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0 14:55:4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现代行政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行政权和公民权的作用
以现代国家和个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的关系为大背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地位和作用可谓基本了然。现代行政权是国家得以直接、能动地影响个人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的最有效的一支公共力量，社会需要行政权主动地发挥其维持秩序、保护相对一方权利、增进公共利益和福利的积极作用。顺应社会的需要，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定授予行政机关各种管理权能及相应的辅手段，从而保证行政机关及时、有效地处理形形关涉公共利益的问题。秩序行政到服务行政、给会行政的演进是对行政权积极作用的有力肯定，亦是行政法在法律上确认这种肯定的很好例证。当前，法律主要规定了行政机关两大类行为范式：一是具有直接对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配置和实现产生影响的法律效力的行为，包括赋予相对一方权利或解除相对一方义务与剥夺相对一方权利或课加相对一方义务的行为，其集中体现了行政权的强制力、支配力的特性；二是对相对一方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施予指示性的、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影响的行为，如行政机关就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供社会服务等作出的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决策、宏观调控等行为，其特点是缺乏法律强制力，自由裁量性和政治性强，在当今政府施政中占较大比重。对上述行为范式的规定确立了行政权在现代行政管理过程中主导性的法律地位。然而，行政权的操作者毕竟是同具人类弱点的普通平凡的人而非天使。使普遍抽象的法律规定有机地与具体个案情形结合起来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的认识过程，行政公务人员既需准确地把握法律规范之意义及规范背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内蕴，亦需通过各方面的信息对具体事件的全部情形有清醒、理智的了解。这其中，或者由于客观复杂因素的影响，或者由于公务人员才智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或者更严重地，由于公务人员职业德行和品性上的缺陷，行政权行使的失误或权力的故意滥用都在所难免。这些与人们对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合理期望相悖的情形是行政权的消极一面。行政法与身俱来的控权、制权理念就是对行政权潜在的负值效应的反证。当然，鉴于上述两类行政行为的目的和作用的不同，行政权受到法律制约、控制的程度和受监督的形式也就不同。由于前一类行为一旦违法，就会直接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害公共利益，故其主体资格、权限、法律法规依据、程序等受到法律严格限定，其特点是权力受法律规定细密、自由裁量有限、受监督的形式具体。一般称之为“消极行政”，其行为准则是不得为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即“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它不仅要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一定范围内，还要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机关对这类行为的违法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法律对后一类行为往往只规定行为模式和实现行政的目的，不设定法律效果，希望通过利益机制和激励机制来调动相对方的积极性，靠政府的威信和政府内部的行政纪律来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只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又不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尽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动的积极作用，通常称之为“积极行政”。只是这类行政行为一旦失误，给社会带来的破坏会十分巨大，因而，其仍须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要为行为后果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作为行政权的相对一方——个人和组织的权利与自由（以下概称公民权）的行使亦因主观、客观的原因而具积极和消极的作用。确认公民权利、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而社会文明和进步又是在公民权不断得到确认和保障、人闪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得以尽可能施展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的。公民在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公民个人追求自己在社会中诸般正当需要的满足的行动基础和保证，个人和组织根据良心和理智自由地行使这些权利，可以不受阻碍地参与社会生产和交往，建立良善健康的社会关系并在其中获得自身利益的实现，而社会共同体亦在整体上迈向更高的文明境界。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人民的斗争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公民权范围日益扩大，法律对权利的规定越愈细密，形成有机的权利体系。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我国，尤其是在近十几年来，在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得到空前的发挥，经济成就已是世人公认的事实。公民权的积极作用可见一斑。然而，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法律对公民权限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公民权的行使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这恰恰是基于对公民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的考虑而作出的限制。每个公民都是社会中的人，他在进行社会交往中必然与其他公民或组织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法律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和自由旨在帮助其相对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意志而不为社会关系中的其他人所阻碍。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公民个人超越法律规定的权利范围或滥用其权利的情形在所难免，这又往往要导致法律欲意保护的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尤其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律调整尚未完善的条例下，由于各种思潮的冲击，利益格局的变化、拜金主义的影响、自律机制的削弱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人违法行为或滥用权利，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因此，法律要求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可能或已经违法行使或滥用的情形予以预防、控制和惩戒。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的错综复杂性，即使公民个人或组织有合法理由地行使各自的权利和自由，有些情形下，也会造成矛盾和冲突，这种对抗的结果同样是社会无法容忍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的无序，同样需要公共权力进行调节。
综上所述，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行使都具有两面的可能作用，行政法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调动两者的积极因素，最大可能地抑制其各自的消极因素。
二、行政法关系的展开
法律的使命是面向未来的，既然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行使可能导致的积极效应或消极效应不可预测，法律就不能完全放任任何一方自主地、无节制地行使权力或权利。这似乎同民商和法既规定民事权利又设制民事义务的原则并无二致。但是，行政法规范和调整的法律关系毕竟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有性质上的巨大差异，行政权和公民权潜在的双重效应促使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法律关系更具复杂性。行政法规范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有：（1）行政管理关系， 即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使职权而与相对一方发生的关系。它又包括行政实体关系和行政程序关系；（2）监督行政关系， 即有权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在监督行政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由于团体、个人的监督权利必须通过国家权威真正得以实现，监督行政关系可主要指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的监督，尤其是后者更为行政法所重视。那么，行政法是如何针对行政权和公民权作用的复杂性具体安排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在上述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结构的呢？
首先，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法律期待的是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发挥，以抑制公民权的消极作用。因为，在这里，社会首要关心的问题在于如何设置或启动行政权以处理下列几种情形：（1 ）社会中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由于某些事物的出现而遭到破坏（比如经济垄断、股票黑市），国家立法者因种种缘由无法及时出台法律，需要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或规章进行普遍的调整；（2 ）具体个人和组织行使公民权时超越法律限制的可能性要求行政机关经常地对他们予以监督和检查；（3 ）具体个人和组织已违法行使公民权而给他人权益或公共利益带来损害，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及时予以控制和惩戒；（4 ）社会中某些资源或机会的利用虽然可促进社会福利，但或者由于资源或机会本身极其有限，或者由于资源或机会的给予必须依公共利益受限制，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个人和组织才能获得，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审核申请的个人和组织的条件并负责授益于合格者；（5 ）大部分具体个人和组织在行使公民权时普遍持有趋利避害的心态，对其他人的福利或需要高昂代价予以运营的公益事业较少关心，社会要求行政机关能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对于这些社会自治机制无能妥善处理的情形，个人、组织有一种依赖和信任公共力量的自然倾向，而依赖和信任的基础是公共力量拥有他们自身不具备的社会控制力和强制力。无论是秩序行政，还是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在有关机构判定其无效并予以撤销之前，不仅相对一方，而且国家机关、一般第三者都必须承认其为有效，并服从之。如果行政行为没有这种被称为公定力（推定有效）的效力，与私人行为无异，个人和组织又怎么会为把自己面临的困难委托与自身类似的软弱的行政机关去解决呢？ 1 即使个人、 组织因行政权潜在的消极后果而对行政机关是否有能力公正处置公共利益问题表示怀疑，他们亦必须等待行政权启动并最后作出行政行为之后通过其他公共权威进行评判，否则，行政权积极作用会被扼杀。因而，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法在设定行政机关管理权能的同时往往赋予其效力优先性，相对一方于此只能履行服从的义务。行政机关的主导性地位和相对一方的服从地位是这里的主要特征。
