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0 14:55:3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外商直接投资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从其作用来看,FDI和FPI各有所长,具有互补性。FDI对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引进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即技术溢出效应);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产业发展(主要是通过竞争及企业间的纵向或横向联系来带动;提高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其负面的影响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背离东道国的产业及战略规划。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数据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接近70%,而且大都投资在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而对国家扶持的第一产业,则不到2%,对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则仅占22%多一点,且呈下降趋势,从投资地域来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2001年和2002年东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分别为3.09%和2.69%。可见外商投资也不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还容易造成垄断及技术依赖性等缺点。
FPI包含对外借款和证券投资,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其优点是资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战略的实施。其缺点是造成一定的债务负担,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国内资金高,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较大的影响。后者的发展则不仅有利于利用外资,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如Summers(2000)认为,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增加投资和提高产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若开放不当,又会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国金融危机。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进。FDI对FPI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设施,客观上刺激东道国对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竞争力,促进东道国制度的不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使外商投资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国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从实质上来说增加了国间接投资的流量。而FPI对FDI的拉动作用则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资国筹集大量资金,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对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加深对国际投资的认识,转变观念。国际投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许多政府官员只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认为吸引外资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转变观念,首先必须认识到引进外资只是我们发展的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资的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同样,对政府官员吸引外资的考核也应该以此为标准,重在引资质量,而不是单纯地看其引资数量。
2.吸引FDI与FPI并举,重点在吸引直接投资。FDI和FPI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需要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目前的负债率并不高,有较大的引资空间。因此,可吸收FPI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3.转变引资措施,从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向改善投资环境转移。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对外资实行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的,使外资税赋很低。而中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税赋极不平等。这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本来就弱小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剌激了假外资的盛行,这实质上和引进外资的根本目标(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是背道而驰的。一国吸引外资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政策法规、经济运行状况和社会及政治状况等软硬环境。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并不强,我国作为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东道国,主要是由于地缘、文化、和民族关系,即许多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华人。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实际利用港澳台华商直接投资份额占52.7%;合同金额占全国的52.7%。从地域来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在亚洲,而在亚洲的投资来源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大陆的投资占较大比重。而港澳台的投资中,近一半投资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个省与港澳台有较近的地缘及文化习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欢在广东投资,而台商则更愿意在福建投资),而并非仅仅因为优惠政策。
4.由对外资优惠转向对产业、地域优惠,并对某些行业的外资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对外资的税赋优惠,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假外资的盛行。另一方面,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应把对外资的优惠转移到对产业、对地区的优惠,给予内外资同等待遇,把引资的优惠政策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真正达到利用外资增强国力,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同时,对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也禁止外资的涉入,如航空、通讯、军事等。对民族工业冲击应适当限制,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或者本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产业要限制。
参考文献:
[1]于永达:国际间接投资超前发展论析[J].世界经济,2000(6),pp57
[2]马全军:国际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J].世界贸易,1996(7),pp31
[3]杨丹辉: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回顾:特征、成因与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04(4),pp18
[4]王桂芝李丁:对利用外资的几点看法[J].中国流通经济,1999(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提交的一份题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的主题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因素，2003年底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26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计批准设立的4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3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50％，现存注册运营外商投资企业约23万家。即：在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失败、中止、撤退的比例高达50%。这其中，由于跨国公司撤资引起的企业终止或停止运营占了一定的比重。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
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污染天堂假说，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假说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视，环境承载力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日益严重。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日益提高。追求鸟语花香、蓝天碧水、空气清新的生存环境。“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节能减排论文，反映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诉求。
