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7-29 17:08:3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998年欧盟暂停批准新的转基因农产品上市，形成事实上的“转基因禁令”，更加深了公众心目中“转基因食品有问题”的印象。但此后欧盟政策不断调整，2007年以后，欧盟批准转基因作物的速度越来越快，目前已经批准了30个转基因作物品种，有7个国家。
1999年4月，查尔斯王子授权BBC了自己撰写的反转基因的文章，同时还在电视上说出了“决不吃任何含DNA的食物”的话，这一言论后来被当作笑谈。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洛希实验室向英国《自然》杂志报告说，他们用沾有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喂养大花蝶的幼虫，导致这些毛毛虫死亡。但他们的实验受到了同行质疑，并被检查出数据有误，《自然》杂志最后对论文撤稿。
1999年11月，英国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试验，考察转基因作物对局部环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对农田杂草和虫子的影响。试验报告于2003年出炉，结果出乎人们意料：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而是有好有坏的。
2002年6月，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声称已证实中国种植的转基因棉对环境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份报告的可靠性遭到了众多中国农业专家的质疑，但也成了中国国内“反转”的序曲。
2007年，维也纳大学的泽特克教授声称，发现喂了20周的转基因杂交玉米的小鼠产下的后代数量较少、体重较轻。这一结论立刻被绿色和平广泛传播，该消息传到中国后，被简单有力地翻译为“转基因玉米导致绝育”。不过，这一研究受到科学家及监管机构的质疑，并为此展开调查。2009年，包括欧洲食品安全局在内多家权威机构发表声明，指出泽特克教授等人的数据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其研究是无效的。
2010年，《国际先驱导报》发表报道，称山西地等出现动物异常现象，是因为吃了美国的“先玉335玉米”。该文引起消费者和农户的恐慌。此后，山西农业厅认定为“该报道所述的因果关系缺失科学依据”。农业部随后辟谣称，“先玉335”并未检出转基因成分。
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曝光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等研究人员在不告知的情况下，利用湖南省衡南县的25名小学生进行黄金大米（一种转基因大米）的营养实验，引起轩然大波。12月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通报称，黄金大米试验违反了相关规定、科研诚信。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随后表示，“黄金大米本身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2012年9月，媒体广泛报道法国卡昂大学研究者的一项报告，称喂食美国孟山都公司NK603转基因玉米的老鼠的寿命比正常老鼠短，并且前者长肿瘤的几率更高。欧洲食品安全局对此展开调查，并于12月份表示，卡昂大学研究人员实验结论不仅缺乏数据支持，而且相关实验的设计和方法都存在严重漏洞。
转基因大米“品尝”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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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预防
论文摘要 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了讨论，阐述了其对人类的直接影响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提出对转基因风险的预防措施。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但是，转基因食品领域的安全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4位，排在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之后，虽然我国已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进口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但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常有法律法规较为先进而执行不力的现象，更何况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做得远远不够。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有其特殊性，因为它较少引起急性中毒而带来轰动效应，而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局限于知识、财力、时间，不可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只能依靠现行漏洞百出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捉襟见肘地应对出现的情况与问题。前些年关于转基因水稻的那场讨论，已暴露出某些学者和官员已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此，加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和控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对人类的直接影响
转基因食物对人类本身将带来一系列直接或潜在的安全影响。
1.1没有经过长期的安全性研究
转基因食物从1993年出现到现在仅10多年，改变了人类食品的自然属性，未经过长期的安全性试验，没有人知道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我们知道许多认为安全的药物可能数年后才显示出隐患，食物的效应应更为长期。
1.2减少食物的营养价值或降低食物中重要成分
转基因食物的主要动机是满足某种商品价值，如更高的产量、更好看的外表，而食物的某种成分的改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如美国有报道，在具有抗除草剂基因的大豆中，异黄酮类激素等防癌成分减少了。
1.3引起人类过敏反应
转基因技术会在生物中产生不能预见的变态反应源。如把巴西胡桃的基因移植到黄豆上去，结果却使一些对胡桃过敏的人在吃黄豆时产生过敏反应。
1.4产生对人类不利的毒素副产品
转基因作物产生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使原来的毒素水平提高，产生新的毒素或副产品。1999年Losey等试验发现，在一种植物马利筋叶片上撒有转基因Bt玉米花粉后，普罗克西普斑蝶食用叶片减少，长得慢，4d的幼虫的死亡率变为44%，而对照组（饲喂不撒Bt玉米花粉的叶片）死亡率为0%。转基因作物产生的杀虫剂毒素可由根部渗入周围，但尚不清楚会产生何种影响。
1.5产生抗菌素耐药性细菌
基因技术采用耐抗菌素（如抗卡那霉素、链霉素等）基因来标识转基因化的农作物，这就意味着农作物带有耐抗菌素的基因。英国的研究显示，转基因作物中的突变基因可能会进入到生物有机体，突变的基因如跨越种群和转移至细菌，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新的疾病；如出现无法治疗并广泛传播的、对生物造成严重威胁的疾病，其后果不堪设想。
1.6 直接引起人类急性中毒
有些基因在治病同时可能引起某些人急性中毒效应。如《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9日报道，美国一名病人在接受生物药品临床试验的过程中死亡，导致当时正在进行的12个基因治疗项目全面遭禁。后来其他的一些病人也因为新增的基因而患上癌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下令中止此类试验。
2对生态系统（包括环境）的影响
生态系统是各种动物、植物与环境的一种动态平衡系统，而转基因食品是人为对特定物种进行干预，改变其性状，因而也改变了该物种在食物链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引起一系列不可预料和复杂的变化。
2.1转基因技术本身的不足
虽然基因技术发展可以将DNA进行切割，将一异源基因引入另一生物，但不能完全准确地预见作用后产生的新的蛋白质的性状是否完全吻合我们的要求。
2.2物种多样性的破坏
基因技术加上商业营销将使某类作物如超级水稻为某一公司垄断供应种子，使原来多个品种减少为同一基因的单一品种，当真菌、病毒、虫害侵袭这种植物时，会发生严重的产量减产，也引起生态平衡的变化。
2.3基因的污染
转基因技术可能使某些基因流入自然界，引起难以预料的影响；基因化的生物、细菌、病毒等进入环境，保存或恢复是不可能的，其较化学或核污染严重，危害是不可逆转的。
2.4引进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种
转基因技术可能使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种出现，如超级杂草、超级昆虫等，可能对地壤、野生近缘种、普通作物、相邻的植物及环境造成破坏。
2.5环保的影响
有资料证明，基因化的农作物对除草剂具有抵抗力，实际耐用药量高于正常的3倍，农民知道其对除草剂有抵抗力，会直接或不直接地提高除草剂等化学药物的使用量。
2.6生态系统的破坏
转基因技术使某种物种的性状改变，如A昆虫以B植物为食物，我们认为改变B植物为转基因抗虫植物，提高了B植物产量，但A昆虫因缺乏食物使虫的密度大幅下降，引起以A昆虫为食物的天敌C生物的生存危机，进而引起整个生态平衡的破坏，将来可能暴发某种虫害大面积流行等。
3对转基因风险的预防
3.1严格控制境外转基因食品进入
对国外转基因食品进入我国必须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审批，可以在WTO框架下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进行限制，这方面检验检疫系统应有较大作为空间。
3.2加强国内市场控制
虽然我国农业部已一系列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措施，但是我国国内市场的管理是较为混乱，如转基因水稻还未批准上市，但有众多报道转基因水稻已流入市场。因此，必须完善这方面的法规，严格执法，重罚甚至采用刑法严惩不法商人，当然这也依赖于整体执法环境的改善。
3.3加强转基因生物的检测技术研究
目前国内有众多机构对转基因生物的检测技术进行研究，但食物加工从原料到成品经过多个加工环节，要严格区分转基因成分存在较大困难，可采用以下检测方法：①检测转基因成分所独有的DNA序列。采用人工检测或仪器检测对碱基对进行测定，可精确确定转基因成分。②采用PCR技术进行检测。《国门时报》曾报道，检验检疫科学院采用“亲合吸附-PCE Hyb-ELISA”检测方法，能特异的检测35S启动子和Nos终止子核酸系列，这2种核酸系列存在目前已知的绝大部分转基因成分中。③基因ID法进行检测。由John B. Fugan于2000年提出的新方法，或采用异酸胍盐抽提法以避免DNA的降解和污染。④农作物身份识别系统。美国ADM公司称他们建立了一套农作物身份识别系统，可以保证向国外供应农产品时，不含转基因作物。
3.4加强对转基因作物投入商业应用的安全性评价
如何了解“转基因”，我们首先要从基因研究谈起。
从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开始研究性状的控制基础。1944年，美国科学家艾弗里和他的同事一起证实了DNA是遗传物质。1953年，沃森一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模型，由此开创了生命科学的新纪元。通常情况下，高等植物的世代交替途经花粉双受精过程，实现雄雌配子的融合和子代种子的形成。随着人们对基因结构和功能的了解，基因工程操作逐渐成熟。在此基础上，利用超脱常规授粉技术的手段实现遗传物质整合、培育转基因植物应运而生。在自然界中，根瘤农杆菌可以将其Ti质粒上的T－DNA转移并整合到寄主植物中，该原理被广泛应用于转基因植物的创建。此外，许多直接转化方法也被用于转基因操作。
转基因操作是一项可以造福人类而不是祸害人类的技术，可以利用它让作物具有抗病虫害的特性，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去除食物中的有害成分，增加作物产量等等，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它，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以使食品更安全、更营养、更便宜，对消费者、对环境也都是大有好处的。当然，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如果使用不当，也会造成问题，比如转入的新成分可能会导致过敏，可能会对生态造成不利影响，所以转基因产品在推广、上市之前都会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测，排除这些可能的不良因素。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的育种方法的延伸，只不过比传统育种技术更为精确，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
1993年，美国第一例转基因晚熟西红柿上市，自此，全球转基因食品蓬勃发展起来。所谓转基因食品，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它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遍及世界各地，其中，发达国家的转基因产品占世界总量的85％，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据统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确定的转基因品种已有43种。美国是转基因食品最多的国家，60％以上的加工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90％以上的大豆、50％以上的玉米是转基因的。除转基因食品还有转基因植物，如：西红柿、土豆、玉米等，还有转基因动物，如：鱼、牛、羊等。虽然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在口感上没有多大差别，但转基因的植物、动物有明显的优势：优质高产、抗虫、抗病毒、抗除草剂、改良品质、抗逆境生存等。
掀开“转基因”面纱的一角，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它的全貌，它究竟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吗?
