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4 15:09:0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文学研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核心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献辨伪
一、“知人论世”的提出与发展
孟子的“知人论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关于“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来源，有文章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而卿大夫们在引《诗》的时候经常断章取义，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语，而忽视了诗句在整首诗中的意义。孟子认为这种截取诗句表达思想并不是对诗文本义的正确诠释，歪曲了原意，正是对这种行为风气的不满，他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以这种说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是为了矫正曲解文义的错误行为，达到正确理解诗文的目的，但是仔细探源“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出处，我们发现这种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论世”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找出一个文学批评的准则。我们且以此说法的出处《孟子•万章下》为证:“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译成现今通行的说法，这段话的意思是乡里的优秀人物就和乡里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国家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就和同样是天下闻名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觉得不够，便可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与之交朋友。但吟咏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样可以吗?因此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了解其人，这是与古人做朋友。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在这里认为，不同层次的人交友范围不同，层次高的人更需要沟通古人与古人做朋友，但与古人做朋友，只读其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与其进行心灵的沟通，继而成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本来意图是阐释尚友的方法，“颂其诗，读其书”只是一种手段，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话同时也客观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方法，并且后一种的意义为后世之人不断阐释发展，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本意。
“知人”与“论世”是两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的概念。“论世”是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须“论世”。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论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处时代，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对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了解激发作者产生创作欲望的临时动因等等。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会有自己一定的动机。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会因为作者情感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艺术风格方面，不同的艺术道路，不同的审美风格和不同的个性心理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3］如果要论文，最好是能够在通篇考虑的基础上顾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处世为人，更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状态，兼顾了作者的“全人”和“社会状态”两个方面再谈论文，才更为全面和确凿。鲁迅先生的观点实则就是肯定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二、“知人论世”这一认知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共通性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4］但学者开始对某项文学现象分析研究时时，不管是分属文学史还是文学学术史研究都要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和媒介，如果没有实体的创作，研究就无从附着，空谈而已。自司马迁的《史记》创造了为作家写传记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古代作家的生平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同样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两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媒介，那么我们将“知人论世”的方法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知人论世”在古典文学鉴赏方面
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时代在变化发展，文学创作也在跟着变化发展。我们今天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文化现象彰显的不仅仅是各个朝代文学创作的代表成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的关系。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的记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嬗变都会影响文学的兴衰，作家的情感体验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继而这种变化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造成的文学现象就是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变迁。所以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能够反映出文流的更迭。因此，“知其人”“论其世”的研究方法才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研读文学作品时有助于更准确的把握其主旨。比如曹操的《龟虽寿》，对诗中“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这一句的解释涉及到“天”这个字的含义。究竟“天”是解释为自然还是天命呢?这对把握诗词的主旨非常关键，二者虽然均可解释得通，但阐释出来的意思却截然相反。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知人论世”。通过查阅记载曹操生平事迹的史料文献，我们发现曹操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者，可见他是不会相信天意、天命这些东西的。如此可见，“天”在这里应该解释为“自然的”，这样我们在解读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不会曲解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更明确作者的感情倾向。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些作家受到时代环境或自身性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隐晦地将情感暗含诗中，令读者好像坠入了云雾中，不知该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但是经过知人论世这一环节之后，了解了诗人的生平遭遇及写作的时代背景，就能拨开云雾，更清楚地辨明作者的感情倾向。比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整首诗中并没有出现明显表现情感的字眼，也并没有提出想通过张丞相的提拔步入仕途，但是题目又为何是赠张丞相呢?我们若能“知人论世”，对孟浩然的生平有个简单的了解，就会明白孟浩然渴望功名却一直无官可做的焦急，这样作者通过诗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表达的急切之情就不难理解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阅读诗词时有助于明晓其写作方法，把握主题。有的作品意旨深远，作者往往会采用多种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难以理解其真实意义，此时就需要我们“知人论世”来考究作者的初意。比如大家熟悉的曹植《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通篇用比兴的手法以豆自喻，实则是表现诗人自身处境的艰难，沉郁愤激的感情。我们若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容易推断出作者运用比兴的缘由并且揭开它的本体，把握作者表示的深层含义。
(二)“知人论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涉及到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各项内容。在古典文献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和实践方法是考据，考据通过对文献的稽考、推演或辨正，判断考证对象的真伪是非、誊清其相互关系及发展脉络以发现或解决问题。可以说考据在文献工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清代的朴学、乾嘉学派都是非常典范的代表，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夸大考据的作用，它只是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事实上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也实非考据一种方法就能完成。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就应该打破研究方法的单一格局，拓展多种方法，融合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时如果能把考据的实证科学方法和文学方面的人文方法相结合，研究或许能得出更佳的成果。
我们且以《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为例。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教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首次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两位先生认为《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代司空图所作的第一个证据可以说就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提出的，“《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杂著及文风取向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悖向。”司空图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诗品》却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书中可以很轻易看出作者对道家学说的由衷赞许和自觉认同;从文风取向上来讲，司空图认为作诗要达到圆融之境，作者应该深思极虑，但《二十四诗品》却是追求自然妙造，不倾向于人为雕镂;从审美取向来说，司空图在它的论世杂著中更称许“澄澹精致”的诗风，尤其对那些沉郁遒举的诗作最是推崇，但是《二十四诗品》却是推崇清淡逸雅的诗风。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二者的确是大相径庭，让人不由怀疑《诗品》的作者是否确为唐代的司空图。陈尚君、汪涌豪两位教授就此提出的《诗品》作者之伪说正是对司空图“知其人”的结果，可见“知人论世”对于古典文献辨伪中观点的“破”与“立”十分重要。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我们应该突破单一的研究方式，尝试多种方法和风格的实践，但这都不能取代或者是贬低“知人论世”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古典文学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据之功，也应重视人文方法的价值，既要提倡严谨的学风，又要鼓励自由的思想，做到理性与诗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才能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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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28．
［7］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4．
［8］张长青，编著．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7．
关键词：文学空间；现代汉诗；文体学；共时性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4504
收稿日期：2013-09-18
基金项目：2013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诗学空间批评理论研究”（13Q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雪敏（1978-），女，广东潮州人，副教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
The turn of “literary space”： theoretical chance
of th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HUANG Xue-min
（School of City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China）
Abstract：Literary space is a kind of artistic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artists in their aesthetical conceptions as well as a platform where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make dialogues about their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Syn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ased on literary space， namely “the poetics of space”， is not only a new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ut also a supplement and perfection of dia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specially a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oetics at a deeper and broader level. Thus， to conduct a dialogue on poetic stylistics by means of space is a thoroughfa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ality and fusion betwee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etics.
