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5 15: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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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一词在辞典中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创作文艺作品，其二指文艺作品。因而，绘画创作既包含绘画创作过程，也包含绘画作品本身。就绘画作品本身而言应体现时代主旋律，实际上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在作品中反映当下时代精神面貌与问题的某些特征和本质方面的首创性创作行为。几万年前，古人们在洞窟中或岩壁上，用粗壮而简洁的线条勾画出动物或人物的轮廓，充满了粗犷的原始气息和生活气息。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占统治地位，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艺术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充当上帝和教会的代言人的角色。当时有人说：“世界脱下破烂的旧衣，替教堂披上洁白的袍子”。Www.133229.coM中世纪的艺术正是以一种勇于牺牲的无私精神，把灵魂牢牢凝固在耸入云端的教堂的塔尖上。文艺复兴时期，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一千年的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的束缚和奴役，人文主义的学者和艺术家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人生依附，使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更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现在，艺术更是以广泛的、多元的切入点关心、参与社会发展，关注诸多社会问题。
作为绘画创作的主体——艺术家，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于是有人说：“几乎所有的艺术作品在某种方式上都是艺术家生活和工作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反映”。这种说法明显是肤浅的、片面的。如果一幅绘画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它和现实的这种亲近性，那么绘画作为一门艺术早就被摄影所取代。绘画没有消亡，本身就是一种证据，它说明绘画之所以成为艺术并不在于它和现实事物有一种相似性，并由这种相似性产生一种似真幻觉。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艺术教育中，过多地强调如何客观地如实描写，致使不少人掉进自然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业已陈旧的观念和制度有没有扼杀某些天才！歌德曾经说：“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的材料来工作才能使人了解；他也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着人世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为着较高的意旨服务。”毕加索有一次对他的友人克里斯琴·泽尔瓦斯说：“当我在枫丹白露森林漫步时，那一片翠绿使我感到难以承受，所以，我必须把这种感觉用绘画的形式发泄出来。是绿色在支配一切，画家作画只不过想快一点卸下他那感觉和视觉上的重负而已。”这起码可以说明，绘画创作源于主题世界的心灵和精神那种最内在力量的强烈追求，在这点上，古希腊的画家就已经注意到绘画并不是纯粹的模仿客观世界，苏格拉底的论述就是最好的证明。
绘画创作需要灵感，灵感究竟指什么?在艺术概论中是这样解释的：“灵感是指一种暗伏于创作者个体潜意识中的具有独特创造性的心理与思维活动。”也许我在这里阐述得过于繁琐、抽象。这种心灵感觉是如何发生并贯穿始终的，罗马诗人p．奥维德说过：“有一个神在我们心中主宰着。”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创作是一种不可见的心理事件，它是极难考察的。毕加索遇见了一片翠绿，由于无法承受而必须用绘画发泄出来。可想而知，那片翠绿必然牵动了毕加索心灵深处的感受。有位画家曾说：绘画是一种“突然遭遇”。实际上，也是阐述客观世界引发的主观感受。然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感受不同，即使是同一人在同一环境下也难于重复两次完全相同的感觉。思想、想象、感情和感觉属个体，任何人也没有直接进入到别人的心灵中去过。人们的心灵只能通过内省的方式来考察，至此，有一些东西可以肯定，灵感的产生也有主体的思想、情感、观念等诸多因素共同构筑。
绘画创作的过程在于它的不可预计性，凡能预计其未来效果的活动都不是真正的创作活动。在真正的创作活动中，如果开始并不知道最后的作品会是什么样的，甚至到工作临近结束时，仍然不知道其结果如何，只是凭直觉工作，渐渐地朝结束的目标前进，而并不知道它最后的形式是什么，这样的活动方能称为创作。马蒂斯是这样论述这一问题的，他说：“何时为创作结束，当所有部分建立起它们明确的关系，对我来说已不可能全部画一遍的情况下去补充一笔时，它就意味着完成时刻到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艺术家停止思考怎样去改善他们的作品时，就意味着创作活动的结束。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与人格理论 中国国民性 儒家思想
所谓国民性，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总体表现出的品性，即一个国家国民最普遍表现出的人格类型，是对一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针对正常人格而言。这种品性，既源于种族特征的不同，也可来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各个国家中不同的国民性。国民性与典型人格类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调查实践与复杂数据，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笼统性，故较易实行。
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二战时期曾一度兴起。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渗入，现代中国的国民性已变得较为混杂难以表述，甚至某些已与中国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驰，西学的传入与过度应用更使现代中国国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代表性。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儒学角度对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进行分析探讨，从信仰体制、道德准则和人格培养三方面将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仁义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体制：忠孝统一
从信仰体制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以信仰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作为全民性的国家宗教。其宗法观念与天人合一观念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普遍重视家族观念，祖先意识强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祭祖的隆重仪式上，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上，这早在先帝舜时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现孝子，则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赞扬。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以“孝”作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由众人推举，称“举孝廉”。中国儒家传统“十三经”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孝经》，是关于孝的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人家族传统中，是以父权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亲请教过问，包括婚姻问题，大多是父母包办，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请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进行，否则就会有被社会指为不孝而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如此重“孝”，包括统治者也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与维护。中国人认为，以孝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会归顺于君主，孝是忠孝仁爱信义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论语》中的此言正是体现了“孝”的一系列好处，孝子极少有犯上作乱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见“孝”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前提。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忠孝二者相统一的观念，也是国民性之一大特点。
