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5:0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传播学硕士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1研究背景
2012年,我在美国观看电影《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它的画面冲击我的眼球,它的语音改变我的心灵,使我对新媒体有进一步的感触。在影片中有这样的场景:主人公被送到荒郊野岭进行生死决斗,整个山头的天空都被卫星智能网络覆盖,智能网络像俯瞰世界的天眼,将主人公的一举一动都传输给观看直播的全国观众,而在千里之外,举办这场残忍游戏的统治者可以通过远程遥控,控制主人公周围的一切环境。以网络计算机、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也一如《饥饿游戏》中的天眼一样看穿世界,又如空气般包裹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它的出现和普及改变了人类社会,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更带来了社会结构和文明格局的调整。新媒体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使其成为专家学者热门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挑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旧有理论,在修正旧理论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观点,甚至改变了传播学研究的生态环境。在众多的研究领域中,笔者最关心的是新媒体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宏观影响。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研究的正是这一领域,认为媒介之于人类社会的关系,一如水之于鱼的关系?。因而本文借助媒介环境学先驱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并结合其他后来者的观点,对新媒体展幵了研究。
根据互联网世界统计机构(Internet World Stats )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6月全球网民的数量已经超过24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34.3%。在中国,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权威数据称,2012年中国网民的数量已达5.64亿,其中手机网民数是4.2亿。此外,雅虎新闻网报道,截止2012年12月,美国第一大社交网络脸书(Facebook)的活跃用户是10亿6千万。
再看我们周围那些随身携带个人电脑、iPad、iPhone等电子产品的亿万普通民众,因为这些电子产品,我们的社交方式、谈话方式、消费方式、商业模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科技改变了人类。科技也带来媒体的变革,伊尼斯认为,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新文明的产生[1]'2。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给人类带来光明之时,也存在它的阴暗面,推及新媒体也如此。各路学者专家对新媒体有大加褒扬的,有严厉批评的,也有谨慎观望的。比如,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之一保罗?莱文森对技术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人不仅有意识地用技术改造环境,而且用技术生成和传播知识。”,“由于技术这个中介,宇宙的前途越来越掌握在人的头脑之中。” [2]19。也有些学者死死地盯住技术的阴暗面,如尼尔?波斯曼在其媒介批评的三部曲之一《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认为,在技术垄断阶段,抵御信息泛滥的多重堤坝和阐口土崩瓦解,世界就难以驾驳、难以把握了,技术垄断使得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终沦为集权主义的技术统治[3]。
1.2文献综述
近年来,研究新媒体的文章相当之多,在CNKI数据库上键入关键词:“新媒体”,其显示的搜索结果为4913篇。这些论文研究非常广泛,涉及新媒体的历史、性质、功能、意义等内容,然而,其传播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问题,却鲜有人研究,我们能找到的相关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篇。
北京印刷学院宋丽敏在其硕士论文《网络媒介的时空偏向》中指出:网络媒介本身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趋于平衡,不仅适合信息在纵向时间里的存储利用;而且适合信息在横向空间中的资源共享。然而,由于国内网络媒介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受众对网络的使用总体上还处于尝试适应的过程中,网络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现象,即传播过程中空间偏向比时间偏向更加突显。网络传播时空偏向的不平衡现象,导致了受众时空观念的新变化[5]。%反,华中科技大学的韩亚在其硕士论文《关系传播:WEB2.0时代的传播偏向》则断言:“新媒体的时间和空间偏向是彼此消解的。我们也可以说网络媒体中并不真正存在时空偏向,更谈不上更加侧重时间或空间。”[6]。雷启立认为,由于新媒介的发展,空间大到无远弗届,时间快到转瞬即逝。而太快的时间使它背后具有的现代意义受到严重的改变,作者认为太快的时间让受众成为“知道分子、而不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 [7]。以上的论述谈及了网络的传播偏向,对它的时空偏向以及相互关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虽然各有各的说辞,但是这些不愧是有益的尝试。
杨腾飞在2012年第20期的《中国报业》中发表的《电子书的传播偏向——以亚马逊电子书Kindle为例》一文中,认为“网络化的电子书即轻便易携带,又同时具有可长期保存的特点,仅从电子书的表面特征来观察,它是一种趋于平衡的理想媒介” [8]。来向武、赵战花则认为,与纸介报纸相比,电子纸等电子显示器和阅读器这种新型的媒介形态,,由于接收的便捷性增强,实际上强化了其空间偏向性,而削弱了其时间偏向性[9]。前后两者谈及电子纸的传播偏向,对它的“空间偏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它具有很强的空间偏向性,但是在“时间偏向”上的观点却大相径庭。
