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0 14: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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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心理和价值观。而翻译作为语际交流，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也是文化移植过程。因此，要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除了通晓两种语言文字外，还必须了解两种文化，深刻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一、观察与思维上的差异与翻译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的民族，他们的思维活动以及与思维活动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文字，无疑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表现出人类的共性。但是，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且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构成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汉英两个民族也不例外，两者在观察与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往往因思维概念不同，便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比如对颜色的观察和使用，两个民族就有不同的概念:如汉语的“红糖”，英语为"brown sugar";汉语的“红茶”，英语为“black tea";英语的“black coffee"，汉语译为“浓咖啡”;汉语的“黑眼睛”，英语译为“darkeyes";英语的“b lack eyes"，汉语译为“挨打后出现的黑眼圈”;汉语的“黄”，英语译为“blue film"。此外，英汉两个民族在逻辑思维上也存在着差异。例如英语句子″Nobody could betoo foo lish th is day1″若直译为:“今天谁也不会太愚蠢，”那就大错特错。因为，从句法上看，它是一个双重否定句，而从思维方式上看，它是一种逆向思维。其正确译文是:“今天，无论你出洋相到什么程度，都不算过分。”而英文句子"Doyou see any g reen in m y eye?"的正确译文应是“你以为我是好欺骗的吗?”因为英语中，green(绿色)除了表示“妒忌、眼红”(g reen-eyed)，还有“没有经验、知识浅薄、容易欺负”的意思。由于英、汉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时间观念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英语句子"But we are getting ahead of the story1"的正确译法应为:“不过，我们说到故事后头去了。”因为在“前”与“后”分别指过去与未来时，中国人与西方人似乎采取了不同的观点。中国人仿佛是面对着过去看问题，因而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及“前所未有”、“后继有人”之说;而英语民族的人却正好相反。再如英语的"the la test new s"，译成中文就不能译为“最后消息”，而只宜译为“最新消息”。由于思维上的不同，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倍数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例如英文句子"Thep la st ic con ta iner is five t im es ligh ter than tha tg la ss one1"应译为“这个塑料容器比那个玻璃容器轻五分之四。”英语习惯上可以说“减少多少倍”，这在汉语是说不通的。英语说减少两倍，即是汉语说的减少一半;英语说减少三倍，即是汉语说的减少三分之二。因此，译者应对英汉民族在观察和思维上的差异作深入的了解;否则，翻译时望文生义，可能会使人读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令人费解，甚至会闹出笑话来。二、历史典故与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与翻译历史典故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产物。英汉两种语言都有大量口头流传和文字记载下来的典故，反映了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民都各自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然而，这些典故往往不易理解，也就难于欣赏。例如“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读者的心中是当然的智慧的象征。但英美读者未必知道他是何人，与“臭皮匠”有何联系，如果采用直译的方法，很难传递句子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因此，只有采用直译和增译相结合的方法，才能使原语言的文化信息得以充分再现。故该句可译为:"T h ree cobb lers w ith their w it s com b inedequa l Chukeh L iang the m a ster m ind1"中国文化如此，西方文化亦如此。许多英语典故来自英国文学宝库，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例如美国《时代》周刊曾刊登这样一句话:"M any took to gam b ling and go t in over2their head s，bo rrow ing from Shy lock to p aytheir deb t s"在这里，作者援引了莎剧《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高利贷者Shylock(夏洛克)作为典故，来喻指赌徒们借高利贷还债。在这句话中，Shylock不再是《威尼斯商人》剧中那个具体的人，而是泛指那些斤斤计较的高利贷者。本句可译为:“许多人嗜赌成性，债台高筑，最后不得不借高利贷还债。”此外，像"paint the lily"(画蛇添足;多此一举)"m eet one′1sW a terloo"(败走麦城;惨遭失败)，"cu t theGo rd ian kno t"(斩断死节;快刀斩乱麻)等等，都是西方文化中的历史典故，其中也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要译好这些历史典故，必须注意中西两种历史文化之间的差异，采取适当的翻译方法。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意识、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我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中，我们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有神话中“龙王”，还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爷。而这些文化在欧美文化中并不存在。欧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对于中西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在翻译时应予注意。比如三个和尚的典故留下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要把这个谚语神形并茂地译成英语并不是那么容易。主要问题在于信仰基督教的英语国家对“和尚”这个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这个典故更是鲜为人知。因此，译成英语时形意很难兼顾。如果只重传意，可采用套译法，即套用英语中现成的成语:"One boy is aboy;tw o boy s a re ha lf a boy;th ree boy s a reno boy1"或者"Too m any cook s spo il theb ro th1"如果重形式，则可直译加解释:"O nem onk，tw o bucket s;tw o m onk s，one bucket;th ree m onk s，no bucket，no w a ter-m o rehand s，less w o rk1(邓炎昌，1989)"套译、直译，各有千秋，译者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再看英语句子"He can be relied on1 He eats no fish1"英语短语"to eat no fish"出自一个宗教典故，指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耶稣教徒为了表示对政府的忠诚，拒绝遵守反政府的罗马天主教徒在星期五只吃鱼的习俗。因此，"to eatno fish"(不吃鱼)是表示“忠诚”的意思。故本句可译为:“他非常忠诚，值得信赖。”由于宗教文化的差异，有些词汇在汉语和英语都有对应的词汇，但它们所蕴含的宗教文化信息却大相径庭。比如，英语中"dragon"(龙)是邪恶的象征，西方人认为龙是凶残肆虐的怪物，应予消灭。英国历史上有一首著名的叙事诗Beowulf，诗中的主人公贝奥武甫与恶龙搏斗，两者同归于尽。而汉语中的“龙”字则恰恰相反，它是传说中“上天”的神物，所以中国的皇帝都自喻为“龙”。在一定意义上，“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的象征。因此，中国人常常把自己比喻为“龙的传人”。但由于汉语的“龙”和英语中的"dragon"存在着文化信息上的差异，有些有“龙”字的汉语不能直译为"dragon"，如“望子成龙”就不能直译成"to hope that one′s son w illbecom e a d ragon"，英译为"to hop e tha t one’sson w ill becom e som ebody"。而“亚洲四小龙”译成英文时最好转换喻体，译为"four A siant igers"。因此，对于涉及历史典故和宗教文化的词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多加注意。三、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 上的差异与翻译语言常常与人们的生产活动息息相关。汉语中的“趁热打铁”与英语中的"trike the ironw h ile it is ho t1"最初无疑都出自铁匠之口。而英语中的"to work like a horse;as strong as aho rse"，中国人则说“像老黄牛一样勤劳;力大如牛”。汉语中的“牛饮;大喝”，英国人则称"tod rink like a ho rse"或“to d rink like a fish"。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耕牛与农民朝夕相处，且勤劳忠厚，自然形成了中国人对牛的热爱和赞誉。与中国不同，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地，牛则很少干活，因此马在英美文化中则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英语成语"d rink like a fish"也充分体现了英国的地理特征。其实，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比喻，因为鱼在水里张口呼吸并非喝水，显然是他们的祖先对周围事物一种直观的误会。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因而与海洋有关的成语和谚语也就特别多，例如，汉语的"守口如瓶”译为英语的"as close as aoyster(牡蛎)";“抓到篮子里便是菜”为"A ll is fish that comes to one′snet";“进退维谷”为"betw een the devil and thedeep sea";“芝麻酱煮饺子;拥挤不堪”译为"Itis p acked like sa rd ines(沙丁鱼)"。最后这一说法有些中国人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能欣赏其妙处，因为见过打开的沙丁鱼罐头的人很少，看到过一个又小又扁的罐头盒里，紧紧塞满整整齐齐的几排手指头长的沙丁鱼的人更不多。