二、道德准则：仁义之上
前面讨论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忠孝观念，但这种忠孝观念是以仁义的道德准则为前提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忠孝都要“以义为先”。不符君子道义的事万万不可做，而这道义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实现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仁”是最重要的品格，万事都应符合“仁”复归于“仁”。“义”则由“仁”衍生而来。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根本的。孔子主张回归“仁”的道路是“克己复礼”，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回到礼的道路上来。西周时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礼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这其中就要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作为基础。实行仁政，人民就会温顺并且厚道，像先帝尧舜时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应以仁为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主张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仁义道德理念。孔子认为，“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即可实现仁。仁不仅应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统治者的根本统治手段，更是作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准则的基础。
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这可谓是对接近仁的状态的外在表现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普遍具有老实内敛，逢人不爱张扬，遇事不爱争抢的特征，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亲近感。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温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仁”在国民性格中的一大体现。
三、人格培养：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人才的培养，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视专业技能培养，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气节与道德观念的树立。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是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推崇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标准。
所谓君子，可用“中庸”来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经过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气节，体现在忠君爱国的观念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中庸的品质在中国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并形成一种价值趋向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用孟子的话概括，这是一种“浩然正气”。
中国古代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教育中，也体现在在童蒙教育。所谓童蒙教育，指中国古代7～12岁的教育，即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和伦理道德的学习。其作用不可忽视，是为后期儒家系统教育、为日后学习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气质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中庸之道同样表现在礼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原则。它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体现了中国人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外在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文化与人格理论的视角下所探见的中国人国民性具有忠孝统一、仁义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等级宗法性制度中，更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普遍文化群体中。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品格特征，区别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们更应弘扬这种文化特性，弘扬中庸之道，选择传统并适合我们国民性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这有中体西用，才能使中国人得以重新闪耀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辜鸿铭著.李晨曦译.中国人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10.
关键词：外来文化；中国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227-0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要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无疑是解决中外文化关系、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
一、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创造主体、来源、内容、风格、精神等方面各有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并非不可逾越。中国文化是我们的本土文化，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上，外来的文化是可以通过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实现对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所谓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就是文化建设主体通过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吸收、转化等过程，使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与中国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和实践的结合，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文化建设主体对外部文化做出的自主、自觉的选择。中国化的对象是外来文化，但并非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我们把哪一种外来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哪些文化成分中国化，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首先涉及到对外来文化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根本标准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只要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我们就可以把它中国化，否则就没有中国化的必要了。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中国人以中国文化模式为框架改造、转化外来文化的过程。外来文化中国化是国人出于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其目的在于拓展中国文化的内涵，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促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外来文化的创造及其传承主体也积极参与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并且为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其目的是在于传播、推广外来文化，让中国人接受和认同其文化。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复杂的文化创造过程。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不是单纯引入一种异质文化，也不是简单地对接、拼凑两种不同质的文化，而是以外来文化为文化资源，对外来文化的批判、借鉴、改造、吸收的创造性过程。