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环境的承载力变化。罗马俱乐部的世界末日模型体现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一种极度悲观的看法。库兹涅茨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呈现一种倒U型曲线，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但到达一定收入水平后，环境污染会随经济增长而减少怎么写论文。
对于FDI、污染行业转移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的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污染天堂假说”，即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环境污染是有关系的，并且东道国较弱的环境规制会吸引环境管制较高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使东道国成为“污染避难所”；第二类“污染光环假说”，即进行投资的跨国公司总是倾向于对投向东道国的公司散播绿色技术，通过运用统一的环境标准而有利于东道国的环境污染减少；第三类则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促使东道国产出大量增加，从而引致相应污染的增加。国外的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Mani，M.和D. Wheeler（1997）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污染产业投向了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1]。Eskeland和 Harrison（2003）的研究表明，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排放污染明显要少[2]。JieHe（2006）利用中国数据研究节能减排论文，发现 FDI资本每增加1%，工业SO2排放量增加 0.098%，FDI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引起的污染排放增加完全抵消了FDI对环境管制影响引起的污染减少[3]。杨海生、贾佳、周永章和王树功（2005）根据1990～2002年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其结论是FDI与污染物排放呈现显著的正相关[4]。潘申彪、余妙志（2005）利用1986～2003年江浙沪三省市数据，进行了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与环境污染加剧的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三省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是导致该区域环境污染加剧的原因[5]。沙文兵和石涛（2006）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1999～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6]。陈凌佳（2008）利用2001～2006年全国112座重点城市(均为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FDI对环境均产生负面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东部、中部和西部工业SO2污染强度增加0.0316%，0.0568%和0.0716%[7]。贺文华（2010）利用东部十一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东部的数据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8]。因FDI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本文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基础上，以FDI为污染输出变量，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面板数据研究FDI对环境的影响。
二、污染指标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和污染指标选取
因2004年前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考虑统计口径一致及数据的连续性，本文数据全部来自2004～2009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上海、浙江、江苏代表长三角节能减排论文，以广东省代表珠三角怎么写论文。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代表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表示污染输入的变量，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以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吨）代表环境污染指标。
上海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呈递减趋势，从2003年的61112万吨减少到2008年的44120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从2003年的300734吨增加到2005年375231吨，而后递减，到2008年为298000吨；工业烟尘呈现递减趋势，从2003年的49671吨减少到2008年的40629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FDI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分别从2003年的46718元、585022万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73124元和1008427万美元（见图1）。
图1 2003～2008年上海市环境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FDI变化趋势
注：坐标轴单位为千，即坐标轴上100是100*1000。 图2和图3同
浙江和江苏共有24个城市，分别是江苏的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和浙江的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2008年工业废水排放量超过4亿吨的有江苏的无锡、苏州和浙江的杭州，杭州达75585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10万吨的有江苏的南京、徐州、苏州和浙江的宁波、嘉兴，苏州达176990吨；工业烟尘排放量超过4万吨的有江苏的无锡、苏州，无锡达44487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万元的有江苏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和浙江的杭州、宁波，苏州达106863元；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的有江苏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和浙江的杭州、宁波。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是苏州节能减排论文，达813260万美元。从2007至2008年，三大污染指标都减少的有江苏的南京、无锡、苏州、镇江和浙江的温州、绍兴、金华、丽水；除江苏的南通和浙江的温州、嘉兴、湖州、绍兴、台州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所减少外，其他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加趋势（见图2）。
2007～2008年浙江和江苏24市环境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FDI变化趋势
广东省共有21个城市，它们是广州、韶关、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湛江、茂名、肇庆、惠州、梅州、汕尾、河源、阳江、清远、东莞、中山、潮州、揭阳、云浮。2008年工业废水排放量超过1亿吨的有广州、韶关、佛山、江门、肇庆、东莞、中山，东莞达33359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10万吨的有东莞、佛山，佛山达124100吨；工业烟尘排放量超过2万吨的有佛山、江门、茂名、东莞，东莞达41612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万元的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深圳达89814元，东莞和中山都低于6万元，分别为53285和56106元；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的有广州、深圳、东莞，吸纳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是深圳，达402018万美元。从2007至2008年，三大污染指标都减少的有韶关、深圳、佛山、江门、湛江、梅州；除云浮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所减少外，其他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增加趋势（见图3）。
2007～2008年广东21市环境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FDI变化趋势
用FS、SO2、GYYC、Y和FDI分别表示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为了消除序列相关节能减排论文，把数据取自然对数，用LNFS、LNSO2、LNGYYC、LNY和LNFDI分别表示FS、SO2、GYYC、Y和FDI的自然对数值。利用Eviews6.0对长三角和珠三角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FDI进行统计分析得表1，从表1可以看出长三角所有指标的均值、中位数都高于珠三角指标的对应值；除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最大值是珠三角高于长三角，其他指标值均低于长三角；除FDI的最小值是珠三角高于长三角，其他都比长三角的对应值小；其他如标准差、峰度、偏度和JB值都存在较大差异。
表1 长三角和珠三角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FDI的数据分析
长三角
珠三角
FS
SO2
GYYC
Y
FDI
FS
SO2
GYYC
Y
FDI
Mean
20412.62
88902.54
24157.65
31444.96
135035.6
8622
44570.37
10106.2
25262.12
72592.93
Median
11601.5
68778.5
19384
26628.5
73068
5449.5
33775
8176
15493
20373
Maximum
85735
375231
61606
106863
1008427
91260
197500
41612
89814
403018
Minimum
958
6269
2797
5400
1245
220
924
47
4111
2118
Std. Dev.
