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历史论文赏析八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贸易历史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第1篇

具体的保障措施方式则表现为配额管制、提高进口关税、中止优惠待遇等数量限制和非数量限制的形式,虽然在形式上多样化,但其产生的背景多是由于某类产品进口数量的激增而使得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受到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而目的也都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同类产业。贸易保障措施实际上是一种限制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但其产生和运行也是符合了实质上的公平贸易原则,因此其合法性得到了WTO成员的认可,在WTO范围内具有合法地位。

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相比,保障措施有和它们相一致的地方,如它们都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限制,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实施,都有一定的实施期限要求,都可以分为临时措施和正式措施等,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

第一,保障措施所适用的对象是不同的,保障措施针对的对象是某类进口数量剧增或者大幅增加的产品,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对象是低于成本价或者低于正常价格的产品,反补贴措施是针对受到非法出口补贴的产品。进一步来看,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针对的对象都是不正当贸易行为,但保障措施限制的对象是正当合法的贸易行为。

第二,三大措施所适用的国家不同,尽管三大措施都针对进口产品,但是反倾销措施适用面最广,可以针对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口,也可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口,反补贴措施主要针对市场经济国家,保障措施理论上也可以针对任何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中更多的是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运用,这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较低,粗加工产品数量多有关。

第三,三种措施应当满足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不同,实施保障措施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比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条件要严格得多,必须存在短期内产品进口大量增长的事实,而且造成了进口国国内产业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而在实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时,只要能够证明相关的国内产业遭到了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在因果关系上,保障措施的适用要证明进口产品短期内的激增是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主要原因或者重要原因,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只要证明其是造成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的原因之一就可以了。

第四,保障措施的具体执行方式不同,不管是反倾销措施还是反补贴措施,其最终的执行措施一般是两种:一是是进口国按照倾销幅度和补贴幅度来计算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二是进口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企业或者政府提出价格承诺或减少补贴的承诺,以达到进口国认为足以消除损害的程度,而保障措施的执行方式包括修改减让、提高关税、实行数量限制或关税配额等。

第五,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一般不得超过四年,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期限一般不超过五年。

第六,反倾销措施被许多国家视为保护本国工业部门利益的重要手段被频繁使用,而贸易保障措施的使用频率就要低得多,适用条件十分苛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家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逐步降低,保护国内产业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大。在对外经济贸易全面开展的情况下,国内生产竞争力较弱的产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巨大的冲击,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增加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鉴于此,我国早在1994年制定的《对外贸易法》中就将保障措施制度作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制度之一,而在入世后,为了履行承诺,利用WTO规则来加强对国内产业的正当保护,我国在2004年通过了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使得我国对外贸易制度进一步向WTO《保障措施协议》相靠拢。同时,为了使保障措施条款具有可操作性,防止法律滥用,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的保障措施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这也是我国保障措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措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进口产品数量,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调查,采取保障措施。从这个条款可以看出,我国保障措施法实施需要三个条件:

(一)进口产品数量的增加

我国《保障措施条例》第七条规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的绝对增加或者与国内生产相比的相对增加。所谓产品的绝对增加,是指产品的进口数量在过去的最近时期相对于过去时段的持续增加;产品数量的相对增加是指在过去的最近时期内,进口产品的数量相对于进口国国内生产而言的相对增加。具体来说,如去年进口数量为3万,今年进口10万,这就是进口数量的绝对增加。而相对增加不像绝对增加那样显而易见,相对增加也不意味着一段时间内的进口数量绝对地增加了,还是以上面的例子来说,如去年进口数量为3万,国内的生产量为5万,今年进口的数量仍然是3万,但是国内生产量只有1万,此时就是产品进口的绝对数量没有增加,但是相对数量却增加了。因此,产品数量的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都是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之一,两者只要满足其一就可以构成进口产品数量增加这一条件。

第2篇

一，国际货物贸易中知识产权权利担保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的权利担保是指国际货物贸易中卖方应保证对其所出售的货物享有合法的、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并且任何第三方也不会就该货物向买方主张任何知识产权。在国际货物贸易中知识产权权利担保是非常必要的。