然而，如果等待行政机关凭借公务人员的独立判断作出与公共利益相悖的行政行为之后再考虑其合法性、合理性问题，由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它的破坏性后果已经造成，而这种后果在很多情形下是难以通过事后救济制度进行充分补救的。于是，在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中，法律对行政权怀有既信任又警惕的两难情结，既期望通过公民权利的适当使用来最大限度地遏止行政机关可能作出的“离经叛道”行为，又谨防繁琐、拖拉的程序阻碍行政积极效应的实现。有关国家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保持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 2 即应给予相对一方多大的参与行政决定过程的权利。无论权利范围如何，不可否认，保证个人、组织参与行政过程是行政程序法的初衷和核心内容，亦是现代民主精神的制度化。 3 因此， 程序性的法律规定倾向于赋予公民权利，相对行政机关而言，就是其在行使实体权力时必须担负相当的程序性义务。
问题是：如果行政机关完全履行程序性义务，其作出的行政决定就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了吗？美国现代新公法理论就此批判了流行于四、五十年代的法律程序理论，指出“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取决于其代表的价值，而不取决于其程序体系”；作为新公法理论来源之一的批判法学流派亦攻击法律程序理论只会导致虚幻的而非现实的社会正义。 4 人类社会有许多经验是共通的。虽然有不少国家在程序立法上费尽心机，但大家都把监督行政的机构尤其是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作为抵制行政权消极作用的最后的亦是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其中，既有实质问题的审查，也有程序问题的审查。这是因为，尽管行政程序法律倾向于规定公民权利，但行政程序性质上毕竟是行政权运作的形式，法律既不允许个人和组织取代行政机关直接作出决定，亦不容许其在此违背公定力要求而反抗行政机关违反实体和程序要求的行为。那么，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法律关注的又是什么呢？行政机关和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又是一个什么结构？以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为分析对象，我们认为，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法律使相对一方相较行政机关处于权利优势地位。相对一方享有起诉权而行政机关无反诉权、法院判决只针对行政机关而不针对相对一方都可以恰当地表明法律在这里的焦点。而且，不妨假定，法律关于行政机关负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有如下隐喻：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未作出最终有效判决之前，行政行为推定可撤销。如果行政机关不举证或举证不充分，这种推定就告成立，无需相对一方费力说服法院否定该行政行为的有效性。这与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行为推定有效恰成相反。
概而言之，在与行政管理有关的任何一种具体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结构都具有某种不对等性。但是，这些不对等性并非指向同一方向，而是错综复杂，彼此相抵。其中，除了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的不对等性是同时存在、密不可分的以外，其他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性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中发生存在的，它们在既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条件下形成彼此抗衡。而且，虽然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的不对等结构同时并存、后者又从属于前者，然而，不可否认，两种不对等结构发挥着不同的、相反的功能。也正是由于行政法在调整与行政权有关的具体社会关系时的关注点始终存在倾斜，致使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关系在具体条件下总体现出不平衡的动向，为了保证绝对的不平衡状态不至于因内在力量的变化而过于失衡，行政法应设置总体权利义务的平衡结构以发挥其约束这种失衡可能性的功能。就此意义而言，平衡不仅意味着行政法及由其调整形成的行政法关系在总体结构上的平衡以及由此结构必然体现出的平衡功能，而且隐喻着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具体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和不平衡的绝对存在。这同马克思在谈及建立资本主义不同生产领域之间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时所述的原理是一致的，“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 5 当然， 从行政法的发展史来看，虽然有不断趋近这种总体结构和功能的平衡的去势，但这种平衡也是相对的，它总是为总体结构和功能上的不平衡所打破，继而再走向平衡。总体结构和功能的平衡与不平衡在运动之中互相交织在一起。 三、行政法律制度的构筑
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过细密、成熟、相对完善的行政法律原则和规则调整以后，各个关系主体，包括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法院、行政相对一方，就生活在一个依据这些原则和规则而自我运行的、内部有某种逻辑安排的有机体中，这个有机体我们称之为“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又是由一个个次层级的法律制度组成的，如行政立法制度、行政执法制度、行政程序制度、行政赔偿制度等（以下称“亚行政法律制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行政法律制度具有不同的构筑和运行逻辑。我们在下文将阐述以“平衡论”为指导的行政法律制度的逻辑安排，其中蕴涵现代各国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对我们的启示。
法治原则以及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律制度构建的首要、普遍的原则。“法治”的确切含义至今尚未定论，但有一点基本要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是公认的。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在保证法律具有实质正义（良法）的前提下：（1）任何人（国家机关、 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对于国家机关而言，除了法律允许的以外，无权进行任何活动；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而言，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可以从事任何事业和活动；（2 ）任何人违反法律规定都必须受到惩罚，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不容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国家机关违法，由其他国家机关依法追究其责任；社会组织和个人违法，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予以惩戒。可见，虽然“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提出的，有限制权力的重要意义，但是，法治原则的内在要求是对任何人的任何行为给予不偏不倚的保护或制裁。法治原则贯彻到行政法领域，即意味着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法律既同等地保护行政机关和相对一方的合法行为，又同等地追究行政机关和相对一方的违法行为。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相对一方，只要违法，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行政法律责任。在我国，大部分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在“法律责任”这一章下既规定了行政机关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形式，又规定了相对一方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形式。 6 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原则对行政机关的要求，其基本涵义历时变迁。现代意义的依法行政原则也是围绕既保障行政权、公民权的积极作用又抑制行政权、公民权的消极作用这一内在逻辑确立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行政法发韧之初，依法行政原则是消极的、机械的公法学原理，基本内涵是：（1 ）议会制定的法律至上，一切违法行政都不发生效力；（2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议会以法律规定之，行政规章、命令仅是内部行政规范，不具有对外约束力；（3）无法律即无行政， 没有议会法律明确授意，行政不得自主行为。于是，“行政遂成从属而不独立之国家作用”。 7 此后，国家目的观和行政作用论逐渐换新， 旧日依法行政内涵已不能满足“行政之自我肯定与其主动、积极及弹性化之要求”， 8 依法行政原则即经脱胎换骨而形成现代的意义。前后的主要区别在于：（1）“依法”不仅指依据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且意味着依据行政法规规章、法的一般原理、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即行政遵从实质的法治主义；（2）行政不必以法律明确授意为绝对前提， 除法律明文禁止外， 可“基于行政之自动性及给付行政或助长行政之本质”自主行为 9。由此，该原则在保留原有制权的精要的基础上放松了对行政权的束缚，意在促使行政积极作用，以抵制过滥的个人自由的不利影响并助长社会公共福利的增进。 行政法律制度自我运行所依据的各项原则和规则实际上是法治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化。同时针对行政权和公民权的保障和抑制是现代行政法律制度必要的两支旋律，而且，这两支旋律在各亚行政法律制度中交错出现，互相辉映，难以截然分开。为表述便利，我们姑且取巧把行政法律制度分为两大类：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制度（Ⅰ类）和抑制行政权违法行使、滥用的制度（Ⅱ类）。
Ⅰ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立法制度、行政裁判制度、行政检查制度、行政处罚制度、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行政许可制度、行政合同制度和行政指导制度等。其中：（1）行政立法、 裁判制度是授权行政机关行使部分立法和司法职能的制度。其初创之时，曾在英美等国遭到严格提倡“控权”的传统思想的强烈反对，但终因时代的需要而被人们普遍接受； 10 （2）传统的行政检查、处罚、 强制执行和许可的范围在日益扩大，行政权行使代表的公共利益名义已从治安延展到市场秩序、食品卫生、环境、医疗保健、失业救济、残疾补助等等，单一模式的消极秩序行政已成历史；（3）行政合同、 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机关不完全利用强制手段，期待个人、组织的真诚合作以共同完成公共利益目标的新型权力，其权力色彩有所淡化，但由于它们的主旨在于公共利益，法律仍然授权行政机关在特定情况下行使一定的强制手段； 11（4 ）在这些亚行政法律制度中，包含着对行政相对一方违法责任追究制度。这是法治原则的普遍要求，任何个人、组织的违法行为必须承担相当的责任。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机关获权成为国家追究相对一方违法行为的机构。
Ⅱ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程序制度、行政公开制度、行政主体责任制度、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立法机关监督制度（如有些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等。（1 ）行政程序制度与Ⅰ类制度紧密交错，故其在赋予相对一方程序权利以实现民主、公正价值的同时，必须考虑行政效率的需要，公正、效率是行政程序制度两个主要原则；（2 ）行政公开制度是二战后行政法的新发展，该制度赋予个人或组织获得行政机关掌握的档案材料和其他信息的权利，是公民了解权的制度化。行政机关则可以国家安全、行政效率、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为由限制了解权。“公众的了解权和对了解权的限制构成行政公开的主要内容”，“行政公开是主要的矛盾，起主导作用……免除公开起制约和平衡作用”； 12（3 ）行政主体责任制度是法治原则对行政机关的平等要求的制度化。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则是受到行政行为违法或合法侵害的相对一方寻求利益弥补的制度，其原理是个别利益损失必须由社会公平负担以获得某种平衡（国家赔偿和补偿金额实来源于社会，这与私人赔偿有实质不同）；（4）行政诉讼制度和立法机关监督制度赋予个人、 组织较多的监督程序上的权利，行政机关承担较多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或组织的个别意见在实质上一定合理，就如同起诉权并不意味胜诉权。结果既可能是保障个人、组织的合法主张，亦可能是维护合法的行政行为。
