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3 11:16:1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具有权威地位的报告
在目前全世界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测评中，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一直保有其权威地位。自1979年起，世界经济论坛就开始对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进行评判，是目前国际上从事竞争力排名最著名的机构之一，通过对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综合因素的考评，推出一年一度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是世界范围内关于国家竞争力最全面的评判报告。
《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推出，正值世界经济从二战后最严峻的一场经济危机中缓慢复苏之际。这次的经济危机不仅深刻地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而且显著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当发达经济体还在探索如何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之时，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大力量。自然，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联系的本质也发生了变革，而且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此背景之下，《报告》认为过去的一年在重建全球信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所以“复兴”较上一年更为可靠。许多曾经预测的风险并没有成为现实，例如：美国没有从“财政悬崖”坠落；欧元区没有解体；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目前也消退了。尽管全球经济有更多的积极表现，但是仍然有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例如欧元区将近两千万的失业人口，日本高昂的预算赤字等。
三十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致力于研究及设定支撑国家竞争力的因素。从一开始，论坛的目标即是为参与者提供深刻的见解和抛砖引玉，希望在参与者之间引起关于最优战略和政策问题的讨论，以帮助国家克服困难，提高竞争力。在近来颇具挑战性的经济条件下，《报告》旨在作为一个称职的批评者，以提醒各国注意完善的经济结构基础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
揭秘全球竞争力指数
全球竞争力指数由世界经济论坛在2004年推出，竞争力是指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准的政策、制度和其他条件的集合。全球竞争力指数由基础条件、效率推进、创新与成熟性三大因素决定；三大因素又被具体化为12项指标来衡量一国综合竞争力状况。竞争力指数的总分就是这些指标综合计分的结果。
基础条件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四项指标各占25%；效率推进则包括：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水准、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六项各占17%（即1/6）；创新和成熟性包括：商业成熟度以及创新，两项各占50%。
一个健全的、公正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对进一步巩固脆弱的经济复兴越来越明晰。因为它不仅影响到了企业的投资决策、生产的组织，而且在社会财富的分配、决策风险的承担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市场规模影响着生产力，因为一个大的市场规模，更有益于企业去发展规模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对“创新”十分推崇，他表示：“一个经济体想要在未来实现繁荣，创新就尤为关键。……我预计，‘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界线将逐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更多使用‘创新丰富’和‘创新贫乏’这样的标准来区分这些国家。”
一个具有高商业成熟度的国家，无疑是拥有完善的商业网络和产业配套设施，如此一来，国家在货物和劳务的生产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当基础资源消耗殆尽时，这两个因素对于一个处于高级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显得至关重要。
另外，为了更好地对各国家及地区社会及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2011年10月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宣布调整竞争力评价方式，引入可持续发展因素，将“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指数”作为竞争力排名的重要衡量标准。
主要国家排名情况
今年的竞争力排名的前十名中，六个欧洲国家、一个美洲国家、三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状元是蝉联五届的瑞士，新加坡和芬兰分别为榜眼和探花。美国相较去年上升两位，居第五名，中国香港和日本位列第七名和第九名。
探究瑞士、新加坡、芬兰等小国居于全球竞争力前列的原因，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负责人玛格丽塔·哈努兹给出了这样的回答，“看看排名前十位特别是前三位的国家，就会发现创新和公共机构是竞争力的关键。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出色的创新能力和强有力的公共机构。”
以芬兰为例，其创新竞争力世界第一，所含各项指标排名为：创新能力第二、科研机构质量第十、企业研发投入第三、高校-企业联合研发投入第二、政府采购先进技术第21、科学家与工程师效用第一、每百万人口的公共专利数第一。
新加坡制度框架排名第三，基础设施排名第二，充分发挥了其“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能够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能更早地摆脱危机阴霾。
哈努兹认为，美国在过去四年的竞争力排名一直在下降，今年的上升得益于其完善的金融市场，政府效率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排名的上升对于世界经济来说，真可谓是一个好消息。
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排名29位，与去年持平，领先于南非（53）、巴西（56）、印度（60）、俄罗斯（64）。印度的排名连续四年下滑，《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合著人之一、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和基准网络研究中心副总监、经济学家蒂埃里·盖格指出：“如果说五年前，每个人都对印度的潜力表示乐观的话，那么今天人们不知道这种潜力能否变为现实。……对这个仍有四分之一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的国家，企业投资者的耐心、信心和希望正在褪色。”
解读中国的竞争力
说到中国在全球竞争力中的排名，笔者认为，中国的竞争力在过去五年内均处于30名之前本身就是一项成就。毕竟中国如此庞大，使得每一项提高竞争力的努力都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上述竞争力指数时就会发现只有在最重要的几个指标上均有所作为才能够名列前茅，这对于大国和小国而言，实现难度的差异太大了，因此很多小的经济体将重点放在发展其核心竞争力上反而更容易提升和保持自身的排名。
在诸多评估指标中，非常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在市场规模以及宏观经济环境中的表现，分别位列第二名以及第十名。金融市场发展水准、商品市场效率、高等教育与培训、技术就绪度的排名较为靠后，分别为54、61、70、85名。余下指标的排名则在30-50名之间。