1，知识产权权利担保对于明确国际货物贸易中产生的知识产权纠纷的最终责任方非常必要。在国际贸易中，货物的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可能既没有侵犯卖方国家所保护的工业产权，也没有侵犯买方国家所保护的工业产权，但由于买方把这批货物转销往其他国家而侵犯了该转售国所保护的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如果买卖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卖方已就货物涉及的知识产权进行权利担保，那么知识产权纠纷的责任就应由卖方承担。[1]

2，识产权权利担保对于减少买方因知识产权纠纷而产生的损失非常必要。在货物贸易中，涉及知识产权纠纷之后，可根据合同规定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来减少买方的损失。卖方有义务对该第三者提出，或对第三者的控告出庭应诉；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规定由卖方承担诉讼费用；卖方如发现有可能引起专利权诉讼的情况，必须及时通知买方，以便买方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样就能减少买方因知识产权纠纷产生的额外费用而造成的损失。

此外，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权利担保，还可以间接起到减少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机会。通过分配由谁来承担侵权的最终负担，来减少侵权发生的可能性。[2]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第三方以知识产权为基础就货物主张权利或要求的情形可能出自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卖方交付的货物是没有得到作为专利技术拥有方的第三方许可而制造的；第二，卖方交付的货物冒用了第三方的商标，或即使卖方使用的是自己的商标但因未在销售地国登记注册，而被第三方抢注的；第三，卖方交付的货物侵犯了第三方的其他知识产权，如版权等，或在保护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标记和原产地名称的国家，卖方未经第三方许可而冒用的。[3]

鉴于此种情况，如果有买卖双方当事人自己在合同中约定是很细碎繁琐的事情，所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42条对此问题做出了规定，只要当事人运用即可，不必在此问题上花费更多的谈判成本。

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2条的制定历史。

公约的前身海牙《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公约》（ULIS）第52条是否有包含这样的权利，对此学者有不同的看法。Honnol认为没有，但是Dolle认为ULIS也扩展到了知识产权。[4]ULIS第52条题为财产权的转移，要求卖方提交的货物不存在第三人的财产权或担保物权，不允许第三人向卖方提出任何这方面的权利请求。它没有明确描述卖方是否、如果是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保证所提交的货物不存在第三人的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或第三人在这方面的权利请求。德国的学者认为货物收到第三人知识产权的烦扰，就是ULIS第52条目的下的所有权瑕疵。[5]大多数的国内法律体系也把卖方的知识产权担保界定为对所有权瑕疵的一般法律责任的一部分。

在国内法中这样严格的责任是恰当的，但是考虑到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在一个国际文件中要求卖方在世界范围内对货物知识产权担保承担严格责任，不是那么具有说服力。所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考虑到知识产权担保问题的复杂性，这个问题就被排除在了公约之外（1976年日内瓦草约第7条（2））。在没有公约明确规定，而学者有看法各异时，如果双方当事人有没有约定时，在实践中就陷于了比较混乱的状况。所以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意见都倾向于制定一个明确的规则对此问题进行规制。在UNCITRAL第10次会议上，特别工作组于是制定了一个关于买方知识产权担保的条款，本质上对应的就是现在的第42条。[6]其目的就是将卖方的知识产权担保责任限定在可预见的范围内。[7]我们可以从下述的内容中看出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8]首先，通过适用地域限制；其次，通过引入要求缔约时就存在权力瑕疵的时间限制。

三，公约第42条规定的责任。

Ⅰ，公约不规范的。

第三人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存在与否是否与货物有关、在这方面有什么可适用的救济来对抗买方，买方依诚信行事能否使货物免受第三人知识产权的烦扰，这些问题由法院地的国际私法指引的准据法来决定，作为规则，此准据法多为公司注册登记地法律。存在的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一大特点是要受到地域限制，相对于货物本身的所有权不受地域限制的情况而言恰恰相反；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区别是在此领域中的非常重要的国际公约大多要求“国民待遇”和统一基础保护。

Ⅱ，责任前提。

（一），第三人的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

1，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这一点可以从条款的遣词上看出，公约中并没有给“知识产权”下定义。它到底都包括什么主题呢？公约第7条指出，解释公约必须考虑到公约的国际条约性质。然而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即知识产权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地域性，这意味着不同的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可能不完全相同，国与国之间的知识产权制度会相差很大。所以，此时应考察在知识产权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公约，[9]如伯尔尼公约（1967）、巴黎公约（1971），TRIPS中的相关规定。公约秘书处评论（最接近权威的官方解释）提到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中的第2条第8款。这项规定对界定公约中所说的“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非常重要。考虑到公约制定的时间较早，秘书处提到了的是那时相较而言定义最广泛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定义，由此可见公约的倾向是最大程度的放宽知识产权的外延。而现在，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作了进一步的扩大，且其与贸易相关，成员国众多，因此宜以其中的知识产权范围为基准。所以，知识产权的范围至少应该包括版权及相关权利、商标、专利、地理原产地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这几个方面的主题。

