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0 14:55:1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法律平等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选题背景
1．现实背景：就业权的不平等现象大量存在并且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近年来诸如乙肝歧视等涉及平等就业权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立法机关的积极回应，制定了《促进就业法》，批准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的111号公约。但在劳动者在择业，履行劳动合同，维护自身权利，劳动完毕解决后续问题的过程中依然面对着广泛存在的不平等对待。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必然是一个劳动力大国。近几年，一方面是民工荒愈演愈烈，一方面却是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大量存在。这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开始起步，吸收剩余劳动力能力增强。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就业权不平等现象的大量存在损害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发育与成长，使劳动力市场的单纯的市场调节在结构上和量上并未适应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严重扭曲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常行为（如片面追求高学历）。我们应当认识到，首先，劳动力市场并不仅仅是劳动力的简单的买卖关系，供需双方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市场应当受到有尊严，平等，公正的对待。其次，劳动力市场的除了遵循一般的市场运行原则以外，也应当遵守社会公平、社会保护等价值观。就业权不平等现象的大量存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最终必然损害政府促进就业的战略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另一只手，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消除劳动权的不平等现象以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2．法理背景：私权的保护与法的实施
“无救济则无权利”，“无救济则无司法”，这两句法谚充分说明了“写在纸上的权利（right in paper）”只有在司法程序中才能得以明晰化和实定化，也只有在司法程序中获得及时保护才得以成为切实的、“行动中的权利（right in action）”，如此说来，诉讼是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最终、也是最为重要的实现途径。
如果从广阔的视野里看待私人诉讼，那么我们不妨把民众以追求解决争议、维持秩序而积极参与的法主体身份，通过诉讼途径行使权利看作是“私人主导型”的法律实施模式；从而区别于由国家制定，民众执行的从上到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律实施模式。学者的分析表明：拓展民众维权的范围和途径远比政府苛加和强行实施义务更有可能促使法律目的的完成。因此，在推进就业权平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摆脱对行政手段的过份依赖，认识到当事人通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平等劳动权对于推进劳动权的平等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甚至超过政府，这一理念应当是思考和健全我国平等劳动权的民事司法救济的思想和法理基石。
（二）研究现状暨文献综述
在国内的劳动法研究中，平等就业权作为公民劳动权内容之一是一个不算新颖的选题，与其相关的话语不时见于期刊杂志之中。早在05年以前就有不少介绍，研究劳动权以及平等就业权的相关论文。对于劳动权以及平等就业权的相关概念也已经做了相当深入的阐述，对于劳动权尤其是就业权的不平等问题的解决大多停留在立法层次上，对于具体的司法操作层面并没有什么深入的阐述。特别是在现行法律背景之下，平等就业权作为宪法已经规定了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层面并没有有效的救济途径。
1．关于就业权与劳动权
关于劳动权的概念，我国存在多种学说。立法上主要采用“一权说”，认为劳动权即就业权，指的是公民能正常“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选择职业自由的自主权。”[1]也就是公民享有的使自己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实现职业劳动的权利，也就说“一权说”将就业权与劳动权完全等同起来。信长星主张“二权说”，他认为“劳动权是公民享有的劳动就业权利和取得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报酬和其他劳动收入的权利”，[2]与“一权说”相比“二权说”为劳动者获得公平合理的报酬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劳动者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除以上两种学说以外大部分学者持“多权说”，比如黄越钦[3]，贾俊玲[4]等学者认为：劳动权是多项权利的集合，但具体内容稍有不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自由择业、职业培训、获得最低工资保障、享有安全和卫生条件、工作时间合理限制、休息全和社会保障权等诸多权利。综上，按照最狭义的理解即一权说的观点，劳动权即就业权，而按照多权说的观点，就业权仅是劳动权内容之一。在笔者查阅的诸多论文中，大部分作者都主张采用多权说，即就业权是劳动权内容之一，关于此点，应该说已经形成了共识。
关于就业权的性质，普遍人认为具有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双重属性。其中，作为自由权的就业权指公民自由选择和执行职业，免于国家干涉的权利。作为社会权的就业权则是指公民要求国家积极保障其劳动机会和条件的权利。[5]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自由权的就业权与作为社会权的就业权，虽然并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矛盾，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张力，特定情况下发生冲突也就不可避免。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倡导国家积极介入，以保护公民的就业权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对公民自由的保护，防止国家对自由权的过度干预，保证国家积极作为在措施上的合宪性。
2．平等就业权[6]
国内学者冯彦君指出：“平等就业权属于劳动权的范畴，指的是平等地获得就业机会的权利，是社会平等在就业方面的必然要求。其要义是，劳动者不分性别、年龄，民族，在就业机会面前一律平等。”[7]黄雪兰认为：“就业权利平等，是指具有劳动权力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无论其个人身份方面有何差异，在就业权利上不能有所差别，每个劳动者参加劳动的机会是平等的。”[8]这反映在我国的立法活动中，如《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并特别对性别歧视、疾病歧视、残疾人歧视、农村劳动者就业歧视等问题做出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由此可见，平等就业权的概念仅停留在录用阶段，仅包含录用阶段的机会平等。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多权说”包括的：自由择业、职业培训、获得最低工资报站、享有安全和卫生条件、工作时间合理限制、休息全和社会保障权等诸多权利，都有可能发生劳动者受到歧视与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也就是说按照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即使实现了机会平等抑或所谓劳动合同签订前的平等在之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也肯能存在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而无法获得有效救济。
