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4 15:11:2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宏观经济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研究领域。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坚持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并注重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解决现实矛盾。其研究重点为下述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管理。代表作有专著《现代经理革命》，论文《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及其对策》、《资本营运的理论分析》、《产权理论的演变》等二十多篇。在致力企业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龚益鸣还作了大量的国企改革实证分析，2001年在《求是》上发表《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和《湖北国企改革的现状分析》。二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第三种贫困》、《非刘易斯模型》、《泛生产力论》等。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应用于中国，在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中，不拘泥于既有的理论，从而多有重要的创新。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短缺”的论述（1993年），关于“从传统农业的制度性改造入手推动农业工业化”的论述（1992年），关于“城市吸收农村的特殊机制及其矫正方式”的论述等，均是如此。三是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政府经济学》、《民工潮的起落》，论文《农村二次改革论》、《混合型满意体制论》、《现代企业制度的生成障碍及其消除途径》等。龚益鸣研究员的改革论文均涉及体制中最重大、最深层的矛盾问题，理论底蕴深厚，极富分析力和逻辑雄辩力，获得广泛的好评。
近几年，致力于经济所学术梯队的培育和建设，同时把研究方向转向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到目前，经济所已大致形成了价、税、财、金、企业、宏观经济等六个方面的分析预测专家队伍，先后组织了四场经济分析会，发表了十篇分析文章，为新华社、湖北日报多家媒体采用。
主要学术成果。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管理研究，就湖北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及政策建议，先后发表学术专著多部，论文180余篇。
1、学术专著
（1）《民工潮的起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现代经理革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3）《中国国情与中国农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4）《横向经济联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
（5）《政府经济学》（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经济计算辞典》（主编），经济管理出版，1988年。
2、学术论文
（1）《时间上顺序递进与空间上跳跃发展──论技术发展规律》，《科育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7年第6期。
（2）《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论》，《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
（3）《改革的边际效果递减与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福建论坛》，1989年第3期。
（4）《城市抽吸农村：成因透视与改革出路》，国务院《农村问题论坛》，1989年第7期。
（5）《第三种贫困》，《上海社会科学季刊》，1991年第4期。
（6）《新型生产力泛论》，《科技进步与对策》，1991年第4期。
（7）《现代农场制度：农村后续改革的新思路》，《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6期。
（8）《农村后续改革论》，《江汉论坛》，1991年第9期。
（9）《世纪末回首：中国革命与中国农业》，《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6期。
（10）《中国式现代农场制改革方案》，《管理世界》，1993年第5期。
（11）《经济学伦理论纲》，《中洲学刊》，1996年第9期。
（12）《假若滞胀来临》，《南方论坛》，1996年第12期。
（13）《资本营运：作为经济革命的理论分析》，《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2期。
（14）《论特色经济》，《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光明日报》，1999年第12、24期。
（15）《经理革命论》，《江汉论坛》，2000年第12期。
（16）《现代企业制度的实现障碍及其消除》，《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17）《西部大开发的理论模型及其政策选择》，《人文杂志》，
2001年第4期。
（18）《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求是》（与人合作），2000年第21期。
（19）《品牌制度论》，《计划与市场》，2001年第8期。
（20）《新型工业化：湖北路在何方？》，《湖北日报》理论版，2003年1月9日。
（21）《政府职能转换中的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江汉论坛》，2003第10期。
（22）《以农业、农村为主线的大国发展问题》，《中国地质学报》，2003年第3期。
（23）《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学习月刊》，2003年第12期。
下面是今后数十年看来尤为突出的六大问题：
1．经常项目失衡
对于迅速增长的经常项目失衡，我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支持，特别是在失衡现象初露端倪，似乎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我们对此如此担忧有何不妥吗？伴随着经常项目迅速发生逆转的往往是汇率急剧、并很可能是破坏性的调整，或更严重一些，是增长模式的急剧破坏性调整。可是，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未雨绸缪，那么很显然真正的挑战不是减少经常项目失衡，而是寻找办法，维持更大的失衡，尽管方向适当。
工业化国家的孤立主义者应当停下来，看看自己日益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本世纪晚些时候赡养和受赡养比率急剧增长，谁来为退休人员提供商品和服务呢？解决办法有很多，特别是允许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要年轻得多。不管怎样，一个可取的办法只能是工业化国家通过维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巨额经常项目盈余进行海外储蓄。这些累积起来的盈余尽管眼下促进了较穷国家所急需的投资，但日后随着婴儿潮一代停止工作则可能有所下降。
正如我们在2001年5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讨论的那样，因此而形成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可能发现：到2030年工业化国家累积的海外财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0％。随后，这个进程将发生逆转，工业化国家将因为经常项目赤字持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4％，而出现财富减少。此刻，这一体系无法轻易承受如此巨大的债务积累。我们必须对它加以改进。扩大贸易有助于支持资本市场进一步融合。改进国际货款合同的管理手续也同样重要。
2．官方债务
遗憾的是，尽管全球化进程增加了重新分配全球储蓄的好处，可是它也限制了政府增加用于管理特别庞大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收入的能力。由于生产要素流动日甚，对它征税也日益困难。
公司可能更加乐于将生产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随着全球投资选择范围扩大，对财富持有者进行征税也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能指望劳动力留在国内。实际上，未能弥补效益（比如采取超过平均生产增长率的办法保证税后收入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可能发现：随着21世纪的深入发展，自己越来越难以找到贷款。否则，如果一个政府任凭债务无限增长，那么就会出现资本和劳动力外流，限制了回报留下的投资者和劳动力的能力。更严重的是，政府的借贷能力将降低，即使是在国内，如果债务不与主要货币挂钩的话。债务与主要货币挂钩也降低了可维持债务的水平，因为债务加大了受汇率调整的影响。
所幸除了提高生产率之外，政府仍有很多办法增加其日后偿还债务的承诺的可信性。改善国家税收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在我们找到更好的答案以前，一些政府也许已经在循循善诱之下变得更加谨慎，至少在经济繁荣时期保持经常项目盈余，这样在急需的情况下还能留下一些借贷能力。当然这应当是阿根廷事件留下的教训之一。阿根廷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时期仍保留了赤字。
3．汇率
也许经济史学家将来回顾今天大杂烩式的全球汇率安排时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巴别塔。但是，还有什么体系呢？由于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预期寿命短得像好莱坞的姻缘。而且，整体上看，试图通过资本管制实行呆板的固定汇率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并不令人满意。除非货币和财政政策与固定汇率的要求完全一致，否则一个平行市场很快就会在实际上的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繁荣起来。通常，平行市场不断壮大，资本管制失去作用，官方汇率本身不得不取消。
