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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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在金融市场开放导致银行体系稳定性下降的过程中，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中，克鲁格曼教授认为，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而泡沫经济的破灭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1.全面提高职员的专业素质。根据导致金融投资操作风险的因素，来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操作风险多数是人为因素所致，所以要培养员工的专业技能，作为投资主体的投资者必须具备相当高的专业素养。要对已就职的员工定期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工作素质，减少在工作中的失误，确保员工严于律己，增强责任感，增强员工的金融风险意识，从而更好地对金融投资操作风险进行管理。通过培训还可以倡导员工爱岗敬业，团结友爱，员工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做到员工之间和睦相处，相互促进，尽量降低发生操作风险的可能性。金融机构也要培养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谐的工作氛围，加强宣传金融投资风险管理的力度，逐渐增强员工风险管理的观念和意识，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2.改革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内部管理的不合理性是导致操作风险的因素之一，所以要想减小操作风险，需要改革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为了提高金融投资机构操作速率，金融投资机构需要具体分配各部门相关职责，做到各负其责，并根据各自的特点制定出详细的监管条例及相应的惩罚制度，进而规范操作行为，有利于减小金融投资过程中的操作风险。金融机构不但要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确保风险管理工作的健康稳定发展。还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不仅要将规避风险的事前工作做好，当风险出现时，也要及时有制定好的应急预案。通过健全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了对金融操作的管理，做到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减少了操作风险出现的可能性。
3.建立标准和规范的操作流程。金融投资的整个过程都有可能存在操作风险，为了降低操作风险发生的几率，需要建立标准规范化的操作流程。金融投资机构的各个部门都应该建立标准规范的操作流程，使其深入到每一项投资决策。为了尽量减小投资风险，投资管理部门应当制定严密的投资计划，使投资决策的做到标准化、规范化。确保严格控制金融投资人员的操作手法，降低内部操作风险发生的几率，进而降低其对金融投资产生的危害。
4.制定风险管理的目标并做好风险评估。为了减小金融操作风险的几率，有效应对市场风险，职工可依据金融机构的特点为风险管理确立一个目标及范畴，并制定一些短期的具体目标，以保证风险管理的工作可以稳定有序的发展。例如，建立一个损失事件的详细报告制度，针对操作风险，采取连续的检测并定期报告的方式，可以有效的检测出操作风险管理的需要，持续的检测可以为分析操作风险提供可参考数据，分析并研究单独的损失事件、操作风险的过程及资源的分配，由此来可以确定特定损失的原因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出关键的风险因素。因此，参投人员在投资操作过程中可有针对性的评估风险，分析损失事件产生的概率，找出潜在的操作风险，找出重要风险。
二、结语
摘要：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包括管理体制、管理技术及管理理念等内容,其关键是建立内控机制和建立内部风险预警系统。由于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也面临较单一业务金融机构更大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当,就会出现风险集中和风险传递。不但危及金融控股公司本身,还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机。所以必须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金融混业经营的组织模式,在经营管理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其结构与经营也比一般金融机构复杂,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也比一般金融机构要大,发生风险后化解的难度与成本也比一般金融机构要大。同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巨大规模和对经济的巨大影响,一旦金融控股公司发生问题,必将引起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波动。
一、导论
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是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内容,有效的内部控制也是金融机构自身管理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对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社会声誉,以及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来说,内部控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研究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对完善我国现有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不仅如此,还可以为潜在的控股公司或者集团建立内部控制系统提供一些思路。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风险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一般性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母公司,控制着众多的专业化金融子公司,与一般金融机构相比,它所引发的风险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资本金重复计算、系统性风险和内部控制风险三个方面。
1.资本金重复计算
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金的重复计算有两种情况:一是母公司拨付子公司资本金。这样,一笔从集团外注入的资本金在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同时反映,造成资本金的重复计算。如果子公司又用该笔资本金在集团内继续投资,则该笔资本将被多次计算;二是子公司之间相互持有股份,造成股权结构混乱及资本金多次计算。由于只有来自集团外部的资本金才能抵补集团的整体风险,因此,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同一笔资本金被用来抵御多家公司的风险,显然是不适当的。
2.系统性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涉及多种金融领域的金融混合体,其所引发的风险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而在系统内逐渐聚集,并迅速蔓延开来。金融控股公司所追求的协同效应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控股公司风险聚集的可能性:金融控股公司为集团建立的统一信息平台、统一客户服务中心、统一销售渠道,虽然降低了整体运营成本,但是,子公司存在的风险也可能借此通道向母公司不断聚集,在一个机构内发生的失误和可能发生的危机或破产,其危害和影响原本仅限于自身的业务范围或行业范围,但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下,就会向母公司集中风险并蔓延危害。同时,金融控股公司在总体经营上倾向于建立统一的发展战略和业务规划,一旦决策失误,就会影响到全部子公司,错误迅速覆盖整个系统。
3.内部控制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风险主要表现在其经营和组织方面难于被监察和控制,金融控股公司的内控风险有诸多方面,但与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最为密切的风险是内部交易。
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使得集团内各子公司的经营状况相互影响,这就增大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交易和利益冲突的风险。由于金融集团内部复杂的控股关系和资金往来,彼此关系紧密,相互往来交易势所难免,其种类主要有:交叉持股、集团内公司间之相互交易行为、集团内公司自同属集团内公司取得保证、贷款或其他担保承诺、集团成员间之资产买卖行为、以再保险的方式所为之风险转移、集团成员间就第三人关系风险之转移交易等。这类交易常伴随风险的传递与聚集,最终形成集团的整体经营风险,危及集团的经营安全与稳健运行。