（三）选题意义
劳动者平等就业权民事司法救济开题报告
社会意义方面：加强就业歧视法律规制是在“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下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需要。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劳工供大于求，形成了“资本强化”和“劳工弱化”的局势，从而使劳工处于被动的和被选择的地位。我国也不例外，一方面，保护投资的法律法规政策日趋完善，资本在整个社会中占有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广大劳动者却因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导致我国劳工地位在持续弱化。在这种背景下，构建平等就业权的民事司法救济制度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有重要的意义。
二、课题的可行性论证，预期的创新点
（一）研究思路
本文的主要思路就是围绕着为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提供有效的民事司法救济展开。主要包括就业歧视的构成要件、标准、所依据的法律、主体资格的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法律适用。
（二）研究方法
1．类型化的方法
对“概念”抽象化这一局限的进行弥补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构造“类型”。类型是概念的具体化，它以法律对某种行为的整体规整为出发点，对法律生活进行建构性的发现，以此理解概念在情景的含义和法律的意义脉络。本文对于类型化方法的主要运用体现在对于就业歧视类型的划分，如显性歧视与隐性的歧视；对于举证责任承担的具体情况的分类；对于法律所规定的不同情形的划分等。
2．比较的方法
西方国家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平等就业权的保护，反就业歧视的研究，立法都起步较早。通过对其平等就业权的保护机制尤其是诉讼机制的研究必然对我国平等就业权的民事司法救济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可能的创新点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是：
通过对已有论文，尤其是近几年与劳动权，就业权相关的硕士论文的梳理发现：对于平等就业权的救济，都停留在立法规制上，而没有考虑在现行法律背景下平等就业权的民事司法救济问题。本文通过对于民事诉讼制度与平等就业权的救济衔接的角度进行行尝试，具体而言包括平等就业权司法救济过程中的受理制度，举证责任承担两方面。
三、课题研究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本文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于相关判例缺少收集总结，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将尽可能拓宽搜集判例的渠道，广泛检索各种数据库、法院判例汇编等把握我国当前涉及平等劳动权的实务操作。同时，还要向诸位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老师认真讨教，以获得更具体和更直观的理解。另一方面本文的写作还涉及到宪法的适用，诉讼法的基本理论问题，需要收集比较多的相关法律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
四、进一步工作设想
论文摘要：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曾是经济法研究的一个热点，以往的研究多从调整对象和价值等诸多角度分析，其实，经济法与民法的一切区别都以财富分配内容为核心。另一方面，经济法与民法的显著区别正是两者密不可分的一个体现。
经济法学科是否存在?即民法与经济法两学科是合一还是分立?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法学界曾引起广泛的讨论乃至论战，而且这场战火硝烟一直弥漫到现在。但是，事隔不到20年的今天，昔日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经济法学界热烈追求的目标。人们更愿意在经济法领域内研究其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制度问题。历史不能忘却，正如潘德克顿学派与另一学派的论战促进了德国民法典体系的诞生一样，正是上世纪80年代民法和经济法学科之争促成了我国经济法研究的现有状态。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这场论战中，无论是支持民法与经济法分立的学者，还是追求民法与经济法合一的专家，都是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价值、调整对象等诸方面加以阐述，只不过一方主张经济法的独立性，另一方主张经济法的附属性。其实，经济法与民法的是一种联系与区别并存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联系或区别的关系。
分析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不能离开具体的经济制度。上世纪80年代这场经济法学科地位之争的具体历史背景是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正迈出第一步。在这个激烈变革的时代，法律的滞后性暴露无遗，由于原有的民商法体系只注重市场主体意思自由的保护，注重自由交易的保障，原有的民法规范已经不能解决现实需要。体制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法律规范市场行为，这就促使经济法的大量产生。如上所述，人们在谈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与联系时，往往是从基本原则、调整方法和法的价值等方面叙述。入世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法和民法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所起作用的不同日益明显。民法与经济法的一切区别事实上都是围绕着社会财富分配这个问题产生的。民法强调市场主体通过意思自由获得的私益应受到法律保护；而经济法则提倡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将钱从这人口袋里取出再放进那人手中，或者是从那人手中拿走放进这人口袋里。其实质是，民法调整的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而经济法调整的结果是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
区别之一：分配的本位——个体权益与社会权益
本位是若干相互独立的现象或物质中哪一现象或物质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种层次关系。法的本位是在整个法律中权利和义务谁居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在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权利本位”论在法律界得到广泛认同。“权利本位”的提出，无疑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巨大进步，它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开拓了法学研究的新视野。由于经济法和民法调整的主体不同，法的本位放置于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中，已经不是权利义务谁为本位的问题，而是社会权益本位还是个体权益本位的问题。
