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08 15:28:0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外商直接投资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FDI投资撤退隐形撤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随着跨国生产经营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跨国公司从国外撤资的现象也更加频繁。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撤退的数额和规模仍高居不下。
国际直接投资撤退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影响重大。因此，研究撤资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研究投资。
关于撤资的基本情况，如国别、成因、规律、影响等，国内外有关学者有过相应研究。但总体而言，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相对成熟的研究结论不多。本文拟就近年来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论证，用以丰富此研究领域的相关内容。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原因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提交的一份题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的主题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因素，2003年底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26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计批准设立的4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3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50％，现存注册运营外商投资企业约23万家。即：在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失败、中止、撤退的比例高达50%。这其中，由于跨国公司撤资引起的企业终止或停止运营占了一定的比重。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
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它通过向外活动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条件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气候、自然风光、自然资源状况、与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条件因素是最明显的因素,其优良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沿海地区如广东,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受到这些经济先进地区的辐射和传导,推动了本地区的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对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为外商直接投资节省了原材料成本及运输成本。且西部地区不仅有人文景观,其历史文化悠久而辉煌,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特色品牌。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这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场规模大,盈利机会多,因而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改革开放,尤其有着众多的海港区,其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倾斜,使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基础设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物质条件,其是否完备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必然考虑基础设施的完备情况。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港口码头、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通讯信息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等。我国沿海地区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进外资,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海岸线的中段,是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近渤海,海陆兼备,有“黄金海岸线”和“黄金水道“之称,其有众多的优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宁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组成了我国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区拥有内陆地区无法比拟的便利交通和优良港口,便于产品原材料的运输,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常常选择沿海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运输综合能力低,邮电、通信体系不健全,电力供应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制约了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政策包括外资政策,一国的外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的领域、规模和效益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和行业是限制投资的,而对于有绝对优势的产业和行业是鼓励投资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产业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
贸易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对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及产业进行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冲击,加大对外商投资国的依赖程度,从来使其投资者形成独占优势,一旦其改变投资政策或者撤资,将会对国家或地区及其相对应的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不但制约了其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财税政策也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者的利润及其效益。如果东道国的纳税率低,财政政策宽松,这样投资者就会进行积极的投资计划。相反,如果对某些行业征收高额关税或者报复性关税,那投资者会绕道而行的。
外汇货币政策。如果东道国进行外汇管制或没有可行的货币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融资条件,也不能进行自由兑换,这会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者投资。
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东道国一般欢迎进口替代型投资。经济制度及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环境与政府的作用和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国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于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体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变趋势往往直接表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预和控制的程度上,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政治稳定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有无被颠覆和推翻的可能性,其稳定性包括政权的稳定性;政府的执政能力;反对派的状况;国内一定时期内发生政治冲突的情况;国内民族、宗教及其工会;军队警察的状况等七个方面。