“转基因”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诸多争议，矛头大都指向其安全性。1998年起发生的“英国普斯塔事件”、 “美洲斑蝶死亡”、 “加拿大超级杂草事件”、 “欧洲转基因玉米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 “中国抗虫棉破坏生态”等事件，让国际上对“转基因”的安全倍加关注。但这些事件最终被各国政府和权威研究机构一一否定。例如1998年，英国科学家普斯塔个人在电视台(并不是通过学术论文或者通过权威机构)了他的实验结果，称用转基因的马铃薯喂大鼠可以破坏免疫系统。英国皇家学会针对普斯塔的报告，专门组织专家进行了认真评估，最后的结论是，实验结果不能证明转基因土豆对大鼠有这样的一些危害。这是第一个与转基因生物安全有关的事件，它引发了一场持久的全球性的而且到现在依然没有平息还愈演愈烈的转基因生物安全之争。2009年的所谓转基因玉米品种对大鼠的肾脏、肝脏的实验，指法国卡昂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国际生物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三种转基因玉米品种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的报告。为什么说是所谓的事件?一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做了实验，而只是把孟山都公司用3个转基因玉米进行90天大鼠喂养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学重新分析；二是他们的工作受一些极端环境保护组织的资助，其报告发表的动机和结果的可信性也受到质疑。欧洲食品安全局转基因小组对这些作了分析，并于2009年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个决议：论文提供的数据不能支持作者关于转基因玉米对大鼠肾脏、肝脏造成伤害的结论。关于“Mon863喂养对老鼠造成免疫系统影响”的有关报道问题，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的主管机构、第三方研究机构的科学数据均已表明，转基因玉米与传统非转基因玉米具有实质等同性，未发现额外的安垒问题，以科学事实否定了其不实传言。国际上数十个国家，长达10余年的安全食用历史，进一步证明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逾14年，种植面积、作物种类、加工食物种类和食用人群逐年扩大，但由于各国实施了规范管理和科学评价，全世界每年上亿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每年数化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尚未发生具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粮食和农业状况的报告提到一个共识，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可以放心用，并不是像某些人渲染的那么可怕。检测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安全性所采用的方法也是科学恰当的，包括中国，包括全世界。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尚未发现可验证的、因食用由转基因作物加工的食品而导致有毒或有损营养的情况。数以百万计的人食用了转基因作物加工食品未发现任何不利影响。
2009年，25个国家种植了1.34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比2008年增长了7％。美国仍然是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种植面积为6400万公顷。抗虫和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占据了美国玉米种植面积85％，抗虫转基因棉花占据了美国棉花种植面积90％。美国人的膳食结构与中国人不尽相同，其主食中不仅有水稻，还有小麦、玉米和马铃薯等。除转基因小麦产业化滞后外，玉米、水稻、马铃薯均有转基因品种被美国政府批准种植和食用。2000年以来，美国先后批准了6个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伊朗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商业化种植。加拿大、墨西哥等四国批准了转基因农产品进口允许食用。同时，美国批准了孟山都公司培育的耐草甘膦除草剂小麦品种。美国国家科学院于2010年4月13日在网络媒体上发表的最新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最具说服力。该报告从农户视角对美国发展转基因作物14年来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作了全面和客观的分析，指出从总体情况来看，与不使用转基因技术的传统农业相比，转基因技术为美国农民创造了巨大的环境收益和经济收益。
为确保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防止具有潜在风险的转基因食品进入消费市场，我国依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转基因植物安全评价指南》，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等制定的转基
因生物安全评价指南，制定了科学规范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转基因食品上市前对转基因生物的食用安全进行全面的评估。食用安全性评价主要包括营养学评价、抗营养因子评价、毒理学评价和过敏性评价等内容。
转基因食品的营养学呼价。人们对食品的需求就在于它为人类提供生存所必须的能量和各类营养物质，因此，对营养成分的评价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的营养物质主要包括蛋白质、淀粉、纤维素、脂肪、脂肪酸、氨基酸、矿质元素、维生素、灰分等与人类健康营养密切相关的物质。评价时，将不同年份或不同生长地点的转基因食品的主要营养成分和对照的非转基因食品进行比较，评估转基因食品在营养上是否与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具有等效的营养价值。除需要与对照非转基因食品进行比较，还需要参考OECD、ILSI及本国已有的同类非转基因作物营养成分，确定转基因食品的营养成分是否在这些范围内，如果在范围内，则可以认定转基因食品具有与非转基因食品同等的营养功效。
转基因食品的抗营养因子评价。食品不仅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也含有广泛的非营养物质，有些物质当超过一定量时则是有害的，称为抗营养因子或者抗营养素。通常，抗营养素被理解为抑制或阻止代谢(特别是消化)的重要通路的物质，抗营养因子降低了营养物质(特别是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最大利用，以及食物的营养价值。几乎所有的植物性食品中都含有抗营养因子，这是植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我防御的物质。目前，已知的抗营养因子主要有蛋白酶抑制剂、植酸、凝集素、芥酸、棉酚、单宁、硫甙等。然而大多数抗营养因子的有害作用是由未加工的食物引起的，经过简单的处理都会消失，如加热、浸泡和发芽处理等。如我们经常食用的豇豆中由于含有豇豆蛋白酶抑制剂不能生食，需要烹调熟制后，才能食用。对转基因食品的抗营养因子的安全评价，是将转基因品种中的抗营养因子含量与其对照非转基因食品进行比较，其评估方法与营养成分的评估方法一致。
转基因食品的毒理学评价。转基因食品是否会由于导入了外源基因而产生对人体有毒的物质，是人们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恐惧的重要方面。对转基因食品的毒理学评价是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重要的评价环节。转基因食品的毒理学安全性评价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外源基因表达产物是否具有的毒性检测和评价；二是对转基因食品的全食品毒性检测和评价。我国目前批准的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均对外源基因表达产物和转基因全食品进行毒理学检测和评价。试验数据证明食用该转基因水稻、玉米与非转基因对照同样不具有毒理学意义上的安全风险。实际上，我国批准的转基因水稻还进行了遗传毒性、慢性毒性、传统致畸、三代繁殖等毒理学试验，安全检测指标已经超出了欧美发达国家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建议的评价内容要求。这些毒理学试验均证明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及“BL汕优63”是安全的。
神奇的基因变异
从企鹅体内提取抗冻基因，然后植入不抗寒植物中，便可得出抗寒植物；将活跃于昆虫胃肠道里的抗虫细菌提取出来，植入农作物体内就可使其产生杀虫本能……，这些在远古神话中难以听到的故事今天却变成了现实。由于转基因源非常广泛，而转基因技术能够克服有性杂交的限制，因此，转基因作物可以通过任何目的基因的重组后产生新的品种。而随着生物技术撑开转基因食品的繁衍与伸展空间，人类所能分享到的物种变异盛宴与大餐也精彩地摆列和呈现开来。
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分析了1996年至2011年间的数据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转基因作物额外生产了3.28亿吨额外的粮食、饲料和纤维，相当于增加了价值982亿美元的农作物产量；与此同时，转基因作物节约了 1.087亿公顷土地，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另外，转基因累积减少农药使用4.73亿公斤，等于是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农药使用量下降了9%；不仅如此，转基因仅在2011年一年就从土壤中吸收了相当于211亿公斤的二氧化碳，等于当年从公路上移走大约1020万辆汽车；最为重要的是，转基因食品帮助了超过1500万小型农户及其家人，共计超过5000万人口（他们属于世界最贫困人口）收益。在许多科学家看来，PG的研究报告是截止目前有关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和环境影响所进行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评估。
必须承认，自商业化种植以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国家和种植面积呈持续增加态势。美国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第一大种植与生产国，种植面积达7010万公顷，占本国可种植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占全球种植面积的40%。紧跟美国之后的是巴西，2013年该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370万公顷，达到4030万公顷，而且连续五年以来巴西都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的引擎。从排序上看，阿根廷、印度和加拿大是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名列五强的另外三个国家。
动态地分析，目前世界各国已累计批准的可商业化种植的25种转基因作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着重于抗性转基因，如抗除草剂、抗虫、抗旱、抗盐碱和抗寒等，它们的特点是通过减少损失而被动地实现产量的明显增加；第二类侧重于改变作物的品质，如增加营养、提高食品的医疗保健功能等，其主要依靠作物自身特性的改善进一步提高产量。目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仍然以第一类为主，但育种重点已从第一代的抗除草剂、抗虫产品转向提升抗旱、抗涝等适应能力为代表的第二代产品上，而且多基因叠加的复合性状逐渐增强。资料显示，相比于抗除草剂性状的转基因作物5%的增长和抗虫性状的转基因作物11%的增长，2012年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增长达到33%.