2，知识产权的概念不扩展到人身权利如姓名权或肖像权。[10]此处不涉及使用一个姓名的权利，也不涉及未经照片所有人同意而使用其照片从而引起权利人要求停止使用的权利。在一些国家的国内法中，将这些情况归于导致所有权瑕疵的责任。那么公约中是否将之归于第41条的责任还是对之类推适用第42条以便仅加诸于卖方一个有限的责任？后者的方式更好。知识产权因其本身就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两个层面的意义，所以要在知识产权和人身权之间划一个清楚的界限本身就很困难。与第41条的第三人的属人属物的权利相反，人身权不具有具体有形的客体，人身权的功能更像知识产权。此外，两者的利益是可比的：第42条下卖方的责任有特别的限制，因为知识产权在各国间的差异很大；界定侵犯相关的人身权很难，通常在合法与非法之间仅有一线之隔，并且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界限也千差万别，所以，很有可能货物上使用了某个名字在买方所在国接受这笔买卖（即不认为第三人的姓名权会干扰卖方正常的享有对货物的权利）但是在另一个国家会认为这侵犯了第三人的姓名权、与知识产权接近的所有权外的禁止使用权。所以类推适用第42条是恰当的。

（二），权利请求（claims）。

知识产权的确定存在与否不相关，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货物使用了与受保护商标相似的商标，卖方相信这不会有混淆的危险，但是受保护商标的持有人主张了权利。相似的情形可以想象也会发生在注册的外观设计和版权的情况下，假定构成责任的其他条件都满足，就剩下卖方反击第三方请求的问题了。

卖方自己的权利和权利请求不适用第42条，它与买方使用货物是否会受到第三方权利妨碍不相关。

1，不要求第三人主张他的权利，只要有第三人权利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就足以使卖方承担责任。有人或许会认为，在没有第三人诉诸它们的权利的情况下，卖方没必要承担权利担保责任，因为买方仍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处分货物。如果一段时间后，第三方决定诉诸他的权利，买方仍可以要求卖方赔偿。尽管如此，第三人的权利就如悬在买方头上的一把达摩利斯之剑，在未来的某天可能会落下，使得买方不敢充分处分货物，这对买方而言是商业上不能接受的。[11]此外，考虑到卖方将来失去清偿能力的可能性，买方有可能无法行使追索权。[12]所以，第三人的权利的存在足以构成对买方处置货物的妨碍，卖方必须承担责任。

2，没有法律根据的、轻率的权利请求是否在卖方的担保范围内。一种观点认为，第42条的用语并没有要求第三人权利请求的法律正当性（如法语与西班牙语的公约版本），而只是代表了一种请求。因此，即使第三方主张请求没有法律根据，仅仅在于恶意损害买方的利益，卖方也应承担责任。

然而，秘书处评论反对这种过于宽泛的责任。考虑到第42条的宗旨是限制卖方的权利担保责任而不是象第41条那样强调保护买方的利益，对于这种毫无法律根据、目的仅在于贬损买方的信誉的无理请求，卖方不承担责任。以上第一种观点无疑是鼓励买方将商业风险转移到卖方身上，这也是有损诚实信用原则的。

如此看来，使卖方负责的条件之一似乎是要求第三方的权利请求是善意行使的。这在逻辑上似乎可行，但是在实践中，买方很难判断、举证第三人的权利请求是恶意的、没有法律根据的，这往往使得买方不知道是否应停止出售货物或使用货物以减轻侵权的程度。对于轻率的权利主张，买方有免于承担花费时间金钱抗辩的风险的利益，并且卖方常常有更有利的地位。如：（1）与专利有关的请求；（2）针对的是一个技术复杂的产品；（3）买方没有相关的技术知识和技术专家，例如卖方只是一个零售商，只有卖方才有能力判断权利请求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对产品有必要的充分了解来对抗第三人。笔者认为，从政策选择的角度，卖方处于对抗此种权利请求得更有利的地位，应由其负责在上述几类情况下的不分善恶意的第三人权利请求。

