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7 15:04:2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晋商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世行与亚行国际金融机构商业计划提纲[businessplanoutline]
1.executivesummary.
a2-3pageoverviewofthebusinessplan.thisistypicallythefirstthingthatventurecapitaliststurnto(thesecondisthesectiononthemanagementteam).theexecutivesummaryshouldoutlinewhatthecompanyhasdonesofarandwhatitplanstodointhefuture,andexplainwhythisisimportantorvalu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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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dustry&market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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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arget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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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company&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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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roduct/servicesoff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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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晋商；晋商精神；管理理念
晋商曾是我国明清时期最大的商帮，也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人集团，在世界商业史上可与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晋商兴盛时期，不但经营食盐，还同时经营丝、粮食、棉布、铜铁以及汇兑等业务。尤以盐商、典商、票商以及垄断对日贩铜贸易的船商最为著名。
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体现出的是这个群体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其中更蕴含着晋商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因此，本文主要从晋商精神的角度去分析其成功的因素，并引用一些典型制度和事例对其精神进行进一步的阐述，试图找出一些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和借鉴。
一、晋商精神
马克思・韦伯曾经说过：“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不易被觉察的、无形的精神力量，它引导人们去努力争取经济的果实，鼓励人们孜孜不倦的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再创新业。”而晋商正是这样一个有着其特殊精神力量的群体，这种精神支持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下面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晋商精神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诚信为本、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
1.以诚信树立品牌
晋商非常注重树立和维护自己的品牌，把商号的信誉看成头等大事，并且坚持用诚信去光大和保持自己的品牌。他们一直用长远的眼光，用心去经营自己的事业。
俗话说：“无商不奸”这个“奸”应该理解为对市场机遇敏锐的把握，对政策的灵活运用，对对手的巧妙应对，而绝不是损人利己，坑蒙拐骗。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晋商一直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把商号的品牌看的非常重要。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的主人乔氏在包头开设的“复”字商号，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倒掉重装，经济上虽蒙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2. 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
把顾客看作上帝，重视服务态度，早在明清时期晋商就注意到了。他们不仅要让顾客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感到称心，还要让顾客享受到优质的服务，用的顺心。只要顾客一上门，便笑脸相迎，热情接待。晋商深知顾客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商家要争取和吸引顾客，就必须为顾客着想，对顾客高度负责，要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信誉赢得顾客。“宁做一去百来生意，不做一来百去生意”只有这样，顾客才会增多，生意才能兴隆。
晋商早在明清时期就已有了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理念。他们分析用户的需求，积极组织货源，严把质量关，满足顾客的愿望。如太谷的大盛魁商号，蒙民是其主要的顾客，针对蒙民的特殊需求，他们大量购进耐穿的斜纹布，每年冬至以后加工大量白面羊肉饺子，经过自然冷冻，运往蒙古包销售。在销售方式上，大盛魁了解到蒙古人手中没有大量现银，于是采用赊销的办法，到期以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总之，他们是以顾客的需求为中心，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范围和方式，取得了顾客的信任和良好的商誉，从而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褒商扬贾的敬业精神
这是晋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的一种理念创新。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但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因此，晋商子弟早早就“弃仕而就商”，“挟资运游”了。榆次富商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集中数代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商人群体。
在官本位的社会中，褒商扬贾是叛逆，是突破。可以这样说，是“以商为本”的敬业精神，造就了曾一度雄霸天下的晋商群体。他们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这正是晋商在封建社会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有当经商是一种崇高的职业，是一种精神的需要的时候；只有当重商褒商成为社会的主流理念，当商人真正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时候，才是经济真正腾飞的时候。
（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晋商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 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巨大精神力量。
晋商的进取首先表现在自强不息、白手起家而成大业的开拓精神。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就是从随军而行的扁担小商贩做起，肩挑负贩，拉骆驼，历尽艰辛几十年，终于创办了“大盛魁”商号。晋商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险。他们北走蒙藏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不仅要经历天气多变、环境恶劣之险，还常常遭遇盗贼、野兽袭击的生命危险。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跋的精神风貌。
（四）相互支持的群体精神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家族宗法（血缘）与乡里之谊（地缘）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形式来维系。他们在精神上崇奉关公，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晋帮的形成增强了晋商的对外竞争力。
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清初至民国初年的山西票号虽在全国“执金融牛耳”，但面对十分激烈的业务竞争，他们并不欺行霸市、排斥异己，而力求同舟共济、利益均沾，特别对当地的一些规模小、资金少的钱庄、钱铺、典当、帐局常常从资金上给予帮助。晋商在重视稳妥经营的同时，对于建立起业务关系的商号给予多方支持，善始善终，即使对方中途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相反总是竭力提供必要的帮助。
应当指出的是，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的晋商群体，具有极强的排外性质。他们倾向于家族式经营，对外则缺乏合作精神。正是这种过于强调地域划分、对外缺乏合作意识的群体精神，在晋商发展后期从根本上阻止了股份制新式银行的成立，使晋商错过了一次次重整旗鼓的大好时机。
二、晋商精神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晋商经营的制度和策略是一时的，是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其中蕴含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及其体现出的管理理念却能一直指引我们的行动，不论环境的变迁，始终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1.观念上的创新
在封建社会“重儒轻商”的观念笼罩下，他们能够把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居末位的商放在第一位，倡导崇商的风气，说明晋商在观念上已不再是农民了，他们已告别了视商人为奸人的传统观念，已经具备了真正商人的思维和精神。晋商率先彻底砸烂了观念的枷锁，他们通过经商成就了自己，率先做边贸，率先争盐利，率先创立票号，靠的都是更新观念。
但是创新总是相对的，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需要持续的创新，重要的是保持这种精神和理念。票号创立初期，经理负责制、人身顶股制都对票号中高级管理层产生了积极的激励作用，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它逐渐丧失了制度的有效性。经理负责制是经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长此以往形成了家长制的决策方式；而人身顶股制发展到后期，身股超过了银股，导致产权不清晰。当初期的制度安排不能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而逐渐丧失其有效性时，票号决策层仍然墨守成规，并没有进行制度创新，错过了向现代银行过渡的机遇，而导致其最终的没落。
因此，随着环境的变化，能够进行观念上的突破和创新，企业就能发展，而因循守旧，就会错失良机。如今的世界瞬息万变，网络的普及，社会的发展，每个企业都应该不断的发现环境的变化，更新观念，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机遇。
2.讲求诚信，事业才能做大做强做长久
诚信既是社会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规范和市场有序化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经营者只有取得顾客的长久信任，勇于承担维护社会良好风尚的责任，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经营活动中占领大部分市场份额，处于有利的地位。历史上的晋商在其商贸经营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了坚持诚信原则的重要性。
“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是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晋商恪守仁义，坚持通过正当的经营获取利益，反对不择手段捞取黑钱。现今社会“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这也是其事业不能长久的重要原因。如果他们能从晋商的诚信经营的理念中得到启示，一定获益匪浅。