在内容和形式上，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过程，外来文化的外在性得到真正地克服，而内化为中国文化的要素；在文化功能上，通过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得以逐渐消除，消极作用转化为积极作用。创造性体现了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深层本质。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包含着多层次的丰富内容。概括地讲，外来文化中国化包含着理论层次和实践层次的内容。理论上，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指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结合；实践上，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指外来文化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文化结构、理论结构和实践结构都是多层次的，因而，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包含着具体和丰富的内容。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既包括了对外来文化的理论批判、借鉴、改造、吸收，也包括了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而引起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解决文化矛盾、使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过程。外部文化一旦传入中国，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间就会产生矛盾，特别是外来文化处于强势的情况下，矛盾更加突出，两者存在相互同化的趋势。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就是自觉地、主动地解决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之后引起的文化矛盾问题，使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外部矛盾转化为中国文化的内部矛盾，从而推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成分，并把它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建设实践活动。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是文化建设的一种表现方式、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作为文化建设的表现方式，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成分，并将之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结合，以促进和推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为目的文化建设实践。
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实践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在历史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外来文化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何做好外来文化中国化这项关系当前和今后中国文化、社会发展的工作，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课题。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包含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包含着把外来文化不断地中国化的实践，如古代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的中国化，近代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特别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强弱对比关系的差异，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对外来文化必须进行中国化；不是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在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有所选择；文化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外来文化是否需要中国化，不能单纯地从政治的需要而要立足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来考虑。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其他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认识以及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实践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
当代中国，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应注重总结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其他民族在外来文化本土化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从实际出发，尊重外来文化和注重选择、坚持辩证转化、重视实际效果的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引进、批判、借鉴、吸收、结合等方法做好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工作。
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这段论述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明确指出了外来文化中国化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核心和实质就是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来选择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必须以中国文化为主，必须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充分体现了对待外来文化的主体性原则，是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总的指导原则，严格遵循这一原则是外来文化中国化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还要遵循尊重外来文化本身的特点的客观性原则。外来文化的价值及其价值的大小，应以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的大小来衡量和确定，但是外来文化本身的特点是影响对其中国化的范围和程度的重要因素。依据文化属性及其与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不同，有些外来文化只可以允许其在中国存在，有些外来文化是可以中国化的，有些外来文化是不可以中国化的。对外来文化要有所区别和外来文化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并不是在文化上搞民族歧视、多重标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必须首先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促进中国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古代舞蹈不同的时期的形态都或多或少的对戏曲舞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戏曲艺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借助于舞蹈，而且使舞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之所以称戏曲艺术是中国古典舞的终结形态，也正是因为它融合了中国古代舞蹈从上古巫乐到宫廷舞蹈再到民间歌舞表演形式的精华，并能集中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的舞蹈形态。“圆流周转”的运动时空观。从戏曲舞蹈运动方式来看，包含着“欲左先右”“圆弧轨迹”的运行，并且还包含有“反复其道”“极则复反”的宇宙时空运行规律。比如：“拉山膀”“云手”“圆场步”等一系列的画圆动势。这样的动作形态正好与道家的“阴阳转化”不谋而合。可以说戏曲舞蹈的动作是糅合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圆流周转”的运动时空观是戏曲艺术沉积的历史文化精神之一。“得意忘形”的人体审美观。由于这种独有的“圆”的运动方式是寄附于人体之上的，在戏曲舞蹈形态中还会沉积我们民族的人体审美观。中国古典舞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通过对人体的限制来体现“行云流水”的审美意象。所谓“得意忘形”，是不注重人的外观体态而重人的内在品行，这就与西方崇尚自然美、爱好人体艺术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然而这种对文化审美的限制也导致了在服饰上对人体的限制，演变到最后则成为了对女性身心有极度破坏的“缠足”。
二、中国古代舞蹈表演形式对当今古典舞发展的利与弊