20004.63
74157.97
14660.33
19957.31
187197.6
10103.19
44421.6
8174.932
20870.59
99027.69
Skewness
1.5486
1.9216
0.7381
1.1892
2.4204
4.7855
1.7104
1.2361
1.1934
1.8052
Kurtosis
4.3719
7.010
2.5440
4.3536
8.8407
36.990
5.3677
4.6722
3.1731
5.3140
Jarque-Bera
71.7175
192.8161
14.9192
46.8043
359.671
6546.445
90.8637
46.7687
30.0658
96.5423
Probability
0.000576
Sum
3061893
13335381
3623648
4716744
20255335
1086372
5615867
1273381
3183027
9146709
Sum Sq. Dev.
5.96E+10
8.19E+11
3.20E+10
5.93E+10
5.22E+12
1.28E+10
2.47E+11
8.35E+09
5.44E+10
1.23E+12
Observations
150
150
150
150
150
126
126
126
126
126
Cross sections
25
25
25
25
25
21
21
21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东盟;PVAR模型
一、引言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对双方进一步加深合作提供契机。中国和东盟多数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具有相似性，都在通过扩大开放程度，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最早的5个东盟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情况，分析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额、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促使国内企业更好地依靠中国-东盟自贸区，参与东盟国家的建设开发。
二、东盟五国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关系的现实描述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东盟国家加快开放进程，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盟五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危机影响消减后，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上升，东盟五国依旧是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较大的地区。从投资数额上看，新加坡作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最大，人力资源丰富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也较强，相对来说，菲律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较弱。目前，对上述东盟五国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目前，外商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涉及农林渔业、矿产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制造业、采掘业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而从长期来看，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所青睐的热点。以外商独资、合资、收购兼并等形式进入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拓宽了东盟国家的资金来源。外商直接投资为东盟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就业岗位，为东盟国家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形成的关系。选取最早的5个东盟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数据，主要变量如下：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k）：体现一国资本形成状况。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fdi）：体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GDP）：反映一国GDP的指标。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式在基于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估计和检验时将失去通常的性质，故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综合面板数据特征，选取滞后期二期，运用stata 11.2软件，采用PP检验、IPS检验、fisher检验、Levinlin检验分别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初始面板数据不平稳，但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面板数据均平稳，面板数据的平稳性为PVAR模型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二）数据来源
本文出于数据完整性和代表性等原因，选取1981-2011年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等指标，分析上述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数据均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为本文的模型研究分析增加可靠性。
（三）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计量方法对东盟五国数据进行分析，所用程序为采用stata11.2中连玉君所编程序。
其中为系数，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为随机扰动项。面板VAR模型包括以下步骤：（1）利用System-GMM方法对东盟五国数据进行估计，研究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2）生成脉冲响应函数，通过脉冲动态反应图来观察各变量对冲击的反映情况。
1.System-GMM估计结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资本形成额作用显著，对第一期的资本形成额呈负相关，说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的资本形成有挤出效应。这主要因为东盟国家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实力较弱，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会减少其发展机会。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与第二期资本形成额呈正相关，长期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盟经济增长，带来崭新的投资机遇，拉动其国内资本增长，促进东盟国家形成新的资本投入再生产。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后两期外商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表明一定时间内流入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有限，主要原因是东盟国家开放程度有限，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期GDP有正的效应，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期GDP反映结果不显著，无法判断其对第二期GDP的影响。
GDP的变动对第一期的资本形成额和第二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显著，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从经济学角度，体现了要素的边际作用递减规律。另一方面也说明东盟国家的开放程度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进入的范围较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形成障碍。
2.脉冲响应分析。为进一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额、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使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直接影响。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最初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减少东盟国家的资本形成，即发生挤出效应。但第一期后迅速回升，并在第二期时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促进作用达到最高，之后影响逐步降低。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入东盟国家后，会相应的拉动配套设施的建设，带动当地发展，形成集聚效应，为资本形成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外商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资本形成的作用时间较短，说明当前东盟国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率不高，投资结构局限，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投资周期短、利润回报快的行业。在此类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迅速转化为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的汇出，对资本形成额造成负面影响。此外，面对资本形成额的变动，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内变化不大，表明东盟国家资本形成额对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无影响。当前东盟国家资本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其国内发展仍需要大量资金扶持。