地理环境影响气候，而气候也影响着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内涵意义。比如中国的“东风”和英语中的"east w ind"，虽然汉英两种文化中都有对应词语，但内涵意义却截然不同。中国西部高山，东临大海，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风”象征“春天”、“温暖”，而英国的“东风”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象征“寒冷”、“令人不愉快”，所以英国人讨厌“东风”。不过英国人喜欢“西风”，因为“西风”从大西洋吹来，恰似中国的“东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就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Ode to the W est W ind《(西风颂》)。在诗的最后，诗人名传千古的佳句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O，w ind，ifW in ter com es，can Sp ring be fa r beh 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翻译此诗时应对这一地域文化差异作一注释(此处的“西风”相当于中国的“东风”)，否则会给缺乏英国地域文化知识的一些汉语读者造成困惑或误解。再如，汉语中的“狗”和英语中的"dog"也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在欧美国家中，狗被看成人类最好的朋友(man′s bestfriend)。因此，狗常常用来比人:"Every dogha s h is day1"(凡人皆有得意日)、"a luckydog"(幸运儿)、"a top dog"(最重要的人物)等。在中国，虽然狗有时也被认为忠实、可靠，但用狗的形象喻人时，却全是坏的意思:“走狗”(ob2sequ iou s p erson)、“狼心狗肺”(b ru ta l and co ld-b looded)、“狗急跳墙”(aco rnered bea st w illdo som eth ing desp era te)等等。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像这样所指相同或类似，而表达的概念却不同的词语还不少。在形似而不能传意的情况下，译者尽可大胆地舍去源语词语中的形，用译语中的习惯表达取而代之。四、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上的差异与翻译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规约和习俗。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用的几句套话是“你到哪儿去?”、“你在干什么?"或“你吃过了吗?”在中国文化里，这几句话并无多深的含意，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西方人对这几句话却很敏感和认真。“你到哪儿去?”、“你在干什么?”之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纯属私事，别人不能随便打听，除非对方是亲密的朋友。而“你吃过了吗?”则会使他们不知所措，他们会以为你想请他(她)吃饭。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应视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为英语惯用语，如"Hello!"、"Good m o rn ing!"或"How a re you?"又如打电话用语“你贵姓?”、“我是某某”若直译为"W hoa re you?"、"I am So-and-so 1"，这会使西方人莫名其妙，因为这违背了英语文化里约定俗成的电话习惯用语，因此应译为"W ho is thatsp eak ing?"、"T h is is So-and so 1"再如，得到别人的恭维时，西方人会说"Thank you"、"Youa re fla t tering m e1"、"I am flattered1"以示接受对方真诚的恭维。这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有点不谦虚、不客气，也显得没有教养，没有礼貌。遇到这种情况，中国人总会谦虚一阵，客气一番，这又会使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议，如堕五里雾中。就称谓而言，不同语言里对一个概念的所指和使用范围也不尽相同。汉语里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分得很清楚，而英语里则不问姊妹、不问兄弟一视同仁，分别为sister和brother。汉语里表示堂表亲属关系的词语也是泾渭分明，堂兄和堂弟，堂姐和堂妹，表兄和表弟，表姐和表妹，既要分出大小，又要说出性别，而英语里却模糊、笼统，一律称为cousin;同样英文里的uncle和aunt，father-in-law和mother-in-law，b ro ther-in-law和sister-in-law等，在汉语中也没有内涵和外延完全对等的词语。再如有人打了喷嚏，旁边的人有时会说点什么。中国人可能会说:“有人想你了”、“有人说你呢”或开玩笑地说;“谁在骂你”;而英国人或美国人则说:"God bless you1"或"Bless you"(上帝保佑你)。这些词语或说法看似简单，但译者却不能掉以轻心，应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做出合乎读者或听者文化习惯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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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文化;习俗;宗教
在《奈达论翻译》一书中提出了翻译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1。翻译虽然要最贴切、最自然的在现原文信息,但是翻译活动本身不可能达到百分百对等。“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尽可能等值地把原语的信息换码转为目的语”。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往往给翻译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对原文中所包涵的文化内容若是以译者的文化观点去理解,往往造成译文表达上的错误和不足,因此,翻译绝不是像对号入座那样将原文逐字逐句转换成译文那么简单,为了避免发生对原文的错误理解,译者不仅应努力提高语言本身的修养,而且应尽量多了解该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在翻译时要格外重视不同文化的差异,力争翻译的同等效果。
要做好翻译工作,不仅要深通原语与译语,即言语的语义内容,而且还要了解一切相关的非语言因素,即一定层面的文化因素。翻译的顺利完成,不只要跨过语言的障碍,还得逾越文化的鸿沟。翻译面临着两个语言体系的不同文体,至少要面对两次言语分解与合成的文化介人。因此,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2通常认为,作为一个翻译者,最起码要掌握两种语言,但这还远远不够。要成为一位合格的翻译者,必须要懂得两种文化,以此有能力读懂“言外之意”。3。由于文化大体可分为习俗文化、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等三个大的方面,因此,论文从习俗文化、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文化三方面来说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习俗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关键问题。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习俗用于之间差异,翻译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字字对译,而是传达目的语主要的意思。这也是汉英两种语言差异甚大,不得已而为之。首先,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其优势,就汉语而言,有丰富的四字成语,这些成语不仅丰富了我国文化,还使文章看起来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把这些成语翻译成英语时,更是困难重重,造成沟通障碍。其次,不同民族对于颜色也各有偏好,做一位合格的翻译人员,必须对此有所了解,避免贻笑大方。中国人习惯用“得了红眼病”来形容我们嫉妒别人,但英文却是“green eye or green with envy”。
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是翻译中另外一个不忽略的因素。在本族语的文化中寻求外来文化的对应物,往往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以古代今、以偏概全、甚至以己度人的消极后果,读者容易因此而产生错觉,被误导引入歧途。如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虽然在英语中每样都有相对应的词: writing brush, ink stick, paper, ink slab,然而对于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知道它们的“真实面目”的。在一种语言文化里的每个人都懂得的事物或情感表示,在另一种语言文化里不加解释便会成为捉摸不定的东西这便会造成语义上的不等值。那么这时,就要看译者所持的翻译理论,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如Paint the Lily,西方人认为Lily(百合花)是清白与纯洁的象征,因此,为百合花添上色彩自然是多此一举,但中国人习惯说“画蛇添足"。所以,译者在翻译这一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时,首先需考虑的是译入语的文化,采用归化的方法更好。
对从事英汉翻译的人来说,不了解西方的宗教文化就无从下手。因为宗教是深深扎在西方人民心中的。英语中的很多典故来源于《圣经》。《圣经》一度被称为“书中之书”。中国人结婚,首先是“一拜天地”,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地”乃主宰我们的神灵,西方却是在教堂,对“上帝”宣誓,钟爱对方一生一世。再如,Adam被译为“人类始祖”(Adam为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这与汉文化是有段距离的,是两种文化差异的突出表现之一,尽管译文在等值方面已达到了统一,但不熟知这种外族文化者一旦站在本族文化角度无意中得其渊源,恐怕一时难以接受,甚至完全拒绝接受,因此译者有必要给予阐释。在此基础上就能揭示这样一种规律:凡与Adam有关的惯用语总与时间的久远或与人类的各种本来情况有关,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彼此看法悬殊。the old Adam指“(唯心主义杜撰的)人性中固有的罪恶,人类的犯罪本性";since Adam was a boy在口语、美语中指“很久以前,老早”。
总之,由于文化因素的存在,翻译只能是基本一致而不是完全一致。对此,奈达指出,绝对等值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即翻译存在着翻译等值的限度。同样,学者王佐良先生指出,翻译里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花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翻译无非就是通过一种语言转达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信息,因此可以说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或说,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翻译过程中有些文化信息是可以等值传递的,这就是有关两种文化共性的东西;还有一部分是与两种文化差异相连的内容,这就成了翻译中的难题。这种难题很多,任何译者都会经常遇到,由于翻译决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而是要透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内涵和文化涵义。因此,译者必须深谙所要交流的民族语言与文化,透彻理解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才能译出既保持异国情调,又为读者所接受的最自然、最接近原文的译文。