（三）卖方承担知识产权担保的时间范围。

公约没有明确规定卖方交付货物后多长时间内对第三人根据知识产权对货物提出权利请求承担保证责任。有人认为正如第41条一样，货物不受第三方权利妨碍的时间通常是交货的时间。如果是在卖方所在国交货，没有有关的知识产权存在，但是在使用国有这样的权利存在，如果第三人基于一个未确定的知识产权提出权利请求并且他主张在交货时权利就存在。那么这也是在担保的范围内。缔约的时间仅与买方的“知道”及使用国的确定有关。第三方权利存在于缔约时的事实严格说来不是产生责任的条件，因为卖方在交货前可以通过获得第三方许可或通过一个法律程序来成功的击败它的有效性来排除妨碍货物的权利。[13]实践中各国对公约的理解和解释各个不同，因此，对卖方有利的办法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做出约定。

（四），有关地域问题。

1，使用地。第42条（1）（a）中对第三人的责任与对货物本身瑕疵的责任相近，因为在第35条（2）（b）下卖方也为货物不适用于特殊目的负责，前提是卖方在缔约时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该特殊目的。对于第42条（1）（a）的"转售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中的连接词“或”应该理解成“累积性的”考虑到当事人的缔约自由，如果当事人既约定了转售又约定了使用，那么把“或”理解成互斥性的是毫无意义的。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提到了几个国家，那不就增大了卖方的义务了吗？但是，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中通常包含禁止货物的转出口的条款，这就限制了卖方的责任。因此，如果卖方不能或不打算在多个国家提供担保，他可以在合同中作明确地排除。

上述担保责任仅发生在使用国是缔约时双方可预期的情况下。“预期”不必是书面明示的，虽然书面的文件在当事人发生争议时有助于举证。如果情况足以表明买卖双方通过肯定性的行动默示的考虑到了一个国家，则也视为“预期”。如果买卖双方以前有过多次交易，足以明确显示出买方的目的，那么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否则没有必要每次都在合同中对此做出规定。[14]

2，买方所在国（第42条（1）（b））。这一国家的确定通过参照第10条，据此，买方营业地须是一个确定性的因素。缔约后买方营业地的改变不能扩展或改变卖方承担的担保责任的范围。第42条（1）（b）和第42条（1）（a）不能同时使用。这一条款的构成模式与第35条（2）（a）（有关货物本身的瑕疵问题）相似，即在合同没有约定时要符合货物的通常目的的要求。

3，卖方所在国。卖方所在国存在影响货物的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或与此相关的权利请求严格来讲不产生第42条下的担保责任。因为知识产权是有地域性的，买方不关心卖方所在国的情况，他仅关心自己所在国或货物目的地国的情况。当然，如果卖方所在国的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或与此相关的权利请求导致了货物在第42条（1）（a）或（b）所指的国家受到了妨碍，就是另一回事了。例如：根据国际私法规则某一外国的知识产权在卖方所在国被承认，或根据国际公约如《欧洲专利公约》第64条（1）或《马德里商标公约》第4条（1）被承认，如果卖方国家的权利持有者直接对卖方提讼，就会导致卖方违反他的交货义务（第30条）。

4，转运途经国。公约对这个问题没有涉及，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内立法都规定，专利权人对途经该国的运输货物不能行使权利。此种情形下货物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是故在此情况下卖方不承担担保责任。但是，假如最后的制造过程或对货物的包装是在运输途经国进行的，而这侵犯了第三人的知识产权，可能导致货物被没收。[15]这种情况下，责任的承担取决于谁发起了这些行为。如果是买方指示卖方或由于买方自己使用货物造成侵权，则由买方负责（第80条）；否则相反，因为此时货物尚未交给买方，卖方将违反他的义务（第30条）。

（五）卖方知道或可归责的不知道。

卖方的担保限制在如果卖方在缔约时“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关于“知道”在实践中争议不大，但问题是“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卖方有义务对双方考虑到的国家中存在的第三人权利进行调查吗？

