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0 14:54:2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侗族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是采用了大量的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众多优秀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这些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成为我国民族动画创作题材的宝藏。取材于大型神话小说《西游记》的动画片有《铁扇公主》《大闹天宫》等。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是万氏兄弟所创，其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造型艺术特点，赋予孙悟空、铁扇公主和猪八戒等角色以鲜明的个性，故事生动曲折，深受青少年观众的喜爱。《大闹天宫》是中国民族动画的经典之作，歌颂了主人公不畏强权、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动画《宝莲灯》来自民间传说，讲述了沉香救母的故事，也是神话与童话相结合的民族题材。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大片《哪吒闹海》取材于神话小说《封神演义》，歌颂了少年英雄哪吒与恶势力进行较量的英勇气魄。这些神话故事都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另外，取材于壮族民间故事的动画《一幅壮锦》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还有改编自傣族的民间叙事长诗《召树屯》的木偶片《孔雀公主》等，这些动画片都反映了劳动人民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
二是采用寓言故事和成语。我国的寓言故事和童话寓意深刻、发人深思，故事短小精悍、生动形象，而动画以幽默诙谐的故事、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对观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以丰富的哲理教育人们热爱真善美。如，取材于寓言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动画《鹬蚌相争》，教育人们不能同室操戈，让敌人得利；动画《三个和尚》讽刺了自私自利的思想；还有根据其他少数民族民间神话和寓言故事题材改编的动画，如《阿凡提的故事》《马头琴的故事》《蝴蝶泉》《雕龙记》《火童》《一幅壮锦》等，这些民族题材的优秀动画片不仅展现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也向世人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同时也反映了少数民族的勤劳、智慧、勇敢。动画《滥竽充数》取材于我国成语故事，讽刺了那些不懂装懂的伪君子。三是取材于我国的童话故事。童话故事动画片以其拟人的表现手法，丰富的想象空间，构建了生动可爱的动物世界的情趣故事，吸引着青少年观众，其中蕴涵的思想教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经典 之作《小蝌蚪找妈妈》教育青少年如果认识不全面，好心也会办坏事；《好猫》教育儿童偷懒、不学本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拔萝卜》教育儿童团结就是力量；《孤独的小猪》教育孩子自私自利的思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过于重视思想教育，也导致我国一些儿童动画故事题材的程式化，动画内容生硬。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童话题材作品进行了大胆改革，增加了科学知识的内容，如反映蛀牙成因的《小红脸和小蓝脸》等。
二、中国民族动画艺术中表现形式的民族性
我国民族动画艺术在表现形式上采用了国画中的水墨表现形式、美术中的壁画形式和民间艺术中的剪纸、泥偶、木偶、布偶、皮影等艺术表现形式，这些艺术形式都具有独特的民族性。独树一帜的水墨艺术被运用于动画形式创作之中，使得水墨动画迥异于西方的动漫艺术，受到中外观众的喜爱。
1.水墨形式的动画
水墨动画具有中国水墨画的生动气韵、抒情格调和优美典雅的意境，尤其水墨那种空灵意境备受人们的青睐。如《小蝌蚪找妈妈》《牧笛》《鹿铃》《山水情》等一大批优秀的水墨动画，继承了传统水墨艺术的宁静淡泊、潇洒出世的至高境界，又糅合了现代动画艺术手法，使得画面气韵生动、意境清幽，人与物都表现得惟妙惟肖，赋予水墨动画以生命和灵动，产生了无穷的诗意之美和艺术魅力。这些采用水墨风格产生的动画片，运用水墨渲染、写意的特点，突出了笔墨平淡天真的艺术趣味，反映了中国朴素的自然观，蕴含着东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水墨动画打破了西方单线平涂的单一线条结构模式，大大丰富了动画艺术表现形式，也更好地体现了中国民族动画的民族性。中国水墨动画是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产生的一种妙用、活用的艺术形式，成为极具民族性的精神文化象征。艺术家运用变化多端的墨色晕染，创造着民族艺术的精灵。
2.剪纸、木偶、泥偶、布偶等艺术形式的动画
将我国博大精深的民间剪纸艺术运用于民族动画创作，也体现出中国动画艺术特有的民族性。剪纸动画运用剪纸艺术所表达出来的吉祥、幸福、和睦等多种美好愿望，以平面的镂雕作为人物造型的主要手段，再吸取民间皮影戏人物装配技法操作人物动作，制成平面关节纸偶，再进行动画技术制作。如动画《猪八戒吃西瓜》就运用了民间剪纸艺术和皮影艺术相结合的方法。还有剪纸动画如《渔童》《金色的海螺》《人参娃娃》《济公斗蟋蟀》《张飞审瓜》《桥》《猴子捞月》《南郭先生》《老鼠嫁女》《火童》《草人》《葫芦兄弟》《智斗乌鸦》《人参王国》等，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中国动画艺术家汲取传统剪纸艺术的优点，创立剪纸动画这一崭新的动画艺术形式，大大拓宽了动画表现空间，成为中国动画学派的一大亮点。借鉴民间艺术中的木偶、泥偶和布偶等艺术创作出来的动画片还有《阿凡提的故事》《神笔马良》《曹冲称象》《不射之射》《半夜鸡叫》等。动画《阿凡提的故事》中，阿凡提瘦高身材，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都刻画出人物的聪明机智和幽默。这些丰富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民族动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造型。三、中国民族动画声音设计体现出的民族性我国民族动画还特别注重声音设计中的民族性，动画声音设计包括动画音效、动画语言、动画音乐三个方面，完美的声音可以起到渲染气氛、传达情感、揭示人物性格等作用，为动画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尤其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使用对于动画作品的意境营造和思想感情的传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民族动画充分吸取了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和地方音乐的特点，使动画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如，动画《骄傲的将军》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戏曲音乐烘托场景气氛，将军在彷徨无助时，琵琶古曲《十面埋伏》响起，把将军在四面楚歌之下的心境体现得非常完美。水墨动画《牧笛》更是大量运用了悠扬的笛声贯穿于动画的始终。这部动画片出色地把音乐神韵与诗情画意结合起来，充分展现了中国民族风情和特有的意境之美。悠扬的笛声伴随着牧童遨游在山水之间，扬琴化作了潺潺溪流声，与婉转的小提琴声相映成趣。动画世界里的高山流水、杨柳堤岸、牧牛鸣蝉都一一渐入佳境。水墨动画《山水情》中也运用了传统音乐，把主题思想渲染得淋漓尽致，表现了主人公在自然山水中寻找那种至高无上的艺术境界以及对师傅的无限留恋，鲜明的民族音乐巧妙地注入动画，音画完美的结合，给观众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和余音缭绕之感。再如，《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两部动画都运用了我国传统的青铜打击乐器——编钟，浑厚的音色给动画片增添了无限的悲壮感，整个影片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哪吒闹海》中李靖弹奏的婉转悠扬的古琴声给该片增添了独特的民族韵味，传统民族音乐赋予了我国动画作品灵动的神韵，带给观众一种天籁般的艺术享受。《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主题歌融入了民歌元素，表现出骏马驰骋在草原时的随意与洒脱。《阿凡提的故事》的配乐也运用了民族乐器，呈现出新疆地区独特的风情，吸引了不少观众。音乐不仅能渲染气氛、揭示主题，更是动画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产动画电影中，动画艺术家充分挖掘民族音乐的精髓，创造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动画音乐作品。
三、结语
论文关键词：青少年；足球；文化素质；培根教育
一、前言
一个国家青少年足球的普及、竞赛、训练体系的完善程度与国家足球竞技水平有直接的关系。中国足球发展要从本国的现状出发，最主要的问题是做好青少年的培根教育，充分重视青少年运动员在足球兴趣和文化学习上的培养，使球员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和很强的领悟能力，进而逐步提高足球水平。金志扬教练曾执教过国家队、俱乐部队以及大学生队，对中国足球运动员的综合素质有清醒的认识：“年维泗、陈成达这一代的球员都是大学毕业，是大学生。我们这一代大部分是高中生，我的学生沈祥福是初中生毕业，而现代队这批球员连初中文化都不具备，”反映出中国当代球员的文化素质过低。在每年的球员转会市场上，摘牌后都有400～503名球员下岗，他们过早地接受职业化足球训练，从而在成年阶段失去了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同时缺少必要的9年义务教育和专业教育。中国足球在青少年的早期专业化违反科学的教育观。因此，体教结合，提高文化素质是今后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和发展之路。
二、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问卷调查及结果
通过对大连实德、山东鲁能等国内7家足球俱乐部的预备队l5—17岁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进行问卷式调查，反映出他们在培根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2.1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从事足球运动的经历(踢球时间、球龄、每天训练时问等)；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追求目标(国家队、球星、兴趣和爱好、金钱等)；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文学常识、自然常识、历史知识、时事新闻、电脑知识等)。