2009年3月17日,一份名为《全球国家创新能力排名》的报告把美国霸主地位所面临的潜在危机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这份出自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已经将国家创新能力的桂冠拱手让给了新加坡,排名惨跌至第八位。而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美国政治经济地位的危机,美国也曾积极采取手段,力图捍卫自己的地位。
美国竞争力计划
打响美国地位保卫战
早在2005年5月,美国科学院就专门成立了一个由20人组成的繁荣21世纪全球经济委员会,旨在完成美国国会交给的一项任务――评估美国技术竞争力。经过紧锣密鼓的调查和讨论,同年10月,一份题为《站在风暴之上》的报告被摆在了美国前总统布什的面前。
布什认真翻阅着这份沉甸甸的报告:“2004年,世界各地正在耗资10亿美元建造120个化工厂,其中有1个建在美国,50个建在中国”;“2004年,有60万毕业于中国研究所或高等学校的工程学专业的学生,这个数字在印度是35万,在美国是7万”;“2001年,美国工业界用于诉讼的费用超过了研究和开发的费用”……
这些裸的数字让布什再也坐不住了。为了保证美国经济政治地位,布什在2006年1月31日国情咨文中向世界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美国竞争力计划”(ACI)。
这是一项希望依靠科学与工程领域基础研究的进步来提升竞争力的宏伟大计,从2007年和2008年美国的预算投入也可见美国竞争力计划的这一良苦用心。
2007年美国财务预算中就包括59亿美元的美国竞争力计划的经费,其中13亿美元用于联邦政府新增投入,46亿美元用于R&D(基础研究与发展)的税收减免。这一税收政策主要是针对进行R&D研究的企业施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的开发性研究。
2008年这一预算支出继续提高。NSF(美国科学基金会)、DOE(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NIST(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的核心实验室成了美国竞争力计划的宠儿,预算经费较前一年分别增加了8.7%、15.6%和15.5%。
然而,令科学界遗憾的是,2007年和2008年,声势浩大的美国竞争力计划的预算并没有全部被国会通过。但布什的科学顾问John Marburger(约翰•马伯格)表示:“虽然如此,至少他们通过了与美国竞争力计划最昂贵部分相关的一整套税收整改措施。”
可以说,《站在风暴之上》揭开了美国暗处的伤疤,而美国竞争力计划打响了捍卫霸主地位的战役。这一计划的实施显示了美国对科学和工程领域基础研究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
成为战役主力军
NSF成为美国竞争力计划的宠儿,自然肩负着提升美国竞争力的历史重任。其主任Arden L. Bement(阿登•比门特)表示:“NSF在美国竞争力计划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而我们的投资重点是通过发现基础原理来创造有价值的技术,同时,通过研发世界级的设备和基础设施来促进科学研究,改革科研方式。”
Arden L. Bement所提到的研发世界级的设备和基础设施正是CISE(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工程)的主要任务。CISE是NSF的一个研究领域,主要负责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维持、升级全球计算机和通信基础设施,为科研和教育做准备。可以说,正是由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是提升其他领域研究效率、促进研究方式改革的基础,CISE自然而然地成为这场战役的“主将”。
从2007~2009年的财务预算报告中可见,CISE的工作重心之一“落户”GENI(网络革新的全球环境)。GENI是一个开放的、大规模的试验设施,其目标是在全球通信网中进行革命性的研究,改变互联网及分布式系统的设计本质,是实现ACI宏伟目标的重要研究内容。
正如2007年CISE的预算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GENI,那么现代互联网的局限性就会阻碍网络的革新。而通过网络革新发展新一代网络信息体系也是CISE的主要研究方向。
除此以外,信息软件安全、人工智能、设计高端软件工具,例如信息的整合、管理、分析的理论和工具等都成为了CISE的“主打”领域,也是ACI实现竞争力提升的得力助手。
在ACI 的促进下,2007~2009年,NSF在CISE领域三年的预算投入逐年增加,分别为5.2669亿美元、5.74亿美元和6.38亿美元。科研经费增加、重视程度提高也让CISE收获了硕果,“为提高美国竞争力贡献了最直接的力量”,2009年的预算报告中这样总结了两年多来的工作。
在有线和无线网络领域,CISE正通过整合计算机、通信、网络科学的理论基础并借助GENI设备重新设计下一代互联网的应用基础。
另外,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能够提高无线通信服务质量的工具。这个工具能够检测出衰弱的无线信道的信息,使信号的频率和能量更加有效、充分地得到利用。
同时,基于Wi-Fi网络的、便宜且高质量的视频技术也在资金支持和多方努力下应运而生。
而在人工智能方面,一种运用软件并结合传感器设计的电子纺织服装“现身”,它可以感应到穿衣者的外形和行为,适应穿衣者现在的状态。
不仅如此,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CISE也下足功夫,发明了能够协助数据拥有者进行数据辨别的工具,使其在公共信息的时候保证机密信息的安全。
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利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助力美国竞争力提升的优势已经初显,并且已成为这场“保卫”大战的利刃。
奥巴马时代:战役将继续
在金融危机的艰苦日子里,奥巴马顺利接手了美国总统的“权杖”。被人们称为“互联网总统”的奥巴马更加坚信网络信息技术能够帮助美国立于不败之地。
早在奥巴马登位之前,他就向公众宣布了自己的互联网计划:保护互联网的开放性;促进媒介传播途径的多元化;通过技术改革政府职能,促进信息交流,同时使施政更加民主化。
这位“互联网总统”还将部署下一代宽带的计划列入议程中。奥巴马提倡不分富人和穷人、不分城市和农村普及网络,认为宽带是每个美国人都需要的服务。
而这一切都可以看做是奥巴马为提升美国竞争力所奏的序曲,而他在自己的网站中也表示将继续开展美国竞争力计划:继续加大力度投资基础科学研究;对投资创新研究的企业采取永久性课税扣除;保护知识产权以及专利系统创新。
奥巴马的决心在其2010年的预算中有所体现。在最近公布的2010年预算中,奥巴马政府计划拨给NSF 70亿美元,这一计划比2009年预算高了1亿美元。虽然预算支出提高幅度不是很大,但是也表明了奥巴马希望继续提高美国竞争力的想法。
最近，由WTO经济导刊与国际著名智囊机构AccountAbility共同编译的《国家责任竞争力》正式出版了。该书以AccountAbility的多年研究成果为依托，以其定期研究报告《责任竞争力状况2007》为主要来源，集结了众多世界优秀专家对责任竞争力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关于责任竞争力的最新理念和实践。
该书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一个重要的新概念--国家责任竞争力。国家责任竞争力反映了国家竞争力与一个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状况之间的关系。它带给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从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的许多新思考。
第一，国家责任竞争力将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它使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意义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一个国家的企业社会状况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国家责任竞争力是未来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形态。而一个国家的责任竞争力取决于三个方面，包括一个国家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公民社会支持监督和推动作用以及这三者的结合程度。这些因素及其有效结合将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全球资源的利用和经营，从而将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和作用。
