怜。作者认为，理学家对于词的态度值得深思。而魏了翁的词作数量居理学家之冠。更值得深入考究。这些无不表现出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成功地实现了文献学、哲学、思想史和文艺学研究的有效结合。
本书的优点如上所述。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瑕疵和值得商榷的地方，略述如下，以供参考。首先，个别地方语意重复。本书第37页，作者写道：魏氏对陶渊明的称誉是出于理学家的眼光，……评价的标准乃至用语，与邵雍《击壤集自序》何其相似!第46页又说：魏氏对陶渊明的评价，与邵雍《伊川击壤集自序》中的思想乃至语言非常相似。其次，个别地方校对未精。如第7页：“魏了翁上书认为，金人虽是强弩之末，但地广形疆”，“疆”字误，应作“疆”(强)。其三，个别统计有误。本书第四章统计宋代重要理学家的诗词作品数量，列举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杨时、朱熹、魏了翁、真德秀、金履祥、陆九渊(第82页)，在这些人当中自然魏了翁词作数量最多，毋庸置疑。但本书第四章第一节又说：“鹤山词存世者共一百八十九首，在两宋理学家词作中数量位居第一”(第78页)。此说法承袭了谢桃坊先生在《论魏了翁词》中的观点．谢氏说：“魏了翁在理学家之中是词作最多的。而且最能代表理学家词之艺术特色。”似不确切。据张春义《宋词与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351页)一书的统计，南宋理学家词人中，刘辰翁存词354首，刘克庄存词265首。吴潜存词256首，陈允平存词209首，韩浣存词197首，都高于魏了翁的189首。其四，有些地方论述有待深入展开。本书第五章论述魏氏奏疏时。“发现他对元榷时期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姑且名之日‘元?情结”(第119页)，文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特征，惜未深人论析，可进一步展开论述。又如魏了翁《题谢耕道一犁春雨图》：“床头夜雨滴到明，村南村北春水生。老妇携儿出门去，老翁赤脚呵牛耕。一双不借挂木杪，半破夫须冲晓行。耕罢洗泥枕犊鼻，卧看人间蛮触争。”作者通过语言学的细致考索指出：“不借”指草鞋。“夫须”指蓑衣，并云魏氏作诗有意使用方言俗语，使其诗句生新别致。(第66页)其实，作诗使用方言俗语。乃宋人化俗为雅的一种手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目的在于使诗句爽健有力，北宋诗僧惠洪就曾评价过苏轼作诗用方言俗语的效果，可参看。
如何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正确的解读？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今天，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情况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以后，要向学生介绍当年的文学，单纯分析文本更是行不通的，学生会产生诸多的疑问。例如，魏晋隐逸山林的诗人们为什么要去谈“玄而又玄”［2］的玄言诗？词为什么鼎盛于宋而非唐？宋代士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牢骚，使得一代诗风出现“以议论为诗”的鲜明特色？这些问题，如果只是就文学论文学，很难解释得清楚，必须把文学作品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年代当中，引领学生把思维回退到当时的情境之中，去体会作家在独特的政治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准则、人生经历之下，创作出独特文学作品的必然性，以及作品因此在当时具有的难能可贵的开创性或代表性的文学价值，即其文学史价值。这样文史结合的古代文学教学，能够使学生深刻地理解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并在头脑中真正形成文学“史”的脉络，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古代文学史教学效果。而这一效果的实现，仅仅依靠教师口述或文字课件来评说，效果往往不佳，制作精良、融汇心血的多媒体课件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我们可以使用画家范曾的《竹林七贤》图，让学生直观感受魏晋隐逸山林的诗人们的放荡不羁，在学生惊讶于诗人们的衣冠如此不整时，解释其原因在于他们服用了很多的“五石散”，需要解衣“发散”［3］，而这种类似吸毒的行为背后，是他们对黑暗政治的惧怕与失望。那么，同样由于对黑暗政治的惧怕，本来用于“言志”的诗到此时便不敢再做，于是，只能做“玄而又玄”的玄言诗聊以排遣。这是玄言诗产生的根源。一幅《竹林七贤》仿佛带学生回到了那个貌似纵情洒脱实则苦闷难言的时代，使学生从根本上理解和接受了即使在当时也是晦涩难懂的玄言诗［4］。