代表着未来趋势的第二类转基因作物已经在人类面前打开了灿烂的想象空间。黄金大米是一种经过改造的大米，它的独特黄色来自添加的β-胡萝卜素，也就是维生素A的前体，借以弥补很多东亚国家饮食中所缺乏的维生素A。自第一代黄金大米问世13年以来，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黄金大米目前已在菲律宾开展田间实验。无独有偶，可抗黄叶病并增加了β-胡萝卜素、铁等营养元素的香蕉已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实验室走到田间展开实验，这对于身体微量元素非常缺乏但又以香蕉为主食的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百姓的确是一个福音。
可视的社会经济价值以及诱人的未来前景引来个各国政府纷纷放松对转基因食品监管的口径。在美国，白宫于今年对种植首个转基因抗旱玉米下放准许证书，同时巴西及其南美洲邻国政府也将批准首次种植复合性状大豆；在菲律宾，政府高调宣布将在2013-2014年批准黄金大米的正式上市。受官方政策的激励，全球转基因食品的最大制造商孟山度公司放出了到2030年将农作物单产提高一倍的豪言状语，同时孟山度承诺届时将使化肥、农药和水源的用量减少三分之一。
恐怖的“生物魔鬼”
与常规育种是将近缘或种内生物基因进行重组从而遵循了自然法规以能确保产品的安全性有所不同，转基因技术则跨越了常规育种的自然边界，将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进行交流重组，其风险的不确定性自然要超过前者。尤其是，当转基因以及相关的生物技术并不能对转基因产品的潜在威胁作出充分评估并拿出具有说服力的实验结论时，公众自然就能清晰地听到凝聚于转基因及其产品身上的质疑和诟病之声。
如同转基因拥趸者大力宣扬转基因技术可以带来农作物的高产一样，转基因的反对者们也从来没有停止为此证伪的脚步。联合国相关专家仔细地研究了过去20年方方面面的情况后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案例能够证明转基因对提高产量有帮助，不仅单一技术没法增产，即使有6―8个基因的叠加仍然不会解决问题。印度科学院科学家席瓦在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称，印度运用了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种子后农作物尤其是棉花的产量不增反降，席瓦甚至还指出，转基因玉米对印度农民产生了400亿卢比的经济损失。无独有偶，任职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杰克・海尼曼对北美加拿大、美国与西欧两地农业情况进行长期跟踪对比研究后发现，转基因并不能带来农作物的增产的。海尼曼指出，北美1996年开始的转基因和西欧的非转基因种植相比，西欧的农业生态系统能够向可持续性方向发展，会带来更多产量。
转基因会对生态环境形成杀伤和损害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公认。一方面，由于转基因技术的特殊性，一些病毒重组现象在转基因作物中出现得尤其频繁，即导入转基因生物的外源基因有可能与感染转基因生物的某些细菌或病毒杂交，从而重组出新型病原体。另一方面，转基因作物中很可能会出现抗药性高的有害生物，或者原有作物内部的害虫对抗虫转基因产生了适应性和耐受性，且由于其基因重组所导致的新型病毒，由此加大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难度。不仅如此，随着转基因产物的广泛应用，转基因植物出现在自然环境中的机会必然增加，因为其具有某些野生植物所不具备的抗病，抗虫，耐寒耐旱性，转基因植物必然成为新的优势种群，那些不具备抗虫抗病特性的野生植物将被转基因植物取代，因此转基因植物的引入可能会对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破坏。
对于人类健康可能形成侵害是转基因食品释放出的最大风险。一方面，自然界中存在很多过敏原，在转基因过程中，如果将控制过敏原形成的基因导入新的生物体内，从而使新的品种会对过敏人群产生过敏反应，同时在基因转变的过程中会形成新的植物蛋白，可能会引发新物种过敏。另一方面，转基因农作物所表达的某些蛋白质，可能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免疫系统，从而对人体健康造成隐性的伤害。更为重要的是，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这些突变可能会直接产生毒素，或者含有潜在毒素的蛋白质，引起人类急、慢性中毒或产生致畸、致癌的可怕后果。
俄罗斯全国基因安全协会和生态与环境问题研究所的科学家选择农业中广泛应用的含有不同比例转基因成分的普通大豆，喂养了具有快速繁殖率的坎贝尔仓鼠2年，结果发现，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动物失去了繁殖能力。无独有偶，法国卡昂大学的动生物学家研究小组用两年时间给200只小白鼠做转基因玉米喂养实验，结果这些白鼠的肝、肾被严重损害，其中雌鼠70%早死，雄鼠50%早死，而且雌鼠易患乳腺癌。
来自印度的研究报告将公众对转基因的声讨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印度环保及女权主义活动组织称，自从孟山都公司进入印度种子市场以来，已有27万印度农民自杀，而且印度的人口自杀率逐年升高。令人玩味的是，如此震耳欲聋的结论却得到美国华盛顿特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中心的声援与支持。美方研究人员收集、分析了与Bt棉花和印度农民自杀相关的政府数据、学术论文以及媒体报道，之后得出研究结果显示，印度人口的年自杀总数从1997年的不足10万人增加到2007的12万人，在同一时期内自杀人数一直保持在每年2万人左右。
认知与监管的分野
一方在竭尽所能地宣讲和推介转基因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积极功用与显著价值，另一方在旁征博引地佐证转基因给环境与公众健康造成的重大损伤与致命危害，科学界对转基因所表现出姿态与行为从来就是泾渭分明，而且至今谁也说服不了谁。实际上，如同科学界一样，在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内部，无论是普通民众的主观认知还是官方机构的制度监管，凝聚于转基因作物与食品之上的态度也是莫衷一是或者大相径庭。
作为全球转基因食品的最大消费国，美国80%的包装食品都使用转基因作物作为原料，而且过去10年中美国人吃了3万亿份转基因餐食。但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75%的美国人希望知道他们吃的是不是转基因食品，只有21%的人认为不重要；在评价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问题上，有46%的美国人不知道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25%的人认为不安全，只有29%的人认为安全。另外，有研究报告表明，虽然美国种植的86%的玉米，93%的大豆和95%以上的甜菜是转基因作物，但这些转基因作物主要是用于工业材料，比如燃料能源、工业制品原材料，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油有相当一部分用作生物柴油原料和动物饲料。
由于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美国政府的监管政策因而被人们反复提及。观察发现，在转基因技术监管上，美国主张“可靠科学原则”，即强调科学才是管制的基石――而非无端的猜测，因此，美国并没有制定专门法律管制转基因食品，只是将转基因食品直接纳入现有法律框架内，要求食品生产商确保食品安全。不过，美国政府针对转基因食品的上市所把持的行政审查程序还是比较严格的。按照规定，一种转基因食品上市至少要经过三个部门的审查：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负责管理转基因植物的开发和田间试验；环保局负责对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而药管局则负责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安全性评估。药管局对转基因食品的审核在于确保新产品符合传统食品安全标准，因此对转基因食品的审核与对传统食品采用同一框架和同一标准。在经过政府审批后，对于上市的转基因产品的商品标注，美国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相比于美国而言，对转基因产品实行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管理的欧盟显然要谨慎得多。欧盟委员会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70%的欧洲人不想吃转基因食品，94%的欧洲人希望能自己选择是否购买含转基因物质的产品。因此，虽然欧盟目前已经批准了22种转基因玉米、3种转基因大豆、一种甜菜、三种油菜以及一种土豆可以用于商业化种植，但转基因作物在欧盟农业中的实际所占比例不到0.12%，且大部分种植在西班牙，在世界范围内，欧盟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土地也只占到总额的0.08%，而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卢森堡、德国和希腊等6个国家还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 不仅如此，最近13年来欧盟没有批准过任何一种新的转基因食品上市，从而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禁令”。另外，按照欧盟的规定，如果人用食品或者动物饲料含有0.9%以上的已被欧盟批准的转基因物质的农作物，产品标签必须标注。欧盟对转基因食品近乎抵制的态度，引起了美国等转基因产品生产大国的强烈不满，其中美国和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曾联手将官司打到了世界贸易组织。
与严格的政策管制相比，欧盟对于转基因的技术研究则秉持了高度的宽松与支持态度。资料显示，近20年来，欧盟国家农业转基因研究单位增加了接近500个，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正在建立。也就在日前，为了支持法国卡恩大学使用用转基因玉米NK603饲养老鼠的实验，欧盟特别拨款300万欧元。目前，世界各地监管机构没有要求进行长期的转基因食品试验，而是以公认的90天饲养老鼠实验证明转基因安全性，而卡恩大学研究团队将转基因的试验周期延长到两年，表明欧盟官方希望通过该项研究进一步验证转基因是否引致肿瘤的结论。由此不难看到欧盟对转基因的高度警戒心理。
同欧盟一样，日本对转基因作物也表现出慎重对待的态度，其政策监管也趋向严厉。对于转基因食品，日本政府作出明确地规定，如果转基因含量超过5%，必须进行标识，正是如此，日本商家不大愿意在市场上推出转基因食品。
关键词：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风险；收益；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characters of promotional， preventive， permissive and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Basing on this and integrating the risk and income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of policies of various patterns.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romo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has some risk， which only considers the incom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while ignores their environmental risks; prevent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going too far is as bad as not going far enough”， for it abandons all income while keeping away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permiss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doesn’t recognize the specialties of environment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so remediation afterwards is impossib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an give attentions to risks and income， because when it deals with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it can catch hold of their income. Therefore， promotional， preventive and permissive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re irrational， whi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rational.