(二)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性风险
在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当前所面临的风险不尽止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金融风险,还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制度性金融风险,这些特殊性风险大多是政府、企业和银行延续旧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的产物,是旧体制下金融抑制所产生的风险的延伸,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风险承担主体不明确
任何有效的风险管理都应该是以风险承担主体明确,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合理分配为根本前提。在欧美发达的银行制度下,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明确地承担起银行在其全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所有风险,并以银行的全部资本金作为承担风险的最终责任界限。董事会因此负责制定有关风险管理的重大政策,并在银行内部建立起有效的风险内控体系。
然而,在中国目前现行的金融体制下,许多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最终主体和边界并不明确。在现行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并没有有效地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商业化程度并不高,政策性业务和行政干预仍很多,这都使得银行的最高管理层(董事会)没有也不能最终承担起全部金融风险的责任。
2.内控体制不健全
在现代的金融风险管理中,完善的内控体制是金融机构得以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内部制度保障。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8年提出的《银行机构内控指引》,完善的现代银行内控体制应该以运作合法、有效和信息畅通为目标,涵盖银行的管理和控制文化、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控制活动和责任分离、信息和交流以及监控和缺陷修正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中国的银行内控体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相对于国际上对现代银行内控体制的要求,中国银行内控体制还显得相当落后,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风险管理的组织制度上。由银行董事会及其高级经理直接领导的,以独立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与各个业务部门紧密联系的风险内部管理系统是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组织保障,但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明显缺乏这种有效运作机制和组织制度的保障。
3.管理工具缺乏
在欧美先进国家的金融市场体系中,管理风险的工具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不断创新。相比之下,由于中国金融体系建立较晚,现行的金融市场还不能向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足够的风险管理工具,市场工具的匮乏是中国金融风险管理落后的重要表现之一。衍生金融产品市场是目前西方金融体系中向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的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具有直接对冲风险的性质,被认为是管理市场风险最有效的市场工具,使得金融体系能更加有效地在风险承担能力不同的金融主体之间配置风险。
目前,除了一些地方性的商品期货交易所,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衍生金融产品的缺乏不仅是金融体系不完整的表现,也是风险管理市场工具匮乏的表现,它明显地制约了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现代化的进程。
三、中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分阶段逐步建设和完善的过程。
(一)明确风险管理的目标定位
金融机构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必须通过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适时地调整自身机制,防范和化解风险,其中,准确地目标定位是风险管理有效运转的关键和前提,笔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目标应当定位于:
(1)发挥金融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防范、控制和化解控股公司及所属金融子公司所面临的各类金融风险,保证控股公司及其所属金融子公司的各项业务经营活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符合监管部门的各项要求,符合公司制定的各项经营政策和规章制度,有效推动所属金融子公司各项业务健康、有序地发展。
(2)提高控股公司及所属金融子公司经营管理状况的透明度,保证对内对外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及时性,为公司管理层提供有效的决策信息。
(3)实现在风险—收益均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价值的最大化。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系统的运作必须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的整个业务流程中,通过建立风险的识别、评估与预警机制、风险的转移和补偿机制,使得公司运营在风险环境中实现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三者之间的均衡与协同。
(二)树立金融控股公司统一的风险管理理念
1.平衡风险和收益,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
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同样并不是要消除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因素、风险来源,而是在于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是通过合理的安排和实施一系列的决策、管理、操作政策和程序,保证在风险—收益平衡下实现整个集团价值的最大化,同时避免和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保证子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2.全面、全员、全过程的风险管理意识
为了有效地识别、防范和控制风险,金融机构一般都设有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专司风险控制之职。但是,风险控制又决不单单仅是风险控制部门的事情,每个岗位、每个人在做每项业务时都要考虑风险因素,一定是要在风险能够控制的情况下才去操作和经营业务。
3.风险管理独立和透明
独立和透明是一套好的风险管理体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条件。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的独立性主要在三个方面:即风险管理职责的独立性、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以及对风险管理进行监督评估职责的独立性。独立运作的风险管理部门意味着高度权威性,尽可能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以保持其客观性和公正性。
(三)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