民法以个人权益为本位，体现为对个人权利的关照。经济法则以社会权益为本位，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终极关怀”。民法的本位思想在民法通则宗旨性条款中可见一斑。《民法通则》第一条规定：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整部《民法通则》完全贯穿了个人本位的思想，每条法律规范的规定都是为了保护市场每一个具体的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在经济法体系中，每一部法律的颁布、每一条具体原则的设定，都以追求社会利益的保护为目标。整个经济法的立法直接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最终目的即要解决的实质问题却是维护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它所追求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内部的和谐状态。因此，经济法每一条“神经”都体现着社会权益本位的思想。
在经济法与民法的诸多区别中，财富分配的本位不同也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本位上的不同决定着他们的调整方式与途径、价值与目标等方面的不同。
区别之二：分配的途径——市场自治与宏观调控
正是由于民法与经济法在本位思想上的根本区别，两者在保护各自的本位权益的途径和手段上也迥然不同。在民法保护的范围之内，个人的行为一般而言是不会受到受限制的，只要当事人之间所为的法律行为是以合意为基础的，法律不作过多区别地对这些法律行为的后果予以一体保护。民法站在社会个体的角度，信奉独立、平等，尊重市场自由交易规则。而在经济法领域，即使经济主体的交易是在平等、双方合意的意思基础之上进行的，也可能会受到法律的规范，甚至是强制。由于经济法的本位思想是维持公共利益的一种内在和谐状态，保障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因此，一旦市场自由交易状态难以维持或达到这种公共利益内部和谐时，政府就会出面，以一种强制手段保障这种和谐状态，而这种强制手段就是人们常称之的宏观调控。
民法统领经济生活的情况下，个人本位、自由放任的法观念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财产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的原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在个人本位的观念下，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彻底解放、高度自治、完全自由、私利至上，社会依归于个人，统领于个人，服务于个人，让位于个人。奉行个人本位的民法在历史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它对于促进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人治到法治，从身份到契约都是重要的法律武器。
在以个人权益为本位的观念支持下，个人的行为一般而言是不会受限制的，只要当事人之间所为的法律行为是以双方的合意为基础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律不作过多区别地对这些法律行为的后果予以一体保护。
一般意义上说，经济法作为弥补自由交易状态下的民法的缺陷而出现。在民法调整的自由交易状态下，经济法的出现是历史之必然。首先，在市场自由交易状态下，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所难免。市场主体的局部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本身难以解决，需要第三者即政府的介入，政府通过宏观调空手段，协调各种市场主体之间以及他们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其次，市场交易自由容易导致垄断也需求政府宏观调空行为。民法鼓励的自由交易的任意发展往往会形成部门和行业的垄断，垄断的出现必然破坏自由交易，破坏市场秩序，最终亦是破坏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破坏公共利益的内部协调，市场主体的垄断行为也需要政府立法进行限制。
区别之三：分配的目标——私益保护与分配公平
价值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法的价值是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所具有的为受人们重视的性状、属性和作用，法的价值要素很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秩序、正义和效率等。首先，必须明确，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任何一个部门法都包含着法的价值，而且一般具有相同的价值内容。以民法与经济法为例，两者所包含的法的价值都包含着相同的内容，如两者都强调追求效率，只是民法上的效率价值是追求个体之间交易的无障碍，而经济法上的效率价值是为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其次，不同的部门法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内容可能不同即两者所体现的法的基本价值又有侧重。自由是民法的基本价值，而公平是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在民事关系中，当事人主体地位平等，每个人都能机会均等的占有生产资料和享有劳动成果，并且，民法对个体在民事法律关系中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的物质成果，都予以平等的保护。因此，民法侧重对私人利益的保护。 转贴于
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经济关系。公平价值在经济法上有诸多体现，包括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信息公平和分配公平等。机会公平是指社会提供给任何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空间都是一样的，法律赋予这个经济主体从事某种法律行为的可能，也同样允许其他任何经济主体可以从事这种法律行为。规则公平是指法律为经济主体为参加某种法律行为所设定的限制和条件是一样的，不能因人而异。信息公平是指社会为每个经济主体提供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它要求信息的提供者对社会成员保持普遍的、公平的、平等的信息提供，不能因人实行信息区别对待和信息歧视。分配公平是市场主体的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公平，其实质是一种利益上的均衡。尽管经济法上的公平包括诸多内容，但是其公平价值核心是分配公平，即经济法上的公平最终表现为一种财富分配上的利益均衡。这是因为分配关系问题是整个人与人利益关系的核心问题，也即分配公平问题是整个社会公平问题的核心。
虽然民法和经济法都存在公平价值，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如上所有，受不同的本位思想指导，民法侧重于公平价值中的机会公平、信息公平等，而不关注分配公平如何。而且，公平自始至终都不是民法的核心价值，民商法强调的是意思自由，自由才是民法的核心价值。经济法则以公平为核心价值，而且在诸多不同内容的公平中，一旦机会公平、信息公平同分配公平发生冲突时，分配公平则处于优越地位，经济法首先保障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正如有人所说：“经济法说倡导的公平价值观，不仅使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即机会均等，更重要的还在于实质上的公平，即分配上的公平，不能因为不同的人存在先天和后天的区别，而剥夺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政府通过税收制度、财政转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就体现了经济法公平价值中的分配公平。