Key words：Na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Pattern; Risk; Income; Rationality
Robert L.Paarlberg对美国、欧盟、中国等1999年-2000年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可分为四种政策模式：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1]p9-10这四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合理性如何，本文对此进行探讨，目的是为国家制定恰当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潜存较大的风险
这种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加速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它建立了比较低的生物安全标准，甚至没有生物安全标准，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或者仅仅采取象征性的检查。所谓象征性的检查就是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
这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关键在于：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不产生风险或只产生少量的、微弱的风险，如果在其它国家得到安全性检验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能得到保证，则该政策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的田间释放是可能存在一定环境风险的：“转基因逃逸”（花粉的传播）引起的“基因污染”，会诱发害虫和野草的抗性问题，诱发基因转移跨越物种屏障而造成自然生物种群的改变以及食物链的破坏；转基因作物作为外来品种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优势”，其本身可能会演化为“超级杂草”，淘汰原来栖息地上的物种，影响植物基因库的遗传结构，致使物种呈现单一化趋势，造成生物物种数量剧减， 甚至会使原有一些物种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对此，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指出：“缺乏生物多样性的话，单一的品种抵御病害和恶劣环境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病害一旦发作起来往往是全军覆没。”[2]
不仅如此，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导入的基因并非原来亲本动植物所有，该外源基因及其表达产物是否具有毒性？如果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导入基因的来源及其表达的蛋白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的致敏原是否具有同源性甚至是否产生新的致敏原？如果具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过敏原，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目前在基因工程中选用的载体大多数为抗生素抗性标记。抗生素抗性通过转移或遗留转入食品而进入食物链，是否可能使进入人和动物体内外的微生物，产生耐药性的细菌或病毒？如果可能，则使人体产生对抗生素的抗性。转基因食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微量营养素及抗营养因子的变化，是否会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使其营养结构失衡？转基因生物所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达出蛋白质，是否可能会引起生物的代谢发生变化，造成该生物营养成分的改变？如果这些是可能的，则会导致食物的营养价值下降或造成体内营养素紊乱。
不可否认，以上概括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只是理论上的论述，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当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足够的和充分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产生这样的风险，但是已有迹象表明，这些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比如，在转基因作物杂草化问题上，国外已有相关的报道：“近几年，在美国中北部地区，随着转基因抗性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自生的转基因抗性向日葵、玉米和油菜已成为后茬作物大豆田的主要杂草；在加拿大西部，自生的转基因抗性油菜发生率已达11%，转基因抗性春小麦种子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活5年，在后茬作物田平均密度可达5.2株/m2，这是始料未及的问题。”[3]。在转基因作物影响生物多样性上，“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国和品种资源的中心，2001年9月18日墨西哥政府公布了墨西哥玉米已受基因污染的研究报告，2002年1月23日墨西哥政府提供了新的信息，完善了2001年9月的研究数据，确认墨西哥玉米受转基因污染的事实，2003年4月23日墨西哥政府再次确认了本土玉米品种受转基因污染这一事实。其国家生态研究所所长Ezcurra指出，污染率平均是8％，有的地方甚至超过10％。”[4]在我国，也有一些转基因抗虫棉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相关报道。同样地，转基因作物的健康风险也存在着现实化的可能性。比如有报道称，美国孟三都公司生产的抗除草剂大豆含有一种类似雌激素的化学物质，人食用后会对人体荷尔蒙有一定影响，导致生殖器官异常和免疫系统障碍；菲律宾的儿童食品中含有转基因大豆成分，部分婴儿对其中的一些蛋白质产生了不良反应[5]。
至于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作象征性的检查，也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1）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存在局限性
从目前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主题看，涉及基因工程，“毕竟基因工程研究是新领域，对于转基因生物出现的新组合、新性状及潜在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预见性。”[6]而且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很复杂，存在知识差异和数据缺乏，“知识差异和缺失的数据（质化和量化）就像是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些缺失的数据可以通过研究产生，其他的可能会因为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出现潜在负面影响的时间框架或者这些影响的间接特性等而很难获得。”[7]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评价方法看，有关评价的原则和一般模式在生物安全领域内已经取得一致，而有关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具体方法尚处于初级阶段，评估手段多为定性描述，很难进行定量衡量。“由于缺少适当的方法学、基本的知识及关于效果的清晰的基本资料，环境的研究通常很难进行。”[8]
从评价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水平看，“21世纪之初，世界科学的水平还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测一个基因在一定的新遗传背景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而且转基因生物是过去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和遇到过的新鲜事物，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转基因作物在环境中的行为、边界条件、影响过程和机制、各种因果关系等都是很不清楚或难以界定的。”[9]p.128，148“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还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缺乏田间试验结果，尚不能作出精确的评价。”[10]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结果看，学者们已经对第一代转基因生物的一些未知风险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是，还有更多的风险没有讨论，其中包括基因水平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11]。而且，当前使用的抽样和探测方法可能无法探测食品和饲料中的转基因材料[12]，这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如能及时地被探测到，便于采取有意义的预防行动。[13]
所有这些表明，对于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有很多领域的研究被遗漏，并且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进行准确评价，有些潜在的影响还无法预测。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既不是直接可感知的风险，也不是能够被科学完全认识到的风险，而是科学不知道的或科学不能完全知道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定和达成一致认识的风险。也就是说，科学在认识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上具有不确定性。那些在目前还没有鉴定为产生环境风险的转基因生物，可能在今后的商业化应用过程中产生环境风险。鉴此，被他国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鉴定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其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仍然应该保持警惕，而不应该像鼓励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对此失去警惕，加以认定，仅作象征性的检查。
（2）别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并非完全可靠
现在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检验普遍采用的是“实质等同性原则”，即“如果一种新的食品或成分与一种传统的食品或成分‘实质等同’，即它们的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经过比照而认为实质相等的，则该种食品或成分就可以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14]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现有科学研究和知识的限制以及时间的限制，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危害呢？一时还难以断定，需要充分的科学依据和长时间的实践检验，需要时间来检验。”[15]
就拿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来说，一是很难收集、建立适用于所有可能的基因改造作物的数据库，因此也就很难把需要检测的作物的基因成分检测出来；二是还未能给出精确的检测手段，这就使得这一检测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模糊性原则，对不断出现的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检测是无能为力的；三是没有大量的经费来建立作物安全认证和安全追踪体系，不能进行全面、深入、长期、复杂的检测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所谓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并无不同’，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实际上它比常规作物经过更加全面的科学测试，因此应当更加安全，”只是在有限的经费支撑下和一种局部的、短期的、表面的、不确定的操作下认定的，是有很多漏洞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其目的一是利用这种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原则，避免进行昂贵、耗时的长期检验，节约成本；二是为在短时间内取信于人，推销他们的转基因作物以获取利益。
从逻辑上看，只有当一种转基因食品与另外一种传统的食品所含有的所有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都实质等同时，才能将该种食品或成分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对别的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根据这样的安全检测原则而给予生物安全认可的转基因作物，是不能不加怀疑地给予相应的生物安全认可的。
（3）作物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
即使不考虑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局限性，而认定某些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对某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认定是确定的，即某种转基因生物是安全的，我们仍然不能就认定它是安全的。因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一些植物物种在一个环境中（特殊的生活环境、气候带或者地理区域）可能被看作是严重的杂草，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则被认为是一个几乎没有生态学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物种、一种令人喜欢的‘野花’或者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鉴于此，一种作物在某个国家获得了生物安全认可，这只是表明它们在这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中是安全的，而这样的作物在别的国家的生态环境中也许就成了富有侵略性的和破坏性的外来物种，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言，对别国所给予的生物安全认可的作物也给予同样的生物安全认可，是不可行的。
总之，转基因作物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而一旦这样的风险成为现实，那么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无视这些方面，盲目地引进并种植转基因作物，其结果很可能招致巨大的环境代价，使其所获得的收益失去意义。因此，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关注收益不关注风险，潜存着较大的风险，是不合理的。
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过犹不及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导向是，政府可能完全阻塞和禁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在这种政策下，要么是由于可证实的风险，要么是由于尚待证实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对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仅仅基于转基因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1]p.24这种政策是另一种极端，仅仅为了保障生物安全而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应用。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存在欠缺的。表现之一是它没有区分各种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水平，虽然从目前科学研究领域对转基因作物认识水平来看，还很难定量地评估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但是，在评估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时，可以依据评估程序，在遵循科学性（Science-based）原则、熟悉性（Familiarity）原则、逐步评估（Step by Step）原则和个案评估（Case- by -Case）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保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识别风险的种类，推断风险发生的概率、所产生的潜在危害程度和风险水平（限于篇幅，具体内容不再详述）。各种转基因作物释放所引致的风险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在进行坚实的风险评估基础上，确定相应的对策，决定是否禁止某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或使用，而不应该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仅仅基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所有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因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是有一定收益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较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通过转基因技术把优良的基因转入到了转基因作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品性，提高了其产量，减少了生产成本，所以转基因作物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据ISAAA的统计，2005年全球共种植转基因作物9000万公顷，直接的农业收益大约是5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阿根廷种植的第二熟大豆所产生的收益，那么收益将增加到56亿美元。