上述观点表明,我国的学者已经开始注意新媒体的媒介偏向,并试图在小范围内着眼于某种新媒体来探讨它的传播偏向。学术文章主要谈及网络、微博、电子书的传播偏向,运用伊尼斯的“传播偏向”理论分析了互联网、电子书、微博等新媒体的媒介偏向问题,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对新媒体研究的新视角。但目前对新媒体的媒介偏向和传播偏向的研究还未有定论。此外,对于新媒体传播偏向带来的宏观上的社会变革及对未来的影响,上述文章并未做进一步的分析。有些观点甚至误解了伊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
第二章“传播偏向论”的发展轨迹
2.1缘起:伊尼斯与“传播偏向论”的提出
本文以电视广告中的青年形象为研究对象，试图得出电视广告对青年形象的再现情况及其影响。在这个研究目标的指向下，本文采取了理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进行文献分析总结硕士论文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收集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几千条电视广告片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
具体的收集方法包括：观看电视并对广告主要内容做记录；通过网络下载；通过广告专业杂志中的广告截图进行整理；对电视广告方面的书籍进行整理。通过以上四种收集手段，本文共收集改革开放至今的近2000条电视广告进行文本分析。
（二）理论前提
本文的理论前提，涉及大众传播学、消费主义理论以及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具体包括：再现理论、李普曼关于“两个世界”的理论、关于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特点的相关理论，消费者文化与心理的相关理论，以及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相关阐述，下面将对上述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再现理论认为，媒介内容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再现，但是这种再现与客观现实当中的绝对真实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媒介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映时是要受到政府、媒介组织、观众口味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媒介内容就与真实的世界形成了很大的差别。如果说“再现理论”侧重于传播者功能的话，李普曼提出的的“两个世界”则更多地从媒介功能的角度进行阐述，他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由于真正的环境总起来说太大、太复杂，变化得太快，难于直接去了解它。
因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身外世界是“不可触，不可知，不可思议的”，而只能通过媒介（报纸、电视、互联网等）的描述去把握它，于是就形成了人们脑中的“拟态环境”，也就是伪环境。青年心理特点的相关理论是本文应用到的第二类理论。与其它年龄段的人们相比，青年人具有特别的心理特点。生理上的成熟，内脏机能的迅速发展，促使青年形成了生机勃勃、精力充沛、具有生命力的心理特点。青年人情感丰富，表现为青年人易动感情，情绪情感比较强烈，遇事容易激动，同时存在多种情绪状态。青年人渴望摆脱束缚，要独立生活，有强烈的独立意识。青年人的这些心理特征，结合青年人社会经验较少的特点，造成青年人往往较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尤其是媒介内容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是与消费密切相关的电视广告，它是消费领域的一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消费领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消费者购买行为是人类社会中最具普遍性的一种行为方式。 消费和文化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且消费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当中就描述了消费如何成为当今社会的风尚。他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英雄，是楚汉之争中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他勇猛善战，显赫一时，在灭秦过程中建立了巨大的功绩。项羽一生充满了传奇性色彩，从巨鹿之战中勇冠诸侯到建立西楚，再到分封诸侯，楚汉之争兵败最终自刎鸟江，无论是对其功绩的推崇，还是对其失败的惋惜，他所创造的辉煌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经典素材。从史籍《史记》中项羽的原始形象，再到文学体裁唐宋诗歌、宋元戏曲和平话小说中的项羽形象，最后进入到现代传播视域中，项羽形象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羽的人物形象不断发生着变化，其形象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目前有关项羽这一人物形象的文学研究多集中于《史记》、戏曲、诗歌中的单一体裁中的研究，在已有的有关项羽人物形象的硕博士论文中，缺少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与考察，对于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缺乏从古到今的纵向梳理及其在网络传播中相关情况的分析。因此本文试图系统性地对项羽这一人物的文学书写加以梳理，结合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的背景特点及作家的个体差异性，探究项羽人物形象文学书写的演进规律及其魅力。总之，进一步完善对项羽的人物形象的研究，对以往研究的遗漏和不足之处进行补充，对已有的浅析问题进行深化，对其中对比鲜明的矛盾进行剖析，对于认识和把握项羽人物形象经久不衰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现状与趋势
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于项羽这一人物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在当代研究中，以1953一2016年3月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检索的论文为参考依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粗略统计，以项羽为题名的论文共有500多篇，主题为项羽的论文共有2400多篇，学界关于项羽这一人物形象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内容上比较丰富，呈现由点到面的趋势，纵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相关论文，对项羽的整体研究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学方面的研究