政策的连续性是指一国政府政权发生换届时,该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保持一定的连续性。Gwyoo.com
政府及公众对待外资的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公众对于不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往往会示威、抗议、罢工、游行等;政府对于反对的项目则施加更多的额外限制,如在税收政策方面。
国际地位是指该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特别是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际政治组织中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教育水平、社会观念和风俗习惯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劳动者的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在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而且影响到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管理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才开始流向东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优秀的劳动力资源,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且我国本来就有着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而我国东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守旧,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不完善,人们对教育的认知程度浅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在知识、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没有能力接受外资,虽然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难以管理和培训,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实现利用外资的地区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其他十几个沿海城市也陆续宣布对外开放,政府给予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自主权、税收和资源配置上等优惠政策,使得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同时也造成了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这时政府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政府政策开始向西部转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西部的投资进程。为此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的优惠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投资领域,放宽外商设立代表机构和营业分支机构的限制,对投资于该地区的外资给予税收优惠等。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东部相比较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真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公共基础设施依赖程度加深,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东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投资环境中经济环境是关键,基础设施是经济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无论哪方面达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准备好首要的物质条件,继续加强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几年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交通运输方面的改善尤为突出,新建、扩建、改建了许多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动车、高铁、地铁等高科技运输工具的应用,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参考文献:
1.黄晓霞,王欢.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的影响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3(5)
2.经合组织在华外商投资企业调查问卷主要结论与分析[N].国际商报,2001
3.刘建民.APEC国家和地区公司所得税优惠政策研究[J].国外财经,2000(2)
4.李焜文.国际投资学[M].湖北科技技术出版社,2005
5.卢进勇,刘恩专.跨国公司理论与实务国际投资学[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6.孙淑红.国际投资学[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7.聂建红.国际投资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8.何军,石静.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现状及对策[J].西部论坛,2004(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山东农业；农业
一、山东农业现状
2015年山东农林牧渔各方面平稳增长，农业增加值29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4.7%；特别是种植业增产增量，粮食总产量4700多万吨，增长2.5%，连续十几年增产提质。山东省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的面积已经达到100万公顷。2015年农业产量在全国居于第一的位置，山东农业产量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山东农业产量的总量较高，同时也保持着较好的外商直接投资态势。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农业良好的自然资源和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视，都对海外资本拥有较大的吸引力。
二、山东农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出现的问题
（一）农业FDI区域分布不平衡
作为农业大省和农产品出口强省，山东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存在“西冷东热”的现象。80%以上农业的FDI集中在东部沿海，并从沿海向内地递减，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不仅FDI投资小，而且发展缓慢。东部沿海的农业发展越来越强劲，而西部的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东西部农业的发展不平衡，已经严重制约山东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二）农业FDI来源相对集中
山东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和地区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较近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并以港澳台和日韩为主。其中香港比重最大，占据了全省农业FDI的49.5%，其次分别为韩国、东盟、日本、新加坡、欧盟、美国等。这些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可利用其其资本优势，然后结合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出口。
（三）农业FDI投资结构不合理