2.2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追求国家队和明星占95％，而兴趣和爱好只占1，2％，其它占3．8％；球龄在78年占87％，参加过全国U15、U17比赛、城市运动会的占83．6％，而文化素质方面电脑游戏知识得分最高。通过调查反映出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训体系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文化素质过低，成人化训练过早，足球普及度过窄，足球学校过滥；其中文化素质过低是影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调查中大多数球员是从小学直接进入足球学校或俱乐部预备队的，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没完成。
三、文化教育的培养是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首要目标
长期以来，足球界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也是老生常谈，即文化学习好就一定能帮助球员把球踢好吗?在世界足球发达国家和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发展是培养的首要内容。在德国13～l5岁的青少年培训中，学习是首位，其次才是训练；在法国的培训体制中，青少年足球主要对象是13—15岁的适龄儿童，他们不得离开自己的学校、家庭和俱乐部，必须随自己学校的课程完成国家教育部门规定的学习；对1517岁青少年培训分别在35个培训俱乐部进行，受训者加入俱乐部必须签订合同，保证在自己原来的学校继续学习。法国足协每年对俱乐部进行一次检查。监督他们完成规定的学业。
3．1文化学习是培养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基本条件
一支没有文化素质的青少年足球队是无法在培养和发展的道路上有较大的上升空问的。无论是健力宝青年队还是“超白金一代”的国青队、国奥队，在青少年时期由于身体素质和早期成人化训练，尽管成绩暂时领先，但在未来发展中由于受到机制和文化素质的限制而随之湮灭。200O年世青赛，中韩两个同样才华横溢的人才，经过3年时间的不同命运坎坷，朴智星已经在曼联队踢球，而曲波则在青岛队期待着能进入每场首发的阵容。在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青少年球员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教育义务，国家青年队直至国家队基本是从高中生和大学生中选的，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技、战术素养，尽管在青少年的比赛中与中国队不占上风，但到成年队比赛中以心理素质和技、战术素养每每在重大比赛中取胜，文化素质起重要作用。
3．2文化教育是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成长中的必须教育过程
9年义务教育是国家法律要求每名公民必须完成的教育过程，是青少年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接受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法律意识。在调查中发现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法律意识和文化知识匮乏，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只顾个人利益，包括对出国集训有抵触情绪，在国家队出工不出力等现象；沈阳青少年球员在街市中失手打死对方触犯法律以及个别青年球员参与假球、等现象从侧面反映出当代青少年球员的综合素质水平不高。
因此，体教结合将是中国足球乃至今后中国竞技体育的补充，是培养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的主要渠道；学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而目前过于泛滥的足球学校培养体系，无益于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在韩国的职业俱乐部不设预备队，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在于学校，由小学到中学直至大学，他们不仅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必修课程，在20岁时还要按国家的法律服兵役，这对青少年球员的综合素质培养是一个完备的过程，而职业俱乐部每年从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比赛中发现和选拔队员，提高了国家足球的整体素质，这是中国青少年足球管理机制必须改革的关键。
四、文化素质对提高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技战术水平起着重要作用
目前，世界足球运动具有高度社会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特点，其在所有运动项目中的显著地位和世界上的影响很大，并成为世界各国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目前还是一个“足球人口小国”，面对世界足球运动快速发展的形势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高的要求，根据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运用政策、行政和经济的管理手段，加大对青少年足球的宏观调控，促进青少年足球运动蓬勃有序地健康发展，为提高我国足球运动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4．1提高基层教练员的素质
到目前为止，我国经过C级培训的基层教练员只有2572人，绝大部分青少年业余球队教练员没有经过岗位培训，总体水较低，我国在青少年足球培养方面尚未形成系统、规模效益型发展体系。突出表现为，青少年训练指导思想不明确，训练方法、手段滞后，忽视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技术、心理、道德品质的培养，在竞赛、训练体系仍未摆脱注重比赛结果、看重比赛成绩的循环中，严重的急功近利思想导致青少年足球训练早期专业化、成人化。因此，足球从业者首先要提高文化素质，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目标以及各阶段发展特点有深刻的认识，把培养兴趣和技术作为青少年运动员训练的指导思想。日本和韩国足协每年都要派出大批教练员到世界足球先进国家，主要是近1——2年青少年足球发展进步较快的国家学习和交流，根据教练学习所带回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编写进足球教学大纲，这种教学与训练方式的目的在于培养青少年学习足球的兴趣和基本技术，打好基础，而不是通过比赛来取得成绩。
4．2文化素质是培养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提高技战术素养的基础
中国足协青少年部主任冯剑明在总结青少年足球过去一年的工作时指出：“国少队和国青队之所以取得去年的成绩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体能、身高和作风上的优势，而真正足球的精髓所在——技战术素养，却在他们身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运动员的运动寿命与文化修养程度是成正比的，道理很简单，读书太少的队员领悟能力低，在训练场上连教练很简单的意图都领会不了，当然不可能踢好球。当我们的年轻球员面对无论是米卢的“快乐足球”还是霍顿的先进足球理论都无法理解并在训练和比赛中贯彻，表现出中国足球运动员在文化素质方面的欠债。
欧洲足球运动员的成功是建立在良好的社会教育基础上的，他们所有的年轻球员在l5——l6岁前都是在业余俱乐部踢球，但没有错过基础教育；所在欧洲球员绝大部分都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在经过青少年时期的基础培训后，升到成年队时，在先进足球理念的指导下迅速成长，在比赛中表现出较高的足球技战术素养。而中国球员缺乏良好的基础教育，凼此，加强他们的文化素质是提高球员技战术素养的必修课。:
4．3提高文化素质是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自我发展的重要保障
对于提高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培养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涉及到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就是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未来发展的多向性。一方面加强文化素质的培养对于提高球员的足球运动水平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无论在职业俱乐部乃至在国家队的比赛中将发挥出较高的技战术水平；球员退役后由于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可以到相应的高等学校进修学习，成为一名高水平的教练员或高素质的足球从业人员。另一方面，在众多的足球人才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自我发展方向成很大的问题。在国外，没有被俱乐部吸纳的年轻球员由于自身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可以再回到学校继续学习解决就业问题。
五、建议
5．1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关系到中国足球发展的未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是关键，这已被世界足球发展先进国家的成功所证明。中国足协应出台一项规定，即没有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的青少年队员不允许在俱乐部注册踢球。同时应建立一套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和发展的大纲，努力提高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足球人才。
5．2走教育与体育相结合的道路，规范足球学校以及预备队等不规范的教育、培养体系，本着对中国足球未来负责，为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人生负责的精神，建立合理的健康的培养体系和社会环境，真正使青少年足球运动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轨道。
关键词：中国动画民族原创性动画创作
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独立门类，动画业已在全球娱乐经济中呼风唤雨。它集影视、音像、印刷、旅游、广告、教育、服装、玩具、文具、网络、电子娱乐等众多产业于一体，在当代经济格局中堪称举足轻重。加之动画的受众层面广泛，既是儿童的挚爱，也是青少年的朋友，既是很多上班族的消遣内容、也是父母高度关注的荧屏“家教”，在各个年龄层都有与之难以割舍的忠实观众，其影响非同小可。因而，动画产业的现状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