第一类从特定事件研究项羽形象。这一类的研究主要将项羽放在特定的环境和事件中研究项羽形象，从而在矛盾冲突中彰显出项羽的性格优劣。李张召的《从该下之围谈项羽》。从四面楚歌再到霸王别姬，最后溃围、斩将、自刎鸟江，展示了项羽的勇猛英姿，呈现出一位真英雄形象。连波《论鸿门宴上的项羽一一说霸王并不沽名与其他》是将项羽置于鸿门宴的背景、过程和结局中，深刻分析了项羽在其中所暴露的性格缺陷和决策失误，虽然项羽最终结局失败了，但是他是实至名归的一位不“沽名”的失意英雄。此外还有张华真、郝富安的《试论<鸿门宴>中项羽的形象特征》、徐李平的《试论<鸿门宴>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论文。
第二类是人物对比研究。这一类研究把项羽和其他《史记》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将“楚汉之争”对峙两方项羽和刘邦进行比较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胡一华、毕英春的《刘邦和项羽》、邓翠萍的《<史记>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李营的《<史记>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谈》、王联斌的《刘邦项羽武德人格比较》。除此之外，还有项羽与其他《史记》人物的比较研究，如罗鉴晨的《悲剧英雄陈胜与项羽的比较分析》等论文。
第三类是《史记》中人物写作的艺术手法研究。这一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通过司马迁在塑造项羽形象时所用的艺术手法和表现艺术，彰显出项羽人物形象的鲜活性。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林军的《烘云托月法的完美运用一一试述<鸿门宴>中项羽形象的刻画》、黄岩的((<史记·项羽本纪>中人物语言的特点》“、魏佳的《<史记>中项羽结局的描写艺术》、张兴彦的《<项羽本纪>的写作特色》、杨丁友的《司马迁的叙述特色与项羽形象》等论文。
(二)各类文学体裁中的项羽形象研究
这一类的作品主要考察某一体裁中项羽形象的发展演变情况，从而丰富了《史记》之外项羽形象的研究。任荣的《霸王戏演变考述》一文中将有关项羽的“霸王戏”的发生和演变共经历五个阶段，对其产生、发展、成熟、达到顶峰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叙述，并且指出明代《千金记》对于霸王戏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学界梳理了霸王戏演变的基本脉络。马宝记的《历代项羽诗颂及其精神意蕴》。系统论述了两千多年来文人墨客通过诗歌这种形式对项羽自刎鸟江表达的情感，使我们从历代诗人的诗作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项羽之死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复杂情感，以及这种情感所透露出来的不同价值观念。此外还有林怡的《论“霸王戏”的擅变》，将霸王戏发展的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的变化和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探析。张雅洁、马帅的《项羽题材在诗歌中的擅变》深刻剖析了进入唐代以后项羽这一文学题材的完整发展道路，论证了这一时期出现的项羽题材诗歌主要以“借古言志，渴望中兴”为感情基调进行创作与发展，对后世诗人评述项羽得失争论项羽是否该东渡鸟江的诗歌创作起到了开启性的作用，并影响了后世的创作观点。
(三)多学科交叉研究
从传播学、音乐、美学、社会历史学等交叉学科角度研究项羽形象论文有很多。美学方面的文章有赵伯飞、闰岚、郝府元、闰强的《由项羽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浅析艺术美》、薛从军的《论项羽的悲壮与崇高一<项羽本纪>的美学价值》、传播学方面有岳慧的《影视作品中的项羽形象及其意蕴浅析》、社会历史学方面有杨宁宁的《项羽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内涵阐释》、王艳丽的《从<史记>中项羽形象的建立论“文史结合”的完美》，音乐方面的有徐文正的《歌剧<楚霸王>的音乐及戏剧呈现》。
(四)国外同类人物比较研究
这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将项羽和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相似人物进行比较，从而在性格和悲剧性上探究出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周文婷的《从项羽与阿喀琉斯的英雄性格比较看<史记>的悲剧艺术》。)将中外两部著作从人物的性格上进行了深刻分析，使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最终得出他们的性格是造成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李秀的《英雄末路的悲哀一一科里奥兰纳斯与项羽之比较》将《史记》中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两个悲剧结局的人物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项羽和科里奥兰纳斯他们的结局是无奈的，但是英雄的精神却光辉动人。此外类似的中外人物比较还有田凡玉的《中西方英雄人物的悲剧人生一一霸王项羽与力士参孙的比较研究》、罗燕玲的《项羽与阿喀琉斯的异同分析》。这些研究都从内容和形式上极大丰富了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突破了对于项羽形象的研究集中于国内作品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近年来对项羽形象的研究者不断增多，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项羽形象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关注的重点。目前在已有的研究中没有将项羽形象从古代传播演变和现代传播串联起来考察，对其形象演变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王亚听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中项羽形象寻绎》则是以古代文学中的书写为主分析项羽形象。纵观几十年来项羽形象的研究现状，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不断有所创新，但是在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对项羽形象研究大多停留在史学研究，对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视野下的纵向研究不够充分。
第二，缺乏系统梳理项羽形象的论文，研究成果系统性有待加强。
第三，对电影电视剧和网络等现代传播方式下的项羽形象演变缺乏关注，缺少专门性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论文力图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探索项羽形象的演变规律，在研究思路上，试图分三个章节展开:
(一)历史叙事中的项羽形象生成与传播一以《史记》到《资治通鉴》项羽的原始形象为线索这一章节主要立足于史籍中的项羽形象，重点关注《史记》、《汉书》以及《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项羽的历史形象和特点，同时也梳理出不同朝代的史书对于项羽形象书写存在的差异性。
(二)项羽形象在古代文学视野下的纵向传播
本章的研究重点是探究项羽形象在文学视野下的传播和演变过程，分为“唐宋诗歌中的项羽形象”、“宋元戏曲舞台上的项羽形象”和“元明小说中项羽形象的精心描绘”三个小节。在第一节中重点探讨唐宋诗歌中项羽形象所蕴含的的文化意蕴，把握由历史叙事进入到文学叙事领域中项羽形象变化的特征。宋元戏曲舞台上的项羽形象则主要关注这一形象的负面化及其原因。最后一节中主要研究在平话及历史演义小说中项羽形象的塑造。
(三)现代传播方式下项羽形象的传播
探析在现代传播方式中项羽形象传播的新特点，包括以楚汉争雄为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网络游戏中的项羽形象，通过与历史演义小说《西汉演义》中项羽形象的对比，归纳出在新的传播媒介下项羽形象传播的新的内涵和趋势，理解当下对项羽形象的改编和传播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的积极意义。
纵观以上的研究思路，本文拟采用以下方法来展开研究:
(1)文本细读法。精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诗》《全元戏曲》《西汉演义》等文本，着重关注其中对项羽形象的描写并探究分析每部著作中对项羽形象的塑造特点。
(2)文献梳理法。项羽形象在《史记》产生后各个时代都有对项羽形象进行书写的文学作品，因此探究项羽形象的演变，搜集、梳理相关的文献资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在此基础上，掌握学界相关的研究动态及进展。
旅游资源评价主要是指学者关于高句丽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分析、旅游资源价值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的资源优势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韩杰在分析“通化—集安旅游区”旅游资源特征时，专门论述了该旅游区的人文资源的高句丽特色［1］。韩杰是较早对高句丽遗产进行旅游方面研究的学者，但其研究并非专门研究，只是把高句丽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同样，1997年李秀霞在其研究中论述集安市旅游资源特征时，第一点就特别指出高句丽文物古迹驰名中外［2］。2004年，高句丽历史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后，其品牌价值意义凸显，学者对其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多数是以世界遗产的角度进行的。刘贵富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为集安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源，作为具有广域旅游市场的国际级旅游地，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是其他旅游资源无法比拟的［3］。李亚丽、李悦峥在分析集安旅游资源特色中强调的前四点，全部是高句丽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4］。胡黎霞认为，集安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丰富的古迹遗存、独具特色的王城建筑和璀璨的高句丽王室贵族壁画墓几个方面［5］。艾嘉西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6］。王晓南认为，高句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高句丽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7］。陈玲玲、孙克勤指出，集安旅游资源从数量、类别和质量上都具有极佳的资源本底优势，其中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垄断性优势，申遗成功后又具备了极强的品牌优势［8］。朱尖等在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整体布局、功能分区研究中对高句丽世界遗产资源进行了专门分析［9，10］。此外，一些研究运用定量分析法对高句丽遗产资源进行了评价;齐兰兰在其硕士论文中运用层析分析法对集安市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洞沟古墓群旅游资源价值高、开发潜力大。丸都山城文物价值较高但基础差，开发潜力不佳［11］。朱尖同样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了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12］。从众学者的研究可得出结论:高句丽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尤其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有着极强的优势，不管是资源本身的价值，还是申遗之后的品牌价值，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2旅游开发利用研究
关于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较早开始研究的领域。笔者在文献整理时发现，早期的论文基本都是以开发作为专题研究的，虽不是专门针对高句丽遗产，但文章内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遗产的开发问题。韩杰在对“通化—集安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时，景区划分了集安副区，罗列了副区内的主要景点，设计了高句丽文物古迹游览线，并对旅游区开发程序及旅游区建设进行了研究［1］。李秀霞对集安旅游资源开发划分了洞沟高句丽古文化、朝鲜族风情游览区，并且强调开发应当突出高句丽历史文化古迹的特色，还要广泛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2］。王丽丽、崔庠提出高句丽文化遗存的科普旅游开发，指出古高句丽国文化遗存类科普旅游具有垄断性，应作为科普旅游开发的重点，指出应深入挖掘历史遗迹的文化内涵，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关注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规范的解说系统;适当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旅游项目，再现古高句丽族人的生活、生产场景，深化游客对高句丽文化的理解［13］。王丽丽、崔庠较全面系统地规划了高句丽科普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学，具有前瞻性。