行政法律制度是开放的，顺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迁，亚行政法律制度的数量增减和内涵演变实在情理之中。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尚需国家实体的存在，“保障—抑制”这一制度构筑逻辑作为现代人们对自身及自身所处社会比较理智的认识结果必将在时间上延展其生命力。
四、“平衡论”的意义
任何一种希冀揭示人类生活某一方面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或理论，都是建立在关注现实建构和反思历史的艰难历程之上的。我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人人皆已感知的大规模解构和建构运动，这一场运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广度和震撼力令世人瞩目。然而，严峻的现实问题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述出来了：怎么做？于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各类学科都试图在自己的专攻领域提出基于严肃、认真的历史反思的新的建构理论。“平衡论”就是在这样的广阔背景中诞生的。
“平衡论”关注现实并希望对我国制度和理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这在前作《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中已作详述，现扼而言之，即：（1）依据“平衡论”基本原理，准确把握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法制环节各自的重心和平衡及各法制环节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可保证行政法制健康、协调地发展，摆脱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配置不平衡的法制现状；（2）依据“平衡论”，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政府——企业”互动模式，推动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3）依据“平衡论”，可真正实行民主价值和效率价值有机统一的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4）依据“平衡论”，可全面、 准确地认识现代政法的本质和作用，从而可重构既符合世界行政法发展方向又具有民族特色的较成熟完善的行政法学体系。
“平衡论”至今尚属理论萌芽时期，其自身亦需一个不断的自我反思和建构过程才能渐臻完善的理论体系。我们在思考和构建“平衡论”体系时日益感受到，“平衡论”的提出对我们进行行政法学研究而言更具深远的方法论意义：（1 ）“平衡论”虽然是一个部门法学的研究课题，但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其他部门法学等广泛领域，因而，如果要求得“平衡论”的更深发展，就必须打破部门法学之间以及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学术隔离，既保持本部门法学强劲的身我发展势头，又不遗吸收其他部门法学和学科的思想精华，并向后者贡献自身的成果；（2 ）“平衡论”必须借助对行政法及行政法学历史的真实反思和积累，因而，我们必须打破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只重视对制度的历史性描述、轻视或忽视对行政法学基本理论历史进程的关注的状况；（3 ）“平衡论”作为一个部门法的理论基础无法脱离具体文化环境，它若求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就应对法律制度的建设进行文化的阐释和证明，寻找“平衡论”落根成长的本土基础。 注释:
1 参见〔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第41—42页，杨建顺、周作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参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第13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Margaret Allars，Managerialisrw andAdministrativeLaw，CanberraBulleti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o16，October1991。
3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迁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第83页（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指出：“现代政体区别于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介入的幅度”。
4 参见WilliamN.Eskridge and Gary Peller，The New Publ-ic Law Movement：Moderation as a Postmodern Cultural Form， Mi-chigan Law Review，Feb 1991. 法律程序理论迷恋于程序正义，认为法院只需严格关注政府行为是否遵循程序而无需审查实质问题。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604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6 在国内，关于“行政法律责任”概念主要有三种理解：（1）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相对一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应承担的责任；（2）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主体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应承担的责任； （3）认为行政法律责任与民事、刑事法律责任并举，是指任何人（包括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一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都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们以为第三种观点更全面、更可取。
7 参见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中“论依法行政原理”，三民书局，1980年。城氏又言：“各国之运用该原理容或有所歧异，其精神应无二致，即使行政之作用有较为客观之法规范可循，以防止行政权之滥用，实质确保人民之权利，同时亦避免消极束缚行政之反作用，务求保持相当之效率性，以符合现代行政之任务。
8 同注7。
9 同注7。
10 参见〔美〕施瓦茨：《行政法》第6—7页，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由于当代复杂社会的需要，行政法需要拥有立法职能和司法职能的行政机关”，“集合职能是制定和执行规章的机关出于对付集中的经济权力的需要”。
一、现代政府是有限的政府而非全能的政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发挥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等作用，其结果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行政许可法严格限制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四项不必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通过以上四种方式可以规范的，都不设定行政许可。这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权力的行使应当是有限的，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服务，解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的问题，现代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而不能是一个“保姆式”的政府。
二、现代政府是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
长期以来，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片面地认为政府就是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约束相对人行为的，把行使权力当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忘记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于是，实践中不断出现争夺审批权、处罚权、强制权、收费权等现象，也产生了漠视相对人权利的各种。为防止行政机关借行政许可争权夺利，在行政许可权的设定上，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比行政处罚法更加严格，它排除了国务院部委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可能性，规定只有省一级人民政府的规章能设定行政许可，剥夺了较大市政府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利。这是行政许可法的重要贡献，也是现代政府依法行政的充分体现。
三、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而非管理型政府
传统的行政理念是“政府中心主义”，它简单地将管理方与被管理方对立起来，以为双方只是管制与服从的关系，习惯于“管”字当头，“罚”字殿后。现代政府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职能已经发生改变，即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给付”职能或者称之为服务职能。行政许可法把便民、高效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之一，体现出浓重的亲民、便民的服务色彩。它规定行政许可既可以由相对人自己提出，也可以委托人提出；规定可以用现代化手段提出申请；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书文本应由行政机关免费提供，行政机关应将行政许可的办事程序公开、公示，体现出“服务是政府的天职”、“管理就是服务”的现代政府理念。
四、现代政府是公开透明的政府而非神秘型的政府
信息公开、透明正逐渐成为现代政府的行为准则和目标。公开、透明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权力运作的主体、依据、程序是公开的；行政权力运作的过程是开放的，公众可以依法参与。行政许可法将公开、透明问题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规定了行政许可的申请、受理程序，审查、决定程序，听证程序。并规定起草设定行政许可的机关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保证行政许可的设定公开透明。对已经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同样规定有定期评价制度。这些措施有利于保障公民对行政管理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了政府行政措施的公开透明。
五、现代政府是诚信的政府而非无信的政府
诚信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建设社会信用，首先政府要讲信用。如果政府在决策上随意性大，甚至出尔反尔，其结果不仅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损害行政效率，影响政府的权威和形象。行政许可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行政领域的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做到：一是所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政策要相对保持稳定，确需变更的要尽可能事先规定过渡期，给百姓明确的预期；二是所作的决定、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三是因客观原因，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决定确需改变的，由此给百姓造成财产损失，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
六、现代政府是人本的政府和亲民的政府