在战后历史上，大量所谓的固定汇率制度实际上都成了通过双重和平行市场进行“后门”秘密流通。而很多国家名义上实好浮动汇率，但由于种种原因，通常是因为某种形式的债务美元化，而对汇率进行干预，从而将汇率保持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
切实实行浮动制的汇率（如美元与日元、欧元与美元）的变化又令人非常难以解释，更不用说加以预测了。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
自1945年以来，世界货币种类大约翻了一番，几乎与国家数量相等。我认为本世纪晚些时候，货币将出现合并，最终可能只有两种或三种核心货币，同时会有一些零星的边缘地区实行浮动汇率。实现这个目标，在汇率变化较小的情况下管理宏观经济，这是下一个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挑战之一。
4．资本管制
必须承认，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日常监管中有时可能过于宽容而有所忽视，因为亚洲国家在尚未制定内部管理结构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短期资本流动市场。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有了细微差别。不过，我们应当理解，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平衡，原因很多。
首先，随着各国经济形成日益复杂的金融部门，资本管制也就得愈发难以执行。其次，在存在严重管理问题的国家，资本管制可能成为腐败问题挥之不去的源泉。第三，在某种程度上，资本项目和贸易自由化是并肩发展的。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多开或少开发票可能都会被用来逃避资本管制。如果资本管制太重，遵守复杂的规章就限制了贸易。发展中国家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特别重要。外国直接投资是资本流动形式中变化最小的一种形式，而且近年来也是数量最大的形式，2001年达1700亿美元。这就是说，有限而暂时的资本管制，特别是处于金融发展过度时期的经济体，其作用需进一步研究。5．非洲
宏观经济稳定，包括某种程度的价格稳定，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请考虑一下非洲的宏观经济决策者面临的严重问题吧。内部冲突和干旱暂且不谈。许多非洲国家严重依赖少数初级产品出口（如棉花、咖啡、可可、大豆、金属和石油）。而所有这些产品都深受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的影响。此外，国际援助的可预测性非常差，因此可以发现在任何情况下宏观经济稳定都将难以实现。
在制度发展不完善的国家，就更困难了。决策者难免受到诱惑，采取大量价格和汇率控制的办法，企图保护经济不受变化波动的影响。不幸的是，完全封锁价格信号妨碍了通常长期存在的冲击调整，更不用说控制政策通常滋生的低效和腐败了。非洲的很多地区在降低通货膨胀、开放市场和恢复增长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了帮助。尽管如此，未来的挑战仍然令人可怕，需要进一步重新思考标准宏观经济管理办法。
6．败德风险与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
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风险贷款是裸的紧急救济，帐单主要由工业化国家的普通纳税人支付。这种观点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关于限制这类紧急救济及其长期负面影响的必要性几乎是所有已经提出的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方式的每一项重要计划的核心内容。紧急救济观点提出的挑战并不仅仅是缺乏透明度，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实际上是即时转帐，应当这样称谓。并非如此。它所包含的更加深刻、更加令人不安的含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败德风险”理论。简单地讲，如果放款者相信他们最终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大补贴的贷款得到补偿，他们就会以不能反映真正潜在风险的利率向新兴市场的举债者提供大量贷款。结果呢？
危机的程度和频率就会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存在的情况下更大、更频繁。人们认为，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较广，它本意要减轻的危机反而会加重。
不错，这是一个上好的理论。但是，它的前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是补贴性的紧急救济”，这种说法正确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几乎一成不变地是要偿还利息的。为了保证富裕国家的纳税人支付帐单的主要部分，就得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不断重新贷出它的本金和利息，这样才能保护帐目。这个庞大的计划总有一天要彻底修改。不过，研究人员已经对这一主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认为，有些情况下存在非常有限的“紧急救济败德风险”，但似乎并不经常或大规模发生。
一， 理论基础仍是重点
当然宏观经济理论的学习仍然是基础，凯恩斯的理论仍然是学习的重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时期产生了一些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一度走入低谷，但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凯恩斯主义将重新受到重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靠拢，新增长理论将继续是一个研究热点，不远的将来宏观经济学将出现新的综合。
二，宏观经济问题的关注和理论的应用
在本课的学习中着重讲到了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问题：首先，经济的增长问题，在学习的过程中以我国的经济增长现状为例。现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感觉到财富的相应迅速增加，甚至感觉在缩水。到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从乐观和悲观两方面来分析，并从两种观点中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现状。中国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很快，增长百分比在10%左右，但是人们一直对现在反应经济增长的GDP的核算是否能反应经济的实际增长存在怀疑，所以在学习中我们引入了绿色GDP的核算。
除了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我们还对经济周期、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都进行了学习，分别以中国的数据作为实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面对这些宏观经济中的问题，每个国家都采用一定多的经济政策，以此促进经济的良好运行。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是在1998年以前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1998年至现在国家一直采用稳健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用研究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IS-LM曲线来分析，并且对IS-LM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学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每一个国家不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所以IS-LM模型进一步扩展为IS-LM-BP模型。这样可以更完善分析各国的经济。从IS－LM模型中还可以推出AD－AS曲线，这时价格不再作为一个常量而是作为一个变量来考虑，并且把总供给和总需求结合了起来。用AD－AS模型可以充分的分析美国90年代后的新经济，从而研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启示的因素。
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机制；利润；成本；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7-0020-07
对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来说，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显然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特别是我国政府在衰退发生之前，甚至在衰退已经发生之时，还在不断加强紧缩政策的力度；但相对于其他各国对本国经济前景日益悲观的认识来说，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却又是最乐观的。这种认识是基于所谓的良好的基本经济面，但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向并不是由这些所谓的基本经济面决定的，而是由承担生产组织任务的企业行为决定。然而，企业行为是由效益决定的，即由相对价格关系或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关系决定，或者说是由微观机制决定。这说明，要揭示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向，必须从微观机制着手。
一、当前经济形势判断
实际上，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看，这次出乎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预料之外的经济衰退在两年前就有可能发生。