我国民族动画市场和产业形势至今不容乐观：走俏全球的日本片、美国片在国内市场畅行无阻——占据了我们的市场份额，带动了日美动画衍生产品营销，并已经连续培养了几代“进口片”的忠实观众，且这种状况仍在继续。长期遭受夹击的民族动画业，在种种因素综合困扰之下，处境相当尴尬。
一、中国动画产业的现状
中国动画曾有过不凡的表现：在迪斯尼拍出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不久，1941年9月万氏兄弟就在上海成功推出了当时亚洲第一长动画片《铁扇公主》。该片不仅受到国人的欢迎，而且还轰动了南洋和日本。虽然在造型风格和动作表演等方面不无迪斯尼的痕迹，但取材于中国神话故事的《铁扇公主》打破了美国卡通在中国影院的垄断局面，开创了中国自己摄制动画长片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是国产动画片两个闪光的时代。在1985年以前，国产动画在国际上已经赢得了不可低估的声誉——包括《大闹天宫》、《牧笛》、《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鹿铃》和《鹬蚌相争》在内的29部动画片曾44次获得伦敦电影节、戛纳电影节、西柏林电影节、莫斯科电影节以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等多项奖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动画片都坚持不懈地追求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使作品充满了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独特的民族风格。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的国外动画片乘虚而入，日本动画更是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对国内动画片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处在国门开放和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国产动画片逐渐失去了与美、日动画抗衡的能力。放眼望去，几乎叫得响的当代动画片中没有一部是中国内地创作的。有关人士统计前国内动画市场的90％以上被国外动画占据，而超过80％的青少年最为推崇的是日本动画。尽管很多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也承认，诸如《大闹天m》、《哪吒闹海》、《舒克和贝塔》、《九色鹿》等国产动画片不管从技术还是传达的理念上有甚多可取之处，但总的说来，国产动画还是不敌国外动画，国外动画片以绝对的优势高居收视率和影响力的榜首，以至于有人戏言，目前中国的儿童是“头戴克赛帽，金刚怀里抱，晚间看老鼠，一休陪睡觉”。这话虽然不免有自嘲和夸张之处，却揭示出中国动画产业现状的冰山一角。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国产动画片没来得及作任何准备广阔的市场就被美日强势文化所占领。90年代末以来，美、日充足的资金和成熟的制作更使得中国动画领地成为了他们的加工和消费大市场。
二、民族原创性是中国动画发展的关键
看我们自己的动画产业，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相同的观点，我们缺少的是自己的原创产品与品牌形象。
回顾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青少年文化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动画形象基本上都出自于国外，并已经成为青年人眼中新时代的视觉偶像，这是值得每一位文化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重视的现象。动画片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和艺术符号，势必承担着文化传播的功能，而我们每一代人身上又都肩负着传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现如今，你要是在马路边随便问一个小朋友，他最喜欢的动画片形象是什么?从小新、奥特曼、变形金刚、米老鼠和唐老鸭，到史努比、加菲猫、流川枫等等一大串，就是不喊我们的“名字”。再看看这些新生代的动画从业人员(包括即将从业的学生)，他们笔下的动画形象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美、日人物的翻版：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飘逸修长直至遮住眼睛的秀发(多半再加一点有别于黑色的颜色)，男生强健有力、女生娇小玲珑……
在我们生活的时段出现了动画民族艺术形象的空白，它伴随着动画形象向各种生活领域的层层渗透，将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应该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科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更应该重新估价本土文化艺术的价值，挖掘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重新塑造新时代的民族形象。所以在动画领域，我们呼唤从本土文化中诞生出来的真正意义的中华民族的动画形象。在这里，它已经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动画产业的问题了，而是已经具备了一种文化上的战略意义。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动画形象必然产生于自身丰厚的文化土壤，传统艺术形象在造型语言的背后深深地传递出传统中国人所特有的审美尺度。本土文化确立了一种和谐相生的文化生态关系，这恰是现代动画艺术语言所要借鉴的资源和植根生存的土壤。
于是，有一部分人就大胆地宣称：取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或经典名著，才是国产动画突围的捷径。我们看了《花木兰》在全球的气势之后，或许真的会赞成这一点。
三、走出动画创作的误区
3．1只有电脑动画才叫动画
纵观近百年来动画的发展过程，其每一次艺术上的飞跃，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赖于科技发展的成就。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动画中的运用，更使动画获得了空前的普及和发展，使过去认为十分困难的表现形式变得容易，更是拓展了动画的表现形式和表现领域，使动画工作者轻易地进入了三维空间的世界。在应用高科技方面，好莱坞的梦工厂走在了前列，创造了电影史上多个奇迹《怪物史莱克》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电影大奖；续集《怪物史莱克2》在2004年高居北美票房排行榜榜首，创造了又一个票房神话。一系列命名为总动员的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超人总动员》、《公仔总动员》等)在全球掀起了一场CG(computergraphic)总动员。如今，似乎只有电脑动画才叫动画，无论是市面上卖的教材还是各种媒体、论坛都能看见两个字——CG。CG动画成了这个时代最时髦的词语，三维电脑动画大当其道，传统二维动画所占比重逐渐减小，甚至很多动画学院开设的二维课程也都被缩减到很小的比例，各种电脑动画培训班也层出不穷，似乎离开电脑我们就不会做动画了。其实，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电脑动画技术并不是“捷径”与“速成”的代名词。《玩具总动员》历时4年完成，而且制作成本高达1亿美元，一点也不比传统手绘动画片节约时间和成本。这种观点的形成与现在中国动画人的浮躁心理有很大关系，在外国动画的强大压力下，我们的创作心态显得极为焦躁。虽然我们有再创国产动画辉煌的雄心壮志，但是技术上的差距尤其是国外现代动画制作手段的迅猛发展，让中国动画人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不可否认，CG技术给动画带来的改变，为动画制作插上了有力的翅膀。虽然技术对于动画是如此的重要，但技术永远是为提高动画艺术服务的。一旦技术的运用超过动画艺术本身，那只会丧失动画作为艺术的内涵。电脑技术就像少林寺72绝技，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动画制作者的个人修养正是那些高深莫测的“佛经”，越是高明的外在武功就越需要深厚功力作为基础。如果我们以为沉迷于外在武功招式而忽略了内功的修炼，最终结果就会走火入魔。《最终幻想》就是最好的例子。纯粹的高科技展示，观众也会厌烦的。当2005年7月底美国迪士尼决定停止生产手绘动画，选择走纯电脑技术这条路的时候，好莱坞著名导演、迪士尼的忠实追随者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动画故事本身成了电子革命时代的副产品，那么动画片产业将会彻底崩溃。”
中国动画要以现代技术为依托，转化观念，突破思维定势，充分拓展想象创造能力，做真出有民族内核的高品质动画。
3．2对日美动画的过度模仿
动画片制作可以借鉴国外优秀的东西，从动画的制作到发行以及产业模式，虽然日美动画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亦步亦趋的模仿，始终带着别人的影子，是没有出路的。在《宝莲灯》中，小猴子、噶妹的造型都是美国化的。小猴子带有明显的好莱坞印迹，虽然活泼可爱但是毕竟还是别人的。《我为歌狂》也带有浓重的日本动画风格。但毕竟这也是一种进步，一种尝试，是值得表扬的。做得比较成功的例子也有：蔡智忠的漫画人物造型是模仿日本人的：几米的漫画受法国漫画家桑贝的影响很大，风格相似，但内容是本土化的，反映了现代社会城市里小人物的心理变化和需求，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加上成功的商业宣传，在国内风靡开。这就涉及到“民族化”中如何“化”的问题，学的是方法，用在自己身上。当然在“民族化”的过程中肯定会存在模仿的问题，这是任何学习借鉴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正常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更宽容的对待“影子问题”，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尽快形成自己的动画风格。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中国动画还要从传统艺术中寻找灵感，发展民族风格，这也是中国动画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并致力在做的。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厂就提出了“探民族风格之路”的口号。一批经典动画片如木偶片《神笔马良》、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折纸片《聪明的鸭子》、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哪吒闹海》、《天书奇谭》、《阿凡提的故事》、这些经典动画片对中国动画甚至世界动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被世界公认的中国动画学派。新的时代，中国动画要继续挖掘传统民族艺术与动画结合的发展潜力，在民族艺术风格动画的创作上再创辉煌。不仅如此，动画艺术还要不断开辟发展空间，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加强它在影视中的应用。中央电视台推出的“轻松十分”栏目就本土风格动画结合电视形式推出的一个成功尝试：用动画形式来展现经典的相声和小品，不但突破了舞台艺术的局限性，还拓展了动画的样式，甚至吸引了一些年轻观众对传统相声的关注。这样的动画不论从内容、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是“中国式”的，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另外中国动画要注重走商业化道路，动画和电影一样要取得蓬勃发展，商业化不可避免。商业化和个性化的艺术探索都要重视，不能舍弃任何一个。