虽然山东农业FDI逐年增加，但是主要涉足都说初级型农业，由于附加值较低，对农业带动性小。缺少高科技含量和精深加工的投资。虽然政府对此加以积极引导，希望投资重心转向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品种改良和资源开发，但收效甚微，现有传统农业竞争却愈演愈烈，阻碍山东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FDI对山东农业的影响
（一）出口创造效应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农业的逐年增加，而投资方式主要以跨国公司在山东建立分公司或者合资方式为主，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拥有成熟的销售市场和农业技术，同时采购山东当地的农业原材料，利用山东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深加工和农业技术创新。据山东省统计局显示，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山东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主力军，出口贸易额占整个山东农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农业的投资产生连带效应，如农业技术扩散、产业链的延伸、提高山东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集聚，逐步降低山东农产品的成本，增强农贸国际竞争力。
（二）FDI有利于构建和延伸山东农业产业链
虽然山东省是全国的农业大省，但并不算是农业强省，农业中仍然存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农业资源分散，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低等因素都制约了山东农业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当地的优势企业，连接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互通农业生产和消费的中间力量。一些外资企业逐步投资农业流通和农资服务，实现农业上下游、前后关联性，还影响了农产品的物流运输方式，构建和延伸了山东农业产业链。衔接农户和市场，农业发展模式向产加销一体化转化，成为现代化的“农户+企业+市场”农业发展模式。外商直接投资还使得一些非农产业资本汇入农业领域，增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农业企业实力拓宽融资渠道，从而加强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FDI在山东农业的示范和竞争效应
在外商投资山东农业中，一些跨国公司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加工、生产技术，全球化的营销模式和系统的管理经验。这些外资企业在山东省当地的企业中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农业企业也积极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技术、生产产品和管理经验。当地企业为了增强行业内自身的竞争力，会注重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增加科技投入。因此FDI的示范和竞争效应推动了山东省农业技术的进步，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
（四）加大农村基础配套设施
山东当地政府和企业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注重农业的人才、技术等软条件的投入，还会加强农业的基础配套设施，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和财政投入。有数据显示，农业利用外资的投入比为1：7，意思是外商直接投资一美元，需要增加当地的农业配套设施投入七元。农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防范农业风险能力。
（五）乘数效应
除此之外，在农产品加工这一中间环节中，外商直接投资也发挥深远作用，不仅带动了产业前后的互补性投资，还产生投资乘数效应。例如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科奈尔饲料公司，在青岛注册成立青岛科奈尔饲料有限公司和青岛加宏进出口有限公司，公司经营农产品贸易和深加工和饲料原料进出口等相关饲料研发与销售等，产成品有苹果粉、玉米皮粉、花生壳粉、棉籽壳颗粒、胡萝卜颗粒等等。其在青岛莱西采购原材料时，与食品油公司、食品加工厂、蔬菜经销商建立产业连锁关系，带动相关产业的互补性投资。科奈尔饲料公司为了拓展市场渠道选择青岛莱西当地的企业做其分包商，还与饲料公司、养殖基地等国内外的下游企业建立产业连锁关系。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影响要素
1.影响FDI的主要因素
1）人力资源状况：一个地区人才素质对是否能充分利用外商投资带来的技术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是否能提高外资企业的管理水平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一个地区的人口的文化程度和受教育水平越高，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就越强。更进一步来说，人力资源储备越高、技术基础越好的地区，自身吸收和消化的能力也就越强，越容易在当地形成地区的专业化优势。
2）进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衡量了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决定了当地的居民和政府对外资的接受程度；决定了是否能较快地、有效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它生产的产品是否能够有效、迅速地销售到国外市场。这些因素都从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外商是否向这一地区投资的选择。开放程度这个变量综合地衡量了这些因素的作用。
3）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国内经济环境的综合反映，GDP的发展速度决定着市场平均的收益水平，因此GDP发展速度快就会吸引更多的外资。
4）其他因素：如聚集因素，政府政策，资源禀赋等。
2.研究成果
2.1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FDI：外商直接投资；
WAGE：外商投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
EDUC： =JUNI/POP，大专以上人口比例；
IMEX：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
GDP：地区生产总值。
数据取自2004-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到2009年的数据。）
2.2回归结果及分析：
（1）由于工资和教育等两个变量在时间跨度下变化并不是非常明显，这也是中国的现状。因此如果先对变量取对数，而后用FD或者FE的话，数据的变化就非常小，接近常数，导致系数的标准误过大，导致不显著。于是未取对数。
（2）各省市有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资源禀赋等会影响FDI，因此加入了ai到所有方程中用以表示这些变量。
（其中G表示时间跨度上的差值）
STATA结果：
剔除异方差性和AR（1）后回归结果如下gwage和D.wagesq仍然联合不显著（Prob>chi2=0.7694） 。
关于工资和教育的评论：
wage和wagesq不显著，联合不显著。对于中国来说（数据来源于中国），FDI对wage并不是非常敏感，或许是本身回报较高，最重要的可能是中国原本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工资的增加不太会引起FDI的减少。或许国外的工资还是要高出许多，并不会因为这点提高而被挤走。
但系数的结果是好的：如一阶项系数为负，二阶为正。并且绝对值上，一阶比二阶大出很多。这就是说，工资挤出FDI，并且随着资的增加挤出效应愈来愈明显。即符合预期，出现了递减凸函数的关系。
对教育的评价类似，中国整体的教育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外商来华投资应该也不会看重教育水平这一点。就比如广东省和江苏省的大专人员比例虽然不高，但是FDI依然很高。尽管如此，EDUC的p-value-度达到过14.3%，不算特别的离谱。
关于GDP，IMEX和FDI-1的思考：
这三个变量非常显著，即使是在剔除了异方差性和序列自相关性后，在5%的置信水平下仍然是显著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财富的增长，以及同世界的愈来愈不能割舍的联系。这些反映在进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上面。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这些显著的变化不断地吸引着外商前来投资，发掘中国市场的潜力。可以这样解释，随着GDP越来越高，它对外资的吸引力度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强。如果中国以后成为了世界的超级大国，能否维持永久不衰的力量。于是，后面我们加入了两个变量的平方项：
（其中so表示平方）STATA结果（剔除异方差性和AR（1））：