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建立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层面的风险管理体制,明确各风险管理相关部门的职责。金融控股公司应成立隶属于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并在同事会领导下指挥控股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分工如下:控股公司董事会:是控股公司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层,确定控股公司整体的风险与回报要求;控股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定整个集团的风险管理目标、制定控股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监控重大风险,审批子公司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政策、程序、方法等;控股公司风险管理部:负责落实控股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政策,指导子公司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指导子公司建立适当的风险管理方法和程序;规划控股公司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对主要风险进行监控;对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进行管理。
第二层级:各子公司建立风险管理委员、建立风险管理部门,集中、全面的管理子公司的风险;实行业务经营、风险管理和设计监督三项主要职能相互分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
子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子公司层面风险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控股公司统一风险管理政策下,规划子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制定子公司的风险管理政策、制度、流程,审批资本分配和风险限额。
子公司风险管理部:子公司风险管理的执行机构,受自公司董事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全面管理子公司各类风险:根据集团战略拟定子公司风险管理政策、制度、流程及标准;对子公司日常的各类风险进行动态的测量和监督,并及时向集团风险管理部门和子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提出针对风险来源的具体控制办法;建立子公司有效的事后补救机制;管理分支机构的风险管理工作和人员。
第三层级:子公司内部建立垂直的风险管理架构。各子公司分支机构也应建立风险管理部门,由子公司直接管理并委派风险主管。子公司业务部门的风险经理以及下属分支机构的风险主管虽然是集团风险管理系统组织架构的基层单位,但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中,他们具有相当自主的、对各部门及分支机构业务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管理的权力,其职责主要有:督促子公司业务部门或分支机构正确实施风险管理战略、政策和措施;向子公司风险管理分部提供精确、及时的风险信息等。
参考文献:
[1]王文宇,控股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孔特和莱文在研究金融结构时，采用了“两分法”角度，将150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成了两个组织模式：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和市场主导型，通过比较两者金融结构组织模式，分析不同的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两分法”分别从规模角度、行为角度、效率角度分析金融结构与金融市场关系，相对于戈德史密斯和麦金农的指标，孔特和莱文的指标体系更丰富，也更接近实际，因此也被学者广泛使用。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王广谦(2002)、刘仁伍(2002)、孙伍琴(2003)、李健(2004)等人先后用不同指标考察了我国的金融结构的现状和发展。其中，王广谦(2002)指出，金融结构分析极为重要，并分析了多种不同的开放式指标系统，还将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进行层次分析：第一层次是货币性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保障类金融资产各自占社会金融总资产的比值；第二层次是在第一层次基础上分析各自内部的比率，如货币性金融资产其内部结构便是分析货币结构；第三层次是在上层基础上依次细分，如证券类金融资产根据期限细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此外，在前三个层次分析基础上还可细分为第四层次、第五层次的分析指标[19]；刘仁伍(2002)对金融结构拓展后建立了金融结构健全性量化评估方法，根据特性各异的金融结构建立了一套由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在内的，用来衡量金融结构健全程度的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FSI，FinancialStructureSoundnessIndex)；孙伍琴(2003)认为宏观金融效率应由融资、配置和投资回报三方面来衡量，她还根据金融结构功能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构建了金融结构指标体系[26]；李健(2004)认为金融结构是多层次的有机整体，因此研究时也要多层面、立体化地整体研究，这就需要把定量和定性结合起来。她在考察了金融各业的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分别设置了相应指标，对中国的金融结构进行了现实具体研究，将中国金融结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
2指标选取与实证检验
根据国内外文献，国家金融化和金融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指标主要有两个：金融深度指标(M2/GDP)和金融相关比率(FIR)。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三方面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结构发展，研究时期为1996～2012年。
2.1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FIR)
根据金融相关率一般定义和简化计算步骤，其分子为各类金融资产余额之和，分母为GDP。即FIR=全部金融资产总量/GDP，金融资产总量包括广义货币(M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有价证券余额(SE)和保费收入(INS)，GDP用支出法计算。这个指标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2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EF)
我国的金融结构属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证券资产化程度不高，国内主要的大银行也是国有，因此国有企业获取外部融资具有廉价性，而信息不对称的民营企业容易出现外部融资困难。因此笔者认为Levine和King(1993)提出的PRIV指标，即非国有经济主体获得银行贷款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的效率具有一定合理性。该指标越大，表明国内金融机构对私人部门的贷款规模越大，金融发展效率越高。计算习惯上采取约数办法，即非国有经济贷款=各项贷款-(工业贷款+商业贷款+中长期贷款)，以此作为直观判断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支持情况。
2.3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SE)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结构的最大变化是直接融资比例迅速提高，体现在证券、债券等直接融资比例方面。因此，对于金融发展的结构完善程度，选择将债券余额、股票市值以及保费收入之和与金融总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
2.险投资发展指标(AVC)