3．3动画生产一厢情愿
从一项对动画受众观看动画的目的的最新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观众收看动画片的目的是为了寻开心，占到总数的40.8％；18.1％的观众是为了愉悦情感、放松心情：16.5％的观众是为了寻求新奇：仅8.0％的观众是为了受到教育。调查结果与我国动画片普遍存在的“寓教于乐，却有教不乐”的实际情况截然相反。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传者内容与受众需求脱节，必然导致受众的逃避和放弃的心理。
动画片是大众文化、大众艺术，对动画片的接受与认同的惟一参照系就是观众。在文化产品(尤其是动画片)放任自流，日、美产品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观众作为动画这个文化商品的“上帝”，自然也会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进行选择。国产片也好，外国片也好，不管内容、形式如何，最终必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对动画企业与创作者来说，除技术、艺术与内容等动画片本体研究以外，动画片受众的客体研究也应该进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相关日程。而且，动画片不仅仅是给儿童看的，他的受众包括各个年龄层，由于不同年龄层受众的不同需求，喜欢的动画片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在研究不同年龄层受众心理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他们想看的动画片。对于儿童来说，寓教于乐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痕迹不能太重，量好能不留痕迹。毕竟，说教味太浓了就会显得做作。在迎合观众口味的同时，还要作适当的引导，中国动画才能健康地成长。
四、关于中国动画创作发展走向
一方面必须正视我国整个动画产业的不成熟，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与动画强国(美国、日本)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们必须遵循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确定我国动画的发展方向，任何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战略设想，不仅不会引导我们走出中国特色的动画事业之路，反而有损于我们整个韬光养晦的创作心态。
【关键词】赫哲族；民间音乐；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85-01
一、对赫哲族人民的基本概括
（一）赫哲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作为我国北方地区唯一依靠渔猎为生的民族，赫哲族世世代代飘泊流离，没有固定的住所。遇雨张革为屋，被称之为“撮罗子”，冬天挖地窖御寒。因其以渔猎为主，所以赫哲人创作了许多歌颂这种渔猎生活的歌曲，如《乌苏里船歌》《我们家乡多美好》等。
（二）赫哲人的节日习俗。逢年过节，赫哲人每家每户都会大摆鱼宴，用自己捕捞的各种鱼类制作出不同的美味佳肴，其中，用鲜红透明的大马哈鱼籽烹饪的菜肴最为鲜美。另外，春节还必须吃饺子和菜拌生鱼，每餐不能吃剩菜剩饭，要把剩饭存起来，待到过完年后再吃。在男女青年的订婚仪式上，也要对双方的亲人以及长辈进行宴请。在迎亲的时候，男方家的老人要向女方家的老人敬三杯酒。婚宴上，新娘则需要面朝墙“坐福”，一直到所有亲人都离开，才可以与新郎一起共吃猪头猪尾，寓意夫领妇随，团结和睦。最后夫妻俩共吃面条，表示白头偕老。
二、赫哲族民间音乐的分类
（一）伊玛堪。这是赫哲族人民最喜欢的演唱形式之一，演唱的内容大多以英雄主义的传说为主，同时也有惩恶扬善的社会题材。演唱采用一人说唱的形式，没有任何伴奏，曲调自由，没有固定的节拍，但是在音乐故事当中，每个不同人物都会有其各自的唱腔特点。演唱时多以衬词“啊郎”开头，含有“且说”之意。开始多在高音区进行，旋律性较强，随后转为吟咏式的演唱，结尾时歌唱性又加强。
（二）嫁令阔。这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一个总称，分叙事歌曲、情歌以及生活歌曲等，其中主要以情歌居多。在赫哲族民歌当中，最为独特的是男女分腔，二者互不混唱。演唱方式大多为独唱，有时候也会采用对唱，而曲式大多是单乐段的结构，其节拍以及节奏都非常规整，大多采用五声音阶，宫、徵、羽调式，曲调婉转流畅。
（三）舞蹈音乐。赫哲族民间广为流传的舞蹈是《天鹅舞曲》，其乐曲结构严谨，旋律委婉起伏，充分体现出天鹅在飞翔时自上而下的悠然身姿。
三、赫哲族民间音乐的文化内涵
（一）不畏困难的坚强勇气。赫哲猎歌充分表现出赫哲人上山捕猎的场景，最大程度体现了他们的喜悦及自豪感。在山野当中，恶劣的生活环境从来没有对赫哲人造成任何的伤害，也从来没有让他们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不断激励他们与大自然进行拼搏，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赫哲猎人具有娴熟的捕猎技艺，风霜雨雪练就了他们骁勇的体魄与果敢的胆识。
（二）对劳动人民无限的热爱之情。在这些音乐当中，有大量是对赫哲人民捕鱼狩猎的生活劳动进行赞美和歌颂的歌曲。例如《渔歌》当中的一段：“鱼儿起伏的地方我已经去过了，鱼咬汛的地方我也去过，鱼顶水的地方我更去过，三个地方的鱼我都得过，合日，合日，那尼，各热也。金翅金鳞的鲤鱼我叉过，鳌花花鲫花鱼我捕过，千斤重的大鳇鱼我擒过，哲罗和岛子鲟鱼我钓过。合日，合日，那尼，各热也。”赫哲渔人勇敢而勤劳，对于打渔事业热爱且自豪，打渔本领高超，但却并不为此炫耀。淳朴憨实，乐观旷达。
（三）对爱情故事的诉说。对于赫哲人而言，具有豪放的性格以及浓郁的情感，是最为多情善感的民族之一，从其音乐的表现及内容上可以充分反映这个民族的特点。依托于大自然、漂泊不定的渔猎生活，也促使他们逐步形成浪漫而又粗狂的性格特点。在其民歌当中，情歌的题材占据很大篇幅，赫哲人对情歌的表现非常大胆和直接，从中也充分体现出北方人的豪放之情，形象地反映了赫哲青年男女恋爱时的真实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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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对各国民族教育事业都提出了新的诉求，民族团结教育从“活动”走向“课程”，这是我国多元文化教育对其的回应。然而，实施之初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在目标、性质、理念、价值取向等方面所充溢的课程意蕴尚不明晰，需要从学理层面予以解读。其应以公民教育达成、技术知识和道德实践知识传承、多元一体社会需求满足为旨归，并体现“国家意志”兼具“地方特色”的性质，还需要彰显注重学生“全人”的发展、针对全体且关注差异、寓民族教育于生活情境、搭建平等对话之公共平台等课程理念；而其价值则应表现为学生需要、知识传承需要及社会发展需要等多维融合取向。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意蕴的明确化，亦是新时期我国民族教育能够更好发展的应然诉求。
关键词 ：综合目标；公民教育；多维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12-0024-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水师范学院中青年教师科研资助项目“多元文化视域下民族地区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批准号：TSA1139）、“多元文化视域下民族地区中小学英语课程发展研究”（批准号：TSY201220）、甘肃高校科研项目“文化传承视角下民族地区英语课程构建研究”（批准号：2013A-103）、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民族地区中学英语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思路与策略研究”（批准号：GS[2013]GHBZ090）的阶段性成果。
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是全球多元一体化、各国民族教育转型期我国开设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它的开设，意味着我国民族团结教育走过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的“活动”阶段，迈向多元文化教育的制度化阶段，面向全国中小学单独开设，旨在培育全体未来民族人清晰的、积极的、反思性的文化身份认同，使其成为合格的民族人，乃至世界人。诚如有论者所言，“如果在中小学时期就开设一些民族文化课程，将在根本上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是实现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根本途径。”但实施之初，作为一门负载着新时期民族教育新朝向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民族团结教育课程须当充溢怎样的课程意蕴，才能应对时代对民族教育的新诉求呢？因此，从学理层面厘清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所应具有的课程意蕴，包括其目标、性质、理念、价值取向等，对课程理论的进一步提升及其有效的常态化实施很有必要。
一、人、知识、社会兼顾之课程目标
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各种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面对这种时代趋势，我国民族教育理念亦做出改变予以应对，即由“传统的多元一体教育”向新形势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转型，已成为全球多元一体教育之不可缺少的部分。为适应这一教育思潮，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的开设作为新时期我国民族教育政策调整来满足全球化对各国民族事业发展的时代诉求，其目标指向三方面：
1．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新形势下，全球多元化强有力的无形之手触及到民族个体、群体的心理深层，尤其是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公民的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前提，需要全体公民来完成，因此，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的培养目标应明确指向全体公民。欲让一个国家的公民具备反思性的文化身份认同而成为未来合格的民族人，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是实施教育的主要载体，从其设计的理论基础到有效实施等方面都需要侧重于公民教育，培养其多元文化意识、提升其作为未来公民能够“承担一种理性的参与意识”。
