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8 15:27:3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文化理论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转型存在的问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多数基础设施是在“一五”计划时期形成的，蕴含其中的文化底蕴、思维方法及活动方式类似于当时的农业社会的文化模式，即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建立初期我国实行的又是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仍然按照传统文化的模式构建。虽然曾经历过几番改造，仍无法彻底消除传统体制弊端的影响，也无法从原则上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实际上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而文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直接影响东北人民的命运和未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文化转型是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精神逐渐传入了我国。工业文明的两种文化精神——人本精神和科技精神如果能够和谐发展，就能促进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但自从20世纪以来，二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并且在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弊端。西方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模式就是在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进入我国的。与此同时，东北老工业地区的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政策才导致大量山东、河北移民涌入这一地区。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再加上网络的迅速蔓延，加速了这几种文化精神的相互碰撞，正是这一系列的文化精神的冲突下，使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们时时会感到困惑和迷茫。
二、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转型的路径和对策建议
近几年我国政府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而东北地区的文化转型主要在于思维观念的转变。因此，要利用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经营本土文化，而不是僵化固守地去搞历史的传承。今后应更加注重挖掘东北地区的文化资源，着力文化创新，开拓文化产业的发展之路。通过文化的重新建构，催生新的文化形态，这是东北老工业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本土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在不断创新中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过程。文化创新既要克服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又要赋予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崭新内容。根据东北老工业地区现有基础和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在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划中应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多元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等领域重点加以考虑，使本地区有限的人力、物力及产业政策等资源有明确的投入目标。发展黑龙江地区现代化的同时，还需要教育的振兴，否则经济的振兴就会成为失去赖以实现的基础。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因此，我们在关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的同时，也要充分重视区域文化建设。毫无疑问，文化是经济振兴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为了推动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的顺利转型，我们必须客观分析这一地区文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加强对当前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的研究和建构，为实现东北地区文化的顺利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作者：韩笑 王炳晨 单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
关键词：改写 意识形态 诗学
一、翻译研究的学科发展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采取文艺学和语言学两种研究模式，前者视翻译为艺术，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后者视翻译为科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两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对照。70 年代以后，翻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认为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
1972 年，客居荷兰的美国学者holmes 发表了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holmes 也成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人。翻译研究在20 世纪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我们从维也纳大学教授、知名学者snell-hornby 的论述中能看出其发展轨迹。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译研究无疑是属于未来的学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修订版的前言中已经把翻译研究称为一门发展速度惊人的独立学科了。
很多学者为翻译研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lefevere 就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改写理论
改写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批评、编辑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种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同样对文学进行操控让它在某个社会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这本书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写同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情况、民族的文化导向甚至某个社会的文学体系。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译者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译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译作同目标文化中人们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这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不冲突，那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翻译过程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限制来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会或者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哪些类型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
（二）诗学
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形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观念，即在社会体系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诗学会相互冲突，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诗学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所以为了达到某种诗学要求，译者必须做出让步，因为一种文化中人们广泛认可的诗学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语文化中的叙事方式或者改变原作的结构等等。
改写理论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对照的研究方法，而更关注翻译的“成品”，为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论文摘要：翻译研究学派的学者们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其代表人物Lefevere 提出了改写理论，认为翻译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