根据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经济周期计算，我国的这次衰退应在2006年底前后发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时间约为9年，如以衰退谷底为起点(见图1)，我国前两次经济周期的时间分别是1981-1990年和1990-1998年。从这种现象看，从1998(或1999年)开始的本次经济周期，约在2006年前后发生衰退，而在2007年达到谷底。所以，从正常的周期关系看，当前我国的衰退实际上比正常期间延迟了两年左右。
“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周期的平均长度并不能说明每次周期就一定会遵循同样的运行过程。实际上，经济运行对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之所以说本次衰退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发生在两年前，是因为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显示了这种迹象。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微观机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追逐利润的企业行为支配的，所以，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方向决定着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
对利润的考察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其中，最直观的就是考察所有企业或企业整体经营活动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变化。在劳动生产率等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如产出品价格与投人品价格之间的变化方向是否一致；在同方向的变化中，产出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速度，是快于还是慢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等。如果产出品的价格上升速度慢于投人品和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那么利润就会减少。只有在产出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投人品与要素价格的上升时，利润和利润率才会上升。
从这种关系看，我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紧缩现象。如从2003年到2008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分别增长-0.1％、2.8％、0.8％、1.0％、3.8％、2.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分别上升2.2％、5.6％、1.6％、1.5％、3.9％、4.4％(本年以2008年零售商品中的建筑材料及五金电器的价格指数代替)；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上升2.3％、6.1％、4.9％、3.0％、3.1％、6.9％；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分别比上年上升4.8％、11.4％、8.3％、6.0％、4.4％、10.5％；劳动力价格则分别比上年上升12.4％、14.9％、17.1％、17.6％、21.5％、21.4％，1这是各种价格上升中最快的；对于地租与利息价格的上升，这些年同样是非常快的。可见，在各种价格变化中，最终产品价格的上升速度是最慢的，6年间平均增长速度是1.8％；而中间品价格增长较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4.4％；上游和基础性产品价格的增长更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6％；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则是最快的，如劳动力价格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7.5％。在这种相对价格关系中，必然得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效益(利润率)是很差的，且是不断下降的。正是这种情况，导致我国在2005年前后就出现大批的中小企业停产、歇业的状况。正如郎咸平所说，2006-2007年我国的股市泡沫主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停业，从而将资本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结果。
对于统计资料显示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效益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化，也就是上游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变得短缺或产品供不应求，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结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就预示着宏观经济即将发生转折。由于这些产品的可替代程度较低，产业的调整时间又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供给状况，因此会像瓶颈那样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从宏观经济看，虽然这些产业的产出也构成社会总产出的一部分，但却又是中下游产业的投入品。它们的短缺和高价格，不仅会从数量上强性约束其他部门的增长，而且会导致后者成本的不断上升，从动力机制上抑制它们。上游和垄断性行业在高利润作用下，虽然也会进行扩张性的投资，但受资源约束和投资所需时间长等因素的限制，这种扩张力量是远远抵消不了中下游行业的衰退力量，导致宏观经济在它们之间的非均衡的此消彼长中衰退。所以，当上游产业、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部门出现高利润时，也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即将发生转折或衰退的时候。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垄断性产业、中上游产业，股票流通市值中占绝大部分比重的也是国有企业。当它们的效益大幅度上升之时，也就是广大的中下游产业陷入困境，进而宏观经济行将衰退之时。
任何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向都是由其内部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生产组织者时，经济扩张；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背离生产组织者时，经济衰退。市场经济是由企业支配的经济，企业的利益目标是利润，当平均利润率提高时，经济扩张；当平均利润率下降时，经济衰退。同时，在利润分配中，当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中下游产业资本时，经济扩张；当利益分配重心向上游、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产业资本倾斜时，经济衰退。正是这种利益关系，决定了经济高涨的后果一定是经济衰退。因为，在经济高涨阶段，基本要素、上游和基础性产品变得短缺，价格快速上升，由此使企业的成本不断增加；而在最终产品需求方面，则因消费倾向下降(收
入增加的结果)、净出口相对减少(国内价格水平上升而降低产品出口的相对竞争力等)、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收敛作用等而相对不足，使企业收入相对下降。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非均衡性变化中，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当企业效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宏观经济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冲击，在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作用下，宏观经济在两年前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衰退。
这种强烈的外部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海外的强劲需求与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畸形扩张。这种需求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例如，从2006年到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以美元计算)保持了27％、252％、17.2％的增长速度，外贸顺差分别达到1774.8亿美元、2622亿美元、2955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分别保持了23.9％、24.8％、(2008年1-6月)263％的增长速度，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更是分别达到25％、32.3％、(2008年1-6月)33.5％的增长速度。同时，因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产生的财富效应，使得消费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如2006-2008年，消费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3.74％、16.8％、(2008年1-6月)21.4％，消费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强力作用下，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
然而，正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一样，强大的外部冲击，虽然延缓了衰退的到来，但也加大了经济系统内部的抑制力量。如近两年来，基本要素的价格、上游产品、基础性产品和进口性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以极快的速度上升，而扣除受气候影响的农产品及食品外，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升则非常缓慢，只是因最终需求的存在和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在效益日益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一旦需求减少，大部分企业必然会在收入减少与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下萎缩。