一种观点认为“不可能不知道”给了买方一种证明卖方过错的一种选择方法，另一种观点将其解释为卖方过错的一个因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卖方严重过失的表现。这些观点都有道理，此外我们认为它还意味着一种行动，即如果一个人进行了一定的活动，他就能够“知道”。这种责任意味着卖方应对双方考虑到的货物销往的国家中是否存在侵犯第三人知识产权进行调查并及时通知买方，这也是确保双方之间履行诚信原则（公约第8条第2款）所必要的。因此，这种调查是卖方的附随义务。

1，卖方调查的附随义务。根据秘书处的评论，如果处于争议中的知识产权在目的国公布了，卖方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假定有一个调查情况的义务，至少是在登记了的权利方面。在分析中，解释就更倾向于问题的实质，因为时常的情况是卖方了解有关货物的竞争对手，所以他可以预见可能存在的侵权。此外如果卖方的附随义务被否认，那么卖方就会总是称其不知道存在侵犯第三人的知识产权的情况，公约第42条就会失去它的法律意义。

然而，一些不同意见利用公约的制定历史和公约不同的语言文本来支持否定存在这种义务的主张。西班牙文、英文、法文版本都使用了模糊的表达方法，没有施加给卖方此种特别义务，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面意思上解释这个词语。固然公约第42条的目的在于限制卖方的责任（如前文所述），但主要是考虑到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独立性使得卖方仅可能对特定国家存在的第三人权利作出保证，并没有否定卖方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作为货物的出售者，其相对于买方更有条件了解货物是否侵犯了第三人的知识产权，让买方对所购货物进行这方面的调查是不符和情理的，除非双方在合同中对此做出相反的约定。如果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买方处理在使用国的登记了的知识产权问题，这就减轻了卖方的调查责任。

2，卖方在何种程度上有义务进行调查？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的卖方的标准。调查的范围依赖于特定国家的知识产权的公布情况和方式、卖方的个人能力（是专业的还是小型贸易经营者）以及货物将被转售或使用的国家。

多数国家都对专利和商标进行登记，以使得公众了解到存在的无形权利。当第三人的权利被公开时，卖方的这种调查义务就是无条件的。即使卖方可以依赖于买方所提供的信息，他们也无法逃避这个义务。[16]但是，对于非登记的知识产权，例如版式设计、技术秘密，就很难合理的要求卖方去调查。因为实际上认定卖方主观上“不可能不知道”依靠的是推定的方法，即在第三人的知识产权已在合同约定的国家被公布的情况下，卖方有调查的义务，如果卖方没有这么做而造成所出售的货物侵犯了第三方的知识产权，他应对此负责。如果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没有被公布，卖方便无此种义务，因为即使他进行调查，也发现不了什么，因而此种情形下卖方不承担责任。

不是所有的卖方都应该承担相同的职责。如果卖方是相关国际贸易领域的大公司，它就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查清是否存在第三人的知识产权，不管是哪个特定国家。相反，如果卖方只是小型对外贸易商，就不能指望他与前者承担相同的责任。[17]而且，特定的国家对卖方的这种义务也有很大影响：在与卖方所在国相邻的国家，这种调查的程度要求就比在离卖方所在国很遥远的国家要高。[18]当然，网络时代的到来大大方便了卖方进行的这种调查。特定国家离卖方所在地的远近或许不会这么重要了。然而，到目前为止，利用网络检索知识产权还未方便到足以消除这种地理位置的差别的地步。

3，告知买方的义务。不论卖方的规模大小、是哪一个特定国家，卖方必须告诉对方当事人他的调查结果。如果第三人的权利是在合同签定后才产生而卖方又知道这一事实，由于双方互负合理行为的义务，卖方的信息有助于买方改变处置货物，从而避免损失的发生。例如卖方可以将货物转发到一个不存在此知识产权的国家或及时取得一个恰当的许可。卖方违背此义务会导致其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Ⅲ，卖方担保责任的排除。

（一）买方知道或可归责的不知道。第42条（2）（a）规定如果买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存在第三方知识产权时，卖方不再承担责任。公约第42条（2）（a）的规定结合第42条第1款就会得出一个矛盾的解释。如果发生争议，卖方可以首先辩解说他在订约时不知道第三人所主张的权利存在；买方可能会说专利已经公布、商标已经注册，卖方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权利存在；卖方这时可以主张，既然凭专利公布、商标登记推定卖方明知，那也应基于同样理由推定买方明知，买方比卖方更有条件知道第三人知识产权的存在。根据第42条第2款a项，买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权利存在，卖方就可以免则。