参考文献
[1]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
[2]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见《翻译与试笔》。
[3]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on. Eugene A Nida,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每个民族在其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都会形成独特的风俗习惯，这种约定俗成的民族文化是其他没有参与文化建设的外人很难理解的。比如说对动植物或颜色态度的不同。
(一)动植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喜欢的动物或植物，不同的民族对同一种事物的态度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dog，英语中有大量俚语: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itsday(人人都有幸运之时);Heisaluckydog(幸运儿)等都表现出对狗的喜爱。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狗是受人鄙视的动物，一般带有狗的习语都是含有贬义色彩的、骂人的话语。比如“猪狗不如”“狗仗人势”“走狗”“狗腿子”等。又如猫头鹰，在中国是不吉祥的，预示着要死亡的鸟;而在英国等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aswiseasanowl”，owlish都是形容人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另如goat，中国人认为goat(羊)是温顺、听话的动物，但在西方国家有“色鬼”“牺牲品”的意思。
(二)颜色鉴于各地所处地理环境与生活处境各异，颜色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偏差，而即便是相同的色彩，从东西方环境和文化角度来说也包含着各自迥异的含义。中国红代表大吉大利，是喜庆、美好、欢快的象征，在结婚宴席等大型庆祝活动上，都以红色为主调来装扮环境、突出氛围。中国的鞭炮是红色的包装，过年的对联一定是红颜色的，送人的一定是“红包”，“开门红”蕴涵的一定是好运开始的寓意。另外，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红”代表和年轻女子有关的事物。“红妆”是女子的衣着，“红颜”指美丽的女子，“女红”指以女人手工制作出的传统技艺。然而英语中的“red”和汉语中的“红”所代表的意义就有所不同。例如“paintitred”的意思是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这样就含有贬义。在中国，白色意味着悲怆、哀伤和死亡。同样的白色在西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它是洁白和纯真的化身，在教堂，结婚的女方身着飘逸的白婚纱，喻示着纯洁和贞洁。而在中国，充满喜气的红色却在西方象征着战争、对抗、流血，总之和暴力甚至死亡密切相关。外国翻译家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时，对这部著作的书名就采取了回避态度。而是使用了《石头记》这个与红色无关的名字。这样的翻译既保留了原著的开篇本意，又不至于让西方人一看书名就产生排斥反应，从而达到了很好的翻译效果。再比如在翻译《红楼梦》时便对“红”做了灵活处理: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译者把“怡红院”译为“GreenDelights”而不是“RedDelights”，主要是从西方文化角度出发，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信息对等转化，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
二、价值观念对翻译的影响
价值衡量会因为文化审美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地域文化和东西方文化差异构成的结构原因，也是区域文化的深层烙印，它深刻左右人们的心态、视角和审美方式。
(一)道德观念西方法律文化是一种个性化突出的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维权思路。于这种利益环境脱胎下生成的人性文化，这种体现生命个体意识，高扬公平、奋斗以及自由的人文思想严重冲击着东方地域文化和法律意识。“individualism”这样的价值观到了中国汉语中则是“个人主义”，完全成为一个贬义词，它与“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相背离，在中文中被解释为“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个体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仅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观念和做法。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对于这种“喻于利”的小人，是要受责、挨罚的，严重者还要入刑。
(二)神话传说不同的沃土孕育出来的文化是有区别的，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作品也是异彩纷呈。要想深入地解读作品，把握文中的思想，就必须了解其形成文化背后的沃土。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故事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出现得非常频繁，许多西方文学艺术家们都曾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过程中，多次出现引用了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场景，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表现效果。但是如果对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了解不充分，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所以在翻译工作中，需要有效把握多元文化下的表达方式，通过掌握神话的内涵思想，传达出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最广为人知的“阿喀琉斯之踵”来说，“ShynessisherAchilles’heel”。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战争英雄，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把他浸到冥河中洗浴，这样他的身体就可以刀枪不入，然而入浸的时候他的母亲是握着他的脚踵的，这成了他的致命弱点，结果他被对手用箭射中脚踵而死，所以“Achilles’heel”代指一个人的致命弱点。所以“ShynessisherAchill’heel”是“害羞是她的致命弱点”的意思。明白了这些神话故事，有助于翻译工作的进行。
三、多元文化下的翻译策略
对于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论述上，关注文化间的差异有助于把握作品的中心思想，做到“信、达、雅”的信息完美传递。翻译的终极任务就是拉近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中间架起一座桥梁，有效地传递信息。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曾经极力呼吁要学会“拿来”，这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文化立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造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既然是翻译，就要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创作。从鲁迅所译的《死魂灵》可以明确地看到他通过积极能动的翻译活动，对促进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在充分认知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异文化采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与气魄，推动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翻译的实质是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存在的，语言是服务于文化思想的表达的，文化的性质决定了翻译的艺术形式。在小说《名利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SheisjustasrichasmostofthegirlswhocomeouttoIn-dia．Imightgofarther，andfareworse．”在这段话中，并不能只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进行翻译，它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正如杨必所翻译的，“跟那些出国到印度去的女孩们比一比，她不见得穷到哪里去。说不定我左等右等，反而挑着个不如她的”。在原文学作品中，并不是要强调路程的远近和所花路费的多少，所以译者将原文蕴涵的深层内涵结合文中的语境转化成了汉语的表层结构，反映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思想，减少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
四、结语
“文化”内涵丰富，界定复杂。世界各国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进行概念界定，但至今未能达成统一观点。如，人类学者认为文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人类知识、行为的总和;文化学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艺术、教育、修养、文学、语言、思维的总和;跨文化交际学者认为文化是人际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内出版的《辞海》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时间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见，文化概念宽泛，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包括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人类的各种观念礼数、风情行为、生活方式等都属于文化。其中，语言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文化活动，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亦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活动既然涉及到语言，就必然会涉及到文化。语言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催生了不同的语言架构。文化背景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语言的差异。离开了一定的文化环境，语言的产生便成问题。因此，只有具有文化特质的人类才有了独特于其他物种的语言。反之，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是用语言来表述和传达的，语言承载着文化，通过语言，文化得以记载、传播和延续，离开了语言，文化的表达和传播便不再顺畅。正是因为语言的差异，才需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需要由语言来充当沟通桥梁，即通过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方式。翻译的是语言，更是文化，翻译“是文化的翻译”。因此，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给语言的转换带来种种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增加语际翻译的难度。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起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翻译的影响