最要命的是，企业除了遭受经济系统内在抑制机制的作用外，还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强有力抑制。例如，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强大抑制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高涨时期，不合时宜地出台了一系列严重抑制经济活力的紧缩政策，如新的《劳动合同法》、持续性的货币紧缩政策等，更是加强了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外部力量一旦发生转折，宏观经济就会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急剧衰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几乎为零(同比增长6.8％)，企业效益更是大幅度下降，失业大量增加，各种基础性产品如运输、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严重过剩。这都显示我国本次经济衰退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笔者曾多次分析过，在经济高涨阶段，是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因为，这时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已经开始有效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
“繁荣”的过后是“危机”或“衰退”，即使不实行紧缩政策，经济也很快要走向衰退。实行紧缩政策，无异于落井下石。所以，繁荣阶段是绝对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实际上，繁荣时期的任何调节都是无效的。不过，如果一定要调节，那么扩张政策比紧缩政策要稍好一点。
二、宏观经济趋势分析
相对于政府和理论界大部分人的乐观来说，笔者对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形势的趋势持谨慎态度。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具有巨大惯性的运动体，在它的惯性力量衰竭之前，要改变其运行轨迹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周期关系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还只是刚刚迈上衰退之路，衰退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之势，反而在继续加强，如消费在明显萎缩，出口则急剧下降，自发性投资也在减少等。同时，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衰退还在快速地相互传导，这说明经济系统内的各种反制力量还抵消不了衰退力量。最近公布的各项数据也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必然要持续一段时间。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也就是由企业效益或平均利润率决定的。从现有情况看，整体企业的总成本与总收益都在向着不利于平均利润率的方向运动。
(一)收入趋势分析
企业效益是通过利润的大小或利润率的高低来体现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利润的大小取决于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只有收入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或者收入的减少慢于成本的减少时，利润才会增加；如果相反，则一切反之。这里，首先分析企业收入情况。
对整体企业来说，收入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可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等四个组成部分。
1 消费支出预期
那些对我国经济形势持乐观认识的人，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我国消费支出有巨大潜力的乐观预期上。因为我国现有的消费率很低，或者说有很高的储蓄率，中外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差距又大，所以，我国有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乐观是缺乏依据的。
从形式上看，我国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是有巨大消费潜力的象征，但实质体现的则是我国的制度结构和分配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制度结构看，我国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抱有恐惧感，以至有钱不能也不敢消费。虽然政府目前正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远水难解近渴。从分配关系看，我国的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如反映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接近0.5，属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储蓄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拥有的储蓄却很少，以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广大的农民群体等，虽有强烈的消费意愿，但却缺乏消费的能力。当前启动的各种工业消费品下乡，希望通过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来为城市经济解困的措施，注定会以失望收场。如果成功，则必然会以农村经济的持续凋敝为代价。因为对这些(相对高级)消费品的购买，将会挤占农民用于维持再生产的资金，减少他们对生产的投入。所以，这将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持续的伤害。要扩大农村消费，必须首先增加农民的收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在当前困境下，应该是城市反哺农村，而不是最贫困的农村来援助城市。
正是因为这样的弊端，导致消费需求不振。这是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痼疾。如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费率则由48.2％下降到36.2％。这种趋势近两年还在持续(2008年可能接近33％)。随着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这种情况必将更加突出。为应对严重过剩的局面，许多企业进行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降价促销，由此提前释放了相当部分的消费需求。同时，政府又出台许多鼓励消费支出的政策，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2009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同比增长15.2％，远低于上年同期的20.2％。这种情况说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指望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
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在衰退阶段往往会下降。如危机以来，美国、西欧等国家的居民储蓄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倾向，政府刺激经济的相当部分支出变成了居民的新增储蓄。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除菲律宾的消费倾向略有上升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消费倾向都明显下降。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薄弱，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所以，衰退阶段的消费支出也必然会更加疲软。
2 投资需求
这里将政府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支出对待，因而仅分析市场自主性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强劲的投资支出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当前经济困难之时，投资是否能够充当引领经济、避免衰退的主要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
市场经济中的投资需求是由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决定的。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企业效益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会严重阻碍投资的增长。从统计资料看，2008年中期以来，虽然投资保持了稳定状态，且在各方面有明显萎缩之时，2009年1-2月投资增长速度仍然维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26.3％，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靠政府投资的增长。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了35.6％，中央项目投资更是增长了40.3％，扣除这部分投资后，由市场调节的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二是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刚性。这也就是说，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投资速度的稳定应该看作是前期经济过热时大量新增项目投资的延续。随着市场前景的日益暗淡，企业继续投资的愿望与能力必然会受到极大影响。