讲到宋代词体的兴盛原因，我们必然会提及宋代城市经济的大繁荣，酒楼妓馆的遍布使得当时用来佐酒的宋词吟唱这样一种表演形式兴盛起来，因而使得“词”这一文学样式随之兴盛了。此时学生的疑问是，我们历来所熟知的大唐盛世，经济空前繁荣，为什么唐人就不需要在工作之余的午夜聚会中唱“词”助兴呢？我们可以在课件中用《唐代都市城坊图》与《清明上河图》两幅图的对比来让学生一目了然地明白这一点。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闭”，即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封闭式的，不准沿街设立商铺，首都长安、洛阳商业活动只限于东市和西市两个规模不大的市场里，且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受到限制，夜色中的长安城坊市关门，人声绝迹。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宋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不受限制，酒楼妓馆通宵达旦。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人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这样的清晰对比之下，差别立见，而“词”这种文学样式，依靠着城市繁荣的需要在宋代应运而兴，并因此具有诸多区别于传统诗歌的当行本色。文史结合的讲解，容易为学生所理解，这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多媒体课件可以带给学生的学术享受。再如宋人的牢骚议论，固然因为宋代的宽待文人，允许其发言，也更因为宋代政治的积弱，使得宋文人多愿深思，故其诗多议论。到底大宋朝羸弱的程度如何，口说无凭，北宋版图回缩与南宋偏安一隅的地图可以带给学生震撼的感受。学生在课件中观看这两幅地图后，往往恍然大悟，进而表示，若是自己生而为当时文人，版图零落，朝廷退让，自己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向内自省，故发而为诗者，多为议论，表现出与唐诗截然不同的艺术特色。这样直观地感受历史，品味文学，进而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是精致的多媒体课件带来的优质教学效果。
二、添加有效音视频，为古代文学融入审美体验
文学与艺术的关系密不可分，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在当时的年代就是艺术表演的底本，如上文所述的宋词，如消失得只剩文本的元杂剧。音视频欣赏的有效加入，图、文、音、像四位一体的古代文学课堂，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文学作品的全貌，并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带给学生美的熏陶与享受。这里强调音视频添加的“有效性”，绝不单单为了使课堂有趣起来，而是要精选音视频材料，使每一分钟的播出都对学生理解作家作品具有切实的效果。讲到《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时候，为学生播放古筝配乐朗诵，以古筝悲凉凄楚的音色衬托李煜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讲到岳飞《满江红》的时候，为学生播放1983年港版《射雕英雄传》中罗文的歌唱演绎。学生每每联想剧情，心潮澎湃，与文学作品深度共鸣，久久不忘。讲到元代杂剧的时候，由于年代久远，学生总会觉得对这种文学样式雾里看花，不甚了了。在课堂上引入京剧《窦娥冤》《西厢记》选段播放欣赏，配合杂剧内容行当特点进行讲解，告诉学生不同剧种之间的差异更多在于唱腔，著名剧目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多数已经较完整地传承下来，因此，虽然元杂剧的唱腔已经失传了，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考量戏剧底本的人物塑造与情节冲突，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欣赏当代其他剧种的同题故事来增进对元杂剧的理解。同时，这种剧种间的文学传承关系反而带给学生更多的启示，也让我们的青年学生直观地走近传统文化，接受一次心灵的震撼和洗礼。这些良好的教学效果，都是简单的文字课件所无法比拟的。
三、绘制结构性图表，使古代文学呈现发展轨迹