本文将风险投资项目平均资本总额AVC作为衡量风险投资发展衡量指标。考虑到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因素较多，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以固定趋势影响。为考察我国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以及金融发展是否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本文拟用两类指标组(其中FIR、SE、FS衡量我国金融发展，AVC衡量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建立时间序列，并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为消除因为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有必要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FIR、LSE、LEF和LAVC。它们的差分序列分别记作DLFIR、DLSE、DLEF和DLAVC。2.4.1单位根检验本文选用的指标多属于非平稳变量，因此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分别检验了两类变量及它们的差分序列：如表1所示，四个变量的原序列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各在10%显著性水平上平稳，说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记为LFIR~I(1)、LSE~I(1)、DLEF~I(1)和LAVC~I(1)，可能存在协整关系。2.4.2协整检验Johansen(1988)提出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可以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以上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显示，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均与风险投资发展指标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按照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估计出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为：LAVC=8.236LFIR-0.001LSE-2.418LEF-9.09R-squared=0.6657DW=0.540从表2可知，三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在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协整。其AR特征根的倒数绝对值(图1)小于1，说明模型是稳定的，即金融发展各个指标均与风险投资发展指标存在长期均衡正相关关系。但是协整关系仅仅说明在单项因果关系存在，无法确定方向，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中国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2.4.3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用于经济变量间相关、因果及政策时滞等研究。根据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金融发展各指标与风险投资指标长期存在均衡关系。对于它们的因果关系，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赤池信息准则(AIC)，选择滞后3期为最优，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LEF和LAVC的因果关系没有得到证据支持；LFIR和LAVC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金融规模的扩张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LSE、LEF和LAVC检验结果，显示它们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风险投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影响，反之，风险投资对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指标也缺乏实证检验的支持；LFIR和LEF检验结果说明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理，LSE是引起LEF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有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而LSE是引起LFIR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金融结构的变化能对金融规模的扩张产生影响。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分别用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FIR、结构指标SE和效率指标EF考察我国金融在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的三方面。通过协整检验，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结构比率SE和金融效率比率与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表明，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职业金融家投资新兴的、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或行业的权益资本，本身是一种金融创新，与一国金融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其联系是全方面的，包括金融发展规模、结构调整和效率的高低。从协整关系式得出，长期中，我国风险投资与金融发展规模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与金融发展的结构、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对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真正起促进作用的是金融发展规模。若我国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分别增长1%，则风险投资平均项目资本额就对应提高8.236%，减少0.001%和2.418%。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LAVC和LFIR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大量国家金融规模扩张和风险投资发展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在中国也适用。一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面临金融环境、资本运行机制和相关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是金融体系殊的部分，其资本运作无不体现金融的一般特征，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运行机制。金融规模的扩张，为风险资本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促进了流通产权市场、资本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充。离开金融规模扩张作为风险投资发展的推动，风险资本就无法发挥作用。而风险投资发展的滞后，也使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难题缺少一个有效解决机制，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和增添经济活力作用是一般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这在当前经济危机导致的出口萎缩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下更为明显。企业经济效益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为我国金融发展规模扩大提供了基础。再者，LSE、LEF分别和LAVC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方面并没有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产生实质影响，风险投资对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促进效用也缺乏实证支持。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运作方式，客观上要求整个金融体制不断突破和创新，因此经济货币化水平、投资者结构、金融工具多样性和合理的竞价机制、资本市场的多层次，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风险及管理能力、金融体制创新机制等都是评价一国风险投资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对于风险投资行业来说，一个合理的金融支持环境，不仅仅是通过在规模上的扩张，更是通过金融效率提高和金融结构优化体现出来。我国在金融效率和结构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发展。
4结语
关键词：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一、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1.我国文化产业整体实力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