Key words：literary space； modern Chinese poetry； stylistics； synchronicity
空间是有形与无形事物存在的根本载体，“文学空间”同样包含着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的全过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空间问题己经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一大热点，西方学术界也发生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认知范式之一。在“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之下，从空间的维度出发对文学活动进行重新诠释，无疑是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尽管时间和空间都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但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人们都只对时间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将“空间批评”作为解读诗歌的理论角度，一方面意味着承认现代汉诗对于古典诗歌的全方位突破，如文字的、题材的、价值的、情感的、形式的、风格的等方面的空间创新；另一方面也将从文体自身或比较文学的角度，探析个体与公共、乡土与都市、精英与民间、心理与现实等诗歌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全新的以空间为坐标的诗歌文体理论体系探索。
一、诗学空间反思与探索
20世纪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学者们习惯于采用时间线性研究或派别、思潮的历时性研究途径，这两种研究途径虽然描述起来简便易懂，但也容易遮蔽汉诗的整体风貌。进入20世纪后期，文艺研究在经历“语言论”、“认识论”、“人类学”等转向后，呈现出“空间转向”的新面貌，学者们纷纷将以前给予时间、历史、社会的青睐转向空间上来。空间研究在当代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日益呈显学之势。在多元交织、互相渗透的后现代动态语境中以空间理论深入文学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新维度。因此，“文学不再是观照世界的一面镜子，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地涉及到其他的叙述空间。文学空间不再是对某种固定空间之中时间演绎（事件或情感）的模仿、再现或表现，文学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文学空间固然来自于现实空间，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就成为社会现实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1]
目前，从“文学空间”视野出发去研究文学的做法，己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就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来说，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成稿于1937年的著作《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首次把哲学层面的时空体用于文学意义上的转义。法国的雷蒙德・威廉斯1973年发表的《乡村与城市》一书考察了有关“城市”和“乡村”空间关系不断变化着的“情感结构”，从16世纪的田园诗一直延伸到当今的全球文学。其后，克里斯丁・罗斯1988年的《社会空间的兴起：兰波和巴黎公社》，考察了兰波的诗歌道路，以及其他很多文化生产；另外，迈克・克朗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辟专章讨论了文学中空间的含义，认为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都体现了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对空间进行阐释的努力，文学景观是“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
在国内，对于空间理论的研究相对来说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一些学者对外国理论家的相关论述的译介。著作方面，主要有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和《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文斌译的《后现代地理学》等著作，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空间理论进行翻译和介绍。而运用空间理论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工作目前在我国还比较少，主要有阎嘉主编的《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其中专门介绍了“空间批评”；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005年的增补版也增加了由陆扬所写的《空间理论》一章。可以说，空间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正在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接受，对社会学理论、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文学研究等都产生了影响。进入新世纪，传媒诗学与文化传播模式嬗变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国内知名学者如王岳川、欧阳友权、金元浦、黄鸣奋等人侧重对传媒与消费社会、公共空间、文化及权力话语、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意识编码、媒体的狂欢等做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探讨，但专门针对现当代汉语诗歌采用“空间视域”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多，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部分采用了现代汉诗的“空间性”理论进行研究，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创新之作。
从目前在“中国期刊网”能检索到的论文来看，当前已有的涉及汉诗及其文体的空间化研究的一般性论文约190篇和15篇硕博毕业论文，如杨有庆《空间诗学――对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研究》、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等。专题论文还有：周云鹏《新诗诗性空间的开拓（1917-1937年）》、敬文东《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沈天鸿《时间、空间与诗》等，还包括《江西社会科学》的学术专栏“文学地理学：文学研究向空间维度延展”等。这些作品或理论研究，一方面承认了“文学空间”的合理性，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空间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类型的文学体裁进行空间研究，但另一方面，缺乏将现代汉诗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共时性空间思考和阐释，也没有对其多维审美空间的研究和观照。因此，本课题基于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力图从“文学空间”的维度，即从与时间的历史性向度相对的一种共时性的视角出发，对一直以来以时间、流派为尺度建立起来的那种文学观念进行“空间还原”。具体地说，就是把研究的重心从以往的历时研究转移到现在的共时研究上来，以一种横向超越的方式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二、文学空间的多元化构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理论缺失焦灼症”，而“空间批评”作为当代学术的一种新颖的理论尺度和方法论，有必要引入文学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空间理论以空间区域（有形和无形）为模块，补充或者改变传统上以时间、派别、思潮为轴心的诗歌史研究，提供一种新颖的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现代汉诗，因为“空间批评”理论蕴含着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与诗歌美学理论概念的焦点转移，为中国诗学特别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可能和问题框架。
构建文学空间的理论，探索“空间诗学”，所要进行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立“文学空间”理论及其“空间视域”的内涵和外延。
“空间理论”的内涵在于，“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健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2]而进入文学场域后，“空间理论”进入文学研究而形成的“文学空间”理论即“空间诗学”，就从外在表现上被学者界定为三个彼此联系并逐层递进的“文学空间”层次，即以“文学地理学”为中心的现实关系层次，以“文学场”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层次和以“文本互文性”为中心的审美文化层次。
其次是具体分析“空间诗学”所采用的具体批评手法，从更实际的意义上说，就是普遍的“空间诗学”如何应用于特殊的现代汉诗研究，如“文学空间”三要素（背景、场景、场面）、三类型（意象型、幻象型、意境型）原理在诗歌创作论和鉴赏论中的审美和批评价值，以及“空间视域”在诗歌文体批评方面的独特性应用优势。
再次，以现代汉诗为基础，追溯古典诗学的艺术空间理论，打通古代诗学话语和现代诗学理论之间的藩篱。古代诗学的空间意识，不仅在“言――象――意”三者之间展开，也在从“意象――意境――境界”三者之间展开，构建了我国诗歌审美空间的经纬。古典诗歌的“养气说”、“胸中有丘壑”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以及郑板桥的“眼前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从创作主体、创作技巧、作品构成或艺术鉴赏等角度，涉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空间的创造方式。这也是我们审视20世纪诗学与古代诗歌之间脉络发展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最后，在空间批评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比较与举证，分别探析现代汉诗在语言、题材、情感、意象、意境、哲理等六个层面对于古典诗歌以及西方现代诗歌的继承、突破和创新。20世纪现代汉诗这种文体在这六个方面开拓了新的诗歌书写空间。