3.具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晋商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提出完整的企业文化，但他们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塑造企业精神的文化依据，并融汇于商业经营和企业发展之中，使之成为经营之中的价值观念、精神激励和职业道德，并且对之作了某种发挥和改造。例如：晋商把儒家的“修身正己”观纳入职业道德的范畴，并作为荐才第一标准，晋商还把“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作为立行规范。可见，晋商有关企业文化的观点，虽以传统道德文化为本，却有其独到之处，并且确实起到了企业文化的凝聚感召和激励的精神作用。
4.竞争中的和谐与联盟
晋商讲求“和气生财”，即使是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对手，也要讲“相与”，业务上很好的分工，不搞恶性竞争。这样才使得晋商这个群体有了更好的发展。现代社会上各行业之间、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为了竞争市场分额，常常采用一些“损人”的手段，而最终破坏了整个行业的规则，也“不利己”。现在倡导和谐社会，其实竞争中也可以找到和谐，比如现在倡导的战略联盟、合作网络等，都是共享彼此的资源，使得双方共同得到发展。也就是常常说的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增加每一个竞争者的分额。特别是当国内的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国化经营的时候，这一点尤为重要。
5.放眼天下的眼光
有什么样的眼光，就能做成什么样的事情。晋商之所以走出了别人不能走出的路，拥有富甲天下的财富，就在于他们拥有富甲天下的眼光。因此，经商不应只图眼前的小利，而应放眼于长远的大利。有多大的胸怀，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现今的商人从晋商那里最应该继承下来的，不应只是经营的方法，而是放眼天下的眼光。
因此，剔除晋商经营管理中的封建性因素，他们所提倡的商业伦理和道德价值原则等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应该是我们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资利用的最有效的一大社会资源。晋商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几个大院，而是还有更多的精神财富等待着我们继承和发扬。诸如观念超前、开拓创新的精神；讲信用，重道义的经营精神；惟才是举，重用人才的用人择人思想；忠于国家，服务社会的精神；情、礼、法相融相生的激励制度以及集体主义观念等等，均应该为现代企业所借鉴或效范。
参考文献：
刘建生，刘鹏生，燕红忠等 《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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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雯瑛 《晋商史料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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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竹萍 《晋商成败鉴析》 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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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千里 《晋商的管理特色》《经济论坛》 2003年18期
论文关键词：经管类本科生；现代商务理念；高等教育质量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培养什么人、树立什么样的质量观已经成为从事高等教育的专家与学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根据财经类高校的实际情况，现阶段高等教育应当树立多样化的质量观，不同类型的高校应当确立自己的办学定位，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在定位与特色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质量。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一般本科院校及独立学院，应当将其办学定位确立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社会服务为目标，培养适用区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本科应用型人才”由此可见，培养应用型人才已经成为一般本科院校与独立学院的共识。在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培养目标中，我们认为，其正确的目标定位应当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适应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现代商务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将“现代商务理念”作为现代商务人才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以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商务理念的紧密结合作为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基础。本文拟就现代商务理念有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经管类学生现代商务理念的养成有所助益。
一、现代商务概念的探讨
“商务”一词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在国内权威性的辞书中，“商务”一词均极少见。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1982年版)中，共有“商”字词条116条，其中与商务相关的词条有三条，即“商务参赞”、“商务代表处”、“商务印书馆”，但均无“商务”的直接词义。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1994年修订版中对“商务”一词的释义为“商业上的事务”。再经过对“商业”一词的检索，词义为“以买卖方式从事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把“商务”和“商业”这两个词条结合起来，加上对相关词条的理解，“商务”一词的定义可以表述为“在买卖商品过程中的事务”。这是从极少的辞书词条中得到的对“商务”一词的仅有的释义。
商务概念在国际上习惯的理解或说法。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英词典》(1980年版)中，与“商业”一词对应的英文词汇有三个：commerce、trade、business；与“商务”一词对应的英文词组有两组：commercialaffairs、businessaffairs。
著名汉语言学家梁实秋先生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中，将Commerce释义为“商业、商务、贸易”，将business释义为“营业、商业、商店”，将trade释义为“商业贸易、交易、买卖”，并对词义的应用特别加注：“trade、commerce均指买卖或交易货物”。
对上述词典中各词条的词例应用进行综合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上三个英文词汇都贴近于汉语的“商务”一词。Commerce更贴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泛指一切交易活动，强调的是交易本身；Trade更贴近于贸易活动，强调贸易本身；Business更贴近于商业过程，泛指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商业组织或企业行为等概念，相对比较宏观、抽象。在Business概念里，相对的汉语词义既有“商业事务”概念，更有“工商组织行为”概念，强调的是过程。英美国家相关教育机构的名称，使用Commercial和Business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属于从事MBA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育机构，一般都使用Business。比如Harvard BusinessSchool、ColumbiaBusiness School、London Business School等。
BusinessSchool及相关专业系统介绍当代商务管理的方方面面，包括美国的商务体系、全球商务环境、人力资源管理、产品开发、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内容。从事商务领域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的学校一般都使用Commercial，如AmericanCommercialCollege。国内一些同类大学的英文名称也叫法不一，如天津商业大学、兰州商学院、杭州商学院、武汉商业服务学院、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等都使用Commerce，广东商学院、上海商学院、湖南商学院、大连商务职业学院、北京国际商业大学等都使用Businesso从本文探讨的本科院校及独立学院专业设置与学科建设的特点以及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涉及的“商务”概念既有“工商管理”的概念，同时也包含了“商务领域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的概念，或者说其内涵更倾向于Business，即以商务管理或经营管理内容为主，同时兼顾商务技能。因此，“商务”一词，源白英文“BUSINESS”，泛指“企业”、“商业”行为。事实上，“商务”是一个现代气息非常浓郁的词汇，包含了存在于各种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管理行为中的企业结构、管理设计、决策过程、生产组织、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以及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商务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更加突出知识与技术密集的特点，具有更广泛的涵义。现代商务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是现代企业管理行为科学中极其重要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与创新元素。对于“理念”一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新词语大词典(1978—2002)》释义为“在对事物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观念”。“观念”一词的英文对等词有concept、idea、notion、thought、impression，其中concept用于大范围内的成形的思想，意思是“系统而确切的思想或观念”。综合汉语和英语的用法，“理念”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某种事物的观点、看法和信念。
综上所述，理念即思想认识，是分析与判断事物的思维方式，是看问题的一种角度和视野。那么，现代商务理念就应该理解为“在现代经济与社会环境中，审视、分析和判断商业事务和企业发展的一种思维方式、决策方式”。所以，现代商务理念要研究的内容既不是现代商务的操作技能，也不是现代商务的必备知识，而是研究影响现代商务发展变化、思维决策的主客观因素。现代商务理念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是传授“分析判断商务事务的思维方法”。
因此，将具有“现代商务理念”作为经管类大学本科生必须具备的专业基础素质之一，对学生的素质发展、专业能力的形成、走向社会后的应用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现代商务理念的内涵分析
既然我们将现代商务理念定位为“在现代经济与社会环境中，审视、分析和判断商业事务和企业发展的一种思维方式”，就需要进一步明确现代商务理念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就是说，具备了什么样的“要素”即具备了现代商务理念。我们认为，现代商务理念的内涵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良好的道德理念。良好的道德理念是现代商务理念的第一要素。中国古代商人包括晋商很早就提倡“重然诺守信用”，把诚信作为最主要的商业道德一直延续下来，并且不断有所发展。晋商诚实守信的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在商号内部讲诚信；二是在商号之间守诚信，晋商非常重视朋友间的信誉；三是对顾客诚信，顾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所以对顾客诚信尤为重要。晋商坚持诚信为本，做任何一桩买卖，总是脚踏实地，赚了不骄傲，赔了不气馁，宁肯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坑害顾客的事情。因此，在商业道德方面要坚持“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做事”的理念，要有发自内心深处的诚信观，而不仅仅是为了商业利益的“诚信”。