第一，我国文化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无法与文化产业强国进行竞争。从各国文化产业实际情况来看，各个文化产业强国都有着独有的文化特点，这些独有的文化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文化产业的发展。由于我国缺乏独有的文化产业优势，往往盲目地去跟随、模仿一些国外的文化产业形式，这样一来更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失去方向，无法形成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第二，我国文化产业没有形成规模，普遍以中小企业的形式存在，企业管理不规范，企业综合实力较弱，无法与文化产业强国的一些大型企业进行竞争。据统计，全球电影产业市场90%的份额已经被美国排名前五家的电影企业所垄断。德国出版业的龙头企业贝塔斯的年利润已经达到了20亿欧元，这是我国出版企业目前根本无法的目标。
第三，我国文化产业中配套企业实力薄弱，在技术创新和经营模式等方面与国外有一定差距，很多时候过于依赖国外，致使我国文化产业只能跟随其他国家的步伐前进，不能在一定基础上进行突破，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号召力，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2.金融行业在支持文化产业方面缺乏动力和经验
我国金融行业在支持文化产业方面缺乏动力和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我国金融行业在支持文化产业方面缺乏必要的条件。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是社会效益的实现，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拨款以及相关单位资金的投入。而金融行业的发展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两者的发展目标大相径庭，其作为经营货币的市场主体，对于难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文化机构缺乏支持的动力。
第二，我国文化产业的经营规模不能对金融机构的经营需求进行满足。同样的运营成本，有规模、效益高的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更能吸引金融机构为其提供服务，而我国文化企业在规模和效益上都不具有竞争优势，不能吸引金融机构为其进行投资。
第三，我国文化业与金融业合作较少，这样就难以引起金融业对其支持的积极性。目前，我国一些文化事业单位进行了转制，衍生出了一些文化骨干企业，其日常经营管理离不开财政支持，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与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方式有一定差别，从而在日常运营思想方面忽略了与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使得金融机构缺乏对文化产业支持的积极性。
3.文化产业具有一定风险
第一，文化产业的核心资产是无形资产，而不是企业实际拥有的具有实际形态的资产。文化产业主要是通过创意创新来影响、吸引、号召受众，从而产生利润，而受众具有不确定性。
第二，对于文化产业无形资产在实际价值评估上有一定难度。由于文化产业无法在产品投入市场之前进行准确评估，只能在投入市场之后根据市场效果的反馈进行无形资产的评估确认。因此，文化企业在创立初期无法评判其价值。
第三，资金投入的多少无法决定文化创意能力的高低。虽然增加资金投入会改善文化产业环境，但提高创意质量的根本并不在此。很多项目的资金投入并不大但效果理想，得到了一致的好评，而一些投资金额大的项目却不被市场所认可。2012年6月由浙江河姆渡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制作发行的动画片《戚继光英雄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动画片虽然投资巨大，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市场所认可。
二、对于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一些建议
1.推动高风险金融工具来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金融工具种类繁多，其中风险意识和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当属高风险金融工具。我国文化产业的实际情况比较适合引入高风险偏好资金来推动其发展，这样也比较符合高风险好资金追求高效益的根本目标。所以，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公司应在产业基金和风险投资规模上进行扩大加强，在原有的金融工具基础上进行创新。在准许基金份额上市的基础上，加强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在市场整体指数中将交易额与价格波动刨除在外。不仅要对高风险资金投资文化产业的需求进行满足，还要使资本市场稳步运转。
2.通过财政资金资产转变为金融手段的方式加强文化产业融资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产业也在不断发展，政府可以与企业签订协议，以承担公共服务义务为前提，将一部分文化资产通过租赁等方式转变为经营性资产，减少财政压力，通过企业经营方式使这部分文化产业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力，使财政投入成为提高文化产业融资能力的有利工具。
3.完善无形资产评估体系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应当重视文化无形资产处置问题，金融业应对文化产业无形资产评估交易体系进行完善，通过深入调查和市场反馈，对文化产业无形资产价值进行合理评估，对于无形资产抵押在融资中所遇到的困难要积极研究措施解决，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针对我国文化无形资产的需要，已经成立了无形资产交易所，虽然其对文化产业起了主导作用，而无法对金融行业起主导作用，因此，金融业与文化产业在文化无形资产评估交易上达成共识还需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定措施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建琪，曾昭晖.关于歌华率先发展文化金融服务业的问题初探[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4）.
[关键词] 江苏省;熵值法;县域金融效率;测度预评价
[中图分类号] F640 [文献标识码] A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Financial Efficiency at County Level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Entropy Evaluation Method
JIANG Zhiqiang， LIU Chang
Abstract： Taking savings mobilization rate， savings investment conversion rate and investment rate as major index， the study measures and assesses the financial efficiency of 48coun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in 2012. It i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financial efficiency has big differences in the counties with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efficiency degrees of counties in the southern， central and northern Jiangsu areas decline successively. Jiangsu should step up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strengthen competitive financial markets and improve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at county level. Counties in the northern Jiangsu are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emerging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They should lower financial market access threshold in some countries and loosen the regulation over county-level financial markets to some extent. In addition， they should start with improving the micro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judicial and credit environments in ways that offer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the financial growth at county level.