三、诗学空间的艺术探索
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伴随着“白话文运动”而蓬勃兴盛的现代白话诗歌，始终伴随着政治和革命的车轮，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痕迹，在神州大地上进行了无数次的思考、探索和斗争。因而，从内容层面看，诗学空间探索如果以20世纪诗歌，即现代汉诗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必须具体解决一下这些诗学及相关文体问题。
第一，现代汉诗的地域空间论。这是空间诗学最直接的、最本源的问题所在。因而，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是包括乡土诗歌与都市文学中的空间话语异同，如黄礼孩等主编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人作品》和《异乡人：外省青年诗人作品》诗集影响深远而广泛。二是“西部文学”（于坚等人提出）及“西部诗歌”对于文学空间的拓展，其中纠缠着诸多地域主义、民族主义等复杂情怀。三是“诗分南北”观念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从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诗分南北”一说提出后，这种观念一直在古代文学中颇有流传，南方婉约而北方刚健的诗风的认识得到了认可，在“京派”、“海派”文学的对比与研究中也有一定呈现。四是在20世纪末期，“打工诗歌”在当代诗坛中的独树一帜，开辟了“当代诗史”（杨克语）。五是港台诗歌的审美空间拓展，尤其是台湾诗歌中的乡土情怀的抒发。六是“文学空间”理论视域观照下的古典诗歌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并以新面貌呈现在现代学术版图的“坐标”中（如“唐诗地理”、“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的研究等）。这种“诗歌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也反映在现代汉诗的“版图”研究中。
第二，现代汉诗的个体与公众空间论。个体空间是作家和读者个人的、私隐的空间，是艺术的、生活的、情感的自我空间。而公众空间是群体的、国家的、政治的空间，是泛化的、开放的、革命的广场空间。因为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阶段，因而个体空间与公众空间存在着契合、疏离、矛盾和对抗。因而，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一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个体空间”（私人的、隐秘的、艺术的空间）的尊重，强调和突出个体情感在诗歌抒情中的“在场”，以及20世纪诗歌中个体抒情对于传统诗美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公众空间”（大众的、革命的、政治的空间）的参与，通过文本细读来展示现代汉诗在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各个阶段的历史性使命（“启蒙”、“救亡”、“革命”、“自由”等）；三是分析现代汉诗在个体和公众空间中的游走、对抗、妥协等，反思现代汉语诗歌的“公众空间”对于“个体空间”的侵蚀、干涉和占领，以及现代汉诗的先天不足和艺术缺失。
第三，现代汉诗的传播空间论。传播空间是诗歌或文学赖以存在、发展的物质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诗歌的生命力。因而，必须着力于探讨民刊、选本、诗集、论坛等传播空间的内在逻辑以及建构作用。这个方面，大约需要深入挖掘的问题有六个方向：一是文学期刊和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体中的汉诗传播（如《星星诗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等）；二是个人诗集和诗群诗集的传播（如艾青《归来者的歌》、黄礼孩《一个人的好天气》及《东莞青年诗人30家》等）；三是诗歌民刊的传播（如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及《大象诗志》《九月诗刊》等刑物）；四是诗歌选本传播（如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王光明主编的《年度最佳诗选》等）；五是诗歌论坛的传播（如“诗江湖”、“诗生活”网站等）；六是理论专刊中的汉诗传播（如黄礼孩《诗歌与人》的“完整性写作”专刊等）。这六种播途径共同构建了现代汉诗的物质化存在和传播空间。
第四，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论。按照陈文忠先生的意见，人们对经典文本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维度：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效果史）、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批评（阐释史）、作为创作者的摹仿借用（影响史）[3]。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就由欣赏审美空间、阐释批评空间和影响创新空间组成。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探讨现代汉诗在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空间的接受问题。因为现代汉诗在中欧、中印、中美等文化交流中的具有“空间互涉”的能力，即由于现代汉诗在域外文学空间中的传播和接受而引发的多种诗学问题。
由此可见，在“文学空间”理论视域中，采用不同于时间、派别的空间视野（也会比照思潮和流派），审视现代汉诗在体式、题材、风格、传播、接受等空间领域所进行的突破，我们会发现它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所起到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并作出了（几乎超越自身的）美学的、思想的、政治的巨大贡献。
综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较大成就，但是历时性的阐述模式过于机械，缺乏空间性、逻辑性，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与缺陷。因为文学的创作并非完全按照因果律进行，而是充满着“天才式”、灵感型和偶然性的创作。文学的研究，必须在传统的历时性思潮、流派等研究基础上，引入新的“空间批评”理论。近百年来，我国文学的形式、题材、形象及其所处的文化、社会、时代环境等等都出现了的空间上的巨大迁移和变化，因而以“空间批评”理论重构二十世纪文艺学的理论体系是值得尝试的学术探险。
参考文献：
[1]刘进.“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的新观念[M].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3）：42-45.
[关键词]废名 思想研究 方法论 传统文学转型 地域文化
废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史中的思想异类,具有自身独立的人格精神、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体系、探索性的文体实践、前卫且个人化色彩十足的文化观念,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废名文学作品的解读日益增多,对废名遗稿的发现整理日益完善,对废名美学价值体系的思辨日益多元,对废名的文学创作、个人生平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使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形象日益清晰丰满。
1935年,鲁迅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在导言中对废名在文学史整体中的形象作了初步概括:“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文中所选《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小说,均出自《竹林的故事》,为废名早期作品。而鲁迅作为思想与时代结合最紧密的五四作家,自然对废名在文学创作中所表露出的冷观时代、另辟蹊径从而另造思想世界的思想趋向不以为然,尤其是对废名后期作品愈加内转表示不满,批评废名的文学创作中只剩下了自我。以此发轫,中国文坛对废名小说中所表现的实验性和与众不同,开始发出了各种不同声音。比如,1936年,刘西渭(李健吾)就在《画梦录》中评价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动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以为更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五四以降,现代文学史中并不缺乏以现代西方文明来批判中国乡土社会的作家,也不缺乏通过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描写多重压迫下农村的衰落破产与农民的生活多艰,鲁迅、彭家煌、台静农、许杰均以反传统的现代姿态对乡土社会作出各种批判,但是,唯有废名,是站在传统的视角,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传统宗法社会,有意无意的冲淡悲哀残酷的氛围,在黄发垂髫、阡陌交通中寻找传统社会中留存的人性美与自然美。在这点上,废名无疑与时代的主流唱了反调,表现出与时代作家格格不入的独立文化思考与文学关照。因此,逢增玉先生与美国学者史书美,均认为废名的小说无论在内容主题上还是文体形式上均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反现代主题,是颇有道理的。尤其是史书美以“传统中的现代”来概括废名的文体演变与思想追求表达了废名在中国文学传统内部求新求变的不懈追求,体现了废名与众不同的“现代性”特征,也是颇为精当的。