i）联合显著性：
ggdp和D.gdpsq以及gimex和D.imexsq都是联合显著的（分别为Prob>chi2=0.0159以及Prob>chi2=0. 0000） 。
ii）关于i m e x的抛物线对称轴：. 0000485/ （2*5.40e-13）=44907407
关于gdp的抛物线对称轴：.0003873/（2*3.08e07）=628.73377
1mex所有数据全在其对应对称轴左侧，gdp只有13个数据在此抛物线的左侧，大部分分布在右侧。
最后，所得回归方程是：FD=8.63+30.84GDP2+3.87GDP+48.5IIMEX_0.54IMEX2+0.43FDI
其中调整了一下计数单位：imex=lmex/1000000gdp=gdp/10000
FDI：万美元：GDP：万亿元（原：亿元）；IMEX：百亿美元（原：万美元）。
在平均值下：
GDP每增长1千亿元， FDI增长约5.2（.387+2*30.84*07814608）万美元： （北京年GDP增长约1千亿）；
IMEX每增长l百亿美元，FDI增长约45.08（48.51-2*54*3.173344）万美元：（北京年进出口增长约l百亿美元）；
前一年每增加1万美元的FDI，会使当年的FDI增加约0.43万美元。
IMEX表示地区进出口，反应了开放程度。
它的影响很合理的存在极值的效应，就是说开放到一定程度，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就会变弱，开放程度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一个国家对进出口毫无限制，那会带来经济危机的。因为足够保证设备和技术等的引进了。这也反应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十年，外资的飞速流入。
解释：GDP的基数越大，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越成熟，投资风险就较小。最后增加变量FDI_2进行回归：
可以看到，FDI_1和FDI_2都是非常显著的，即聚集效应的影响比较长远。也就是说，像北京，上海，江苏这种多年受外商火热青睐的地区，也将延续它们的魅力。
另一方面，FDI 1的系数大于FDI 2的系数，越新的信息，对外商的作用越大。
3.主要结论：
综合起来，我们的结论有：
一）在中国，工资和教育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不太显著：
二）GDP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并且随着GDP的增加，边际影响越来越大；
摘要：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研究没有注意到FDI的大量流入对于东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FDI没有直接引起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它确实对危机国家经济脆弱性的形成发挥了作用。FDI给东道国带来的金融风险往往是潜在的，如果不能有效监管，这种潜在金融风险就有转化成现实金融风险的可能。所以，一味提高FDI的引资比重并不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侵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对FDI的监管。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东亚；金融危机
一、引言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研究已经很多。学者们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的学者从金融领域寻找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过早对外开放资本市场而又缺乏有效的监控措施，为国际投机力量的炒作提供了土壤，从而触发了金融危机；有的学者从发展模式和体制方面研究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集权型的资源配置培植主导产业和部分经济利益集团，虽在特定的条件下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妨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政治上滋生了权钱交易和政府腐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仅经济增长难以为续，而且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的学者从经济结构上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基础工业落后，资本货物及中间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则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另外还有金融监管不力、金融和非金融部门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原因(陈健安，2000)。归根结底，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于经济中潜在的脆弱性引发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时就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东亚经济中潜在的脆弱性主要指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赤字。如表1所示，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9，18％，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经常项目逆差也比较大，分别为GDP的5.99％和5.86％。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都是FDI的主要接受国。那么，FDI的大量流入是否是这些国家经济脆弱性产生，从而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呢?笔者认为FDI对东亚国家经济脆弱性的产生发挥了一定作用。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国内投资 挤出效应 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29－08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一直是国内外FDI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挤入、挤出和中性三种效应。如果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等于FDI与国内投资之和)增加的数量超过FDI本身增加的数量，则说明FDI的流入促进了国内投资，此时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如果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增加的数量小于FDI的增加额，甚至出现国内总投资的减少，则说明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国内投资，此时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若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等量增加，则国内投资保持不变，此时为中性效应。
FDI究竟在宏观上是促进还是抑制东道国的国内投资呢？国外代表性的文献有Lubitz（1966）［1］，VanLoo (1977)［2］，Manuel R. Agosin与Ricardo Mayer(2000)［3］，Jan Misun与Vladimir Tomsik (2002)［4］，Manuel R.Agosin与Roberto Machado(2005)［5］等；国内代表性的研究有杨柳勇和沈国良 (2002)［6］，张倩肖(2004)［7］，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8］，薄文广(2006)［9］，雷辉(2006)［10］，徐颖君（2006）［11］等。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关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国内外关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影响的理论研究文献较少，深入剖析FDI对国内投资作用机制的很少，更多的是对FDI与国内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第二，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计量方法和样本国家（地区），这些文献在FDI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国内投资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结论。第三，针对中国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全国范围内或分区域（如我国东、中、西部及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较）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研究，专门针对某个特定省份进行深入研究的几乎没有。