Key words： Jiangsu province， entropy method， county-level financial efficiency，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一、引言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统筹城乡发展、化解“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和重点。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地，县域金融效率作为衡量县域金融体系运行与金融资源配置水平的重要指标已经成为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纵观现有文献，对县域金融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的界定、测度以及影响因素等问题的分析。在县域金融效率内涵界定方面，方五一和蔡淑琴[1]（2006）在分别对基于金融资源观（白钦先等，2001）、福利经济学（王振山等，2001）、制度经济学（李建军等，2003）以及金融要素功能（杨德勇等，1998）等四个视角的金融效率内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县域金融效率进行了定义，认为县域金融效率不仅应该具有金融效率的共性特征，同时应该具有县域经济的个体特征。进一步将县域金融效率分为县域金融功能效率、县域金融市场效率、县域金融管理效率三个层面。在对县域金融效率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部分学者使用DEA法、指标体系法以及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县域金融效率进行了具体测算。尹奥等[2]（2013）使用山东省2007―2011年县域数据，运用DEA法对山东省县域金融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山东省县域金融效率整体水平较低，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胡冰[3]（2013）则对青海省县域金融效率进行了研究，研究后认为青海省县域金融主体严重缺位且效率极低，其中贷款发放环节效率低是制约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机构运营效率的主要原因，并且尚未形成稳定的资本形成路径;岳金鹏[4]（2012）建立指标评价体系，使用因子分析法对安徽省县域金融效率进行了测度，进而分析了县域金融效率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黎翠梅等[5]（2012）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对我国县域农村金融效率进行了动态分析。在对县域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黄绪江[6]（2012）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探讨了金融供给与政策、中介以及市场等外部环境对县域金融效率的影响，进而提出改进的建议。
通过对已有县域金融效率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县域金融效率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县域金融效率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对江苏省县域金融效率进行了测度与评价。除引言外，本文其它内容主要包括：首先根据数据的系统性，全面性，可比性以及可获得性原则构建县域金融效率指标评价体系;其次在介绍熵值赋权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指标体系与熵值赋权法所计算的权重对江苏省2012年48个县域的金融效率进行综合评价;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建议。
二、县域金融效率测度评价指标体系与熵值法
（一）县域金融效率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县域金融效率指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衡量。参照方五一等[1]（2006）、黎翠梅等[5]（2012）以及周国富等[8]（2008）等学者金融效率指标评价体系，本文主要从宏观层面选择县域金融效率评价指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具体包括储蓄动员率，储蓄投资转化率以及投资投向率三个一级指标，储蓄率、人均储蓄额、储蓄投资转化率以及存贷比等七个二级指标。如下表1所示：
表1 县域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二）熵值法原理
众所周知，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较多，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客观赋权法与主观赋权法两类。熵值赋权法作为客观赋权法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它能够反映出指标信息熵的效用价值。利用熵值赋权法所测算出来的权重值比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7]。
在信息论中，熵被用来度量变量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表示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也越大。因此，熵值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的效用价值。
假定评价对象样本为m个，n个评价指标。多指标评价矩阵为：X=（Xij）mn，其中Xij表示第i个样本中第j项指标的数值。首先使用公式fij=Xij /■Xij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归一化处理）;其次，计算第j项指标信息熵值e与信息效用值d， ej=-k■fijLnfij，其中k=1/lnm，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dj=1-ej;再次，确定第j项指标的权重wj=dj/■dj;最后，根据熵值赋权法所确定的权重对评价对象进行评价。
三、江苏省县域金融效率具体测度与评价
（一）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2013》的统计，截至2012年底，江苏省共有48个县（包括县级市，不含市辖区）。本文以该48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并整理48个县域的GDP、GDP增量、居民储蓄额、年末金融机构存款总额、贷款总额、人口数以及资本形成总额等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县域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本文使用县域固定资产投资额代替。GDP增量由县域第一产业GDP增量、第二产业GDP增量以及第三产业GDP增量相加之和得到。
（二）指标信息值与权重
根据收集整理的2012年江苏省48个县域相关指标数据，利用熵值赋权法原理，确定储蓄率、人均储蓄额、投资储蓄转化率等七个指标的信息熵，进而确定七个县域金融效率指标各自的权重。具体结果如下表2所示：
表2 2012年江苏县域金融效率评价体系权重
数据来源：根据计算所得
（三）测度与评价结果
根据表2中所确定的指标权重，分别计算江苏省48个县域金融效率的综合得分，如下表3所示：
表3 2012年江苏县域金融效率评价综合得分
数据来源：根据计算所得
在表3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江苏48个县域中，昆山市金融效率综合评分达到0.72，居全省第一。综合得分在0.5以上的县域共有4个，占比为8.3%。综合得分在0.3以上的县域为8个，占比为16.6%。综合得分在0.2以上的县域为31.3%。综合得分在0.2以下的县域占比为68.7%。整体来看，江苏省县域金融效率较低;（2）江苏县域金融效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别，苏南，苏中到苏北县域金融效率依次降低，并且差距较大。（3）个别县域与县域金融效率之间差距特别巨大，昆山市与泗洪县金融效率差距为0.6377。这些现象均值得关注。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后发现：江苏省县域金融效率特别是苏北地区县域金融效率整体较低，苏北地区县域金融效率综合得分在0.15分，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苏南地区县域金融效率较高，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以及江阴市的综合评分均达到0.50分以上，其中昆山市高达0.72分，居全省之首。