一、翻译研究的学科发展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采取文艺学和语言学两种研究模式，前者视翻译为艺术，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后者视翻译为科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两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对照。70 年代以后，翻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认为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
1972 年，客居荷兰的美国学者Holmes 发表了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Holmes 也成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人。翻译研究在20 世纪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我们从维也纳大学教授、知名学者Snell-Hornby 的论述中能看出其发展轨迹。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译研究无疑是属于未来的学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修订版的前言中已经把翻译研究称为一门发展速度惊人的独立学科了。
很多学者为翻译研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Lefevere 就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改写理论
改写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批评、编辑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种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同样对文学进行操控让它在某个社会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这本书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写同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情况、民族的文化导向甚至某个社会的文学体系。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译者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译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译作同目标文化中人们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这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不冲突，那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翻译过程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限制来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会或者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哪些类型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
（二）诗学
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形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观念，即在社会体系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诗学会相互冲突，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诗学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所以为了达到某种诗学要求，译者必须做出让步，因为一种文化中人们广泛认可的诗学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语文化中的叙事方式或者改变原作的结构等等。
改写理论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对照的研究方法，而更关注翻译的“成品”，为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以下为部分内容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高中化学教师，如何把化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真正为学生授业、解惑的师者，正是化学教师同共探索的方向。下面是本人教学中累积的化学理论在生活中应用：
一、日日相伴的化学品——食盐、碘化合物
我们知道食盐的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这是人们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调味品。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增加食物的味道,它是人体组织的一种基本成分,对保证体内正常的生理、生化活动和功能,起着重要作用。Na+和Cl-在体内的作用是与K+等元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其最主要的作用是控制细胞、组织液和血液内的电解质平衡,以保持体液的正常流通和控制体内的酸碱平衡。Na+与K+、Ca2+、Mg2+还有助于保持神经和肌肉的适当应激水平；NaCl和KCl对调节血液的适当粘度或稠度起作用；胃里开始消化某些食物的酸和其他胃液、胰液及胆汁里的助消化的化合物,也是由血液里的钠盐和钾盐形成的。此外,适当浓度的Na+、K+和Cl-对于视网膜对光反应的生理过程也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常用淡盐水漱口,不仅对咽喉疼痛、牙龈肿疼等口腔疾病有治疗和预防作用,还具有预防感冒的作用。（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一化学的《碱金属》）
碘化钾、碘化钠、碘酸盐等含碘化合物,在实验室中是重要试剂;在食品和医疗上,它们又是重要的养分和药剂,对于维护人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碘是人体内的一种必需微量元素,是甲状腺激素的重要组成成分。正常人体内共含碘15mg～20mg,其中70%～80%浓集在甲状腺内。人体内的碘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其主要生理作用通过形成甲状腺激素而发生。因此,甲状腺素所具有的生理作用和重要机能,均与碘有直接关系。人体缺乏碘可导致一系列生化紊乱及生理功能异常,如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导致婴、幼儿生长发育停滞、智力低下等。我国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地区,全国约有四亿人缺碘。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供含碘(碘的化合物)食盐和其他食品(如高碘蛋),井水加碘,食用含碘丰富的海产品等,其中以含碘食盐最为方便有效。1991年3月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庄严承诺：2000年在中国大陆消除碘缺乏病。（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一化学的《卤族元素》）
二、人生五味子之一——醋（酸）
醋的化学名字叫乙酸，分子式为CH3COOH。醋不仅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有很多用途：1、在烹调蔬菜时，放点醋不但味道鲜美，而且有保护蔬菜中维生素C的作用（因维生素C在酸性环境中不易被破坏）。2、在煮排骨、鸡、鱼时，如果加一点醋，可以使骨中的钙质和磷质被大量溶解在汤中，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体对钙、磷的吸收率。3、患有低酸性胃病（胃酸分泌过少，如萎缩性胃炎）的人，如果经常用少量的醋作调味品，既可增进食欲，又可使疾病得到治疗。4、在鱼类不新鲜的情况下，加醋烹饪不仅可以解除腥味，而且可以杀灭细菌。5、醋可以作为预防痢疾的良药。痢疾病菌一遇上醋就一命呜呼，所以在夏季痢疾流行的季节，多吃点醋，可以增加肠胃内杀灭痢疾病菌的作用。6、醋还可以预防流行性感冒。将室内门窗关严，将醋倒在锅里漫火煮沸至干，便可以起到消灭病菌的作用。7、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8、铜、铝器用旧了，用醋涂擦后清洗，就能恢复光泽。9、杀鸡鸭前20分钟，给鸡鸭灌一些醋，拔毛就容易了。10、衣服上沾染了水果汁，用醋一泡，一搓就掉。11、用醋浸泡暖水瓶中的水垢，可以达到除垢的目的。12、夏天毛巾易发生霉变而出异味，用少量的醋洗毛巾就可以消除异味。（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二化学的《烃的衍生物》）
三、自愿吸食的毒药——香烟
从化学角度介绍一下吸烟过程中产生有害成分的结构、性质及危害。香烟点燃后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大致分为六大类：（1）醛类、氮化物、烯烃类，这些物质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2）尼古丁类，可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血管内膜损害。（3）胺类、氰化物和重金属，这些均属毒性物质。（4）苯丙芘、砷、镉、甲基肼、氨基酚、其他放射性物质。这些物质均有致癌作用。（5）酚类化合物和甲醛等，这些物质具有加速癌变的作用。（6）一氧化碳能减低红血球将氧输送到全身去能力。最近日本学者研究表明，烟雾中还含有迄今为止已知物质中毒性最强的化合物"二恶英"。它们会引发和恶化各种疾病，例如，癌症、肺炎、气管炎、高血压、骨质增生、各种心脑血管病、哮喘以及不育等病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全世界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呼吸道粘膜容易受损，吸烟的危害性更大。据调查，小于15岁开始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肺癌发病率高17倍。所以，我国中小学生守则规定学生不准吸烟。（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二化学的有机物中贯穿）
四、学习的助手——笔
1、铅笔芯是由石墨掺合一定比例的粘土制成的，当掺入粘土较多时铅笔芯硬度增大，笔上标有Hard的首写字母H。反之则石墨的比例增大，硬度减小，黑色增强，笔上标有Black的首写字母B。