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内源性的投资必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如前几年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两大热点――房地产泡沫和中上游资源价格的畸高现象都已消失，导致这两方面的投资呈现快速下降态势。2009年1-2月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已从上年同期的32.9％下降到1％，且这种趋势会加速。其理由是，前些年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如我国空置的商品房数量是年需求量的数倍，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超过l亿吨等，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普遍存在。在这些过剩产能被消化之前，新增投资是不会明显增加的。2可见，投资的回升将会明显落后于其他的有效需求。
3 净出口
出口曾是长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双引擎之一。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持续的出口增长来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其后果是造成我国极其严重的对外依赖。如2007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竟高达64％(2008年因人民币升值等原因而降到58％)，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6％，与此对应的则是巨额的外汇储备。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反映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
显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未来的出口需求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2008年11月我国的进出口形势发生重大逆转，出口增速由10月的增长17.6％逆转为下降2.2％后，在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下，出口增速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如与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4月出口分别下降17.5％、25.7％、20.9％、22.6％；外贸顺差也大幅萎缩，2月份贸易顺差只有48.41亿美元，只及1月份391亿美元的8.7％。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引擎已经熄灭。
不过，比之依赖出口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和韩国等来说，我国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要轻得多。这些国家2009年1-2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都超过40％，远高过我国的27.2％。主要原因是，两者间发展水平不同形成的产品层次存在差异，即前者出口的是价格与收入弹性较大的、相对高档和奢侈的产品，而我国出口的是弹性较小的、低档的必需品，由此前者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要更明显。这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零售额明显下降之时，出售大众普遍消费品的大型超市的销售额却仍在上升一样。可以乐见的是，如果世界经济继续衰退，同时不出现严重的贸易保护，那么不排除中国出口有发生逆转的可能――会替达国家的高价商品。这种情况也给人们一种警示，盲目地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进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4 政府支出
在各项有效需求中，最值得期待的是政府支出。如自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以来，政府就采取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仅180度弯地改变了货币政策，而且启动了两年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计划。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扩张需求的财政政策，如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实行财政补贴等，由此使200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创记录的9500亿元，实际结果甚至还会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下降可能会超过预期)。所以，在各项支出中，政府支出应该是增长最大的部分。
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当前各界对政府4万亿投资的作用可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实际上，相对于原有的投资规模(17.2万亿)和经济规模(超过30万亿)来说，该投资额是不大的，并且还是分两年进行。其中，政府的财政投资仅仅只有1.18万亿，其余的还得依赖各方面的投入。在各方面需求呈快速萎缩之势，指望这点投资来扭转经济运行的态势，真有“山羊拉大车”之感。从受益者的结构看，结论会更加悲观。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投资将落人大型国有企业等垄断利益集团，所以会极大地降低其乘数效应和就业效应。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政府较强的调控能力是我国应对危机的重大优势，但却不能对此抱有过高的期望。在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内在(微观)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政府既缺乏对宏观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能力，也缺乏正确调节经济运行的基本能力，甚至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数次所谓经济过热的降温调节(1986-1989年的控制经济过热调节、1996-1998年的“软着陆”调节、2007-2008年的紧缩调节等)，都导致我国经济持续数年而政府束手无策的衰退。本次调节政策的转换之快，即使思维最活跃的人也会目瞪口呆。近两年政府对股市调节的结果，更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正在执行的一些政策，如所谓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很可能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无穷后患。因为，其内容主要是“官进民退”、垄断取代竞争、破坏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规则等，实际上是这些行业中的垄断集团在特殊时期瓜分国家利益的行为，这不仅起不到扩大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目标，而且会适得其反。中外历史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从以上各项需求的综合内容看，今后数年内，我国有效需求，或者说企业总收入的增长将非常缓慢。
(二)成本趋势分析
在收入预期悲观的情况下，如果要宏观经济的运
行态势发生转折，就只能希望成本的快速下降了。
从宏观角度看，整个社会企业的总成本由基本三要素的支出――资本折旧、税收和进口要素支出等部分组成。在这些成本中，对企业整体来说，有些是外生性的，如税收；有些是内生的；有些则具有外生与内生的两重性，如资本折旧和进口要素的支出等。
劳动工资支出是整个成本构成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次经济周期以来，在各种价格中，劳动工资的上升是最快的(2000-2008年算术平均增长率是15.3％)。尤其是2008年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以来，更是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见，这是侵蚀企业利润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衰退和就业形势的恶化，企业的劳动支出压力会有所减轻。如失业会使企业节省部分劳动支出，同时也会减轻工资上升的压力等。3但要看到的是，工资水平本身有易上难下的刚性特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是限制了工资水平下降的空间。所以，工资成本的减少虽会减轻，但像产品价格那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则是很难的。
利息支出的大小，取决于借贷资本的总量和利率水平。对企业来说，借贷资本量往往变化不大。因为，大部分资本属于过去投资形成的存量资本，变化的主要是季节性的流动资本，它们占总资本的比例较小。所以，衰退阶段因此减少的利息支出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变化是不大的。总体而言，衰退以来，中央银行已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因而企业的这方面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但要注意的是，这部分利益的分配却是极不均衡的，也就是大部分降息的好处被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广大中小企业获得的利益则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后者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间借贷资本的利率在经济衰退期间则往往是最高的(风险最大)。所以，对那些仍在营业中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利息支出的下降是有限的。