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方便群众，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求设定行政许可必须遵循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体现出法以民为本的鲜明特色。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原则上不收费，没有规定收费的一律不准收费，依法收费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收费。收费必须收支两条线，不得强迫相对人搭配购买相关商品或服务。体现出行政的目的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予民以利，是对付行政许可乱收费的尚方宝剑。
一位学者根据权力运用曾将社会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黑铁时期，即权力要人民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期；二是黄金时期，即权力认为人民需要什么就谋求什么的时期；三是钻石时期，即人民需要什么，权力就服务什么的时期。封建专制下的政府是黑铁政府，它靠恐吓和武力维持统治；自由资本注意时期的政府是黄金政府，它像是一位守夜人，守护着个人的私有财产；现代政府是钻石政府，它关心个体、服务大众、行政为民、以人为本。我国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毕竟在向前大踏步地迈进，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前我们法制政府建设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法制工作。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对政府法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充分认识做好新时期政府法制工作的重要性，把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摆到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当前，要通过实施行政许可法，进一步加强政府立法工作、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执法工作和执法监督工作，进一步推进政府管理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要学会善于依法处理经济社会事务，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加快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努力把各级政府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真正拥护和满意的政府。
一、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程
就我国行政法发展历程而言，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到1978年，这一阶段法律界一般称为行政法建设的初级阶段;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从1978年到1989年，在这个阶段中我国行政法进行了较大的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第三个阶段是指1989年至今，在此阶段中，我国行政法得到全面的发展。在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虽然发展的侧重点有所区别，但是目的非常明确，也就是行政法的权威开始有所形成，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法律体系更加的完备。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行政法的完善与建设不断进步，阶段性的效果与特征越来越明显。
二、现阶段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法没有全面反映行政的发展方面
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公民社会才是崛起，在公共管理中主张采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公民作为顾客来看待，通过企业管理的相关方法运用于政府管理过程中，并且将企业管理的竞争理念、成本分析等运用于政府管理中，借此扩大了地方自治的权限，行政法的变革也变得尤为迫切。我国行政法建设的近几年中，服务政府、行政问责、绩效管理等成为重要的内容，各地也制定了相关的定量的指标性的评价方法，推行行政问责、目标管理等相关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加强了各级政府间的联系，上级对下级的指导、管理也更加频繁，下级对上级政策执行越来越明晰。然而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中，对于公民的诸多利益诉求是很难得到回应，政府的回应性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我国行政法建设过程中对于政府行政机构的行政权力行使，以及行政权市场化的配置手段较为缺乏，因此
导致行政效率难以显著提高。
(二)部分行政法制度设计不合理
通过行政法建设以及司法实践我们发现，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分、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的不足，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毕竟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差别。发达国家在行政法建设制定过程中，大多是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一系列的规定，然而我国在行政处罚法建设中，主要是对行政处罚设置进行规范，这样不但降低了行政处罚法律的效率，而且无法形成对违法行为的约束作用。与此同时，在具体制度设计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公安交通领域行政执法中规定，当对公民处罚超过50元时，不可以使用现场处罚的方式，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当罚款不超过200元时，却可以现场处罚，如此一来这将大大的造成人们对法律的困惑，而且也使得行政法的适用性带来辨识性的困难。
(三)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行政法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行政法的建设同样如此，虽然我国行政法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行政法律体系必须要进一步的完善。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研究，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大多数都是通过对行政组织法的建设与完善，才进一步的推动司法审查制度和行政程序法的建设，而我国对于行政组织法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在行政组织方面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行政组织的不完善必然会给其他法律的建设完善带来诸多不好的影响。
(四)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
行政作为与政治相关联的因素，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具有上千年的封建统治的历史，在这个封建统治过程中，官本位，学而仕则优等封建文化深深影响着传统的政治行为。在官本位等思想主导下的政治行为、活动虽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给政府行政管理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传统的行政管理的随意性很大，法治思维极具欠缺，长官意识浓烈，管理的方式方法粗暴，执行程序混乱等，这些诸多不利的影响必然会造成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与公众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因此建立更具科学化、理性化、合法化的现代化行政模式势在必行。此外在观念层面上,行政法治的障碍主要包括心理障碍和文化障碍。心理障碍又包括以下几种:(1)社会意识中的障碍。众所周知，我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很长，儒家文化在我国的文化体系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历史以及文化导致人们对于传统以及权威的认同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而对于法律的认同是相对冷漠的。(2)行政意识的缺陷。行政法所体现的是被法律化了的社会意志和公共意志,然而权力目的意识所关注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公众意志,而是权力行使者的个人意志,其必然是行政法治的障碍。
三、进一步建设和完善行政法的现代化
虽然我国行政法建设在这么多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通过目前的一些司法实践可知，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在行政法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只对行政法的发展方向进行探究其实是不够的，如何推动和发展行政法现代化、进一步完善行政法显得尤为重要。
(一)建立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
在现代民主制国家,政府行政管理主要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维护的。要想实现行政现代化，首先务必要建立一整套的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与之相匹配。通过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行政人员以及在公共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只能按照规章、制度来进行，这不仅仅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随意性强、自由裁量权过大，行为约束和监督困难等特性，而且更加有利于行政人员、政府机关依法行政，从而能够有效促进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发展。
(二)明确行政法发展的重点
通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以及近年来行政法的司法实践可以慢慢发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完善的空间也很足。当然全面进行发展也不一定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明确发展的重点，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不断推动和完善行政法是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推动行政法现代化的必然之路。现阶段，我国对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法律制度设计以及实施进行了规范，但是权力寻租、权力滥用的现象仍然时常发生，大大破坏了法律的威严。因此，行政组织法的建设和完善将是我国行政法发展的重点，当然也是难点，需要加强行政组织法建设工作，从而推动行政法的完善和发展。
(三)规范行政法发展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如果行政组织法得以完善，那么行政主体的行为必定受到制约与规范，借此行政程序也就更加的完善，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行政法的功能。行政组织法和行政体制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改革的动力需要地方政府的探索、管理，但是行政组织法缺乏相应的支持，不利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另一方面，制定行政组织法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依赖于科学、合理的行政体制。因此，加强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与互动，通过行政组织法的建设与完善，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行是非常重要的。
一、刑事和解概述