其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管理过程中要尊重人、重视人，不仅将人视为管理的第一资源要素，而且是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人的重要性和生命的宝贵。具体而言，落实以人为本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重视人的需要、鼓励员工为主、重视培养员工、组织设计以人为中心。通过努力，做到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企业员工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切实保障员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员工。
其三，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运营应当公开透明，符合伦理道德，尊重劳工群体，保护自然环境，从而既能为股东又能为社会创造价值，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当守住经济底线、社会底线、环境底线跚。因此，作为未来商务活动的参与者与领导者，应当树立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认识到商务活动不但不能危害社会，而且要造福于社会，有利于社会环境的整体优化，为社会创造价值。另外，不论是企业本身还是作为商务活动的领导者，都应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其四，掌握基本的经济、管理知识。要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商业事务，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决策，管理者必须具有良好的处理商务的能力，而掌握基本的经济管理知识是形成这种能力的必要前提。经济学知识应当包括：经济学基本原理、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掌握管理科学的基本知识，了解市场营销、企业生产过程管理的基本环节，熟知企业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的主要内容，对于做出高效率的管理决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五，良好的个人素质也是做出符合现代商务理念决策的重要基础。这方面的基本能力包括人际交往能力、公文写作能力、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另外，作为现代企业的管理者，最好能具有突出的专业技术能力，即本人在企业关键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水平，这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发展、产品的研发均十分有益。当然，对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而言，技术不一定是必备的条件，但能够合理安排使用掌握技术的人或具备整合技术的能力却是必须具备的素质。
其六，一名优秀的现代管理人员还应当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大到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小到企业乃至个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数量多、素质高、具有国际意识和富于创新能力的人才，谁就能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就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现代商务理念的掌握者应当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考虑问题应当从全国甚至全球的观点出发，形成经得起环境检验的正确决策，更好地为企业、社会服务，也有利于个人的成长。
当然，要培养和形成一名具有现代商务理念的管理者，以上只是对其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的一个列举，我们还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现代商务理念的培养与形成
前面我们探讨了现代商务理念的概念及其内涵，也谈到了其在培养经管类大学本科生基础素质、专业能力中的重要性，因此如何培养学生具备现代商务理念就成了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由于现代商务理念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其侧重点为“分析、判断商务事务的思维方法”，因此，现代商务理念的培养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认为，经管类大学本科生现代商务理念基本素质的培养与形成应当从四个方面人手。
第一，通过营造大学校园的现代商务理念环境来培养学生的现代商务理念。营造一个有利于现代商务理念形成的校园环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工作。在教学实践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开设相关的公共选修课来培养学生的现代商务理念，这些选修课包括管理思想史、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晋商文化赏析、读史言商、电子商务理论与实务、反垄断法与企业竞争培育、中国企业管理案例选讲等，这些课程对于学生学习现代管理的基础知识、了解现代企业管理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探究商务管理的历史与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办校园学术文化系列讲座来丰富同学们的思维视野，让同学们通过与具备现代商务理念的专家学者们的近距离接触来树立现念，例如可以邀请相关学者来做相关内容的学术报告，包括老子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会计人员应当具备的专业素质、如何加快企业财务信息建设、营销改变人生、企业文化等。
第二，通过开设现代商务理念相关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现代商务理念。可以通过开设现代商务基础课程，使学生掌握现代商务理念所需要的共同的基础知识。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包括：现代企业商务概述、现代企业商务管理概述、现代企业商务管理模式、现代企业商务活动环境、商务组织、供应商与客户交易管理、物流交易管理、无形资产交易管理、商务磋商与沟通管理、商务合同签订与履行、商务冲突管理、商业机会选择与风险规避、晋商精神、现代商务理念等，为学生形成现代商务理念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制度是否重要？这无疑是一个早已达成共识的结论。但制度如何重要，以及怎样的制度才重要？却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的《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虽然将我们拉回到了遥远的欧洲中世纪时期，但通过对这段欧洲中世纪文明的分岔与商业扩张之路的详尽考察，却有助于我们厘清当下经济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
制度研究的新视角：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格雷夫现任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Bowman Family讲席教授，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著名的比较制度分析与经济史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格雷夫发表在1994年《政治经济学杂志》的“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一文成为了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而基于该文发展而来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的制度分析方法更是使其享誉经济学界。
与大多数的制度经济学家采用的研究路径所不同，格雷夫始终坚持从个体微观层面来研究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和动态性，从而大大拓展了制度分析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现实解释能力。从研究方法来看，格雷夫坚持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引入到制度分析当中，从而使得对制度分析的个体微观视角以及内生性分析成为可能。
格雷夫于2006年出版的《大裂变》一书，便是对上述提及的新视角、新框架和新方法予以充分体现的一部理论成果。
“大裂变”与西方世界兴起的制度基础
在历史学和经济史领域，有一个存在长期争论却又经久不衰的理论命题历来吸引着无数的学者为之疯狂，如同数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一般，这个命题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类似的表述还有“韦伯疑问”，但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为什么西方世界会兴起而中国会衰落？18世纪中叶出现的工业革命常常被认为是这段历史的转折点，因此，许多论者都将工业革命的诞生和资本主义萌芽作为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突破口。这样一来，问题又进一步转换成：为什么西方会发生科技进步？
实际上，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于西方兴起之路的分析并不局限于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而认为这一过程始于中世纪后期（约1050-1350年）开始的欧洲商业扩张。正如著名经济学家Lopez所指出的，“（远距离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像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一样。”
正如格雷夫所指出的，“贸易扩张不是对禀赋与技术变化的反应，更可能的情况是，新制度为市场和政治单位提供了基础，它们在推动贸易、形成一个互为补充的制度发展与贸易扩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西方兴起之路的解释有必要沿着诺斯的研究路径，但与此同时必须突破将制度视为规则的观点，即，要理解中世纪后期的商业扩张，就必须考察国家与市场的制度基础。
现在我们已经知晓，必须对国家与市场的制度基础进行内生性考察，才能理解中世纪后期的商业扩张。那么如何分析制度的内生性呢？格雷夫认为，在西方，社会组织在有目的地创建的制度中居于中心地位，这些社会组织是以利益为基础的、自治的、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格雷夫一再强调，这种社会组织对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近代的增长时期也是如此。格雷夫进一步指出，一些从过去传承下来的制度要素推动了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的出现，比如个人主义的文化信念、不牢靠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国家的制度性弱点以及使自治化合法化的规范。而恰恰是拥有上述特征的历史传统，促使社会组织和国家能从合作者获益并达到建立新制度。
欧洲中世纪晚期穆斯林世界之所以没有赶上这条商业扩张之路，就在于其一开始就缺乏能够维持和保障商业扩张的制度基础。不仅如此，集体主义的文化信念以及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都阻碍了交易规模的扩大与商业的扩张过程。因而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欧洲与穆斯林两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轨迹开始渐行渐远，并引发了这场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经济“大裂变”。由此看来，西方世界的兴起实质上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商业扩张，而这又得益于中世纪早期形成的个人主义文化信念和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概言之，契约型的经济治理模式才是导致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性制度原因，这就印证了格雷夫的著名格言：“制度是历史的发动机。”
大国衰落的制度根源
在欧洲中世纪的同一时期，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也处于强盛时期，很显然，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特征也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信念和基于血缘之上的关系型治理模式，这种制度基础在很长时间内维持中国经济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但正如格雷夫的探究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制度基础终究无法维系长期的经济增长，因而基于这种制度基础的大国必然以衰落为结局，当然中国也不例外。