（2）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一定时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有限。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下一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呈负相关，东盟国家目前的开放度有限，在行业准入和项目审批上，对外商直接投资造成限制。而从长期看，上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下期无影响，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东盟国家的局面不会改变，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直接影响仍将持续。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变动促进第一期GDP增长，第二期后影响逐步趋于零;而在分析中，GDP变动对第一期资本形成额影响为负，第二期后影响逐步趋于零，综上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了投资周期短、利润回报快的行业，不利于东盟国家长期资本形成。GDP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呈负相关，表面上看违背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的规律，实际是由于GDP统计口径中包含外资企业汇出本国的生产额，致使GDP统计指标未能正常反映其国内生产状况，此类状况在分析中也有体现。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System-GMM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笔者发现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存在以下关系：第一，短期内外商投资对东盟国家资本形成存在挤出效应，长期内存在挤入效应。第二，东盟国家资本形成额短期内促进其经济增长、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作用有限。第三，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贡献有限。造成此类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流入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多投资于投资回报高、回报快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未能全方位调动国内生产要素，造成资源错配。因此，东盟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应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扩大开放程度，加快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保证外商直接投资长期的长期流入，形成生产资本，拉动经济增长。东盟国家经济要发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非常必要。国外资本实力较强，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可以给本土的企业带来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
其次，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行业，调整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甄别，对与国内产业具有较大关联性的外商直接投资实施优惠政策，从而鼓励其进入。同时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挤出，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措施，使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用于其国内生产。
再次，完善外商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保障外商企业利益，同时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平台，更多让外资企业了解自己，吸引更多外资。此外，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及时反馈外商直接投资状况，以便适时采取相应措施，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资金性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最后，东盟国家需加强对其国内私人资本的扶持力度，东盟国家市场经济起步晚的国情决定其国内私人资本并不发达的现状。本土私人资本和国外大型企业相比，还是显得非常弱小的。东盟国家发展自身经济时需要练好内功，强大的私人资本能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其的促进效应。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趋势
伴随着纷至沓来的外商投资，一种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自1997年以来出现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独资化浪潮，加入WTO以后，这一浪潮更为猛烈。199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额452.57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共计161.87亿美元，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35.7%。而近几年的情况是这样的：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额630.30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共计462.81亿美元，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73.4%。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额158.93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共计123.38亿美元，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77.6%。从上面具体客观的数据来看,外商独资正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流方式。这篇论文
商务部的一项调查表明，2005年～2007年，82%的跨国公司继续扩大对华投资，57%的跨国公司在生产方面的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可见，外商投资独资化的情形在未来更是会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独资化的原因分析
1.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放宽，市场准入领域扩大
外商在华投资初期，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合资、合作是外商进入中国的最佳选择。随着我国加入WTO，在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进一步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权限制，对银行、保险、电信、运输、旅游、法律咨询等服务领域的外商独资经营限制进一步放宽，更多的产业领域允许合资企业中外商持有51％以上的控股权。这项政策的改变起到了鼓励外商独资化的作用，不仅新建的外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比例上升，原先无奈采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的外资，也纷纷转变为独资化企业。
2.合资企业双方在管理和文化的冲突
合资企业在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尽管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由于管理理念不合或因文化差异等原因导致内耗大幅度增加的案例也不在少数。一项国际性的合资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合资企业的成功率一般只有三分之一。很多跨国合资企业在管理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合资双方在企业管理和文化上的冲突。有了合资关系，就要花很大气力来协调管理制度和风格，协调成本很高。
3.保持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
依照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所有权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另一是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企业规模、组织管理等方面,尤其以先进技术最为重要,这些是他们相对于东道国竞争者的比较优势，是企业获得长期竞争力的核心能力。以契约投资的方式与东道国合伙人共同建立合资企业，将会导致专有性的无形资产迅速扩散。当合资所取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企业为防范其“技术外溢”所花费的成本时，跨国公司宁愿选择具有较高控制程度的形式，也就是独资。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独资化对本土企业的影响
1.减弱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