在衰退阶段，虽然企业对土地及其附属物需求的减少，地租有所下降，但对那些持续经营的厂商来说，租约的期限往往较长，由此决定了地租下降的空间有限。
资本折旧，对企业来说属于长期固定费用，且折旧率由“税法”决定，因而不会有明显变化。只有对那些破产重组的企业来说，因资产大幅贬值，这方面的支出才可能明显下降。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政府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如上调出口退税率等，每年可减少税收负担数千亿。
进口要素，其中包括技术、设备、人员和原材料等各种投入品。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价格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幅度更是明显，如石油价格已下降2／3以上。最可喜的是，自2008年9月以来，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出口商品价格。2009年1月份更是出现了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如2009年1月份进口价格下跌10.6％，出口价格则上涨23％。从世界经济形势看，进口商品，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低迷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说明，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将由近几年的初级产品生产国转向制成品生产国。
从以上各项成本的形势看，在经济萎缩的作用下，各项成本都会下降，但进口成本、税收与利息支出的下降会更明显。在整个生产成本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可喜的现象。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加工工业中，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速度最慢，中间品次之，上游产品最快。如在2009年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下降1.6％，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4.5％，而最终端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下降0.4％(同比。下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下降则达到5.7％，其中，加工工业下降3％，原材料工业下降8.4％，采掘工业的下降则达到17.4％。而前几年，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价格的变化速度是完全相反的，即采掘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最快，中间品次之，最终产品最慢。这种变化说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开始逐渐向中下流产业倾斜。这是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开始衰竭，扩张力量逐渐加强的标志。
(三)企业利润的变化趋势
从上面收入与成本的分析中知道，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企业整体将面临收入减少与成本下降的局面。由于前者是降低利润的，后者则是增加利润的，因此，企业利润会向哪个方向运动，也就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当前形势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趋势看，在今后两年时间内，企业收入的下降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收入减少产生的乘数效应会更直接，而成本方面则受到存量资本和工资刚性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同样的速度下降。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两者间会出现非均衡性的变化。受收入与成本之间这种非均衡变化的作用，平均利润率会继续下降，由此会促使宏观经济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衰退。这种机制是造成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将要持续数年的主要原因。
不过，随着衰退的持续，经济系统中的扩张力量会逐渐加强。当衰退到一定程度，消费倾向会重新上升，政府的净支出也会大幅度上升，由此会扭转收入减少的力度；而成本的下降力度则会随着衰退的持续而加强。所以，在衰退中，抑制与扩张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到一定程度时，扩张的力量就会超过衰退的力量，由此推动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反转。对我国来说，这个时间将出现在2011年左右。因为，只有利润回升，同时利润的重心向中下游产业倾斜，企业才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动力和能力，由此带动宏观经济的扩张，而利润的明显回升，只有在两年后才会见到。所以，宏观经济起码要到2011年才会出现明显的反转。
三、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企业，企业是追逐利润的，只有利润回升并达到一定程度，宏观经济才能真正反转。这说明，要促使宏观经济早日回升，就必须在增加企业利润方面着力。
虽然对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存有疑问，但在帮助企业脱困，提高利润方面，政府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就短期来说，在成本方面，主要是降低企业税负，加速资本折旧力度，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和担保力度，适当放松《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约束，限制基础性产品的价格(以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损失为代价)，以降低广大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在长期方面，应该完善经济环境、破除垄断等，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在收入方面，短期主要是加大政府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民生工程的支出，发放非替代性的消费券等；在长期方面，应努力消除各方面的二元化现象，缩小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消费上的后顾之忧，并将收入分配重心由政府和垄断集团等向民众转移。
应特别指出的是，各界都认为我国的基本经济面比较健康，因而会先于其他国家进入复苏。笔者认为，这种乐观的依据是不牢靠的。一个内需乏力而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先于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全面复苏的。虽然我国实施了强有力的扩张政策，但面对急剧下降的出口和明显萎缩的消费与民间投资等，其作用是有限的，难以扭转经济运行的趋势。更主要的是，我国还是世界经济规则的接受者，不仅不能像美欧等发达国家那样对外转嫁危机，而且要分担它们危机的部分损失(目前情况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所以，从各方面看，那些认为我国基本面好于欧美发达国家并率先复苏的乐观认识，都是缺乏客观依据的。为此，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①本文的各种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包括“统计年鉴”、月度资料和季度数据等)和海关网站的“统计数据”。
②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对房地产不救市，而直接进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开发建设投资的思路是对的。这种投资可以直接带来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前者则只是救了开发商，但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
③假设经济体系封闭，工资是劳动者的唯一收入，且消费倾向小于1，那么就整体而言，企业不仅不可能从就业者身上获得利润，而且一定会出现亏损。因为，企业的付出大于收入。只有从失业者身上，企业才可能获得利润(失业者的消费支出构成企业收入，而成本为零)。参考文献：
[1]杨文进，警惕经济衰退的征兆――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5，[6]。
[2]杨文进，从周期关系看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其趋势j，统计研究，2004，(8)。
[3]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目前我国的统计学在经济领域并未获得很好的发展，很多统计内容也并未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经济统计的重要作用并未得到重视。我国宏观经济统计的发展首先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实际的经验可以借鉴；其次，国民经济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与层次性，想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统计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因此，在我国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过程中，应明确统计分析的发展方向与地位，并采取措施弥补数据不足、质量低下等问题，实现统计学的独立快速发展，从而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完善。
2.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问题的解决措施