2．满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的需求。任何个体的发展总是与社会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作为民族教育的载体，其价值终归要实现于拥有56个民族的大环境。而此环境是由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不同领域按照特定的运行规律及运作方式而成的综合体，民族团结教育便通过其文化功能（即传递、保存、更新各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观念、信仰、价值、思维方式等民族文化）、经济功能（培养多民族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形成适应当下经济生活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及政治功能（通过促进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化、有效传播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中的政治文化、促进民族国家整个社会的政治整合来实现民族团结的目的）等，以达成促进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国家凝聚的目标。
3．传承全体公民所需的技术知识和道德实践知识。前者对应的是工具性行为，决定着特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后者应对交往行为，规范人们的社会行动，调整人们的交往关系。由“活动”走向“课程”，其具有课程的一般特征，即传承相关的知识。因此，负载着民族团结、国家凝聚使命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须得传承两类知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运作的基本知识体系，即体现在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子系统运行的相关知识；规约着各民族行为主体的道德责任和行为规范正确性的相关知识，即公民的道德实践知识，包括各民族交往合理性的依据、解决社会冲突的法律和道德机制等，以及各民族及世界民族文化知识的学习。
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的三个目标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论及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质，其与个人发展、知识传承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息息相关，这是新时期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时代意蕴。
二、国家意志、地方需求兼具之课程性质
以个人发展、知识传承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目标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性质如何呢？本文从三级课程管理的角度来解释体现“国家意旨”、“地方需求”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所包含的课程意蕴。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的课程管理为典型的中央集权体制——全国范围内的课程清一色为国家课程。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意识到中央集权课程管理体制的不利，逐步赋予地方和学校以适当的课程自主权。21世纪初，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明确提出了“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其中，“国家课程”是由国家主管的，体现了国家意志、为培养全体公民而设的课程；而“地方课程”的本质特征则在于：体现本地的教育发展水平，结合本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状，充分利用本地的课程资源，服务于地方的发展并促进国家课程有效实施的课程管理策略。
然而，根据以上论述并不能予这门新型的课程以边缘清晰的定位。依据《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根据国家统一要求列入地方课程实施”这一规定，尝试用“国家地方化课程”一词予以阐释，该课程的特点是：在坚持国家课程基本精神的前提下，遵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有关民族教育的课程政策，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需要并结合本地区民族构成的特点及条件，将国家层面规划和预设的面向全国所有学生学习需求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进行改编、调适，这一特点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新意蕴。
三、多向度关怀之课程理念
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作为现阶段我国民族教育课程的核心，是新时期多元文化教育新理念在操作层面的主要载体，其目标及性质凸显了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所蕴含的多向度关怀之课程理念。
1．注重学生作为“全人”的发展。一来，民族团结教育要关注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全面发展。新时期的民族团结教育以培养全体民族人为着眼点，克服以往民族教育类课程中主要针对少数民族教育的不足，在体现主体民族价值观的同时亦凸显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使各民族学生对自己在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定位有了更客观、公正的认识，从而更有利于形成反思性的文化身份认同感。再者，它亦体现了各民族青少年作为“整体的人”的发展理念。作为置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中的未来民族人，其发展、成长等社会化的过程必定是在各民族成员、社会、自然的交融中行进的，他们在成长中需要逐步具备容忍、尊重、合作以及自我批判和反省等公民素养，在学习技术知识和道德实践知识、民族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实现人、社会、自然之间和谐与共，从而实现作为“整体的人”之发展。
2．关注全体、注重差异。新时期的民族教育，绝非仅是少数民族的教育，作为其载体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体现了国家意志，因为民族团结事业关乎国家的未来走向，亦涉及每个民族人未来的命运，所以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及义务参与其中，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以确保其安定、团结。然而，又因我国地域不均衡、民族差异，也要遵守“统一要求与体现各民族和地区的特点相结合”的“地方化”原则。具体而言，课程实施需遵从国家统一要求，亦要考虑各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地方化”特色的改编与调适，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学生个体差异。
3．凸显交往理性。在多元一体文化社会里，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质是各民族成员通过平等的对话，是对属人领域那些与个体或群体所属文化相异的社会价值规范、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观点与看法进行沟通与交流，进而达到包容、接纳、理解、内化，并基于此来建构、重塑自己的民族观，且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社会行为准则，作为在自己所属文化——内群体文化以及他文化——外群体文化中行为的参照系与标尺。它的形成需经反复、理性的漫长过程，而非一朝一夕所能为。所以，要达到民族团结教育的目的，就须以学生置身其中的生活环境为基础，因“群际之间事实性知识的交流与互动，很有助于加强各民族的团结”。
4．搭建各民族学生平等对话的公共平台。只有各民族成员频繁流动，并通过彼此之间相互沟通、了解，相互促进，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建立一种共荣共生的机制，才能达成真正的团结。新时期负载这一使命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所能发挥的功能，应该是为各民族学生能够平等对话搭建一个公共平台。在此平台上，各民族学生都以平等的方式感知、交流彼此所需的技术知识、道德实践知识以及各民族文化知识，并以理性、包容的姿态审视各民族之间的现实差异，在对各民族的历史、现实及未来的反思中，渐次形成积极的、反思性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感。
四、多维融合之价值取向
课程价值取向，是一门课程意蕴的核心之所在，关乎特定时期教育理想实现的方向。而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价值取向，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新时期我国民族教育的风向标。一般来说，课程价值承接于价值的本质属性，价值的实质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主体与客体并存。课程价值主体包括学生、教师、社会，其需要是课程价值存在的客观基础，而其客体指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课程实施。追寻课程发展的轨迹，主要存在三种形式：学科本位、社会本位、个人本位，而且不同时代的课程价值客体随着主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课程价值主体趋向多元，课程价值取向亦提倡“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其在多维度上趋于融合。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以国家地方化的性质出现，正是对当下课程价值取向多维度融合的回应，是“社会”、“学科”、“个人”三者的融合，满足了新时期多民族国家课程价值主体多元化的需求，使社会、个人、知识在和谐状态中互为存在，从而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个人发展、民族团结、国家凝聚的课程愿景。