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会带给学生文学艺术美的体验，但作为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课堂教学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同样重要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很好地了解文学历史的传承和发展的轨迹，把握其演变的脉络和规律，进而清晰地认识文学的发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相互作用。在这方面，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往往不是见诸教材，而是来源于教师自身教学及科研经验的积累，清晰地显现于教师自己的头脑之中，文字和语言难以诉清，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绘制结构性图表，清晰直观地将其展示给学生。讲到谢灵运与谢朓，其重要的氏族背景极具时代特色，对其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影响深远［5］。在讲授中，可以为学生绘制谢氏宗亲文学图谱（如图1所示），帮助学生理解那个独特的时代背景对作家及作品风格产生的影响。讲到元杂剧的时候，为了突出其作为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的重要地位，以线路图的形式为学生展示：原始歌舞春秋战国的俳优汉代百戏唐代参军戏宋代杂剧、金代诸宫调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昆曲）京剧这些结构性图表，展示直观，清晰易懂，课上效果明显，其优势为简单的文字课件所无法企及，而课前资料积累分析和绘制准备工作也相当繁重，往往耗时甚多，需要教师精心准备。
论文提要 李梦阳认为诗歌用形象表情，经史传记也用形象弘德言理，诗与文都应该具有形象性，情和理是文学作品的本体。
李梦阳对于诗、文等文学作品的本体特征是如何认识和思考的呢?从他所写的文书诗序中可以看出，李梦阳对于诗、文等文学作品的本体特征有他自己的深刻认识，这些认识比明代以前古人对于文学艺术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准确。
李梦阳认为诗与文都应该具有形象性，这是他一贯的文学主张。李梦阳在《空同集论学上篇》中说：“知《易》者，可与言诗。比兴者，悬像之义也。开合者，阴阳之例也。发挥者情，往来者时，大小者体。悔吝者，验之言。吉凶者，察乎气。”②③④
李梦阳：《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周易》是讲哲学思想的，对于深奥的哲学思想，如开合、往来、发挥、大小、悔吝、吉凶等自然现象，《周易》作者认为它们都包含有阴阳之道，这些自然现象都是阴阳之道的形象。《周易》对其哲学思想的阐述，巧妙地立像以表义。就形象性这一特点来讲，《周易》用形象表示抽象的哲学道理，诗歌用形象表示情感，二者有相通之处。李梦阳把诗歌与《周易》做比较，看到了形象在《周易》与诗歌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认为：“知《易》者，可与言诗”。
在《论学下篇》中，李梦阳又说：“古诗妙在形容之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则直陈之矣。于是，求工于字句。所谓心劳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跃如，有而无，无而有。”②在这里，“形容”即是形象之义。所谓“古诗妙在形容之耳”，就是说古诗好就好在具有形象性。宋人做诗，只言理性，不述形象，其作品缺少形象之妙，李梦阳是极力贬斥其拙的。
李梦阳不仅仅认为诗歌具有形象性，而且还认为散文也应具有形象性。在《论学上篇》中，他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非宋儒废之也，文者自废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是故贤者不讳过，愚者不窃美。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其甚矣。是故考实则无人，抽花则无文。故曰：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③在这里，李梦阳认为，诗文不能没有形象性。古之文“贤者不美过，愚者不窃美”具有真实生动性。如同图画一样，逼真神似。宋人之文章描写人物、叙事说理，皆欲合道，没有真实生动的形象性，即没有把握住艺术的基本特征。所以，“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
对于写人记事的历史，说理传道的经文，李梦阳认为它们也应该具有形象性。他说：“夫文者，随化错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约，太约伤肉，不必该，太该伤骨。夫经史体殊，经主约，史主该，譬之画者，形容之也，贵意象，具且如，如丽姬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之类是也。”
④引文中之“形容”、“意象”，均表示形象之意义。在这段引文中，李梦阳认为：尽管经史殊体，经主约，史主该，但是，它们都不应该太该太约。太约、太该都要损伤艺术形象。它们都应该象绘画一样，要有形象性，要追求其形象的逼真和神似。经史然有别于诗文艺术，但是，从广义的艺术观点讲，它们也有写人叙事的内容，也是一种文字艺术，它们也应该具有形象性。李梦阳评论经史作品，亦讲形象性，由此可见，李梦阳对于文学艺术之本体特征——形象性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李梦阳谈论文学艺术，首先能抓住艺术的基本特征，能从艺术的形象性入手，可算是高人一筹了。