结语
综上所述，民法以保护私人权益为本位，其根本作用是保证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思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保障经济主体意思自由基础下的交易成果。而经济法则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强调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当经济主体在意思自由基础下的交易成果明显违反结果公平时，经济法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民法与经济法在本位思想、价值目标和社会财富分配途径方面是有显著区别的。
尽管我们认为经济法是为了弥补民法的不足而出现的，经济法与民法在社会财富分配的本位、价值目标、和途径等众多方面有区别，然而经济法与民法在总体上却有着一致性、互补性和和谐性，而不是对立的、冲突的和互耗的。经济法在社会市场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的地位是客观的，民法与经济法并不是主辅或主次关系；正是由于经济法与民法诸多方面的区别，注定了他们之间的联系犹如孪生兄弟非常密切，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铸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不能仅仅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应关注的是这种在差异基础之上形成的紧密联系。唯有如此，他们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才会显得更和谐和相得益彰；总之一句话，民法与经济法作为规范市场经济的两部基本法律，都不可以偏废。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徐孟洲.论经济法与宏观调空.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2000年全国经济法学理论研讨会论文精选.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李步云主编.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
[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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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飞跃.经济法的法治理念探索.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2000年全国经济法学理论研讨会论文精选.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赖达清、唐敏.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2000年全国经济法学理论研讨会论文精选.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论文文章摘要】现代医保制度对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品种、待遇等方面存在着二元对待，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同其他公民一样，农民为国家建设、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却难以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实际上不具备公民的地位，至少无法与城市公民相提并论。这与现代社会盛行的人权精神及公民的平等宪法权利是格格不入的。笔者在前期学者研；基础上，提出从现代医疗保障角度论证．平等权，并在平等权框架内重新构筑现行医保制度，提倡“以制度促进平等，以平等改良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行医保制度进行了法学思考
一、关于现代医疗保障制度的讨论
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增加农民福利，保障公民权益意义重大。然而鉴于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现代医保制度却显示出其缺陷的一面，即对城镇、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对待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民平等权的实现依然差强人意。这与中央的惠农政策、和谐社会理念是极不相符的。笔者本着“以制度促进平等，以平等改良制度”的理念，提议实现城乡平等，减少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以保障农民权益，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农民的实有权利与宪法法律规定极不相符。农民平等权需要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概念加以提出。在中国，农民是大多数，只有维护大多数者利益的政府才是宪法上的合法政府，因而政府首先要维护农民阶层的平等权。因此，对于政府，需要转变执政理念，更加重视宪法法律，更加重视实现农民平等权，这样才能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wWw.133229.Com体现在社会保障领域，需要本着实现农民平等权的原则对现行医保制度进行改革，着重体现对农民阶层的社会关怀，彰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理念。
二、农民平等权的法学思考
(一)法理之维
在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平等的权利意识并不强烈。生活在相对封闭和传统环境中的农民，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尤为缺乏。农民阶层权利意识淡薄，其不会主动主张权利，往往在支撑不下去时会爆发其力量。农民平等意识缺乏和权利意识缺损，却使农民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一没有提出异议的意识、渠道和法律依据。这为农民不平等提供了巨大的存在空间，并给予了农民不平等顽固的生命力，这是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原因，也是解决农民问题最大的障碍，它使得国家和社会在解决农民问题的道路上举步维艰。获得医疗保障，是公民对政府的权利；增强平等观念、提高权利意识则应当是公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公民(尤其是农民)权利平等观念的增强，对于增进自身福利，保障自身权益具有重大意义。
平等权是人权的三大支柱权利之一，是一种基本人权，是人之为人的人权意识内要求类的平等的一种社会关系。人权作为一切个人享有的权利，是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的。这种人权的普遍性实质上体现的就是平等权，它要求反对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反对歧视。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平等权体现了人权的原理和精神，是人类追求幸福和要求全面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权利。只有从人权的角度认识平等权，我们的认识才有理论的深度和政治的高度。
(二)宪法分析