第二，产业责任竞争力将有助于产业链的全球性升级。责任竞争力理念无论是对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责任竞争力的提高都有显著的指导作用。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升级其产业链，获取和开发全球性品牌升级其产业链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三，企业责任竞争力将决定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责任正在重塑市场竞争规则，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全面责任竞争时代正在取代过去的那种以价廉物美为法则的时代。责任正在重塑未来市场，这个市场将回报那些以正确的方式管理责任的企业和经济体。如以应对适应气候变化为例，在未来能给负责任企业带来至少5000亿美元的市场。因而，企业开发和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在解决关系和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的同时，如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消费者权益、贫富差距、男女平等发展、生态资源、反腐败等，还能增强企业经济效益或竞争力，企业就增强了责任竞争力，企业就能赢得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市场。
关键词：制度竞争 国际竞争 实证分析 制度竞争力
制度竞争的重要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竞争的背后都包含着制度的竞争。制度竞争实际上是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和博弈的过程，并受到各国改革开放程度的影响。制度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预期制度的潜在收益，促进本国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
现在人们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从宏观层次来看，制度能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有效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微观层次来看，能解决激励和约束两大市场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因此，制度建立、改革、创新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效率甚至兴衰成败。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最主要的是制度上的差异。
鉴于各国国情，在制度的选择上，各国总会选择能够促进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使本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能处于优势的制度，势必导致国家之间在制度选择和安排上的竞争。制度竞争可以使各国在总结原先制度优秀因素的同时，不断加强各个层次制度安排经验的交流与互动学习，优化各国制度体系，降低制度设计安排成本，提高制度实施效率，增强国家竞争能力。各国通过制度竞争，加速制度变迁和创新，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因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制度竞争成为人们研究和关注的课题。
制度竞争与国际竞争的相关理论分析
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的一个暗含前提是把国际竞争的主体设为企业，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仅仅强调微观层面。或者仅仅将政府参与国际竞争界定为“保护”或者“直接干预”。他们关注和论证的中心往往只限于微观的物质技术层次，重视物质效率，即单纯以企业或产业的技术效率作为国际竞争的全部内容，政府要么是国际竞争中无所作为的“守夜人”，要么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国际竞争中去，缺乏本身独立的主体地位。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并非仅仅依靠微观的、物质技术形态的竞争取得，企业或产业之间的竞争只构成了国际竞争的一个维度，另一层次的竞争是一种宏观层次的竞争形态，即宏观形态的政府之间的竞争。相对于微观形态的企业之间的物质、技术效率竞争而言，宏观形态的政府之间的竞争则表现为一种制度竞争，取得一种制度优势是这种竞争形态的中心，这两种竞争形态共同构成了国际竞争的内容。
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已表明，微观层次的效率是以一定的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效率为前提的，而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比个人或其他组织都重要；一国政府面临着来自国内各利益集团和外部竞争者的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都希望在一个高效率的制度环境中配置其所掌握的资源。因此，要素通过跨国流动可以进行制度选择，这种微观主体的制度选择行为将迫使一国政府寻求建立制度优势。
因此，本文认为国际制度竞争有三重含义：其一是指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尤其是国家或区域之间选择规则或规则体系的竞争，竞争过程往往伴随着制度体系效率的提高，以制度优势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刺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等的投资形成，加强对参与国际竞争的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创新激励，同时也形成相应的约束体系，规制经济主体的行为，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摩擦成本，增强其竞争能力。其二是指通过制度竞争形成制度优势，加强对全球可流动资源的吸引和利用，促进内部比较优势与外部资源的有效结合。其三是指国家或区域在国际经济交易规则或共同规范建立的博弈过程中进行竞争，加强自身的谈判能力、影响力和适应能力，减少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我国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实证分析
我国从1978年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意味着我国经济从此进入了一个体制转型时期。体制转型实质上就是制度竞争和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一制度变迁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并驾齐驱、相辅相成，体制转型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51.01%提高到1999年的68.07%，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也达到了36.2778%。可见，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因素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根据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的年度报告《世界竞争力年鉴》所提供的国际竞争力数据，可以把握我国国际竞争力趋势，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根据该年鉴提供的资料，我国经济表现竞争力一直名列前茅，1998年至 2001年，虽出现了排名逐步滑坡的现象（见图1所示），分别排第3、4、5、7位，2002年又恢复到第3名。1999―2002年间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较稳定，平均在30位左右；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而经济稳定发展归根结蒂是由于在竞争中制度不断完善和不断创新。