如何提高苏北与苏中地区县域金融效率以及缩小县域金融效率之间的差距？本文认为主要可以从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健全完善竞争性县域金融市场以及改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解决问题。首先，县域金融效率的提高最终依赖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会促进县域金融效率的提高。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苏北县域地区应该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使本区域经济上一个新台阶，进而促进县域金融发展，提高县域金融效率;其次，在健全完善竞争性县域金融市场方面，适当放宽某些县域金融市场准入门槛，适度放松对县域金融市场的监管，形成竞争性县域金融市场，促进县域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县域金融效率;最后，在改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方面，金融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主要可以从优化宏观经济环境、行政环境、司法环境以及信用环境等方面着手，着力加强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县域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
[参 考 文 献]
[1]方五一，蔡淑琴.县域金融效率的内涵及其指标体系――县域金融效率问题研究系列之一[J].商业研究，2006（14）：10-15
[2]尹奥，等.县域金融效率空间差异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征信，2013（9）：75-80
[3]胡冰.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评价――以青海省县域为例[J].西部金融，2013（8）：56-61
[4]岳金鹏.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中金融效率分析[D].安徽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2
[5]黎翠梅，曹建珍.中国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的动态分析与综合评价[J].农业技术经济，2012（3）：4-12
[6]黄绪江.机制障碍与环境约束：中部县域金融效率问题研究[J].武汉金融，2012（6）：69-70
自2010年任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以来，唐忠民深入推进吉林农信创新转型与改革发展，积极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和服务民生的金融支撑作用，在加快自身科学发展的同时为全省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唐忠民认真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和监管政策要求，加强与地方党政的沟通协调，与各市（州）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深度融合地方经济，突出打造普惠金融、农业产业化金融、县域金融、城镇化金融、生态金融和全民创业金融“六个金融”，大力支持“三农”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
倾心金融服务社会民生。唐忠民倡导普惠制金融，推进城乡基本金融服务均等化。潜心打造“民生工程”，深耕农村金融市场，研发百余种金融产品。强化科技支撑，增强服务功能，面向千家万户开展普惠型服务。大力开展“三帮扶”活动，在全省60个村建立帮扶联系点，通过信贷支持、传授致富技术、引进致富项目、培养大学生村官、培养致富带头人，助推农民共同富裕。
积极推进改革和转型创新。唐忠民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自我发展组建与“富帮穷”并购模式相结合，农商行组建工作扎实推进，系统内农商行总数达到9家。扎实推进省联社去行政化改革，着力打造科技、融资、清算、培训、信息和法律咨询“六大服务平台”，增强中后台支撑功能。加快科技信息系统建设，加强业务支撑能力和金融科技服务水平。推进县级行社流程银行建设，配齐“三长”，完善法人治理，强化营销总部、经营管理总部的功能，推进贷款集中远程审批等业务管理模式创新，初步实现流程化、专业化管理。撤销市（州）办事处，设立区域稽核中心，增强了风险管理职能。
县域是我国政治经济系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层次。自古至今，县域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最基本的单元。在当今社会，县域经济既处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具有联络城乡、总揽农村经济全局的重要基础地位。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区域经济、块状经济，是以县域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县域具有农村范围大、农民数量多、以农业生产获得收入为主要渠道来维持民生的特点。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但是，我们同时需要认识到，县域经济并不仅仅是农村经济。县域经济属于行政区域经济范畴。正确认识县域经济内涵，突破农村经济意识，才能把握县域经济发展规律。县域经济是“民生经济”、“草根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其内生力量推动的。另外，壮大县域经济需要一整套区域统筹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促进体制改革、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思维。要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必须以县域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而加快大中城市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以县域经济的发展作为其坚强后盾。
二、安徽省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
安徽是农业大省，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省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近年来，安徽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并表现出较强的抗跌性，已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亮点。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安徽省县域经济仍然是全省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仍存在总量不足、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优和企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不论是发展的总量还是质量，都有待提升。具体表现在：
（一）县域经济总量不足
安徽省71.2%的人口在县域，县域国土面积占全省80%以上，但2010年县域生产总值占全省的47.77%,安徽省县域GDP不到全省的一半，明显低于周边省份县域经济占全省的份额，与县域人口、国土面积比重很不相称。而东部地区的浙江、山东分别达到65%、80%,中部地区的河南、江西和湖南也分别达到69.1%、57.3%和66.2%.安徽省县域平均GDP为69.5亿元，全省过百亿元的县仅8个。而2008年湖南、河南分别有8个、25个县。安徽省县域GDP平均规模分别比河南、湖北、山东、江苏低41.2亿元、3.9亿元、83.4亿元、198.8亿元。
（二）县域间发展差距较为明显
县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较为突出。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安徽县域经济实证分析与发展研究》分析，安徽省2008年县域综合梯度值大于1的是11个县（市），在0到1之间的是11个县（市），在-1到0之间是27个县（市），小于-1的是12个县（市）。其中，第一、二梯度是经济最发达地区；第三梯度是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处于全省中上发展水平，经济活动和发展潜力较强；第四梯度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三、四类县39个，占总县域数2/3.从总量看，2010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排名前10位县（市）的合计值分别为后10位的11.3倍、7.9倍和7倍，占全部县域的42.2%、40%和37.4%;从速度看，工业增幅高低相差59.7个百分点；投资增幅最高为2.5倍，最低为下降5.3%;财政收入增幅最高为89.5%,最低为下降2.9%;从人均水平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的县只有最高县的42.2%,农民人均现金收入最低的县为最高县的30.9%.