2、圆珠笔：油墨是一种粘性油质，是用胡麻子油、合成松子油（主含萜烯醇类物质）、矿物油（分馏石油等矿物而得到的油质）、硬胶加入油烟等而调制成的。在使用圆珠笔时，不要在有油、有蜡的纸上写字，不然油、蜡嵌人钢珠沿边的铜碗内影响出油而写不出字来，还要避免笔的撞击、曝晒，不用时随手套好笔帽，以防止碰坏笔头、笔杆变型及笔芯漏油而污染物体。如遇天冷或久置未用。笔不出油时，可将笔头放入温水中浸泡片刻后再在纸上划动笔尖，即可写出字来。
3、钢笔：笔头用各含5％～10％的Cr、Ni合金组成的特种钢制成的笔。铬镍钢抗腐蚀性强，不易氧化，是一种不锈钢，该种笔的抗腐蚀性能好，但耐磨性能欠佳。
五、生活中得力助手：
（一）、除去衣服上的污渍：
下面向您介绍几种常见的污渍的简易的除去方法：
1、汗渍：方法一：将有汗渍的衣服在10%的食盐水中浸泡一会，然后再用肥皂洗涤。方法二：在适量的水中加入少量的碳胺[（NH4）2CO3]和少量的食用碱[Na2CO3或NaHCO3]，搅拌溶解后，将有汗渍的衣服放在里面浸泡一会，然后反复揉搓。2、油渍在油渍上滴上汽油或者酒精，待汽油（或酒精）挥发完后油渍也会随之消失。3、蓝墨水污渍：方法一：在适量的水中加入少量的碳胺[（NH4）2CO3]和少量的食用碱[Na2CO3或NaHCO3]，搅拌溶解后，将有蓝墨水污渍的衣服放在里面浸泡一会，然后反复揉搓。方法二：将有蓝墨水污渍部位放在2％的草酸溶液中浸泡几分钟,然后用洗涤剂洗除。4、血渍因血液里含有蛋白质，蛋白质遇热则不易溶解，因此洗血渍不能用热水。方法一：将有血渍的部位用双氧水或者漂白粉水浸泡一会，然后搓洗。方法二：将萝卜切碎，撒上食盐搅拌均匀，十分钟之后挤出萝卜汁，将有血渍的部位用萝卜汁浸泡一会，然后搓洗。5、果汁渍新染上的果汁渍用食盐水浸泡后，再用肥皂搓洗。如果染上的时间较长了，则可以用洗汗渍的法一。6、铁锈渍：在热水中加入少许草酸，搅拌，使草酸全部溶解，将有铁锈渍的部位放在草酸溶液中浸泡十分钟，然后再用肥皂搓洗。7、茶渍将有茶渍的部位放在饱和食盐水中浸泡，然后用肥皂搓洗。
（二）、水壶巧除垢
1、将空水壶放在火上，烧干水垢的水分，看到壶底水垢有裂纹时，将壶迅速取下放到冷水中，壶底水垢因热胀冷缩而脱落下来。2、在烧水的壶中放一团口罩布，水垢会被口罩布吸附，壶上就不易结水垢了。3、烧水的壶中有了水垢，可放入一些醋，再加水，烧开一会儿，水垢可除去。4、用铝壶烧水时，放一小勺小苏打，烧沸10分钟，水垢可除去。
（三）、快速彭胀馒头
在面粉中加入适当的白醋（CH3COOH）和苏打（Na2CO3）使之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使馒头彭胀，松软可口。化学反应请大家想一想？
此外,通过高中化学理论中，还可鉴别“真丝”与“人造丝”、鉴别真假金银、食品中的防腐剂、酒精和苯酚的消毒作用等。
总之，生活处处有化学。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留心观察，在生活中学习到知识。今后，让我们继续为“高中的化学理论在生活中应用”累积知识。
参考资料：
1、高中《化学》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编。
教学内容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合理编排教学内容是关系着学生能否理解接受课堂知识的关键。由于现代有机化学与各学科间的交叉关系进一步发展，尤其与生命科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在教学内容的编排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关注前沿知识，把最新的信息及时传达给学生。例如:自由基是有机化学课程重要的教学内容，也是生命科学常用的术语，我们在教学中将自由基与人的衰老和疾病的产生联系起来，将抽象的立体异构现象与医学中经典事例结合起来讲解，通过这样的教学使医学专业学生能感受到所学知识的实用性，提高了其学习兴趣。这些内容所占的教学时间也许只有几分钟，但前沿性与医学实践联系紧密的内容一定要有，这样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医用有机化学的教学应淡化有机化合物的工业制备等纯化学反应和性质内容的教学，加大有机化学基础理论和基本反应规律的教学。我们牢牢把握“结构决定性质”这一基本规律，在教学中先把不同类的有机物的结构特征讲透彻，引导学生去发现“此类有机物主要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的问题，然后在与学生探究“这类反应是怎样进行的”的问题过程中运用活性中间体的稳定性、反应能量变化、过渡态理论、化学热力学和动力学方法来分析反应的活性和反应的区域选择性，把医用有机化学中六大基本反应类型如氧化还原反应、自由基取代反应、亲核取代反应、亲核加成反应、亲电加成反应和亲电取代反应等基本内容介绍给学生。这样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有机化学的本质和规律，为学习和研究生命体中化学变化规律奠定基础。另外，在有机化学教学中要重视前后关联知识点，使每堂课的内容形成一条鲜明的主线，然后围绕它讲清楚。例如讲解“环己烷的椅式构象”这个知识点，六元环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环状结构，是许多有机物的基本结构。其中椅式构象中直立键和平伏键，它们在椅式构象中的排布规律，椅式构象的转环后变化乃至椅式构象的画法都非常重要。我们借助视频和三维动画把这些内容讲明白，学生掌握了并能正确地画出椅式构象的透视式，就可以使学生少走弯路，少点迷惑，用节省下的时间去理解更深刻的知识内容。
2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精心优化教学设计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网络资源平台的完善，为教学提供了多样化的技术支持。这要求教师学会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去充实有机化学课堂的信息量，能熟练地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生动有趣的多媒体课件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今医学专业的有机化学的教学课时有所减少，但不能降低有机化学的教学质量。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反复审视医用有机化学的教学内容，精心优化教学设计，制作了《有机化学CAI教学课件》和《有机化学双语教学网络课程》多媒体课件。在制作这些课件过程中，充分运用了Chem3D、Flash等软件演示了有机化合物的立体结构并形象地模拟了经典的有机化学反应机制，将以往平面的和相对抽象的讲解立体地、多角度地表现出来，使学生更容易接受课堂内容，从而达到有效的课堂教学。我们使用Firework、Dreamweaver、Photoshop等软件制作了网络课程，其特色是将整个教学软件分成预习与自学、习题库、知识拓展、立体结构演示等几个模块，每个模块中的内容相对独立，但其中关联部分又做好链接，把3D动画、视频等丰富的信息融合在一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利用软件进行自助式学习，巩固了学习的效果。《有机化学双语教学网络课程》多媒体课件和《有机化学CAI教学课件》曾在国家级、省级多媒体课件大赛中获得一等奖，课件已被多个院校引进，师生反映良好。一个优秀的多媒体课件在医用有机化学多媒体教学上合理使用是必需的。教师要驾驭好课堂，利用好课堂的每一分钟，就要将教学设计做好。我们在课堂上积极运用启发式教学，重视学生思考互动的设计以及对知识点延伸拓展程度的把握。例如讲解有机化学中“电子效应”这一内容时，先让学生们根据课前收集的资料在课堂前10分钟内先做一个陈述，然后老师与学生就“电子效应”的成因、传递的途径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畅所欲言。讨论之后，老师讲解时注意把“电子效应”对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影响作为经典例子进行详细分析，使学生认识到“电子效应”在有机化学中重要性。最后，师生一起比较归纳“诱导效应”和“共轭效应”这两种“电子效应”的不同之处。这其中老师运用问题驱动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抽象的有机化学理论通过“讨论－分析－比较－归纳”的教学设计，使整个教学过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学生也容易理解接受这些知识点。
3以“学生为本”，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学习资源大为丰富，大学生已有很好的获取知识途径，他们的学习模式也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因此，我们在医用有机化学教学中强调“以学生为本”，为学生营造和谐、合作、平等、相互尊重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下学习，鼓励他们大胆质疑，可以自由提问;积极引导学生思考，探讨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如在学习“对映异构与药物的生物活性”时，这个知识点的本质就是再次强调“结构决定性质”，我们引导学生分析了对映异构与顺反异构、构象异构的异同点，使学生掌握了对映异构现象的一般性，而为什么对映异构体会有不同的生物活性甚至有的异构体没有活性，这一内容没有专门讲授，则是根据医学生已具备相当的医学专业知识，有意留下思考和探索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撰写小论文进行讨论，学生自然而然地就会对“对映异构”知识点有较全面系统的认识，这真正使学生感受到他们是学习的主人，是良好的教学效果的最终体现者。另外，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是保证有效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条件，也是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的要素。老师在课堂教学中面对学生时应多些微笑，语气和蔼但要有激情，切忌平铺直叙;有时需要下讲台走进学生中，而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这些举止可以拉近老师与学生间的距离，营造轻松活泼的教学氛围，为学生提供一个锻炼创新能力的舞台。老师在课后应主动与学习状况不理想的学生谈心，耐心地倾听，悉心为他们指导。