FDI技术外溢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在跨国直接投资中，由于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成立合资公司等形式的国际化生产，使技术自愿的或非自愿的向东道国扩散，从而带动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人才素质的提高，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生产力的进步，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其技术溢出效应是对本土企业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独资化趋势的加强和自有知识产权的保，这种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扩散的渠道也被封死了，减弱了正的溢出效应，使得本土企业的学习模仿变得更加困难，阻碍了本土企业对先进技术的获取。这篇论文
2.阻碍本土优势企业的发展，挤占国内市场份额
通过以往多年的竞争，我国已经形成一批有较强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有名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场占有率的本土企业。不过，由于诸多制约，这些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相比，实力还有明显差距。独资跨国公司通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与其产品的差距,在市场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挤占了本土企业的产品市场,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居垄断地位,从而控制国内市场。目前,国内一些行业的本土企业已被外商控股,特别是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不少商品已被外资占有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3.导致人才竞争更加激烈,本土企业更难留住人才
企业之间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逐一角逐之后，以知识为标志的人力资本正在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性生产要素，也是企业间争夺的焦点资源。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凭借良好的知名度、优越的软硬工作环境以及优厚的薪水待遇,能吸纳到国内许多优秀人才为其工作。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往往由于用人机制不活、待遇不高，在吸纳人才方面,本土企业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
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现状
河北省引进外资中,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一直较小,其金额与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均未超过4%。如2007年第一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4138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其利用外资规模与河北省是农业大省的情况很不相称。
从河北省利用外资的产业分布看,在第二产业即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建筑业所占比重过大,平均占到总额的80%以上。
但在第二产业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并不均衡,外资主要投向制造业,如钢铁、食品、化工、医药、纺织等行业,而采掘业和电力、燃气及水部门所占份额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为188582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金额的78%,占第二产业的93.6%。在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大得多,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改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几年成为河北省整个制造业的外商投资热点。
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相比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5个行业领域,教育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福利业等其他8个行业所占比例较低。随着入世承诺的不断实现,我省服务业的门槛不断下降,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除房地产行业外,其他行业领域投资金额变化剧烈,交通运输业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所占比例出现大幅上扬,2007年达到2435万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以及随之而带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规范可以分别从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个方面来提升产业结构,使其达到优化的目的。
1.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规范和引导来完成。因为目前,基础产业存在投资额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回报低、投资回收期较长等特点,己成为制约我省产业结构优化的“瓶颈产业”,很多境外投资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础产业。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让适当的外资进入适当的地区,才能够有效地加强该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与联系,使其结构合理化,进而有力的推动我省产业结构的优化。
2.外商直接投资下的市场竞争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
外资的进入会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地区,这些产业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成熟的外资企业进入后,会通过市场作用加剧国内企业的竞争,将低效率的企业从本行业中淘汰出去,从而优化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一定量的资金直接流入缓减了省内生产建设资金的不足,利用这些资金可以优先购买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进口高等级的生产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积极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来提升技术水平,优化技术结构,从而使产业结构系统在技术进步作用下,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演变,即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说是高级化。
三、河北省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资的实效,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的拉动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加快河北省经济发展步伐,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效应。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基础条件之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南方城市相比较,河北省无论是投资硬环境还是投资软环境都相对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相对较低。因此,河北省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
2.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
目前河北省对外资的利用仍然比较注重对外资数量的扩张,而对外资质量的关注较少。对外资的利用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趋势以及区域的资源、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调整和引导,使外资可以投向符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向的产业或部门,更好的发挥外资在一个地区的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政府部门也应该根据发展需求,有重点的、科学的制定经济政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导外资投向,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区外商投资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11所属市中石家庄、唐山、廊坊、秦皇岛等地区,其他地区吸引外资的金额比重较小。因此为均衡发展河北省各个地区经济,应在鼓励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色工业,扩大外资投资领域,加快各地区基础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充分借助三大港口优势,加快港口腹地经济发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区资源,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与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的经济合作,整合资源优势,促进河北省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海.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3年
[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省经济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2008
[3]河北省统计局.2003-2007河北省经济年鉴[DB/OL].