综上可知，新时期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所体现的新教育理念，是新时期民族教育的时代诉求，亦是新形势下我国多元文化教育课程之意蕴。因此，从学理层面予以分析，有利于民族团结教育真正从单个的、随意的“活动”走向有结构的、系统的“课程”，亦利于其常态化实施。惟其如此，我国民族教育才能应对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教育的时代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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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剪纸，刺绣，艺术人类学
一、引论
对于美的追求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不论是身处现代化都市中的人们，还是耕作于田野之间的劳动者；也不论是物质丰富者，还是生活较为贫困者，都不曾放弃对外界事物的审美追求和享受。艺术高于生活，但它却来源于生活。田野间耕作的辛劳，收获的喜悦、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节日的祝福……都融进一首首浑然天成的山歌、一幅幅画意诗情的绘画、一件件精致考究的服饰中。三江侗族自治县是全国著名的侗乡，这里山明水秀，淳朴宁静，生活于此的侗族人，在这般诗意的生活环境的感染之下，创作并传承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刺绣，便是侗族服饰不可或缺的装饰部分，占据着侗族女性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对侗族刺绣的审美内涵、文化价值、情感寄托等方面，而较少关注于它的技艺操作、造型艺术、风格特征，这些方面有待于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二、技法和造型艺术
博厄斯在其著作《原始艺术》中指出：“是什么令人感觉到它具有美学价值呢？当工艺达到一定卓越的程度，经过加工过程能够产生某种特定的形式时，我们把这种工艺制作过程称之为艺术。”[③]侗族刺绣这一民间工艺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娴熟、系统的制作过程。刺绣是侗族服饰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剪纸，从儿童刚出生后就必须戴的帽子，身上挂的胸兜，背孩子的背带盖，到上衣的衣边、衣叉，男人的绑腿，女人的鞋子、肚兜……都离不开刺绣，长期的、不断反复进行的劳动使他们的技术达到了博厄斯所说的一定卓越的程度，并使之发展成为一门艺术。从事刺绣活动的主体是女性，艺术家也都为女性，而男人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虽然他们也一直受到周围女性刺绣群体的熏陶，但没有任何男人会从事这项活动。
（一）、剪纸的技法
一件侗族刺绣作品的完成，首先第一步是剪纸，即需要用纸剪出各种图案，再按照图案进行刺绣。剪纸艺人使用小剪刀，在一张空白的硬纸上，根据头脑中所建构的模式剪出一个个独立的图案，由于图案是用于服饰的装饰，因此样式小巧精致，而不同于北方剪纸图案的大而繁缛。另外，关于图案的变化，博厄斯指出：“在无论任何装饰图案都必须安排在一定的面积里的情况下，工匠往往不愿意由于面积的限制而把自己画好的图案切掉某些部分，而喜欢把图案加以变化，尽可能把它装在限定的框框里。”[④]侗族刺绣的容纳面积也是有限的，因此剪纸艺人通常剪的图案以条状为主，当面积不够时，便把图案变形。如图1，这是一朵带着枝叶的花朵，为了有足够的空间，便将花朵的枝弯曲包裹着花朵，而且也使图案显得更立体杂志网。所剪图案多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线条简单的花朵、枝藤、鸟和蜜蜂的轮廓，较复杂的图案是被侗族人称为金鸡的凤凰。除了独立的图案之外，有时候也会剪具有一定情境故事的图案，当地人再赋予它们自己的解读。例如在一位年轻的孕妇家中，我们看到她为即将来临的孩子准备的背带盖上，出现了猴子偷桃、老鼠上树这样一些“非传统”的、有动态感的图案。由于在剪纸之前并没有用笔去勾勒任何形状，只要稍微有些偏离或者过长、过短，这个图案就无法修补，也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因此完全要凭借艺人纯熟的技巧和良好的形象思维、构图能力。欣赏剪纸作品，除了要求线条流畅、边缘圆润之外，还要形状规整、写实。当然剪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几十年来反复实践的结果，相对来说图案并没有和以前有太大的变化，自然可以掌握运用自如的技巧和规范的动作。在一个三千多人的村公所中，一般只有十个左右技艺高超的剪纸艺人，而且多为年纪较大的妇女。女孩子可以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学习刺绣，但是却要到三十多岁才开始学习剪纸。另一方面是因为剪纸速度较快，可以在短时间内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供别人使用，而刺绣则必须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人们便将重心放在刺绣上。
（二）、刺绣技法
将剪纸图案贴到布条上，便可以开始进行刺绣操作。布条颜色的选择只有绿色、红色和黄色。在刺绣的时候，左手固定布条，右手自如地上下穿针，对于当地每天都要进行刺绣操作的艺人，她们都会把左手大拇指的指甲留长，以便于更好地固定布条和针。然后以大概60°的角度从背面将针穿出，把线覆盖在剪纸图案表面，再以同样的角度将针穿入背面。每次操作动作必须保持线的距离相等，拉力均匀，才能使得刺绣的表面光滑、匀称而细密。在刺绣颜色的选择、搭配上，基本按照事物原本的颜色配给，也是以红色、绿色、蓝色为主，当地人称这样的颜色显得十分喜庆、漂亮，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三种颜色都是大自然的动植物颜色当中最亮眼、最夺目、最能刺激人感官的，再将它们与布条的颜色搭配在一起，呈现出缤纷多彩的效果。
（三）、构图
人类基本的感官审美中，总是容易对凌乱的事物产生排斥，而倾向于欣赏排列有序、规整、令人愉悦的事物。艺术品的构造通常会按照一定的规律布局，侗族刺绣在构图上便严格遵循着对称的原则。首先上衣左右两边的衣边、衣叉、袖口，左右脚上的绑腿图案，无论是颜色、样式还是在排列的结构、位置上均是相互对称的。其次，在一副较大的刺绣作品内部，同样也恪守着对称的准则。以儿童的背带盖为例。背带盖为正方形，四周分别由四条刺绣布带组成，左和右对称，上和下对称，四个角落则由四个三角形的刺绣组成，以上方左右两边的图形为对称，下方左右两边另外再相互对称。背带盖的中间部分由八个小圆圈，围着中心的一个大圆圈组成，这八个小圆圈以自己的180°角形成了四组对称。不论图案有多么的小，或者是一片叶子，或者是一根树枝，都能从对称的另一方找到相应的一模一样的图案。由于图案小而且多剪纸，艺人在排列图案的时候会先寻找一条长带子或者一个圆圈里的中心点，再依次向外对称排列。从背带盖的构图中可以看出当地人对于对称的要求和追求。
每个民族、每个群体的艺术品都有自己特定的风格，虽然在细节的处理上有所不同，但是总体内部的风格是固定的。人们总是习惯于依赖自己熟悉的样式，不论是日常用品的使用，还是事物的外在形态，一旦固定之后便很难去接受新的改变，一方面是由于使用上的不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心理的安全感需求，新的事物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因此人们宁愿选择长期保守一种模式，创新思维自然会受到限制。通过与当地年纪最大（82岁）的一位刺绣艺人访谈得知，至少在她从小所接触和创作的刺绣作品中，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刺绣的样式由剪纸所决定，而一个寨子的剪纸基本上均出于这几位艺人之手（其他人都是从这几位艺人手中购买），因而可以说，刺绣的总体样式、风格是由这几位艺人所决定的。
三、刺绣与社会生活
现代社会中的所谓顶级艺术品，例如绘画、书法、雕塑等，已经慢慢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而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杂志网。但是在传统社会中，艺术品往往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有着很实际的功效。罗伯特·莱顿在《艺术人类学》一书中，举出雷蒙·弗斯这样的话：“原始艺术是高度社会化的……弗斯曾在太平洋上的蒂科皮亚岛上长期从事研究工作，他发现丧葬歌总是由那些与死者有特殊亲缘关系的人们来唱，选中的歌曲则用来表达这一社会联系，而歌唱是一种能带来物质报酬的活动。与西方社会中我们认可的那种艺术家的形象相比，小型社会中的艺术家和他们的群众并未分离。一般来说，他最多是个兼职的专家，在很大程度与他周围的人们具有同样的价值观。”[⑤]艺术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都是在某种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便会赋予其不同的社会意义。民间艺术品起初是日常生活中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普通的形式之一，他融合在生活之中，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域又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刺绣的突出女性群体的作用，女性以刺绣为手段得以形成一个有别于男性的独立群体，使得在女性地位低下的传统社会中，以此方式表达女性要凸显自身重要性的愿望。另外，在结婚的时候，刺绣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嫁妆，这也表明了刺绣在侗族生活中重要作用。当然，刺绣也曾经被认为是俗气的、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并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地位挂钩剪纸，成为边缘化、弱势群体的象征。进入当代社会，虽然不能说刺绣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至少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有了一定的变化。不仅是外部的人开始重新看待刺绣，当地人也将刺绣作为自身民族认同、向外部争取自身地位的重要工具，他们十分强调“侗家人”这一概念，在与当地人聊天中，不论是关于侗族的建筑、饮食还是歌舞、服饰，他们都强调这些就是“我们侗家人”的生活，“我们侗家人”就是这样的……在重要的节日活动中，侗家人就必须穿着侗衣，这已经成为深深烙进侗族人意识中的印记了。
以韦清花为代表的刺绣名人，在当地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影响力。不论是当地的旅游活动，还是到外地参加各种民族文化展演、比赛，都是以她以及其家人为主力，甚至她的作品成为了侗族刺绣艺术成就的代表，在三江县生态博物馆中展出，她家中的织布机也被柳州市博物馆购买并收藏，这也就意味着她的成绩不仅在当代人中得到肯定，更意味着也可以在后人之中得以流传。
五、结论
博厄斯认为，工人的技巧赋予艺术作品以审美效果。这种审美效果不仅来自掌握技巧的愉快，而且来自完美的形式造成的。侗族刺绣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操作体系，在形式和技巧上都有着精湛的能力。首先剪纸的技艺为整个刺绣作品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图案的构造和排列严格遵循着对称的原则，使侗族刺绣作品呈现出排列严谨有序、规整的效果；在侗族的社会生活中，刺绣不仅是侗族人族群认同的工具，更为刺绣艺人个体赢得了重要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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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侗族；婚姻习俗；现行婚姻法；冲突