用药不同于单核苷酸多态性的遗传差异，肿瘤等复杂疾病的形成往往是由多个位点的体细胞突变共同作用产生的。临床表现相同或相似的疾病可能并非来源于同一组基因突变，其中不同位点的突变影响不同的细胞通路，对应于疾病的不同亚型，使靶向药物的治疗效果产生个体差异。如作用靶点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吉非替尼用于治疗EGFR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时，将获得更高的收益率。所以临床治疗时需要根据不同的疾病亚型进行个体化用药，选择针对相应靶点的治疗方案，从而提高药物治疗的效果。乳腺癌的传统治疗依据病理学分型进行，治疗效果间却存在很大差异，患者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近年来，分子分型技术逐渐成熟，通过分析乳腺癌患者基因表达谱，可将乳腺癌根据基因表达特征分为4种亚型，LuminalA型、LuminalB型、HER－2过表达型和三阴型。对乳腺癌的不同亚型的治疗方法及药物有所区别，如Luminal型对内分泌治疗敏感，HER－2过表达型使用靶向治疗药物赫赛汀可显著改善预后。因此，对疾病亚型不同的患者个体化用药，保证了治疗效果，避免了不必要的医疗花费。尽管在进行乳腺癌治疗前对患者进行分子分型如此重要，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伦理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疾病型与预后相关，加重心理压力。对乳腺癌分子分型的研究常常涉及到对不同亚型预后的预测，如LuminalA型预后较好，5年总生存率约为90.3%;而三阴型为69.0%，预后较差［10］。虽然根据癌症亚型判断患者的预后情况有助于及早关注癌症的复发或转移，但对于患者来说，尤其是预后较差的三阴型乳腺癌患者，在经过确诊对心理的强烈刺激以及手术对身体造成的严重创伤后，得知分型结果时无疑会背负上更加沉重的心理包袱。这不仅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可能影响到癌症的后续治疗。二是测序列是未来方向，威胁基因隐私。以特定基因突变为生物标志物的肿瘤靶向治疗药物正陆续上市，所以将基因测序分析作为临床肿瘤分子分型的手段也有可能在未来得到实现。然而，基因测序数据量大，肿瘤组织中不仅包含基因突变的信息，还有大部分是关乎隐私的个体遗传信息。所以测序样本和数据一旦被获得和存储，就会牵涉到基因组隐私和数据保护的问题。现有的简单匿名的方法可轻易地追溯到基因的所属者，无法保证数据的安全。基因信息遭到泄露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如工作单位为了减少医疗费等开支拒绝雇佣含有致病基因的员工，保险公司根据基因信息评估投保人的患病风险从而收取不同金额的保险费。对于一些可遗传的疾病易感基因，个人基因数据的泄露意味着整个家族的隐私都受到威胁，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歧视。另外，大部分基因的功能还未得到解读，但随着基因组学研究的深入，即使当时未显示出问题的基因，也不能排除今后发现问题的风险。
2因药而异的个体化
用药抗生素以及其他抗微生物药物的发现为人类治疗感染性疾病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用药的同时，微生物自身也在不断变异，对药物产生抗性。同种感染性疾病的患者感染的微生物可能有不同的耐药突变，对药物的敏感性不同，所以临床治疗时针对病原微生物的不同耐药性进行个体化用药。肺结核是感染结核分枝杆菌而导致的疾病。由于结核分枝杆菌普遍存在耐药性，仅用单药无法将其杀灭，因此目前用短程化疗及多药物联用的方式治疗肺结核。常用于药物联用的异烟肼、利福平等一线化学药物均具有一定的肝毒性，多药联用可能导致肝功能异常，严重者甚至发生肝损害。而不同患者感染的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性不同，这就意味着，传统治疗多药联用时，并非每种药都发挥出了其治疗作用，却徒增不良反应及治疗花费，甚至还会诱导新的耐药菌产生。因此，细菌的耐药情况需要得到及早的测定，以指导肺结核的用药。近年来，分子检测技术发展迅速，分子药敏实验利用测序、基因芯片等技术，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性，操作简便且快捷，通常仅需1d即可得到结果。医生可根据检测结果指导用药，提高用药准确度，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真正实现用药的个体化。个体化用药检测未普遍推行，阻碍了感染性疾病个体化用药的开展，并且诱发很多伦理问题的出现。在耐药性未知的情况下，用多种抗微生物药物将徒增治疗费用，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同时，无效用药使耐药微生物反复感染，导致病情反复、治疗周期长，这都会对患者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使患者产生悲观厌世、低落抑郁等心理问题。
3基因导向个体化用药的伦理对策
基因导向个体化用药，可为病人定制安全、有效、合理的最优给药方案，但如果无法妥善解决个体化用药中所面临的伦理挑战，其发展必将受到限制。医疗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立法机构、研究院所以及医患双方应共同努力，避免伦理问题的产生，解决伦理问题的障碍，推动基因导向个体化用药的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百姓。充分告知增进医患信任当今医患关系紧张，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无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对于需要对患者进行基因型检测以指导用药的情况，为了避免患者对医生产生过度医疗和收费的误解，也为了保障患者充分知情与自主选择的权利，医生有责任提前对患者进行收益和风险的告知，告知患者应做何种检测、检测的目的、承担的风险、检测结果的含义、不做检测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检测的费用等，做到患者知情同意和充分理解，并及时沟通交流，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防止医疗纠纷的产生。普及知识消除社会偏见对于公众由于相关知识的局限性而可能产生的社会歧视问题，公共医疗卫生部门及社会各个教育机构应共同努力，普及基因检测的相关知识，防止毫无根据的基因歧视的产生。医院方面，在患者接受基因检测前后应该确保患者理解药物代谢强弱的含义，明确任何一种代谢类型均非生理缺陷;学校方面，应积极开设讲座或相关课程，在教育中普及基因检测的知识;公共医疗卫生部门应加强宣传，可定期开展公益讲座，提供基因检测咨询等服务，使基因检测指导个体化用药的概念逐渐走向普通大众。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合作，才能彻底杜绝出现因误解基因检测结果而产生的歧视问题。关怀患者减轻心理负担医生及其他护理人员对待因个体化用药检测结果不利而产生心理压力的患者，不仅需要关注病情，更应该关注患者的心理。首先，患者的人格和尊严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应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患者，不能因为患者的地位或贫富而区别对待。其次，对待患者应有足够的耐心。对患者的问题及需求应及时解答和回应，不可敷衍和推诿。最后，应给予患者适当的关怀。语言温婉、态度负责及适当的关心及鼓励，可能缓解患者在确诊及治疗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立法加密保护基因信息全基因组测序产生的基因信息如果遭到泄露，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所以安全地存储样本、保护数据以确保受试者的隐私十分重要。
【论文摘要】不同行业的 企业 有着不同风格特征的公司治理文化,而企业独特的公司治理文化又决定着其进入新行业的成败。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的行业选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并且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的行业选择有其自身的作用机制。企业应该综合考察其所处行业的内外部特征并将其运用到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中去,公司治理文化的行业特征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不同行业的企业有着不同风格特征的公司治理文化,而企业独特的公司治理文化又决定其进入新行业新领域的成败。因此,对公司治理文化行业特征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行业选择的相互影响
1、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行业选择的影响
(1)行业结构需要一定的管理技术系统支持,这个系统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是否切合,直接影响企业在行业中持续 发展 的技术能力。行业选择之所以要考虑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相契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所选择的行业的管理技术系统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不切合,它就很难为股东、董事、监事和管理者等公司治理的参与成员所接受和学习,行业优势也会因此而难以形成。
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是参与公司治理的成员所拥有的经过反复整合已经模式化了的行事方式,这种方式过去曾卓有成效地适应了一定的生存环境,经过长期相传,又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东西。在这个模式化的体系中,包含着一定特质的管理技术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构成了一定的治理文化。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不仅是指物质的管理工具,而且是指特定的管理 艺术 。每一个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技术系统都有某种独特的素质,我们所说的模式化的东西,就是指这种特质。它的稳定性表现在:即使人们具体使用着的管理工具改变了,它还会继续存在于新的管理工具当中;甚至当人们采用其他公司治理文化传来的管理工具时,这种模式化了的特质也会借助其文化的惯性力量体现在其采用的过程中。