我国政府效能竞争力排名（见图2）从1998年以后，出现了下降趋势，1998年至2001年排第19、31、32、35位，在2001－2002年，出现了较大的提高，从2001年的35名上升到2002的30名，提高了5个名次。
企业效率是我国竞争力四大要素中表现最差的一个，不但其竞争力水平低，而且从1998年以来我国的企业效率竞争力排名直线下滑（如图3所示），大约以每年3个名次的速度下降，从1998年的第32名一直落到了2002年的第43名，企业效率成了中国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不利因素。因此，只有改善管理方法，提高生产率、完善劳动力市场等，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企业的差距，中国的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从而促进中国竞争力综合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名，1998年排第30位，1999年第35位，此后各年依次是第34、39、35位（如图4所示）。此要素排名呈现出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态势，2002年出现了较大的提高，从39名前进到了第35名，目前基础设施竞争力处于提高阶段。但总的来说，我国在49个参与评估的国家和地区中，基础设施是比较落后的。
一国的制度优势可以吸引外部资源，尤其是高质量的外部资源，以弥补国内的要素供给缺口。由于FDI有助于提高一国企业的竞争力，并从整体上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世界各国近年来竞相调整与FDI有关的规制制度，都在努力吸引FDI，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持续的制度竞争浪潮。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在2004年有102个国家参与了修改调整与FDI相关的制度，并且其中有235项是有益于制度调整的，而不利项只有36项，这很大部分上提高了制度竞争的实力。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一项研究成果也表明，1998―2000年间世界各国在流入FDI的吸引潜力排名中，排名最前的20个国家，其胜出的主要因素是制度等结构性因素。
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我国已经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投资首位了，现在吸引投资已经从原来单纯的政策优势转向综合国力的优势。在《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关于吸收FDI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排名中，我国的FDI业绩指数虽然是微弱上升，从1990年的46位上升到45位，甚至2004年的业绩指数低于上一年，但是FDI潜力指数却有明显的升高，排名从41攀升至32，见表1。可见，我国在投资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有了极大的改善。
而这种成就是与我国为吸引外资而专门进行的各种制度创新是分不开的。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各个方面积极履行“入世”的承诺，法律政策的相应调整，投资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等，都从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政策更加公开透明，运转成本以及风险更低的企业经营环境。
从以上分析可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加凸显了制度的重要作用，政府作为宏观层面的国际竞争主体，应发挥关键性作用。在未来的国际制度体系竞争中，我国政府应对目前的制度竞争格局进行调整，加速国内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创新，建立完整、灵活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尤其是有效的产权制度，这是参与外部制度竞争的前提。培育微观竞争形态的国际竞争主体的创新机制，增强其竞争能力，最终形成国际竞争中宏观与微观二层次协调的竞争优势。
尽管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制度实施的不完全性(即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制度实施主体间差异)决定了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只是一项工具，不是目标，无论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制度安排，都必须考虑到其成本与收益，不能单纯地为追求制度的合理性而忽视制度实施中的实际效果。同时应该注意，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社会及地理环境，不可盲目套用他国成功实施的制度安排，或盲目排斥他国运行效果不尽人意的政策规范。应从本国的实际状况出发，并在制定后的实施过程中做出适时改进和调整。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孙刚等.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制度竞争.华东经济管理，2003第17卷第5期
从世界上两大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入手，对金砖国家在WEF和IMD的国际竞争力排名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全球经济繁荣指数、创新能力指数，对金砖国家竞争力的未来变化趋势进行整体剖析，得出金砖国家的比较优势。发现金砖国家各有所长，合作潜力巨大，如能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则能够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变为国际竞争优势，为金砖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提供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关键词： 金砖国家; 比较优势; 国际竞争力; 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F 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1-0013-05
一、国际竞争力界定及评价体系
（一）国际竞争力界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力研究开始逐渐成为热点。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以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为代表，他的著名三部曲：1980年出版的《竞争战略》、1985年出版的《竞争优势》、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西方学者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范围深入研究国际竞争力问题［1］。