侗族聚居地大都地处偏僻的山村，交通信息闭塞，文化教育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以致这些传统的、落后的，甚至与现行法律(主要是婚姻法)、法规具有明显冲突的婚姻习俗至今仍旧不衰，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侗族传统婚姻习俗与我国现行婚姻法相抵触的主要方面有：
一、结婚年龄大大提前
我国现行婚姻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9月10日公布，1981年1月1日施行)第六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以鼓励。”《婚姻法》对结婚年龄的规定，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并考虑结婚者的生理、心理发育和健康状况，婚后能否承担家庭责任，以及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等综合因素而作出的，也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因此，是具有科学性的。这里所说的“男子不得早于22周岁，女子不得早于20周岁”，并非说男子年龄届满22周岁，女子年龄届满20周岁必须结婚，而是具备此条件才可以结婚。从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来看，男子年满22周岁，女子年满20周岁，只是结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另外，国家从控制人口增长，为使社会各方面和谐稳步发展的角度出发，还大力提倡晚婚晚育，从长远和大局来看，这于国于民均是有利无弊的。但是，侗族青年(特别是在偏僻落后的农村)一般结婚年龄都大大超前，不仅“意识超前”，且“行动也超前”。“意识超前”指订婚、指腹婚等(下文将另论)。“行动超前”指男青年十七、八岁，女青年十六、七岁(甚至更早)就婚嫁者大有人在，可谓“年轻化”了。在侗族聚居地(特别是偏僻落后的山区)年满二十二、三岁尚未完婚者，便被人们视为大龄青年而歧视之，分别称这种人为“汉行”(男光棍、单身汉)、“棉行”(老处女)，充满着歧视味。
近些年来由于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在全国贯彻实施，原先相对被法制冷落的偏僻侗族聚居地也加大了计划生育的力度。由于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紧，相应地结婚登记手续也严了一些，强调必须达到法定婚龄。但是人们为了早结婚，又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手段：一是以虚岁充实岁，用这种方法可以把实际年龄多报一两岁。侗族传统只讲虚岁，不讲实岁；另外，在农村只用农历(即阴历)，不用阳历。因此，侗族人家所报的岁数比实际周岁大一两岁是很常见的。二是虚报岁数，侗族农村户口登记观念十分淡薄，基层乡、镇政府对户口登记也抓得不紧。婴孩出生后，一般都不及时上户，而是不定期得隔几年才统一进行上户。这样，为了达到早婚早育、早娶媳妇、早嫁女儿、早抱孙子的目的，父母们给孩子上户口时往往多报年龄。此外，为了达到早结婚的目的，有的不惜以财物贿赂拉拢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员。加上乡、镇婚姻登记机关管理不健全，部分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不高，也助长了侗家人的早婚风。
侗族崇尚早婚早育，一方面是受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在其深层次的经济生活原因。侗族大都地处偏僻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信息闭塞，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至今很多地方的侗族同胞还在温饱线上挣扎，更不要说受教育了，整体文化素质低下。为了生存，养家糊口，人们不得不从事全部是体力消耗巨大的简单体力劳动。刀耕火种，肩挑背扛，加上营养不足，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人们是未老先衰。四、五十岁的人往往就如夕阳西下，体衰多病，平均寿命也短，无法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养家糊口的重任。特别是农村实行后，土地承包经营的情况下，农民迫切希望增加家庭劳动力，再加上“多子多福”、“早生儿子早享福”的思想的影响，所以都希望早点生子，在父亲还健壮时培养出“接班人”，希望“接班人”尽快“子承父业”，接过养家的重担。
二、近亲结婚
《婚姻法》第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在侗族地区，直系血亲结婚几乎是绝迹的，是为侗家人所不齿的。但侗族历史上崇尚姑舅表婚。认为姑妈的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是天经地义的，既是对姑妈的娘家(即舅舅家)的回报，又是亲上加亲的好事。侗家人称这种往复循环的近亲通婚为“踩不断的铁板桥”他们认为这样的亲戚将世代友好下去，其实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危害性是极大的。侗族地区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已说明了这一点。
现行《婚姻法》禁止近亲结婚，一是从医学、科学出发，目的是为了提高人口质量，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在偏僻的侗族聚居地，因近亲结婚所生的婴儿中，痴呆、哑巴、甚至怪胎、畸形婴儿屡见不鲜，但近亲结婚却禁而不止。虽有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但人们仍以为数不多的近亲结婚所生子女依然健康为证，怀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殊不知往往“一失足成千古恨”，一胎痴、二胎哑、三胎残……拖累、痛悔终生。按医学、科学观点看，近亲结婚生出的婴儿即使其成人后仍有健康、健全者，但也潜伏着某些有害隐形基因的几率是极高的，它可能隔代遗传，时时潜伏着危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善良的侗家人至今仍未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有些人知道近亲结婚的危害，仍一意孤行，对此说可悲可叹也不为过。看来侗家人要将祖祖辈辈传下的“铁扳桥”踩断，其路仍漫长。
侗族的姑舅表婚历史悠久，其内容是：姑舅表兄(弟)、姐(妹)之间互称“买标”(号定的妻子)和“草标”(号定的丈夫)。作为姑舅表兄(弟)的“草标只要看上姑舅表姐(妹)的“买标”，无论是否愿意只要年龄相当，那是“娶你没商量”，不管你愿不愿意，都非嫁我不可，真是前世“情未了”。由于这种原因，侗族近亲结婚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时，这种姑舅表婚也是属包办婚姻范畴。直至今天，如果你走到南侗地区的黎平、从江、榕江等地的农村侗族地区，你会发现各种年龄层次的夫妇中都可能有这种由“草标”和“买标”结合而成的夫妻。
三、包办婚姻
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是每一个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一项权利。《婚姻法》第五条明确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者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此规定特别强调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既不能勉强，更不能掺杂其它任何强制干涉因素。用《民法》上观点说就是男女双方必须平等、自愿意思表示一致，即男方愿娶女方为妻，女方愿嫁给男方，任何一方都不能强迫对方与自己结婚。任何第三者(包括男女双方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都不能以各种不正当理由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因为婚姻是男女双方之间的大事，是否完全自愿结婚对婚后生活是否幸福，对家庭的稳定，甚至对社会的安定团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行《婚姻法》禁止包办婚姻的这一规定，正是基于此宗旨而作出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侗族传统上盛行包办婚姻，并不同程度地沿袭至今，在侗族聚居的偏僻农村尤为突出。包办婚姻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姑舅表婚
在姑舅表婚习俗的重压下，姑表姐(妹)其实就是为了给舅表兄(弟)充当妻子而存在的。只要年龄相当，姑表姐(妹)自出生之日起就以“买标”的形式作为舅表兄(弟)“号定的妻子”而存在。姑表姐(妹)要想嫁给舅表兄(弟)以外的人，必须征得舅父和舅表兄(弟)的同意，并且欲娶姑表姐(妹)为妻的人必须送给舅父家一份相当的彩礼。不难看出，姑表姐(妹)被姑舅表婚习俗这条无形绳子束缚着，姑舅表婚习俗犹如一张卖身契，它使姑表姐(妹)自出
生之日起(甚至还在其母体内)就基本决定了她的婚姻走向——舅表兄(弟)“号定的妻子”、舅父的媳妇。也就是说，在姑舅表婚习俗下，姑表姐(妹)作为舅表兄(弟)“号定的妻子”，就像一件有形财产一样，在决定其归属时舅表兄(弟)享有当然的优先权，若舅表兄(弟)放弃时，还要姑表姐(妹)未来的夫家给予补偿，这与我国法律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但在侗族地区(特别是偏僻落后的农村)，由于姑舅表婚习俗的存在而盛行，也为人们所接受，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真不可思议。
2、打儿女亲家
“打儿女亲家”这种包办婚姻的方式同样在侗族农村盛行。相处得好的邻里乡间，膝下有年龄相当的儿女的，就打儿女亲家，但前提必须是不受姑舅表婚所限制。不管儿女之间是否愿意，只等他们长大成人即予完婚。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婚姻组合完全是“亲家们”强制包办的。当然，也不排除那种打儿女亲家时双方儿女年龄尚小，在后来两家的密切交往中，逐步了解，建立了感情，最后两人的结合完全是自愿的，建立了美满的婚姻家庭，这当然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但这毕竟为数不多，因为早有人先人为主了，少了选择的余地，有且仅有一个对象，根本无选择的余地。有许多侗家姑娘以死相拼，拒不上她本不该上的大花轿，但大都认命了。
3、“指腹婚”