为了避免产生这种自相矛盾的解释，有必要讨论一下买方的调查义务。

显然，买卖双方的调查义务不是对等的，卖方的要大于买方的。但是，如果买方有能力或更容易对约定国的知识产权情况作出估计，他就不应该从卖方的担保中获益。因此，对于买方小心谨慎就能发现的以及知名度很高的知识产权，买方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此外，如果买方缔结合同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第三人的权利，他有义务告知对方当事人，这是因为合同当事人之间有合理行为的义务。[19]

买方知道或可归责的不知道的相关的时间是缔约时，买方后来才知道不会导致此条款的卖方责任的排除，但是可以引起发出第43条（1）下的通知的期限的开始。

（二），根据买方的指示。

1，卖方责任的排除。第42条（2）（b）明确所指的是遵照买方提供的技术图样、设计、款式或其他规格。买方给予的一般信息以及表达的愿望给卖方留有空间去实施卖方自己的决定，特别是允许卖方去选择一个替代性的、非侵权的生产方式，不能排除卖方的责任。但是无论如何卖方的责任仍以其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或相关的权利请求为条件。另一方面，此条款的运用并不要求以买方知道遵照他的指示会导致侵权为前提。

但是，如果卖方认识到第三人权利可能会遭到侵犯，诚信原则苛以他将事实提示买方注意的义务。[20]如果他未能如此（并且假定他在缔约时知道这个权利）他就不能依第42条（2）（b）而获得责任免除。他的随后的知道并且未通知买方可能导致违反辅助义务的损害赔偿。但是如果通知之后买方仍然坚持卖方要遵从他的指示行事，卖方的责任终止。

2，卖方救济。第42条（2）（b）没有表述卖方可以以什么救济对抗买方。如果后者的指示导致了卖方在其所在国侵权，能够很容易指向CISG第61至65条，不应该援用其内国法（公约第7条（2））。[21]

买方提供技术图样等是一个附属义务，同时买方还隐含地有义务保护卖方不会因遵循其指示而受到伤害。如果卖方认识到遵循买方指令会导致侵权，他可以首先要求买方以一种避免这种侵权的方式来履行卖方的义务（第62条）并且指定一个宽展期，在此期间内买方改变其指令或者有可能的话去获得许可（第63条（1））。如果不能以一种非侵权的方式来完成货物或买方坚持要卖方遵循他的可能导致侵权的指示，买方就构成了根本违约，卖方由此而获得解除合同的权利（第64条（1）（a））。期待卖方审慎地侵犯第三人权利并且因此将自己置于可能受到损害赔偿请求的地位是不合理的。但遵循买方的指令已经导致了侵权的时候，买方因违反他的附随义务而按照第74条对卖方的损失负责；卖方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民事责任总是第74条第二句下的一个可预见的后果。但是如果卖方意识到侵权的可能性，买方负担的损害赔偿必须根据第77条第二句相应的减少。

（三），未能发出通知。

如果买方未能根据第43条（1）发出通知，他就丧失了他由于第三方知识产权对货物造成的影响而产生的权利，除非他有根据第43条（2）或第44条的例外。

（四），免除责任条款的效力Ⅰ。

通过第6条的功能，当事人自由的决定整个或部分的排除将第42条适用于他们的合同，这种排除条款的有效性取决于根据国际私法指引的国内法的规定。（第4条（a））。但是各国法律大都有一个普遍的规则“一个人不能免除自己对因自己的过错甚或是疏忽大意造成的后果的责任”。因为仅在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情况下才产生责任，所以他不可能通过合同排除自己的责任。

[1]蔡四青：《对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权利担保的认识》，《学术探索》，2003年第6期，第47页。

[2]不能限制第三方权利人针对卖方还是买方主张权利，只能安排后果的最终承担者，并且这种安排并非无限制的，本文后面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3]徐俊、朱雪忠：《论知识产权担保》，《科技与法律》，1998年第4期，第35页。

[4]FritzEnderleinProfessorofLaw,Potsdam：《RightsandObligationsoftheSellerundertheUNConventiononContracts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此案法官认为对卖方调查义务的要求因卖方的规模、类型而定。