在肯定文学具有形象性的同时，对于诗歌和散文两种文学形式的本体特征的区别，李梦阳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和精辟论述。关于文的本体认识，李梦阳认为文是主理的。
“文主理”的文学本体观与“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是有联系的，中国古代有“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有《明道》《宗经》《征圣》的专篇论说。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和北宋欧阳修等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都主张“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道”，可以指客观事物的自然规律，也可以指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李梦阳主张“文主理”，他讲的“理”不是程朱理学认为的封建道德的“理”，他讲的“理”与传统文化的“道”有相通之处。包含有自然规律和道德规范两种意义。所以，“文主理”和“文以载道”是有相通之处的文学本体观。从这一点讲，李梦阳的“文主理”的文学本体观是对“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的继承，这与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认识是一致的。形式表现内容，内容体现形式。任何一种艺术，都是与它的形式相适应的内容。有韵之言适合于抒情，无韵之音适合于说理。
关于诗歌的本体认识，李梦阳一贯主张诗是言情的。由于李梦阳是诗人，所以，我们要重点谈谈他对诗的本体认识。在《鸣春集序》中，李梦阳说：“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岁，万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圣以时动，物以情征。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吟以和宣。宣以乱畅，畅而咏之，而诗生恶。故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注：李梦阳：《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这段话从诗歌的产生说明了诗歌的本体特征。所谓“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就是说，自然界的窍隙如果遇到气息，就会发出声响；人的精神世界如果产生情感，就会发出吟咏之音，就会产生出诗句来。所以，吟咏之章是“情之自鸣者也”，诗歌的本体是人性情感之表露。
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早就有诗歌言情的观点。《尚书》中有“诗言志”之语。“志”指人的思想精神状态，与“情”有相通之义。“诗言志”其实就是诗咏性情之理论。《礼记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音”既指音乐，也可以指语言文学，这里所谈的亦是诗咏性情的道理。魏晋六朝时期，文艺理论家都讲诗歌是言情的。钟嵘就非常重视诗歌的言情特征，在《诗品序》中，他说：“感荡心灵，非阵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宋代严羽也明确地提出：“夫诗，吟咏性情也。”和文主言理的理论继承关系一样，李梦阳之诗歌言情理论是对古之诗歌言情理论的继承。但是，李梦阳的诗歌言情理论与古之诗歌言情理论又有完全不同的时代意义，它蕴藏着明代文人反叛程朱理学的时代意义。
诗人做诗主要是依靠情感的。当客观事物激发了诗人的情感时，诗人才能产生诗的灵感，才能产生丰富的诗意。当情感横溢之时，做诗也是开口成章的事情，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也是很容易的事情。李梦阳经常做诗，他对诗之特点有深刻体会。他理解情感是诗之生命的道理。所以，他对诗与情的关系，才有上述深刻认识。李梦阳对主张诗是言情理论的大力宣扬，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明代轰轰烈烈的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李梦阳主张文学复古运动之后，明代“后七子”、唐宋派、公安三袁都也主张诗歌是吟咏性情的。直至今天，坚持诗言情之理论已是常论。所以，李梦阳判定诗歌的本体是情感，这是比较普遍的文艺观点，它对明以后文学历史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意义。
参考文献