2.1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统计分析我国已经提出了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因此，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创新能力。它需要我们在产业创新、国家创新等方面提升能力，并作出科学的研究。目前，创新指数的应用影响、创新对就业的影响、创新对国家税收的影响以及创新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都已成为经济统计分析研究的重要内容，将科技信息数据融入到经济统计之中已成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中之重，也是统计与分析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2.2产业结构高端化的统计分析产业结构高端化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们通过分析国内外的大量经济数据，对国家产业高端化的转型作出了统计分析，并研究了各要素之间的推动作用，提出了“三高一低”的产业结构高端化发展规律，即生产效率高、劳动报酬高、资金回报高以及能源消耗低。通过研究分析国家产业结构高端化的特征，发现产业结构高端化离不开创新与金融信息的支撑，这也说明了我国实现经济产业的高端化转型需要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信息化创新等方面作为支撑，同时，还应坚持绿色创新，发展新能源，以便实现产业能源的绿色、高端化。
2.3实现金融创新的统计分析金融体系与效率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改革与创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国才可以从容应对金融危机。目前正处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过程，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持金融创新，实现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经营发展的链条关系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经济难题，这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而言，既是重要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应做好对货币供求以及货币政策的金融统计分析，深入挖掘资本市场以及证券市场的统计分析内容，充分发挥现代统计学作用，进而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结束语
宏观经济学，英文名称Macroeconomics，是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经济学领域。宏观经济学是相对于微观经济学而言的。宏观经济学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来快速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分支。
研究内容：
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总收入等经济总量，因此，宏观经济学也被称做就业理论或收入理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资源的利用问题，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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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全球金融峰会期间表示，要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利用货币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增长，防止全球性经济衰退。为应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各国都竭尽全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中国自不例外，当全球经济越来越难以承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时，中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这将有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中国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欢迎。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兴建铁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灾区重建、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在货币政策方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全球协调一致地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还将会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实体经济的走向等因素适时、适度地调整利率，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还会配合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地放贷，缓解信用紧缩的局面。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的确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在全球经济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希望。
实际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国内流动性过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严格控制信贷的增长。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中小企业的经营逐步捉襟见肘，出口面临较大的压力。为此，早在年初，面对出口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财政部就开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扩大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就采取了财政贴息、奖励和放松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额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国务院又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要“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和防通货膨胀）。这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就开始出现了转向。
2008年7月后，随着“两房”危机的加剧，金融危机迅速恶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后，让全球金融市场为之结舌，投资者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的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就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下调了除工农中建交、邮政储蓄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1个百分点。10月8日，又与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协调一致地降低了中国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0.5个百分点。10月29日，中国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这是两个月之内的第三次调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银行创纪录地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08个百分点，下调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及邮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余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为了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央行票据的发行频率也大幅度地减少了。在信贷增长率趋缓、通胀压力在短期内基本消除的有利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还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窗口指导，不仅如此，监管当局鼓励商业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增加放贷。
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早已在酝酿和实施之中了。
形势变化使然
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使然。