由于FDI与东道国的资本形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性，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效应会受到东道国技术水平、东道国金融市场、外资产业分布及外资政策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本文认为，为更好地激发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减少挤出效应，有必要选取典型区域，对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并深入挖掘其作用机制。
鉴于上述情况，本文选取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江苏省近几年在引资上的成功已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2007年，江苏省实际利用FDI 218.9亿美元，占全国的29.3%，连续五年保持全国第一。因此，针对江苏省的相关研究将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大规模的FDI流入究竟对江苏地区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FDI流入量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三个地区的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是否相同？FDI对江苏地区国内资本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摘要：本文运用1985―2009年的实际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重庆市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市产业结构升级在长期内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短期效果并不明显,而出口对二、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推动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在此基础上,文章就这一结论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106-02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外商的联系也逐渐紧密起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力度日益加强,从各国的发展历程上来看,外资的引入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同时,可以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自1997年直辖以来,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强,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商前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据统计资料显示,1997-2009年,重庆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38466万美元增加到401643万美元,增长了10.44倍,与此同时,各产业产值在这些年间也有十分明显的上升,第二产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3.1%,第三产业年平均增长率26.8%,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努力探索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有一定的实际研究价值。
2 文献综述
在已有国内外文献中,许多学者都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直争论不断。在国外,Rodriguez-Clare和Eva Kippenberg（2005）指出FDI通过与国内企业的关联性,最终影响东道国产业结构。Akbar和Bride（2004）指出,东道国对外来投资要有所选择,因为以市场为导向的FDI有利于转轨经济国家的长期发展,而以资源为导向的FDI不利于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因此如何利用FDI至关重要。Borensztein等（1998）构建的内生增长模型较好地阐释了FDI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发展中东道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而Hunya（2002）的研究则发现,外资的进入并不能改变东道国传统的优势产业。Zhou Dongsheng,Li Shaomin和Tse K D（2002）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证实,FDI对同一地区而非同一行业的企业发展有积极影响,但对同一行业的其他企业的发展却是消极的影响,原因在于FDI通过技术、市场、管理等多方面的溢出促进了同一地区的发展,但同时也抢夺了东道国同行业的市场份额,造成后者的竞争力弱化。据此得出了东道国应尽力将FDI引向相对空白产业的结论。此外,国内理论界也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其中,黄日福、陈晓红（2007）从外资的资本供给和技术外溢的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并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并利用中部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江小涓（2000）则指出在我国生产能力和国内资本都过剩的情况下,内资不能取代外资的原因就在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对我国的经济起到改善资产质量、促进技术进步和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等作用。陈迅和高远东（2006）通过协整分析等方法对FDI与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指出FDI与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在长期内的确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但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的变化而非FDI的引入来完成。
从大多数研究中可以看出,意见大致分为三类,部分学者认为FDI的引入促进了一国产业结构升级,另一部分学者发现FDI对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不利影响,还有学者则认为引入FDI有利有弊。虽然学者们对产业结构升级与FDI的关系已有较为深刻、丰富的研究,但仍有值得探讨的地方：目前大多数文献中,对产业结构的实证研究多选择第二产业产值或者二、三产业之和作为实证变量代表,这难免有所疏漏,因为产业结构的变迁不仅反映在产值上,也反映在资源上,因此,将资源上的变化包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是必要的,鉴于此,本文选取二、三产值与就业（资源）之和作为反映产业结构变迁的标准进行研究。
3 数据、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3.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根据以往文献显示,大多学者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衡量产业结构变化,但产业结构升级不但表现在由低级产业向高级产业的转变,同时配合相关生产要素的转移和优化配置,因此在衡量产业结构变动时,所用的指标应综合反映产值以及要素的变化。鉴于此,本文选取1985―2009年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总值的比例衡量产值变化,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之和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衡量就业结构的变化,用以反映要素的变迁,两指标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另外,解释变量方面,由于出口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除了FDI以外,本文还将采用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当中作为解释变量来衡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3.2 模型设定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构造以下两个半对数模型来考察各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DGDPα+β0LNFDI+β1LNEX+μ（1）
