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2-20 09:05:4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宏观调控政策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目前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
中国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增长幅度由1998—2002年间平均每年的7%—8%,上升到2003年的9.1%,2004年第一季度的9.8%,上半年的9.7%。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消费结构迅速升级,总体形势良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过快,促使煤、电、油、运等主要原材料供应紧张。去年以来,国家针对部分行业出现的过热苗头,已经发出了预警的信号。同时,在项目审批、土地利用以及信贷投放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抑制投资的过度膨胀。
但是,投资的列车一旦加速,很难一时间刹住。今年一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依然较高,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等能耗高、污染重的行业仍在快速扩张。4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在宏观调控杠杆的撬动下,各地区、各部门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行动,大批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下马,部分过热行业开始得到抑制。
固定资产投资膨胀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投资膨胀是否引起了经济过热,前些时,大家议论纷纷。时下固定资产投资扩张有两个主要背景,一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及消费升级,由汽车、住宅产业带动新的增长周期,对投资品的需求旺盛。二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的投资项目猛上,为出政绩,争相以优惠条件吸引投资。今年一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增长12.1%,而地方项目则增长64.9%。
在此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处于什么境地?现在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偏冷的通货紧缩趋势。去年以来,虽然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三季度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9、10、11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平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右,CPI由2002年的零增长爬升到2003年的3.2%。今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扬,同比上涨2.8%(1月3.2%,2月2.1%,3月3%)。4、5、6月继续上扬(4月3.8%,5月4.4%,6月5%)。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上,其余比较疲弱,如6月CPI同比上涨5%,其中食品撬动了CPI上涨4.4%,剔除此因素,非食品因素使CPI上涨只0.6%,甚至还有下降的。权重最大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是下降的,如衣着、家电、汽车、药品等。而粮食价格则是恢复性回升,如果以2003年夏收前价格为基准,粮价提高50%才恢复接近1997年的水平。粮价上涨根源在局部的供求失衡,与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与前一时期货币信贷增长过快没有关系,也与投资高速带动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关系不大。消费物价指数尤其是除去粮食外的核心CPI,总的看大体上还在合理区间移动(据我过去提过的看法,核心CPI在2%—3%之间,都算合理区间)。
当前我国有部分行业,如钢铁、电解铝、水泥等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等供应紧张。如1—5月电力生产增长16.4%,但在全国范围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社会库存量下降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全国铁路前5个月请车满足率只有35%左右,沿海港口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压船压港现象。虽然如此,但总起来看,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城镇登记失业率还在增长,下岗剩余劳力也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贷差还不小,6月末约为6万亿元;生产能力除了煤、电、油、运等资源性产品和服务外,也不紧张,大部分加工制造业、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宽松甚至过剩。因此人力、财力、物力的供给都有剩余。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还在潜在增长率的范围以内。2003年GDP增长9.1%,2004年一季度增长9.8%,二季度增长9.6%,上半年增长率为9.7%,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范围内。即使经济总体没有过热,但对局部经济过热,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对当前的瓶颈制约,如对煤、电、油、运和一些重要材料的紧缺,应当继续引起重视,因为处理不好,它会影响到发展的全局。
二、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的政策
关键词:生猪产业;价格调控;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1-0031-05
1949—1999年期间,我国猪肉市场曾出现过13次波动,波动周期最长的为5年,最短的为1.5—2.0年。建国以来基本上平均每4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波动[1]。2003年下半年我国猪肉价格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波动,生猪价格从2003年5月的5.78元/千克到2004年9月的9.66元/千克,涨幅达67%,再从2006年5月的5.96元/千克到2008年4月的16.87元/千克,涨幅达183%。2007年波动幅度创下历史新高,此时政府开始调控猪肉价格,但政策出台之后,生猪和猪肉价格依然剧烈波动,甚至波动频率比2007年之前更大,因此很多消费者和养殖户对于政府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亟待寻求相关的理论或实证分析来详细解读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一、我国猪肉价格波动周期与波动特点
1.猪肉价格波动周期
相对于长期波动来看, 我国猪肉价格短期波动相对频繁,并呈现一定的规律性[2]。按照谱分析法的原则,本文对2000年1月至2010年8月的猪肉价格月度数据共128个样本进行谱分析,
通过Matlab编程实现波动从时域向频域的转换,从中分离出不同的波动频率(如图1所示)。从2000年到目前为止猪肉价格的波动方式明显分为3种,从而有3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频率,分别为0.07、0.11和0.17。根据周期和频率的关系T=1/f,得出3个显著的周期分别是14个月、9个月和6个月。其中6个月的周期最为重要,这也与我国生猪育肥期一般为6个月结论相似。因此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时间应该在3个周期范围内,涉及的环节越前端,持续时间就越长。但应以估测的周期长度为界限,否则将在下一个周期中起到加剧波动的作用。
2.猪肉价格的波动特点
“蛛网定理”用斜率绝对值这个数学工具来看供求关系并解释某些生产周期长的商品在供求不平衡时所发生的价格和产量的循环影响[3]。根据马歇尔的供求理论,农产品价格呈蛛网型波动。由于供给与需求曲线的斜率不同,蛛网又分为封闭型蛛网、发散型蛛网和收敛型蛛网。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生猪及猪肉价格波动过程在不同时期主要呈现这三种波动。
(1)“封闭型蛛网”波动
2000年1月至2003年1月仔猪、生猪和猪肉价格基本维持在8.35元/千克、6.05元/千克和10.34元/千克。这一时期价格处于典型的“封闭型蛛网”波动。由于1996—2000年猪肉市场经历了大幅波动,从2000年开始养殖户和购买者在经历上一阶段亏损和福利损失后进入恢复期,市场整体进入微利阶段,加上市场环境比较稳定,没有疾病灾害影响和政策干扰,这一时期生猪及猪肉价格围绕均衡点上下波动。
(2)“发散型蛛网”波动
2003 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导致猪肉需求下降,饭店的肉类订单减少70%, 人们外出就餐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为防止非典疫情的传播, 当时一些地方关闭了生猪购销市场, 相继采取了严格限制生猪流动等措施, 造成市场分割, 流通受阻[4],存栏量发生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因此,在2003年下半年非典疫情得到抑制、猪肉需求回升后,供给无法满足需求,价格又进一步飙升。
直到2004年8月,猪肉价格都不断创出新高。由于养殖户受到利益驱动不断补栏,接下来猪肉价格一路下跌到2006年。2006年7月至2008年7月,我国猪肉市场价格出现前所未有的上涨,因此2003年1月至2008年7月,价格属于“发散型蛛网”波动。
(3)“收敛型蛛网”波动
从2008年下半年至今,猪肉和生猪价格呈现“收敛型蛛网”波动。这主要是由于2007年猪肉价格持续飙升,价格涨幅年最高水平较年初高73%,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因此在2007年大多数养殖户都持续补栏,扩大养殖规模。盲目扩大生猪养殖必然造成下一个养殖周期猪肉供应量的增加。而2009年上半年猪流感的爆发,使得对猪肉的需求急剧减少,而受到感染的生猪只是总供给量的一小部分,造成供过于求,使得价格下跌。
二、近年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调控政策