（2）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
在过去，种植传统的作物，需要喷洒大量的化学农药，这就给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严重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而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降低了环境影响指数 ，从而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据ISAAA的统计，从1996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那些耕地用于农作物的农药总量减少了7％，环境影响净减少了15.3％。自1996年开始，由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栽培植物，除草剂的使用量减少了4.1％，环境影响减少了20％。从1996年开始，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棉花，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了19％，环境影响减少了24％。[18]p.xi-xii
因此，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很明显的，如果一国放弃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及其产生的效益，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3）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健康
以改善作物的营养成分、消除过敏原和抗营养因子的转基因作物为代表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将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使消费者直接受益。比如，人体无法自己合成色氨酸，而植物性食品中的色氨酸含量少，人们只能从动物性食品中获得，而美国培育的转基因玉米，其色氨酸——人体必须的营养素之一的含量比普通玉米多20%。这种转基因玉米可以大大提高现代人的饮食质量，而且也给素食主义者带来福音。 [19]再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每年全球大约有50万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英国科学家新开发出的一种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转基因稻米有助于改善儿童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等情况。因为人体能够将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A，所以长期食用这种新型转基因稻米可以使儿童避免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20]
转基因作物不仅对消费者的健康有益，而且也可以维护生产者的健康。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以减少农药的喷洒量，这就可以减少农民在喷药过程中的中毒现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博士在1999年至2001年对中国华北和长江流域棉区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其中1999年对283户棉农的调查表明，种植Bt转基因棉花的棉农农药中毒现象比例为5％，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高达22％，2000年所调查的407户棉农中，种植Bt转基因棉花农户农药中毒比例仅7％，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达29％。[21]
（4）为保障粮食安全作贡献
要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提高粮食产量。而提高粮食产量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扩大耕地，二是提高单产。对于第一条途径，是行不通的，因为各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减少了大量耕地，这使得各国未来耕地面积不可能增加，最多和现在持平（通过努力开垦更多新的耕地）。对于第二条途径，即通过使用大量的肥料、农药和运用传统的植物培育技术（比如通过杂交来培育新的优良品种）提高单产，这在“绿色革命”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功效，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很大的“瓶颈”，很难再有大的突破。[22]
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新的现代科技力量。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缕曙光，因为它在提高粮食单产上很有潜力。
综合上面的论述，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实际上抹杀了各种转基因作物风险的多样性和差别，而将之统一认定为具有高风险水平的、高发生概率的和严重危害程度的，这是不科学的。而且，如果一旦实行了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就会仅仅因为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应用，虽然这可以将风险系数降到了零，但同时其各种收益也被完全放弃了，显然这是不恰当的。因此，实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顾此失彼的，过犹不及的，不合理的。
三、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事后补救不可行
这种应对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安全政策的取向是中立的，既不打算加速也不打算放慢其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这种模式的政策，第一，建立了比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运用标准化的试验进行个案分析(case-by-case)、检测新的品种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第二，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只是基于产品本身（product-based）或产品的预期用处，而没有考虑到产品的生产过程，即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新颖性。所以不会认为转基因作物由于其独特的特性而比传统农作物具有更多的、固有的、新类型的风险；第三，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认定采取“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原则[23]，即认为在当前的科学水平下，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而不会考虑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第四，没有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和管理机构，而是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一样看待，用传统的方法加以管制。采取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因此，有些学者也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美国模式。
根据允许式的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内涵，这种模式的政策依据有三点：一是转基因技术无新颖性；二是转基因作物没有特殊的风险；三是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
深入考察，以上三点依据都是不牢靠的。
（1）转基因技术具有新颖性
转基因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在体外切割，再和一定的载体拼接重组，然后把重组的DNA分子引入细胞或生物体内，使这种外源DNA（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进行复制与表达，按人们的需要繁殖扩增基因或生产不同的产物或定向地创造生物的新性状，并能稳定地遗传给下代。”[24]据此，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是不同的，虽然它们都是进行基因重组或转基因，但是，后者所进行的基因重组一般在自然界中也可以发生，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自然发生，但这样的基因转移仍局限于近缘种属。“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基因可以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跨界相互转移，甚至可以将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体中实现表达。”[9]p.128如此打破了物种界限，扩大了作物基因的来源，产生了在自然状态下完全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这种新颖性，可能致使转基因作物产生不同于传统农作物的特殊性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于传统农作物的风险检测技术、方法以及相关法规和管制机构都已经不适合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价和管理了。
（2）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具有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典型地体现在其环境风险的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上。
转基因作物具有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够在生态环境中定居、建群和繁衍，这就致使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地积累，从而发生级联效应，即前一次影响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反应，而后者又将前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转基因作物能够侵入非农作物栖息地上的物种，最终可能会导致区域植物组成的改变，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甚至使原来的物种遭到灭绝，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是一些物种种群数目下降，继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链式反应，还会影响到原先以植物为食物的昆虫，以这些昆虫为食物的鸟类或其它食物，以及那些依赖于被取代植物的微生物分布。[25] 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除了本身直接的生态学效应外，还会引起间接生态学效应，即它们进入自然界（如农业生态系统）后可能会导致‘小环境’的变化（田间管理，如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措施的改变），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他生物的种群动态。”[26]
而且，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还具有扩张增殖性。“生物繁殖的本质就是基因复制。天然生物种中被强制掺入的人工重组的基因，可随被污染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随被污染生物的传播而发生扩散。因此，基因污染是一种非常特殊又非常危险的环境污染。”[27]正是由于转基因作物的这种扩张增殖性，使之产生的危险性不易控制。Paul Lycett在《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一文中比较了核裂变和基因工程的危险性，指出“人类可以直接控制核裂变副产品（放射性废物）的产生，甚至一些所谓的核事故也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中。拆掉核设施，不再使用核材料就会使核污染的影响逐渐消失。但基因工程不同于核裂变，因为一旦基因被导入生物体内就会自我复制，我们又无法对其加以控制，而且这个基因还会从 ‘工程’生物体自由地转移到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中（比如有机的非基因工程农作物）。”[28]
（3）没有发现的风险仍然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从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看，即使存在某些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是有限的和不确定的，这给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的增大和扩张创造了条件。而且从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本身的表现看，它又具有时滞性。所谓时滞性，就是转基因作物一开始往往没有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预兆表明其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在短期内很难监测到转基因作物所引起的生态系统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基因作物潜在的安全性问题就会逐渐暴露出来。“转基因作物的要害就是，它会引起生态环境的蠕变，即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干扰和胁迫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缓慢的悄悄变化；当人们察觉和认知之时，自然生态环境已在组成、结构、机制和功能上变得无法或很难修复，已成为不可逆的演化和变异。”[9]p.113
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时滞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以及科学研究领域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需要我们将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与传统作物及其风险加以区别对待，制定相应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防止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但是，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这些，坚持在科学证明转基因作物及其释放有害物之前，其就是安全的，从而不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而要等到有害的事件发生了，或有了确定性的证据表明有害事件即将发生之后，才会采取保护行动，予以干预、调整。这是事后补救式的，有可能导致剧烈、广大、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而一旦这样的风险现实化了，就当前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很难寻找到有效措施来应对的，要想减弱、消除这些风险就会困难重重，甚至不能实现。因此，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是不合理的。
四、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兼顾风险与收益
考虑到转基因的生物安全，该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发展，但并没有完全禁止这种技术的应用。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问题上，都持谨慎态度，采取了这种预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欧盟，因此也有学者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欧盟模式。从这种政策的内涵看，是合理的。
1、该模式的政策能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风险
（1）突破了传统风险评估的局限性