刑事和解是中国语境下的概念，在其发源地的西方则被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 –offender Reconciliation，简称VOR)。其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其背后有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的支撑。
首先，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是对社会关系的侵犯，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刑事司法程序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平衡，使社会恢复和谐。刑事和解排除了政府对犯罪行为权力独占，实现了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是恢复正义的有效途径。
其次，平衡理论认为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打破了先前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戏规则，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能帮助他们恢复他们所期待的那种平衡的策略和司法技术。刑事和解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纠纷解决方式，被受害人选择的可能性较大。
最后，叙说理论认为被害人通过叙说释放积存的痛苦，减轻内心深处的紧张和压力。加害人则充当了被害人情感的最佳发泄对象，而这种角色不可能由心理治疗专家真正替代。在诉说理论模式下，其意义就在于叙说的过程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共鸣。
二、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法律文化的矛盾性分析
(一)个人本位价值观与国家本位价值观的冲突
在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中，犯罪分析是线性的国家——个人模式。国家利益被置于最为重要的位置，犯罪被视为犯罪者个人对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国家几乎垄断了刑事案件的追诉权。因此，尽管犯罪主体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是，其在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的受动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它所体现的是国家本位的价值观。
刑事和解则将犯罪视为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其分析模式是社会居于顶点，加害人、受害人平等的三角形模式。其目的在于平衡加害人与受害人，与社会的利益，从而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模式下，被害人的地位得到承认，国家将纠纷解决权力交由加害人与被害人自己，并委托一定的社会中介机构协调。刑事和解注重被害人的损失填补和加害人的再社会化，体现的是个人本位的价值观。
(二)与罪行法定原则相冲突
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对罪刑法定原则做了最原初的表述。我国刑法第三条亦明确了此项原则。罪刑法定的本质就在于保证刑法的确定性，作为其他法律得以贯彻实施的坚强后盾和最终保障，刑法所规定的不利后果是最为严厉的。因此，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是否要刑罚处罚等均由刑法明确规定，以保障公民行为的“可预期性”。在刑事和解的语境下，对于达成和解的可以免于处罚，未达成和解的则依法处罚。这似乎会出现部分犯罪分子通过刑事和解逃避法律制裁，造成了有罪不罚现象。这恰恰是和罪刑法定原则相背离的。
(三)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冲突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样由贝卡里亚最早提出。他认为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我国刑法第五条对这一原则也予以承认。但刑事和解可能一方面使加害人免除刑罚，出现有罪不罚局面;另一方面，受害人叙说、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等方式似乎也可以说是一种“罚”，但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和刑法所规定的自由刑、生命刑等不具有对等性;二是刑事和解是双方自由意志的体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可能相同的案件，但双方合意的内容不一样，加害人所受到的“罚”也不同。因此，刑事和解极易和罪行相当原则冲撞。
(四)与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冲突
我国刑法第四条确立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也即要求对任何人犯罪，在定罪和量刑上，都应当平等的适用统一的法律标准和事实标准，不允许任何人有法律特权。但是在刑事和解中很容易导致一种客观现象出现：同样的犯罪行为，部分人因可利用的资源丰富，取得获得原谅而免于刑罚的较高可能性，部分人因其可支配资源匮乏而难以和受害人达成和解，必须承担刑罚的不利后果。这就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形成事实上的不平等。
三、刑事和解的合理性分析
(一)与传统的诉讼观念相吻合
“和为贵”、“无诉”、“息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董仲舒等先贤均提倡要“合和”。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一直重视民间调解和和解，对于一些“民间细事”交由乡里或宗族调和解决。刑事和解有其悠久的文化土壤，且这种观念并没有中断，直至今天，包括“无诉”观在内的传统文化仍然顽强的传承下来，对我们的行为产生隐性的影响。刑事和解将纠纷置于私立合作下解决，避开了“对簿公堂”，这实际上就是“和”与“无诉”观的具体体现。刑事和解尽管作为新的司法模式，却有文化传统的支撑，二者的匹配符合了孟德斯鸠的论断：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实际上就是指出了法律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关系。
(二)与能动司法的提倡相吻合
作为新形势下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能动司法要求法官不要仅仅消极被动地坐堂办案，不顾后果的刻板适用法律和程序，还应当在形成进程中的中国司法制度限度内，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智慧，通过审判以及司法主导的各种替代纠纷解决方法有效解决社
--------- 会各种复杂的纠纷和案件，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刑事和解是新形势下的符合能动司法的制度选择。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激烈，法院受理案件数不断上升。而司法实践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司法资源严重不足，底层社会的诉讼成本较高，执行困难等。而刑事和解低成本、经济性，较高的履行可能性和效率，对双方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等优点，体现了能动司法服务性、主动性和高效性的特征，尤其与大局相协调，理应具有内在的和社会性。
(三)与现代刑法的谦抑性相吻合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随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立，在二元制社会结构中，市民社会要求国家能够有效地实施保障市民社会多元性及其必要自由的法律。体现在刑法领域就要求刑法尊重人权，刑法只是起最后的保障作用而非无所不及。刑法的谦抑性在当今社会体现的尤为明显。如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全国各级法院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非暴力经济性罪名等。刑事和解使加害人免受刑罚之责，给予其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更是刑法保障人权，体现其谦抑价值的具体体现。
(四)与刑法基本原则冲突的新解
1. 罪行法定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的相对化
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行相当原则是刑事古典学派贡献给人类法学的里程碑式原则，相较于封建时代司法擅断而言是巨大的进步。但是一旦走向绝对化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弊端：它们忽略了犯罪的具体情形，以牺牲个别正义为代价而获得法的普遍正义。限制了裁判者的主观能动性，把法官变成了机械适用法律的“自动售货机”。以刑罚的报应论为基础而没有顾及对犯罪的个别预防与矫治。因此，罪行法定原则的相对化和刑罚的个别化理论观念应运而生。它们建立在个别正义和个别预防的基础之上，要求是否认定为犯罪、是否要处以刑罚等要根据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后果等来断定。如李斯特认为：“刑罚以犯人的性格、恶性、反社会性或危险的强弱为标准对犯人进行分类，并据此实行所谓刑罚个别化，以期达到社会防卫的目的。”
刑事和解制度因其本身使用条件和适用范围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其仍然以普遍正义为基础，作为一种补充的纠纷解决手段，它注重案件当事人的意愿，将合法与合理的因素结合起来，追求个案的实质正义。这种个案效果和社会效果兼顾的模式恰恰体现了罪行法定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走向相对化的价值追求。
2. 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的相对性
恩格斯指出“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实际上，我们在谈论平等时就已经承认了不平等的存在。平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不存在一般的，超越时空的“平等”概念。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刑法的适用强调人人平等实际上首先是承认不平等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因为有了利益冲突，才产生了人身、财产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而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非有一种经常的强制机构不可。国家是统治阶级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法律则是其意志的表现，以确认和维护种种最终落脚为利益的不平等。因此，刑法适用人人平等并非是指内容和结果的平等，而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
据此，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地位和待遇相同”，也即机会和形式平等。尽管前文主张刑事和解违背平等原则，这实际上是从结果平等的角度出发，将问题的核心从法律转移到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等问题上。尽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形式平等变为实质平等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任务，但刑事和解本身是没有违背刑法适用人人平等原则的初衷，且要实现实质平等也是法律所不能独自承担的。
尽管刑事和解在实践中面临着：和解方式单一、缺乏统一的标准;适用不均匀(包括地区分布和处理方式的不均匀);加害人通过威胁、引诱等方式强迫受害人与之达成和解协议，对被害人的潜在危险性大等问题。但实际上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刑事和解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在制度构建上亟待完善，才凸显出各种问题。任何新事物都要经历从弱到强的过程，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制度上都趋于成熟，仍然不可能避免一些固有的问题。刑事和解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是社会生成与国家理性建构相结合的产物。是对犯罪控制司法模式和正当程序司法模式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完全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解决犯罪的需要。当务之急，莫过于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而不是对其进行否定。
参考文献
[1]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J].现代法学，2001(1).