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超出了养殖户和广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交替出现的“猪贱伤农”和“肉贵伤民”现象,迫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我国在1985年放开猪肉价格之后十年时间内并没有通过政策人为调控生猪及猪肉市场价格,这主要是因为在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定价到市场决定的开放价格转变期,生猪养殖及猪肉生产市场处于发展和成长时期,所以猪肉价格比较稳定,而且这个时期突发疫情较少也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从2004年开始,我国猪肉产量出现长期供过于求,但养猪技术成熟、成本降低,生猪养殖在2003—2005年处于盈利时期,因此供给不断增加。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对于猪肉的需求增长缓慢。在2006年的无名高热性疫情、2007年的非典和2008年的猪蓝耳病期间,政府开始出面并频繁进行生猪及猪肉价格和产量的调控。其调控范围广,涉及到猪肉的生产、流通、屠宰、监控和市场等各个环节。
表1是自2007年1月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出台的部分调控政策及措施的简要概括。
表1显示从2007年以来,在生猪及猪肉价格暴涨引起各方面普遍关注的情况下,国务院、农业部、商务部、发改委以及各地方政府了相应政策措施来刺激生猪生产及猪肉供应。从疫病防治、财政政策支持到市场监督、信息的收集和,由表及里全方位的对猪肉价格上涨进行了调控。从2008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开始下跌,2009年1月,国务院、发改委了防止价格过度下跌的文件,制定了5级预警,以便提前发现猪肉价格变动迹象,熨平价格周期性波动。2010年农业部提出以稳定生产为基础,以良种繁育、提高科技含量、规模化养殖为手段,以草原保护、饲料安全、规划调研为保障,促进畜牧业结构调整,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产生的问题。
三、我国生猪产业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1.我国生猪及猪肉价格影响因素
生猪和猪肉价格的波动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猪肉生产的产业链上。价格传导机制外界因素包括粮食价格、育肥猪饲料价格、运输成本、屠宰成本以及牛肉、鸡肉等猪肉替代品的价格。此外还存在疾病等突发性因素的影响,如图2所示。
2.数据来源及回归分析
国内多数学者对猪肉价格波动规律的研究以年度数据为主,但年度数据具有较强的综合性,隐藏了必要的价格突变信息[5]。本文选取中国畜牧业信息网及中国统计局2005年1月至2010年4月的月度数据,设育肥猪饲料价格为X1、牛肉价格为X2,设GDP为G,分别代表生产成本、替代品价格、人均收入。
由于生猪及猪肉生产的周期性,因此旨在调控产量的政策也存在一定时滞,即刺激产量增加或减少的政策从开始实施到产量发生变动,存在一定时滞。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如果将一个由“低—高—低”的价格变化周期称为一个“生猪价格周期”或“猪肉价格波动周期”,养殖户发现生猪及猪肉价格升高而预期投资将赢利开始饲养母猪到生猪出栏,以母猪饲养期220天、114天怀孕期、6个月肥育期、1个月随机因素(考虑国内农户传统养猪的比重和饲养水平、市场信息传递的时间损耗等因素),总共约为18个月左右,可以被定义为一个“ 猪肉市场生产周期”或“ 猪肉生产周期”,因此设定政策调控的时滞为18个月。
我国政府大幅度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始于2007年5月,按照18个月时滞来计算,从2008年11月开始会对政策调控产生价格响应。这里引入宏观调控政策虚拟变量POL,即POL在2008年11月之前为0,11月开始为1,按照此思路进行实证分析,将以上数据代入多元回归模型得出:
由可决系数R2=0.83可见模型拟合度较好,所选变量总体能够解释因变量的变动情况。而GDP和牛肉价格在模型中不显著,可能由于其影响程度比较小,猪肉价格的波动主要还是由成本和政策因素起作用。
模型(1)显示,育肥猪饲料价格每上升1个单位,猪肉价格将上升16.14个单位。可见,饲料价格波动将在猪肉价格上成倍放大,因为饲料价格不仅影响真实的养殖成本,更重要的是影响养殖户的预期,严重时会造成大量养殖户退出市场,供给减小从而价格大幅上升。所以猪肉价格预警体系中饲料价格监测是重要环节。
而政策变量POL在模型(1)中显著且权数为负,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能够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力度对猪肉价格进行调控。但POL变量系数绝对值为7.83,说明政策调控的力度过大,在反向作用于猪肉价格的同时,容易矫枉过正,在平抑原先猪肉价格波动后肉价可能远离平衡点重新开始波动。政策变量的绝对值小于1应该是最理想的状态。
3.数据处理与分析
通过模型(1)的回归分析表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短期有效,长期存在矫枉过正。但上述研究对于调控政策的具体类型没有进行详细分析和归类,无法表明现行政策中有利因素和不利环节,因此本文对2007年以来我国生猪产业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分类,将多个虚拟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畜牧业信息网公布的全国猪肉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月度数据。数据范围为2000年1月至2010年10月。
用Matlab对猪肉价格进行分析,将2000年1月至2010年10月的猪肉价格分解为面波和体波。面波体现着由于通货膨胀、季节因素和收入水平上涨等普遍存在的趋势因素所造成的猪肉价格变动的总体趋势。这种趋势变化频率较为固定,而影响面波的有界性即上述因素变化的界限,通货膨胀、季节变化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也就限制了面波的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体波即在这种长期趋势存在的前提下,一些突发扰动因素引起的猪肉价格的不规律变化。这些变化方向、幅度和大小不一,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可预见的变化造成了猪肉价格的大涨大跌。在无法掌握体波波动规律的情况下对猪肉价格进行调控,往往会使调控环节、调控力度无法准确到位,如图4所示。
四、结论及建议
1.研究结论
我国现行宏观调控政策具有反周期作用,在短期内能够抑制猪肉价格波动,但调控力度较大,调控手段较直接,涉及母猪、仔猪生产的补贴政策运用过度,造成长期猪肉价格的持续波动;我国在屠宰、市场调控环节的政策较有利,能够起到反周期的作用,流通和疾病调控环节的政策调节不当,反而会加剧猪肉价格的波动。
2.政策建议
(1)政府宏观政策调控要适度
在避免“猪贱伤农”、“肉贵伤民”的时候,要摆正政府的位置,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不可否认,市场调节这个看不见的手有盲目性、滞后性,因此需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对市场的调控进行补充和完善,但政府应该是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手段”进行调控,粗暴的行政干预解决不了生猪产业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自身来解决,在这方面我国政府需要把握良好的尺度,避免过度干预,适得其反[6]。
(2)慎用补贴等政策直接参与生产环节
政府的调控政策应建立在尊重经济学规律之上。农产品价格波动在一定范围内属于正常现象,调控的目的应是使市场供求适应这一波动规律,使养殖户科学对待这一规律,力求长远的市场稳定而非短期价格均衡。目前政府使用了许多补贴政策应对肉价波动,如能繁母猪补贴、良种公猪补贴等,涉及到仔猪、母猪、生猪生产的各个环节,因此政策的调控效果也各有不同。
(3)政府宏观调控应以完善市场和克服外部突发因素影响为主
生产的滞后性无法改变,意味着价格的波动是正常规律,生猪产业中的养殖环节必然存在风险。政府为了保障养殖户利益,可以通过提供保险等方式替养殖户分担风险,减少疫情、灾害等引起的供给减少和价格波动。而面对养殖户市场信息掌握的不完全,盲目地跟随市场变化而改变存栏,政府应该完善信息传递机制,多途径多方式引导养殖户掌握波动规律,合理对市场进行预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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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房地产企业策略
目前房地产业过热迹象逐渐显露,为了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宏观调控的两记“重拳”——控制土地和控制信贷,正击中了整个房地产业的关键,房地产企业必将在调控中不断地进行自身调整。正确看待宏观调控,便成为房地产企业应对宏观调控的关键。
正确对待宏观调控的市场背景
目前房地产市场基本呈持续健康发展态势,但也出现了局部房价上涨过快、投资过热等问题,已引发了新一轮的房地产过热。主要表现在:
房地产投资增长过猛
近年来房价连年上涨,吸引大量资本的涌入,导致房地产业的投资几乎是以大爆炸的方式急剧增长。1998~2003年每年投资增长的环比分别为13.7%、13.5%、21.5%、27.3%、21.9%和32.5%,平均年增幅为21.7%。2004年第一季度固定投资增长过快,尤其是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投资增长高达41%。
房地产供求结构严重失衡
目前我国各地高收入家庭只占极小的部分(约占10%),而中低收入家庭才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各地应该多开发建设低价位的经济适用住房才能满足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需要。但是现实情况是供给结构暂时性失衡,集中表现在高档房、花园别墅过多,中低价住房、非凡是动迁用房短缺,导致住房平均价格上涨过快。
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
商品住房价格与家庭收入的比例,是居民支付能力的标志。房价收入的比值越小,居民买房能力越强。上海2001-2003年商品房价格平均涨幅分别为1.8%、
8.2%、24.2%,呈一路上升态势,三年涨幅累计达到34.2%,成为房价增长最快的省市,这一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上海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
房地产贷款比重过高
房地产融资渠道单一,对银行依靠度过高。银行由于有实物抵押认为房地产抵押贷款是非常安全的,从而增加贷款额度。在这种机制作用下,银行贷款余额中30%以上的贷款都流向了房地产领域。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金融风险会相应增加,甚至会引起巨大的金融危机。
房地产企业盲目圈地
自2001年以来,各路开发商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布满着预期希望,于是一股规模巨大、声势不小的征地运动正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掀起。
房地产投资客增多
近年来城市居民的收入大幅增长,而投资渠道却十分狭窄。为了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收益,许多投资者纷纷将目光投向房地产市场,导致虚假的需求现象。由于开发投资量和竣工面积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商品房销售的增长,使我国商品房空置面积大幅度增加,空置面积增长幅度为9.2%。至2004年9月全国空置房面积增加到1.25亿平方米,空置率估计为26%,已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10%~15%的警戒线。