权利平等是宪法的重要原则。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一条是我国宪法对平等权的一般规定，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平等。
平等权既然作为一种权利，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上的设立，意味着国家负有保障与救济的义务，当平等权利受到侵害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实现时，采取保护措施则是国家的应尽之责。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有没有平等权的确立和平等保护条款的设立，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基本人权上的平等享有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和文明的程度。没有平等，则法治失去灵魂；没有平等权，人民也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也难以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所以，作为保障人权的国家法律，必须体现平等、保护平等，即立法上要平等。特别对于弱势群体，更要关注其平等权，在法律上更要强调其平等权的实现。在某种意义上，我国衣民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权利最易受到侵害，毫无疑问属于弱势群体，其权利实现和保护理应受到国家立法的倾斜。在宪法和有关的法律中应予以优先体现和保护农民的平等权，而不应给予广大农民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三)历史根源
现实生活中农民的不平等状况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并且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从医保制度的架构看，既有平等观念的缺失，又有制度建立的失衡，具体表现在：“挖农补工”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不公正的二元户籍制度在客观上抑制了农民自由、平等发展的可能，而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不平等又在主观上消减了农民维护利益、争取公正的机会。最根本的，农民平等观念缺乏和法定平等权利缺损，为农民不平等提供了产生和发展空间，并使之获得顽固的生命力，阻碍农民问题的破解。一言以概之，不平等是农民问题的根源。正确地解释农民问题的根源，能增进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而且将有利于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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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
(一)宪法的形式分类
1.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
(1)提出者：英国学者J·蒲莱士1884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
(2)分类标准：宪法是否具有统一的法典形式
(3)定义：
成文宪法是指具有统一法典形式的宪法，有时也叫文书宪法或制定宪法，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法律文件上既明确表现为宪法，又大多冠以国名。17、18世纪自然法学派提出社会契约论是成文宪法最重要的思想渊源。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91年法国宪法是欧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
不成文宪法指不具有统一的法典形式，而是散见于多种法律文书、宪法判例、宪法惯例的宪法。不成文宪法的最显著特征在于，虽然各种法律文件未被冠以宪法之名，但却发挥着宪法的作用。英国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的国家。英国宪法的主体有各个不同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构成，包括：《权利请愿书》(1628年);《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国会法》(1911年);《国民参政法》(1918年);《男女选举平等法》(1928年);《人民代表法》(1969年)
2.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
(1)提出者：英国学者J·蒲莱士在《历史研究与法理学》一书中首先提出。
(2)分类的标准：法律效力以及其制定修改的程序。法律敎育网
(3)定义：刚性宪法是指制定、修改的机关和程序不同于一般法律的宪法。一般又有三种情况：
①制定或修改宪法的机关不是普通的立法机关，而往往是特别成立的机关;
②制定或修改宪法的程序严于一般立法程序;
③特别的机关依据特别的程序制定修改。
【注意】实行成文宪法的国家往往也是刚性宪法的国家。
柔性宪法是指制定、修改的机关和程序与一般法律相同的宪法。
【注意】实行不成文宪法的国家往往也是柔性宪法的国家。
3.钦定宪法、民定宪法、协定宪法
(1)分类的标准：制定宪法的主体不同
(2)定义
钦定宪法是指由君主或者以君主的名义制定和颁布的宪法。如1814法国国王路易十八颁布的宪法、1848年意大利萨丁尼亚王亚尔培颁布的宪法、1889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宪法、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
民定宪法是指由民意机关或者由全民公决制定的宪法。
协定宪法是由君主与国民的代表机关协商制定的宪法。如1215年英国的《大》、法国1830年宪法。
(二)宪法的实质分类
1.宪法学家根据国家的类型，根据宪法的阶级本质的不同，把宪法区分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和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
【论文摘要】新时期，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民法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新世纪的民法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人与自然、社会各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就科学发展观对当前我国民法实施的具体影响进行了探讨。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五个统筹体现的基本内涵一是全面发展; 二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以上要求，仅仅靠法律手段是不可能胜任的，但法律手段在系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经济法天然是平衡协调法，社会本位法，平衡协调是其首要的基本原则，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司法要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利益冲突关系。但是否民法在促进可持续、协调发展方面无所作为呢?回答是否定的，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巨大。主要表现在:
一、确立环境保护理念，协调人与自然发展