李亚丽、李悦峥研究强调发展集安旅游业要充分利用高句丽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具有高句丽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重现高句丽祭祀、出巡、狩猎、婚礼场面［4］。针对世界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陈绍辉、陈楠分析了集安旅游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旅游业发展要进行体制改革，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为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开发要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构建合理旅游网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并保护旅游资源［15］。王春艳研究了高句丽文化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省际合作问题，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地跨吉林与辽宁两省，两省旅游地地域相邻、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似，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构成了高句丽文化发展的完整画卷，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区域内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际合作潜力巨大［16］。陈玲玲等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遗产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遗产旅游的发展策略:确立旅游发展定位，加强城市品牌营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植旅游企业;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协同发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想法，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18］，又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提出了建议［10］。
3遗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保护是遗产能够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遗产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关遗产旅游的异化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如对遗产资源认识不清，遗产旅游的严重趋利化，盲目开发、错位开发，遗产旅游的功利主义盛行，遗产原真性的丧失与变异等。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遗产地的旅游业，弘扬和传承遗产资源，同时又能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目前业界极为关注的问题。2004年就在高句丽历史遗迹申遗成功之时，就有学者告诫:高句丽不容在开发中破坏。申遗说到底是为了使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获得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重视和保护［19］。刘贵富强调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存在游客剧增、承载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的问题和矛盾，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旅游的必然选择［3］。田大方等探讨了高句丽王城的保护策略，文章指出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此高句丽王城遗产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应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20］。张金胜认为，面对集安这样一个已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而论，历史保护是其城市总体规划的灵魂所在，是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健全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更新基础设施与宜人尺度、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协调方面对高句丽古遗址的历史保护提出具体建议［21］。耿铁华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就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而言，其保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物遗迹本身的保护，二是文物遗迹周围环境的保护［22］。张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23］。艾嘉西认为，保护高句丽遗产资源要完善政策，让遗产保护有具体可实施的法律政策依据;加强政府在保护上的投入力度，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来［15］。周博根据申遗成功后集安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所表现出来的互利关系，证实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即从系统全面的角度出发，在政府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开发;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区参与遗产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文化遗产［24］。于富业专门探讨了五女山城遗产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构建危机管理保障体系、建造高句丽历史文化珍藏馆、践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三个方面的保护对策［25］。