理性看待目前的宏观调控
理性看待调控的力度
回顾这些年房地产业发展的历程,我国房地产业经历了两次房地产过热的调控,其中,1993年大规模的对局部地区“过热”的宏观调控。90年代房地产增长是在一个房地产投资与消费的低潮期起步的,过高的投资没有消费市场的支撑,而现在的房地产投资增长是在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水平上,有较高的住房需求的基础;90年代房地产投资增长是以国有资产,非凡是财政资金与银行贷款投资为主的增长和以国有资金为主的消费,而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是以非国有投资为主和以个人消费为主的市场。所以,当前宏观调控的市场背景与以前的调控有着根本的不同,不会采用一刀切的行政干预办法,企业不必对市场发展丧失信心。
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调控手段日趋成熟,经济运行趋于平稳。宏观调控的手段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没有采取紧急刹车政策,而是从土地、金融政策上加以调控。从已经出台的政策看,绝大部分的政策还是采用经济的手段、市场的手段,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房地产造成致命的伤害,只会使它健康发展。
理性看待调控政策的效应
2003年至今调控政策不断出台。2003年2月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3月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5月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6月121号文件和8月18号文件,9月实行第一部《物业治理条例》。2004年4月25日实行差别预备金率,并上调存款预备金率0.5个百分点,4月底,国务院下发通知,将房地产业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从20%提高到35%以上。同时地方政府从加大土地市场调控、优化住房供给结构、完善市场交易法规、建立预警预告机制、健全住房保障体系等五大配套措施调控房地产市场。
土地政策的效应分析国土资源部的11号令、国务院的45号文,是清理整顿土地市场的一个武器。经营型土地的招标、拍卖和挂牌方式供给使得土地的实际供给者变成了市或者县单一主体,这样政府可主动介入市场,控制总量与供给结构,能够避免开发商盲目储备土地,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从而提升对土地的调控能力。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更加稳定,波动会更小。同时,开发商获得土地的方式以及过程都更为简单明了,获得土地的环节也减少了,有利于土地获得的价格的稳定或者稳中有升。土地供给的市场化程度会有比较大的提高,各路开发商能够以公平竞争方式获得土地,偶然性的暴利机会减少,有利于促进整个行业平均利润的形成和防止盲目追求效益的投资过度。
金融政策的效应分析从2003年121号文件到国务院出台提高资本金政策的一系列金融调控措施,首先有利于通过利率、贷款期限、贷款投放时间和规模等信贷政策,使房地产信用规模保持合理水平和内部结构。其次有利于规范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业务,对防范金融风险有积极的影响;同时大幅度提高开发商自有资金比率,有利于降低房地产市场的供给风险。再次,央行房贷政策要求严格控制土地储备贷款的发放,就是通过金融杠杆作用平衡土地的需求量,同时,又是在理顺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的关系。最后,央行紧缩银根政策,避免资金过量涌入,避免企业超负债能力超计划规模的开发项目,避免借用信贷资金进行商品房投机买卖行为的大量出现。这些都更加有利于整个市场的调整,使市场更加规范,更加稳定。
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政府土地、金融调控措施必将对房地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有:调控政策规范市场,有助于为房地产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调控措施将带来的资金压力,非凡是中小开发企业濒临困境,将迫使一些开发企业转变开发方向和开发计划。同时,调控势必有可能把更多的投机性开发商逐出市场,企业将回归理性和本分。调控措施将有助于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在此过程中实力较弱、企图投机的开发商将会面临较大压力甚至被淘汰出局。经过优胜劣汰后生存下来的,必将是优质企业,其抗风险能力也将大为提高。调控措施在限制高档住房和商业用房消费的同时,中低价住房消费由于事实上的提高预售门槛,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部分消费者可能从原来的持币购房变为对价格下降产生预期,持币观望、延迟购房,削弱市场的活力和动力,必将影响房地产企业市场发展的信心。
房地产企业应对宏观调控政策的策略
正确看待房地产业的发展前景
正确看待房地产市场需求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由实实在在的需求所支撑的。从今后的发展来看,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翻,即每年平均增长7%以上。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对房地产的大量需求。房地产需求将保持稳定、旺盛的状态,主要包括提高居住水平需求、城市化需求、旧区改造拆迁需求、外来购房需求四个方面。例如,根据上海的需求分析,每年商品住宅的需求达到2000万平方米。按此要求,房地产业在这20年里必须持续地以高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向前发展。
正确看待房地产企业利润房地产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房地产资金利润率水平,一般应当为社会平均利润率。虽然房地产企业资金投入量大、周期长、环节多、风险也较高,在正常操作情况下,房地产利润率稍高一些,也应视为正常。但它归根到底会受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制约。随着土地供给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房地产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房地产开发获得暴利的时代总体上已过去,平均利润的时代已经到来。
房地产企业应对调控政策的策略
投资决策理性化投资规模理性化,不可盲目做大。根据企业自身的资金实力,认真进行市场调研,正确进行目标市场定位,合理安排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理性化。认真接受政府指导,吃准市场趋向,适应中低收入者需求,多开发中低价位住房。投资领域理性化,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用地的拓展和全面整理。土地开发、土地拓展、土地整理,在地产业上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领域。投资区域多样化,不要盲目集中城区。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建设,对于房地产企业是一个可开拓的新市场。
经营治理科学化治理出效率,要求开发商练好内功,做好自己的产品。练内功主要着重大力提高治理人员素质,努力提高资金经营效率,合理安排建设周期。
注重品牌战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市场行为往往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负责,遵纪守法,照章纳税,以规范的市场行为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从而赢得市场。房地产业已进入品牌竞争的时代。在品牌创业阶段,竞争的重心以从单个楼盘间的较量,变成企业间实力的比拼。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更是一个整体概念,除有形产品外,还包括附加产品,即消费者购房所得到的附加服务和附加利益。只有那些具有品牌优势并且经验丰富的房地产企业,才会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多元化融资渠道银根收紧和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门槛提高,无疑对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打击和影响最大。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转向寻求其它融资途径,运用兼并重组、联合、股东置换、利用民间资本或外资参股等形式资本运作,盘活现有资产,做大做强房地产开发企业,为新一轮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断创新产品与服务单位和家庭由于经济实力的不同而对房地产包括住宅具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消费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因此适应不同层次人的要求,适应不同层次人水平提高了以后对住房的需求,就要求房地产企业不断推出的新产品、新形态、新种类,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只要有变化就是新的卖点,就可以推动房地产开发向一个新层次、新的高度发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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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通说认为,宏观调控的方式与手段有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而对于三者的关系,笔者比较认同杨紫教授的观点,既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重要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一般都会采取法律的形式,以法律为依据,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法律为形式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也就是法律手段。
本此宏观调控的一大特色在于越来越多的经济手段替代了以往某些时刻不得不采取的行政手段,“新八条”明确将税收、金融等经济手段作为主攻措施,央行、财政部、税务总局、银监会也是直接参与进了调控的阵线。这是在宏观调控的属性之一――“间接性”在指引下所必然发生的一种调整,“看不见的手”才是宏观调控的第一选择。
二、我国的特有的调控手段――“土地政策”与其他手段的配合
我国宏观调控最富有特色之处是调控手段中土地政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土地所有制的公有性质决定的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独特优势,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我国土地公有制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农地严格非农化、建设用地统一供应,使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土地供应总量、土地用途管制等途径,达到抑制或鼓励市场需求,有效地引导投资总量和结构,实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标。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土地需求增长迅速,经济发展面临土地资源短缺的约束,土地有效供给对经济发展作用明显。