格雷夫在《大裂变》一书中对制度的动态化分析增进了我们对于大国的崛起与衰落这一完整的历史变迁过程的理解。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框架，后续的一些研究进一步佐证了格雷夫的观点。例如，Li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关系型治理与规则型治理：东亚奇迹和东亚金融危机的一种解释”中分析道，东亚国家所共享的以集体主义、关系型治理为典型的制度基础缔造了东亚奇迹，但又因其内在的缺乏最终酿造了东亚金融危机，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也。再如，蔡洪滨等人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中，通过翔实的历史材料分析表明，基于不同经济治理模式的徽商与晋商两大商帮却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际遇。按照格雷夫的观点，享有集体主义文化的商帮治理模式本质上并不能长期得以维持。这样来看，中国为何衰落的命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与文化转型
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框架通过对制度的内生化和动态化处理，表达了这样一个简单又深刻的道理，即以自治、个人主义以及基于契约基础之上的制度框架才是导致经济长期繁荣的根本性原因。
对于拥有庞大经济体量且正处于大国崛起之路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最具可能和潜力的国家重返世界经济中心的舞台。当然，这一过程并不会轻易实现，而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难以避免的坎。来自东亚金融危机的借鉴意义是，中国如何实现从关系型治理模式向规则型治理模式的转型。当然，这一模式转型的背后实质上意味着更为复杂的文化转型过程。在格雷夫看来，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等各种社会因素组成的系统，因而制度转型和文化转型无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关键词】上海钱庄；山西票号；银钱会计；比较研究
纵观近代中国的金融变迁，在西方新式银行未传入中国之前，发挥融资功能的传统机构有票号、钱庄、当铺、银号、钱店等，但是其中的上海钱庄与山西票号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票号与钱庄同属于传统的金融机构，其组织类似，但是其经营范围有很大的不同，票号专营汇兑，钱庄则以存放款项为主。从会记史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汇兑还是存放款都属于近代银钱业会计。
银钱业会计作为会计学科的一门分支，负责核算银钱业的现金出纳、转账、汇款等事项，起源于清代前期的旧式钱业会计。它“用于记载各种业务上发生之事项，并计算银行经营结果”[1]的一种会计制度。它以货币为经营对象，其账簿管理重在现金及票据核算，还要进行转账和汇划业务核算。近代的银钱业会计包含了旧式的钱庄业会计和新式银行业会计两个方面，旧式钱庄业会计又以上海钱庄和山西票号的会计模式为代表。
一、转账结算制度
钱庄与票号根据各自经营内容和内部管理的需要，二者都在长期的生存中摸索创造了适合自身需要的转账结算制度，并形成了独有的账务处理艺术。
1.钱庄的过账制度
中国的转账结算与银行划拨清算最早应该起源于上海钱庄。在晚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也日益频繁，客户与钱庄，钱庄与钱庄之间的互相转账关系也日益复杂，钱庄的转账制度也因此建立起来，并迅速发展。据史料考察，比较完善的转账制度，产生于清朝咸丰年间，创造者为宁波钱庄，及著名的过账制度。
过账制度的具体操过称为：每年正月二十八日，各个钱庄的客户按照规定到开户钱庄取得“过账簿”，作为新的一年中记录桩长交易业务发生的依据。以后，每一交易完毕，付款户应将付出银钱数目记入“过账簿”的上方，并书明收款户的开户庄号，加盖印鉴，收款户则按照规定将收款数目记入“过账簿”的下方，并写明付款户的开户钱庄。每日下午四时，双方将“过账簿”分别送到各自的开户钱庄，各钱庄则根据“过账簿”将客户应收、应付银钱数目，登记在特定的“摘草簿”之上，作为日后清查账目的依据。“摘草簿”上收下付，代客户收款的钱庄，将应收银钱数目记入“摘草簿”的上方，而代客户付款的钱庄，则将应付银钱数目记人“摘草簿”的下方。当天，各钱庄事先将本庄应付、应收账款的明细内容一一抄录，制成清单，第二日清晨，在同业值日钱庄处会齐，逐项进行清算核实（俗称对家头），以防范前日过账可能发生的错误。各方清算无误后，过出钱庄便开出“划单”作为过账的依据，将款项划入过入钱庄。在划单上须写明划出银钱若干，并加盖图章，作为过账的依据。
上海钱庄的汇划制度是在宁波过账制度上发展而来的，但是上海的汇划制度比宁波的过账制度多了票据交换这一环节。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出现了公单清断制，由各庄开出应收，应付之公单，由栈司送往各有关钱庄核对冲销，若有差额，再一一缴送现金”[2]后在光绪十六年（1890）左右，上海钱业同业会组织设立“汇划总会”作为各钱庄之间的公单交换清理的场所“日间各汇划庄自行收解票据、开发公单，至晚收齐所有公单，送至汇划总会，由汇划总会集中清理，俟各庄应收应付之数结算后，再由汇划总会通知各庄收付”[2]“由于当日票据清算结果为欠为余，各庄于开发公单时即已约略知悉，故各庄均早在钱业市场中借入款项或放出余款，在汇划总会中大体为轧平之局；若未轧平，则次日由应付之钱庄将现银送交应收之钱庄”。[3]
2.晋商总分号之间的转账结账
汇差的结算，是山西票号的一项繁杂而重要的工作。实行的是一月一小结，一年一总结的制度，所以分号运用“月清”、“年总结”两种账册，在向总号报账时进行结算。“月清”每月报送，“年总结”每年十月底结算时报送。“月清”是折纸抄报，故也叫“月清折”；“年总结的账册却是长方形的麻纸装订的，用四柱清册的方法，把一年内收交汇款数、利息、汇费收支数，及分号各项支出综合登入账内，最后得出与总号的存欠数。[4]
总号依据分号报送的“月清”或“年总结”，等到与各分号“月清”复核没有差错后，按收交差额（即分号与总号往来差额）分别登入总分号往来账，即完成汇差的清算。就总分号汇差来说，分号收入大于付出的差额，即收存总号银两数；分号付出大于收人的差额，即总号短欠分号银两数。总分号间这种汇差均不计算利息。[5]
钱庄过账制度和票号的总分号之间结算制度同样都有减少现金使用量的作用，都孕育当今银行金融业的票据转账的精髓所在，但是毕竟这二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票号的过账仅是内部清算的一种结果，所以不论总号欠分号或者分号欠总号，总号统负盈亏责任，所以总分号间这种汇差均不计算利息。而钱庄的过账制度其与客户之间的一种结算方式，它区分现洋和“过账洋”，过账洋是虚位的银洋，客户要把过账洋换成现洋，须给钱庄一定的差价补贴，即“现金升水”。从这个方面看，钱庄的转账制度更具有前瞻性。
二、记账货币单位
创立记账货币单位是会计核算的第一前提，只有单位统一，会计信息才有可比性。在近代由于银两与之前并行的货币制度，记账货币单位的统一直困扰着会计核算，同时银钱比价也不稳定，这加剧了会计核算的复杂性。因此，不管是钱庄还是票号创设记账货币单位的问题就营运而生。
1.钱庄的“虚银”与实银的置换制度
钱庄的主要业务是存放款，而且应用过账的转账方式，对钱庄而言“虚银”与实银置换更要紧些。实银是实有其物，无论其名称、形式、大小、重量、成分如何，而“虚银”只规定其名称、重量和成色，“虚银”是实银的价值符号，实银与虚银的折算比例是钱庄记账货币的一项重要内容。
上海地区通行的主要虚银两是“九八规元”，一般华洋交易、银两汇兑、行市、转账、汇划都以规元为计算单位，在历史上，中国标准银两为纹银，含纯银93.5374%，规元含纯银91.6666%，为标准银成色的98%，故又称九八规元”。[6]但在实际运用中，虚银两必须规定银的一定成色和重量，但是由于技术无法达到的原因，实际上虚银标准无法统一，这也为钱庄的会计核算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2.票号的本平制度
山西票号的主要业务是存放汇兑，收受银两。由于“中国银锭是在一种称量货币”，它没有形成一种抽象的货币单位，“银两单位就是重量单位也就是货币单位”。[7]，所以每次都要鉴定银两成色，称量银两重量成为票号一项日常工作。而且各地的天平砝码不同意，公私银炉并存，熔炼白银的技术差异较大。各地所铸造银锭的成色不易。在度量衡没有国家统一标注情况下，每个票号都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平码制度，与各地平码权衡，较出每百两比自置的平码大多少或小多少，作为银两收交的标准，并凭以记账，维护交易双方的利益，这种制度就是票号的本平制度。
三、结论
第一，上海钱庄和山西票号的会计制度都是以民间会计为主导，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民间工商业的活跃，他们都成为当时先进会计方式的代表，造作了多种会计制度与会计思想，使传统的中式会计趋于完善。如钱庄所创造的过账制度，开启近代信用制度之先河，如票号的龙门账促进中国复式簿记的产生。
第二，近代银钱业会计在行业间并没有统一的会计规范或制度，钱庄与票号虽然在会计机构、账簿组织上、会计方法上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诸多差异，主要原因应为各有专长营业的种类，同时资本的大小，甚至地方的习惯以及各店习惯等都是其成因。形成钱庄与票号隔阂的因素有两方面：其一近代社会总体上属于封建经济，经济体之间联系不像现在紧密；其二会计学在中国近代不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由学徒摧升，会计技术依赖口头相授同时还没有专门的会计研究人员。
第三，钱庄与票号毕竟都是从中国封建经济中破土而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中式会计的辉煌，但其身上带有封建性是必然的。其一，他们地方帮会性质浓厚，各自有其势力范围，这种分散的状态不利于会计制度的统一，而且很多会计方法在自己势力范围内运用而不外传。其二，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钱庄和票号却因“资本额小、组织简陋、墨守成规、人才缺乏”[8]而不得不要么依靠以封建政府，要么依靠外商银行，这导致了他们衰落的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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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鉴辉.晋商经营之道[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6]宁波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金融志6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6：114.
[7]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D].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3：26.
关键词：太原 会展业 品牌化 策略
目前，品牌化、专业化、国际化已经成为会展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知名展会如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法兰克福车展、巴黎时装展的成功举办，使会展品牌成为会展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利器；“后奥运时代”、“后世博时代”也充分展露了品牌会展的巨大拉动效应；而广州、深圳更是以广交会、华交会、高交会等知名展会带动当地经济迅速发展；除此之外，我国的二线城市如大连、成都、青岛等，也把培育当地品牌会展作为决胜市场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城市――尤其是会展业起步较晚、发展不规范的太原市而言，培育城市会展品牌对其发展会展经济，彰显会展业市场竞争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太原会展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太原市会展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成为国民经济的助推器和新亮点。其中，中国（太原）国际煤炭与能源新产业博览会、新晋商大会形象展示与产业博览会、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等规模大、影响力强的会展活动的举办，极大地提升了太原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太原（国际）面食节、太原城市购物节、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太原）国际汽车展览会等一系列关系民生题材会展活动的兴起，也在吸引百姓消费的同时促进了太原市经济的发展。尽管如此，这些会展活动在国内、国际上的知名度仍十分有限，没有形成明显的品牌优势，太原市在会展业品牌化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二、太原会展业品牌化发展的问题
（一）场馆及服务设施不健全
UFI资格认证标准中明确规定，品牌展会主办者必须提供专业的硬件服务设施，近年来，太原市虽然改造、建设了一批会议中心和展馆，但仍无法满足会展发展的需求。目前，太原市已建成的会展场馆如山西省展览馆、太原煤炭博物馆、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山西国际会议中心等，面积普遍偏小，不利于引进国内、国际大型品牌会展。另外，会展场馆内部及周边服务设施不健全也是影响太原市会展业品牌化发展的软肋。酒店、休闲娱乐设施少，与一线城市差距大，对大型会展与会者、参展商的接待能力差。
（二）展会规模化效应低