学术界关于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特性以及分类的论述已经很多。有学者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国际竞争力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介绍了的国际竞争力思想、西方经济学的国际竞争力理论阐释、当代国际竞争力理论代表性学说，也对各种流派对国际竞争力的不同解释和理论贡献进行了评述，如裴长洪、王镭指出国际竞争力有产品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以及国家竞争力之分。［2］从经济学视角看，关于各类竞争力的讨论分别对应着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对各类竞争力主体内容的深入剖析清楚地表明，由于所分析的竞争力种类不同以及分析目的不同，对竞争力的分析范式，也就相应不同。在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框架下设立的经济分析范式既可以用于分析以国家为主体的产品国家竞争力，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用于分析企业国际竞争力。价值链的分析方法提供了评价一国某一产业中某种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何种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各种显示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可以用来测度产品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及说明相对竞争优势和绝对竞争优势。王勤、王丽萍等［3］、胡列曲、丁文丽［1］也从不同角度对国际竞争力概念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和解读。
（二）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
理论上关于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主要有IMD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和WEF全球竞争力评价体系。除了WEF和IMD的全球竞争力评价体系以外，世界上一些主要智库和研究机构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指数或者指标。这些指数或指标与国际竞争力具有很紧密的关系。例如，全球繁荣指数、平均生活满意度排名、人均GDP排名、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清廉指数、人类和平指数等。
二、金砖国家国际竞争力排名比较
(一)金砖国家WEF全球竞争力评价体系排名比较
根据2009―2010年WEF全球竞争力报告结果，在所有参与排名的133个经济体中，巴西排名第56位，俄罗斯排名第63位，印度排名第49位，中国排名第30位，南非排名第45位。在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市场规模这两个指标上，中国遥遥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市场规模全球排名第2，宏观经济稳定性排名第8。在健康和初级教育、劳动力市场效率和创新这些指标上中国均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在高等教育和培训这一指标上，中国低于俄罗斯和巴西。在金融市场成熟度这一指标上，中国低于南非、印度和巴西，南非和印度的金融市场成熟度在全球排名第5和第16位，明显高于中国的第81位。技术成熟度方面，中国低于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企业成熟度方面，中国低于印度、南非和俄罗斯。在制度、基础设施、商品市场效率方面南非均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其健康和初级教育指标排名仅为125位。［4］具体数据见表1。
总体结论是，中国在整体上占有明显优势，竞争力高于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但是在部分指标上，中国远远落后于这些经济体。也就是说中国的领先仅仅是整体上领先，在局部和结构性指标上，中国不占优势。
(二) 金砖国家IMD全球竞争力评价体系排名比较
1.中国的IMD国际竞争力整体上明显优于其他金砖国家
IMD对58个经济体进行了国际竞争力排名，在2009―2010国际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综合排名是第18位，印度第31位，巴西第38位，南非第44位，俄罗斯仅为第51位。其中，中国经济表现排名全球第3位，远远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在政府效率、基础设施方面也明显存在优势。不过，商业效率这一指标要低于印度和巴西。见表2。
2.2006―2010年中国排名基本维持在前20名，高于其他金砖国家
中国IMD国际竞争力排名最靠前的是2007年，排名全球第15位。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下滑至第20位，2010年恢复到2006年的排名水平第18位。俄罗斯排名基本维持在40―50名之间；印度的排名基本上在20―30之间，巴西的排名在40名左右；南非的排名在2006年是第38位，2008年下降到第53位，2010年排名第44位。总体来看，中国竞争力最强，其次是印度、巴西和南非，俄罗斯竞争力最弱。见表3。
3.2006―2010年中国IMD经济表现处于全球前列，印度排名持续下降
2006―1010年中国IMD经济表现基本维持在前3名的水平。2007―2009年均为前2名，2006和2010年为第3名。印度的经济表现排名在2006年达到第7名，随后一路下滑，到2010年排名仅为第20名。俄罗斯与巴西的经济表现排名相对比较稳定，俄罗斯和南非基本维持在第50名左右，巴西基本维持在第40名左右。在这一指标上，中国显著优于其他金砖国家。见表4。
4.2006―2010年中国IMD政府绩效排名整体下滑，其他金砖国家相对平稳
2006―2010年中国的政府绩效排名呈现出下滑趋势，2006年排名第17位，2007年上升到第8位，但是在2008年开始下滑到第12位，2010年下滑到第25位。与印度相比，优势在明显缩小。印度政府绩效排名基本维持在30名左右，俄罗斯排名维持在第40名左右，巴西的排名维持在第50名左右，变化幅度不大，南非排在第20名左右。见表5。
5.2006―2010年中国IMD企业效率排名低于印度高于俄罗斯和巴西
从企业效率这一指标来看，印度存在明显优势，2008年排名为第11名，2010年为第19名，明显高于中国。2008年中国仅排在第33名，2010年为第28名。巴西企业效率的波动比较大，2009年排在第24名，2010年下滑到第40名。南非的企业效率基本稳定在第30位左右。俄罗斯企业效率相对稳定，基本维持在第50名左右的水平。见表6。
6.2006―2010年中俄IMD基础设施排名明显高于印度和巴西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并无明显优势，2006年中国排在第33名，2010年为第31名，处于中等水平。但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的排名明显要高。其次是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落后中俄很多年。见表7。
(三) 金砖国家全球竞争力排名综合比较
考虑到WEF和IMD对竞争力的评价结果存在差异，为了对金砖国家竞争力更直观地进行比较，可以将WEF和IMD的评价结果进行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性指标。在两大竞争力评价机构全球声誉和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根据公平性原则，赋予各自相等的权重（分别为0.5）。以2010年排名结果为例进行加权平均，发现中国的加权平均排名是第24位，印度为第40位，南非为第445位，巴西为第47位，俄罗斯排名最靠后，仅为第57位。
三、金砖国家繁荣指数比较
在2010年全球繁荣指数评定中，挪威名列第一，丹麦和芬兰名列第二和第三。美国排名第10，仍超过名列头20名的主要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和法国。在110个国家或经济体中，中非共和国、巴基斯坦、津巴布韦位居倒数前3名。就金砖国家而言，巴西繁荣指数排名最靠前，整体排名第45位，中国排名第58位，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分别为第63、第66和第88位。
在经济繁荣和社会资本这两个指标中，中国明显领先于其他金砖国家。在创业与机会指标上，南非最高，俄罗斯最低。在治理方面，俄罗斯最差，在教育、健康方面俄罗斯排名靠前，南非排名靠后。印度在社会资本方面具有明显劣势。见表8。
全球繁荣指数的评价范围比较广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安全等方方面面，能够较为完整地反映一国繁荣程度。就金砖国家而言，繁荣程度排序是巴西、中国、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基本符合金砖国家发展的现实。这也预示着巴西的发展前景将越来越广阔。
四、金砖国家创新能力比较
根据2009―2010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结果，中国在13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3位，南非排名第51位，印度排名第56位，俄罗斯排名第64位，巴西排名第68位。中国在创新产出和科学产出这两个指标上具有优势，排名明显高于其他金砖国家。中国在制度、人力资源和创造能力方面较弱。南非在创新投入、人力资源和商业成熟度指标上处于领先地位。俄罗斯和巴西没有明显优势，在制度方面这两个国家都排在100名以后。具体数据见表9。