在房地产业务的运作中,土地的基础性地位毫无疑问,所以,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土地政策也相应的拥有不能忽视的使用空间。但是,土地政策并非十全十美,由于中间环节的繁多,它的时滞性比其他调控手段更为严重。因此,要想充分利用土地政策又要讲求实效必须注意提高预见性并重视其与其他政策的配合使用,主要是与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
1.与金融政策的配合
决定房地产供应量和供应速度有两大因素:土地供应状况和资金供应状况,对应的就是在调控过程中应强化土地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配合。
本次调控中个人住房信贷政策部分的核心就是从调控需求入手,引导社会对未来房地产价格形成较合理的预期,抑制投机性需求,保护自营性购房。其传导过程可以描述为以下两大途径: 一方面,由于首付款提高,部分原计划购房的人会因首付款不足而延迟住房消费、部分投资者和投机者会因首付款增加而减少购房套数会购房面积,从而导致住房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提高,贷款成本增加、投资收益降低,投资者和投机者的住房需求会得到抑制。更重要的是,取消优惠利率可以使得部分投机者因预期收益下降而主动放弃投资计划,住房需求下降无疑有助于控制房价上涨。
另外,本次调控强调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销售行为,其中针对的一大现象就是“保租销售”, 这种销售方式实质上是房地产行业大规模的非法集资,已经与销售房产没有关系了,房产的价格也再不受市场需求的约束,很大一部分风险被转嫁到了金融机构的身上,给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都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角度出发,这一现象将被切实整顿。
2.与税收政策的配合
税收不仅是国家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筹集财政资金的主要渠道,更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国家通过税种、税率等税收手段,对社会经济流向起着导引作用。对哪种产业免征税或减税,意味着国家鼓励该产业,反之则意味着国家抑制或放缓该产业的发展,这是一种非常敏感的经济杠杆。
“新八条”第五条规定运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特别要加大对房地产交易行为的调节力度。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建设部于2005年5月27日发文《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部署个人住房管业税问题,物业税的开征试点工作也正在酝酿之中,种种迹象表明,税收政策业已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另一不可或缺之手段。
3.与价格政策的配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主要通过市场而形成。价格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价值波动。如果价格非因供求原因而过分偏离价值,或因价格垄断出现暴利,或因任意低价竞销、倾销而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必然破坏市场机制。作为反映和调节国家价格总水平的价格管理关系也必然的成为了此次宏观调控的对象。
“新八条”规定加强对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调控,保证中低价位、中小户型住房的有效供应,经济适用住房价格要严格实行政府指导价。
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使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难以控制
中央银行是最后的贷款人,承担着维持系统流动性、确保银行偿付能力的基本职能。因此,中央银行不能拒绝为提交给它的合法票据贴现,如果它这样做了,即如果它为每天或每周打算贴现的票据确定了一个固定的数量限制,中央银行就不能履行其作为银行系统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而这一职能对于确保清算银行不致因缺少流动性而丧失偿付能力是极为重要的。正因为货币当局不愿接受银行系统崩溃的灾难性后果,在信贷货币经济中,货币供给就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当然,所谓的不能拒绝,并不是无权拒绝,而是中央银行虑及灾难性的后果的不敢拒绝或不愿拒绝。由此也决定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货币供给内生性强的原因有很多,总的来说与我国当前体制关系最为密切,另外支付习惯、文化传统等同样对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有影响。具体来说,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管理方式,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及我国严格的外汇统一结汇制度是造成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最主要原因。由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意味着基础货币供给量取决于微观主体对货币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中央银行的意愿。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自行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中诸多因素,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水平决定的,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根据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量投放货币。
当然,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正在处于转轨过程之中,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也是存在的,应该讲目前中国的货币供给既有外生性的一面,也有内生性的一面,但内生性显然更强一些。基于此,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央行就很难掌控,利用市场手段实现目标的难度比较大,不切实际地提高或降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都有一定的困难。
二、准备金率调整的影响力不能高估
总体上看,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和金融的特点,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需要充分发挥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作用。这是由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现状所决定的。近年来我国外汇占款大幅度上升,需要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对流动性加以冻结。从金融体系现状看,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较高而资本充足率偏低,有必要强化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风险防范作用。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也被认为是最猛烈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从1984年我国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20年内仅调整过6次。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定程度上可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但仅仅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也是很难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对其影响力也不宜高估。其原因在于:
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那样,从银行角度的分析,往往是先贷款后准备,而不是相反。从名义上看,银行贷款受准备约束,而实际不然。由于银行准备通常不成问题(系统内不存在流动性问题),在银行看来,信贷需求和银行利润始终是第一位的,准备是第二位的。关于法定准备,许多学者认为构成银行扩张约束。从名义上看确有影响,但基于央行对系统内准备需求的适应性分析,可知这一准备调控的实质作用在于影响利率成本而不是信贷数量。因而,银行总是能够根据需求和预期收益,供给信贷,先贷款后寻求准备。
因此,只要商业银行认为借贷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收益,市场又有比较强烈的需求的话,调整存款准备金的影响力就会下降。从目前情况看,尽管一些行业从长远看存在着重复建设的现象,其长期收益如何也值得商榷,但短期利益较好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样,在目前这种考核体系下,存款准备金率变动的影响力就会打折扣。
三、贷款增长控制难度比较大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开始收效并不明显,其原因在于:
一是商业银行利益驱动,目前,商业银行对利差非常敏感,利差及由此产生的借贷收益仍是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有研究表明,在存款利率不变的条件下,贷款利率向均衡水平每移动一个百分点,贷款增长将提高3个百分点。利差较大,成了国内商业银行信贷扩张最大的冲动。这也是从2002年下半年以来,国内银行信贷为什么能够迅速从惜贷转向信贷快速扩张的内在原因之一。
二是由于中国一直处于低利息状态下,而实体经济一些热门行业的投资回报则要高于利息好几倍。如钢铁,2003年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达12%,高的则有22%,房地产会更高,但一年期存款利率不到2个百分点。由于利息低,企业使用贷款的成本就会低,企业就会有借贷、扩张投资规模的冲动。