正是由于一个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具有这样的整合力量,一个企业的行业选择所要求的管理技术系统如果与之切合,就能得到一种可持续开发的管理技术支撑。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的行业选择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是完全隔绝的,就意味着企业在采用新的管理技术的同时还要学会放弃既有的模式化了的管理技术能力,使自身已经熟悉并且熟练了的生存手段失效。这意味着处在行业转换当中的人们要承受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学习、理解和掌握新的管理技术系统;另一方面是放弃业已成熟了的管理技术能力。这样的行业调整与转换,无疑会造成一种文化的断裂,给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极大的困扰。这种困扰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既有的管理技术和经验突然失灵,造成它们的浪费和流失;二是学习和掌握新的管理技术又缺乏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基础;三是由于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和信仰背景,不仅是学习和模仿异质公司治理文化中的管理技术与经验很难,而且即便是学,这些技术和经验也很有可能在仿效过程中耗散和变形。因此,将一个公司的行业选择植根于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模式之中,尽可能使两个管理技术系统相契合,使行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同公司治理文化的转型保持动态的一致对行业结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优势行业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人文环境,而公司治理文化模式正是这一环境的内在基础或内在模式。一个企业公司治理文化的价值系统、道德观念等,通过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支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行业的发展,毕竟任何行业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人又都是被打上了文化烙印的人。因此,一个企业的行业管理制度如果与其治理文化相切合,这个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即它的 经济 、社会功能的实现就有了深厚的基础。就公司治理体系来看,行业选择的合理与否,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它能否将一个企业内外部的人力、财力等所有资源激活并将其有效组织起来推动行业的开发与发展。
2、企业行业选择对公司治理文化的影响
公司治理文化主要受到四个因子的影响,即专用资本所有者权益保障因子、创新与开放因子、制度规范性因子和社会责任因子[1]。公司治理文化通过将重心放在不同因子上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而这种配置恰恰受到企业所在行业的强烈影响。
公司治理文化行业特征是适应企业生存需要而产生的。伴随着企业的产生,其长期生存所必须的基本假设就存在于企业员工和所有者之中,之后这些假设成为公司治理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与schein的见解相一致,他解释了成功的行为如何制度化进而转化为企业价值,最后成为潜在的假设[2]。表现在行业影响方面,企业必须适应行业所要求的某些假设才能生存。与行业驱动假设相适应的行为也会导致成功的结果。这样一来,正如schein描述的那样从成功经验中提取处理的价值观和假设凝结为公司治理文化的组成部分。一旦行业驱动假设不为企业广泛共享,那么其行为将与行业市场基本要求发生冲突并威胁企业生存。社会学家还从制度理论的角度对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组织的制度环境是指那些组织必须遵守的成文和非成文的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组织的合法性、生存和繁荣。从本质上讲,它们反映了特定制度环境中成员的信念、价值观和规范。因此,行业文化也可以看作是公司治理制度价值观和信念的组织表现之一。
二、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行业特征的作用机制
与其他管理手段相比,公司治理文化的形成更加依赖于作用效果。文化以假设和相关价值观的形式介入外部环境和内部权力与控制的分配,经过市场竞争的检验,只有与其所处行业环境相融合的部分才能生存和发展。当然,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因而对于管理者来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在此基础上,企业表现出不同的战略、结构和流程。公司治理文化作用既包括与如何管理有关的内部控制导向信念,也包括与如何竞争有关的外部导向信念[3]。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莫过于公司治理文化和制度规范,由于企业行业差异,两者及其内部之间的作用重心也应该有所不同;外部导向包括处理外界环境所带来的风险等。不同的行业因其本质假设差异内所隐含的风险显然不同,如行业退出壁垒高的行业风险高于对应低的行业、顾客偏好差异及变化大的行业风险高于对应低的行业等。更重要的是行业特征风险本身将对企业如何处理问题产生重要的影响。出于行业驱动文化研究的需要,相应的行业分类系统也有待于发展。过去的行业分类主要集中在财务、就业量及产出等特征上。其实,除了上述特征外,员工技术含量、顾客偏好、产品竞争范围、行业成长等都构成了行业文化驱动的重要特征。
1、文化内部控制导向行业特征
首先,我们将内部控制要素区分为正式控制和社会控制机制。正式控制包括结果控制和行为控制(或者说流程控制),通过它可以对结果和行为进行评估、激励和奖赏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企业内部的正式控制还可以分为等级控制和合同控制。合同控制更多依赖于 法律 ,等级控制更多依赖于制度。合同控制易于理解;等级控制指组织内部所采取的控制,它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包括命令和评估绩效。配置公司治理结构中各机构的成员、会议、政策和程序都是等级控制的一部分。不管控制的目标是在于界定特定的绩效(产出控制)还是特定的过程(行为控制),在这种控制之下往往会导致道德、责任或者是竞争意识的缺乏。并且正式控制还被认为有碍于信任的发展。
相比之下,社会控制通过“软”方法引导合意行为,更多地考虑影响他人行为。社会控制基本假设是人们可以最终决定自身的行为:通过社会化和一致的决策流程、强大的价值共享,员工将更加忠于企业;通过建立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减少组织成员之间目标差异,以达到影响员工行为的目的。这种影响只有在共享目标、价值观和规范时才能产生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只有通过公司治理文化这一纽带才能发生作用。在长期社会控制的基础上,企业之间价值共享还能进一步增强企业内部的信任关系。此外,社会控制还为参与公司治理的成员提供相互支持的氛围从而增进企业内部的相互理解[4]。尽管社会控制存在正式控制所不具备的种种优点,但是社会控制并不排斥正式控制,相反社会控制必须以健全的正式控制为基础。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最优的内部控制机制是由任务的特征决定的,也可以说成是控制机制情境适应性。即:在任务特征和控制机制之间存在适应性。对控制机制的选择取决于任务的两个特征:知识可传递性和结果的可测性。知识可传递性指管理者对整个知识传递过程能够理解的程度。结果可测性是指以客观、精确的方式对结果进行评估的能力。结果控制对于高可测性和知识传递性较为适应,而行为控制则恰恰相反。当两个纬度都较低时(如非常规问题和创新等),社会控制(对应于公司治理文化)相对于正式控制(对应于制度)为最佳。
任务的行业特征,包括行业知识密集度(尤其是隐性知识)和行业内企业信息对称程度对内部控制的选择都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知识的可传递性取决于知识符号化和标准化程度特征,这与企业的知识密集性及其知识类型是密不可分的。
2、企业行业文化外部导向特征
公司治理文化外部导向也即公司治理行为对环境的适应性,来自于公司治理理念与外环境的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企业公司治理独特的行为模式,这种独特的行为模式系统能够反应公司治理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和生命力。对公司治理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竞争环境根据其复杂和动态程度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三个纬度[5]。
(1)产品市场的集中度和复杂性(所在竞争环境的企业数量和差异性)。企业运作的竞争形势对其公司治理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纬度。企业相对数量(行业集中度)决定了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可以从完全垄断到完全竞争。毫无疑问,完全不同市场结构之下的公司治理文化将存在显著的差别。
(2)稳定性或者动态性(行业环境的变化程度)。行业环境的稳定性或动态性对 企业 价值观和基本假设有重要影响。如:在高技术行业中,企业所处高度变化的环境促使个体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积极行动解决问题。企业最大的需求是创造力和快速开发能力。相比之下,在稳定的市场中企业的行为标准涉及到人际关系、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人力资源的 发展 和稳定。
(3)成长性(企业所处行业的成长速度)。行业成长性能够影响企业承担风险创新能力与组织管理和行为,而这些都将反映在公司治理文化中。行业高速成长则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高行业成长还会影响员工稳定性、潜在创新资源。这些都会增加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重视程度。相比之下,在低成长行业的企业中更加倾向于依靠正式控制如政策、程序来指导员工的行为。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行业成长与其技术进步密不可分。新的技术和方法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并增加行业内企业的生产能力。反过来说,在高度成长的行业中企业将经历资源充沛、利润持续增长和大量的机会并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在行业成长性方面,我国企业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自1979年起,除了为期不长的打断之外,我国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经济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必然是绝大多数行业的高度成长。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客观地讲,我国的企业远没有经历过像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而又残酷的大范围的激烈竞争的时代,大多数企业并不具备成熟的公司治理文化,其中包括适应高度成长的公司治理文化。一般来说,企业起步阶段,免疫力都很差,也就是说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尽管如此,企业却得到了其能力之外的成就。
三、公司治理文化产业特征的现实意义
1、指导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方向
