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4:4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石化职称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城市园林有害生物问题分析对策
生态园林主要是指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所建设的园林绿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乔木、灌木、草本、藤本植物构成的群落，种群间相互协调，有复合的层次和相宜的季相色彩，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能各得其所，充分利用阳光、空气、土地、养分、水分等，构成一个和谐有序、稳定的群落，它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最高层次的体现，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城市园林绿化工作者一定要高度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证城市环境质量。
一、城市园林中有害生物的现状
号称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在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地每天都有新的疫点发生，其蔓延之势已覆盖了我国5亿多亩森林。危害100多种植物的美国白蛾在辽宁、山东、河北、天津等地并未“扑灭”，而且新疫点频频出现，现对北京已成包围之势，正在敲响北京的大门。国槐的蛀干害虫锈色粒肩天牛，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一直以河南、山东南部为根据地，局部为害国槐、栾树，九十年代中期向东、西、北三个方向出击，成为蛀干害虫的优势种，如今已成为北京市树“国槐”新的重要蛀虫。从未过长江的北方蛀虫臭椿沟眶象，在本世纪初，跟随寄主千头椿大举入侵上海市，形成严重危害。日本松干蚧是一种毁灭性害虫，遍及华东各省，如今又向东北扩散，吉林省1994年首次发现受其侵害，至2002年发生面积已达27万亩，成灾面积13.5万亩，4万亩松林在虫口下濒死或枯死。杉树、柏树的重要蛀干害虫双条杉天牛向北已蔓延到沈阳，大有向东北扩散之势。光肩星天牛的危害面积已达50万公顷。青杨虎天牛在黑龙江哈尔滨周边地区再度暴发成灾。蔗扁蛾是我国新发现的一种鳞翅目钻蛀性害虫，危害香蕉、甘蔗等经济作物，防治难度较大，如今已遍及华东、华中、华北、西南、东北等各地城市园林，危害植物达22科之多，除巴西木、发财树、绿萝、一品红、棕竹、鹅掌柴外，全国各地尤其是城市园林许多木本、草本花卉被其侵害。杨树烂皮病1999年春在东北全部及华北、内蒙古部分地区流行，被害致死柳、杨等绿化树木近15万株。松枯梢病在山西、陕西、辽宁大发生，大连沿海地区的大片黑松患病死亡。银杏大蚕蛾仅在陕西就发生2万公顷，东亚飞蝗在西北、华北再度暴发成灾。2003年春，长春市因冻害死亡杨、柳树2万余株，由冻害引发病害，严重染病的树木3万多株。原产南美的水葫芦，学名凤眼莲，作为畜禽饲料、观赏和净化水质的植物被引入并推广种植，后逸为野生，以极快的无性繁殖，形成单一的优势群落。在云南已成“喧客夺主”的心腹之患，占据了滇池10平方公里的水域，破坏当地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堵塞交通，给渔业和旅游业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生物间生态平衡。
二、当前城市绿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2.1绿化格局的调整改变了原有有害生物的结构
园林植物是城市建筑物、道路之间互相联系并使之成为一体的纽带。国外园林风格不断传入我国，植物配置和种植方式更加多变，如疏林草地、规则绿化等，打破了我国传统园林格局。园林植物种类、数量以及绿化面积大幅度增加，改变了城市中原有有害生物的种类、结构和危害。如今，蛀干害虫、“五小害虫”（蚜、螨、蚧、粉虱、蓟马）和生态性植干病害成为城市园林植物的主要病虫害。
2.2绿化植物的不合理配置为病虫害的发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害虫与寄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协同进化关系，可以说植物一栽下去就决定了病虫害的发生程度，不合理的种植结构是病虫害严重发生的源头。
2.3园林植物检疫环节薄弱，外来病虫猖獗
随着国际间植物交流的频繁，侵入型害虫不断传入我国，而我们当地天敌尚不能马上跟踪适应，这些自然控制因素的丧失使侵入型害虫比我国本地害虫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严重危害100余种花卉植物的毁灭性食叶害虫美洲斑潜蝇和前面提到的蔗扁蛾就是近年从国外传入的，并在短短两年时间就遍及我国22个省区。
2.4城市生态恶化为病虫害的发生开启了方便之门