李亚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对高句丽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26］。陈玲玲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综合评价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为例，对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还处于过渡阶段，并针对现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7］。此外，董峰［28］和韩福今［29］对高句丽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做了研究;陈同滨［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丽遗产规划的原则和保护的理念。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高句丽遗产旅游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总文献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专题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护问题。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献量较少，不能单独分类其研究成果。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指出长白山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备、内涵深远、特色独具，特别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资源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历史与旅游的一大特色，对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能促进长白山区旅游事业的发展［32］。吕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社区为个案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集安市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困境表现在:居民参与的人数少、居民参与的范围窄、居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底、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作者从社区发展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构想［33］。刘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广告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通过借鉴成功旅游城市案例，从政府、公众、媒体三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传播策略［34］。许伟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集安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丽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应加大宣传集安的旅游资源，极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具体应在政策、组织、体制创新、媒体宣传等方面给与保障，极力拓展旅游市场［35］。
5总结与展望
基金项目：本文章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0YJCZH057）和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2BAH69F01）共同支持。
【摘要】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采用符号传播的方法对这些信息进行解读，也成为了众多学科所倾向采用的新方法。引入“拟态环境”这一新闻学和传播学的重要理论，关注城市旅游形象传播研究中存在的多学科交融的现状，对近十年来国内外相关的旅游形象研究、拟态环境研究、符号传播学研究进行了详细的综述，从而为基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实现阐释城市拟态旅游环境构建主体的信息编码、传播过程奠定理论研究基础。
【关键词】拟态环境；符号传播；城市旅游形象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5.04.006
一、研究背景
（一）后现代主义下“消费文化”的兴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家所建立的消费社会学范式之一―“消费文化”从符号政治经济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对消费的性质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揭示了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的性质，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消费不再是工具性活动而是符号性活动，“消费文化”范式强调消费的符号意义、文化建构和感受过程，指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商品的符号价值。这意味着在某些消费场合下，消费者由于注视到商品所包含的符号意义，而作下购买的决策，这部分消费者并不是被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吸引的。
（二）旅游活动的符号化倾向日益明显
旅游活动作为消费活动中的重要部分，在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背景下讨论旅游活动的符号意义，也日渐成为各学界讨论的热点。对旅游地而言，旅游地就是符号，吸引力就是景物、标志和游客之间的关系，游客所消费的其实就是符号意义所建构起来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建构即旅游地形象。而对旅游者而言，他们从满足于表演性的“前台”体验到追问“后台”文化的深层文化内涵与符号价值与意义，有别于以前的“快餐式”旅游体验以及对旅游地文化认识的表象化，这与文化旅游的兴起是不谋而合的。
（三）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旅游符号传播提供了空间