中国古代舞蹈在从民间向宫廷和古典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把歌舞乐完全的分离，而是更好的吸收了这一经典的结合方式，有了更高层次的观赏价值。不仅是中国，亚洲舞蹈的表演形式也在发展中趋向于三位一体的传承，如中国的戏曲，日本的歌舞伎，朝鲜宫廷的“唐乐呈才”。从古到今“歌舞”两个字从来分不开，人们不管是在节庆活动时，表达爱情时，表达丰收的喜悦时，还是在祭祀、仪式活动中，都会出现舞者边跳边唱的场景，不少活动中舞者还会拿着民族乐器，边奏边舞蹈，或是众人在旁边边唱边奏乐，舞者在中央舞蹈，这样充分调动了群众的情绪，让每个人把自己的喜悦和情感宣泄出来，自娱性强。在中国古典舞蹈音乐向戏曲转化的过程中，这种歌舞乐三者结合的表演形式被逐渐认可和确定下来，京剧和各地的地方戏曲也被当做一种完整的艺术形式被后人传承和表演着。
与中国对比，在同一时空发展的西方艺术则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起初的芭蕾舞只能是在歌剧和一场表演的席间休息时段表演，后来才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艺术。舞蹈和歌曲表演也完全的被分开。我们不能说那种艺术形式更胜一筹，但是对比芭蕾的继承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经典的戏曲文化了解的太少，继承下来的传统剧目也太少。相比西方人对芭蕾的热衷程度，我们对戏曲的热衷就远不如人。虽然歌舞乐的结合，让我们的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度统一的局面，可是明清前的很多经典古代舞蹈并没有被我们继承和发展，这也许就是文化高度结合的一个弊端。然而，芭蕾艺术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之下，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表演，我们不会看到芭蕾舞者在舞台上又唱又跳，他们表达情绪的方式只有肢体语言。中西对比来看，并不能简单的说那种形式更胜一筹，可以肯定的是单一的表演形式和完全歌舞乐的结合都不能满足我们对于古典舞蹈继承和发展的需要。西方的艺术家们也在反思自己的艺术发展之路，在很多人厌倦了芭蕾的单调后，他们也在向歌舞乐结合的形式努力，比如新型的艺术形式——音乐剧。而中国的艺术家同样也该反思，我们的优秀传统艺术不仅是各种戏曲表演，还有汉代的百戏、唐代的宫廷燕舞，宋代的纯舞等，既然在戏曲之前有如此多优秀的古典舞蹈，我们就应该学习和继承它，而担此重任的中国古典舞系在这条路上还需要走的更远。
三、当代中国古典舞建构的反思
建国以来，北京舞蹈学院建立了自己的中国古典舞领域，开始发展当代的中国古典舞。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乱局面，艺术文化已经被长期的忽视而发展缓慢，所以在建国初期，中国的舞蹈事业刚刚起步，中国古典舞的发展也几乎是大多借鉴了戏曲的动作语汇，而学生的训练体系也只是选择芭蕾的教学方法，并没有很大的突破。直到80年代“身韵”课的创建和施行才逐渐改善了中国古典舞的教学和创作，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改变已形成的芭蕾训练体系和风格化古典舞的矛盾关系。直至现在，中国古典舞系仍旧存在这样的矛盾。就现在的古典舞而言，借鉴戏曲舞蹈的精髓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戏曲舞蹈是从中国古代舞蹈发展而来，并且秉承着中国古典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审美意向。然而上面也说过，中西方的审美差异导致了两者的审美感受截然不同，既然如此用芭蕾集训作为古典舞系学生的基本训练体系当然不太合适，这也就是当代古典舞功能与风格的冲突。特定的训练体系对应特定的身体功能，这样才能使这个学科逐渐完善。从编创角度讲，目前很多古典舞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舞，这也就使很多舞蹈在参赛或者演出时难以定义舞蹈类别，既然这样，与其“挂羊头卖狗肉”还不如直接改变方向叫“中国现当代舞”。其实，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没有什么不好，西方现代舞给中国的舞蹈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东西方的融合也是多元文化的产物，“中国舞蹈”有这样的创新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然而在这个创新下面我们仍然不能丢掉的是“中国古代舞蹈”的这块牌子。
近几年汉唐体系的建立可以说是古典舞的一大发展，汉唐舞蹈具有中国古代舞蹈文化的相当代表性，发展汉唐舞也能体现出古典舞系建构的多元探索，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孙颖老师的不懈努力。提到孙颖老师就不得不提《踏歌》《楚腰》等经典舞蹈，这些舞蹈的背后是多少年的潜心研究所造就的，然而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如此的“十年磨一剑”，现代社会的“短、平、快”让很多学者心浮气躁，这也就是我们担心，前人在恢复古典舞经典的同时，一些人又开始破坏它。纵观这次桃李杯舞蹈比赛，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觉得现在的节目都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仅仅穿上古典的服饰，再套上个赋有诗意的名字就是古典舞了吗？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人们都很难静心潜修的去研究和学习一下东西，所以作品中出除了“炫技”之外，没有什么推敲的价值。如果是炫技，舞蹈又如何能及艺术体操呢。文化内涵、历史背景、情感表达、艺术价值，这些都是舞蹈区别于体操的重要因素。因此，从舞蹈本体入手，深挖、细磨，最后完成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有学习意义和观赏意义的剧作。
四、结语
在我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和艺术理念不断渗透，从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下，现代室内设计也深受西方艺术理念的影响，逐渐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了传统文化元素传承的重要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因此，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便需要将传统文化元素较好的融合到现代室内设计中，积极创新设计思路，不断拓展室内设计发展空间。总之，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需要，同时也是现代室内设计的要求。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1.中国传统色彩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融入中国传统色彩，并不是简单的进行渗透，而是将现代室内设计理念与传统文化要素较好的融合起来形成新的室内设计观念。因此，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者积极寻找中国传统色彩的内涵，并且将传统色彩灵活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促使现代室内设计作品充满丰富的传统色彩。虽然室内设计在色彩应用方面体现着各个时代的精神内涵，但是作为中国传统的色彩始终被人们尊崇。很多设计者将中国传统色彩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从而创造了众多杰出的作品。其中中国传统色彩应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红，中国人们始终喜欢红色，甚至红色被看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灵魂。中国红在经过长时间的沉淀，象征着热情、奔放、团结的民族品格。通过应用中国红，让整个建筑气势宏伟，是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与现代室内设计的完美融合。
2.中国传统书法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文字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设计作品的信息，更发挥着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这也就对现代室内设计文字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观察这几年的艺术作品，我们便能够清晰的看到很多作品中的文字都是经过电脑合成，这样的字体与书法相比缺乏灵动性，呆板生硬，缺乏内涵。然而，将传统书法较好的融合到现代室内设计中，能够较好的体现现代室内设计作品的风格。不同的书法具有不同的文字特征，不同的文化特征对室内设计作品产生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其中篆书代表着高雅；隶书代表着古朴的特征；草书代表着活泼和灵动。通过将中国传统书法较好的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有利于将作者的思想情感更好的体现出来，为室内设计作品增添精神内涵，从而引发人们的共鸣。例如：在一些茶室的设计上，便可以将中国传统书法元素较好的融入进去，让整个茶室充满传统的书香气息。因此，为了将传统书法灵活融合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便需要设计者深入理解书法表达的意义和内涵，然后将书法内涵的经典之处进行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室内设计作品具有更强的魅力。