三是由于不良贷款率考核机制的不健全,商业银行放贷具有积极性。比如2003年末,某市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比比年初下降7.52个百分点,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下降的两个指标变化不同步,一方面不良贷款占比呈逐月下降趋势,月均下降0.6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不良贷款余额则呈季中增加、季末月份减少的“特征”,尤其年末一次性处置效应更为明显。从其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比下降的因素分析,贷款余额的大幅度增加,即所谓“分母效应”的作用约占67%。
可见,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手段,在目前的机制下,是很难有效控制贷款增长的。
正因为如此,有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当前部分行业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录》。直接调控开始发力。无疑,在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行政力量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有效的。但是,直接调控产生的不良反应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力度把握难度很大,很容易过度,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
四、价格型工具运用受到一定的约束
当前我国既存在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也存在流动性吸收和外汇管制等数量型工具。长期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偏重于使用数量型工具,而较少运用价格型工具。这一方面涉及政策偏好的问题,反映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所留下的烙印。中央计划经济强调的是数量调控,当供求不平衡时,常通过数量型指标来提高供给或者限制需求。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在有通货膨胀压力时,倾向于采用收紧流动性等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在被选择的次序上往往被排在数量型工具之后。另一方面也有传导机制的问题,即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在发达国家极为有效的价格型工具在我国却存在不大敏感的现象。这其中以利率最为代表但考虑到当前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已成既定事实,故此仅作为条件。
迄今为止,国有企业依然是我国银行信贷资金的最主要使用者。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在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依然未尽完善,其行为的非市场化倾向依然十分突出,预算约束软化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基于此,他们的经济行为仍然是缺乏利率弹性的。即,在可得性和成本这两大决定筹资行为的最主要因素中,国企通常会将可得性置于首位,而忽视利率水平的高低。他们经常并不因为应利率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借贷行为,从而使得利率之调整资源配置的功能难以正常发挥。不仅如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依然是不可忽视的信贷资金需求者。各级政府之所以需要资金,过去较多是以所有者的身份出面,为的是投资办厂,兴办国有企业;现在则更多地是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运筹资金,在辖区内投资诸如桥梁、道路、市政等各种基础设施,甚至还可能是为兴办“形象工程”。然而,身份不同,结果则一:只要政府介入资金配置过程,他们的行为就如同国企一样,首先关注的也是资金的可得性,对资金的成本则考虑甚少。或者,换一种说法,只要公共财政的框架没有确立,各级政府对信贷资金的渴求依然强烈。同时,由于机制的不健全和信用的缺失,企业有不还贷的意愿。国外评估机构标准普尔估计表明,中国的不良贷款率远大于国内有关部门的估计。而且,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剥离一次又一次,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仍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大家都希望从银行获得贷款,都希望从银行借到钱之后可以不还。鉴于不少企业有获得银行之钱不一定想还的心态,贷款利率的高低对企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利率的变化对它们的行为没有多少激励与约束之功效。而且,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没有完成之前,国有银行无法建立起利润最大化的机制。这样,在中国金融市场价格基本上被扭曲的情况下,银行利息的调整所产生的效果也就可能会不那样明显。
可见,尽管利率等价格型工具的作用随着市场进程的推进会越来越大,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但确实面临一定的约束。
五、结构问题突出,货币政策难以独力完成调控意图
由于转轨经济的复杂性,央行政策的宏观调控意图在尽可能的精确性上似乎已力不从心。其基本原因是中国经济仍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东部与西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热行业与冷行业之间的差异很大,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贷款增长的力量又难以遏制,因此央行的总量政策并不能完全包揽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
丛明(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北京100017)
〔收稿日期〕1999-11-29〔作者简介〕丛明(1954-)男,北京人,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现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副司长。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政策及其理论。
【摘要】2000年是世纪交替之年,经济工作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当前经济形势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685(2000)01-0022-05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为7%左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但仍然要付出艰巨的努力。对此,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着重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关系。
(一)既要坚持扩大内需,又要加大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力度
扩大内需的核心是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经济总量。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结构不合理因素的制约,如果不调整结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上去。调整结构,不能是短期的、局部性的调整,而必须是中长期的、战略性的调整;不仅要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而且要调整地区结构,加快西部大开发,这是关系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结构调整要取得成效,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能再走低水平建设的老路。应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坚决淘汰落后的、重复的生产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和企业,对传统产业进行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更新,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处理好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实际上是处理好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二者是不矛盾的。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拉动力,就是扩大投资需求。这两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国债投资为主导,重点投向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领域,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是为了促进发展,增加经济总量,但同时也是调整结构的过程,是科技进步的过程。我们要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在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求得更好的发展。
(二)既要坚持政府投入,又要努力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
坚持政府投入,是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启动以前的必然选择。但是,政府投入数量是有限的,要受制于国家财力的制约,而近几年国家财政状况总体上比较困难,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增加发行21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等项建设。政府的这笔投入,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比,数量要少得多。启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要靠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正常回升,不能只靠政府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否则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经济增长也不能持久。所以,政府投入的着力点,是要努力引导和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政府投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贴息、参股、合资、补贴、担保等方式,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例如:1999年下半年国家增发600亿元国债,其中150亿元用于企业技改项目的贴息和补充相应的资本金,以此带动银行贷款1500多亿元,使社会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2000年要继续落实已经出台的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政策,要通过实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并结合出台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努力扩大城乡居民消费。