20 世纪以来，世界环境污染公害事故和公害病显著增加。人类正在经历着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由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三重转变”，这种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必然要对中国民法产生重大影响。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求我们在传统民法已确认环境资源的经济性价值的基础上确认其生态价值，协调人与自然的发展。现代民法的发展表明，人们过去所认为的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传统法律正在发生变化，虽然私法并非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法律领域，但他也在反思自己的不足。大陆法系学者往往将民法看作封闭的、没有发展的权利体系，当现实中新的权利现象出现时，学者套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去进行分析定性，新的法律现象对既有的法律体系往往会提出挑战。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物权法应建立环境使用权制度、环境保护相邻权制度以及体现环境保护要求的不动产物权法制度。也有学者主张对人格概念进行拓展，把环境权纳入人格权法中进行保护，环境人格权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规定人对环境使用等关系的环境物权存在一些相似性。但环境物权以人对环境资源的物质性、消耗性使用为目的，而环境人格权只是人在适宜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对环境只进行非消耗性的使用，二者的保护范围、基础、方式目的不同。
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民法的价值在于对个体的尊重和保护，进而要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其所尊重与保护的个体，仅限于人类社会内部之间。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稀缺性的压迫，民法的价值有必要做出调整，从“人类利益中心主义”到“有责任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者从“人文主义”到“新人文主义”。民法的价值要实现对人类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并重，探求环境保护的本义。当然，这种发展并不是要否认民法对人的终极关怀，而恰恰是要促进人类的幸福。
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完善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要求我们必须完善物权立法。近代各国物权法并不关注个人与社会、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一味关心物之经济效益的充分利用，其具体表现为:其一，在设计物权变动的模式时，除承认以契约等法律行为为中介建立起来的资源流转和利益利用分配关系之外，对作为动产的自然资源，如野生动物等，视其为无主物而允许通过先占原始取得其所有权，从而极大的刺激了人们对此类自然资源的消费欲望；对作为不动产的自然资源，由于其相对于动产更显稀缺，所以法律允许得通过先占等原始取得方式取得不动产物权的情形甚少乃至为零，但法律在此之外设计了同时适用与动产和不动产的取得时效制度，以避免资源的闲置，促进其最大化利用。
三、民法的价值取向:公平价值优先
在法学研究中法律价值是从三种意义上使用的:一是来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价值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种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即法的目的价值；二是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体系，即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在多重价值不可兼得时应如何选择；三是指称法自身所包含的价值因素，法律在形式上应当具备那些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质，即法的形式价值。就制度层面而言，公平应作为民法的最高价值取向，贯穿于民法的始终。民法不但以公平作为其最高价值取向，而且不断根据社会公平观念的变化而调整其内容，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平保障与矫正机制，其目的在于矫正法律适用中的不公平。公平优先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和最高价值，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公平优先符合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是人格平等的基本要求；公平原则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潜力。民法以授权性规范为主的规范体系，强调的是个人生活的自治，确认的是权利主体地位的平等、民事行为的自由和私权神圣等诸项原则。这就可以使个人潜能的发挥获得必要的法律保障，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潜能的释放。与民法相比，商法更加注重效益价值。但是否商法应以效益作为最终价值目标，“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呢?
笔者认为，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商法虽然采取了许多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来保障效益的实现，但这不应说明商法应当效益优先。“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对于经济学来说没有什么，因为经济就是不断追求效益最大为发展动力的，但是法律和法学领域几千年来素以公平正义为首要和最高追求。按照以上的看法，商法要以效率和效益为第一的诉求，公平能兼顾则兼顾，不能兼顾则可以牺牲公平。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潮或观念下，对于中国急速发展中凸现出的各种人与自然、社会公平等方面的矛盾，民法商法就缺乏关怀，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但这不是说效益不应成为法的价值，但他充其量只是公平正义的一种体现，置公平于不顾的效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
当前我国民法发展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恢复民法市民社会根本法地位、固守民法以人为本的品格、发挥民法促进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作用、促进民法系统内外和谐来实现民法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万一．论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异同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法学论坛．2003（6）．