城市环境是由人工建造起来的特殊生态系统，地上部分往往是空气污染严重、光照条件不佳、人为破坏频发；地下部分往往是土壤坚实、透气性差、土质低劣、缺肥少水、生长空间狭窄，这些直接导致了有害生物的大发生。当某种生态因子达到灾变程度，养护管理又长期相当不力时，生态平衡将被打破，园林植物病虫害就暴发成灾，发展成为自然生物灾害。
2.5气候异常促使城市园林病虫害大发生
在城市恶劣的生态环境下，园林植物生长势极弱，这时气候方面的因素则变成决定性影响因子。1999年柳树烂皮病大发生，国家林业局专家组确定为灾变性气候引起。2003年春长春大量树木死亡也是由灾变性气候引起。
三、防治的对策：
3.1加强抗性植物品种的选育及应用
植物材料的选择应以植物区系分布规律为理论基础，以乡土树种为重点，以适应城市生态环境，如抗干旱，耗水少，耐瘠薄和土实，抗污染，抗冻害，抗病虫，耐粗放管理等7个方面为树种选择的首要标准。
3.2加强养护管理，减少有害生物的发生
加强养护管理就是人为地调整适合目的植物生长，而不适合有害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使目的植物能健康、茁壮地生长，有害生物很难侵入，也不能大量繁殖，对目的植物构成威胁。从根本上解决植物衰退病这一难题。
3.3从规划设计着手，控制有害生物的发生
从尊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出发进行园林规划设计，遵循生物共生、循环、竞争的原则，以乔木为主，实行乔、灌、藤、花、草多种植物合理混配的林荫型绿化，造成一个和谐、有序、稳定的园林植物群落，形成一个多品种、多层次、互促共存、遮阴效果好的复层种植结构。北方冬季景观随季节的更替而发生变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大可不必一味追求完美的绿色，去与自然规律进行无谓的抗争。
3.4应用最新科研成果，保护环境，使有害生物的控制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农民素质， 应对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农民市民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城市化的实质和必然结果。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势在必行的。加大城市化建设的力度，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也是当下各个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主要是指农民、城市农民工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市民权)的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在中国，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其相应的社会权利。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是指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是在社会文化和角色内涵层面上的农民市民化。
在我国很多地区在各方面因素的推动下，已经实现了狭义层次上的农民市民化，即在城市有居住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但是由于农民内在因素的影响，广义上的农民市民化的实现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阻碍。
一、现状分析
盐城市城南新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据调查显示，自2001年盐城市开始乡镇规划调整，土地被征用，建设城南新区，许多农民房屋被拆迁，并由政府统一安置，同时安置房也办理了土地证、房产证。在这些地区初步实现了狭义的农民市民化。此外，找“十五”期间人口制度改革的脚步也明显加快，该市取消了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登记制度，统一使用居民登记制度，使得进城务工人员住房、就业、子女的教育等条件均得到了改善，社会保障也得到逐步解决，此外，在2010年9月，该市还出台了盐城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并逐步实施，不断完善教育体制，平衡教育资源。
由于传统观念上对于农村户口的歧视，很多农民对于摆脱农村户口，脱离土地变为城市人口起初也是十分欣喜，但是入住之后，很多问题就显现出来。与小区原有住户以及社区物业的矛盾日益激化，同时对于新的环境无法很好的融入给他们本身也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在XX小区调查的过程中就发现，脱离了原有的劳动资料，一时间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无法在短期内适应城市的工作。很多居民对自家房屋进行改造，民用房改做商业用途，将车库改装出租，在楼顶搭建阳光房。将一楼的院子改为门面房，开小饭店、水果店甚至是熏烧店。这些行为造成了排污、大气污染等问题，影响了整个社区的居住环境以及社会管理秩序，也给其他居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影响。