而格非通过其所擅长的叙事、文体研究,也对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进行了总结与概括,并认为废名的作品是我们丰富现代文学资源、反思当代文学轨迹的重要支撑。“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格非也在其分析中提出了在叙事学及问题研究角度研究废名作品的基本方向。其一,从传统文学角度来观察废名,在传统文学的实际概念下对废名文学的思想源流进行阐释,理清脉络,廓清格局,“废名在继承中国文化和和叙事特点的同时,他多少有点极端化的尝试与探索,也丰富了这一传统。”;其二,废名文学作品与时代的互动,“废名作品侧重于表现现实或时代精神的关系,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束缚,避免作品的简单化和功利性具有相当启迪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废名的文学作品高于时代,对时代的病痛与疾苦进行了某种文学的隐喻,通过信仰、民俗的双重思考来勾勒人心,在文化高度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某种反思。所以,废名作品并不是单纯脱离时代的试验之作,而是需要研究者建立某种理论架构,建立分析废名作品与时代关系的可靠分析模型;其三,废名“为丰富汉语写作的形式表现技法、修辞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废名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脱胎于中国传统诗歌,尤其与唐人诗歌联系尤为密切,其中以景代情、以景代叙的美学特征更为明显,这种清新隽永的叙事风格与文体形式尤其值得文学研究者细致爬梳,细致辩驳,从而归纳梳理出废名文字美学特征的探索方向。
对于废名文学思想溯源,研究者大多以佛禅思想作为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演进、转变的过程中,佛禅思想都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维度,比如苏曼殊、丰子恺、萧乾、许地山、冰心、李叔同等等。但是若论及与佛禅思想联系最密切、研究最精深、纠结最长久、态度最真诚,则非废名莫属。陈国恩认为,废名受佛禅思想影响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辨:其一,是禅宗思想中“空诸一切”的“色空论”和废名自身对于文学作用“自娱―解脱”的目的论,满足了废名在时代激变中寻求精神安宁、消极避世的心理需求;其二是在文学叙事的角度,将禅宗之“万法尽在自心”理论应用至文学创作中,造成了废名文学作品中时间的混沌与空间的模糊,形成了片段化的美学效果;其三是深受禅宗佛法修行中“旗动、风动、心动”的机锋训练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追求言有尽而意无边的禅趣。而李俊国则更是认为,废名行文构句的冷峻清奇、言简意邃的语言特甜,主要来自禅宗佛法中“直观性、暗示性与顿悟性”。依笔者拙见,废名研究中的佛禅思想影响研究固然是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向度与增长极,但知其然尚需知所以然,若论更深层次的探讨,则尚需两个重要研究向度的丰富与完善:
其一便是溯源废名佛禅思想的形成。目前学界研究者对废名佛禅思想的来源多归结为三点点,其一便是废名家乡的地域文化与童年经验,其二便是自身敏感脆弱的心理气质,其三便是、周作人等五四一辈的熏陶与启示。论及具体演进过程,则多以抗战时期的经历为分割点,经历了由“观心看净”至“无相、无念、无住”的变化。其研究关注点多在其佛禅思想形成之后再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对废名与黄梅地域文化在思想上的互动缺乏专门而深入的论述。应该说,将废名与地域文化、地域气质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深化,其目的是为了凸显其背后废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而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将地域文化中的佛禅思想置于废名思想与佛禅思想、传统社会关系研究的前景位置,把思想研究从显性脉络转向隐性影响,抽丝剥茧,细细品读废名的佛禅思想形成,以及形成之后的诸般特征。正如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说:“我国和外国的不同情况要先查一下。西方除罗马帝国外一国的地域很小,所以地中海沿岸就不止一个洲,更不止一个国。巴尔干半岛包括了几个国家。国别研究,分开或结合,已经是地域学研究了。有的大国,如东方的印度,一国包括了十种以上有文史的语言,互相不相下。古代虽有较统一的文言,好比中国的古文,但由于是拼音文字,方言差别和地方语言分歧使规范文言不及中国汉语文言的势力大。各语言的文学自然带有地域性。”“唯有我国,汉语覆盖的面积本来很大,汉文在全国文化中的势力更大,而且一脉相传几千年,纵的历史的线不能不结合横的地理的面。所以我觉得不论外国如何,我国的汉语文学也可以有地域学研究。艺术也可以在民族的和历史的之外再加地域的研究。”金克木先生所提出的研究构想可以从近代诸多学者的研究论断中找到原型,如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刘师培。由此以降,鲁迅在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对中国乡土作家的分析更是对文学思想地域构成论做了初步的实践努力,溯源作家“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正如他在《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中所言:
籍贯之都鄙,故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
通过此种在理论研究上合法性的构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理论基础对废名故乡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其中源自禅宗而又渗透着乡土社会世俗化的佛禅思想展开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建立废名文学思想研究中的以佛禅思想研究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场”的研究与构建。具体分析模型试论如下:
借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从整体出发而不是部分出发的完型心理现象,可以用来阐释“文化的整合”,一方面归纳提纯黄梅地域文化中的世俗佛禅思想,描述其嬗变过程;另一方面,将提纯的文化精髓置于废名文学创作的文本细读与历史现实之中,以求“完型”。从而重构废名精神结构中的“地域文化场”,在黄梅地域文化尤其是禅宗文化的品读中,更加合理的阐释废名文学思想中清奇悠远、亦诗亦画的禅思之气。
其二是在思辨具体问题时区分“哲学的废名”与“文学的废名”。如前所述,学界目前分析废名文学创作中佛禅思想的专著、论文不在少数,但是却有日益流于生搬硬套的概念化趋势,在具体研究中仅仅将废名所能涉及禅宗思想目录化,而后通过废名的具体文学创作图解禅宗思想条目,过于穿凿而牵强附会。废名的禅宗思想仅仅是其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文学向度,与之相并列的思想因素尚有传统文学的转变与儒家传统乡土观等等,期间不乏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思想因素,我们所能确定的仅仅是废名在具体创作中所表露的思想立场与思想态度,至于具体的思想影响研究,更应慎之又慎,区别对待。而作为“哲学的废名”,则是用来指代《阿赖耶识论》中所表露废名对于禅宗理论的思考。抗战时期,废名避难黄梅。既是其文学思想的转变时期,也是其佛禅思想的转变时期。在这期间,废名创作《阿赖耶识论》,具体阐述其对于佛禅的认识并将其初步体系化,而后又通过发表于《世间解》杂志上的《佛教有宗说因果》、《体与用》将其佛禅思想逐步完善化,主张“佛教的因果是说体的,世人的因果是说用的。”需要注意的是,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并不是可以完全融入近现代中国禅宗研究中的,而是带有其自身强烈的人文化色彩与个人化色彩;同时,也要注意,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于以熊十力为代表的近代“唯科学主义”以及“进化论”辩论基础上的,认为“中国的几派人都是中了进化论的毒”、“佛家的真实是示人以‘相对论’”,这就给我们对废名佛禅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先天参照谱系,即能够通过比照中国近现代“唯科学主义”的演变,来观照废名佛禅思想体系的立论、驳论、概念构成、价值体系以及思维逻辑等一系列思想研究命题,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见学界有深度探讨的范例之作。这不能不说是废名研究中的一大缺漏。
废名研究的另外两个研究热点便是小说中的诗化创作与诗歌研究。“诗化”概念是废名小说创作中最为鲜明的文体特征,也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主要学术关注点有四:其一,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灌婴即认为废名的文学创作“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想的写象。”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以此为题不断进行学术拓展(具体研究成果我会在后文分章详论时涉及);其二,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得益于其自觉借鉴中国传统诗歌的以景代情的写作手法,以简洁、凝练的文字将读者带入唯美的阅读体验当中,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其三,废名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强烈的文人小说特征,具有笔记小说的基本特点,最明显的便是其小说创作中表露出的“互文性”特征。在小说创作中,废名有意将“互文性”作为自身文学实践中的标志性审美价值与叙事手法,在涉及文化背景时,常常抛开小说的人物刻画与主线情节,嵌入一个与之相关的其他文本,或诗歌、或古文、或民谣、或方言、或历史、或外文、或戏曲,从而形成一种叙述人与讲评人“声口”的互换,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魅力;最后,便是废名创作中的“晦涩性”。周作人就评价废名作品“晦涩”,“晦涩的原因普遍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是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而陈建军则认为废名小说创作中的晦涩主要来自其“文学即梦”的文学创作观。
与废名小说中的“晦涩”研究相同,在废名的诗歌研究中的“晦涩”同样引起关注诗歌研究的众多学人的探讨,其成因众说纷纭。刘半农在日记中即评鉴废名的诗歌“有短诗数首,无一首可解。”,自此,“难读”、“难懂”便成了废名诗歌的标签。孙玉石在《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中认为废名的诗歌是一只“迷人而难启的‘黑箱’”。而如何开启这“黑箱”,学人亦是各辟蹊径。朱光潜认为,深入的理解废名诗歌背后的文学思想构成与文化意识背景,是品读废名诗歌的不二法门,“废名先生富敏感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而蒋成则认为理解废名的诗歌创作,“不应限于‘知人论世’的传统解读法,有必要对诗歌本体,即对诗的语言、结构、意象、和体式进行研究。”,即主张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将废名诗歌纳入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研究之中。与蒋成主张构建理论分析模型的主张不同,冯建男依然主张体悟式的研究方法,“读废名诗,第一要求解,第二要不求甚解。求解是基础,不求甚解是超脱。”而体悟的对象与手段便是“禅中求禅”,运用禅宗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废名诗歌中的禅意,“废名诗歌就是禅家的静观、心像、顿悟、机锋,与李商隐温庭筠词的感觉,幻想、色彩、意象的现代化的融合。”持此观点的还有王泽龙,认为“不从禅理、禅趣、禅思来解读他的诗,是难以深入其堂奥的。”还认为“废名以禅入诗,并非就是以诗写禅,与传统禅诗中追求的那种水中月、镜中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诗境与诗思特征依然有别。”。