[关键词]长三角 珠三角 外商直接投资 机电产品 出口
长三角、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受益者，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两地已然形成了两大经济圈，成为主宰我国经济的动向的领头羊。2000年以来，两地实际利用外资额占据全国90%以上，两地出口占据全国出口总额的40%以上。2009年长三角、珠三角两地机电产品分别占据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64%和71%，作为两地出口主要构成商品，根据SITC分类标准，机电产品出口额可以作为衡量两地贸易结构中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的高低、进而考察两地出口贸易结构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基于小岛清的投资贸易互补理论，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大量的理论衍生和实证结果，从地域分割的角度来研究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FDI对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以及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
一、长三角、珠三角两地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情况分析
两地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无论是从总体规模还是外资企业的角度考量，都呈不断发展的趋势，其中长三角尤其明显，2005年长三角的机电产品出口与外资机电产品出口双双超越珠三角。两地的机电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也呈快速上升趋势（EXJ/EXM）。珠三角EXJ/EXM指标额在2000年之后发展势如破竹，1999年超越50%，2001年突破60%，2005年突破70%，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点71.96%；长三角在2003年、2004年连续突破50%、60%，并在之后的6年中指标额一直保持60%以上的水平微幅增长。机电产品在两地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占据了较大份额，是拉动两地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的主力军。
指标EXJf/EXJ代表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额与该地区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由该指标可以判断外资企业对于该地区的机电产品出口的贡献率，进而可以推测外资对当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以及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贡献率。两地EXJf/EXJ指标的发展与前一个指标并不一致：长三角的外资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要大于珠三角，且发展较为迅速，2002年突破70%，2007年、2008年相继突破80%、90%，2009年为历史最高点达到93.32%；相比之下，珠三角的机电产品比重发展趋势较为平缓，总体比重在65%左右浮动。总体来说，长三角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中，外资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而珠三角的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占机电出口总比重较为稳定。长三角地区的外资出口倾向大于珠三角，长三角FDI对于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以及出口结构的优化贡献较大。珠三角外资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虽占据较大比例，但并非全盘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两地出口贸易结构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珠三角外资企业出口结构更为多元化，而长三角外资企业出口结构相对单一。
二、长三角、珠三角FDI与机电产品出口实证分析
考虑到时滞问题，以及变量的平稳性，本文选取、
分别代表机电产品出口额、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以 为被解释变量， 构造机电产品出口与FDI的模型。同时，设机电产品出口与出口总额的比重为，设外资机电产品出口额与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以 、 为解释变量，为被解释变量构造出口结构模型。
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模型：
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模型：
机电产品出口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模型
（机电电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各变量与外资存量的相关系数均较高。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效益对于机电产品出口的规模以及结构的影响作用比较大。经过ADF单位根检验，各变量原序列均不平稳，差分之后为平稳序列，可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
珠三角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1）
LNEXJ = -12.3559 + 1.7243*LNFDIC(-1)
（-7.3862） （16.9976）
R2=0.9569ADR2=0.9536F-statistic=288.9197
珠三角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2）
LNEXJF = -14.2381 + 1.8138 *LNFDIC(-1)
(-7.0793) (14.8714)
R2=0.9444ADR2=0.9402F-statistic=221.1588
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3）
LNEXJ = -17.13251 + 1.9911*LNFDIC(-1)
(-10.1535)(9.6128)
R2=0.9697ADR2=0.9672F-statistic=384.6649
长三角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4）
LNEXJF = -20.5856+ 2.1822*LNFDIC(-1)
（-11.9032） （20.9731）
R2=.9734ADR2=0.9712F-statistic=439.8741
方程1、2、3、4的调整拟合优度分别为0.95、0.94、0.96、0.97，变量对方程的解释程度较高。方程自由度均为12，各方程F值均大于FO.O1(1,12)=10.04，说明以上方程总体线性关系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方程解释度较高。方程解释变量LNFDIC的t值均大于
tO.O1=2.68，变量99%水平下显著成立，可以用来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方程1、3的自变量系数为1.72、1.99，该值反映截至上一年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分别对于两地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说明珠三角地区FDI存量对于机电产品的出口弹性分别为1.72，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便能拉动1.72个单位的机电产品的出口。长三角出口弹性略高于珠三角，每增加一单位的FDI累计额能拉动1.99个单位。
方程2、4的自变量系数为1.8138、2.1822，该系数代表截至上一年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对于两地外资机电产品出口的弹性系数。经济意义可解释为每增加一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就能分别带动珠三角1.81个单位、长三角2.18个单位的外资企业机电产品的出口。