（三）县域经济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2010年县域第一产业的比重较全省高10.63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则分别低4.43和6.2个百分点。县域经济中仍存在一产过高、二产脆弱、三产滞后现象，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综合竞争力不强，缺乏支撑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腿长，工业腿短”的格局未得到有效改变，经济增长仍然以粗放型为主。县域农业经营效率低、效益差、特点不突出。县域工业虽然企业众多，门类齐全，但同样存在产业链条短、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经济效益差和名牌产品少的问题，环境污染也较严重。服务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总量不足、比重偏低、内部结构不合理、发展层次低。第三产业中运输、仓储、邮电业和批零贸易餐饮业等传统行业比重过高，且缺少大型骨干龙头企业，整体实力不强；旅游、房地产、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新兴行业发展不足，远未成为服务业的支柱产业和重要增长点。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将严重制约县域工农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城镇化水平不高
2010年，安徽省城镇化率为40.5%,比全国低5.2个百分点，低于中部地区的湖南（42.2%）、湖北（45.2%）、江西（41.4%）、山西（45.1%）等省。由于城镇化率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二者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达到共同发展。然而由于安徽省城镇化水平较低，使人口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受阻，进而对提高人口素质、增强城市功能、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协调城乡发展等都会带来不利影响，论文格式将削弱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性。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安徽省县域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机遇、重要战略发展平台等空间巨大的重要发展机遇期，有针对性地解决好薄弱环节，提高安徽省县域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性，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
三、安徽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全面推行扩权强县政策
全面推行强县扩权政策，使其能集中更多的资源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调动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并依法对行政许可事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赋予县市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决策权。
（二）建设长效金融生态环境
1.进一步完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机制。扩大县支行自主经营权，发挥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信贷服务功能，拓展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功能，增强对县域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
2.抢抓目前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有利机遇，建立政、银、企沟通协调机制，搭建银企合作平台，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对接。采取银政合作、政府协调、银企对接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建设一个长效的融资环境。
3.政府注资、出资建立覆盖全省县域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信贷风险补偿体系，简化手续，降低担保费率，降低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
4.多方配合联动，共同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大力实施信用工程，增强全社会信用意识，为金融支持营造一个坚固的信用环境；党政部门、政法部门要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维护金融债权，协调司法部门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强化对违约失信的查处力度，为金融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建立有效的扶持机制，促进县域金融业加快发展。
5.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积极扶持十强县做大做强企业。
（三）加速与长三角经济融合
充分利用安徽省的区位优势，促进县域经济融入城市体系，实现市、县、镇联动发展。与东部接壤的沿边县市，特别是省内十强县域，可以充分利用地缘优势，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借助长三角经济实力雄厚和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产业、高素质人才聚集的平台，紧紧抓住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换代的良好机遇，主动承接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加速与长三角经济的融合。
（四）大力发展城镇经济促进产业集聚
小城镇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把培育县域中心城镇作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切入点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扶持、体制创新、市场运作，使中心镇成为具有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小城市。同时，坚持将中心镇作为县市域总体规划的战略节点，实行县城、中心镇一体规划，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创新发展壮大特色经济，促进产业集聚和升级。第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以农村中心镇为主题，有计划、按步骤、有选择地建设一批小城镇，重点投入、重点发展；第二，积极引导，政策配套。将小城镇作为产业聚集地，引导加工制造和农业产业化项目向小城镇集中，根据城镇自身所处的位置和特点，发展一批特色乡镇，如工业主导型、商贸推动型、旅游开发型、边界贸易型等。以产业支撑小城镇发展，做到小城镇与县域经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并辅之以户籍管理、土地使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民向小城镇流动，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
（五）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县域经济从“行政板块”向“经济板块”转化，促进要素的流动与共享，实现效益的公平与合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产业政策指导，对十强县以外的县域要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在交通、通信、能源、环保、流通、旅游、农业、林业、水利和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方面，投资重点要向其倾斜，适当降低其重点项目的县级配套资金比例，鼓励和引导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向此区域流动。加速构建省会城市圈、皖江城市带和沿淮城市群建设，做大做强龙头和极点，充分发挥圈带辐射带动作用，加大对此区域发展的支持力度，帮助其培育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解决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大力扶持小企业健康成长
1.在规模做大上下功夫。通过重组、兼并、联合等多种方式，培育一批骨干和龙头企业；
2.在结构优上下功夫。应加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力度，在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等优势企业的同时，狠抓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高的名牌产品，带动整个产品结构升级，不断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3.在所有制改活上下功夫。一方面要放宽政策，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参与公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以资产重组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对中小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工业发展的活力；4.结合镇（乡）工业功能区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建设，采用由政府财政投资为主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集中建造一批标准化厂房，通过厂房低价租赁及提供各种优质配套服务，对小企业实施孵化培育，促使其快速健康成长。这样既可以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缩短创业周期，降低初创成本，又可使小企业与区域内大企业大集团开展配套协作生产，促进产业链的形成，从而进一步做大块状经济“蛋糕”.
（七）加快农产品加工转化
采取立足地方特色和资源集中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要把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作为县域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合理布局，产品基地建设要按气候资源条件、按区域、流域连片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