传统的风险评估主要依靠科学方法来分析风险问题，对风险问题进行量化。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多大的危害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怎样的安全算是足够的安全？[29]p.9传统的风险评估是存在欠缺的，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彻底解决风险问题。首先，在“可接受的风险”掩盖下允许危险的行动继续进行，风险评价在安全或可以接受的假定之下，允许引起更多污染和危害健康的行为继续进行；其次，以不确定和不充足的证据为理由，风险评价事实上延迟了采取约束的措施和行为。[30]而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对转基因生物进行评价时不是这样，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将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传统的风险评估仅将其当作可怀疑的理由。“传统的风险评估范例常常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缺失（伤害）的证据，而预警式的风险评估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不存在缺失（伤害）的证据。”[31]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它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基因工程使我们失去了什么？转基因农作物是否在农业中扮演着一个独一无二以及必须的角色？基因工程声称将解决什么趋势或问题，基因工程将可能使得什么问题永远存在？[29]p.9由此，该模式的政策一改传统的风险评估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常常不作为、不采取针对性措施，而主张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应对不确定性。与其说它考查的是环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安全或最经济，还不如说它是为了减少或彻底地消除风险，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寻找各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放弃原先计划进行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行为。
同时，在面对复杂的或难处理的不确定性形式的情况下，预警式的风险评估程序不只是允许科学家和管理专家的观点影响环境风险（与一项具体技术的使用有关）的鉴定和评估，它还允许公众广泛地参与。这种开放性的决策程序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与转基因生物释放的决策制定有关的许多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复杂的或难处理的，所以一个更加‘开放’(open)的风险评估程序，对于确保这样的不确定性能被‘充分地’和‘有意义地’考虑，是至关重要的。”[32]
（2）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考虑到了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和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的特殊性，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区别对待，认为由于转基因过程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风险是不同寻常的，传统的检查程序可能会捕捉不到转基因作物的所有风险，所以不仅建立了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对新的种类的转基因作物要进行个案检查，而且建立了特别的管理机构和评价机构，制定了一整套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安全评价标准、方法以及规则，基于转基因过程(process-based) 而非转基因产品本身，来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目的是通过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对转基因作物进行针对性的管制，所以，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3）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风险
风险可分为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能认识到某件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不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并不知道某些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但通过种种迹象已经知道存在这样种类的风险以及知道可能会发生如此的风险。转基因生物风险就是这类风险。为了应对这类风险，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遵循的是预警原则：①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这是预警原则的首要目标。②鉴定潜在的风险。③承认科学的不确定性。④尽管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但要采取预防性的行动，这是预警原则的核心准则。⑤转移举证责任，即要求有着潜在危险的技术的开发者去证明要采取的这项活动是必须的以及不存在更加安全的替代性技术。[29]p.1-2由此，该模式的政策既考查确定的、具体可证明的风险，更要考查推测性的、潜在的风险，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环境风险。
（4）能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防后患”的理念为基础，改变了过去那种未被证明不安全就是安全或相对安全的，未被证明有害就是无害或相对无害的思维观点。[33]强调的是，当存在严重的威胁和不可逆的伤害的情况，以及确定性的缺失，即对所可能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的程度未掌握充分的相关科学资料和知识，因而缺乏科学定论，不能成为拒绝采取预防性行动的理由。因此，在某项行为做出之前，就要对其可能的影响做出评价，并制定应对策略，采取预防性的行动，对有关的问题要有所防范。这不是为了解决那些可识别的、已为人所知的风险，而是为了应对那些推测性的、还未被科学证实的风险。它的决策程序是这样的：①识别可能的威胁和描述问题的特征；②关于威胁的确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③对问题进行再组织从而描述出需要做什么；④评估替代性方案；⑤决定策略；⑥监控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34]而采取的进一步预防性行动包括：有条件的批准（要监控）、暂停（Moratoria）、逐步停止和禁止使用某项技术[29]p.17-19。可以说，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获得确凿的证据之前就充分评价，制定预警方案，处理突发性的环境问题，以避免重大的或不可逆转的环境灾难，它避免了鼓励式的、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局限性。
2、该模式的政策能够获得转基因作物收益
在处理转基因作物风险与收益方面，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具有一定张力的。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前，它要求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特殊的安全评价，并要求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性措施来应对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当安全评价或者这些预防性的措施没有完全落实之前，它会要求暂停或有限度地进行该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但一旦其通过了安全评价并对可能的风险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性措施后，它又会批准其商业化种植。因此，这种模式的政策不会由于一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而完全禁止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而只是考虑到其风险的新颖性、特殊性以及风险评价、防范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适当地放慢转基因作物的发展。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和防范转基因作物风险，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完全放弃转基因作物收益，相反，而是在风险的防范中积极地抓住收益。
由此可见，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不是基于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而是为了有效地应对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克服科学的局限性和缺陷，减少乃至杜绝难以修复的、不可逆转的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出现。同时，这种模式的政策能够抓住转基因作物的收益，比较恰当地处理了转基因作物不确定性的风险与确定性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保障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避免了另外三种模式政策的局限性，因而是合理的。
五、简短的结论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在短期内能产生明显的效益，能解决一些燃眉之急，比如饥饿问题、贫困问题，但这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它忽略了环境风险、不顾生物安全、不采取防范措施，一旦发生了环境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代际不平等，这不是一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模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保障生物安全，但同时也丧失了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机会，这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政策，对建立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是不利的；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没有考虑到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忽视了转基因作物风险的不确定性、潜在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等，显然很难保障生物安全；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对风险有科学的认识，既认识到了确定性的风险，又认识到了潜在的、不确定的风险，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了应对准备，能协调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生物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应该是最合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上面仅仅是一般性的论述，没有就某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旦涉及到这一点，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如在政策实践中，一些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采取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可能是由于它们受技术水平的限制，自身没有能力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且一旦发生转基因作物风险事件，它们也没有能力去应对；也可能由于这些国家对转基因技术有一种先天性的恐惧，认为转基因技术是魔鬼，它会破坏历经千载岁月发展起来的可持续农业系统，所以，为了确保国家的生物安全，它们排斥转基因技术，宁愿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机会及其产生的收益；还可能由于它们是以农作物出口为主的国家，为了使得农产品能顺利出口到一些反对转基因产品的国家，所以就拒绝转基因作物，以便保持国家的无转基因化(non-GM)……这告诉我们，某一主权国家在选择并制定什么模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这一问题上的考量是异常复杂的，涉及到技术力量、粮食安全、政治稳定、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需要我们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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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在美国进行数月走访调查而成的纪录片终于。在这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中，崔永元一行人通过人物访谈、实地调查等方式，以自己的立场为基础，记录了美国转基因食品的现状和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观点。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这部纪录片，持不同观点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对转基因支持者而言，这部纪录片算是粉碎了“美国人不吃转基因”的谎言，明确了转基因在美国并不需要强制标示，也体现了美国官方和主流学界对转基因的支持态度；而对于转基因的怀疑者和反对者，也能看到美国内部也存在强大的转基因反对声音、不少人排斥转基因食品并欢迎有机食品等。
然而，作为一部纪录片，它存在太多的漏洞和偏颇，使之无法完整客观的呈现美国农业和食品工业的真实面貌。事实上，片中存在的大量漏洞甚至谣言，已经被众多科学传播界同仁辟谣过多次。本文并不想引用太多专业论文来进行辟谣，毕竟，一来这是重复工作，二来结论性的文字是一个信者恒信，疑者恒疑的东西。本文的写作目的是与各位读者探讨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调查，以及如何对调查结果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
统计和谬误
对统计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抽样的样品越多、分散的越随机，越能反应总体的规律，反之则会陷入错误之中。纪录片中，“超市采购”案例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我们可以注意到，采购者在一座超市中，只购买了一件玉米制品和五件大豆制品。那么，只在一家超市取样，随机性就不能保证——毕竟在美国甚至有只贩卖非转基因食品的专门超市。此外，购买的产品种类太少，且不能保证是否经受了非随机的挑选——因为即使是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食品都进行贩卖的市场，非转基因食品有着明显的标识，这对于商品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事实上，在存在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就必须采用盲法进行采样，来保证取样不受影响。例如，告诉第三方人群购买产品，而不告诉购买产品的标准，这样的调查也许会更具有说服力。
对消费者群体的采访也存在取样偏差。与大范围的问卷调查相比，采访调查虽然互动直观，但是由于样品量太少，无法客观的显现总体消费者的态度。从片中可见采访群体大多是家庭主妇人群（尤其是那个“家庭妈妈组织”，从穿着已经能看出是一个明显的转基因反对组织），而统计上对转基因持支持态度比例较高的如大学生等知识分子群体，却很少出现。
有了大样品量、取样随机的调查，其结论是否就一定可靠呢？非也。在很多统计中会出现具有相关性的数据。而如何从相关性推断两组数据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这是影响结论的重要因素。在片子一开始，就请出一位名叫南茜·斯万森的大学教授，展示了所谓“草甘膦使用量和疾病高相关性”的关系图。在图中，南茜·斯万森声称草甘膦使用量和一些疾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可达0.96以上。片中以此暗示了草甘膦是导致这些疾病的元凶。
那么，实事真的如此么？这里，斯万森说过的一句话其实已经点出了问题所在：“有相关关系，不代表两者一定就是因果关系。”事实上，混淆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关系是在统计中经常犯到的谬误。它会造成诸如“冰淇淋销售量增加导致溺水人数增加”、“索马里海盗数量下降导致全球气温上升”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读一读斯万森发表在一个类似于博客性质的网站上的报告原文，我们可以发现根据她的计算，草甘膦使用量和几乎所有疾病都有高达0.9以上的相关系数。在科学上，如果一个变量能引起几乎所有其他变量的改变，那么人们首先怀疑的是二者间的相关性计算是否存在问题。事实上，斯万森的报告的确存在的这样的问题。她使用的相关系数计算方式是经典的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s Coefficients），而该算法体现的是两组数据的变化幅度（如上升和下降），对趋势本身并不敏感（例如一同升高的斜率）。换句话说，如果两组数据都以接近的比率增长，那么二者计算出的相关系数都是非常高的。例如，笔者计算了2004年到2011年有机食品销售额和糖尿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其相关系数高达0.992——这是否足以说明有机食物的销售增加了糖尿病发病率呢？
事实上，对于高相关性数据，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发掘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联系。例如疾病发病率的增加，直接原因可能包括检测技术的进步、人口老龄化、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增加等等。然后通过实验，确认另一变量（如本例中提到到的草甘膦使用量）是否能直接导致该现象的发生。如此才能确定相关变量间是否真正存在因果性。总之，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高相关系数也不能说明因果性更强。
科学事实的判定
对样品进行正确的统计和分析是得出正确调查结论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实验得到的结果则是形成科学事实的重要部分。那么，这里就牵涉到对于科学事实的判定。一个好的科学事实，需要有设计和操作良好的实验、符合逻辑的分析，并且其结果能接受其他同行的检验和重复。