(3)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和发展,又要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
2000年要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和实现科技进步,立足点是要保持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坚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但是,要取得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动力。2000年各项改革已处于攻坚阶段。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三年改革脱困和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只有国有企业搞好了,效益上来了,才能为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加快改革和发展,使社会稳定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改革和发展,最终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因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因结构调整、企业改革、机构改革的深化,使下岗、失业现象增加;因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竞争加剧,一些人的习俗、观念适应不了环境变化的需要;等等,如果处理不慎,极易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社会不稳定,改革和发展将一事无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顺利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三者相互协调和统一。
三、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2000年经济工作任务涉及方方面面,非常艰巨而又重要。但基本着眼点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并在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上,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同时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从这个基点出发,2000年经济工作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连续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显著的。由于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有效遏制的矛盾仍很突出,在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启动以前,为了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坚持实施行之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其力度。现在银行资金充裕、存贷差达1.2万亿元,生产能力充足、近1/3的生产潜力未能发挥出来,劳动力丰富,面对钱多、物多、人多的因素,应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这些资源就会白白浪费掉。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对资源利用具有见效快、导向作用大、宏观配置合理的特点,通过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动用部分社会储蓄资金,将相对过剩的人、财、物资源利用起来,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000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仍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形式,双管齐下,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进一步扩大投资和继续落实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来扩大消费支出;同时要运用好税收政策,包括实行必要的减免税政策,通过适当减少财政收入的形式,进一步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样,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人担心,会不会引发财政风险?据初步测算,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按国际通行口径,包括为弥补债务利息支出而形成的赤字,下同)和债务余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15%和9.9%;1999年约为2.80%和12.0%;预计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与上年大体持平,仍控制在3%的警戒线以内,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4.0%,仍明显低于60%的警戒线。我国发行国债尚有一定的空间。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风险,关键在于能否管好用好国债资金。只要国债资金能够发挥好的效益,促进经济较快的发展,就能够为偿还债务创造有利条件,不会引发财政风险,也不会给后人留下债务包袱。近一两年,财政税收每年增收超过1000亿元,其中就包含了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增收效应,国债投入已经出现良性循环的效果。
(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在当前经济偏冷的情况下,要采取相应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使社会资金得以充分利用。如果仅仅财政政策是扩张的,而没有货币政策的相应配合,就难以充分调动社会资金来支持经济发展,进而会减弱整个宏观调控的效果。例如:将国债资金投入具有一定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取贴息方式投入企业的技术改造等,都需要大量的银行贷款与之相配套,如果银行配套贷款跟不上,就会影响整个国债投入的效果。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是要保证国债资金配套贷款的及时投入;二是要满足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需要;三是要支持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四是要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促进商业银行扩大贷款,同时对有困难但需要扶持的中小金融机构,给予再贷款支持;五是要大力开展住房、教育、汽车以及大件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消费信贷业务;六是要发展资本市场,积极开拓直接融资渠道。总之,要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必要增长。只要积极财政政策不出现风险,实行相应的货币政策也不会有风险。金融业要正确处理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在改善金融服务的同时,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健全银行内控机制和银行监管机制,完善金融法制。
(三)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0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一年,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要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进程,着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创造条件。”
2000年要重点做好以下一些工作:(1)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工业结构调整。继续压缩纺织、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机电、轻工等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坚决淘汰那些技术落后、资源浪费、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的企业。不断优化工业结构,缓解重复建设压力,增强企业活力。(2)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继续拨出一部分国债资金用于企业技术改造的贴息贷款。对于技术改造所需先进设备的进口,国家可适当提供外汇、免税等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行业等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3)实行债权转股权。对一些有特别困难、但有一定发展前景的国有企业,实行债权转股权。逐步解决企业资本金不足、资产负债率高的问题,同时盘活银行的不良资产。(4)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使更多的经济效益较好、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上市,增加企业的资本金。选择一批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配售部分国有股来筹集资金。一些资信好、实力雄厚的特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可在境内外发行企业债券,进行滚动发展。(5)实施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实行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外,积极发展具有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处理好“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代会)和“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强化内部管理,实行企业会计外派制度,完善企业在经营、用人、分配等方面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关键词]宏观调控;房地产;有效性;措施