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创新指数所涉及的指标体系较为全面，相对比较科学，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金砖国家的创新能力。金砖国家创新能力排序是中国、南非、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说明中国创新能力相对较强，巴西创新能力稍显不足，这可能与经济结构差别有关。对南非、俄罗斯和印度的评价基本符合现实情况。
五、基本结论
国际竞争力是复杂的、多维度的概念，影响因素比较多，而且是动态变化的，必须从更宏观、更综合、更全面的视角进行评价，主要从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来进行。因此，评估金砖国家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及标准也比较多，可以综合运用多个评价标准进行综合评估。
金砖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经济规模相差很大。俄罗斯和中国是全球国土面积较大的两个国家，经济规模和人均GDP之间差距也很大。巴西经济规模与中国的差距最小。南非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从贸易优势产品来看，印度的矿产品、贵金属及制品、纺织品及原料具有出口竞争优势。俄罗斯的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品具有出口竞争优势。巴西的矿产品、食品饮料烟草和植物产品具有出口竞争优势。南非的贵金属及制品、矿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具有出口竞争优势。
从国际上与国家竞争力相关的指数或指标排名情况来看，中国在整体上竞争力最强，超过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从其它相关指标来看，中国并不具备绝对优势。在金砖国家中，巴西的全球繁荣指数和平均生活满意度排名最高；俄罗斯的人均GDP排名和人类发展指数最靠前；南非的全球清廉指数最高，金融市场成熟度较高；中国的全球和平指数最高；印度不具备明显的优势指标，但是，其服务贸易发展相对较好，在全球创新能力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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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AI Chun-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P. R.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two major evaluation system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ld, combined with the global index of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of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for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BRIC), and their future competitiveness development trends as a whole. It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BRIC countries hol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t is found that BRIC countries possess their own strength and enormous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If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cooperation is established, turning the comparative potential advantages into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t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prerequisite for the BRIC countrie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BRIC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novation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项目：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设计与运行模式研究”(11JJD790002); 201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结构变化研究”(11JZD021)。
香港是高度发达的城市型经济,虽然自然资源匮乏,但近40年来其经济总体上保持持续发展,国际竞争力也因此不断提升。迄至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国际竞争力已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名列前茅。但近几年来,香港国际竞争力大幅滑落。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2000年4月公布的2000年国际竞争力年报,在参评的47个各国和地区中,香港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从1999年第七位猛跌至第十二位,这是自香港世界排序在1995~1998年保持四年获得第三位历史最好名次以来连续两年大幅滑落。世界经济论坛(WEF)2000年9月公布的200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香港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显示同样类似的结果:香港世界排序由1999年的第三位跌至第八位。但与此同时,根据IMD对香港国际竞争力八个大类指标的评价体系,以及结合其他一些着名国际组织对香港的评价,不难发现,香港许多指标排序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有的甚至没有下降反而上升,显示出在全球范围内香港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大的优势。具体表现在:
1.政府作用。政府政策有益于增强竞争力的程度。1992年以来,该项指标连续八年位居世界第二,并与第一名得分十分接近。香港一直采取以积极不干预为特色的政策取向,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创造有序的市场环境,迫使企业改进经营效率。政府的管理模式运转高效廉洁,利于企业充分及时地把握市场机会,有效地经营企业资源。从IMD2000年国际竞争力年报所列出政府行政效率的11项指标看,香港在政治体制如何适应当今经济挑战,政府政策获得支持等五个项目上世界排序第二,在政府干涉不妨碍商业发展环境,不妨碍商业发展等四个项目上跃居世界第一。2001年3月亚洲讯息报告的一项调查,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4个代表性的国家(地区)中,香港公务员是“最不官僚”的一支队伍。香港特区政府从容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后推出盈富基金等措施无不体现出政府高效果敢的经济管理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对保持和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国际化程度。这是通常衡量国家(地区)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参与程度的指标。作为高度开放型的经济体系,香港经济的运行一直与国际经济息息相关。在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市场准入、汇兑自由等经济领域,香港均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而充裕的外汇储备,优良的税务制度和货币政策等也易于同国际市场接轨。《财富》杂志对全球最适宜营商城市的评价中,香港从1999年的第四位上升到2001年的第一位。其他诸如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从各个方面对香港国际化给予极高的评价。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出版的2001年报告都显示,香港经济自由度连续多年世界夺冠,从一个侧面表明其国际化程度占有较大国际竞争的现实优势。