鉴于语言、文化、翻译之间的关系，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中医产生并发展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文字的影响
中医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化，其经典著作多以古文形式写成，具有浓厚的古典文化色彩。汉语古文有时具有现代汉语没有的用法和意义，有时语言深奥、抽象而模糊，加大了中医翻译的难度。译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古文知识，理解原文的语义意义;译者还必须充分了解中医，理解原文的医学意义;译者还必须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在文化背景里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意义。只有做到以上三点，译者才迈出了中医翻译的第一步。比如，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语言为古汉语，文中有很多现代汉语没有的词语，比如通假字、古今字等。翻译时要结合语篇，并参照注释本，才能明确其含义。比如，“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这里“空”就是通假字，同现代汉语的“孔”，“空窍”就是“孔窍”，意为“毛孔”，直接英译为“orifices”或‘externalorifices”较好。《黄帝内经》的首部英译本译者伊尔扎•威斯女士(IlzaVeith)由于对中国古汉语这一特殊词汇现象不太了解，将其译为“evilwouldcomeduringthisperiodofemptiness”，不仅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而且没能很好地传递中医文化。
(二)思维方式的影响
中医的思维方式及其看病诊病治病方法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首先，中国文化重形象思维、重直觉，在语言使用上重意合，很多词语具有言外之意。而英语则重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文中语言关系明确，因而翻译时要特别注意汉语词汇的隐含意义向英语词汇的非隐含意义的转换。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三八!臣氢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这里“三八”是隐含意，意为“二十四岁”，可译为“Attheageoftwenty－four”，而不是字面上的“threeeight”。其次，中医强调整体，主张辩证治疗，强调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译者要充分了解这一文化现象，把握这种思维方式，才能做好中医翻译。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这里暗含着中国文化中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译者了解五行文化才能读懂原文，做出恰当翻译。第三，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即“天人合一”。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翻译特别要注意的。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鱼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按照现在汉语，其意思为:“凡是天地之间，六个方向之内，无论是地之九州，人之九窍、五脏、十二关节，都是和天气相通的。”
(三)文化哲学的影响
许崇信在《文化交流与翻译》中说道:“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深受中国文化哲学影响，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和人文性。不理解中国文化哲学，是很难理解中医的，更不用说进行中医翻译了。首先，中医里一些人名具有文化特色，如“黄帝”、“歧伯”等。其次，中医一些常用术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如“阴阳”、“精”、“气”等。第三，中医里还有一些易造成文化误读的词语，如“春秋”(指年龄)、“百岁”(虚指，并不是真的指一百岁)等。对这些名称、词语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不理解，如将“黄帝”译为“EmperorHuang”或仅仅音译为“Huangdi”，都不能很好地传递其所包涵的文化意韵。更重要的是，中医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息息相关，其核心思想、理论机制及主要内容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反映和体现。如《黄帝内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以同类相应为规律建立其理论的。其精气理论是对道家“道”即是“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许多养生和治法理论是“道法自然”的产物。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旦盟，和于术数，……”这句话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原理，“其知道者”意为“懂得养生的道理”，“法于旦盟”意为“效法于天地阴阳的自然变化”，“和于术数”意为“调和于术数”。译者要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深刻理解“道”、“术数”等文化含义，才能对其进行翻译。
三、结语
【关键词】语用意义 阐释 重构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5－0033－03
【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s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of the four kinds of pragmatic meaning in literary works.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clos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words’ pragmatic meaning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lated version.
【Key words】Pragmatic meaning Explain Reconstruction
一、引 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文学之所以是艺术，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文学语言在语境的限制下能够产生仅适合于上下文环境的语用意义。因此，即使在机器翻译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学翻译依然是机器翻译的盲区。究其深层原因，乃是由于电脑虽然“脑容量”巨大，但却无法应对文学作品中鲜活灵动的语言和言语当中所浸染的语用意义。决定语用意义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语言的使用环境，主要指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一是语言使用者的意图。因此，语用意义可具体划分为联想意义、情感意义、社会意义和修辞意义。本文拟就文学语言和言语中的这四种语用意义在翻译中的阐释和重构问题进行探讨。
二、联想意义的阐释和重构
联想意义是指词语因其概念意义而在语言使用者脑海中引起的联想。词语的联想意义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正因为如此，同一个词语在不同语言中所具有的联想意义往往有天壤之别。例如，“玉”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珍贵高洁的品质，端庄秀美的容貌，因此中国女性的名字常常包含“玉”或是其他意为“美玉”的字。然而其英语对应词“jade”一词在英语中指女性时往往隐含有“”、“不名誉的女子”之意。由此可见，由于思维方式和文化积淀的不同，翻译中许多看似对应的词语往往具有不同的联想意义。对于这样的词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果不能正确阐释，就会止于他们的概念意义而失其联想意义，造成译文的貌合神离。例如，“吃醋”在汉语里含“嫉妒”之意，而英语中与之相对应的“vinegar”则常表示“脾气坏”、“不高兴”，与汉语相异。例如“His retort was delivered with a strong note of vinegar.”（他用非常不快的语气进行了反驳）。［1］再如“布衣蔬食”在中国古代意为“朴素简单的生活”，但是，如果将其简单的译为“wear cotton clothes and eat vegetable food”，西方读者恐怕不会领会其中的联想意义，相反，还可能产生错误的阐释。因为“素食”现在早已经不是穷人的专利了，国内外许多富人的减肥食谱上写的正是“素食”。所以，如果要反映汉语文学作品当中的“布衣蔬食”，多数情况下我们得考虑使用“coarse clothes and simple fare”这一表述。［2］
在文学文本中，有意识地营营语言和言语的联想意义是作者创造文学审美要素的重要艺术书法。成功的文学翻译家总是会想法设法地在译本中再现作者的创造力，让译文读者获取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文本信息和审美体验。以《红楼梦》的两位翻译大家的译文为例。杨宪益、霍克斯两位翻译家对“红诗”的翻译各有建树，他们的译文各具特色。下面我们以杨、霍对小说中一首诗中富含联想意义的词语的翻译为例，说明阐释和重构词语联想意义的重要性。
原诗：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
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
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
展不开的眉头，
捱不明的更漏。
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杨译：
Like drops of blood fall endless tear of longing,
By painted pavilion grow willows and flowers untold;
Sleepless at night when wind and rain lash gauze windows,
She cannot forget her sorrows new and old;
Choking on rice like jade and wine like gold,
She turns from her wan reflection in the glass;
Nothing can smooth away her frown,
It seems that the long night will never pass;
Like the shadow of peaks, her grief is never gone;
Like the green stream it flows for ever on.