[18]JosephJ.SchwerhaIV：《WarrantiesagainstInfringementintheSaleofGoods:AComparisonofU.C.C.§2-312(3)andArticle42oftheU.N.ConventiononContracts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Reproducedwithpermissionfrom16MichiganJ.Int''''lL.(1995)441-483，]。

第3篇

[论文摘 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第4篇

1.注重学生专业综合素质培养的同时，突出强化专业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近几年来，为了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对国际化人才的大量需求，我们加强专业基础教育、专业技能教育，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以及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使其成为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同时，更加突出强化学生专业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除了基础英语外，我们还开设双语课程，并聘请外教上专业课，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交流能力。

2.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更加突出强化贸易实务和金融证券业务等实践操作能力。

在考察、学习国内外各层次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建设情况的基础上，结合上海电力学院人才培养定位和服务面向，我们将人才培养定位为：“宽口径、国际化、实用性、行业化”，基于这一定位，我们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更加突出强化贸易实务和金融证券业务等实践操作能力。在课程设计上，我们利用学院较为完善的各类实验设施，开设了综合性的大型作业“会计模拟操作”、“国际市场营销”，还开设了“进出口贸易实务”、“进出口单证及结算”等国际贸易实践类课程，同时还开设了股票、期货、外汇等金融交易的模拟操作课程。

3.依托上海电力学院电力、能源的行业学科优势，突出体现电力、能源贸易人才培养特色。

作为电力、能源行业高校，学校要求从事教学的教师必须具有相应的电力能源行业经验，不少教师都会安排专门时间在电力行业与电力企业挂职或兼职，通过校企合作模式，本专业学生每学期至少可以听到6～8学时的具有电力、能源行业背景的专家讲座。他们不仅为学生提供了电力能源经济理论、电力国际化与电力行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相关政策，也提供了来自一线的电力能源贸易实践案例。在课程设置上，本专业开设了多门“触电”课程，比如电力发展概论、电力生产概论、电力金融市场、电力系统优化与决策、国际电力市场、电力国际贸易等。在实践课程环节，安排和组织学生到电厂及电力公司等实习单位实习。通过以上途径使本专业学生在学好国际经济与贸易共性专业知识的同时，接触、了解和掌握一定的电力、能源特色知识，从而提升专业学生的竞争优势。

4.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学生的创新思维是学生走出校门、适应社会、迎接挑战、开创辉煌事业的基因。本专业从大一新生抓起，要求本专业学生必须踊跃参加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活动，参与各课外兴趣小组，参与教师科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第二课堂。在课程设计上，开设了大型实践课程《创业之星》，让同学们进行创业模拟实践。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自2011年以来，每年至少有3个团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全国性的学科竞赛活动。自2011年以来，共有15项涵盖校级、市级以及国家级的创新和创业项目立项。

二、实施特色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现存问题

1.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还缺乏本专业领域学术造诣深、知名度高的教学名师。

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的重任，人才培养质量取决于教师的业务素质，教学和科研水平是衡量教师业务素质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两者同等重要。教学是立足的根本，科研是保证。教学和科研应该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本专业教师在科研和教学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在科研方面，表现为高质量的论文偏少，国家级、省级的科研项目还比较少。尤其是还缺乏本专业领域学术造诣深、专家级的专业带头人。这种状况的出现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在于教师普遍缺乏科研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于，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使得他们很难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关注学科发展前沿并从事科研，科研精力不够。在教学方面，本专业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不够高，与学生沟通交流不够充分，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教学团队，还没有知名度较高的教学名师。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是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教师对教学工作重视不够，教师敬业、爱岗、乐教的思想觉悟有所降低；客观上，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大学教师的收入相对较低，影响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2.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缺乏深度。

依据本专业人才培养“宽口径、国际化、实用性、行业化”的定位，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但由于主客观原因，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仍需进一步加强。主观上，本专业教师大多毕业于国内名牌重点高校，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偏好理论教学，致使教学中自然而然偏重理论教学，而淡化实践操作教学。客观上，一方面课时总量有限制，扣除各类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留给实践教学环节的课时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实践教学的场地、教学软件、实习基地等条件有限，尤其是校企合作，目前大都流于形式，仅限于实地考察、听报告，还没有真正将合作融入专业实践教学。