在我看来,对于废名诗歌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废名诗歌理论的系统而深入研究基础之上。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诗人身份而著书立说,阐明自身对于新诗理解并将其理论化的,只有废名先生一人,著作也仅有《谈新诗》一部。在书中,废名先生系统阐释了“五四”以降而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坛较有影响的新诗作者及其代表作,细致梳理其脉络,深入探讨其得失,进而提出新诗“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等新诗审美价值体系,既有继承中国传统诗歌审美特征一面,也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传统在自身的转变过程中所体现的现代性色彩。但遗憾的是,学界目前尚无专门论述废名新诗理论的专著付梓,其新诗理论体系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尚欠公正而明确的定位。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似乎陷入了重理论而轻品读的怪圈,西方的诸种文艺理论思潮、哲学概念阐释、美学观念体系,都可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找到对应的具体研究。这种趋势一方面有利于学界以更加开阔的思路来思辨中国现代文学的成败得失,有利于以更多维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嬗变转折,有利于以更长的时态来考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变化,但是,伴随而来,也会使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与叙述产生某种空白与残缺。基于上述思考,我在选择废名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希冀把自己的关注点着重放在被各种理论所忽略的历史细节,并尽可能以一种后来者的超越姿态来叙述、勾勒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力图归纳废名先生文学思想各因素的价值体系与特征,梳理各因素之间复杂而纠结的脉络关系。当然,我始终坚持,作家的文学思想研究不会完全符合理论研究框架,也不必追求古建筑修建一般的“磨砖对缝”,打磨现实存在的思想棱角,强行归纳进既有理论体系,既不符合历史现实,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发展。譬如,废名与周氏兄弟之间在文艺理论上的继承与争辩,在现实人生中的影响与纠结是废名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环,依然需要进行“知人论世”式的整理思辨,针对学界现有废名研究的某些问题,钓沉某些历史细节,丰满人物思想,认识其复杂性与多面性,使文学思想研究避免掉入某些历史主义的窠臼,能为文学史研究进行某种丰富,不枉废名先生晚年独立北国边陲憔悴心力。
对废名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主要聚焦于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思潮时所采取的思想反应,进而探讨在他思想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及文学价值观在西潮汹涌和时代沧桑的双重变奏下的调整和嬗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学者理查德.罗蒂曾经对“文学”做过这样的当代思考:“‘文学’一词现在所涵盖的书籍几乎无所不包,只要一本书有可能具备道德相关性――有可能转变一个人对何谓可能和何谓重要的看法,便是文学的书。这与该书是否具备‘文学性质’毫不相关。现在文学批评家不再从事所谓‘文学性质’的发掘和阐述,而应该建设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顾问的准则,建议如何缓和这传统中的压力,或如有必要,加剧这些张力――来促进人们的道德反省。”文学与思想维度的多样性、道德价值准则的差异变迁、文化自身的沿革与转变等“文学之外”的关系日益密切,也在另一个方面导致了文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从馆阁之内进入红尘之内,孰是孰非,暂且不论,这种变化的本身使文学有可能成为当代人对历史与社会产生“了解之同情”的最佳管道,在某一方面象征了世情、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不断变化。所以,我们共同面临的巨大问题也就成了如何把握这已不似文学的“文学”,如何从百絮千头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主要脉络,进而对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模式、道德判断、价值标准、审美趣味进行我们自己的阐释,进而对当下进行某种理解之上的批评与总结。一得之愚,我对废名先生文学思想的研究便是如此,希冀通过对传主精神世界的梳理,打开一个观察其时文人思想嬗变的窗子,勾勒并总结其对于文学观的思想特征与美学观念,探讨在西潮东渐、东学式微的时代大背景下各种思想激荡在个人层面的冲突、妥协、理解与融合,揭橥传统的文学观念、价值标准在历时性时段中的调整与嬗变,如何应对挑战、求存求变。可以说,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在时代背景下的特立独行,宛如长衫料峭,地处边远、观察中央的传统文人的背影,留给我们太多思考的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就是废名先生个人的“思想史研究”,在“如何思想”这个命题上进入废名的思想世界与美学世界,研究他对于时代、知识、人生、世情、人心、自然、信仰的理解;研究他表达自身思想、理解概念和构成思想概念的命题、立论、体验、论证乃至最后结论的文学作品;研究一段时期以来对他作品所产生的各种阐释以及历代前辈研究者通过对废名作品的解读、与废名思想对话而产生的新的思想;研究废名在其时语境下对美学、价值、理论、信仰的建构方式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废名对于社会文化的思想、认识是如何形成、前进、调整、嬗变、增长,从而使我们后来人能够站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来看这个世界,意识到我们并不是白手起家,意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面对时代冲击时我们并不孤独。以此发轫,从而在吸收前人经验与认识的基础上回应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使我们的思想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声音,展示我们思想前进的步伐以及我们如何前行。不仅如此,在另一方面来说,带着以上的命题来进行废名文学思想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以释道儒思想为核、以世俗社会为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思维特征,他们在嬗变过程中抛弃了哪些文化模块,又吸收了哪些文化因子,哪些美学观点在面对西潮冲击时被彻底瓦解,哪些又经过“创造性转变”而历久弥存,焕发出新的光彩;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以废名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在思想被冲击、洗礼之后,其重生的思想文化核心和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进步,能够起到哪些规范性作用,进而在整体上理解我们这个文明以及其传统文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对于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与关于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的讨论产生某种密切的联系。新世纪以来,学界通过翻译、引进乃至西方学者直接参与中国研究,形成以现代性讨论、诗学讨论、思想史讨论、文化史讨论为特征的新一轮思想激荡,这种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的引进,拓宽了学界的研究视野,也激活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动力。作为以思想表述为主要目的的文学研究,概莫能外。例如,由于现代化理论、韦伯理论、东亚文化研究在学界内的受关注度的持续提高,“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化”这样的命题开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衍生出了文学传统中对西方文学思想的回应、文学传统中的宗教意识与西方基督教思想对话、文学传统对现代性的态度、文学传统与现代西方伦理学价值、自由主义以至人权思想,等等。但是,我在这里要表达的观点就是,所有这些研究都不能脱离作家、时代文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不能为了理论表述的完美而把史料的爬梳、“移情”式的美学理解有意无意的忽略,而应该注重学理思辨,在现代哲学、文学的视野中分析与把握作家的文学思想,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细致研究,注重所研究作家在时代背景下的精神追究、哲学思考、价值理想与人生体验,并在此研究基础上,适度的通过与西方学术理论思想的对话,展开比较研究,从而把对于作家的思想分析引向深入。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运用以上方式进行本文研究与推理的同时,仍然希望能够把握作家的文学文本与思想文本,在我看来,无论对作家、作品乃至思想、时代作出何种解释,这种关联研究中的文本,仍然是我们研究过程中的基础。没有文本的深度研究、对文本不做深入分析的研究,基本属于浮光掠影式的概念堆砌,难免沦为某一理论的可有可无的垫脚石或某一先贤命题的应声虫,无法做出扎实的学术研究,无法为学术研究的进步做出某种实质贡献,更谈不上文学研究的学科性与学术性。