二、问题分析
从农民自身来看，由于中国长期积累的小农意识的影响，使他们很难适应城市有组织的生活。大家只是脱离了原有的土地，从身份和权力上转变为市民，然而在社会角色上依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转变，很多原有的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严重制约了。 观念上还存在只顾自身利益，市民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不能以市民的标准来要求自身，生活习惯上仍固守一些陈规陋习。由于农村的教育体制相对落后，也导致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对于新事物的接受适应能力相对较差，无形中也影响到就业、人际等多方面。此外，对于刚刚进入城市的他们还无法摆脱阶层意识的束缚，有一定程度的自卑，难以主动积极地适应到城市生活之中。作为影响市民化进程的内因，在外因阻碍日益减小的今天，自身素质的相对较低已经成了影响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另一方面障碍来自城市居民。相对于进城农民，城市居民有一种先天性的优越感。对于进城农民这一个庞大的外来群体，有着一种排斥心理，缺乏包容心，喜欢给他们贴标签，故意排斥或远离他们。使矛盾激化发展，导致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更鲜有人主动去关心帮助他们。
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思想上的城乡对立。城市市民对于农民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进城的农民缺少一种包容心或者认为他们好欺负。很多人把失业、犯罪率、城市环境质量、交通问题这些本身就存在的问题也全部归咎于进城农民。当然，不可置否大规模的农民市民化对城市的环境、治安、交通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但是走农民市民化的道路是我国发展的必经之路，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
三、解决方法：
农民要市民化就必然要先融入市民之中，这是不可或缺的一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要经过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缓慢的进城之中，既需要农民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市民等多方面的帮助。
加强法制意识传播，要提高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素质，必须要加强法制意识的传播。加强进城农民的法制意识，不但有利于执法人员的执法，也有利于农民维护自身权益。定期开展法制宣传活动，相关部门需要出台一套有效的政策体系，为未来铺路。此外还要加强立法，让农民市民化应通过立法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
端正态度，发扬主人翁精神。身为城市居民要有主人翁精神，帮住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要理解他们，而不是嘲笑或者厌恶，要端正自身态度。对于一些可避免的冲突要尽量避免，有错误的地方可以指出。
充分发挥加强传媒效应，多方位宣传。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传媒主要通过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社会暗示及教育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所以有学者将大众传媒机构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 大众传媒权力是一种无形的权力, 也是一种柔性的权力, 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推动着人类教育的发展, 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 于潜移默化中达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有效控制, 从而成为现代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新士人”；士而入仕；政治观；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181－005
“新士人”是指在明末清初这一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在清朝初年入仕清廷，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清朝统治者的第一批士人群体。他们入仕于清廷政府，成为“一批本质上有别于遗民士人的新士人”［1］，是开启清初盛世气象的“有清一代”典型。在明末清初充满国仇族恨的社会氛围下，由明入清的士人的政治处境比较尴尬，因此他们或不问世事、安贫守节，或屈于形势与异族统治者妥协周旋。“新士人”却没有一身事二主的顾虑，出仕行仁且较少受到舆论非议，在为清廷服务的同时始终能保持平和自然、荣辱不惊的心境。