DJYα+β0LNFDI+β1LNEX+μ（2）
其中,α是常数项,β0表示FDI的产出弹性,β1表示出口的产出弹性,DGDP代表产值结构变化,DJY代表就业结构变化,FDI表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EX表示出口额,μ是随机扰动项,为了消除异方差,以上部分实际值均经过对数处理。
3.3 实证分析方法
本文运用重庆市1985―2009年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为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将采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之平稳。如果变量是单整的,再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本文将采取Johansen提出的JJ检验来判断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结果后,如果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短期因果关系分析；如果不存在协整关系,将利用变量的差分平稳形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展开对变量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检验中最优滞后阶数是按照AIC准则确定的。
4 检验结果分析
4.1 单位根检验
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首先对模型（1）（2）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表示相关变量的一阶差分值,从表1可以看出,原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而经过差分后的所有数据序列都是平稳的,同时都是一阶单整的。
表1 单位根检验
注：**表示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4.2 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1阶单整的,因此可以进一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判断它们之间的符号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分别对模型（1）、（2）进行检验,得到结果如下：
表2 协整检验（1）
表3 协整检验（2）
注：*表示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零假设。
从表2、表3可知,DGDP与LNFDI、LNEX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DJY与LNFDI、LNEX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协整方程分别为：
DGDP 0.028220LNFDI+ 0.310578LNEX（3）
［-3.13918］ ［-8.22297］
DJY 0.110186LNFDI+ 0.200372LNEX（4）
［-10.2525］ ［-5.76994］
由方程（3）（4）可知,1985―2009年之间,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与GDP和就业之间都存在正向的促进关系,这说明在这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增加,有利于GDP和就业的增长。FDI每增加一个百分比,地区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增加0.028个百分比,就业增加0.11个百分比；出口增加1%,二、三产业GDP增加0.31%,就业增加0.20%。
4.3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在得出GDP、就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过后,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我们采用Engle和Granger（1981）两步法建立ECM模型进行分析。首先,对方程（1）、（2）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得到残差序列,令误差修正项ecmt,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GDPβ0+αecmt-1+β1LNFDI+β3LNEX+εt（5）
JYβ0+αecmt-1+β1LNFDI+β3LNEX+εt（6）
表4 误差修正模型结果
注：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
经过检验,发现GDP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并无明显的短期动态关系,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对重庆的GDP起促进作用的,短期内效果不明显。而就业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的短期关系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误差纠正机制发生作用,模型中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波动的影响；另一部分是这两个变量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短期内FDI和出口对就业的影响都为正,进一步证实了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误差修正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其系数（-0.05）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05）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拉回,纠正机制发挥作用较弱。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果:（1）重庆GDP、JY、LNFDI、LNEX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为平稳序列；（2）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从协整方程可知,FDI与EX对GDP和就业有促进作用；（3）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较小,而出口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滞后效应。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对重庆市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对重庆市产业结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重庆本身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环境欠缺的因素,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效率低。因此,政府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引导投资流向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避免外资产业分布不合理,影响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进程。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技术外溢对地方经济起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大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培养本土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唯有此外商直接投资才能真正服务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日福,陈晓红.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部地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3）:154-155.