霍译：
Still weeping tears of blood about our separation:
Little red love-beans of my desolation.
Still blooming flowers I see outside my window growing.
Still awake in the dark I hear the wind ablowing.
Still oh still I can’t forget those old hopes and fears.
Still can’t swallow food and drink, ‘cos I’m choked with tears.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tell me it’s not true:
Do I look so thin and pale, do l look so blue?
Mirror, mirror, this long night how shall I get through?
Oh-oh-oh
Blue as the mist upon the distant mountains,
Blue as the water in the ever-flowing fountains.
原诗中，“红豆”、“春柳”、“画楼”、“更漏”等词都是经常用来表达相思之情的意象词。诗人对这些意象词的巧妙运用往往犹如画家之画龙点睛，能够增强整首诗的意趣和情趣，使诗歌的魅力倍增。因此，再现原诗之意象美成为这首诗翻译的难点和重点。可以看到，在重现原诗意象美问题上，杨译保留了“画楼”（painted pavilion）和“春柳”（willows）两个意象，但是失掉了“红豆”这个非常重要的意象，从而使汉语中以“红豆”喻“眼泪”的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无缘为英语读者所认知。霍克斯的译诗中没有出现“春柳”和“画楼”这两个意象，但是重现了“红豆”这个意象，把汉民族的思维成功地推介给了英语读者。所以，杨译和霍译可以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三、情感意义的阐释和重构
词语除了传递信息外，还能传达作者或交际双方的情绪和态度，并唤起读者或听者的情感。这方面的意义我们称之为语言的情感意义。比如，“母亲”这个词令绝大多数人有一种美好亲切的感觉；“妇女”则趋于中性；而“女巫”却会让人产生厌恶的消极情感。这说明人们对词语的阐释不仅限于其概念意义，还有情感因素在里面。因此，译者在选择词语时，还得有意识地对原文的情感意义进行重构，努力做到言达其情。首先，译者应准确把握原语当中的感彩，防止在译文中加入译者个人的感情。
例如：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选集》第一卷）
劳伦斯和威沙特的译文：
Fight when we can win and run away when we can not.
外文出版社的译文：
Fight when you can win, move away when you can not win.［3］
很显然，“走”在原文中是中性的。相比较而言，“move away”比“run away”的感彩更接近原文的情感意义。其次，译者尚需明了，语言和言语当中的情感意义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联想意义密切相关。正如上面所言，不同的文化有时会形成同一个词语的不同联想意义，并直接导致情感意义的差异。例如，Pragmatism一词最初介绍到中国时，指的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所以在汉语中用“实用主义”作为它的对应词，且赋予该词一定程度上的贬义色彩。但是如今，pragmatism在西方常常被美化为“一种用实验结果来检验命题真实与否的哲学方法”（《新威布斯特词典和词库》）。因此，如果将“我们不搞实用主义”一句译为“We do not advocate pragmatism”就会传递错误的信息。同样，“资产阶级自由化”译为“bourgeois liberalization”也是不妥当的，因为“liberalization”在西方是褒义词。为确保正确传达情感意义，在译文中加入修饰语进行限定是很必要的。按此方法，“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以译为“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aimed at capitalist restoration”。再次，与汉语相比，英语中词语的情感意义更加依赖于它们使用的场合。换言之，相当数量的英语词语既可以是褒义的，也可以是贬义的。因此，翻译时语境就成为译者确定词语情感意义的唯一因素。这一点比较易于理解，兹不例示。最后，译者应该懂得语气词在传达情感意义时的独特作用。请看下面选自短篇小说《怪人》中的三个例句：
1．“hold you foot up ‘til I see how this is going to be.”
“You know my size,” he’d say”.
“你明明知道我的脚有多大嘛，”他说。
2．“Green’s your favourite color,” he’d snap,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你才最喜欢绿色呢。”他常这么不耐烦地说，“讲点别的好不好？”
3．Love！He loves what he sees in her eyes, and he sees himself there, twice over.
哼！好一个爱！他爱的只是从他眼里看到的东西，那就是他自己，而且是两个呢。
在例1和例2中，“嘛”、“呢”和“好不好”充分地表达出讲话人的不耐烦；而例3中的“哼”和“呢”则准确、生动地传达了原文的不满和愤怒之情。
四、社会意义的阐释和重构
社会意义指语言在不同的交际场合使用时所形成的特有意义。在特定的场合中，语言使用者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以及文化程度、交际方式等因素都会影响语言的使用，从而反映出言语发出者不同的社会角色。由此产生的言语语体会产生风格上的差别，从而形成词语的语域范围。社会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语域的选择和配置，而这种选择和配置最终体现在词语的运用上。一个简单的英语句子“It was dark.”既可以译为“天黑了”，也可以译作“暮色四合”。决定译文的最终根据就在于这个句子所带有的社会意义，也就是它所适合的语域层级。下面所选例文充分说明了正确阐释词语的社会意义对译文信息重构所起的重要作用。
1．By god, I’ll knock the tar out of him! Nobody can touch my roommate! Know who I am? Elmer Gantry! Thash me！I’ll show um!
这段话出自一个酒鬼之口，所以他会把“them”说成“um”，把“thrash”说成“thash”。作为文学语言，翻译时译者须注意到这一点，用符合其角色和身份的选词再现原作的原味。请看译文：
老天作证，我非剥他――他――他们的皮！我的伙伴谁敢碰！还不知道我是谁吧？老子埃尔默甘特利！来惹我！那就瞧一瞧吧！ （张经浩 译）［4］
2．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多乎哉！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
Then straightening up to look at the pass again, he would shake his head. “Not much! Verily, not much, forsooth！”（tr. Yang Xianyi）［5］
原文中，白话文和文言文同时出现在一起。这种语域的混杂构成一种修辞手段，生动刻画出孔乙己的迂腐气。杨宪益在翻译时，选用了两个英语古旧词“verily”和“forsooth”，把原文中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在译文中贴切地重构出来。
3．“I doubt if you ever will see him now. It’s plain to me, he’s off.”
“Do you mean that he has deserted his daughter?”