在国际环境方面，国际金融局势动荡加剧，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给实体经济的沉重打击逐渐显露出来。2008年7月后，爆发于2007年初的次贷危机急转直下，美国金融机构频频告急，逼迫美国政府注资的注资、国有化的国有化、破产的破产。到了9月底，次贷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次贷危机，而是演变成了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包括欧元、英镑等在内的许多货币汇率大幅贬值，股票市场大幅下挫（冰岛的股票价格指数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同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渐吃紧，信贷条件更趋紧缩，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动摇，乃至一些银行门口排起了挤兑的长龙。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机数十年所少见，迫使美国、英国、欧盟各国等过去信奉自由市场竞争的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地施以援手。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突出，美国在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0.3%，失业率继续攀升，有预测，到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业设备利用率和居民消费不断下滑，这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增长。欧洲也已陷入了技术性的衰退，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0.5%，欧洲的消费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尽管受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约束，欧洲的失业率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幅上升，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欧洲经济的灵活性相对较低，应对危机冲击的自我调节功能相对较弱，这意味着，欧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国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结果，使得金融危机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质。为了应对危机，也需要国际的通力合作。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理应担当起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责任。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向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相应的援助，帮助它们尽早地摆脱了金融危机，重新步入了快速发展与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中国经济和金融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体系之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而且对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中央银行协调行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必要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货币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行动；数额庞大的公共支出计划也无不如此。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场的高度关注，也才会受到那些深陷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拨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的欢迎。
更何况，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体系，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都在增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金融体系出现了大问题都会很快地传染到其它相关国家，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9%之后，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下滑，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虽然中国仍会保持全球最高增长率的纪录，但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现在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关门歇业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乃至过去从农村析出的剩余劳动力不得不重返内地，火车站人流如织，这一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见所未见的。各类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企业现金流和利润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应收账款和非意愿存货的大幅上升，使得企业家的悲观情绪不断滋生、蔓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也相应大幅下泻。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只有8.2%，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企业部门状况的恶化，信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迫使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信贷扩张冲动的银行机构，现在也具有较强的惜贷趋向了，结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银行信贷增长率都呈明显下降之势。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性的调整，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国内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信心逐步丧失，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形势变得日渐严峻。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是国内经济增长的要求，也是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使然。
调整总体有益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稳定国内经济无疑是有益的。当私人部门的信心减弱、出现了强烈的流动性偏好和对中长期投资的恐惧之时，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会直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扩大就业，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据估计，4万亿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另据中信证券的研究，这一规模的支出可以拉动1.9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关企业应对汇率变动和国外市场需求不振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适度的劳动力需求，减缓失业的蔓延。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仅扩大了企业融资的可得性，还降低了企业的财务费用和居民的借贷成本，这将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就为金融机构释放了数千亿元的流动性，增强了金融机构运用资金的自由度。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调整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强心剂，在市场依然动荡的环境下，国内的投资者重拾信心，实属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之功。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府扩大公共工程的投资，不断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等政策组合，让中国经济较快地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在经历了三年左右的调整后，迎来了持续七年左右的高增长。面对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过去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之上，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都将是有益的贡献。虽然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加快了中国经济自身周期性调整的速度，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使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面临了较大的考验，但是，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中国仍将保持全球经济最高增长率的纪录。这正是当全球经济不振之时，许多国际大金融机构依然看好未来一段时间投资的中国机会的重要原因。
宏观经济学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来快速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分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凯恩斯另外两部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是《论货币改革》和《货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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