珠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5）
Y = 0.3674 + 1.4228*FDIC(-1)
(11.8315) ( 8.0478)
R2=0.8328ADR2=0.8199F-statistic=64.7676
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与FDI回归方程如下：
（方程6）
Y = 0.3467 + 8.6262*FDIC(-1)
（10.2362）（5.7034）
R2=0.7305ADR2=0.7080F-statistic=32.5293
方程5、6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83、0.73，方程解释优度相对前四个方程较差。方程自由度为12，两方程F值为64.76、32.52，均大于FO.O1(1,12)=9.33，方程总体线性关系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tO.O1=2.65，方程5、6的变量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可以用来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自变量系数分别为1.4228、8.6262，该值反映截至上一年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对于两地出口结构（机电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影响程度，可以理解为出口结构优化的效度系数。经济意义可解释为珠三角地区每增加一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便能使出口结构优化1.42个单位，即珠三角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1.42个单位；长三角地区每增加一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便能使出口结构优化8.6个单位，即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上升8.6个单位。
在机电产品总体出口规模以及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规模上，FDI对于长三角、珠三角两地的作用都呈正向促进作用，验证了小岛清的投资出口互补理论。在出口结构优化程度上，虽然都呈正向效用，但长三角珠三角呈现了较大的差异性。长三角FDI出口结构优化效度系数为8.6远高于珠三角的1.42。外资存量对于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比重的增量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结合前文机电产品出口规模描述性分析，两地出口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长三角出口结构比较单一以机电产品为主，该地区近年来外资行业投向一直聚焦于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制造业；珠三角的高技术、高资金密集的产品结构相对趋于多元化。根据珠三角地区近二十年来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作为高技术、高资金密集产品的代表逐渐成为了珠三角出口的主力军之一，2000年其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为19.23%，2009年达到了39.59%，其中75.58%的出口份额是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拉动。虽然两地的出口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都占据较大比例，不能否认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有一部份是出于加工代工的电子组装产品。但从两地外资行业投向进行分析，两地的区别显而易见，珠三角外资有一个全新的投向--科学研究、技术服务：1995年外资额为442万美元，2009年飞跃至66764万美元，十五年间增长了150倍之多，珠三角FDI的行业投向直接地影响该地出口结构，而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外资投向分析中，此项目的FDI投入金额很少。由此可见，在珠三角的出口结构中，除了传统的机电产品，还有一股新生代的出口支持力――高新技术产品，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该地的出口结构的起到了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优化与升级作用。
长三角、珠三角两地FDI对于机电产品出口起到了――致的正向推动促进作用，其中，外资的投入、外资企业的设立对于出口的规模的扩大以及出口结构的优化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长三角出口结构中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种类相对单一，而珠三角显得更为丰富多元，高新技术产品已经成为了珠三角地区出口商品的主要构成之一。珠三角地区在引资政策的健全与完善、引资环境的创造、"质""量"并重的引资战略高度都值得长三角地区的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文东伟.FDI、对外贸易与中国区域产业发展.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J],2007,4,1
关键词：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辽宁省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154-03
一、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省就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吸引和利用的规模一直不大。伴随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地位的迅速提高，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家和辽宁省政府结合现实情况，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吸引外资环境。有效的政策引导，再加上辽宁省的区位特点和资源优势，促使辽宁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度逐年上升（见表1）。
2008年，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站上100亿美元；2009年，辽宁省加大引资力度，又突破了150亿美元整数关口，再创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与2005年相比，辽宁引资增幅高达66.7%；自2007年以来，辽宁省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前五位。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产业间结构的直接影响效应
辽宁省三次产业结构在外资作用下不断优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实力显著提升，推动了辽宁经济更健康、更快速的发展（见表2）。
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一产业的比重一直较低，始终没有超过4%。这主要是由于第一产业经济效益不是很高，政策偏向于第二、三产业，且第一产业还受到自然条件束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较为集中，吸引外资比例始终处于较高水平，最低引资比例也有42.8%，主要是因为第二产业能够带来较大的规模效益和经济效益。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更为青睐，年均增幅高达1.6倍。2009年，辽宁省第三产业引资高达79亿元，增长27.6%，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51.1%。千万级别的大单工业共有321个，占辽宁省引资额度的70%，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目前已经成为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主阵地。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工业结构的直接影响效应