“Ay! Mean,” said Mr. Childers with a nod, “that he has cut. He was goosed last night, he was goosed the night before last, he was goosed today…”
“在我看来事情很清楚，他已经溜了。”
“你是说他已经把女儿抛弃了吗？”
“唉！”齐尔德斯先生点了点头，“我是说，他已经一溜烟跑了。他昨天晚上挨‘嘘’，前天晚上挨‘嘘’，今儿又挨‘嘘’，这还能呆下去吗？”［6］
原文中的“off”和“goose”均为俚语，译文也适用极不正式的词语“溜”、“一溜烟”、“嘘”分别与之对应，符合原文所折射出的社会意义。
五、修辞意义的阐释和重构
语言的修辞美是人类所有语言的特征之一，而以在文学语言中为盛。所谓修辞，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不仅仅限于我们平常所指的那几个有限的比喻手段。一切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为目的的种种规则及其变异手法都可列入修辞的范畴之内。换言之，文学意义上的修辞概念是指人们的交际活动中客观存在着的有利于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规则。这就要求我们在欣赏一部（篇/首）文学作品时，不但要注意那些有意为之、特征鲜明的修辞手法，而且要敏锐捕捉那些无意为之、未曾成规的修辞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那些与众不同、违反常规的现象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罗丹雕塑的维纳斯一样，唯其臂断，方引众目。可见，真正的修辞也就是能引起读者注意的一切手法，并无什么规矩和界限。修辞美是文学的防腐剂，它能够让一部文学作品经受时间的腐蚀而千古流传。修辞美又是文学的金钥匙，它能够打开人们紧闭的心扉。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杜甫的“感时花溅泪”、“不尽长江滚滚来”，李清照的“绿肥红瘦”、“寻寻觅觅”，的“原驰蜡象”、“山，离天三尺三”等无数文人墨客的妙文佳作，之所以能够众口相传，争相吟诵，无不与其中所洋溢的修辞美关系密切。按照《红楼梦》的译者霍克斯的话说，“翻译就是翻译原作中的一切信息”。修辞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艺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应当进入译者的翻译视野，以功能对等的形式存在于译文当中。试以双关修辞格的两个译文为例：
1．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杨译：“There’s no need to swear. I know I have a place in your heart. But whenever you see her, you forget all about me.”
霍译：‘There’s no need for you to swear,’ said Dai-yu. ‘I know very well that Cousin Dai has a place in your heart. The trouble is that as soon as Cousin Chai comes along, Cousin Dai gets forgotten.’
曹雪芹笔下的黛玉，不但心直口快、美丽多情，而且才华横溢、伶牙俐齿。这里和贾宝玉的对话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黛玉心里清楚贾宝玉的发誓出自内心，但是她心中那些许的对薛宝钗的防范之心又让她借着贾宝玉心中再无第二个妹妹的表白，将了宝玉一军。这里，“姐姐”和“妹妹”既各有所指，又各无所指，形成了奇妙的语义双关。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在各自的译文中对原文中的这处审美要素都有所体现。不同的是，杨先生译文少了一点原文所含的绕口的趣味，霍克斯的译文因为创造性地把“Cousin Bao”在这里临时转换为“Cousin Chai”，与紧接而来的“Cousin Dai”产生绕口之趣，因而在效果上更接近原作一步。但是与原文相比，两种译文都不是非常理想。
2．宝钗道：“你又禁不得风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的。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唤，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呆雁。”薛宝钗道：“呆雁在那里呢？我也瞧一瞧。”林黛玉道：“我才出来，他就‘忒儿’一声飞了。”
杨译：
“Why are you standing there in a draught?” asked Baochai. “You know how easily you catch cold.”
“I was indoors until I heard a strange bird-cry. When I came out to look, it was only a silly goose.”
“Where is this silly goose? I’d like to see it.”
“As soon as I came out it flapped away.”
霍译：
‘I thought you were so delicate,’ said Bao-chai. ‘What are you standing there in the draught for?’
‘I’ve been in the room all the time,’ said Dai-yu. ‘I just this moment went to have a look outside because I heard the sound of something in the sky. It was a gawping goose.’
‘Where?’ said Bao-chai. ‘Let me have a look.’
‘Oh,’ said Dai-yu, ‘as soon as I went outside he flew away with a whir-r-r---’
原文中，贾宝玉因见薛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天然美貌，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动了羡慕之心，看得呆了，连宝钗递过来的串珠也忘了接。这个情形引起了黛玉的注意，就话里有话地用“呆雁”来挖苦宝玉，形成妙趣横生的双关语。从这里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杨译和霍译都保留了原文的这一审美要素。但是从双关的显性上看，霍译似乎更接近原文的修辞效果。因为从“gawping”一词上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失魂落魄、张嘴凝视的痴呆之状，比杨译的“silly goose”更容易把双关意义传达给目的语读者。此外，原文最后还有一个拟声修辞格（我才出来，他就‘忒儿’一声飞了）。从译文来看，霍译也比杨译出彩。霍译的“as soon as I went outside he flew away with a whir-r-r”有声音之感，能让读者于文字之外看见林黛玉声情并茂的可爱形象，而杨译的“As soon as I came out it flapped away”相对而言就显得平铺直叙，缺乏原文当中所蕴含的那种灵动性。
六、结 语
本文中我们依次讨论了文学翻译过程中语用意义的阐释和重构问题。正如同笔者在文章一开始时所指出的那样，语用意义与语言的使用者及其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因此，翻译过程中语用意义的阐释不仅要求译者具备良好的语言知识，而且要求译者充分掌握相关的社会生活知识、语言修辞知识、民族文化知识等语用知识。只有这样，才可能将文学翻译过程中语用意义的流失减到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1 柯 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94
2 Wang Zuoliang, A Sense of Beginning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1：130
3 柯 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68
4 张经浩.译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62
关键词：多元系统；符号现象；翻译文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209-02
一、作者简介
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他曾在欧美多所大学做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并且他能够使用10几门语言，其中包括母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罗斯语等主要欧洲语言。他主要研究的是文化领域，所以根茨勒说“他主要不是翻译理论家，而是文化理论家”。但是，他提出并发展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在世界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理论综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1969年首次提出来的，并在其随后的研究生涯当中发展和完善成一个理论。其理论基础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该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方式（文学，语言，文化，社会等），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必须视为有许多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各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任何符号多元系统，都只不过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的组成部分。
三、主要观点
埃氏1990年在《今日诗学》杂志发表了“多元系统研究”，里面涉及翻译文学方面的论述可以分为5个部分：
1.翻译研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尽管翻译对某个文化的成型有巨大的作用，但针对翻译的研究相对来讲非常少。并且，翻译从来没被视为一个整体，只是被当作零星或个别的作品来研究。埃氏呢，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对翻译进行研究，即把翻译文学当作一个系统来对待。
埃氏认为，各个翻译作品之间至少在两方面相互联系：⒈在本国文学对外国作品的选择方面，选择原则都与本国文学中其他并存系统相互联系；⒉在翻译作品所采用特定的规范，行为模式和政策（即文学形式库）方面，这些都取决于他们与其他本国并存系统之间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把翻译文学看作文学多元系统里不可分割的一个系统，同时也是最活跃的一个系统。翻译文学并不是一直都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的，有时候它会占据系统的中心位置。