根据展览业经验，展览面积大于3万m2的展会才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相比之下，太原市与国内一线会展城市举办的展会在规模上存在天壤之别。如太原（国际）面食节第一届选址迎泽公园藏经楼北广场，展览面积7000m2，展位不足200个；第三届选址铜锣湾广场，展位仅300个。中国（太原）国际汽车展览会前三届都选址山西省展览馆，室内外展览面积不足3万m2，很难举办一些大型和特大型车展。因此，太原市在举办会展的过程中，招展难进行，参展企业少，分流现象严重，使得展会成交量低，无法带来规模化效应。
（三）知名度高的展会较少
太原市在展会服务、办展规模、展会成交额方面都很难达到UFI认证所要求的国际化标准，举办的展会知名度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展会营销经费不足，营销力度小；展会推广渠道不专业，广告送达率低，潜在的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无法接触到展会；组展方只重视对参展商的组织，忽视对专业观众的组织，这些原因都导致太原市会展业的品牌影响力不高。
（四）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不高
目前，太原市会展从业人员大都不是会展专业出身，而是“半路出家”或者转行的人，甚至有些是临时工。会展业内缺乏熟悉会展知识、掌握国际惯例、富有动作经验的专业人才。具体而言，太原市在发展会展业方面缺乏相应资金，多数从业人员无法参加专业培训，很多展会在开展之前招募一批大学生，经过短暂的培训就上岗，下一届展会再继续找临时人员参与，长此以往，太原市在会展人才培养方面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难能办出高质量的品牌会展。
三、太原会展业品牌化发展策略
（一）整合资源，统筹规划
要实现太原市会展业的品牌化发展，首要任务在于有效整合太原市会展资源，形成统筹规划的大格局。一方面，按照现代化、国际化标准改造太原煤炭博物馆、山西省展览馆等一部分老旧的会展场馆，配合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山西国际会议中心，打造一个辐射力和聚集功能强大的会展中心聚落，使之适应现代会展业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加强各会展中心内部及周边服务设施如餐饮门店、休闲娱乐设施、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的规划建设，与太原市区餐饮、住宿、交通设施有机结合，提高对参展商和观众的接待能力，将太原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商务和会展中心。
（二）准确定位，专业运作
紧密结合太原市优势产业，找准会展卖点，加大营销力度，是提高太原市会展业品牌竞争力的关键。太原市会展业品牌化发展应着力于：以太原市优势产业为依托，大力发展其核心产品和延伸产品为主题的会展；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会展业发展投资力度；政府牵头，对外推广太原市会展品牌；改变观念，使得招商工作齐头并进。
（三）校企合作，储备人才
太原市会展业的品牌化发展，离不开会展专业人才的支撑。在培养会展专业人才方面，可以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把国内、国外的专业会展人才请进来帮助业界提高会展专业水平，把好的员工送到会展业发达的国家深造，逐渐打造一支专业化的会展从业队伍。与此同时，太原市举办会展应与山西省开办会展专业或开设会展方向课程的高校如晋中学院、山西财经大学、太原市旅游职业学院等进行产、学互送，利用高校委培会展策划与管理人才，并为这些高校会展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形成校企合作、资源共享的良性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王惠姣.中小城市会展品牌化发展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关键词：商帮文化；江南民谣；当代价值
民间歌谣是人类口耳相传的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上爬梳江南地域的民间歌谣，研究其发展脉络可以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和历史。吴越文化背景下的吴歌研究近年为众多学者关注，但由于吴歌受限于吴语地区，现将“江南地区”纳入研究范围，将其外延扩展至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这与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商帮形成地域相吻合。
本文拟从商帮文化的视角，从保护历史遗存的观点出发，做好江南民间歌谣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从源头追溯江南民间歌谣的发展脉络，重点分析江南歌谣反映的历代尤其明代以来的商业生活和商业伦理，反思当今商业迅猛发展下的商业道德等问题，以期对其当代价值重估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1 研究的意义及其背景
历史学界对“江南”争议颇多，李伯重提出划定“江南地区”的两个标准：地理上的完整性及该地区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和经济水平的接近性。徐茂明撰写的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模糊界定“江南区域”的做法给本文以启发，现将其外延扩展至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
吴歌是吴方言地区的民间歌谣的总称。江南民间歌谣多集中在对吴歌的研究上。吴歌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南朝乐府的“吴声西曲”，明晚期冯梦龙《山歌》、《挂枝儿》民歌集成以及近现代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的歌谣收集及研究。对吴歌的研究不乏扛鼎之作，但从商业尤其是商帮文化的视角切入较少。综合众多学者意见，现阶段对吴歌的研究多集中于词曲的收录；吴歌流变与传承；从文学角度和音乐角度分析词曲唱法等；另外人类文化及民俗角度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值得一提的是，徽商与歌谣的关系近年来为学者专门提及，王振忠《新安江的路程歌及其相关歌谣》研究徽商经商的路线歌谣；何根海《从民间歌谣看徽州商业生活习俗》，认为徽州民谣反映了徽商艰苦卓绝、积极创富的心态以及徽商族人相扶、诚信勤俭和以义为利的民俗文化。
商帮文化是地域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综合。从国内现有文献来看，对明清十大商帮中势力影响最大的晋商、徽商研究较多，其次为福建商帮（闽商）、宁波商帮（甬商）和广东商帮（潮商）研究，但从数量上已经大幅减少，再次为山西商帮，而山东、陕西、江右、龙游、洞庭商帮，研究文章均不足百篇。众多学者认为诚信守则，仁德至上是明清商帮共守的原则。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商帮文化差异性很大：晋商“学而优则贾”、徽商“贾而好儒”、“钻天洞庭”审时度势、宁波商人敢为天下先、遍地龙游“无远弗届”。不可回避的是，商帮文化也存在不足：官商结交极易滋生腐败、缺乏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契约精神等。
江南吴地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展的重地，商业发达，都会繁华。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民俗民风不同，势必形成明显的地域差异，而一个地区的持续发展必定得益于背后的文化因子支撑。吴越文化的尚德明礼、务实进取、利义兼顾、顺应时势、刚柔相济、兼容并包对商帮文化乃至民间歌谣都有深远影响。
2 商帮文化与江南歌谣的商帮特征
2.1 江南地域商帮文化
明清以来，兴起于苏州东西两山的洞庭商帮、浙江中西部的龙游商帮、浙东的宁波商帮以及商业活动主要集中于江浙的徽商深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形成各性鲜明的商帮文化。
洞庭商帮尚德明礼、善于审时度势、顺应时势、把握时机、稳中求成；徽商崇尚程朱理学，“贾而好儒”，讲究“以儒术饰贾事”“以义取利”；浙东学派影响下的龙游和海洋文化孕育下的宁波商帮敢为天下先不畏艰险，开拓进取、强调利义并举。（表1）
2.2 江南歌谣商帮特征
江南水乡河网密布，太湖流域素来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水乡出行主要以舟船为主，由于行船时间长，文化生活贫乏，所以船歌就成为水路贩运时主要的自娱形式。船歌、渔歌抒发着船夫内心的酸甜苦辣，表达着离愁别恨，情意绵长，同时也体现商人特有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贩走于水路之上的商人歌、水路行程歌。《水路歌》记录了宁波镇海口到南洋大陈渔场水路交通线路，这条航线也是船老大凭借多年的经验，将沿途经过的岛礁、山头、岙口、洋面等连缀成口诀，以掌握航向的风土渔歌。徽商《水程捷要歌》“一自鱼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潼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也同样是行程的口诀。
3 吴歌反映的商业生活及商业价值体现
3.1 吴歌与商业繁华
其一，吴歌的艺术特点是清丽委婉、温柔敦厚、缠绵含蓄、曲折隐喻，对离愁别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情真意切。明中叶以后，江南商业繁荣，江宁、扬州、苏州、杭州等地市民聚集，都会繁盛。巨富大贾一时声名显赫，引发商业大潮，成年男子自觉自愿出门经商，寻求发财致富的机会。吴歌中专门以离情为描写对象的民谣占有一定比例，有诙谐幽默的“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来哭。赶脚的你哭是因何故？道是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也，我的驴儿受了苦。”读来忍俊不禁的同时，细细品味又有道不尽无尽的心酸与悲苦。男子投身商业浪潮，离家千里，女子独守秦楼，《词林一支》卷一《罗江怨歌》中有：“纱窗外，月正收，送别情郎上玉舟。双双携手叮咛嘱，嘱咐你早早回头。热碌碌难舍难丢，难丢难舍心肝肉。旱路儿去，早早投宿，水路喝ィ少坐舡头。夜风吹了无人顾，那时节，郎在京都，小妹子独守秦楼，相思两下难禁受。”
其二，市民中萌发的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商人地位和追求财富的积极肯定。
吴歌中有一些直接描写《工》《商》的歌谣：“手艺人其实有些妙，幼而学壮而行手段精高，白手能赚钱和钞。不用爷娘本，安分过一生，无忧无虑，无忧无虑，谁不道你好。”“做生涯委实真堪羡，走燕齐经楚粤，天南地北都游遍。江湖随浪荡，万贯在腰缠，四海为家，四海为家，到处堪消遣。”行商坐贾宿妓消遣，纵情声色、追求奢华的思想对儒家文化及重农轻商的观念形成巨大冲击，也对商人经商乃至商帮形成起促进作用。
3.2 重视举业，低调沉稳，善于审时度势
江南地区举业繁盛，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统计清代全国进士总数26815人， 江南七府州3491人，占总数的13.02%。[1]苏州富庶之乡盛产状元，清代状元占比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洞庭商帮尚德明礼，十分重视教育和人才，随着高文化素质的士绅加入，与一般的巨商不同，洞庭商帮有别于其他商帮，养成了低调稳健坚忍的气质，他们善于审时度势、顺应时势。收录于《乐府万象新》的民歌体现了对考取功名的美好祝愿以及高中之后莫相忘的叮咛：“桂子开时举子忙，才人收拾赴科场。鲤鱼跳在荷叶上，转身就是状元郎，白马红缨还故乡。”“一管毫儿送情郎，情郎拿去写文章。有朝一日登金榜，烈烈轰轰做一场，白马红缨还故乡。”“送郎送到大门东，愿郎此去步蟾宫。月中丹桂名三种，我郎先折状元红，金阶莫负我情浓。”
3.3 白茆山歌中的商业特征
白茆山歌是吴歌的重要一脉，也是吴歌杰出代表和经典样本。它内涵丰富，种类繁多，有劳动歌、时政歌、节令歌，摇船歌、地名歌、私情歌等不同种类的歌曲。其中，摇船歌广为流传。白茆镇地处太湖流域，经济发达，物产丰富，是地道的江南鱼米之乡，水域占全区面积的25%。连接太湖和长江的重要河道白茆塘把白茆分为南北两部分，旧时商贾从事长途贩运，水路漫长，就用唱山歌的方式打发时间，排解寂寞。白茆山歌研究会会长邹养鹤说：“吴歌跟商贸有关的话就是古代的时候，古代的交通工具这里以船为主，在运送商品货物的时候都是用船，行船因为它非常慢，摇船也很慢，路程远就要唱唱山歌，山歌和船运是结合起来的。”比如《摇船歌》[2]：“解缆开船撑一撑，艄公便把橹来摇，生丝橹绷摇得寸寸断，撸人头出火水来浇。”又如《张网歌》[2]的渔歌：“网船上娘姨苦凄凄，夜夜困块冷平基。日里张鱼拖虾忙，夜里还要捉田鸡。捉着三条臭， 一早上市换麦粞。”
4 徽商民谣反映的商业生活及其商业价值体现
4.1 徽商吃苦耐劳、创业艰辛
民国《歙县志》：“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 明清时期，由于徽州地少人多，“七山半水半分田”，为了生计，出门经商成为七成成年男子的选择：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新安多游子，尽是逐利头。风气渐成习，持筹遍九州。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徽商历来秉承艰苦创业的传统，很早就出去学做生意，在徽州流行的民谣：
《徽馆学生意》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吃碗面饭，好不简单。一双破鞋，踢踢踏踏。一块围裙，像块疙瘩。前世不曾修，出世在徽州。年到十三四，便多往外溜。雨伞挑冷饭，背着甩溜鳅。过山又过岭，一脚到杭州。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转来转去到上海，求亲求友寻路头。同乡多顾爱，答应肯收留。两个月一过，办得新被头。半来年一过，身命都不愁。逢年过时节，寄钱回徽州。爹娘高兴煞，笑得眼泪流。