我国公司治理文化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公司治理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众多的弊端。公司治理文化不仅仅存在管理手段上的问题,发展方向也非常不明确,特别是在对企业创新性的考虑上常常是有欠考虑。然而,公司治理文化管理具有不同的偏重维度,企业首先必须明白公司治理文化管理的方向性,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方法。比方说,制造业企业间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相似性,它们都更加重视创新和冲突解决,创新能力甚至成为影响企业存在与发展的核心竞争能力,因此企业在制定公司治理文化战略决策时,必须认真分析其所在的产业对创新的特殊要求,选择合适的公司治理文化维度及管理方法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指导公司治理文化变革管理
公司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同时导致与这相关的假设和价值观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些变化,管理中也可能会忽视公司治理文化的相应调整。如果这样的话,新的文化冲突就很可能出现并进一步诱发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的抵触情绪。于是公司很可能出现公司治理绩效下降,由此带来的压力会迫使企业改革。但是以过往的经验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文化常常会抵制变化。然而,环境的变化很少导致公司治理文化从假设层次上发生改变,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导致重新构造整个产业。相比之下,公司治理文化在价值观层次上发生变化是常有的事情,价值观层次的变化会产生企业改变公司治理文化的压力,如:新的管理方式、引进具有不同的文化前景的成员顾问等。也就是说存在两种层次上的潜在力量对公司治理文化产生作用:假设和价值观。显然,假设层次的变化对于企业来说更加具有影响力。它可能推翻人们在进行商业运作时下意识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企业需要新鲜的血液促使假设层成功地转变。价值层面上的革新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原有的成员或许就能够胜任。当然,组织必须经历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如国企改革前后的公司治理文化的变更,国企改革之前,政府是企业运作的主导力量,随着产权制度与产权结构的改革,股权结构渐渐多元化,行政干预的力量逐渐减少,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所处的新情况重新调配公司治理文化的特质。
3、为公司治理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配合提供 参考 意见
制度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首先,通过简化决策过程,节约交易费用。当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而无法迅速、准确、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公司治理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准则等“习惯”进行决策,从而简化决策过程。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建立起了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如果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在价值和行为取向上与公司治理文化的系统标准产生悖逆现象,公司治理文化会将其纠正并将之引导到公司治理的价值面和规范标准上来。靠这种协调机制大大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其次,减少机会主义,节约监督成本。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监督和考核以及加大处罚力度等制度安排增加机会主义成本,从而减少机会主义的发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但这需要较大的监督成本,而公司治理文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作为一套价值观念或认知学识,是公司治理中每个成员都具有的,它的存在可以使人们限制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从而使人们超出对个人直接利益的斤斤计较,并诱发集体行动。意识形态通过增强个人对于某项制度安排的法理性认同和依赖,能够淡化机会主义行为。
最后,加强对企业相关各方的激励。诺思等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一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减少经济秩序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对经济主体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动,具有和产权界定匹敌的巨大作用,它可以提供选择性经济动力激励等方面的产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基础。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需要。公司治理文化具有使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从内心产生一种高昂情绪和奋发进取精神的效应。公司治理文化把尊重人作为中心内容,以人的管理为中心。所以,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会形成强烈的使命感、持久的驱动力,成为成员自我激励的一把标尺。同时一种优秀的公司治理文化也强调股东、债权人、员工、顾客、供应方等相关利益人的利益,它不但加强了对企业相关各方的激励,而且企业通过创造除物质激励的其他激励方式来满足不同成员的不同需要,从而强化企业各方的合作博弈,成为解决企业相关各方激励不相容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参考 文献 】
[1]刘 翌·我国公司治理文化理论与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博士 论文 , 2001·
[2] schein, edgarh,“coming to anewawareness oforganizationalculture”[j]·sloanmanagementreview, 1984, vol·25,issue 2·
[3] chatman, jennifera; jehn, karen a:“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how differentcan you be?”[j]·academy ofmanagement journa;l mississippi state, 1994·
[关键词]东西文化和谐社会制度伦理
和谐是人类交往共识中最普适的理念，社会和谐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和谐社会梦想。然而，从社会文化哲学意义上讲，和谐首先是一种秩序文化和一种制度伦理的诉求。和谐社会的首要评价标准就是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和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因而，制度的正义性是社会和谐的主要价值目标：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公平正义的动机本意是：社会资源、机会和人的权利得以在和谐有序的规则中得到合理分配、有序交往、公平交易，人们能够各就其位，各得其所，有尊严地生活。只有生活在一定的合理社会秩序下，个人和集团才能有组织地发挥一定的功能，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因而，“稳定性”和“发展性”是社会和谐的秩序文化繁荣与否的表征。
一、东西方对和谐社会诉求的制度文化特质
东西方社会历史有着迥异的文化风格和特质，对其和谐社会的文化形态可以从秩序、制度的合理性上进行考察和文化认同。从个人对社会的不同对应关系上，制度性的和谐文化又可以分为注重。伦理”、“等级”的“集团文化形态”和注重“有效”、“合理”的“经济文化形态”。这两种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社会有秩序地运转和个人有价值地生活，因而也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背景下有不同的侧重。
韩国学者金日坤先生认为：“集团文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以集团主义为基础；(2)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其思想和历史背景所决定的。”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别，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形成了以家族集团为中心的集团文化，而欧洲由于漫长的中世纪实行分权制的缘故，逐步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集团文化。集团文化体现的是一种社会集团的生活能力，其理论动机来源于原始宗法动机或善的动机，主要从社会整体立场考察有效地组织个人，使整个社会或集团有秩序地运转。它是由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和涉及个人行动方式的“秩序”两大部分构成的社会秩序理论。
经济文化是一种从个人立场考察“自由”和“平等”的自发参与理论，其理论动机主要来源于利益动机或者说恶的动机，主要从个人独立与自愿的立场考察社会经济组织如何能够有效、合理地运行，“因为在个人自发参与理论中，和政治意向相比较，经济利益的动机是更为本源性的东西”。所以“效率”和“合理”这一经济原则和个人利益动机所形成的自发参与是经济文化形态的社会秩序理论的核心。