2.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意思是指，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翻译文学会积极参与文学多元系统中心的塑造过程，成为文学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并因此有可能促成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原创作品与翻译作品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而且通常是主流作家创作出那些最杰出或最另人赞赏的翻译作品。那么这些使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的特定条件具体有哪一些呢？有三种情况：一是当一种文学多元系统尚未定形，也就是说该文学还很“幼嫩”，处于正在建立的状态。例如，墨西哥刚刚建国的时候，其文学系统内的作家们尚不能立刻创作出各类文学类型的文章，很难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因此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就成了其填补这一文学空白的有效手段。二是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比如，西班牙文学通过翻译引入一些经典化（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及非经典化（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的英语文学作品；三是当一种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当文学系统中已确立的模式不能再满足新生一代的需要，尤其是当转型时期到来之时，本土文学作品都不能被读者接受，这时文学真空就出现了，此时，外来模式更容易渗透进本国文学当中，因此，翻译文学就占据了中心位置。
3.所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就是指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系统中构成一个边缘系统，采用二级即保守的文学模式。在这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不会对重要的文学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是只会照译语文学中固有的某种文学模式早已确立的规范，成为保守力量的一大支柱。而与此同时的原创文学可能在不断探索新的规范和模式，但翻译文学却死守着刚刚或早已被确立的系统中心拒之门外的规范。
4.埃文-佐哈尔指出，说翻译文学位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或边缘位置，并非意味着整个翻译文学都处于统一位置。作为一个系统，翻译文学本身也有层次之分；在某部分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时候，另一部分翻译文学仍然处于边缘位置。当有强大的外部干涉之时，占据中心位置的最有可能是文本来源为主要文学的那部分翻译文学。比如说，处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希伯来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自俄语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占据着中心位置，而其他译自英语，德语，波兰语以及其他语言的翻译作品显然处于边缘地位。
埃文-佐哈尔和其他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翻译文学通常处在的位置是边缘地位。因为从理论上推断，一个文学系统不可能长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转型期或危机阶段。此外，各类多元系统的构造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文化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例如，显然，法国文化系统（自然包括法国文学），比其他系统更加一成不变。这个特点，结合在欧洲文学系统中法国文学长期处于的传统中心地位，使得法国翻译文学处在一个非常边缘的地位。与法国文学相似的有英国文学，但俄国，德国以及斯堪迪纳维亚文学在这方面却是与之截然不同。
5.那么翻译文学所处的地位对翻译规范，行为模式以及政策有什么影响？埃氏认为，翻译作品与原创作品在文学行为上的区分，是由特定时间下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作品与原创作品的界线就模糊了（diffuse）。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译者的任务相应地就不是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repertorie）中寻找现有的模式，而是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此时，译文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行为就截然不同，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
由此看来，不仅是翻译的社会文学地位取决于翻译在多元系统内的位置，而且翻译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此。从这点来看，翻译不再是本质和界限都固定不变的现象，而是依赖于其在特定文化系统里位置关系的一项活动。
多元系统理论的出现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朝着一个更加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Even-Zohar, Itamar. “Introduction( to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 11:1 (1990a).
[2]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 2nd ed.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and Sydney: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3]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佛教于西汉末年从古印度传至中国，作为外来的唯心主义神学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偏爱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拍即合，因此传人伊始便与当时流行的道术、玄学互相补充，彼此交融。为了加快与中国文化的同化，佛经的中文译本就应运而生。佛经的翻译形式也经历了从最初的个人僧侣翻译发展到寺庙集体翻译再到官方译场翻译的过程，翻译人员主体也从汉语不熟练的外来僧侣转变到通晓梵文经典的中国人为主。两汉三国初期：东汉年问汉明帝求法，为两位从古印度而来的高僧建造了一座寺庙一即今天的白马寺，自此他们就在白马寺开始了译经活动。这便是关于佛教初传的最普遍的传说。今天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相传是迦叶摩腾于白马寺译的《四十二章经》佛教传人中土初期，翻译者多为从西方来到中土的高僧或是胡裔(今新疆地区)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信徒为辅助力量。最初的佛经翻译往往全屏口授，即由外僧背诵佛经，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渡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再进行修饰。因此翻译时往往不只一两人完成，而是由中外僧侣集体完成，这便是“译场”的雏形。在早期翻译过程中，负责传言的人既要熟悉梵文佛经又要汉语功底深厚，而在当时这种人才基本上是凤毛麟角。从翻译方法来说，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的佛经译作可能会出现汉语句法扭曲(梵文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差异大)，还有大量按发音直译过来的内容，从而使得译文晦涩难懂，不易于没有宗教基础的人理解。两晋南北朝发展期：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异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又极端残酷。南北两方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两方都得到发展。佛教的流行与佛经的翻译事业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统治者的日益重视，对佛经翻译的支持力度也得到加强。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从民间个体走向官方支持，“译场”的规模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译场的人员分工也更加明确，除了口授梵文加以传译为汉语之外，还添加了记录原梵文人员、证义汉语的人员以及最后校对的人员。另一方面。此阶段的翻译文本也不再像以前单纯依靠胡裔僧侣的文本，而是直接有从天竺求经而传回的梵文原本。这样多个版本互相补充，相互校勘，使译文更为正确。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由于佛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兼通汉语和梵文的人越来越多，加上分工明细有具有文学修养的人员加以辅助，因此译文基本上通过意译，对文法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字进行适当润色，译文质量比前一阶段有了提高。隋唐鼎盛期：隋唐时代，佛教终于摆脱对中国原有文化(如儒学、道术、玄学等)的依附，成为独立自主的宗教，对佛经的翻译也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一时期隋唐统治者与佛教相互拉拢，统治者企图借由佛教控制人民，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极力巴结统治者。因此由官方主导的译场制度，到此时期发展更为完备。
隋代在上林园设置翻经馆，那就成为常设机构了。就译场而言，论翻译组织之发达完备，翻译人才之精粹汇集，分工之细密精巧，还当以唐代为最。所有经费由国家供给，而且还诏集天下英才，建立严密而完善的译经组织。能够进人译场的人都经过严格筛选。大多是具备能力的僧侣或是朝廷官员才能参与翻译。唐朝国力鼎盛时期，对外交流甚多，各国高僧纷至沓来传道授业，同时更有不少中国僧侣远赴西方取经。他们跋山涉水，走遍圣迹，将各种佛经带回大唐进行翻译。此时对佛经的主译者已经转变为以中土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择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在这些大唐高僧中更是出现了一位纵横千古的伟大翻译家一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组织译场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佛经翻译活动。译出经论达1335卷之多。在翻译技巧上，他巧妙运用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秉承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使得他的译文严谨而不失文采，成为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宋朝以后衰落期：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而在中国南方的禅宗在唐朝勃然兴起。它提倡不持戒，不坐禅、不读经，但求顿悟，把佛教改造得完全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由于不重读经，不遵戒律；加上五代十国社会动乱，很少有人去印度求法求经；佛教经典大都已经介绍过来了，僧徒把精力转向探索佛理，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来改造佛教，对译经的兴趣也就不大了；加上统治阶级无力提倡和支持翻译，北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虽然佛教已不再流行，但是宋朝还是设立有译经院，从事翻译事业，翻译主体多为外来僧侣。最终由于缺乏新的梵文经文，译事时断时续，其对佛教的贡献无法与唐代相比。此后，我国佛经翻译活动开始迅速衰落，自此译场时代也走向尾声。