3.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关于装饰的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大多数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代表着人们对幸福生活和吉祥平安的美好期盼，并且在不断传承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善。其中在一些房屋室内空间布局中，借景、屏风、隔断和博占架等多种装饰手法便是从传统社会发展中演变过来的。这些装饰图案不仅具有较强的装饰性，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功能性作用。当然，在应用传统装饰元素的过程中，不能够只是一味的强调对形的运用，还应该注重对装饰图案神韵的挖掘。尤其是在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进程中，将传统装饰元素通过设计以满足当代室内设计的需求，坚持在传统装饰图案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例如：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这所博物馆就是将传统的飞檐翘阁和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结合起来，并且在整个建筑物的多个细节部分采用了传统的装饰元素。其中在这所博物馆的材质方面，主要以开放式的钢结构和木作架替代了传统的木梁和木掾构架系统，其屋顶也多采用玻璃和石头材质。同时，在博物馆设计中，追求色彩和纹理统一时，其传统的房屋坡顶和窗框被花岗石所取代。通过应用这些传统装饰元素，让整个博物馆都充满了浓厚的东方神韵。
4.传统建筑建构形式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一般来讲，我国的传统建筑结构多以木质为主，建筑装修涵盖了除隔断、门窗以及大梁的几乎所有小木作结构，对于木材的运用讲究大进深和高空间，视觉上注重对称艺术，画栋雕梁讲究色彩匀实，一些硬木作品，例如：官椅、屏风以及长桌等传统物件多常见于室内装饰，传统建筑构件的历史和功效性体现都十分的明显。传统建筑构件的雕刻技艺也独树一帜，浮雕、圆雕以及镂空作品等构成了代表性的表现手法，具体运用在建筑物上则因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取舍，在祠堂、牌坊、栏杆、壁橱、庭院以及月台部分多以石雕作品较为常见。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很多也在栏杆和壁橱方面采用了传统建筑构件的形式。
三、结论
论文摘要：分析了中国移动通信业不同阶段的市场竞争结构，运用博弈论对其竞争行为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的对策和建议。
在中国通信信息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移动通信高速增长。根据信息产业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移动电话用户2003年底已达2．69亿户，截至2005年底，移动通信电话用户总数达到3．93亿户。而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基本上是双寡头垄断竞争格局，竞争主体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虽然现在固话运营商(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推出的“准移动”产品——小灵通，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移动市场的竞争，但其所分享的市场份额和用户规模相对小得多，其对移动市场的影响仍可以忽略不计。
了解我国移动通信的市场结构，挖掘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不但会有助于推进移动通信的3G时代的到来，而且也会为世界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作贡献。本文运用博弈论原理，对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双寡头垄断结构及市场竞争行为进行分析，从而为其培育竞争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确定科学有效的市场结构莫定基础。
一、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竞争行为的博弈分析
我国移动通信企业之间的竞争分别经历了进入期的阻挠博弈、成长期的价格博弈和成熟期的差异化博弈3个阶段。下面分别就这3个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1．1初进入阶段的市场博弈
1994年以后，中国联通进入电信市场打破了原来独家垄断的局面，电信市场上出现了企业竞争，这段时间电信市场上的博弈主要表现为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在位者中国电信总局与弱小的中国联通公司在市场进入与阻挠进入上展开的博弈行为。
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即(进入，默许)，(不进入，斗争)。由于联通公司由国务院批准成立，进入势在必行。中国电信总局在市场进入博弈中的纳什均衡行为应是默许，但事实上中国电信总局选择的是斗争行为。主要表现在对中国联通公司的市场进入、互联互通实行限制，在号码资源的分配上对联通实行歧视等方面。中国电信总局所以选择(进入，斗争)的博弈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只甘于获得纳什均衡下的寡头利润，而是企图以行政措施和不正当竞争手段扼杀联通公司，以期保护垄断利润。这一市场进入未体现纳什均衡的博弈行为一直持续到1998年，联通公司成立3年后，联通的电信业务仍然只限于移动电话和无线电寻呼业务。非正当的市场阻挠，严重影响和制约了联通公司的业务发展。
1．2成长期市场博弈
1998年以后，随着信息产业部的成立，企业间的竞争逐渐趋于平等，中国联通公司在政府政策允许下，通过低价策略获得后动优势，迅速扩张市场份额，使得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出现了双寡头垄断的局面。中国联通为了尽快地降低平均成本和收回投资，就通过降价策略来吸引争取更多的用户以尽快提高市场收益，而中国移动为了不失去已有的市场份额和利益，不得不加入降价的行列，由于两个移动通信企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替代性，这就使得它们陷入了不断降价的囚徒困境怪圈。
在该博弈中，移动和联通都有两个可能的策略：降价和不降价。就移动而言，无论联通的选择如何，降价都是它的最优策略。同样联通的最优策略也是降价。因此该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就是(降价，降价)，此时移动和联通的收益分别是5和1，行业总收益为6。从上面的博弈矩阵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联通和移动都不降价，那么二者的收益将会是7和3，总收益为1O，显然是帕累托优于纳什均衡。但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如两个没有条件串供的囚徒一样，双方都清楚地明白，如果双方达成一致，形成协议定价，共同瓜分市场，在双寡头的市场形势下，必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这种协议注定是脆弱的，由于担心会被对方“出卖”，这种协议很快就会被打破。如1999年，山东联通和山东移动为了解决旷日持久的降价大战，于同年l1月签署了带有协议性质的公约，但仅在两个月之后，山东联通对资费进行大调整，山东移动也适时应战，仅存在两个月的协议就这样宣告破产，价格战继续进行。由此可见，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之后，移动和联通仍然会一直采取降价策略，不断地陷入“囚徒困境”。菩名的伯川德模型指出：只存在有两个企业的伯川德博弈中，如果两者边际成本为常数且相等，所生产的产品具有完全替代性即产品是同质的，并且企业考虑的竞争策略是其产品或服务价格而不是其产量，则存在着唯一的纳什均衡，即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企业的利润等于零。在我国移动通信市场上，当中国联通的价格下浮幅度恰好能弥补两运营商产品质量的差异性时，竞争的均衡结果将导致价格不断下降，最终等于其边际成本。这较好地解释了我国移动通信市场上价格竞争的囚徒困境。
1．3成熟期的市场博弈
虽然价格战是市场竞争的客观需要，对培育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恶性价格战是得不偿失的，它不仅大大降低了行业利润率，造成国家税收锐减，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且影响到整个电信产业的健康发展，严重削弱了电信产业未来发展的推动力。要使移动电信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尽可能地逐步摆脱这种轮番降价的囚徒困境，实现企业之间的理性竞争，移动通信运营商应该从低层次的价格竞争，转向差异化战略。差异化战略是指企业通过提供独特的产出特性以及技术、品牌形象、附加特性和特等来强化产品(服务)特点，增加消费者价值，使得消费者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战略。
伯川德悖论的一个决定性假设是两个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相同的，价格成为用户购买和企业出售的唯一决定变量。解开这一悖论的办法之一是引入产品的差异眭，如果两个企业提供的服务并不是完全具有替代性的，此时消费者面对的是互有差别、多样化的市场细分服务，价格就不再是用户唯一感兴趣的变动系数，还有许多非价格因素。这样的服务差异化就有效地防止了恶性价格竞争。因此要使现在的移动通信企业摆脱这种囚徒困境，必须要提供差异化的互有区别的服务给用户。豪泰林模型指出：均衡价格：平均生产成本+产品的差异量。在平均生产成本一定的情况下，企业间提供的产品差异越大。均衡价格就越高，从而利润就越大。原因在于产品间的替代性随着差异性增加而降低，企业垄断能力便增强，这样导致竞争越来越弱，从而均衡价格将更接近于垄断价格，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