刘勰的时代是文学真正自觉的时代。然文人圈子内，“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学批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曹丕《典论・论文》)各从所好，或“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或“才实宏懿而崇己抑人”，或“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文学批评呈混乱局面。锺嵘《诗品・序》里也说：“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这种据己之好恶，衡文之优劣的不良状况，肯定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作家作品，也不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有鉴于此，刘勰试图为文学批评领域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以便批评者“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文心雕龙・知音》)。于是，刘勰“一方面要‘弥纶群言’，使局部而散漫者得有纲领，一方面又要‘擘肌分理’，使漫无标准者得以折衷。”(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刘勰论文，持论平稳，长短兼顾，“同异是非，称心而论，本无成见，自少纷纭。”(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有同乎旧说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折衷，即折中，取正之义。宋代朱熹曾经说：“折中谓事理有不同者，执其两端而取其中，若《史记》所谓‘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是也。”“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折中就是要持论公允，不以一己之好恶来衡文，不做偏激之论。
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南朝的批评家才是纯粹的批评家……正因为当时的批评家是纯粹的批评家，所以要对各项问题加以持平之论，对各种方法也要适当运用，于是要分析，于是要博观，于是要从分析、博观的结果获得公正的态度。”刘勰正是通过博观、比较、分析，对他以前著名作家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时人对曹丕和曹植评价，抑丕而扬植，“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他以为这是不公平的。他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文心雕龙・才略》)兄弟二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各有所长。曹植“思捷而才俊”，他的诗，文采飞扬，他的表，洒脱俊逸；曹丕“虑详而力缓”，他的乐府诗，清新悠扬，《典论》，议论精要。说曹丕相去曹植千里，“未为笃论也”。他评司马相如和桓谭说：“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论，不及丽文也。”(《文心雕龙・才略》)既看到作家的长处，也看到作家的弱点。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丕《典论・论文》)，每位作家都有所长和所短。
刘勰运用“折衷”的方法评价作家作品最典型的是《辩骚》篇。对屈原《离骚》的评价，刘勰之前各执一端。刘安以为“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汉宣帝以为“皆合经术”，扬雄亦言“体同诗雅”。刘勰认为这些评论都不够全面，不符合实际。他说：“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他从考证《离骚》原文语义立说，认为屈原述说尧舜的光明伟大，称颂夏禹、商汤的虔敬严肃，符合典诰的体例；讥讽夏桀、商纣的行为荒诞不检，感伤羿、浇的灭亡，符合规劝讽谏的意旨；用虬龙比喻君子，用云霓比喻谗邪，这是诗经“比兴”的义例；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每一回头，都掩面流涕，感叹君门之高，难以进入，这是忠怨的话。这四方面是与风雅之义相同的地方。至于那些“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之意”是与经典不同的地方。所以说，《离骚》与经典有合有不合，“虽取经旨，亦自铸伟辞”，这是因为屈原既取法于夏商周三代，又受战国时诸子思想的影响。单从宗经这个角度说，《楚辞》“乃雅、颂之博徒”，但从文学的角度看，《离骚》“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奇文郁起”，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实。”“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成为“辞赋之英杰”。总之，《楚辞》继承了《诗经》精神而又受时代的影响，用经典这把尺子衡量有同也有异，但其文采华丽，叙事含情，写貌传神，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该4件金叶子1992年4月23日出土于温州市鹿城区人民路水仓组团基建工地，同时出土的还有金凤凰、金钏、银钏、金钗、银钗、银戒指圈等妇女妆饰用品和银铤货币，盛装于一件宋代酱釉瓷罐内，曾一度流失，后由公安机关陆续追回。5月29日，由鹿城公安分局三中队移交给温州博物馆。因此，从出土性质来看，应为窖藏。