(1)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第一，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根据该国1995年宪法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应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受到歧视。并且，任何人都有决定和是否说出自己的民族、党派和宗教属性的权利。该国宪法虽没有从字面上直接表达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根据其规定，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有权决定是否公开自己所属的宗教派别，不允许国家和其他任何人向公民强加宗教观，也不允许宗教歧视。第二，该国《宗教活动与宗教团体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该法对宗教信仰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序言和第3条中，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一是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该法序言中指出，国家承认宗教和谐、宗教宽容和尊重公民宗教信仰的重要意义，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应当持尊重和保护的立场。第3条第2款规定了该国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以及宗教团体不论其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3条第6款规定，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该国法律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并有权参加宗教团体的活动、从事传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强迫他人的宗教关系，是否参加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是否参加宗教仪式和宗教学习。二是该法规定，如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反对，宗教团体不得强迫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否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三是根据该法第3条第5款的规定，国家不得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禁止国家阻拦或妨碍合法的宗教活动、侮辱信徒的宗教情感，损坏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建筑、设施以及其他宗教物品等redlw.com。
(2)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宗教活动与宗教团体法》第3条第9款规定了在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宗教团体、信教公民应当履行的禁止性义务。该法还规定了禁止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禁止进行的宗教活动等内容。事实上，在该法中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的限制，也是对公民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3.中哈对宗教信仰规定的比较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对宗教信仰方面的立法具有相同之处，即都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两国都通过宪法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都对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的限制进行了规定。两国对宗教信仰自由规定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三项:
(1)从宪法的规定来看:第一，两国虽在宪法条文中均对宗教信仰自由作了相关规定，但中国在宪法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较为明确，即直接明文规定了公民具有宗教信仰自由，而哈萨克斯坦在宪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仅规定了公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宗教属性。第二，中国宪法第34条仅规定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不因宗教信仰而受到歧视，并非对公民一般平等权而言，因此，该平等不歧视条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哈萨克斯坦宪法从不歧视的角度对公民的平等权进行了规定，并未局限于某一种权利。
论文关键词 同残同赔 生命健康权 平等 公平
随着“同命同价”与“同命不同价”争论愈演愈烈，在同一侵权行为中多人残疾，当事人因户口不同而产生不同残疾赔偿金问题也屡屡出现。前不久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撞伤两名路人，当事人诉诸法院请求赔偿。一审，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按照城乡赔偿标准获得相应残疾赔偿金。农村居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二审中院，中院判决支持农村居民的诉求，同一侵权行为中多人残疾按照“就高不就低”的标准，判决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按同一标准获得赔偿。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伤残，是否可以以同等标准确定残疾赔偿金呢？司法实务界观点不一，笔者现简要阐述各方主张并就法律解释和法学理论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司法实务界关于“同残同价”的争论
（一）同残异赔
有人主张在同一侵权行为中造成多人伤残，应该按照不同标准计算当事人残疾赔偿金。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该条明确规定“残疾赔偿金”作为物质损失。同时，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残疾赔偿金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部分。既然残疾赔偿金是物质损失，根据史尚宽先生的“劳动能力丧失说”，他认为：“身体或健康被侵害时，其损害赔偿，法院得因当事人之申请定为支付定期金，但需加害人提出担保。关于定期金之计算，甚为困难。例如工人失其左手之赔偿，应按保险公司之死亡表，定其生存余年，就其可能劳动之数年，以乘现在之工资及将来随同职工之技术进步或低下而渐次上升或下降之工资，扣除丧失左手后尚能从事工作所应得之工资，以定其数额。”故物质损失即身体健康受损害导致劳动能力丧失而失去现实收入，只需按照相应标准赔偿因劳动能力丧失所失去的收入。据此，司法实务中，法官直接援引《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关于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予以判决。
（二）同残同赔
也有人主张此类问题应该适用同一标准赔偿。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应受到平等保护，公民应享受公平待遇。
笔者个人支持“同残同赔”的观点，首先表明一个态度，受害人所获得的赔偿额并不能代表健康价格，对生命对健康定价本身就是对自己生命的蔑视。但当我们的生命健康权遭受侵害的时候，保护生命健康权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用残疾赔偿金来弥补。下面就支持“同残同赔”的观点阐述自己的看法。
二、同残同赔的相关依据
（一）评侵权责任法17条
《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确定了以相同数额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法律规则，笔者从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角度谈谈对这条的看法。