低层次的价格竞争类似于博弈论中的“零和博弈”，仅仅在相互竞争的企业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零和博弈”是一种完全冲突的博弈类型，博弈各方的总得益是一定值，一方所得必是一方的所失。如果考虑到由此带来的低效率及对未来的不利影响等因素，低层次的价格竞争甚至很可能是“负和博弈”，博弈各方的总得益在减少。差异化战略则属于“正和博弈”，它通过实行差异化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创造出新的价值、新的利益，博弈各方的总得益随着市场蛋糕的扩大明显增加。
这个博弈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就是(不降价，不降价)，但二者的收益都增加了r，整个行业的收益也增加了2r，整个市场的蛋糕被同时做大了。现在应该是一个差异化战略的时代，没有差异化，就失去了竞争力。实施差异化战略，是移动通信市场螺旋式上升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
二、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差异化策略
2．1技术差异
电信是一个技术迅猛发展的行业，采用先进的技术提升网络质量，提供更新更优的服务以适应差异化、多层次的市场需要，不仅能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不易被对手效仿的更加持久的竞争优势，而且能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中国移动在未来的3G时代，通过大量的技术投入获得在某一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其实施差异化营销就会事半功倍。
2．2品牌差异
品牌上的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焦点，用户对运营商品牌和服务(产品)品牌的忠诚度成为竞争的核心。好的品牌有助于监督和提高服务产品质量并能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市场。培养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可以减少用户对价格下降的敏感性。要通过主品牌和细分品牌的宣传实现用户对不同品牌价值认知的差异，另外还要积极寻找新的市场，实现准确的品牌定位，才能最终实现差异化策略。
2．3产品差异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两大移动运营商都已经认识到语音业务市场可以开发的资源已经不多了，目前数据业务的需求剧增，成为移动通信新的利润增长点，也是市场发展的方向。移动增值业务和移动数据业务在移动通信市场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G网络的高速数据传输和多媒体特征将大大拓展移动通信的应用。会促成移动数据业务的大爆发，为差异化战略的实施提供了舞台。
2．4细分用户目标市场
【关键词】文化安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国文化教学
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各国之间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流与接触愈发频繁。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许多西方大国企图利用其文化上的优势，对其他国家实行文化渗透，这严重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因此，为了捍卫国家的文化安全，必须加强文化安全建设。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因此，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是高校进行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丰富当代大学生的中国文化底蕴，提高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人民传播我国优秀文化，增强我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抵制西方大国的文化入侵，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却出现了“重西方文化，轻中国文化”的不良现象，这极不利于我国的文化安全建设。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大学英语课堂中国文化教学的进展情况。
一、大学英语课堂中国文化教学现状及必要性
近年来，文化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所接受。《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版）也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1】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许多教师积极向学习者灌输西方文化，讲授西方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等，这对提高大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文化教学的过程中鲜有教师关注中国文化成分，换而言之，中国文化在大学英语课堂上被打入了“冷宫”，很少引起大家的重视。这种文化教学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必然导致跨文化交际的不平等和“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出现，【2】阻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总之，我国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在教学过程中文化输入意识薄弱；重视英美等“精英文化”，摒弃多元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忽视母语文化；学生无法用英语这一国际语言表达母语文化等。【3】
众所周知，任何交际都不是单向进行的，而应该在交际双方循环往复。跨文化交际亦是如此。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不仅需要我们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同时也需要我们具备丰富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将本土文化用英语恰当表述的能力。不难想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如果只有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而缺乏适量的中国本土文化教学，长此以往，大学生势必会形成崇洋的思想，导致自我身份意识模糊，民族自豪感降低。因此，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懂些西方文化，而且也要懂得本民族文化，二者并重”。【4】古今中外外语界泰斗无不是在外语和本国语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浸泡下成长起来的。我国的钱钟书、傅雷、许国璋、梁实秋等无一不是从小熟读诗歌散文，具有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然后习得外文，最后成就一番事业。他们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应该有机结合起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我们学习外语，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不可或缺的部分。【5】因此，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教师应该加强中国文化成分，培养学生有效地使用英语传播我国优秀文化的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国际竞争与合作愈发频繁。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间的碰撞、摩擦也是无法避免的。由于各民族历史、经济发展、社会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交流逐渐演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化这种形态进行的新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严重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6】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必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高校作为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场所，必须充分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就大学英语教学而言，文化安全建设要求广大英语教师在进行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只是一味的强调西方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必要性。总之，大学英语课堂应该加强中国文化教学。
二、大学英语课堂中国文化教学的原则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本土文化教学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文化平等原则、实用性原则和循序渐进的原则。