而“礼”和“法”正是这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下制度伦理的正义性基础和核心价值原则。从“礼”的正义性制度伦理派生出的是“以善抑恶”的崇善制度伦理的善正义，它内涵着德治精神的设定身份、分别等级、增进和谐的“亲合”性正义价值取向，并使权力趋向集中归一；而以“法”为核心的正义性制度伦理则形成了“以恶抑恶”的法正义，它内涵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权力趋向于分化。善为人们所欲求，然而，恶亦非人们所能丢弃，问题在于和谐社会制度伦理所思考的是如何利用善去抑制恶或者如何利用恶去增进善，从而体现其制度的正义性。这正是人类对和谐社会制度文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社会的诉求是以崇善制度伦理为价值目标的。善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良知的善，即规范人心向往的内秉良知(如良知、觉悟等)，这也是人之为人的同构。作为良知的善，是人之存在的本原性把握、开发，是开显人性存在的德性慧根。二是道德的善，即约制外在行为的利他、合群和互助规则(禁忌、习俗、责任等)，如神圣的戒律或服从与不服从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或惩罚。作为道德的善，是人的社会性表现，即在个人与整体、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之为人的理性向往，是利他、义务和责任。
善的这两面性相得益彰、互为表里，构成了制度伦理中的善正义价值取向。良知的善是人之为人所内在秉赋的向往。这种内秉的向善，一旦被觉悟就会产生人的自律性和践履性的双重效应：一方面，道德理性的向往得之于良知、德性慧根的具有，又反转去开发、化育、表现和证明善本原之存在。善的良知一旦具有就会向外扩张，构成一定社会的伦理规范体系。伦理体系以善为核心，规范着人的利他、去私、合群、他爱的行为和责任、义务，建构着善待他人社会秩序的正义取向。它涉及到人际和社群关系的合理、正当、公平及社会秩序的有效性和正义性。所以，伦理规范不仅是个人所不能缺失的，也是人际交往、各种组织行为与和谐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善本身的正义性并不是现实社会秩序最有效的工具，必须通过善的原则化、具体化和制度化来判断人伦关系中的公正、合理、正当，即善正义是在制度安排中体现出其合法性的。所谓伦理是将善的良知转化为善的规则和原则，使其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功利性。伦理作为善的规则体系是人类意志的自觉呈现，其善正义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迁升、进化和复杂化。
崇恶制度伦理的法正义是现实的，它以恶为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其核心是利用恶去平衡恶、抑制恶。承认人的自私自利性和个人利益矛盾冲突的合理性是这种制度的出发点。这种制度伦理认为，人天性中具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倾向，人的利己动机优先于利他动机而存在。个人对社会的关心是以社会对他的关心为前提的。从人的这种天性本能的动机出发，人的恶德性也就昭然若揭：“人对人像狼一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问题是善为人所欲求，但恶亦非人所能遮蔽。既然自利、恶是人的天性。那就满足这种天性，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这种制度文明对和谐社会诉求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人性恶倾向，把人类对自我利益的追逐看成社会进步的“普遍的动力”，并力图通过社会公共选择的合力，形成“一种使坏人所能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制度”，最终增进社群的秩序与和谐，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的善。如何才能利用个人的恶增进社会的善?首先要从法律上认可个人的独立性和假定个人具有各种权利和资格，个人主体是世俗法律完成其秩序追求的基本和主要载体，而从法律上界定物的分配、占有则提供了主体资格显示，这为满足和谐社会秩序追求提供了前提。有了主体的区分，再进一步将人权与物权统一在法律的基础上，各得其所是和谐社会秩序和规则所在。总之，在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各得其所之后，平等交易与转让则成为保护权利的完整性和利益增值的有效途径。
二、中国传统文化崇善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观
中国及东亚的儒家文化圈所形成的以家族集团主义为中心建构的一套仁、义、礼、智、信制度体系就是崇善制度伦理的体现。崇善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是以集团主义为基础，以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以忠诚与服从为伦理秩序的。其核心是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化和行为方式的“秩序”化，形成社会组织与家族紧密相联贯通式结构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其特征是：以人性善作为制度伦理的出发点，以忠孝为原则的“亲亲尊尊”上下等级分明的伦理秩序，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善正义，通过善的化育形成以“礼”为核心“敬德”、“保民”的政治价值观；奉行以忠孝为准则的人际交往原则和重农抑商的经济价值观念，从而建构起“仁政”、“德治”、“一君万民”的中国封建社会和谐。这主要表现为：
1、性善论是社会和谐的人伦基础。尽管在中国哲学史上素有人性善恶之争，但占主流的仍是性善论，因为人性论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的善恶问题，也是一个作为崇善制度伦理和谐社会基础的本体论依据。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的“四端”性善说到董仲舒和韩愈的“性三品”，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朱熹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都是为解决人性本善，为以善抑恶的制度伦理寻找哲学上的理论依据和本体论归属。
2、亲亲尊尊是社会和谐的伦理秩序。传统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以“仁学”为出发点，以“礼制”为制度规范。从“仁学”的亲亲、爱人出发，推己及人，即要由“亲亲”扩大到“尊尊”的“仁民”。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个人修身决非承认个人的独立人格，而是让人自我修养，在“克己服礼”的“大家族”中“尽心”、“知性”、“知天”，进而“齐家治国_甲天下”。
3、集权政体是社会和谐的合法性保证。崇善制度伦理所内秉的“天人合一”善正义性并不是现实社会秩序最有效的工具，必须通过原则化、具体化和制度化来规范社会人伦关系中的公正、合理、正当，即为善正义提供在具体安排中的合法性。这表现在：～方面，世袭身份等级制度以及对传统或祖先虔诚和尊重的浓厚保守性是维持这种政体、防止分权化倾向的重要保证。即通过设定身份等级制度把上下级关系固定下来，把世间的不平等建立在朴素的伦理情感上和对生命、祖先的感恩上。另一方面，万民对君主的忠诚感情与献身精神又是维系集权制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获得升迁机会或利益分配的必要条件。人们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只有从伦理情感上自愿接受，否则就是不忠不孝。这样，“亲情”与“专制”就奇妙地结合起来了。
4、忠孝一致的人际关系原则是社会和谐的礼教规范。儒家伦理秩序是由个体推至群体的整体主义的礼教规范，儒家从个体人格的正心、诚意、修身出发建构了个人、家族和国家密不可分的有机伦理秩序。“忠孝一致”充分表现了这种伦理秩序的社会组织原理。所谓“忠”是指对君主或国家的顺服及其实际行动。如果没有“忠”，就无法维持一君万民的伦理秩序，所谓“孝”是指保持家族伦理秩序的伦理体系，要求任何人都必尊重上下和长幼的伦理秩序。忠是对国家的顺服，孝是对家族先辈的服从。忠孝一致就意味着把家族伦理推广到国家的伦理秩序，把国家看成一个大家庭，就像尊重父母那样去尊重君主，所以封建社会的好官吏是百姓的“父母官”。儒家整个伦理系统就是建构在这样一种朴素的伦理情感和生命关系之上的，这个伦理秩序的建构本来是从个人出发的，然而一旦建立起来，反过来又有抹杀个体的倾向，因为整体的生命大于个体的生命，整体生命的延续比个体生命的存活更要紧。个体生命是在这传宗接代之中不朽并融入家、国、族类的整体之中的，个体的人虽有生有灭，但是作为族类的绵延却生生不息。
5、和平主义与教育主义倾向是传统社会和谐的理性态度。“礼之用，和为贵”既是调节在不同位子上的大家庭成员的感情，又是社会有机体正常运转的机理。天地不同和合而生万物，男女不同和合而生养生命，上下和合而国泰民安。“和”是整个伦理系统的生命之源。儿子对父亲的和合是孝敬，父亲对儿子的和合是慈爱，扩大到国家，则臣民对君父的和合是忠诚，君子对臣民的和合是仁爱。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呢?儒家主张通过包括对统治阶级和对民众的教化来达到“修己治人”，所以特别重视诗文、四书五经的教育，把个人的自身修养纳入统治政治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崇善制度伦理对人性善的制度安排使“亲情”与“专制”达到了绝妙组合，它将血缘亲和的善意底线伦理，即善域的最后防线，扩大为“和谐”的社群关系并转化为一种心理意识和自觉追求向往的道义性善良意志，并在不断的教化中培育制度的善正义和德治精神。
三、西方文化传统崇恶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诉求
正当与善是制度伦理的两个基本概念。一种制度即使内秉着崇高的善理念，也未必是正当的或能够成为全社会“基本的善”(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罗尔斯)。与崇善制度伦理否定人的欲望与利益追求的正当性不同，崇恶制度伦理论证的逻辑起点恰是承认人性利己的自我保护本能。
崇恶制度伦理社会和谐的法正义诉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性恶论为崇恶制度伦理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从古希腊智者把对自然与习俗的区分扩展到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分可以看出，自然人在前社会状态下总是富有侵略性的，而人们之间的契约或法律则被解释为自然人侵略他人的欲望和他人对将造成他们的致命后果之间的必要妥协。相互自我利益的需要导致人们结合起来，通过契约规则来禁止贪婪和相互攻击，并由强有力的执行机关来执行。而这些契约规则既包括道德的承诺又蕴涵着法律的约束。所以，以契约来说明国家和社会形成、道德和法律原则的正当合理性，是2000多年来西方制度伦理的基本思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古代的智者们以自私自利的人性假设为起点，论证契约制度的正义性。他们认为任何人在前法律状态下都像狼一样，只有受到契约或法律的约束才有所谓法律下的正义持有，正义的本质是合法或守法践约，只有合法的才是正义的。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即和谐”的社会和谐观。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到近代，霍布斯继承并发展了马基雅维里人性恶的观点，认为作为人性的道德，是一种人类独有的深谋远虑的自私自利，人性具有两项原则，即欲望原则和理性原则。欲望原则使人力图摄取别人所需要的东西，会导致混乱和争斗，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安全；理性原则却可以把自我保护和欲望原则更好地实行，因为理性原则是把人带进道德社会的远见。