做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其研究目标必是其思想,而研究的基础确是文学,是上文中提到的经典性作品。这种研究与全景式的纪传研究不同,后者固然可以通过对传主某一方面的人生体验、思想观念、观念价值的提纲挈领来勾勒其某一方面的精神形象和人生经验,但还是要尽可能关照伴随而来的传主人生经验中的枝节藤蔓,形成多角度,多方向的研究体系,从而提供比较真实客观且富于人文精神的研究成果;而文学思想研究在一开始就设定了其主要研究范畴,规定了以传主所表达、所阐释思想观念为主要聚焦方向。具体说来,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其一,现代作家文学思想研究,并非经过深耕细作的田园,依然有相当的学术研究潜力,值得我们从文学本体论的维度出发,对文学进行某种内部观察,总结整理作家对于文学本质、特征、标准、外延、内涵、文体、心态、功能等的认识与理解,以期在总体上把握现代作家的文学观、文章观、文体观,进而了解时代的文化观。以废名为例,其引人注目之处不仅仅在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表现出的探索性、实验性、前卫意识与个性色彩,更在于在其文学观中所体现出的某种中国传统思想观与文学观在西方思想的酶化作用下发展方向的某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并不是后来者在当代文学思想与当代文化理论语境比照下的总结归纳的比较文学研究结果,而是其本身思想的诸种特征在时代变奏下自身进化使然。
其二,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不同,废名在思想方式上呈现“独语”的特征,与时代话语主题的交集较少,多是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寻求避世的“桃花源”。而在寻求的过程中又呈现多层次、双层面得思维特点:一方面是作家寻求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融合,在山水田园的牧歌中使自身的美学体验与传统中国社会理想相契合;另一方面,作者在进行美学探索的同时,又经历着现代社会的喧嚣与不可知、现代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蚕食、传统社会中宗法观念的残酷等现实体验,不可避免的陷入精神上孤寂落寞、信仰上凋零漂泊、文化上无宗可依的痛苦,于是,一方面,作家需要用传统文明理想中的美感和圆满来抵御现代文明带来的惶恐不安,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现代文明的火把来照亮现实乡土社会的残酷黑暗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信仰与现实之间、文明与蒙昧之间――精神撕裂的痛苦,莫过于此。
其三,历史宛如一个巨大的旋转舞台,总是把相同的历史命题和文化选择一次又一次的交到我们手中,但是“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这一次”与“上一次”之间,相同文化选择再次出现时,已经历了太多概念的替换、思想的曲折和价值的位移,这都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对期间的细微变化有一种敏感的发现和理性的思辨。作为作家个人的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常人的思想观念也常随时代话语、社会思潮、知识结构、价值体系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何况是素以敏感、细腻著称的诗化文人,常常出现“回望来时路,不知身何处”的情况,这就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传主思想的“时态”变化,通过对作家在文本中表达的文化意识、审美特征、思想体系的历时性思辨,探讨并归纳其思想变化的某些轨迹,从而透视一代文人的思想变迁,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种种趋向做出某种自己的认识。这种归纳与总结无异于梳理麻絮,将一团麻的活动渐行归纳出几条合乎历史现实与文化演变逻辑的轨道,同时也需要通过融化现代哲学理论与社会理论,进行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交叉研究与复合,其学术成果也应是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但我限于学识所限,所作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尝试,高山仰止,留待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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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前，传统文字学（即小学）只是经学的奴婢。人们殚精竭智研修小学，主要是为了通经。清朝末年，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学家们致力于建立—门独立的汉字学，企盼把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当时及后来，泛滥于思想界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们大都认为，现代化是单元的，现代化即等于西方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字学，必然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深深的胎记。
与古代文字学家不同，清末以来的文字学家接触了西方文化，大体弄清了西方文字的面貌及其历史。既然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既然西方文字和它的历史呈现出特定的样态，那么，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向西方文字“认同”。
（1）汉字的“形”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
西方拚音文字不是以形表义的，而仅仅是表音的，它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对语言有极强的依赖性。既然如此，汉字也应是这样。于是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汉字“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3页）这样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有的文字学家断然说，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的主张，是彻头彻尾反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斯大林又进一步指出：“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基础’的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一般的文字学家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思想的自然基础，仅仅是指有声语言。这样，认为汉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那就是离经叛道的。
可是，近年来，通过对聋哑人和失语症患者的研究，人们认识到，语义同物质手段的联系是多维的。这样的物质手段，可以是声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手语形式。现代心理学的实验也证明，认读方块汉字可以直接从图象获取意义信息，不像认读拚音文字那样，必须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义。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的这句话：
“（汉字的）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词再去表示概念”。
（2）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
西方文字大体经历了图画文字（古代埃及文字）、表词文字（古代埃及文字）、音节文字（古希腊文字）和音素文字（古布腊文字，拉丁文字：希腊音素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而腓尼基文字是在古代埃及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影响下形成的；拉丁文字又源于希腊文字）这么几个发展阶段。就书写单位来说，西方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绝对的简化。
在此启发下，又兼看到了汉字中的一些简化现象，于是文字学家们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今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简化。
但是，汉字的事实似非如此。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繁化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殷商时代，“祖父”的“祖”只写作“且”，语气词“唯”只写作“佳”，“考妣”的“妣”只写作“匕”或“比”。这类现象决不是罕见的，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与西方文字书写单元的一味简化不同，汉字书写单元的演变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它是既简又繁。吕叔湘说：“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语文近著》145页）这样的看法是比较符合汉字发展的特定状况的。
汉字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发展道路呢?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国文化宏观背景的影响。中国文化有一种基本的特征，即是调和持中，它制约着我们汉族人处理问题时的方式。比如，古人在处理政治问题时，既不一味的“宽”，也不一味的“猛”而是讲究“中和”，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古人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政事。又如在为人上，古人认为既不能太“质”，否则就过于“野”，也不能太“文”，不然就过于“史”，要取其中，即“文质彬彬”，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再如在处理“中学”和“西学”这对矛盾时，人们大都主张“中学”为“主”为“体”，而“西学”为“辅”为“用”，这也是取中庸之道。总之，古人在处理矛盾时，不好走极端，而常以互相让步、调和折衷的办法解决。这样的中庸文化精神，也制约着人们对汉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的处理方式。汉字是要人书写的，写出来后又是让人看的，书写的人要求汉字形体简单，而看的人又要求汉字“视而可识”。这两项要求就构成一对矛盾。面对这个矛盾，古人是取中庸之道的，即走简明化的道路。既考虑书写人的要求，努力减少笔画便于人们书写；也照顾阅读人的利益，适当繁化，以区别字的意义。
（3）汉字日益向表音的道路上迈进