《甜竹叶》：“甜竹叶，朵朵娇，写封信，上徽州。俺在杭州做伙头；一日三餐锅焦饭，一餐两个咸菜头。手磨铁火箝，嘴磨铁犁尖。手像乌鸡爪，脚如黑柴头。你要到杭州来看俺，拿个布袋背骨头。”
4.2 徽商“贾而好儒”、崇文重教，往往以入世博取功名为人生乃至整个家族的终极理想
徽州被誉为“程朱阙里”和“东南邹鲁”，宗奉程朱理说，做生意讲究“以儒术饰贾事”、“以义取利”。徽商发达以后往往回乡大力兴办教育、修建书院。徽俗训子，上则读书，次则为商贾，又次则耕种。以至于“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牵三哥》：“牵三哥，卖三郎，打发仔，进学堂。读得三年书，中个状元郎；前门竖旗杆，后门做祠堂。金屋柱，银屋梁；珍珠壁，象牙床，绣花枕上一对好鸳鸯。”
《上学堂》：“摘茶姐，卖茶郎。一斤糕，两斤糖。打发哥哥进学堂。读得三年书，中个状元郎。金童来报喜，玉女来送房。阿姐做新人，阿哥做新郎。”
4.3 徽商民谣中的商妇爱情观
“一世夫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由于徽州成年男子外出经商，常年不归家，所以当地一般都有早婚的习俗，新婚燕尔，短暂的甜蜜之后就是长久的别离，《十送郎》表现了徽商妇送别时的依依不舍，充满了心酸和无奈，也表现了徽州商妇独自留守的痛苦命运。《高兴嫁个种田郎》表现的就是与之相反的另外一种选择：“悔呀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高楼房，贪什么大厅堂，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宁愿嫁给种田郎。日在田里夜坐房，日陪公婆堂前坐，夜伴郎哥上花床。”
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男人出外经商，常年不归家，甚至孩子已经长大不认得父亲。商妇忍耐与夫君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鸳鸯枕，睡半边；红绫被，盖半边”同时还需要担负整个家庭的重担：《采茶谣》“枚乖乖宝，娘去摘茶草。枚乖乖宝，娘去赚茶银。摘茶草赚茶银，用来供大供细（小孩）供成人。”
4.4 徽商十分重视家族宗法
歙h《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中有“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记载，已经言明徽商的商业价值观和财富观，以家族为核心，致富以后资助子弟族人读书业儒，光宗耀祖。生意的成败不仅关乎个人的前途，也与整个家族的荣辱紧密关联。《写封信啊上徽州》：“叫爷不要急，叫娘不要愁，儿在苏州做伙头。儿在外头学生意，心中记住爹娘话：‘茴香萝卜干’，不能自己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徽商非常忌讳“萝卜”（落魄）和“茴香”（回乡），对前途发展抱着悲壮的理想，要么发达，要么客死他乡。
《火焰虫》：“火焰虫，低低飞，写封信，到徽州。一劝爷娘别挂念，二劝哥嫂不要愁。一日三餐锅焦饭，一餐两个腌菜头。面孔烟抹黑，两手乌溜溜。今朝吃得苦中苦，好的日子在后头。火焰虫，节节红。公公挑担卖胡葱，婆婆织绢糊灯笼，儿子开店做郎中，新妇织布做裁缝，一担米桶吃不空。”
5 浙商民谣反映的商业生活及其商业价值体现
5.1 浙东渔歌与敢为天下天的海洋文化精髓
宁波民谣有：“钻天龙州遍地徽州，还让宁波人奔上前头；山东蛮子、绍兴师爷、福建郎、江西唱班，得宁波人铜钱活神仙。[3]宁波商帮在明清十大商帮中兴起最晚，却积极适应时代，成为近代转型最成功的一个。拥有曲折海岸线的宁波历来是贸易通商的口岸。 由于地少人多、靠近海洋等特殊的地理生态、气候环境，浙东沿海地区的历史风貌、生产生活、民俗习惯、民歌民谣等都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海洋的烙印。正所谓“天外天，海外海，山外山，湾外湾，风夹风，雨夹雨，浪里浪，礁底礁”（《天外天》）。宁波及其周边的舟山渔歌道尽大自然的变幻莫测、渔业的艰辛凶险，同时也突出渔民坚韧豪迈与昂扬向上的斗志：
《渔民十煞》：“有风吓煞，无风摇煞；有雨淋煞，起暴饿煞；热天晒煞，冷天冻煞；两脚奔煞，户胛挑煞；三杠拉煞，老少哭煞。”
《人命歌》：“天呵天呵天呵！发风落雨不留情呵！海呵海呵海呵！浪打礁触无人命呵！四面大海白茫茫呵，轧煞u鱼人呵！”
《金塘谣》：“无风无浪，升米过金塘；有风有浪，斗米过金塘；大风大浪，石米也难过金塘。”
《老大歌》：“天上北斗高高照，千船万船风蓬飘。南洋北海任我走，走遍天涯好居家。”长期的熏陶形成了宁波商人勇往直前，敢为天下先，锐意创新的商帮文化。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渔歌中依然闪耀着渔民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顽强的生命意识。所有艰辛都比不上满载而归及其对勤劳致富的美好愿景的向往。
《起网号子》：“一拉金嘞格，嗨唷！ 二拉银嘞格，嗨唷！ 三拉珠宝亮晶晶， 大海不负u鱼人，嗨嗨唷！”
《追着风尾捞一网》：“坐惯船，吓大胆，三级风浪小白菜。一橹压倒六级风，八级回港把鱼卖，追着风尾捞一网，浪里白条满船载”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商埠码头的搬运号子、行船号子等。
5.2 轻松舒缓的三江船歌与山地茶歌
与豪迈的渔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流传于江河中下游地区的韵律流畅的平和闲逸、情调舒缓，有时略带调侃、幽默和睿智的船歌。
《四季渔歌》：“春季黄鱼咕咕叫，要叫阿哥踏早潮。夏季乌贼加海蛰，猛猛太阳背脊焦。秋季杂鱼由侬挑，网里滚滚舱里跳。北风一吹白雪飘，风里浪里带鱼钓。一阵风来一阵暴，愁煞多少新嫂嫂。”
与渔歌船歌相对应的是浙西浙南的以对唱和独唱为主的山歌。“七月采茶秋风起，赚来茶锢买布机，买起布机织续罗，织起绞罗做新衣。”浙江南部的地理条件很适合茶叶生长，名茶有雁荡毛峰、松阳银猴等。《盘茶》是专门贩茶的茶商在外漂泊生活真实写照：“我去贩茶十二年，你头上金钗哪里来？ 哪里来？郎去贩茶十二年，我头上金钗娘家来，娘家来。”
5.3 “遍地龙游”“无远弗届”行商四方的经商理念
龙游商帮地处浙西，姑蔑文化发源于此地。龙游“八省通衢”、“通浙孔道”，交通便利，商业信息灵通，游走四方、长途贩运便成为龙游人重要谋生的手段。龙游商帮崛起于山地丘陵， 地少人多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四方行商成为必然选择。
《龙游穷北乡》：“龙游穷北乡，十年九年旱。镰刀壁上挂，肚皮饿瘪荡。”
原属广东小调《卖杂货》：“离别家乡五六春，到处找情人，飘洋过海卖杂货，贸易小客生，难得这般人。”在浙商中传唱可见其对游走四方商业理念的认同，遍地龙游“无远弗届”便也不足为奇。
5.4 浙江民歌与商业生活
浙江民歌在篇幅上相对短小精悍，多反映市井小民的平庸生活，其中不乏以贩夫走卒为歌咏对象，直接描写商业生活。比如《进城关》描述了集市的热闹场景：兄弟双双进城关，两边店口多热闹！走过一间又一间，对面正是鱼咸摊。鱼咸摊上摆鱼鲜，穷人买鱼呒铜钱！这边是间水果行，柑橘荸荠摆满堂。又如《卖酒》，讲述了女子摆摊卖烟酒的生活：大姐住在大路边，又卖烧酒又卖烟。有钱哥哥吃杯酒，无钱哥哥吃筒烟。钱打酒，四钱卖烟，买卖要现呀现钱。再如《小贩歌》罗列出丰富的商品： 正月二月，荸荠甘蔗；三月四月，乌饭印 ；五月六月，凉粉西瓜；七月八月，菱角山楂；九月十月，青柴乌炭；十一月十二月，筅帚筷子灯盏架。
5.5 生死离别的爱情渔歌
宁波舟山一带渔民岛屿众多，遇到恶劣天气出海打鱼生死未知，正所谓：“十口棺材九口草，岛斗棺材坑，留下多少小孤孀。”因此，渔夫与渔妇的爱情渔歌与其他情意绵绵，郎情妾意的温柔情歌不同，多了哀伤的基调。由于出海捕鱼的风险极高，夫君平安归来成为妇人最大的愿望。相思离别，怨恨埋怨，而生离死别的悲苦和绝望成为爱情渔歌的主调。
《小哥哥侬要早回家》“小哥哥侬要早点回家，勿要u到日头落西山。小哥哥侬要早点回家，勿要u到白鸥归沙滩。小哥哥侬要早点回家来，天暗了大洋里厢要出水妖怪。小哥哥侬要早点回家来，风起了虾公恶煞要来把船翻。小哥哥侬好回来啦，我灶火已经添过三把。侬再勿来啊，冷了妹的心窝冷了饭和汤！”
《爱妹妹侬勿要愁》： “爱妹妹，侬勿要再呆啦棕树底望我望发愁，侬昨夜头吩咐我格说话，我全记在心头。我u得大鲨鱼，来给侬买三钱胭脂四两油，打格一副白镯子，带啦侬格手弯头。爱妹呀，要是龙王爷今朝请我去吃酒，侬也勿要哭，心爱相好尽管去求。就说我是侬啦爹娘手里结下的干哥哥，过年过节海滩头上你轻轻来呕三呕。”
《渔民老婆实在苦》：“鹁鸪咕，咕咕咕；渔民老婆实在苦。头戴青蓝布，破裤露屁股，喝喝臭鱼卤，吃吃六谷糊。脚踏黄泥路，困困板凳铺。”
6 江南民间歌谣的当代价值――以白茆山歌为例
吴歌有四个嫡系，分别是相城阳澄渔歌、常熟白茆山歌、吴江芦墟山歌以及张家港的河阳山歌，而在留存至今的吴歌之中，从保存的相对完整性和样本的经典性来说，当属白茆山歌。白茆山歌是白茆人在田间劳作、长途贩运、商业叫卖时即兴演唱的山歌，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主要分仪式歌、劳动歌、情歌和时政歌等。
1995年建成的白茆山歌馆是全国第一家山歌馆。2002年6月常熟市文化局，常熟市文化馆编辑整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白茆山歌集》，同年9月成功举办首届白茆山歌艺术节。2006年12月白茆山歌作为吴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依托于江南农耕文化的山歌生态演唱环境正慢慢消失，所以，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讲，把这样一种演唱形式保存下来，并使其发挥当代价值，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有幸采访到白茆山歌研究会会长邹养鹤先生，他认为白茆山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社会价值；研究价值；审美和史学价值；教育价值。他同时指出白茆山歌的传承与创新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大学讲座；中小学音乐课传承教学；二是传承人讲座；三是山歌培训；四是“走出去”的活动包括山歌比赛，文艺汇演、舞台展示和时政宣传等。
参考文献：
[1]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1997（2）.
[2] 江苏省常熟市文化局，江苏省常熟市文化馆，白茆镇人民政府.中国白茆山歌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3] 民国鄞县通志（第4）[A].文献志[C].
[4] 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舟山市歌谣谚语卷[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时而异，即文化的时代性。大陆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种文化随着时代变化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有的被保留下来，或融合、渗透在新诞生的文化之中，构成文化层次结构，如同地层古生物一样，层层积压，呈现文化纵向剖面。众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港澳被英国、葡萄牙统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区大量渗入、传播，与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为特质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为底层文化沉淀下来，形成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叠加现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层，本土文化在下层。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归以后，内地文化更多地进入港澳。这一文化层次，是港澳新历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港澳文化的层次结构说明了文化概念的动态性。这恰如著名史地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指出的“：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这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题，古代海洋文化以海产捕捞、海涂围垦和海上航行、海上贸易为主，到了近现代，海上贸易成为海洋文化一项最主要内容。我国在唐宋时代，海上贸易很兴旺，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册的大事，只是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上贸易萎缩，海洋文化发展大受打击，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形见绌。当代，开发海洋已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产业，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个最高发展水平。同文化的时代差异一样，文化还有地域差异，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谭其骧教授也同样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1]基于此，近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把全国划分为24种地域文化，即为文化地域差异的反映。诚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点，如渤海海洋文化、黄海海洋文化、东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但海水是流动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个整体，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来，这决定海洋文化相对大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一般说来，凡是临近海洋的地区，海洋文化都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也有例外。山东古代渔盐业很发达，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切断了与海洋联系，到明中叶，山东人甚至不吃鱼，海洋经济式微，海洋文化大为萎缩，山东这时不属海洋文化区域[2]。而在同样“海禁”背景下，广州仍维持一口对外通商地位，岭南沿海百姓仍冒险出海，从事海事活动，海洋经济和文化从未断层，岭南也就属海洋文化区域。