经过近代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弘扬，西方思想沿着理性主义道路进一步展开。人们力图把人性假设建立在知识论和理性远见的基础上，使人性本恶的假设从利己、贪婪的本能欲望转向经济行为的理性动机，形成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并逐渐上升为一种方法论。尤其是笛卡尔的唯理论对近代后期的经济学方法论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经李嘉罔的理性逻辑演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经济人”的理性化逐渐占主流地位。
从人性本恶到理性的契约规制，再到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对性恶论的崇恶契约制度伦理的进一步规范化和知识化。这为判断社会制度的善恶优劣进一步提供了“效率”与“合理”的制度伦理原则。“效率”与“合理”不仅是一种经济范畴，而且是一种对制度约束条件效用性的内在伦理根据，即从人性本恶的契约规矩到“恶动力”的理性核算，为其市场经济的体制提供道德合理性和社会发展的心理动机、态度和价值观。
2、“契约规制”的法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道义准绳。17、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随着以社会契约为中心环节的自然法理论兴起，掀起了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这使家族的社会凝聚力不断消解，“个人”成了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契约关系逐步代替源自“家族”的各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契约论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特性及其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从霍布斯、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康德以其人性论和社会契约的方式解释国家起源和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论述，对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公民意识及道德的确立和成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西方社会来看，一般把契约的发展分为氏族社会时期、习惯法时期、古代法时期、近代法时期和现代法时期。近代法时期是契约观念发展的高峰时期，一切现代法中的契约观念要素如平等、权利、义务责任、自由意志都被包括进来。这为建立在自由意志选择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契约观念奠定了基础。而契约自由观念的确立则在整个契约规范的法正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契约自由观念是现代契约论的标志，它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契约是和谐社会的秩序与规则的基础，契约对和谐社会所起的构造作用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地位，规定了社会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与利益分配；二是一切契约行为应以社会利益和相互主体的利益为参照，包括责任、平等、诚信、权利等观念。
3、功利主义正义观对和谐社会至善性的探索。崇恶制度伦理从人的恶本性出发的正义善恶之辩，既演绎出了“以恶抑恶”的契约约束和规范伦理的价值原则，同时也演绎出了“以恶增善”的功利主义目的论价值观。从古代和谐社会的“理性幸福论”和“感性幸福论”之争到休谟把个人追求幸福倾向的品质与有用性、利益相联系，德性成为达到个人和社会和谐目的的手段并具有功利性。与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强调动机及其本身是否遵循道德的准则的道义论不同，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为的正当性不取决于动机的善恶，而在于它是否能带来相比较而言的最大幸福或快乐的后果，如果行为所能带来的快乐超过痛苦，则这个行为具有善的价值。
边沁是第一个系统提出功利主义伦理的思想家，谋求最大幸福或最大福利是边沁利益概念的实质内容，也是他对和谐社会的一种诠释。他认为，一个和谐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在于增进人们的幸福与减少人们的痛苦。功利原则不仅是评价个人行为的标准，也是评价政府行为的标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幸福；_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正义的和谐社会制度应当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一视同仁地为每一个人谋求利益。约翰·密尔则进一步用平等权利理论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进行辩护，认为功利主义正义的根据在于公共幸福，而平等权利和公平报酬是和谐社会制度正义概念的根本原则。在密尔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对于一切应受到同等待遇的人给予同等好的待遇，也就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社会也就是正义和谐的社会。近代以来，契约道义论和功利主义这两大基本理论，从“以恶抑恶”和“以恶增善”这两个不同角度，对崇恶契约制度伦理的和谐社会进行了，双重反思与建构。
4、现代有限理性主义对理想和谐社会的底线伦理回归。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理性主义的政治标志是合法国家的建立与理性论证，经济标志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社会标志是个人本位的独立性、自主性重建和确立，意识形态标志是理性、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深入人心。
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黑格尔哲学走向衰落标志着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转向，一股强大的非理性思潮出现了。由倡导理性转向用非理性，用有限理性代替绝对理性，使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崇恶的契约制度伦理也在这场挑战中得到本质性回归。
在当代西方众多的思想大师中，卡尔·波普以批判理性主义为逻辑起点和主线，建构了一个内容庞大而严整的思想体系。波普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认识是“可错的”。他提出于一个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反的政治行为上“脆弱的人”假设，包含着双重含义：一是因为人是“脆弱的人”，所以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设计出一个和谐社会理想国的蓝图，我们无法知道它是不是最理想，即使是最理想的，我们也无法证明其实现手段的科学性。为此，他提出以“渐进的社会工程”代替乌托邦式“最美好国家”的计划；以“最小痛苦原则”代替“最大幸福原则”。二是政治统治者也是“脆弱的人”，并非十足的“善者”或“智者”。他提出“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的问题。与其说需要好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但好的制度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能做于民有害的事情。制度也并非是万能，好的制度也可能被破坏，因此，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永远是大家的责任。与波普同时代的哈耶克从对真假个人主义的辨析中提出了“有限理性人假设”。哈耶克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思想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是“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决非头脑设计的产物。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愿望、兴趣、利益出发，是不可能预见整个社会的行为后果的。所以好制度不可能是从理性出发，而是由个人自愿和自发协作来完成的一个历史自然演进的结果。
《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在努力避免独断倾向、小心谨慎求证中确立了“作为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制度伦理的有限目标。他在对和谐社会正义环境的审视中，以制度为前提，提出了中等匮乏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中“互相冷淡的人”和“无知之幕”假设，即“冷淡理性人”假设。“冷淡理性人”是指“原初状态”中的人具有一种既非利己也非利他的本性，表现为既有自己的理想但又对他人利益不感兴趣，同时对各种选择对象将如何影响自己也处于无知状态。罗尔斯从这个假设出发，建立起他的“最大最小价值规则”，即选择最坏可能条件下的最好结果原则，力图解决崇恶制度伦理中一直存在着的自由与半等、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矛盾冲突，以契约论来取代功利主义自近代以来的中心地位。
崇恶契约制度伦理对和谐社会的人性假设，从自私利己的“经济人”到善于精心核算的“理性经济人”再到脆弱的“有限理性人”和“冷淡理性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归，也使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从道德伦理的欲求置换成经济效率的合理并进一步还原为行政权利的合法性诉求，深刻揭示了这种制度文明对人类道德风险的预警和对法正义制度和谐的执著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