3.金融环境。该项指标用来评价国家(地区)资本市场的发育状况和金融服务的质量。香港是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其发达和成熟的资本市场与良好而有信誉的金融服务相结合,不仅具有满足企业需求变化的足够弹性,而且是冒险企业家投资的理想场所。同时香港为外国公司提供进入当地资本市场最平等的途径。外商在香港的投资收益相当可观,有价证券投资收益流入大于流出的增幅,都对外商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引人注目的是,金融环境一直是香港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中优势最为显着的一项指标,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金融环境世界排序不降反升,体现了香港金融环境国际竞争力上的现实优势。
4.企业管理。这是评价企业管理在创新,赢利和责任方面有效程度的指标。香港企业在生产率,经营效率上表现相当出色。企业运行的商业环境良好,企业内部的运作管理和经营战略渐趋于成熟,表明其能够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香港企业管理指标世界排序一直稳居前第二位至第四位(个别年份除外)。亚洲金融危机后,该项指标虽然世界排序有所下降,但其世界排位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5.基础设施。这是评价国家(地区)基础设施能力和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程度的指标。1992年以来该项指标波动较大,迄至1997年世界排序降至第十九位,之后逐渐回稳,亚洲金融危机后也依然保持相对稳定。香港基础设施世界排序相对落后,重要原因之一是与指标本身设计存在的问题有关。例如计算机使用总量,计算机总功率及可耕田面积等总量指标对香港城市型经济体而言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香港基础设施竞争力被严重低估。事实上,从比较角度看,香港在亚太地区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尤其是信息通信系统已成为当今香港企业越来越不可缺少的方面。香港被誉为亚太地区的通讯中心,迄今信息产业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卫星通信、光纤通信、微波通信等先进技术得到广泛使用。香港又是世界上首个拥有全数码系统电讯网络的城市,人均图文传真及 移动电话使用率居世界第二,人均国际电讯使用率及传呼机拥有量居世界第一。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后加大对香港城市路网,环境保护,资讯基础设施的投入,这些无疑将对未来几年内香港基础设施竞争力产生正面效应。
此外,香港国民素质指标的现实表现虽不理想,1996年世界排名第22位。但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国民素质竞争力排序呈上升趋势,它将成为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潜在优势。综观IMD及其他国际机构对香港的综合评价表明:过去两年来,虽然香港国际竞争力有所减弱,但其现实优势及潜力仍不可低估,香港国际竞争力的领先地位不会因此动摇。
二、香港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影响因素
香港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序在IMD和WEF2000年报告中大幅滑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香港科技创新相对落后。为了反映知识经济的到来,IMD和WEF对2000年国际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作出重大的调整。WEF在测量国际经济竞争性的指标构成中,加大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比重,列入了一个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技术开发能力与创业难易程度的“经济创造力指标”。并将其放在金融环境指标和国际化程度指标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这种调整后的指标,2000年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序与1999年相比发生较大变动,那些在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方面有较好基础的国家(地区),其国际竞争排序有较大幅度上升,如美国取代连续八年保持国际竞争第一的新加坡,新加坡则屈居第二。香港则由1999年的第三位下降到第八位。由于香港国际竞争力体系指标中金融环境和国际化程度这两项重要指标都没有发生突发性改变,因此,香港国际竞争力排序大幅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经济创造力指标表现较差。经济创造力指标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反映一个国家(地区)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科学技术指标,另一部分是反映新企业创新难易程度的创业指标。从IMD历年报告分析看到,科学技术指标在香港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1992~2000年其世界排序徘徊在第二十二到二十五位之间。以研究与开发的投资额、研究与开发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额的比重、技术开发人力、研究机构数量等指标表示的科技开发能力来衡量,香港远远低于所有OECD国家及亚洲其他三小龙水平。过低的科研开发投资是香港科学技术水平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香港缺乏科技基础设施和忽视科技政策,截至1997年,港府实际过去每年对科技投资额年均仅占本地生产总值的0.03%,大大低于韩国的1.84%和新加坡的1.27%。而且,香港的教育偏重人文科学,投入到工学系的教育经费低于人文系,科学技术人员尤其是高科技人才长期严重不足。据最近香港资讯科技网络工程人员协会的统计资料,目前香港每年实际缺乏的资讯科技人才超过1.3万人,其中半数一般是大学学历的操作人员。这显然难以提高香港本地技术创新能力。除科学技术指标以外,WEF报告所设立的反映企业将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力难易程度的创业指标,香港的世界排序均落后于亚洲其他三小龙,这反映香港缺乏对中小企业创业的有力的支持,及其科技创新在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缺陷。
一、实习说明
(2)实习地点：abb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中心
(3)实习性质：毕业实习
二、实习单位简介
abb电器股份有限公司(abb)成立于%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化家用电器产品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的企业。公司的产品全部销往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市最重要的出口创汇企业之一。 为公司长远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作为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制造商，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全球营销能力，十余家下属工厂和控股子公司，现有员工23000余人。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坚持“以创新引导需求，以速度领先市场，以质量赢取信任，以成本推动发展”的经营理念。围绕科研创新能力、一体化的制造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和全球市场销售能力等四大核心竞争力，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现已跻身于全球小家电主要供应商的前列。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智能型家用品供应商”。