金叶子一，完整，高101.5、宽75mm，未摊开数层叠加厚度0.7mm，重37.9g。正面（插一图1）朝背面沿边折叠。正面右半四角各有一处宋体阴文“霸北街西”（插一图2），中央有一处文字“韩四郎十分金”；左半右角有两处“霸北街西”印痕。背面（插一图3）无字，但有“霸北街西”和“韩四郎十分金”印痕。显然，金叶子文字是先正面右半向左半折叠成长方形，再于右半敲打凿印上的。
金叶子二（插一图4）高102、宽47mm，厚度不等，重18.9g。数层折叠后再向背面三折。背面分别有四处和二处紧挨的横行文字“霸北街西”，上边角有剪切痕迹。正面能依稀看出一处“霸北街西”。
金叶子残件一（插一图5）被揉折成不规则长条形，高100、最宽处32mm，厚度不等，重12.2g。表面能依稀看出三处“霸北街西”。金叶子残件二不规则，高98、最宽处39mm，厚度不等，重10.8g。表面未见文字。
上述4件金叶子，从形状来看，均为书页状，是南方常见的叶子金形状。其中3件有“霸北街西”铭文。“霸北街西”是南宋金银铤（牌）货币上常见铭文，1985年温州洞头县北沙乡九厅村窖藏出土南宋银块③上有“霸南街北”铭文，1955年湖北黄石市出土的南宋银锭④上有“霸北街西”铭文。据《咸淳临安志・界分》记载，霸北位于今杭州市区西湖以东、吴山以北的修义坊附近。第一件金叶子上的“韩四郎十分金”铭文比较模糊，笔者不是十分确定，但李小萍老师仔细辨认后，认为应是“韩四郎十分金”，与她所著《金银流霞――古代金银货币收藏》⑤一书中的金叶子铭文相同。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和吴自牧《梦粱录・铺席》记载，当时京城临安城内有上百家金银铺，韩家是其中之一。《梦粱录・铺席》还记载临安城内有彭家温州漆器铺、黄草铺温州漆器等，当时是否有温州金银铺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来源看，该4件金叶子应是杭州制作后携带或流通到了温州。第一件金叶子的重量接近40g，相当于黄金一两，根据屠燕治先生在《南宋金叶子考述》一文中的考证，可以兑换铜钱35千文。
据史料记载，温州两宋时期社会经济有着较快发展，商业逐渐繁荣发达。据南宋戴栩⑥《重建三十六坊记》记载，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温州城区设五十七条街坊。绍圣二年(1095)，知州杨蟠改定为三十六坊，并有诗道“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障绕画楼。”⑦“过时灯火后，箫鼓正喧阗。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⑧到了南宋，温州城市更加繁荣。咸淳(1265―1274)年间，知州史焕章增设状元、衮绣、祈报和丰和四坊，共四十坊，“观其博栋竦楹，翼以楗础，飞榱延鳎被之藻彤。”叶适⑨《东嘉开河记》载：“环外内城皆为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弈局。”温州城市的繁荣可见一斑。金叶子出土地点市区水仓巷，在五马街以南的小南门一带。据清光绪八年（1882）温州城池坊巷图分析，位于南城门永宁门和古仓基附近，南宋时期已比较繁荣。
总之，温州出土的4件金叶子货币从形状、折叠方式、文字、重量等多方面丰富了我国南宋金叶子货币研究的实物资料，也为研究南宋温州城市经济提供了重要资料。
注释：
①《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第326页，2002年中国钱币学会编。
②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引用元代佚名著《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宝货辨疑》说：“文献中还提到马蹄金、沙金、橄榄金、瓜子金、麸子金、胯子金、叶子金等”，并解释“叶子金应当就是金叶子”。
③郑永清《浙江洞头县发现一批宋代银器》，《考古》1987年第11期。
④程欣人《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发现大批宋代银锭》，《文物》1955年第9期。
⑤李晓萍著《金银流霞――古代金银货币收藏》第46页，2004年浙江大学出版社。
⑥戴栩，字文子，永嘉人。嘉定元年（1208）进士，为太学博士，迁秘书郎。后为湖南安抚司参议官。著有《五经说》、《诸子辩论》、《东都安略》、《浣川集》。
⑦明弘治《温州府志》杨蟠诗《永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