[2]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3.
[3] 伯恩特·许乃曼.刑事制度中之被害人角色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2).
[4] 朱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中国法学，2010(1).
深刻认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内在联系
法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江苏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既遵循着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着中国特色，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有机统一、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法治属于政治文明范畴，是指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家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标志。由此可见，法治化是现代化必不可缺的重要内容。从我省法治建设的实践历程来看，加强法治建设一直是“两个率先”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省委围绕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作出了法治江苏建设的战略部署，开启了我省法治建设的新局面，有力地提升了我省政治文明水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对法治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实现第二个率先的总纲领，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对加强法治建设作了明确表述，提出至2020年，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成果的认可程度将由2010年的84.5％提升至90％以上。这表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不仅表现为经济发达、人民富庶、环境优化，更表现为政治民主、法治昌明、社会和谐，法治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内涵。
法治化是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考察现代化演进的动力特征，法治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之一。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历史，而制度创新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法治正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结晶。目前，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对法治化建设形成了更为深刻、更为迫切的要求。从经济层面来看，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期，也是我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以法治进一步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实施宏观调控，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将更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制度环境推动江苏经济的第三次转型。从社会建设的层面来看，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不断突破传统的理念思维、条框束缚、行为规制的历史过程。为社会管理创新注入更多的法治理性，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将更加有利于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建设的良性局面，更好地促进现代化进程。从人自身发展的层面来看，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以法治建设提升民众的法律素养，使人民能根据法治精神表达意愿，引导人民更加积极主动有序地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将更加激发民众的创造力，最终以人的发展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传统生活方式及其体制向现代生活方式及其体制的历史跃进。
法治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来看，法治通过维系社会秩序，能妥善处理稳定与改革的关系。就基本实现现代化而言，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将呈现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推进现代化建设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另一方面，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将促使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日趋多样，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政治诉求不断增多，社会领域将产生深刻变革，一些深层次矛盾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将会进一步凸显，大量民生类、发展类的新问题、新矛盾将进一步显现。这就亟需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处理国家、社会、集体、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和利益，在维护社会公正、关注困难群体、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最大限度地消弭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从根本上创造和保持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从而保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进程得到稳步有序推进。
准确把握司法行政在推进法治化、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职能定位
坚持把服务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现代化首先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就江苏而言，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中，涉及经济发展指标多达9项，比重占到整个指标体系的1／3之多。因此，在服务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中，司法行政机关必须把服务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一方面，通过进一步介入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调整产业结构的主阵地、重大项目建设的主领域，积极发挥法律服务在转型升级中的预防、调节、服务、保护等功能，努力以服务的法治化提升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主动顺应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法律服务行业自身的建设，尽快从传统刑事、民商事法律服务向为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拓展，有效提高法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法律服务业的社会贡献力。
（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信贷发展历程
我国邮政储蓄银行前身为“邮政储金汇业局”，成立于1919年，是当时金融界最重要的业务机构，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到解放后，由当时的金融环境影响，曾停办一段时间。1986年国务院下文要求当时的邮电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在各省市设置邮政储汇局，管理邮政储蓄，汇兑等金融业务，恢复邮政储蓄业务。邮政储蓄经历近30来年的不断发展，在内控经营、渠道建设、服务质量等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回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30来年走过的道路，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从1986年到1989年的起步阶段。人民银行依托邮政的渠道优势，在邮政各级网点开展储蓄业务，同时人民银行把存款户的本息拨付给邮政，还给予邮政存款余额的一定手续费。
二是从1990年到2006的发展壮大阶段。邮政储蓄把以前“缴存”到人民银行的资金改变为“转存”，实现了资金代办变为自办的模式。1998年，邮政独立经营后，储蓄业务得到迅猛发展，储蓄余额不断攀升，一跃成为邮储的支柱业务，在人民银行的转存资金最高达到2万亿人民币。
三是2006年12月31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宣告成立，股东为中国邮政集团。为中国金融机构增添了新的力量。随后，邮储银行取的开办小额贷款业务的资格，并在河南进行试点工作。2007年，邮储银行的小额信贷业务已在全国所有地区开展。
（二）沅陵县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现状