1、文化平等原则。大学英语文化教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西方文化输入和中国本土文化教学。我们强调加强本土文化教学但不等于否认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也不是说母语文化优于目的语文化。我们应该明确，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它只是不同社会的产物，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信仰、法律，及该民族人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师应该激励学生以宽容、辩证的态度对待中西方文化差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既要避免崇洋思想的产生也不能“为中国文化独尊”。只有坚持文化平等的原则，才能消除教学中的文化歧视，促进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为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2、实用性原则。大学英语中的文化教学与专门的文化教学不同。专门的文化教学其内容更为广泛，涉及面更广；而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本土文化教学也应该始终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此外，教学中导入的文化内容应该与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日常交际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同时也要考虑学生将来所从事的职业性质等因素。【7】只有让学生真切感受到所学内容实用、可用，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3、循序渐进的原则。文化的积累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因此，进行中国文化教学绝不能操之过急。过量的文化输入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倦感，难以吸收，从而影响学习兴趣。因此，文化教学应该与语言知识的学习相结合，相辅相成，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师应该根据学习者的具体情况，适时、适宜的进行中国文化教学。
三、中国文化教学方法
1、对比法。在文化教学中应该提倡对比的学习方法。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让学生体会文化差异，形成文化意识，增强跨文化交际的的文化敏感性。对比的方法效果很明显，因为异同的反差能有效加深学生记忆并提高理解能力，教师应努力激活教材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及时点拨学生领会文化异同现象。【8】通过文化对比，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促进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以《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二版）第一册Unit One为例。该单元涉及到西方节日：万圣节（Halloween）。教师可以
采用对比的方法，将中国的“鬼节”与之联系，进行对比教学。在介绍完万圣节的相关习俗后，鼓励大家集思广益，回忆“鬼节”的传统习俗，鼓励学生尽量用英语进行表达，遇到困难时，教师给予一定的帮助。随后，教师将“鬼城”——丰都介绍给大家。通过这样的教学，极大的丰富了学生的母语文化知识：既了解了传统节日，又对旅游景点有了大致的了解。
2、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相结合。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仅靠课堂上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教师应该积极鼓励学生开辟第二课堂，充分发挥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断提高母语文化素养。信息时代的到来，给大学生提供了众多获取知识的渠道。教师可以以所学教材内容为基准，以专题的形式，鼓励学生课后搜集资料，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呈现出来。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可以增强学生的多媒体操作技能；既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能力，也可以促进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
3、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中国本土文化教学应该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日常饮食、名胜古迹、风俗习惯、传统节日等都应该是教学的重点。假期结束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把自己的旅游经历与大家分享；可以安排duty report，鼓励学生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与母语文化相关的知识及时介绍给大家。当然，教师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专题讲座等。
结束语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应该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文化安全的重要性，积极提升文化素养；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是实施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广大英语教师应该重视自身文化修养的提高，不断丰富中国文化底蕴，提升专业水平，更新教学理念，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楷模。只有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促进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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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Hofstede国家文化理论；科技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技创新是企业占据市场、持久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国家提高经济实力，参与国家竞争的重要标志。如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而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淀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1]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持久性，会通过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规则制度等多个方面对科技创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传统文化为切入点，通过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分析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双重影响，从而为促进我国科技创新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建议。
1、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
在针对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差异的研究中，荷兰学者H· G ·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70年代，Hofstede通过对IBM公司11.6万名员工进行文化价值观调查，归纳出文化差异的四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主义/女性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Hofstede将Michael·H·Bond针对中国的研究融入自己的文化差异研究，总结出第五个维度：长期倾向/短期倾向。具体而言，五个文化维度如下：
（1）权利距离：指一个组织或机构中权力的不平等分配程度。权力距离通过组织中权力较小的成员的价值观表现。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环境中，组织成员对权力的差异持认可态度，对权威的极大尊敬，称号、身份及地位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反之，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则提倡组织内成员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充分交流。[2]
（2）不确定性避免：指一个社会考虑自己利益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模棱两可的环境威胁时，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的程度。[3]在高不确定性避免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较低，性格外向活泼，同时呈现出焦虑、忙碌和不安，为此，需构建各种社会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相反，低不确定性避免社会中的人则显得更加冷静、随遇而安，他们能够包容各种未知情形和不确定性事件，但也比较抗拒规则的束缚，追求多样性和自由的生活。