外商对辽宁省第二产业的直接投资大部分集中于工业部门的制造业，2000年以来，制造业投资一直占第二产业投资额的86%以上，无论从总量还是比重上看，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为主要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始终受到外资看好。从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90%以上的水平，相比之下采矿业、电气水部门和建筑业的投资比重较低（见表3）。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为主要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始终受到外资看好，这类行业一般也都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辽宁省工业产业内结构更加完善，推动了辽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第三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效应
2000年至今，外商对房地产业的直接投资在不断增加，2007年达到最高的80.08%，2009年达到十年最低的40.73%，但总体还是维持在40%以上，房地产业一直是辽宁省利用外资最多的第三产业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于房地产业的变化也符合辽宁的省情并反映出辽宁省的经济政策导向，同时也说明越来越多的外商看好辽宁省未来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中有所下降，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中变化不大，始终维持在3%左右的比重（见表4）。
2009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资对上述行业之外的第三产业部门的影响较小，但是2009年起外商直接投资在其他行业中大幅增加，特别是其他行业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翻倍的增加。产生这种分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政策因素，重点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加大了这些行业部门的政策支持力度，从而使外资更好的作用于这些行业部门。
三、对策建议
现阶段，辽宁处于振兴辽宁老工业基以及开放沿海城市的重大双重机遇。积极为引进外资创造良好环境，合理提高利用外资规模，改变思想，在注重外资总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外资的质量，更好的促进外资与省内产业发展布局的衔接，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并注重发展新兴产业，是辽宁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基本要求。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效应，笔者对辽宁今后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创建良好投资环境
辽宁省老工业基地历史悠久，制造业发展较早，具有一定的基础，相关设施完善齐备，投资硬环境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辽宁省的投资软环境则相对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辽宁省外资吸引工作。辽宁省在吸引外资过程中比较注重经营环境，引资前期提供各种优惠，看重资金额度，相比之下忽视了法制环境建设，信息平台建设等后期服务工作，这极大的降低了外商选择辽宁省作为投资对象的热情。所以，今后辽宁省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加强本省投资软环境建设，依照国家政策，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加强服务系统建设，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环境。
（二）抓好重点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建设产业集群
装备制造业是辽宁省重点产业，也是辽宁省经济的基础，在引进高质量外资的同时，辽宁省要注意创造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可以采取创业园模式、科技园模式、共同研究中心等等多种模式相结合，进行科学规划，将产业集群效应充分发挥出来，以大项目带动企业发展。特别要对有技术优势但是因为自身实力受限的中小装备制造业企业进行引导，将他们可用的有利资源在产业园区内进行优化配置，结合发达国家高质量的外资优势，将这部分企业培养壮大，为辽宁经济发展做贡献。
（三）注重产业间FDI的合理优化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还是以第二产业为主，虽然产业机构也在不断完善，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向以辽宁省优势项目为主。未来辽宁省第一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导其向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业品附加值为投资点。第二产业结合省情，合理引进，对于优势项目可以不引进或者提高门槛。第三产业是未来发展的重点，特别是其中的薄弱部门，由上文分析可知，像电子商务、物流运输、中介信息服务业等，辽宁省发展相对滞后，而国外发展较好，所以可以鼓励外资流入这部分行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溢出效应发展辽宁省第三产业，提高辽宁省第三产业经营效率，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合理优化。
（四）加强技术创新，完善技术引进
辽宁省外资方式向技贸结合方向发展迫在眉睫。首先，装备制造业企业要积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外商不会将其核心技术透露给内资企业，这就需要内资企业灵活应对，有实力的内资企业可以重金聘请专家，建立自己的研发团队，实力薄弱的企业可以与其他相关内资企业进行联合创新，在技术上突破；其次，政府要发挥积极引导作用，要从整个宏观角度改善投资环境，为内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改变以往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给予内资企业最大的自，要以企业发展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追求政绩为出发点；最后，还要加强与省内高校、科研机构的产学研合作，辽宁省高校与科研机构众多，研发能力强，企业应主动寻求与高校、科研机构的产学研合作，提升自身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陈继勇，盛杨怿.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1)：94-100.
[2]陈明森.产业升级外向推动与利用外资战略调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7-15
[3]陈涛涛，陈娇.行业增长因素与中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6，(6)：39-47.
[4]陈涛涛.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溢出效应[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7-33.
[5]程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付红.环渤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优劣势分析及建议[J].环渤海经济望，2010，(1)：40-42.
[7]傅元海.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17-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