1.小额信贷需求主体情况多样。沅陵县邮储银行于2008年3月正式挂牌成立，随即开办了小额贷款业务。成立之初，开办的有农户贷款和商户贷款的小额贷款品种。用于向农户发放的满足种养殖业或农村经济市场中有关的生产经营的贷款称为农户小额贷款；用于向个体工商户发放的满足生产资金运作的贷款称为商户小额贷款。邮储银行小额贷款是纯信用贷款，根据担保方式不同可以分为两种品种：一种为小额保证贷款，即需要1-2名符合担保条件的是具有稳定收入的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人员提供保证；另一种为小额联保贷款，可以由3-5名农户或者3名商户组成联保小组，小组成员成员之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目前，沅陵县邮储银行的主要信贷产品有：小额贷款、个人商务贷款、二手房按揭贷款、一手房按揭贷款、全款交易后转按揭贷款、商用房按揭贷款六种。截至2015年底，各贷种余额合计10727万元，其中全县累计发放用于生产经营的小额贷款485笔，金额2467万元，贷款结余685笔，金额3467万元；平均每笔金额4.67万元，平均期限在12个月左右，小额贷款结余金额占全部贷款品种结余的32%，而这其中的40%左右的贷款用于农村的种养殖及农业生产经营，60%左右的贷款用于城市及县内商户的商业经营、资金周转（见图1）。
从贷款的主要构成上可以发现，生活消费类型的贷款要多于生产经营性类型的贷款。从贷款的金额分析，贷款金额与收入成正比，即贷款金额越小则收入越低。从农村经济的市场特征上可以看出，农村经济的规模小是它的主要特征之一，以农村的养殖业为主可以发现，养殖业由于资本本身的属性决定，其养殖品种相对单一，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导致市场风险较大；当出现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对家庭和小企经营为主的养殖户影响较为突出。而在农村地区，又以家庭和小企经营的养殖中居多，他们由于自身实力有的原因，能用于抵押的手段不多，更偏向于信用贷款，希望获取资金的方式灵活便捷，贷款期限能够与他们的生产经营周期相配套。
2.沅陵县邮政储蓄银行信贷业务操作不规范。首先，沅陵县邮政储蓄银行相关从业人员未能够深刻理解小额贷款这项业务的政策性目标。小额贷款业务需要一项长期坚持才能见到效益的的业务，导致不符合一些管理者“短、平、快”的业务发展思路，从而产生消极怠工的现象发生。其次，某些管理者重业绩，轻管理，一味追求效益，放松贷款审核。再次，无法精确锁定小额贷款客户的目标群。小额贷款业务的主要客户群来自于微小经济群中，但实际情况是那些资金实力雄厚，生产经营活动稳步发展的客户取得了贷款资金，而对生产经营处于成长期，急迫需要资金的客户拒之门外。最后，对“什么是小额信贷业务”，还未认识清楚。为了追求利润或者完成指标，过度发放小额贷款，忽视了完整的信用体系建设以及贷款用途的真实情况调查，往往导致“垒大户”及贷款挪用的情况出现，增加了小额贷款的违约率出现。
二、沅陵县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信贷业务成本收益不匹配
小额贷款业务申请条件中限制较多，最主要的是仅能为有经营主体且已连续正常生产1年以上的客户提供服务，这使许多农村市场的资金需求者无法迈入申请门槛，最终导致有钱“贷”不出去，破环了市场供需平衡，最终使得邮储资产业务发展规模受到了限制。以小额农户保证贷款为例，邮储小额农户保证贷款最高贷款金额为5万元，额度小，利差收入有限。邮政储蓄银行现有的小额贷款业务的期限全部在12个月以内，同比之下，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期限相对较长，无形中增加了该贷款品种的风险隐患，出现风险搭配不合理。贷款偿还方式单一，所有贷款仅有等额本息（本金）和一次性还本付息还款方式，客户的资金得不到有效使用。
小额贷款业务除去各项成本运营开支后，收益较少，盈利能力不足。受我国法律政策的影响，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的利率相对较低，年利率大多在12%上下浮动。低利率虽然可以降低借款人获取贷款的成本，但对长期开展小额贷款业务的机构运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次，贷款信息的不对称使得贷款风险高于那些高利率贷款的风险出险率。在低利率的情况下，借款人贷款使用效力较低，导致了贷款的违约率升高。再次，在低利率下和贷款规模的双重限制下，会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即有限的资源最先满足的是那些资产实力雄厚的借款人，而真正需求资金的“贫困者”则无法得到，也使借款者难以产生精心经营的动力。
（二）从业人员素质较低
沅陵县邮储银行2008年从沅陵县邮政局分离出来，其前身是沅陵县邮政局储汇局，员工基本上都是原储汇局业务人员（见图2）。储汇局多年来一直经营负债类业务的管理和发展，并没有真正接触过资产类业务。银行成立后，员工开始对银行资产类业务有所认识，但对信贷业务的理解还是一知半解。成立沅陵邮储银行信贷部时，因考虑信贷业务是一项高风险业务，要求从业人员有较强的自律能力，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所以，主要业务人员都来自原储汇局要害岗位，但未信贷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过多考虑。信贷从业人员虽然通过了上岗考试并经过实践培训，但受到金融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较差和管理知识贫乏的影响，在业务开办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熟练的掌握信贷业务操作流程。小额贷款业务是一种纯信用贷款，相对有抵押的贷款业务风险较大。信贷从业人员根本没有成功经验和以往信贷方面的实际工作经验可以借鉴，在业务处理上只能运用短时间内学到的简单金融理论知识进行操作，当面对这种高风险业务，部分信贷人员产生了恐贷和拒贷心理，这对沅陵县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三、沅陵县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策略
（一）开展沅陵县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的产品改良业务
目前，沅陵县邮储银行的根据借款人的主体不同，分为农户小额贷款和商户小额贷款；按贷款担保方式的不同，分为小额保证贷款和联保小额贷款。农户小额贷款的最高授信金额为5万元，商户小额贷款的最高授信金额为10万元。而实际情况是，不同区域、不同种养殖品种和规模的客户，面对市场，会产生具有差异性的小额贷款需求。因此，邮储银行现有的小额信贷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完全适合新农村经济发展形式下，借款人对贷款资金的需求及对小额贷款产品的要求。沅陵县邮储银行应根据当地的金融市场，结合客户的实际资金需求、资金周转情况，收入来源情况，设计适合当前业务发展的新产品。可以针对有特色或规模的种养殖企业或个人提供更合适的小额贷款产品。对属于农户的借款人，若种养殖规模和技术确实达到一定的标准以上，如采用科学养殖方法、属当地重点扶持企业的大型养殖场、养殖基地；采用机械化大面积种植、为当地政府提供试验田种植、种植特色经济作物的农户，可以根据其资金成本、信用情况、还款能力、收入情况、种养殖经验，适当提高其贷款额度到10万元或以上。沅陵县邮储银行已经开办个人商务贷款，具有固定经营场所且拥有产权的住房或商铺的商户即可申请，授信金额不超过抵押房产评估价值的60%，能够更好的满足高额度贷款商户的资金需求。为此，考虑小额贷款市场因素，建议小额贷款额度可根据当地市场环境做出适当调整。
（二）加强沅陵县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的风险控制
一、广西土地整治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1.土地整治基本情况。2011～2015年，广西共开展了846个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总规模595930.8公顷，总投资152.21亿元，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501256.1公顷，新增耕地15771.22公顷，包括整村推进174个、桂中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143个、兴边富民典型项目和0～20千米大会战项目40个、两期整县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土地整治重大工程489个（注：数据来源于2015年10月广西国土资源厅土地整理中心提供）。
2.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十二五”期间，就农业机械装备水平而言，广西的农业机械原值达到300亿元，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3800万千瓦，各类拖拉机拥有量达到190万台以上，分别比2010年增长49.38%、37.3%和70.31%；对于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而言，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50%，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70.5%，甘蔗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55%（注：数据来源于2015年10月广西农机局提供）。
二、土地整治有效促进农业现代化
1.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基础设施的完善，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推进了传统的散户粗放型经营方式向集约化、规模化、科学化经营方式转变。项目区乡镇政府结合当地特色农业，积极引进农业生产企业，推进土地流转，发展特色农业、现代农业。在政府部门的扶持下以特色农业为主，结合旅游业、加工业，逐步形成高产高效、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格局，如来宾市兴宾区蒙村乡桂枝村土地整治项目。
该项目实施面积640.48公顷，土地平整面积640.48公顷，土地流转90公顷，流转率达92%。项目实施后当地政府利用蒙村乡内桂枝村委水吉村独有的资源条件，引进广西南宁领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来宾市“幸福里庄园（广西葡萄大世界）。目前项目已完成一期投资1700多万元，主要种植葡萄、苗圃、皇帝柑、火龙果等，让游客一年四季都能孚受米摘乐趣。