二、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历时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中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不仅极大063地推动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为后来形成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还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以及魏晋之后的文学创作了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佛教典籍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佛经翻译出现以前，中国古代的翻译大都还是中央雅言和地方语言间的转化，文言文的表达也大都更好地为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所用。佛经翻译的出现，不仅大大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同时对文言文的语法结构也产生了影响。语言学家们现在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35000单词出自佛经翻译(日本《佛教大辞典》中，所收人佛教的词汇也多达35000余条)，除直接与佛教相关，如“佛”、“塔”、“和尚”、“菩萨保佑”、“佛法”、“佛经”、“禅师”、“僧人”、“涅”、“般若”、“参禅”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如“回忆”、“世界”、“现在”、“因果”、“执著”、“虚空”、“迷惑”、“真实”、“圆满”、“心田”、“刹那”等等。拿“魔”一字来说，它本身佛经中一个恶神的名字，后来被汉译成“魔”，进而发展出“着魔‘色魔‘人魔”等等新的汉语表达。佛教中过去世、现在世、未来式的引人，也使得汉语中出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另外现代汉语中存留下来的很多四字成语或是习语，很多都有佛经汉译的色彩。因此魏晋之后，大量的四字习语纷纷出现，它们至今还为现代人所引用。例如如“天花乱坠”(《心地观经•序分》)、“作茧自缚”(《妙法圣念处经》)、“随机应变”(《金光明最胜王经》1，还有习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第二，佛经翻译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前文中说道，佛经的汉译偏于口语化、白话化，这与当时两汉魏晋时流行的文笔华丽的骈文有很大不同，促使了文坛出现了“变文”的形式。变文即晋宋以来僧徒的转读经文发展到讲唱佛经故事的新文体(以散文，韵文混和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载体)。到了宋代，宋人“说话”用的说话本子，就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而小说的发展，才促成了章回小说的出现，使得小说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分庭抗礼。在文学素材上，古印度文学丰富的想象力和瑰丽的文学表达力，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灵感。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乐府诗集中的《孔雀东南飞》就有它的影子。佛教引人的“生死轮回观”、“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也催生了六朝志怪小说，使古代文学获得了解放。可见佛经的汉译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乐土。极大了促进了古典文学的发展。第三，佛经翻译使得佛教思想深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终与儒家、道家一起汇成一流，形成了以儒道佛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佛经汉译以前，中国统治阶级惯以儒家思想统治人民，并且道家思想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汉、晋时期佛教初人，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来崇拜。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佛教逐渐中国化。宋明以后，佛教才真正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佛教传人以前，中国士大夫阶级崇尚儒家思想，积极“人世”。他们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教的传人，引人“空”的概念，相反推崇人们保持心灵明静，鼓励“出世”，要看破红尘修炼成佛，最后涅桀重生。这些观念最终同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相互融合构成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与世无争、以和为贵，并建构了中国人特有的那种集体“无意识”。佛教经典中推崇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观”都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并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努力做好事积善德，以期望来世有好的宿命。同时社会风气也鼓励恶人回头是岸，劝诱坏人苦海无边，悬崖勒马。可以说经由佛经的汉译，佛教思想传人中国，它成为最具有民众基础的普世价值观念，历经千年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之中。
三、结语
一、跨文化含义
跨文化是指对于与本民族文化有差异或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有充分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包容的态度予以接受与适应。它是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者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认知,一般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对那些被认作是怪异的表面文化现象的认知;二是对那些与母语文化相反而又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显着的文化特征的认知;三是通过理性分析从而取得对文化特征的认知;四是从异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感知异文化。第四个层次是跨文化意识的最高境界,要求参与者具备“移情”和“文化融入”的能力。目前在旅游景点的翻译中就是跨文化的体现。文化与语言是两个重合的圈子,语言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也是文化领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地域,民族的人们都有着自己特点鲜明的文化,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也会给各自的语言打下特有的烙印,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映射。
二、旅游景点名称的功能
景点名称是一个旅游景点的标志,与一般的地名相比,它不单告诉旅游者景点叫什么,它更重要的是向游客传递了它是什么与它有什么,所以归纳下来,景点名称具有信息与文化功能。当前时代来说旅游的魅力已不单是游山玩水,更重要的是感受旅游景点当地的文化内涵,了解旅游景点与自己生活的地区相异甚至是截然不同的文化风俗习惯。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内涵的国度,所以基本每一个旅游景点都被内化成为当地的文化载体,鲜明地体现了当地的民俗与文化习惯,而这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对于外国客人来说,他们除了希望可以领略当地的山水风光外,更希望可以近距离接触到旅游景点的文化风情,增强文化交流。此时,旅游景点名称的翻译所起到的文化功能就至关重要,它要保证在与原名称保持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尽可能传递出它的文化含义。因此在进行旅游景点名称的英译时,译者要保证准确理解源语言的基本信息,使其最大限度的达到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对等,更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源语言的历史、文化内涵,准确传递相关信息,借此达到文化交互、增强读者对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和认识的目的。
三、旅游景点翻译跨文化运用的重要性
在进行旅游景点翻译时融入跨文化意识更容易理解景点的文化内涵在现实生活中,旅游翻译既是一种饱含趣味的工作,又是一项很严肃的话题,进行旅游景点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文化真实地展现给国外游客,又把外国文化在最适当的场合下介绍进来。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讲究求“真”,也就是通过语言意义、文化信息处理、地名和景点名称拼写、景点和历史人物名字的翻译以及跨文化意识在旅游翻译中的运用,真实地展现中国文化。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的文明古国,许多名胜古迹在取名之时有它丰富而又独特的含义。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不能简单地运用音译或从字面意义去译,而应将跨文化意识运用于其中,运用音译、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方法。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及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游客也会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与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注意某些敏感词的历史背景及政治含义,掌握好译文的分寸。
四、跨文化意识下旅游景点名称的翻译策略
景点名称一般包括人文景观名称和自然景观名称,我们从语法结构上分析的话,可以表示成为专有名称加种类名称的形式。专有名称即指对景点的称呼,好比城市的名字或人的姓名;种类名称就是判断、辨别景点类别的名词。从内容上来说,旅游景点的专有名称描述性成分居多,其包含的信息相对广泛与复杂,景点的种类名称标示了景点类别,相对而言意义比较固定、明确。
若是从名称翻译的实现途径上看,旅游景点名称翻译大致可以分为导游人员的口头翻译,旅游景点印刷品的翻泽和景点名称标牌的翻译。无论是简单的名称表述,宣传品介绍、景区标示或者是导游口头翻译,在翻译过程都应当尽量做到准确、传神,最大限度地使目标语读者了解源语信息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象。
上面提到的旅游景点名称翻译准则实际上包含了对等理论也包含有“归化”策略,除此之外,还要求译者采用 “异化”策略。旅游过程中的文本资料对于游客来说,它背后所涉及的丰富内涵及背景文化远高于资料本身,一方面要使目的游客理解景点名称,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传播中国特有的文化,以满足外国游客或读者体验异域文化特性的要求。由于景点名称蕴含特定的文化,其翻译就应该尽可能地强调内涵意义的翻译,让外国入获得有关该名称最基本的了解、感受、联想等,否则就达不到国际间文化交流的目的,甚至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此时,“异化”翻译策略,尤其是文化上的异化就弥补了这一不足。这一策略突出源语语言和文化特征,尽量移用源语种的语言形式、文化习俗和传统,使目标语读者获得对源语文化最大化的认知和体会。当然,在注重文化与语言上的“异化”和“归化”策略的同时,也要掌握翻译方面原本的增词,减词,省词等综合技巧的使用,以达到翻译的最佳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