在片中多次谈论到的核心问题，就是草甘膦和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性问题。这是展现如何判定一个结论是否科学的窗口。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科学结论，证明已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作物生产的食品，其安全性和常规作物相比并不会更低（这也是众多包括欧盟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和销售转基因食品的依据）。同时，也不时有一些声称发现转基因食品或草甘膦对生物体健康造成影响大的报道。那么，判断这些繁杂的信息是否科学，是否可被证实的依据，就是上面提到的“好的科学事实”所需满足的条件。
事实上，有很多此类正是由于不能满足这些条件而被认为并非科学事实。例如，2012年轰动一时的法国转基因玉米饲喂导致大鼠肿瘤事件，由于实验设计的缺陷和统计方式的错误导致其在2013年被撤稿。而片中多次提到的“MIT教授沙姆索和塞内夫发表的证明草甘膦影响肠道菌群从而影响健康”的文章，经笔者查询，系发表于一份尚不被PubMed收录，影响因子仅为1.3（这对于健康和生理领域属于相当低的水平）的期刊《Entropy》（熵）中，因此其同行评议的质量相对较低。细读此文可以发现，其阐述中草甘膦剂量-菌群紊乱证据极少，而更多的是采用斯万森的方式，用相关性代替因果性进行论断。前述已经被撤销的法国大鼠饲喂实验证据，在此综述中被引用了5次之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作者中，沙姆索自称“独立科学家”，而塞内夫则出身电子工程专业，二者均没有生物学学习经历，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这篇文章中没有涉及任何作者本人获得的实验数据。
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并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学术文献，因此很多人面对一个科学结论是依靠是否符合的个人经验来判断是否正确的。然而，虽然个人经验对于自己本身印象深刻，但在没有良好设计和统计的前提下，是无法作为科学事实的证据的。这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个人体验会带有个人的主观因素，二是由于个人体验存在个例现象。例如，片中采访者提到的“Bt蛋白能杀死害虫，所以一定对人体有害”，其实是一种简单的联想，而没有考虑到昆虫和人体消化道内截然不同的环境和细胞表面受体。再如，片中提到的“玉米喂鸟”实验，虽然感官上看到转基因玉米剩下的更多，但是这一观察并未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很多转基因玉米相对普通玉米籽粒脱水更快，这是一个优良农业性状，然而含水量更低的玉米籽粒相比于含水量高的籽粒对鸟类啄食的吸引力更小。再比如，片中有人声称“吃过一两个月有机食品感觉更健康”的言论，即使这一现象成立，也无法说明转基因食品“不健康”，因为注重挑选有机食品的人，会在生活方式上也更加注意，从而使得个人体验变的良好。而对于个例来说，片中一段“转基因作物如果对某些最脆弱的人群不安全，它就是不安全的”的表述是个极好的例子。因为在美国，每年就有约200人死于花生等坚果及水产引起的过敏性反应，而对谷物中麸质过敏的人数据估计超过数百万。而这些“脆弱”的人群并没有妨碍其他人群将坚果、水产和谷物视作“安全的”。
科学事实的判定的底线，是尊重客观事实。如果不尊重客观事实，那么判定就成为了空中楼阁。此片很多结论虽然有不科学，但还算是有拍摄到的“证据”为基础（比如前述“斯万森报告”，虽然荒唐，但也算有个影儿），然而还有一些结论的提出则纯粹是玩弄观众。例如片中后半部分表述的“现在的玉米教材将有病害的玉米描述成正常玉米，以此掩饰草甘膦影响”中，那位种植园主描述的所谓“如同脚上的坏疽”的玉米根部，事实上是幼苗早期生长出的不定根形成的致密维管组织区。而片中开头出现的所谓“吃一个月有机食品后肿瘤消失”的言论，套用片中的话来说，那就是“如果你不信，那就来亲自看看吧”。
不能忽视的市场选择
片中除了采访普通消费者外，也采访了不少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户，询问了他们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看法。其中有的人表示了支持，而另一些人则表示了反对。
为什么同是种植者，而对于转基因作物种植的态度差别如此之大呢？仔细看一下二者间的差异就能发现问题所在。支持转基因的农户，其家庭农场的面积广大，可以达到数百甚至上千英亩。那么此时除草和除虫的压力就变得非常大。如果采用传统的除草和杀虫方式，那么需要耗费的人工和精力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欢迎转基因作物的原因。因为减少的人工费用可以大为降低作物的生产成本，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对环境也不无裨益。
而支持非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者，则多以家庭庭院种植或小面积种植户为主。较小的耕种面积使得人们有能力来通过人工或有机方式进行生产。而生产出的作物，则由于其自身较高的售价，使得种植者获得更高的利润。
事实上，这种差异可以回答一个显而易见、但在这部纪录片中没有涉及的问题：为何在众多反对声中，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仍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
农作物的最终去向，仍是作为一种商品投向市场，因此其生产和销售一定符合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巴西等国来说，由于人口较少而耕地面积广阔，因此粮食处于供过于求状态。农户为了能够获取更多利益，必然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降低成本或提高价格。而农作物生产中，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可高达30%以上。对于难以有效减低的土地成本和物质成本来说，降低人力成本是增加收益的有效手段。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则正是依靠其抗性的存在可以依靠大面积机械化喷洒广谱除草剂来降低人工使用。而对于抗虫作物来说，则减少了农药带来的物质成本和潜在的环境成本。方便、少人工、能在大面积种植情况下保证收益，这正是目前广泛种植的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得以兴起和推广的原因。
另一方面，人口众多，耕地面积相对较低的国家如我国，粮食的供需则较为紧张，而粮食的需求则仍在增加——增加的人口、提高的生活水平，甚至所消耗的能源，都需要越来越多的粮食进行支撑。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和供给紧张导致的直接影响就是农作物价格的上涨和对农作物的进口需求。以大豆为例，2013年我国大豆需求量超过7500万吨，而生产量则为1200万吨左右。高达超过6300万吨的大豆缺口只能依靠进口弥补。而我国庞大的进口需求量又推动了世界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的增加——毕竟，面对国内的缺口，唯一可行的选择是进口国际价格较低的转基因大豆。所以片中那位大豆种植户明确表示，中国的需求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其种植品种的选择。而这种变动带来的更具深远意义的价格波动问题，却在片中被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掉了。
那么，有机农业能解决这一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有机农业的性质决定了其生产成本无法有效的降低，因为它必须依靠足够的人工管理才能够良好运转和生产。这使得有机农业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只占到极小的比重（对于美国来说约3%）。而高成本带来的高价格，使得选择有机食品的消费者需要承担更多的开支。这也决定了有机农业只能成为小部分人的选择，在家庭庭院之外贩卖或专营店倒是可以做到，而要成为现代农业的主流则是无法实现的目标。
所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其本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就和任何一项新技术一样，新的高生产力替代旧的低生产力，这是正常的发展的趋势。如果仅仅将转基因作物的兴旺看做少数公司阴谋交易的产物，那么未免太瞧不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巨手了。
政策：脆弱的平衡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如何看待统计数据、如何判断科学事实，以及了解市场对转基因作物产业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转基因的挺反之争。
这部纪录片所反映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一样，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反对者大有人在。事实上，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近20年来，美国人并非是“放心的”吃，而是“浑浑噩噩”的吃——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转基因，甚至听都没听说过。如果听到转基因这个概念，对于这样一个新的食品类型，出于人类的本性自然会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只不过在两国情况还有些不同——美国民众更加信任政府权威部门的认定，且近20年来并没有明显而普遍地感到坏处。遗憾的是，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
就目前来看，支持转基因的一方，支持的理由包括降低农产品价格、增加市场竞争力、减少高毒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量等，而反对转基因的一方，理由则包括潜在的生态风险、信奉“天然”的心理或宗教因素，以及声称的潜在健康危害。目前主流科学界已经认为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并和传统作物有着无差异的营养和安全性，并且每一个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在商业化种植前都需要经过数年的审批过程来验证其食用和环境安全性。可以说，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审批是最为严格的作物品种审定程序。相对应的，各国也都对转基因作物研发过程制订了严格甚至严厉的法规，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研发和推广都必须依照规章而行，任何违规违法的行为都理应且必须受到惩处。
片中讲述了一个试图提交伪造实验证据的种子公司被处以刑罚的事例，这正表明了在对待转基因作物审批这件事上给予的严格管控。但尽管如此，在政策考察和制定时，反对的声音仍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事实上，作为一个理性的政策制定者，总是需要在争论的各方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涉及转基因作物经营和销售中存在争议的诸多方面，如农产品补贴政策、转基因食品的标注政策、进出口检测标准制定等等，莫不都是各方相互平衡的结果。
小结
这部纪录片，从宣传上看是成功的，而从科学角度看则是失败的。在宣传上，神奇的个例、丰富的个人体验和对一些转基因支持者激烈的反击，让这部纪录片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但其背后，无论从被采访者的构成、所表述的观点还是其论述的科学性上看，无不流露着纵和选择的痕迹。这也许与随同他一同进行调查的著名转基因反对者有密切的关系。
随着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不断加强,在农产品贸易中引发的争端也日益增多。这些争端严重影响了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摩擦不仅是由于极高的关税征收所导致,更多的是来自那些隐形的非关税壁垒。首先是对农产品的高额贸易补贴,2002年美国《农业法》修改,使得政府补贴巨幅增加至1900亿美元,范围包括棉花,大豆,小麦等大宗商品外的其他如花生,羊毛,蜂蜜等。
其次是强制性技术标准,这里面主要又包括转基因作物问题、绿色壁垒与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壁垒。2002年我国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利用了世贸组织允许的技术壁垒,限制了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出口,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同时由于中国水果的品质差,安全性低,常常受到美国的绿色壁垒阻碍,使得中国水果竞争力不断减弱。对于环境壁垒,例如美国对许多食品的包装要求可降解包装,尽量减少对于环境的损害,这也使得贸易的成本增加,实现了美国的贸易保护。
最后就是关于倾销与反倾销问题。我国频频遭受农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困扰,涉及反倾销的商品有蜂蜜,大蒜,小龙虾,浓缩果汁等,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使得中国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许多商品失去了竞争能力。
面对各种各样的贸易争端,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我国农产品走向美国市场受到了阻碍,不断引发的贸易争端也使得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贸易交往受到损害,最终不能最大化的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
2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贸易自由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贸易产生摩擦在所难免。其争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2.1中美经济实力差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对于贸易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实力强,其政府就能通过补贴,生产标准,竞争条例上的政策提升其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WTO规则和许多贸易协定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之上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性壁垒的设置,由于发达国家技术优势明显,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达不到其技术标准而经常发生摩擦。
2.2国家利益的左右
一方面,农产品的特殊性必须要求国家加以保护,维护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竞争在于一国扩大了某些农产品市场,另一些国家就会失去一些市场。每个国家都想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开发国外市场,就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励出口的措施,如补贴,并且推行限制进口的措施,如高关税,技术壁垒等。贸易争端的出现实际就是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2.3农产品贸易协定WTO协议约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国家对于WTO协议和其他贸易协议的条款理解有着差异,任何国家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以来必定造成各国的纠纷。另一方面贸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由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制定的标准相应高,这些都说明国际贸易的体系尚不完善。WTO以及各种谈判的协议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2.4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问题
由于国家不合理出口补贴的政策,使得很多企业为了那道出口补贴,甚至亏本出口造成不规范的价格,致使美国对中国产品提出倾销,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致使出口的农产品质量不过关,远远达不到美国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从而多次出现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被禁止进口通关,而且还屡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2.5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预警机制都不完善,也没有强有力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措施。出口企业缺乏敏锐通畅的信息机制,传导分析信息系统,致使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能力不足。出口企业之间的混乱竞争,也导致了本国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而且国家,商会等组织机构,对于企业的约束管理能力不强,使得企业之间的凝聚力不够,这也从一个方面增加了农产品贸易的摩擦可能性。
3小结
中美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摩擦争端接连不断,但是从整体上看,中美农产品贸易互补的特点,而且国际分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前景仍然是十分看好的。当然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会继续成为阻碍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问题,中国应该从政府,企业,商业协会等多方位考虑解决措施,形成完善的解决机制。为中美农产品贸易扫清障碍,获得双赢机会。
参考文献:
[1]戴强.中美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贸易观察2007年第10期.