这种包办婚姻方式与第二种“打儿女亲家”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但在程度上更胜一筹了。早在双方妻子还在怀孕的时候，友好的邻里乡间就互认儿女亲家，日后孕中婴儿果真成为一男一女，那么这对婴儿长大成人后就成为当然的夫妻。有的儿女亲家担心“夜长梦多”，甚至在儿女未达到法定婚龄时就为这对有“前世缘”的男女操办婚事，让他们结为夫妻。当然，这又构成前面所说的早婚了。婚姻的方式与第二种包办方式一样，不排除最终两人完全自愿结合，成为恩爱夫妻。因为这两种方式有相同之处，两家关系十分密切才出现“打儿女亲家”或“指腹婚”，且两种方式的初衷都是为使两家关系更进一步发展，并有希望“世代友好”的愿望，于是都将儿女作为联系两家关系的纽带，我姑且喻他们为基辛格博士。两家关系本来就不错，再认为地加上“儿女亲家”或“指腹婚”这支催化剂，正常情况下两家来往只有更加密切的。在此过程中，不论是“打儿女亲家”中的儿女，还是“指腹婚”中的儿女，也同样会相互往来，互相接触，常言道：“日久生情”嘛，特别是后一种，如果一切按父母的初衷发展，可谓青梅竹马，时到便水到渠成，最后很顺利地成为恩爱夫妻。白头偕老。
四、结婚不进行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八条明确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按此规定，婚姻登记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夫妻关系成立的标志是取得结婚证。不进行结婚登记、不领取结婚证，就是举行了婚礼也是得不到法律的承认的，也不为社会所接受，这就是构成非法同居。在侗族地区很多人自认为夫妻关系的，其实是非法同居，因为未履行法定的手续——登记、领取结婚证。但他们同样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殊不知这种“婚姻”是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在南侗地区，直到前几年结婚不进行登记和领取结婚证的比比皆是。人们婚姻嫁娶，只要按当地风俗习惯举办婚礼就会得到当地人的认可，成为“合法夫妻”。他们认为请了客就算夫妻，办了酒席就算夫妻，还有什么拜堂夫妻、鞭炮夫妻等。他们认为结婚是两人之间的事，登不登记无所谓，领取结婚证是可有可无的，根本不在乎，甚至根本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和领取结婚证这一概念。当然，这样“夫妻”就是“黑夫妻”了，这对计划生育工作又埋下了隐患，这样的“夫妻”所生的孩子又将成为“黑孩子”。
但这一般解决办法是为孩子报户口时对这对夫妻罚点款，而后将这对“夫妻”追认为“合法夫妻”，孩子户口也一并解决，因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谁也奈何不了他们。近些年来，由于南侗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很多乡镇都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中心工作来抓。在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也顺带清理“黑夫妻”和“黑孩子”，以罚款了事。再加上要生育必须要有准生证，而要得到准生证又必须有结婚证，只有合法夫妻才能在计划生育范围内领取准生证。所以，结婚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才在南侗地区逐渐推行起来，但大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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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动读书这棵大树
读书，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
儿时，虽然出版物不多，但如饥似渴的读书愿望，让我收获了真实的阅读体验。从《安徒生童话记》、《一千零一夜》到《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凡是能找到的书都在看。
回想从士兵到将军的历程，苏联文学对我影响至深。记得参军以后，就开始阅读《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等小说，尤其酷爱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真正理解了为什么读书能使人增智。当上军官后，特别是随着职务提升，我系统阅读哲学、党史、军史、世界战争史等相关书籍，不断充实完善自己。最近，美军海豹突击队员写的《艰难一日――击毙本・拉登亲历记》，不仅让我了解了外军反恐作战的经验，更让我看到我们与美军信息化建设的差距。
当前，提出了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的时代要求，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多读书、读好书，在阅读中去汲取思想营养，不断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打赢信息化战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让我们一起去摇动读书这棵大树吧，也许树上不会掉下黄金屋、颜如玉，但它一定会掉下智慧和快乐!
每一天都是读书日
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有无“读书日”并不重要。当一个人已经将读书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那么每一天都是读书日。
读书，终归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事情。读，还是不读?为什么而读？读什么？怎样去读？……其实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
有人号召“远离网络，回归读书”，其实何必？问题在于数字化时代的新阅读方式带给你的，是否只有“广度”而无“深度”？你是在“浏览”还是在“阅读”？你的阅读是“浅阅读”还是“深阅读”？你是否因阅读而获得了感悟、思考、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
有人问，我应该去读什么书？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回答。不同的书是为不同目的而著，彼此之间事实上无法比较。鲁迅的书与讲Office技巧的书如何比？一本书是否值得向你推荐，是否值得你读，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而读――为求知？为寻求技能？为满足好奇？为情感需要？为探求生命意义？……当你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而读的时候，你也就明白了所谓“推荐书目”的虚妄和无用。
所以，书是越读越厚的，因为你越学就会越觉得自己懂得少；书也是越读越薄的，因为你会将书里的思想情感融会贯通，把握精髓，转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
知识人应有的使命
我读书，一是工作的需要，二是精神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这两者融为一体，才算是读书的最佳状态。为进入这种状态，应该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阅读古人，丰富历史底蕴。生活在当下，我们总会有很多的困惑，面对这些困惑，又总想找寻满意的答案。首选的路径，就是从古人、从前人身上找寻。有了丰富的历史资源，思想就有了纵深感，就不会平面化、浅层化。
阅读今人，发现当下逻辑。历史是源，当下是流。弄清了历史这个“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这个“流”。
在历史的参照下，我们要更多地阅读当下，要从书本里、从火热的生活里深入阅读。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当下若干问题的内在逻辑。
阅读贵州，探寻发展空间。对贵州的知识人来说，我们负有谱写中国梦贵州篇章的光荣使命，必须更多地阅读有关贵州的有字之书，还要深入实地调研，阅读好贵州的无字之书，把无字之书变成有字之书，用充满思想张力的文字，探寻并表达出贵州未来的发展空间和路径所在。
这是我们这代知识人应有的使命。
“读书人”读书，习惯使然
刚才接过的这块“书香之家”牌匾，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书香之家”这个称谓，是我一生中获得的最高奖励。回去以后，我一定会告诫我的儿女们，只有世世代代都能把读书当作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做好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才不愧为“书香之家”。
从小到大，我们每天都在吃饭，没有人会问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读书也是一样。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有句话:“喜好读书，不求甚解，偶有会意，则欣然忘食。”这是真正的读书人的心得。读书能让人长知识、生智慧、开阔眼界心胸。对已经习惯读书、让读书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人，读书不再有功利，自然也就不会成负担。我们误读了前人说的“书中自有颜如玉”。想通过读书拥有“颜如玉”的人，是生意人，至多只能算是“读书的人”，而决不是“读书人”。
“读书人”读书，习惯使然，就和有人喜欢喝茶、有人离不开抽烟一样。所以，论及读书的经验，我认为养成读书的良好习惯，才是第一位的。
职业报人需要深度阅读
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体会是：如果对一本书很喜欢，不妨把感受写下来，这样会记得更牢。不然，藏书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因为书不会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记忆中来。同时，我在写作中有意识地尝试使用自己积累的知识。比如，最近给《贵州日报》写的一组国学随想录就是如此。尽管和许多专家比起来难免浅薄，但至少对我来说，是书本知识从读到用的转化。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有道理的。尤其是一些地方性知识的获得，更需要一定的文化现场考察。很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不太清晰的认知：侗族大歌是一种生态意义的审美选择。2009年读在职研究生后，接触到生态人类学、生态美学等学科知识，一下打开了思路。最后，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天籁之音――生态诗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为写好这篇论文，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同时，我还到侗族大歌流传村寨作田野考察。在侗族大歌的传习现场，对侗族大歌的艺术性和传承困境，有了最真切的体会。对大量书面材料，也有了甄别标准。
我觉得读书的真正目的就是用，只有真正地用起来，读书视野才会越来越广，思考能力才会越来越强，读书的享受才会更上一层楼，而不是浅尝辄止、蜻蜓点水。职业报人不仅要写作的速度，更需要写作的深度，而深度来源于读书、思考、写作三合一的反复训练。
踩在书页搭建的桥上
阅读，是我的生活方式，也是我熟悉的生命方式。书，是我的家庭财富，更是我的心灵财富。我们踩在书页搭建的桥上进步。
在省图书馆谈安顺的阅读，我用的标题是“分享书香其乐无穷”。安顺阅读现在被外界书写为“三度点燃城市阅读风景”。百姓爱书是安顺的传统，这份城市品位展现安顺阅读的广度；持续撰写读后感彰显阅读深度；作家引领述说安顺的阅读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