一、 出仕而行仁——“新士人”群体形成的
政治背景及其特点
如果将清朝初期的士人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明末清初的遗民群落，曾活跃于明朝政治文化领域，受明朝知遇之恩并对其怀有深厚感情，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二是叛节“贰臣”，一身而仕两朝，既未做到对前朝尽忠，又为新朝所猜忌，因此为世人所诟病，在忠清与复明的两难中徘徊，以钱谦益等为代表；三是国朝“新士人”群体，是清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文人，以南施北宋等“燕台七子”为代表，他们反映了文人事功心态的回归；四是“盛世文人”，出生于清初时期的清朝宠儿，已融入清初盛世气象，代表了甚至是推动了清朝政治文化新风貌的确立，以王士禛、沈德潜为代表。
“新士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于前明万历、天启年间，青少年之际遭逢鼎革，然后在清初通过科举而入仕” ［1］。从政治地位上来讲，他们一般处于统治阶级中层，虽未能入主中枢内阁，但却是为政一方的大吏，对地方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完全不同于明末遗民，也不同于叛节文人，他们有着积极的事功心，没有赎罪的包袱，在他们身上，儒家积极入仕的理想重新抬头。“新士人”群体的出现标志着清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建立根基，满族统治者与汉族文人间的磨合初见成效，清朝的存在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可以说，“新士人”是应运而生的，是清初政治稳定的体现，也是清朝盛世气象的先兆。“新士人”的逐渐成长反映了反清复明理念的渐渐淡化，同时又开启了清朝盛世文人政治观念、文学思想的先声，其承前启后作用应当为研究者们所重视。如果我们忽略了“新士人”这一群体的存在意义，那么从明末至清初这一阶段的文学审美、文学评论观念的转变将失去了衔接。
（一）平和中允的政治价值观
“新士人”与遗民年龄相差无几，大致生于17世纪20年代前后，如遗民代表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吴嘉纪（1618-1684）、方以智（1611-1671）、钱澄之（1612-1693）、归庄（1613-1673）、侯方域（1618-1654），与“燕台七子”中的施闰章（1618-1683）、宋琬（1614-1673）、严沆（1617-1678）、丁澎（1622-1686）等年龄相仿。二者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是个体所处的政治环境、教育背景及个人遭际不同造成的，正如《明清易代后诗歌思想的继续发展》一文所言：“这是一代充满矛盾的士人。他们之不同于遗民士人，是因为他们虽生前明，但年纪尚小，使他们对前明并无甚深之眷念。他们又不同于纯粹由清廷培养出来的国朝诗人，因为他们毕竟生于前明，又身历易代，对前明还有一种内心深处的认同。”［1］
“新士人”体现出的“矛盾”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相较于遗民士人和叛节“贰臣”，“新士人”们的政治抉择较为自由，不用背负前朝恩宠的包袱，也无需承受道德谴责，在两朝更替之际，“新士人”才能保持平和中允的心态，在作品里歌颂抗清义士的坚贞不屈，在生活上与遗民们融洽相处，同时又身处统治阶级阵营，对新朝一统气象进行讴歌。需要指出的是，“新士人”对前明的认同仅仅是对前明文化的认同，歌颂的不是义士们反清复明的行动，而是其执着的精神、高尚的节操。这种“认同”是对社会多种意识形态的包容和并蓄，客观上促使了两朝的更替更加迅速和浑融，在本质上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主张保持了一致。如《清史稿》记载汤斌曾向顺治请旨：“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受到了冯铨、金之俊的弹劾，然而顺治却“特召至南苑慰谕之”。这件事典型地表现了清朝皇帝的态度。因此身世清白的“新士人”在政治上更为自由，他们与遗民们交往密切，与清朝盛世文人也相处和谐，就像承接明末清初文化的一座桥梁，既逐渐淡化了遗民们凄怨悲壮的哀鸿之音，同时又开启了盛世文人壮怀逸飞的盛世情怀。以清初循吏施闰章为例，其《学余堂集》中有大量歌颂前明义士的文学作品，如歌颂抗清义士方虎邻的《方虎邻传》、纪念前明大司马李邦华的《重建永丰陆侯祠堂记》，这些题材的作品甚至被收录进《四库全书》，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默许和认可。此外，施闰章的授业恩师为著名遗民沈寿民，施闰章与名噪一时的遗民方以智关系密切，与明末第一遗民邢孟贞相知相交，然而这一切并不影响他的政治立场，施闰章自始至终都是清朝统治的忠实拥护者，并最终入祀于名宦祠中，得到清政府的肯定和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