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近年，“文化热”在我国方兴未艾，海洋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视，在开发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热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过五次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海洋文化论集，不少学者提出“时代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这片呼吁声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继涌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料，1979年以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海洋文化论文226篇。专门性学术著作也渐见问世，如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4]、宋正海著《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5]、徐晓望著《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6]。但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少，而且内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学和考古学、历史学范围，包括我国海洋文明起源，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权益、海洋文学艺术[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渔业史、外贸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问题。而从文化地理，甚至范围更广一点人文地理学视野出发，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论著，可谓凤毛麟角。检索美国“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统收入1861－2007年约170万篇高校博硕论文，也未见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论文，可以说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有待她们的哥伦布们来开垦。
三、海洋文化研究内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海洋，这个占地球表面70％面积的最大地域单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9]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否定了亚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对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区别、海洋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来，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引用，特别是海洋环境对海洋文化产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已成为不刊之论。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文化赖以产生的历史地理基础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与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面貌一样，总是由多种多样的元素长期作用形成的。这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元素的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陆，所以海洋文化必须以大陆为依托而产生，由此决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须同时研究大陆环境，而不仅仅是研究海洋环境。大陆与海洋环境的统一或者综合，加之它们各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历史的地理基础。
（二）作为海洋文化经济基础的理论总结
举凡人类涉及海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属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业、海洋矿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业等[11]。海洋文化是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些经济基础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这些经济基础的科技成果，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总结、规律性升华、更多的具有理性层面的原理、价值等，而不囿于这些产业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为一项产业，涉及海洋经济众多领域，但从海洋文化立场，只研究与之相关密切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导航技术，以及航线、港口的技术进步水平，反映某个时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别于海洋交通经济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货流结构、经济获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与它有联系，但不能取代和混为一谈，否则海洋文化覆盖范围过广、外延过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内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和景观
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社会人类群体，包括农、渔、商、工、军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他们各有自己的职业、行为、性格等，成为海洋文化景观重要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为田”，从事海产采集、捕捞或围垦海涂为田，是海洋农业文化主体；在海上漂泊，以舟楫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为一个特殊群落，生产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开，婚姻、习俗等都异于陆上居民，文化景观自成一体。岭南商帮集团，既浪迹天涯，遍设会馆于神州大地，也“以海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为最富冒险、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区别于我国徽商和晋商。南海中有些海岛长期为“海盗”盘踞，其中不少是失地农民，无以为生，飘泊岛上，靠打劫往来商船为生。他们桀骜不驯，敢与官府对抗，引导得当，可成为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坚强力量，同样是海洋文化一个载体。举凡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社会分层、家庭、家族构成、文化禀赋、生活习俗等文化景观，无不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观
海洋精神文化即狭义海洋文化，包括人类对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话、信仰、宗教、戏剧、艺术、歌谣、舞蹈等，它们都与海洋文化的传承有密切关系。例如华侨作为海洋文化一个特殊群体向海外漂泊、开拓，使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海外弘扬、绵延、传播，为中国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积极贡献。故华侨文化的语言、建筑、风习、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也属海洋文化范畴。又如南海神、妈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为沿海地区一种风俗活动，其景观研究是海洋风俗地理一个重要内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与空间分布
海洋茫无际崖，人类活动多处于漂流、自由状态，不易约束。海洋生活的这种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翻开海洋史，海盗出没，劫掠客商之事时有所闻。毋论古代或近代，实际上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亚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为，多为海盗行为，几无法律可言。随着海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海洋权益争端成为当今世界不安的一个根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后来的实施，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使临海国家在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和争端日趋复杂尖锐，所以临海国家自定海洋法规与国际海洋法规之间的不整合，更需要通过平等协调方法解决。我国海洋法制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大陆法制建设，也同时面临着与国际海洋法的对接等问题，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摆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涛，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风。不少志书都说生活在海边的古越人好斗轻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间也拳脚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区村斗之多，在中国是罕见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赶来助斗，往往酿成几千人手持凶器，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造成严重伤亡的村斗，在历史上例不胜举。”[12]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带有普遍性，其深层根源仍是法律意识薄弱，无视或蔑视法律所致。无论何种海洋制度，它们的实施都有一定空间范围，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专属经济区，从制度文化而言，即属功能文化区，有确定边界；某种商品进出口也有规定流通地区，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区，实际是一种功能文化区，为海洋文化地理主题之一。
（六）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海洋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许多宝贵的海洋文化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都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价值，可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学史、海洋文学史、海洋艺术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区域开发、海洋观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项海洋开发事业提供决策上重要参考。例如已在南海阳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号”的综合研究，就有非同寻常的科学价值。前些年发现珠海高栏岛宝境湾摩崖石刻，保留了许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动文化信息，有待人们破译。珠三角经济起飞，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崛起，港澳经济领先、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等许多人文社会现象，都需要从它们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们的发展规划，更需要从它们海洋文化宝库中借鉴经验和教训。至海洋风光之胜，海洋魅力之强，更是发展海上旅游、振兴海洋产业的有力杠杆。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非常巨大、实用价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应用研究一个重要领域。