[中图分类号]F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39-02
一、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分析
1.房地产开发投资直线上升。自2002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进入了热潮,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直线上升。200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1.9%,2003年达到29.7%。在国家有关部门实行紧缩的土地政策和金融政策下,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对市场前景判断不明等问题放低了对房地产的开发速度,从2004年开始呈现下滑趋势,2004、2005和2006年分别降到了28.1%、19.8%和21.8%,但是从2007年开始又迅速上涨,增长率达到30.2%,达到近6年的最高峰(见表1)。这也说明政府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宏观调控中是取得一定的成效的,但是由于市场的变幻莫测,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长期的抑制。
2.房价依然在高位徘徊。2005年“国八条”、“新八条”等一系列宏观调控组合拳使房地产市场“虚火”消退了不少,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同比明显回落,但许多地区的房价仍快速上涨。调控政策不仅没有解决需求的问题,反倒一定程度上让供给受到了抑制,国内房价依旧高烧不退。2006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猛烈、最严厉的政策调控,但国内大部分城市房价上涨的趋势并没有明显改变其运行轨迹,一些大城市的房价还创下了历史新高。进入2007年,全国房价涨幅达到15.7%,平均房价上升到3895.26元/平方米。房价非理性快速上涨,特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涨幅惊人,直逼美国纽约等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房价,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水平是十分不相称的,而且中小城市的房价也开始远远超过社会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见表1)
二、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收效甚微的原因分析
1.我国房地产市场本身存在的问题。(1)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垄断特征。导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势与调控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虽然表面上看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但其一个重要根源是垄断所致。我国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由国家垄断。但土地市场采取的竞价机制与我国土地市场的垄断结构是不相匹配的。土地市场引入竞价机制的初衷是为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消除寻租问题,但竞价拍卖机制适用于竞争性市场,而垄断性市场则需要价格管制。采用拍卖制度,只会通过竞价机制为垄断供给的土地形成高价,并不断地把地价推向新高。这些年调控房地产业的政策并没有触及垄断这个根本,因此,单一调节供需对抑制持续上涨的房价可能很难奏效。(2)房地产供求结构的不均衡。反思近几年房地产价格调控越调越高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现实:政府手中用以调控房地产需求的房源太少。在住房商品化和住房需求旺盛的情况下,房价上涨是必然的,而由于政府手中掌握的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在内的住房资源的数量、比例太少,所以当政府想调控过高过快上涨的房价时,无法用大量供给来满足旺盛的需求,因此很难使跟着需求上涨的房价调下来。
2.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的问题。(1)宏观调控目标的模糊性和摇摆性。中国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目标有两个,一是保持房地产投资的合理增长和房地产价格的平稳发展,二是保障居民基本住房需求。但这两重目标本身是冲突的。由于房地产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和地方政府利益高度关联,在效率目标和经济增长战略导向下,政府很可能采取各种手段推动、维持、延长房地产业的短期增长,而忽略了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既要防止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也要防止过快过猛下降”这种貌似中立的观点,实际上降低了人们对未来房价可能下跌的预期,最终导致房价逆调控持续暴涨趋势,其实质是暴露了宏观调控目标的模糊性和摇摆性。(2)房地产宏观调控流于形式。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集中在资金、土地、房地产法规的执法等三个方面。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完全步入正轨,每一次政策出台,就会出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非合作博弈,地方政府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认为宏观调控是中央考虑的,落后需要发展是地方的责任。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的支柱产业发展好了是政策发挥了效用,出现风险(如金融风险)则由中央承担。这种高收益与低成本成了地方政府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原动力,如此博弈的结果往往使房地产宏观调控只是流于形式。(3)房地产宏观调控机制不成熟。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成功运作不仅有赖于多种方式和手段的有机配合与合理运用,而且要求房地产管理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和领域管理措施的配合与协调。然而,在我国对房地产最为重要的金融、房地产企业、土地、地方政府等多个环节脱节,在日常运行中各自为政。显然,当出现危机时,仅靠一家单位牵头或由几家单位联合发文、出通知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效果不佳。
3.调控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1)对购房者的效应。房地产调控政策一直未伤及“房地产投机”的肋骨。抑制住宅需求增长的政策如二手房交易过程中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二税齐征”的初衷是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但由于我国存在大量刚性的自住性购房需求,在住房供需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这些税负最终还是由卖房人转嫁到购房人身上,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房价上涨。央行连续加息的目的之一是抑制投机性的购房需求,但对资金实力雄厚的投机者而言,与买卖差价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相比,加息根本不足以抑制他们投机房产的热情。对于自住性购房需求的购房者而言,由于房子是必需生活消费品,利息再高也不得不买房。因此,加息不仅没有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却进一步加重了自住性购房需求者的资金负担。(2)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效应。利率的调整将会引起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成本等财务成本的增加。由于房地产位置的固定性,房地产市场也必然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各个地区无论从市场发育程度、供求状况、价格水平来看差异都很大。因此调控手段对不同区域的开发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对于房地产泡沫严重的发达地区来说,房地产业的高额利润,使得利率的调整对其房地产商效果甚微。
三、增强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有效性的措施
1.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满足普通居民购房需求。政府应该承担起保障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责任,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一是根据低收入居民的支付能力,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对低保人群实施廉租房政策,为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房。二是建立住房保障基金,解决资金来源。三是建立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档案和分配制度,并跟踪了解和及时调整,根据实际需求安排住房投资和住房分配,做到应保尽保。同时,政府要给予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住房建设一定的政策支持,按照需求增加普通住房的供给,并制定普通住房定向销售细则,在分配、房贷利率、首付比例以及公积金贷款使用方面给予优惠,满足普通居民购房需求,降低购房成本。
2.增加住房用地供应。我国紧缩住房土地供应是导致近几年房价高涨的一大因素。因此,为减轻城市住房的供需矛盾,应适度放开土地供应,由“从严紧缩”改为“有限制地放开”。这就需要对我国当前的土地供应计划进行一定的调整。建议今后在土地供应计划中,将各类用地供给的计划分开,单独制定新增住房用地的计划。同时,在合理规划房屋拆迁面积的基础上,制定住房用地的供给计划。这样,一方面可减少城市其他建设挤占新增的住房用地,另一方面可保证住房用地的供求基本平衡。尤其应增加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应,减少对高档住宅和商业房产的土地供应,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普通住宅供不应求导致房价高涨的局面。