（3）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人们强调群体关系及对团体的忠诚，个人的身份以群体成员关系为基础，群体保护个人来换取个人对群体的忠诚。个人主义是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4）男性主义/女性主义：Hofstede基于社会性别的分工将文化分为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男性主义社会中，社会性别分工明确，男性负责追求事业、地位及物质财富，而女性则守护家庭、养育子女。相反，女性主义社会中，主导价值观是关心他人、重视生活质量，强调谦逊和关注生活环境，地位和物质不作为成功的标志。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没有显著差别。[4]
（5）长期倾向/短期倾向：即一个民族的长远观念或短期观念。Michael H·Bond将这个新发现的文化维度命名为“儒家精神动力”，特指儒家思想在东方文化中产生的影响。具备长期倾向的社会倡导坚韧和节俭精神，以动态的观点考虑事物发展，注重长远利益；短期倾向则更关注眼前利益，保证个人或组织的稳定性，以静态的观点看待周围环境，特别强调对过去传统的尊崇。
2、基于五个维度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在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中，列举了74个国家五项指标的得分并进行排名。其中，中国文化的五项指标数值为：权力距离80分，个人主义20分，男性主义66分，不确定性回避30分，长期倾向118分。[5]下面根据这五项分数所呈现的特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科技创新产生的影响作用。
（1）权力距离
中国文化的权力距离得分为80，在74个国家中排名12，属于高权力距离文化类型。这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统治不可分离，中国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威统治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结束。自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作为封建等级统治的主导思想，儒家倡导等级森严的礼教制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社会关系都表现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特征。这种权威统治和遵从心态至今仍然深入人心，中国人普遍接受等级的差异。而科学倡导自由探索、为真理献身、敢于质疑的精神。学术研究上，论资排辈，遵从权威，一些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学者无法充分发挥创造能力。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权威特征抑制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思想，也不利于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
（2）不确定性避免
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避免得分为3，总排名68，有较高的不确定性避免反应。儒家文化一直倡导中庸之道，安分守己、明哲保身，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对不确定性包容性较低。儒家强调人们严格遵守秩序，以维护君主政权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的观念使人们固步自封，丧失个性，追求稳定保守的生存状态。而科技创新需要的是善于质疑、打破常规、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熊彼特认为科技进步是“非连续的范式转移”，即“创新性毁灭过程”，是对以往认知、观念的颠覆再造。显然，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保守观念，使得他们在面对实际问题时，缺乏主动求知求变的动力，习惯用以往固定的思维模式进行处理，科技创新的意识也被逐渐弱化，明显抑制了科技创新思维的发展。
（3）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中国文化的个人主义得分为20，在74个国家中排名56，属于高度集体主义文化类型。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个体对群体的服从与归属，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重整体、轻局部、重和谐、轻竞争。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当今学科发展纵向化和交叉化，科学研究已经不能单靠某一个研究者就能有所创新，必须依靠大量信息的交换和团队的合作。1901年到1972年间28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三分之一是与他人合作而获奖，可见，科技创新是需要协作的。[6]另一方面，过于强调集体主义，为维护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会挫伤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而中国的集体主义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度，注重“关系取向”和 “身份取向”，强调维护人际关系网的稳定。[7]这种对关系的重视会导致小集体主义，使个人过于依赖团体的社会资源而缺乏创新拼搏的热情，不利于整个社会创新意识的普及和推广。
（4）男性主义/女性主义
中国文化的男性主义得分为 66，在74个国家中排名13，具有明显的男性主义特征。“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一直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现在倡导男女平等，女性更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事实上社会中男性和女性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女性在各行各业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仍大大低于男性。[8]而且，市场经济制度下，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更加物质化、功利化，权力和财富是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志。而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推崇学习知识的目的是步入仕途，治理国家，政治色彩浓厚，这种对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重视符合男性主义的特征。
科技创新的过程漫长艰辛，会面临各种挫折和困难，因此需要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国自古倡导“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积极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体现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促使学者在科研攻关中不畏挫折，不动摇、不放弃，直至实现目标。另外，男性主义倡导的理性思维也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从而做到权责清晰，保证科研团队的创新活动的有序开展。
（5）长期倾向/短期倾向
中国文化的长期倾向得分为118，在39个国家中位列第一，是典型的长期倾向文化类型。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勤俭节约、持之以恒的美德，坚持以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发展，人们熟知的典故“滴水穿石”、“愚公移山”表明中国人重视恒心和毅力。而且，中国传统教育注重知识的积累，所谓“不积畦步，无以致千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都说明中国人对待学习持有踏实、勤奋、坚忍不拔的精神。科技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经历了长期的量变积累最终到达质变，创新就是一种质变，新思想、新发现的产生是以过去的学习积累为基础，因此传统文化这种长期规划的特点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知识储备，使科学研究更具务实性和规划性，有助于中国学者在创新过程中坚持不懈、克服困难、持之以恒。
结论
在Hofstede的国家文化模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五个文化维度中表现出明显特征：高权力距离似的年轻学者遵从权威，阻碍公平竞争机制的构建；高度的不确定避免，使得研究者思维僵化，墨守成规，这两种特征对科技创新都会产生抑制作用。高度集体主义特征会对科技创新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男性主义特征体现出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能帮助研究者克服困难，并建设合理有序的创新制度；长期倾向注重研究的积累和总结，能为科技创新提供质变的基础，这两种文化特征都会科技进步和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项目资助：2007年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江西省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软科学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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