西方文字的发展历程是，由表示意义到表示音节，再由表示音节到表示音素。既然如此，中国的汉字也应当是日益走向表音。
为什么说汉字的发展具有音化的趋势呢?文字学家们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假借字的产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标音的形声字的出现。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如果汉字也同西方文字一样，是在一步步地向表音的方向迈进，那么在汉字中，传统所谓“假借字”应该是越来越多，而且相同的音节应该逐步用同一个“假借字”来书写。这样才能逐步由表意文字过渡到音节文字，最终变成拚音文字。
但是，汉字的历史发展状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假借字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并比较广泛地被使用着，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假借字多半被加上了义符。比如“溧冽”的“溧”本来写作“栗”（栗树的栗），“忧感”的“感”本来写作“戚”（斧头类兵器），“云谓”的“谓”本来写作“胃”（肠胃的胃），“碡瑁”两字本来写作“毒冒”。有些假借字虽然没有加上意符，但是，由于它频繁地被使用，它的特定形体作用于人的视觉神经，使人产生了条件反射，在人们的头脑中已实现了字形和字义的直接联系。比如，连词“而”、“则”，代词“其”、“此”等等，人们视其形即知其义。
汉字在其发展中，逐渐取得绝对优势的不是假借字，而是“溧”、“感”、“谓”一类的形声字。形声字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呢?有的文字学家解释说：“这是由于它具有标注语音的优越性”。（梁东汉《文字》20页）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若论标注语音，那么形声字不及假借字，因为后者是纯粹表示语音的。既然具有标注语音优越性的汉字会在汉字的发展中占有优势，那么在汉字占绝对多数的应该是假借字，而不是形声字。其实，形声字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音化是为意化服务的。它的声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而只是大概地譬况一下，而且还常常兼表意义。一句话，形声字基本上也是以形表义的。
总之，汉字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象有些文字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步步地走向音化，而是始终在“意化”。
（4）汉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
五四时期的多数专家学者，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他们相信，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走西方的道路。既然如此，汉字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拉了化，即以字母表示语言中最小的单位——音素。这一点，成了当时许多学人的共识。后来，文字学家们又得出了汉字的发展呈简化和音化的趋势，这样，人们就更加相信，未来的汉字一定会是一种西方式的拼音文字。建国以后，党和政府把汉字的根本改革作为—项政策来加以推行。主席在1951年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五四时期汉字拉丁化思想的历史延续。经这位伟大人物的提倡，汉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成了不容置疑的语言文字工作上的指导思想。还具体地指出了汉字拼音化的具体实施步骤。主张要分两步走，一是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二是加以根本性的改革。总理根据文字改革的思思，提出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二是推广普通话，三是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样文字改革的各项基础工作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汉字拼音化运动至今快一个世纪了，它的成就却不大。这是为什么?
另一个引起人们反思的原因，则是近年来人们对现代化这一概念认识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特别是欧美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潮流是单元的，它从西欧崛起后，将要涵盖天下，波及世界各地，任何—种文化，都要经过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洗礼。但是，7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异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了。如以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工业文明——即东亚工业文明即是其中之—。这些东亚同家和地区所走的道路，与西方的道路有所不同，其工业化的模式也有别于西方，但是，他们却取得了很大成就，实现了现代化。而对这样的事实，人们开始对现代化单元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开始认识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是西方的一条，实现工业化的模式也不只是西方一种，现代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元的。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一些思想家开始进行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即设法突破19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所提出的现代化模式。他们没法从三个方向进行突破，—是回到传统中去，二是想办法了解非西方的重大文化传统，再一个就是了解初民的文化传统、初民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根热潮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汉字，再思考汉字的未来。
清末以来，人们人都认为汉字“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而拉丁文则很容易，它“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提笔”。（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既然如此，汉字与拉丁文：字的优劣自不待言，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也势在必行。
可是，今天人们却认识到，汉字虽然有—些缺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记忆汉字虽然不象记忆西方文字宁母那样容易，却没有记忆词的书写形式的辛劳。而且汉字还有其它一些优点，如汉字适应汉语的特点；它以形表意，阅读速度快；它是一种平面字，储存的信息多，给人的敏感优于线形字；它简洁明确，有超时间和地域的功能等等。正因汉字有种种长处，所以行人说汉字是“智慧的结晶，文明的奇迹”，甚至还有人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汉字既然适合汉语的许多特点，并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长处，所以，人们认为汉字的未来不见得是拉丁化，对汉字进行的改革，不应是废弃式的改革，而应是继承式的改革，即把它不好的地方取消，采取优胜的地方。
二、难以克服传统文字学理论的缺欠
我国传统的文中理论，有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个理论产生于汉代，经东汉末年许慎的阐发而影响于后世。它本身有许多缺欠，主要有下述三点：一是把造字方法与用字方法混为一谈，更不会阐述这两者区分的原则，二是没有分清汉字的静态结构类型和动态的创造方法这两个概念，三是对造字方法、用字方法以及结构类型缺乏科学、完整的认识。
许慎所具体阐发的六书理论，虽然存在着种种缺欠，但是在清代以前，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许慎以来没有发现多少新材料，在宋代虽有不少金文材料出土，但却没有用于汉字学的研究；二是许慎所撰写的《说文》，属于我国小学的经典著作，而小学与经学的地位几乎同样崇高，一般人不得妄加非议；二是我同学术研究的传统缺乏创新意识，人们崇媚古人，古人的学说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之故，人们对六书学说不发生怀疑，研究汉字学只是在六书的系统里、圈子内，画地为牢。许慎以来，文字学的著作虽然可以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却没有。一直到清代，有些文字学家才发现，六书理论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即把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混为一谈了。
汉人把六书都看成是造字的根本大法。其实，在这六书里，假借、转注两法与前四种方法有明显不同，使用这两种方法以后，在整个汉字体系里，并没有增加新的汉字。把这两种方法也称之为造字之本，显然是名不副实。对《说文》和“六书”有深入研究的清代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对“六书”加以区分。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戴震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他用“体”和“用”这两个概念把六书切为两半。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王筠则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木也。”（《说文释例》）他则使用“经”和“纬”这两个概念，并明确地指出，前四书是造字之本，后两书是用字之本。
有些文字学家，不愿意相信六书两分的看法，他们宁愿相信汉人。汉代学者明明说六书是“造字之本”，你们清儒为什么说后两书不是呢?
其实，清代学者区分了造字和用字之不同，提出了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概念，是很有理论意义的，是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后人应择善而从，不应迷信汉儒，应该在清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下述问题：一是造字和用字区分的标准是什么?二是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理论子系统各包含哪些理论要素?