3.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方面仍缺乏经验。

“高分低能”是当前中国大学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就在于培养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是由于大学的教学还是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学生比较被动地在接受教育，缺乏积极主动性，教和学是相分离的，同时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与时俱进，在进行理论教学时不能很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本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同样存在这些共性问题，如何发挥教师教的指引作用和学生学的主体作用，在教与学的良性互动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仍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今后亟需解决的问题。

4.专业建设经费的投入不是很充足，分配不均衡，使用不尽合理。

目前普遍的看法依然是，社会科学类专业建设和发展不需要太多的经费投入就可以建好，尤其是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高校，社会科学类专业会更加遭受建设经费投入的“歧视”。本专业作为上海电力学院中为数不多几个文科类专业，在专业建设经费投入上还不是很充足，教师的办公备课条件还不是很好。同时，有限的专业建设经费在使用上还不尽合理，体现在重硬件设施投入轻软件投入，一方面，因为这是可以用定量化指标进行评价和考核的。另一方面，实验室引进的部分教学软件，与现实管理存在差距且需要进行二次开发研究。

三、解决特色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现存问题对策措施

第5篇

论文关键词：WTO，CPI，PPI，影响力

 

CPI与PPI的变动关系反映了WTO时代的相关协议对我国生产环节、消费环节的影响状况，同时，供求市场和营销网络的变化又反作用于PPI和CPI，从而影响着PPI与CPI之间的长短期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加入WTO以后的CPI与PPI间影响力进行再识别和分析以及时地了解两者之间影响力的变动状况。

一、 WTO时代CPI与PPI的波动状况

CPI是对一定时期的消费品篮子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环节的价格水平，目前一般被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PPI是对一定时期各种商品在不同生产阶段的价格变动情况的衡量指标，主要反映生产环节的价格水平，是衡量生产环节价格水平的重要经济指标[1]。图1、图2分别代表2002年1月到2010年7月我国CPI与PPI同比涨幅的原始数据和经过X12季节调整方法调整后的最终序列循环-趋势图。

图1 02.1-10.7CPI、PPI同比涨幅原始数据曲线图 图2 02.1-10.7CPI、PPI同比涨幅最终序列循环-趋势图

从图1、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在2002年即我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我国的CPI、PPI同比涨幅都纷纷出现了负数国际贸易论文，并且CPI的同比涨幅一直保持在PPI同比涨幅值的上方。随着宏观政策和市场的不断调节，到2003年，我国的CPI与PPI的同比涨幅开始出现大幅增长，CPI、PPI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转变为正值。2002-2004年，我国CPI、PPI同比涨幅大部分时间在不断增长，2005-2007年，CPI、PPI同比涨幅基本保持稳定，2008年出现一个小的波峰。2003-2008年，CPI同比涨幅基本上保持在PPI同比涨幅的下方。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CPI、PPI同比涨幅出现一个WTO时代的最大低谷，并且使得CPI同比涨幅再一次位于PPI同比涨幅的上方。到2010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开始复苏，我国的CPI、PPI同比涨幅再一次开始趋于平稳，PPI同比涨幅又一次高过CPI同比涨幅。不难看出，WTO时代，我国CPI与PPI的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特性。

二、WTO时代CPI与PPI间影响力的识别

考虑到CPI与PPI同比涨幅受季节变动和不规则变动的影响，为真实地反映CPI与PPI的关系，本文利用EVIEWS5.0中X12季节调整方法对2002年1月到2010年7月的CPI和PPI同比涨幅原始数据进行调整，得到新的最终序列循环-趋势CPI_TC和PPI_TC，具体步骤如下：

1、 回归模型的建立

CPI与PPI间影响力识别分析主要采用WTO时代即2002年1月到2010年7月的CPI_TC、PPI_TC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其中表示常数项国际贸易论文，表示参数，代表误差项。

2、变量平稳性检验

为防止伪回归的发生，利用ADF检验法对和进行单位根检验。在10%的显著水平下，和中的不能通过单位根检验，但一阶差分和在10%的的显著水平下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和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对和进行协整检验。

3、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

在10%的显著水平下，和不都是平稳序列，但是和都是一阶单整，为避免出现伪回归，还需要再对和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对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残差ADF检验

 

变量

ADF test Statistic

Test critical values

检验结果

1%

5%

10%

-2.475424

-2.590910

-1.94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