我们秉承为用户“提供最优质产品，提供最优质服务”的经营宗旨，以强大的开发和制造能力服务于全球客户，与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全球化公司形成了牢固的战略同盟。
我们尊重人、并为所有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发展环境，为每一位员工提供良好的个人成长机会和空间。
三、实习环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 竞争力， 城市核心竞争力，
文化，城市主题文化
Abstract: by the worl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cities.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core competence, just can make city in the competition in an invincible position. Culture in city competition having the effect that cannot replace, to the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image, city solidarity se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urban core competence. Through the molding city theme culture, the urban characteristics resources and elements i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realize the value maxim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then forms in other cities can be compared to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the urban core competence, the culture, the city cultural theme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竞争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有竞争就有胜负，每一项具体的竞争都会产生优胜劣汰的结果。在这个时代，不管是国家、城市、企业，还是个人都成为竞争的主体，都需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从2007年6月全球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开始，世界城市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据预测，到2015年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将达到57%，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54.5%。城市的实力代表着国家的实力，城市竞争力也反映着国家的竞争力。城市对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对全球经济的消长盛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主要的表现为城市之间的竞争。
城市之间的竞争，既是经济的竞争，又是文化的竞争。文化作为城市的公认价值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管理制度等，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强大支撑。所以，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彰显城市独特魅力，发展城市核心竞争力，是当前需要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是建立在竞争力理论基础上的。竞争力最早的概念来源于企业，世界经济论坛（WEF）在《关于竞争力的报告》中指出，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目前和未来在各自环境中，比它们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更具吸引力的价格和质量，来进行设计、生产销售货物及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机会”。在此基础上，引出了区域竞争力的概念，就是一个区域为其自身发展在其从属的大区域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而区域核心竞争力则是区域竞争力的优势表现，是指区域内所特有的，在资源利用、产品开发、生产、市场开拓及服务中，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且不易被其他地区所模仿或学习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通俗地讲，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城市获得市场权利的大小，是城市占有、配置、利用资源和生产要素权利的大小，通过城市的集聚功能和扩散功能来体现，再细化可以概括为：经济实力、服务功能、发展环境、创新能力、管理水平、市民素质。这些竞争力在城市化进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竞争力加起来不过是城市综合竞争力，每个城市都拥有这些竞争力。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进入城市化高级阶段，这些竞争力显得太过于宽泛和单一，不够系统和专一，没有针对性和独特性，如果不上升到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阶段，将会制约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城市核心竞争力应该是什么呢？结合区域核心竞争力“特有”和“不易被其他地区所模仿或学习”的特征，城市核心竞争力应该是：在经济实力、服务功能、发展环境、创新能力、管理水平、市民素质上，都围绕城市的特质和主题展开，把城市的资源都配置到城市主题上来。具体表现为：舍弃城市非核心的方面，专注城市核心特质发展，把城市特质做大做强，从而显现出巨大的经济附加值和旺盛的生命力。比如，美国的好莱坞将电影作为特质，虽然仅有几十万人，但是却拥有1200多家电影公司，掌控者全球的电影市场；德国的沃尔夫斯堡以汽车位特质，围绕汽车开展资源配置，发展成为世界汽车之城；维也纳作为一个小城，却成为了世界音乐之都。
二、文化在城市竞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城市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城市的硬实力包括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资源占有等城市物质化表现形式；而城市的软实力则是包括城市的文化氛围、管理制度、城市品牌等范畴。如今的经济活动依靠的是文化内核，科研创新是依靠的文化造诣，生产管理依靠文化修养，掌握科学技术依靠文化素质，文化对基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城市精神是城市竞争力的源泉。作为城市文化核心的城市精神，日益引起城市管理者的重视。城市精神的讨论城市各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先进而发达的城市文化将转化为巨大的创新能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竞争力。城市精神是第一竞争力，谁拥有正确的、不断创新、独具特色的城市精神，谁就最具有竞争力。比如，美国硅谷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在于其倡导和支持创新的社会意识和精神文化；深圳的发展也得益于勇于开拓的城市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