（七）海洋文化区域分异
海洋虽然是一个整体，不像大陆那样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观不一，区域差异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陆不同，特别是各海区所属人类对海洋认识、开发利用历史早晚、方式方法、创造物质财富形态、景观有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们的空间结构与地区分布问题。要弄清海洋文化现象这些空间分布特点和规律，必须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异研究，即划分海洋文化区。海洋文化区综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环境、历史过程、景观特色、海洋文化传播和海洋生态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间上组合表现，应视为海洋文化区域研究的高峰和终结，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例如南海周边临海居民分为广府、福佬、客家民系，他们对海洋依赖、开发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较大差异，有论者认为可以划分为粤东、珠江口、粤西南、海南岛、北部湾、南海诸岛六个海洋文化区。透视这种分区，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区特点和地域分异规律，不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决策上重要参考。近年珠三角经济崛起全国，并成为全球产业转移一个中心，其中一个强大因素即为珠三角拥有岭南文化海洋性最大优势，故能在地区竞争中遥遥领先，且立于不败之地。基于此，海洋文化区域分异研究，无论对南海还是其他海区，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长期的研究任务。
四、海洋文化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
文化史专家冯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3]简而言之，文化特质是指文化的价值，它一方面体现了自然界在人类创造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变化，另一方面也蕴含了人类自身性质、内在特点及其变化，是两者紧密关联和互动的产物。文化特质的这一界定，用于大陆文化，是大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文化产生的参与，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其中的能动作用，最后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体现了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统一。而海洋是没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据此认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陆而产生，无论大陆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环境和资源特点，这不能不影响到海洋文化同样有地域个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较，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归结为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来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还应加上一个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这些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个不可或缺内容。
（一）外向性
作为海洋文化载体或介质，海水永远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中，处于从不间断的流动中。人类必须适应海洋这种属性和环境来进行创造海洋文化活动。因海水不停顿地在一个海区与另一个海区之间交换，具有稳定的外向运动特点，所以海洋文化也从它产生的海区或大海边缘向外传播。特别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海洋是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发生，这比大陆要容易得多，这也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质。古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不但沿岛居民生活资仰于海洋，而且深处五指山区的黎人，也以输出槟榔、椰子为经济来源。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琼州》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槟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经济发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个范例。
（二）开放性
海洋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下的某个海区、海岛、海湾、海峡、海岸带等都是它的子系统，不但在这些大小系统内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各自生存、运动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陆之间，也发生同样的过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产生，这就决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开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这种开放性，海洋文化的结构、功能、景观等才不断得到调整，其文化势能、动能得以消长，产生势位差，形成文化运动，即文化交流，产生文化区域效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海洋文化这种开放性，是它优越于大陆文化特质之一。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完全依赖海外资源、技术等发展起来，海洋文化为其立国之本。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或为海岛、或为半岛，同样敞开自己的大门，吸纳四海各种资源，充实、壮大自己，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赢得一席之地。
（三）冒险性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被视为畏途。宋代坡过琼州海峡，“舣舟将济，股栗魂丧”[16]，直到海上交通颇为发达的明代，据正德《琼台志•杂事》说，进入海南的人“稍有识者，当少知避”，琼州海峡仍是一道巨大障碍。近现代航海技术进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许多风险。在这种海洋环境下创造的海洋文化，冒险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实际上这些商人集团不少是海盗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装自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史称明嘉靖年间“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17]。以后，“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访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险性，就是指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研究这种冒险性产生地理环境、社会基础、景观特色等，构成海洋文化地理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西方海洋文化，实际就是海上贸易，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贸易。这种悖论，虽不足取，但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海上贸易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穿过海洋腹地，抵达远方港口，是最富于商业性、冒险性的活动，因而是海洋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岭南人自古以来，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都充分表现出对商品的价值取向。广州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外贸中心，唐代有著名“广州通海夷道”，宋代与40多个、元代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明清时形成近乎全民经商狂热。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食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商品经济大放异彩，一方面是“广货”节节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岭北人南下，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时代潮流，将各种地域文化带进广东，使广东文化景观非常丰富多彩，即为岭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当代一种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相互沟通或与江河对接，接受多种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质。岭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缘于南海海洋环境，主要还有假道南海传播而来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荣，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内地许多地域文化。当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独有的，许多地域文化都有这种特性，但海洋的宽广无涯、强大亲和力等环境性质，却是大陆难以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个背景，也是这种交流的一种结果，都与它们的海洋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且不停地流动、交换。海洋这种作用可以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绝少出现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自明末西风东渐以降从西方传进被北方一些人喻为“奇技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开放传进新鲜事物，无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陆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显、强化了它们的排他性，结果由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军事冲突。中东地区近年暴力事件不断，从深层根源来说，与文化的排他性不无关系。实际上，海洋文化这些特质，都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不但可以沟通，而且相互影响。上述外向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如此，多元性与包容性的关系也一样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流，商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扩张性，目的是追逐利润，由此必须要有勇气、有胆识、有谋略去挑战大海，渡过惊涛骇浪，航行到利润所在一切地方，为此，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险性与生俱来。在商业贸易背景下，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海洋民族最为本质的一个文化个性。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