江苏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中要地区。自从江苏省赶超过超过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位居第一后，在之后的几年里，江苏一直保持着全国吸引外资总量首位。
二、外资投向领域不平衡
外资投向大量投向在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所占总额比重最小，第三产业占总额比例在逐步增加
三、江苏引进外资的特点
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一直以来，第二产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说明第二产业的基础稳定，发展稳定，实力雄厚。并且，江苏的苏南地区属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劳动力密集，制造业起步较快，奠定了制造业占据第二产业首要位置的基础。
四、利用外资对江苏产业结构的影想
4.1正面影响
第二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外资的投入。提升了高新产业的层次
一般地来说，外商直接投资资本的质量比本省高，有些外资倾向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使得本省资本质量得到提高，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促进了这些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考虑到跨国公司对利益的追逐，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回笼资金快、利润高的高新技术产业，促使其迅速发展。近几年，外资加大了在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信息以及光机电一体化等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的投资力度。又因为众多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电子信息产业生产基地。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大，对本省经济的增长及发展的作用也愈来愈大。
4.1.1优化了本省产业的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必定为本省带来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以及丰富的管理经验，在诸多方面影响了本省的产业结构，从而促使产业结构优化，甚至升级。本省一些企业在寻求转型或生产新产品时，若本土资金不足，很可能造成资金断裂或转型失败，而外来资金的补充，弥补了资金缺口，从而促进了本土产业与经济的发展。
4.1.2提升了江苏的产业的集中度
随着众多跨国公司进驻本省市场，江苏的规模经济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跨国公司在于本省企业生产合作过程中发生产业关联效应。在前向关联中，跨国公司作为供货方，向本省企业供给质量高的中间品，那么，本省企业的最终产品质量也会得到提高。
4.2负面影响
4.2.1加剧了产业分布发展不均衡
虽然FDI提高了我省的经济实力，加速了经济发展，但是外资对产业投向的不合理，造成了外资在产业投向的不均衡现象。特别是外商投资主要投向于第二产业，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是最多的。
4.2.2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
由于地区的经济差异，使得外资直接投资的区域性差异成为区域产业结构偏差的重要因素。多数外资一般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希望在短期内能够获得较高的资金回报，然而对欠发达的地区，外资投资较少。这就致使经济本就发达的地区拥有了更多的发展资本，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良好的发展机遇最终经济与产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发过来看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产业结构单一不合理，吸引资金不足，掌握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与经济发达区差距也越来越大，地区间的产业经济差异愈发严重。
五、对策及建议
1.制定合理有效的外资引进政策，加强有效引导
根据产业结构不均衡的状况，政府应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第一产和第三产业。首先，政府应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基础。引导外资投向农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推动第一产业的结构优化。其次，政府要鼓励FDI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新兴能源产业方面积极投资，减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促进本省新型可持续发展产业的发展。再者，引导外资投向于相关配套的产业，使之形成完整的产业群，加强内外企业的生产合作。
2.提升产业投资的质量和水平
虽然从2005至2014年江苏利用外资总额不断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但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却不高。外资投资方式由合资与独资，但独资的比重大于合资。然而，对于本省来说，独资企业对于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吸引有不利影响，不能有效地技术创新。与此同时，因为本省外资的质量不高、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差，致使外资不足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外资引进过程中应有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够清楚。因此，为了提高产业投资的质量水平，不能盲目追求外资利用的数量与规模，要加强外资投向有效引导，提高企业消化吸收能力与再创新。
六、加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把新兴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深度结合，进一步推动新的产业革命，结果形成战略性重要产业。它是在技术重大突破和发展重大需求的根基上，很大程度地引领带动了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对社会经济局面有关键影响，具备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耗损少、发展潜力较大、综合效果收益好的产业。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坚持强化科技创新，并且积极发展市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