3.进一步释放二手房源。在调整住房结构中,不仅要新增房屋,还要进一步释放二手房源。这是当前抑制房价见效最快的措施。我国目前对二手房交易课以重税,加重了二手房的交易成本,阻碍了二手房的顺利流通。因此,在当前住房供应紧缺的情况下,急需降低二手房交易中的税负,以便增加二手房在市场中的投放量,进一步增加住房供应。这样不仅有利于调整整个住房的供给结构,而且有利于住房梯度结构的形成。
4.调动地方政府落实调控政策的积极性。为地方政府认真落实调控措施创造制度条件。一是改革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减弱GDP增长的影响。二是改革、完善分税制度,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对称。三是改革土地收益制度,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
5.开征物业税。物业税在国外一些国家早已实行。开征物业税一方面可较大幅度地降低商品房的价格,另一方面可通过增加大户型及多套房屋所有者的供房成本,引导住房的合理需求,并迫使多套房屋的持有者不得不抛售二手房屋,从而进一步增加住房的供应。
参考文献:
[1]余凯.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长效机制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4).
[2]张国良.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措施的有效性分析[J].中国市场.2006,(48).
关键词: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优化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12-0000-01
发展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符合我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国策,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企业、国家以及公众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其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为循环经济提供的是制度上的支撑,是循环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支持。本文从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当前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强调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废弃物的最少排放,是各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许多国家利用财政、税收、法律等手段大力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建立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重要意义。首先,发展循环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形势。经济的发展是以资源消耗为支撑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这种自杀式的发展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严峻的资源形势,我们面临的生态建设任务因环境压力在不断地加大,这些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生存的大问题。
我国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有:有限性、强化性、弥补性、调节性与控制性。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设计原则有:针对性、可执行性、可持续性、涉及内容的广泛性以及政策目标的层次性等。
二、我国当前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的问题
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区域经济政策等,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说明一下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的问题。
财政政策方面的局限性。在当前的财政政策中的确有不少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规定,主要涉及是三类,按执行部门的不同进行划分,由综合管理部门执行的政策、由产业部门执行的政策以及由环保部门执行的政策。政策看起来是很多,但是真正的财政支出并没有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不能支撑企业的发展。税收政策的不合理也没有对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这是当前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金融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虽然国家为了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已经将循环经济列入国债投资重点,以支持资源能源项目和循环经济技术支撑项目。但是,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依然面临严重的筹资问题。国家并没有具体的支持循环经济的信贷优惠政策,另外,银行迫于绩效为高能耗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加重了资源和环境形势。
产业政策方面的局限性。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和资源的重要性以及我们面临的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形势,在产业政策上也正在给予资源和环境更多的关注。虽然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想合理化的方向转变,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我国的产业结构依然是不合理的,依然是以高能耗的重工业、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的比重久久得不到提高,这就导致了环境和资源问题,产业政策对循环经济的倡导的力度明显不够,另外,循环经济的产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是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区域经济政策方面的局限性。区域经济政策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目前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区域政策制定方面几乎是空白。应该根据区域能源状况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符合该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如何完善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从整个社会层面上看,要建立健全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给予循环经济支持,同时倡导与循环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消费、流通等理念;制定专门的指导循环经济发展的规划,明确重点和目标,重点整合高能耗的行业;建立宏观调控政策咨询、社会服务、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转变政府职能,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建立循环经济的行业标准,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进行各项指标的考核,进行合理评价,确保循环经济各个环节的良好发展。
从区域层面上看,建立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并进行整体规划与设计,完善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园区企业的合作,合理划分上下游,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促进产业集群,建立科学合理的产业链,根据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状况等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改造,促进循环经济和产业链条的形成和发展;建立循环型城市社区,进行科学合理的城市整体规划,对小区废弃物进行处理,提高循环利用率,倡导绿色的生产、消费理念,培养循环经济意识。
从企业层面上就上看,建立与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政策、责任延伸政策、产品回收利用政策以及创建与循环经济相适应的企业文化等等,总之,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企业应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总结
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是指政府机构为推进资源的优化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依法制定的激励和约束政府、企业、居民行为的一系列准则。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分为不同的层次,各个层次之间彼此关联、彼此协调、彼此促进,共同推动着我国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建立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能够有效地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其次,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在循环经济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地区、一些企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还存在不足,使得循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困难,因此,需要国家以政策的形式对企业行为加以引导,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肖明辉,彭亮.完善我国循环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01(04):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