2.发展机械化生产，促进农业现代化。土地整治改变了传统的散户经营方式，加速了全区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和现代化生产。项目区道路的畅通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涌现了大批种植大户、种植能手、农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从种植、施肥、收割等全程均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有些地方在项目区建立起了加工厂，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创建了品牌；有的地方甚至建立了科研基地，为现代化农业提供了科学研究。据调研了解，目前能全程使用机械化的主要是水稻和甘蔗，如贵港市港北区夏里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2013年，夏里村群众针对农村劳动力不足和田块细碎零散难以耕种管理的现状，在外出乡贤的引导下，开展了水田“小块并大块”工作，为充分发挥水田“小块并大块”的作用，联合社对水稻种植实行“五代一管”的农业经营模式。通过新模式的实施，推动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发展。联合社下设的旺盛农机专业合作社，拥有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的工厂化育秧中心、占地面积570平方米的稻谷烘干厂（一期）和插秧机、收割机、耙田机等农机23台。联合社下设的种植专业合作社以富硒优质水稻种植为主，通过全程机械化种植的水稻产量高、品质好，为提高产品附加值，合作社对生产的大米进行精包装，打造了“夏里香米”品牌。
3.高产高糖甘蔗示范基地与土地整治相结合，有效提高了经济效益。2013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有关文件，要求建设糖料蔗基地，提出稳定糖料蔗种植面积，坚持优势区域重点发展，加强蔗田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33.33万公顷糖料蔗基地。根据自治区“双高”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糖料蔗基地已完成土地整治建设6.16万公顷。优质高产高糖糖料蔗示范基地建设，结合土地整治“小块并大块”的实施，实现了糖料蔗基地规模化、机械化生产，降低了糖料蔗生产成本，有效提高了经济效益，如扶绥县糖料蔗基地建设。
扶绥县大胆创新，通过引进广西凯利农业公司、扶持成立渠芦屯合作社等方式建设“双高”基地。以广西凯利农业公司为例，自2013年以来，该公司先后在武鸣、宾阳和扶绥等县（区）建设了6片总面积近2000公顷的“双高”基地。2014年，该公司进入扶绥县建设“双高”基地，首先在东门镇耽练村岜白屯建成了120公顷高标准示范基地，2015年在东门镇、渠黎镇分别建设335.33公顷、420公顷“双高”基地。渠黎镇“双高”基地原状条件较差，坡高、沟深、石多、树桩多，而且土质特别差，但该公司从土地平整到完成种植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通过规范的“四化”建设和管理，甘蔗长势非常好，预期亩产8吨。
三、土地整治在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实施区域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区域不协调。从前文土地整治与农业现代化的对比分析，可知土地整治率高的区域，其农业现代化程度也较高，但是部分市、县虽然土地整治率不高，但其农业现代化程度也较高，这个主要与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耕地资源、特色农业息息相关，这也说明历年实施的土地整治区域，存在与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区域不协调的现象。
2.前期规划布局不合理。在土地整治项目中，规划布局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如部分项目因为土地权属调整工作难，不布设土地平整工程，即便有些布设了土地平整工程，其平整面积占项目实施规模也只在10%以内；部分项目平整区域内灌排设施缺乏，造成了项目区内涝的现象；部分项目未考虑修缮水源工程，直接布设渠道，导致布设出来的渠道出现倒流、无水等情况；部分项目土地平整后田块划分面积较小，且没有设置下田坡道，机械无法下田等。
3.投资标准较低。由于自治区财政投入土地整治项目的资金有限，只能对条件较好的地方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形式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对大部分设施缺乏的地区投入1500元/亩的资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利用问题，再加上以往土地整治项目对亩均投资有限制，导致实施效果不佳，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
4.土地整治未与农业现代化充分结合。目前，土地整治规划设计主要是为便于农民生活生产需要，且大部分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建，而没有根据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平整土地、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设施不能满足或适应现代化农业需求。另外，土地整治主要以耕地整治为主，对其他农用地整治较少。
四、对做好土地整治工作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建议
1.区域安排要与土地流转及农业现代化发展区域相协调。新一轮土地整治规划、土地整治区域项目安排要与农业现代化区域相协调，有农业产业规划，属于国家或自治区农业现代化核心区的地方，要整合资金开展土地整治，使土地整治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土地综合整治的效益。
2.因地制宜，按需整治。“十三五”期间，土地整治更要注重质量建设及提升，要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开展土地整治要因地制宜，不能以政治任务形式下达，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政府及群众大力支持的地方，要有农业产业规划，耕地集中连片，开展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登记，对完成土地流转的区域，应优先安排土地整治项目。另外，编制土地整治项目规划方案时，要充分结合特色农业种植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土地承包方的种植规划，优化设计理念，科学合理设计项目区规划布局，实现土地整治项目按需整治的理念，让土地整治发挥更大的效益。
3.整合多部门资金，实现统筹建设。建议在“十三五”期间，对土地整治的项目资金不实行亩均控制，土地整治的资金投入应根据具体项目实际情况而定。另外，要加大部门资金的整合力度，整合节水增粮、现代农业、农业开发、土地整治、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小型农田水利、农业技术推广等涉农资金，从财政“农财”角度纳入“现代种植业示范区建设与改革”规划，以高标准农田为平台，分别开展水稻育秧大棚、农机合作社、推广优良品种、生态农业等重点区域建设项目，实现统筹建设，从而实现农业生产与城乡各业建设协调发展。
传统的行政法是以秩序行政和规制行政尤其是警察行政为主要对象而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实质意义上的警察，其作用在于维持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消除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行为及状态。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都离不开警察的作用。制度、秩序和权威构成了传统行政法的三大价值，也是现代行政法的价值和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警察法和警察法学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和规范，为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素材和视角，也构成了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行政法上关于秩序行政、规制行政和保护行政等的基本法理，对于全面履行警察职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保障作用。
全面履行警察职能，起码应当遵循以下五大原则。
其一，依法行政的原则。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警察是规制行政和秩序行政，是限制自由和赋课义务的权力作用，具有强烈的侵益性，故而要对其加以严格限制。于是，警察领域确立了严格的法律保留原则。行使警察权应当具有法律依据。传统行政法理论强调的依据是狭义的“法律”，而现代行政法理论在“法律”的基础上融进了法规甚至规章。这是与现代行政的扩展相适应的。因为警察作用的基础是一般统治权，所以，只要法律上没有特别规定，那么，所有服从一般统治权的人都应当尊重和服从警察权。不问其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也不论其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其二，消极目的的原则。鉴于警察为达到行政目的而行使权力，多采取命令、施行强制的方法，传统行政法理论一直坚持警察消极目的的原则，主张警察的目的仅限于维持社会公共秩序。不过，由于现代行政活动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警察作用已不适于简单地以积极目的和消极目的来区分。例如，从前认为属于警察规制的建筑规制以及公害规制等行政作用，现在被认为同时具有浓厚的保护行政甚至给付行政的色彩。所不同的是其着眼点发生了变化。警察既具有规制行政、秩序行政的基本属性，又具有保护行政甚至给付行政的色彩，这种属性的新变化，对于判定是否全面履行警察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公共性的原则。也称私生活自由的原则，是指对不影响一般社会生活正常运行，不危及每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及财产等的私人生活，不得行使警察命令和强制的权能，而要恪守私生活不可侵的原则、私人住所不可侵的原则和民事上的法律关系不干涉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