[2]向锦.透视中美农产品贸易争端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竞争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李莉.李阳,绿色壁垒对农产品的冲击以及对策农业经济2008年12月.
[4]王星丽,农产品出口应对新贸易壁垒的对策宏观经济2008年9月.
[5]段立军,张广胜,我国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分析农业经济2008年12月.
[6]中国商务部,中美农产品贸易状况20062007(/).
【关键词】 食品安全;“柠檬”市场;逆向选择
从“苏丹红”到“毒豇豆”,从“三聚氰胺”到“地沟油”,食品安全上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问题让消费者忧心忡忡,并进而指责和诟骂企业的不端行为和道德败坏,认为问题出在企业的内部,企业的管理者们都是些“黑心老板”,他们唯利是图,不讲诚信。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会发现除了人们普遍认为的因素之外,食品安全问题更深层的根源出在企业的外部,是市场的运行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催生的悲剧。
一、“柠檬”市场
经济学上把这种劣质商品充斥的市场称为“柠檬”市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于1970年发表了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文中阿克洛夫阐述了市场机制下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并分析了这种逆向选择的结果和它对市场有效运行的影响。这是对信息经济学具有奠基性贡献的论述,之后“逆向选择”理论和“道德风险”理论被广泛运用,分析各种各样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的运行失灵和政策选择。与金融市场上的“格雷欣法则”十分相似,产品市场上也有劣质商品驱逐优质商品的现象,并最终形成“柠檬”市场。“柠檬”市场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第二,市场上产品质量高低不同。当卖方拥有比消费者更多的信息,消费者在对产品质量把握不准的时候,他们会对市场上的产品有一个总体的平均估价,产品价值高于消费者的这个预期价格的商品会无利可图,卖者将不再在这个市场上出售商品,市场上商品的总体水平又趋下降,消费者的预期价格也随之下降。
二、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根源
(一)食品市场拥有形成“柠檬”市场的特点
在诸如食用油、酒和牛奶制品等市场上,具有形成“柠檬”市场的两大主要特点。在这两大特点的支配下,市场机制的无效运行致使产品质量逐步下降,最终陆续出现了用工业酒精勾兑假酒,三鹿奶粉中严重超标的三聚氰胺,以及消费者无从察觉的地沟油等等耸人听闻的食品安全问题。
1.食品市场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尤其在我国发展还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上的经济主体鱼龙混杂,技术条件高低不同,产品质量自然也就参差不齐。尤其在物流发达的现代社会,各地的产品在市场是汇聚是最常见的事情。武汉一个小小的蔬菜市场就可能同时出现来自全国各地的产品,不同的土质、气候,甚至不同的化肥、农药指标使得产品的外观和内在品质都有巨大的差别。前段时间在南京、武汉接连检验出来自海南的“毒豇豆”,农民使用了禁用的农药水胺硫磷,因为它杀虫效果好且价格低廉,但却不管它对人体有剧毒这个事实。武汉的奶制品市场亦是如此,蒙牛、伊利、光明、友芝友和垮掉了的三鹿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前都可以在同一个超市内出现,在此事件之后又有许多国际品牌趁机进驻国内市场,奶制品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更是各不相同。纯牛奶、酸牛奶、兑水了的牛奶和加三聚氰胺的牛奶都堆在市场上。
2.市场上买方信息不完全。市场上各种各样的食品,从生产、加工、物流、仓储、销售,到最后被摆上餐桌消费掉。消费者掌握的信息严重的不完全,甚至不知道酒店后面的厨房里是个什么情况。比如前几年曝光的山西假酒事件,致使许多人饮用之后失明,消费者对于酒的质量和酒的生产过程的了解完全不够,他们甚至在失明了之后都不知道是酒有问题,产品的质量和各种成分的检测是消费者难以独自完成。
(二)市场机制的无效率
市场的价格机制对同质商品的调节是有效的,但是当市场上的商品质量不同的时候,价格机制就出现了问题。比如二手车市场,市面上二手车的价值为0～2000元不等,平均价值为1000元,买方并不知道二手车的真实价值,所以只肯支付1000元,这样一来那些高质量二手车(≥1000)的卖主就会拒绝出售,市面上就只剩低质量的二手车了(≤1000),反过来买方知道现在市面上二手车的平均价值为500,只肯出500,500～1000的二手车市场也消失了,只剩500以下的二手车,如此反复,最后整个二手车市场上就只剩下了劣质的商品,这是“柠檬”市场的经典案例。在食品市场上会出现比这复杂的多的情况,激烈的价格竞争促使生产者努力的压缩成本。处于劣势地位的生产者想方设法的以次充好,恶性竞争一旦出现,各参与竞争的主体会纷纷效仿,于是牛奶里的水越兑越多,三聚氰胺也越加越多。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失灵。
(三)食品市场上质量监管困难
经济学对于市场失灵的研究由来已久,政府的干预已经成为共识。但是食品市场上对于产品质量的监管和检测的技术困难特别大,市场上各种各样的食品,从生产、加工、物流、仓储、销售,到最后被摆上餐桌消费掉,环节特别多,时间特别长。操作起来难度特别大,需要的技术支持也难以达到,特别地,在传统食品之外又兴起了转基因食品,质量的检测方面更是面临新的挑战。
三、食品安全的调控手段研究
1.完善质量认证体系。柠檬市场的最大特点就是信息不对称,而解决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最直接和可靠的办法就是完善食品质量认证体系,所以通过完善质量认证体系可以缓解食品市场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一方面努力完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HACCP认证、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管理体系认证;完善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食用农产品安全认证等产品认证体系;在农产品中推广QS认证,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社会责任标准SA8000认证等。另一方面通过理顺各监管部门的管理职责和规范部门的运行程序来提高监管效率。
2.鼓励优势企业打造值得信任的品牌。鼓励优势企业打造品牌,建立厚重的企业文化和商誉资本,以提高企业不端行为和恶性竞争的成本。鼓励品牌企业提升消费者消费学习能力,努力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明明白白消费,同时运用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战略进行竞争,向客户提供真正有独特价值或超值的产品或服务。许多企业的售货员在介绍产品时,无论问到什么档次的产品,以及无论问到什么产品属性,则一定是王婆卖瓜,统统是最好的,而且会屏蔽有关产品的一些负面信息,这种介绍方法等于自夸,而非介绍。便宜的,不知道便宜在哪里;贵的,也不知道贵在哪里。当弄不清楚品牌间的具体区别时,大多顾客的消费决策模式是:同等功能的产品,选择价格偏低的品牌,或者选择大品牌同系列产品中的低端定位产品。这是品牌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3.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公众参与。消费者是食品安全最大的受益者,理顺渠道引入公众的监督,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公众参与机制是最明智的选择,作为受益者的公众消费者的监督将会是最不遗余力的。公众参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鼓励NGO和志愿者参与宣传和公益活动,加强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和食品安全意识教育,从而提高公众在食品市场上的信息优势和食品品质鉴定能力,提高他们的公众参与能力。(2)发挥消费者和优质商品生产商的监督作用,通过举报有奖等激励使他们对食品生产、加工、物流和销售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从而改善食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进而打破“柠檬”市场格局。(3)为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和管理决策铺设渠道,对转基因食品等新的产品的立法和管理献言献策,发表意见。一方面使得食品市场监管和立法的决策更能够代表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得立法和决策的实施更有保障。
参考文献
[1]乔治・阿克洛夫.“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J].经济导刊.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