关于造字和用字这两者的区分标准问题，文字学家们并没有把它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而这个区分原则，显然是文字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此认识不清，必然影响到汉字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
我们认为，凡符合下列两条者即属于“造字法”。一条是，活动的结果使语言中一个需要记录的语素有了自己的书写形式，二是在整个汉字大家庭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定下这个原则，有助于系统全面地探讨文字的创造和使用问题。
关于汉字的创造方法。最早有前面讲过的汉人的六书说。这个说法把用字方法也包括进去了。清人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才是文字的创造方法。这四书学说虽然比六门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问题仍然很大。
第—，由于它没有分清动态的“文字创造”和静态的“文字结构”这两个概念，所以把由不同力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归于同一种创造类型之下。例如所谓的“形声字”就是这样，有些形声字，如“氢”、“氧”等等，是直接用两个偏旁组合而成的，是真正的“形声相益”，“氢”、“氧”这两个语素，原来根本就没有书写形式。但许多形声字，则是通过对记录该语素的旧有汉字的改造而产生的。比如原野的“野”的初文作“”，后来加注“予”声，于是“”这一新的形声字就诞生了。由上述两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若从静态的结构来分析，都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古人把这两类字都纳入“形声字”这种造字方法之下的原因即在此。
第二，由于古人缺乏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所以又把用同一种造字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分属在不同的造字类型之下。如指事、象形、会意这三书就是这样。这三书都是通过描摹字形（包括事物之具体形状和抽象的形态）来表达语素意义的。例如古文字小的“上”是通过描绘一短横在一长横之上的形体来表达在上的意思，“日”是通过描绘太阳的外部形态来传达日头的意思，“舂”是通过描摹两手举杵舂臼巾之物的形状来表达“舂”这种动作。这都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却被分成二类，正因如此，这三类造字法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上”、“下”两字，许慎归为“指事”，而郑樵却列入“象形”。又如象两手争夺一物的“争”字，有人认为是“象形”有人认为是“会意”。
第三，有一种文字创造方法还没有被归纳出来。比如“叵”（由“可”字变来的）“少”（由“小”字分化出来的）、“祖”（由“且”字改造而成的）等字是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四书说没有回答。
四书说的上述缺欠源于汉人的六书学说。四书说既然存在这样的缺欠，那么对它进行改造就是势在必行的了。30年代，精通传统小学和古文字学的唐兰先生，对六书说、四书说展开了批判，还提出了他的关于汉字创造理论的新学说——三书说。这三书说是，—为象形文字，二为象意文字，三为形声文字。唐兰认为，象形文字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首先，一定是独体字，其次，一定是名字（用来记录名词的汉字），最后，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人”是象形字，因为它只有“人”的意思；“大”不是象形字，因为它含有“人”以外的“大”的意思）。除了象形文字，形声文字就都是象意文字。
唐兰的三书说仍然存在四书说的上述三种缺欠。既是诗人又是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的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新的三书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这是汉字创造的三种基本类型。“象形”是由形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陈梦家的三书说，克服了四书说的第二项缺欠，把“象形”、“指事”、会意”看成一种造字方法。但是，他概括这三书时使用的名称——“象形”则不甚理想。陈氏的三书说，仍没有克服四书学说的第—、二条缺欠，而且又把“假借”当作文字的一种创造方法，这无疑是汉字创造法研究上的退步。
]988年裘锡圭先生出版了《文字学概要》，在这部代表着80年代汉字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里，他采用了陈梦家氏的三书说。但他对“象形”这—名称做了改动，使用了“表意”这个术语。他认为：“这样才能使汉字型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文字学概要》106页）这样，裘先生的三书说是表意、假借、形声。这三书说仍然带有陈梦家三书学说的缺欠。
中国汉字的创造方法到底怎样，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确定了“造字法”和“用字法”区分的原则之后，应该全面、系统、科学地把汉字的创造方法概括出来。
汉字是语素文字，也就是说，—个汉字所记录的大都是一个语素，而且是单音节语素。语素有它的声音，也有它的意义。在最初（主要是从事理逻辑上说的），人们创造汉字时使用的方法，大都是绘形表义法，这种方法是通过描绘形象化的符号来图解语素的意义。比如，要想记录“门”这一语素，就画上两扇门；要想表示“追逐（野兽）”的意思，就画人（用一只脚代替）追逐逃走的猪这样的简要图画。这种造字方法，基本上包括了传统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但比这三者的涵盖面要大。
另一种方法，就是形体分化法。这种方法是为了应付由于语素意义的引伸变化和汉字形体的假借而造成的一字多词的情况而使用的。为了解决一字多词的矛盾，人们便在原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例如，“且”字既作副词用，又表示祖父的“祖”，人们就由“且”通过加偏旁“示”分化出一个“祖”字来，专门表示“且”的后一种意义。又如“取”既有取东西的意思，也有娶妻的意思，人们就由“取”通过加偏旁“女”分化出一个“娶”来，专门表示“取”的后一种意义。再如“气”有云气和乞求两种常见意义，人们就由“气”通过减少笔画分化出一个“乞”字来，专门表示“气”的后一意义。
再一种造字法，是表义拟声法。这种方法是同时取来两个汉字，用其中一个汉字的字义指示所要记录的浯素的意义，用另一个汉字来譬况所要记录的语素的声音，两者合而为一，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如“氢”、“氧”、“氮”、“禧”、祐”、“祺”等字都是这样产生的。
总之，文字的创造方法应该是下述三种，即绘形表义法、形体分化法、表义拟声法。
关于汉字的使用方法，过去有“转注”和“假借”两书说。“转注”的含义如何，人们始终搞不明白。这样，就只剩下“假借”一法了。
文字的使用，是指没有（或有）书写形式的语素对已有汉字的借用。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一般只取被借字原来的音，例如象簸箕形的“其”字之所以被语气词“其”借用，是因为簸箕的“箕”和语气词“其”音近。这种借用方法就叫音借法，也就是一般所谓“假借”。
有时语素对文字的借用，只取被借字的形而不管它的音、义。例如，因为“获”的古字“隻”象人手里拿着一只鸟，有“只”的意思，所以就被语素“只”借过来，作为自己的书写形式。这种方法叫作形借法。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有时只取被借字的义而不管它的形和音。例如，表义为十斗的“石”，本来并不读如“担”，但是，由于它和语素“担”意义相同，“石”就被借来书写“担”这个语素，“石”也就改读为“担”。这种方法叫义借法。
[关键词]厌学情绪教育家庭社会
根据调查统计，目前学生厌学比例不断上升，厌学情绪绝非个别，在一些学校相当普遍。正确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认真思考，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和杜绝这种现象，由厌学变为好学，应是当前教育界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是中职生与高职生厌学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庭环境因素
1.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父母外出打工，无人管教，周边环境影响，不明是非，朋友造成厌学现象。当今社会一些家庭不稳定，父母离异，单亲家庭，重新组合的家庭增多，这些家庭对子女教育问题处理不当，失去父爱或母爱，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加之一些父母本身不注意言传身教，也是造成学生厌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2．由于物价上涨等原因，致使教育费用增加。加之有些学校收费项目过多，标准过高，有些家长望子成龙，对学生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这样使学生压力过大，又难以达到，家庭经济又特别困难，也是导致学生厌学的一个客观因素。
3．当今的学生中，几乎是独生子女一统天下。他们生活环境的优越是无与伦比的。首先是物质生活的优越，在物质生活优越的同时，他们享受到了祖辈父辈的百般呵护。他们从出生起，就俨然成为本家庭的小皇帝，从小生活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呼风唤雨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学生，首先是身体素质的低劣和生活能力的欠缺。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必要的意志品质和心理承受能力。他们往往因学习的一点小小困难而丧失信心，产生颓废情绪而导致厌学心理。在很多独生子女家庭中，由于过分溺爱和隔代教育的负效应，又加剧了这种现象的蔓延。所以现在很多人一直心存疑虑，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孩子却越来越难教，原因就在这里。
二、社会环境因素
当前，由于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中出现的局部问题，我国目前还存在着社会分配不公，脑力劳动严重贬值的现象，使有些学生认为读书“没有出息”，“划不来”。故而产生厌学心理。其次，一些不良场所，如不健康网吧、营业性舞厅的诱惑和吸引。再次，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教育资源尚不丰富，目前还不能保证中学毕业生人人都能升学，大学毕业生人人都能找到工作。这样，势必有一部分初、高中甚至大学生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或没有工作，致使一部分学生感到前途渺茫，丧失信心，不愿意学习，也是一些学生产生厌学心理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