1．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可以分为法律内的目的与法律外的目的两种。法律内的目的又可分为立法者的目的和法律字里行间的目的两种。由于立法者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我们无法揣测其立法意图，但从该法条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立法力求突破司法束缚，打破城乡居民，不同地域居民“同命不同价”的尴尬格局，体现对生命权的平等保护和尊重。《侵权责任法》这样规定可以有效降低城乡差距，在一定范围内消除歧视。
2．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在法学上也被称为类推适用和比照适用，是指在法律没有明确的文字规定的情况下，比照相应的法律规定加以处理的推理模式。对于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残疾的，受害人属于不同户籍的，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应该如何赔偿。而类比推理可以有效弥补法律漏洞。恰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了相同数额的死亡赔偿金。同一侵权行为中多人受伤诉求残疾赔偿金的案件与同一侵权行为中多人死亡诉求死亡赔偿金的案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具体表现在：（1）基于同一侵权行为；（2）多人为受害人；（3）赔偿金性质。由于两种类型的案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遵循客观、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运用类比推理达到同事同处的效果。
（二）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关系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不同很早就深受学者关注和研究。其中，法律规则由于内容具体明确，只适用于某一类型的行为；而法律原则对人的行为及其条件有更大的覆盖面和抽象性，适用范围比法律规则宽广。对于本案的处理，无明确法律规则可以适用，笔者认为可以适用法律原则，弥补规则漏洞，实现个案正义。
1．平等原则
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人人生而平等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内容。其中“人人生而平等”有三层含义：第一，公民身份平等。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男女老少差异，也没有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差别，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有违宪之嫌。第二，公民权利平等。不论是生命权、健康权、劳动权等都应受到法律平等保护。如果有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法律应该加以规制，为受害人提供救济途径。当公民健康权遭受侵害，应当以同一标准确定残疾赔偿金，而不能根据受害人的个体差异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第三，公民尊严平等。人格尊严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如果因受害人户籍身份情况的差异而给予不同的残疾赔偿金，不能对公民的人格尊严予以平等地尊重和保护，还可能误导社会公众，轻视农村户口居民，不仅不能抚平受害人所受创伤，还可能造成心理失衡。杨立新教授认为：“坚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城乡差别，是没有道理的，是对这种改革的阻碍，是对人权平等的阻碍，是应当坚决反对的”。
2．公平原则
公平观念在民法中体现为公平原则，作为评价民事活动目的的评价标准，公平原则不仅是在法律适用和司法判决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司法实务中，当欠缺法律规则时，为了实现公平正义，法官应当依据公平原则作出合理判决。公平既包括实质上的公平，也包括形式上的公平。很多学者认为：以相同数额确定赔偿只是形式上的公平，由于城乡购买力的区别，相同数额赔偿名义公平实乃不公。但若考虑上述因素，还可探讨个人劳动能力的收入并不代表未来收入，还要考虑农村城镇化进程及农村居民可能居住城镇等各种情况。如此看来，要实现实质的公平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如果以户籍确定不同的赔偿标准，给予受害人不同的赔偿，就是身份的歧视，造成严重不公。故笔者认为建议至少从形式上开始实现公平。
三、我国关于残疾赔偿金立法缺陷及建议
（一）立法缺陷
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的适用问题
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中的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是以户籍来区分适用城镇还是农村的赔偿标准。笔者认为以城乡二元结构来区分残疾赔偿金的数额标准是违背宪法平等、公平、人权的。其次，即使按照户籍判定赔偿标准也是不公平的。随着城郊小产权房的兴起，农村居民的生活收支状况与城镇并无异样，显然以户籍定赔偿有碍公平。
2．同一侵权行为中多人伤残的残疾赔偿尚无法律规定
本文谈及的侵权案件上诉至二审法院，法官穷尽各种法律规则也未找到相关法律依据。唯有《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规则。合议庭法官大胆揣测法条背后的立法意图，为了实现个案公平正义，法官运用法理—法律对生命健康权的应予以平等保护来判决，从而支持农村居民的诉讼请求，使其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标准的残疾赔偿金。
（二）立法建议
1．取消人身损害赔偿城乡标准
《国家赔偿法》34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赔偿标准是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无城乡之分。《民法通则》“损害赔偿与受到的损害和损失相当”，无城乡之别。《侵权责任法》十七条确定了相同赔偿而不再区分城乡标准。表明立法者力求对受害人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建议逐步取消人身损害赔偿的城乡差别。
2．完善残疾赔偿金的法律规则
法官穷尽法律竟找不到关于同一侵权行为多人伤残的残疾赔偿金的处理规则，不得不从法理角度判决。故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但有几点必须注意。不得不再次谈及《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在很多学者为十七条出台解决同命同价问题而欢欣鼓舞时，也有部分学者看到其中立法的缺陷。第一，可以与应该。法律规定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残疾赔偿金，也就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选择判决同一数额，也可以选择判决不同数额，从而使该法条失去了立足公平本应具有的效力。该法条涉及公民特殊人权—生命权，这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权，本应表现法律最严肃的一面，却最终给出如此弹性的规则，实在出乎意料且有违公平。建议立法者在完善残疾赔偿金相关法律时，保护弱者的利益。第二，多人的界定。二人以上还是三人以上？理由依据何在？第三，关于附加条件同一侵权行为的设定。《侵权责任法》出台具有明显的社会背景，很多法条背后都是轰动社会的事件。如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不动产倒塌致人损害，艳照门事件名誉权、隐私权保护。十七条的出台或多或少都受到2006年重庆伤害赔偿案的影响。细细推敲，同一赔偿的适用范围仅仅适用于同一侵权行为只从形式上做到了公平正义，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户籍差别，建议立法者完善残疾赔偿金相关法律规定时克服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