借助于大众传媒的手段，社会能够完成旅游地形象和旅游吸引物的构建过程，从而使得旅游客体成为社会价值与理想的承载符号，随着互联网与旅游业的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得以自由地参与其中，成为大众传媒中重要的一支力量。旅游地政府或者经营者能够通过互联网迅速有效地传播信息，也就是制造符号，利用明信片、旅游性指南、导游手册中的图片或者文本来进行营销，从而进行了对旅游地形象的塑造和建构。
（四）信息时代旅游“拟态环境”与旅游现实之间的联系与割裂
“拟态环境”的提出，最早是为了批判大众媒介对现实环境的歪曲描述，导致受众认知与现实有较大出入的形象。可以说，“拟态环境”与传播是相伴相生，无法避免的。旅游业是信息依赖型行业，旅游地政府、企业甚至是中立组织离不开传播信息，它们会积极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外传播自己所收集或编码的信息，这些信息中则包含了传播者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取向，再加上传播形式导致的信息符号特性差异，最初从现实环境中抽象而出的信息传达给受众时，必然会出现偏差。
二、国内外城市旅游形象研究
（一）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1.旅游形象研究。西方旅游形象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主要涉及旅游形象的概念定义、塑造与传播、测量与评价等方面。1971 年美国学者John D. Hunt在其论文《旅游发展要素之一―旅游形象》中率先提出了旅游形象的概念，并使用“Image”一词来定义旅游形象，在其之后Gunn. C（1992）则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把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形成的旅游感知形象概括为原生形象和诱导形象。在这之后有更多学者开始展开对旅游形象构成要素的分析，如Lynch 、Fakeye和Crompton[1]等学者对旅游形象概念的丰富。Morsle（1999）进一步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2]。
而近年来，国外旅游形象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倾向，重视对旅游形象效应和旅游形象策划的研究，Ahmed（1991）建立了旅游者对犹他州形象的感知维度，从而来分析犹他州旅游形象定位的不足[3]，而有些研究者则关注了来自同一地区的旅游者对不同地区感知形象的差异。Seyhmus和Ken的研究发现（潜在）旅游者对不同的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着很大的区别[4]；John和Chenting建立了旅游目的地感知形象的自我调节综合行为模式[5]。这部分的研究构成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基础。
如果说以上研究注重从旅游地层面出发，探讨的是对旅游地形象的策划营销问题，那么近十年来，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学者所关注的是旅游者和旅游媒介以及旅游目的地形象的交互作用，如Samuel和Alastair（2005）所关注的是在2002年日韩世界杯期间，来自中国大陆/日本和美国的游客对韩国的印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6]；Hwang，Gretzel，，Xiang，Fesenmaier（2006）[7]和Morrison，Taylor，Douglas（2004）[8]等学者都提出互联网已经成为向大众旅游者传播旅游地形象的最主要方式。M.A. Rodríguez-Molina等学者（2015）则关注了旅游形象的产生过程，他们分析了不同的网站设计会对旅游地形象产生怎样的影响[9]。
可以说，西方旅游形象研究起步早，基础理论研究背景悠久，重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运用，擅长使用数学工具的分析方法，而对旅游地的形象分析也已成为旅游学研究的热门领域。
2.城市旅游形象研究。城市旅游形象是在城市营销和旅游营销双重影响下的产物。Ashowrth等人（1990）是最早把营销学理论同城市规划理论系统结合起来的学者[10]。事实上，由于国外旅游形象研究多以旅游目的地为对象，只存在旅游目的地尺度大小的分别，因而实际上有关城市旅游形象的研究也被包含在旅游形象的研究中了，主要涉及旅游形象的感知、形成、演变、营销和测量的问题。
（二）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由于在检索文献时，笔者发现国内旅游形象相关研究中所使用的关键字相对较为繁杂，提法不一，故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分别以“旅游形象”、“旅游目的地形象”、“城市旅游形象”和“区域旅游形象”作为相关词进行知识脉络分析，得到表1，其中数字指当年该关键词每百万期刊论文中命中的文献数量。
表1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上的以“旅游形象”、“旅游目的地形象”、“城市旅游形象”和“区域旅游形象”为相关词得到的知识脉络分析图（1998-2014）
表1 相关词得到的知识脉络分析
旅游形象 旅游目的地形象 城市旅游形象 区域旅游形象
1998 35.35 0 0 0
1999 5.19 0 0 0
2000 4.26 2.13 4.26 0
2001 13.54 0 2.9 0
2002 19.02 0.91 3.62 0.91
2003 20 0.8 6.4 2.4
2004 24.77 0.71 4.95 0
2005 19.34 1.29 4.51 2.58
2006 26.79 1.83 3.65 0
2007 25.55 3.19 3.19 1.06
2008 21.67 2.46 3.94 0
2009 27.9 4.12 3.66 2.29
2010 19.51 2.79 3.18 0
2011 22.88 3.81 2.08 0.35
2012 18.2 3.76 1.25 0
2013 15 3.98 0.92 0.31
2014 11.29 2.26 1.51 0.75
由上表可知，国内旅游形象研究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并达到研究数量的顶峰，在之后的十几年内，围绕旅游形象的研究方兴未艾，但近年来有小幅的下降趋势。而以“旅游目的地形象”、“城市旅游形象”和“区域旅游形象”为关键字的文献命中率大致处于同样的水平，近年来有关“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呈现出上升趋势。
1.旅游形象研究。
林炎钊（1995）较早提出旅游形象设计是我国旅游城市面临的新课题[11]；李蕾蕾（1999）则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系统讨论旅游地形象策划的专著――《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12]。这些有关旅游形象的理论成果也为之后学者们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推动相关理论的完善和更新。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旅游形象研究主要涉及：
旅游形象构建问题研究。程金龙，王发曾（2009）从旅游地形象的影响因素出发，从旅游者、旅游地、信息及外力四个层面对旅游形象影响因素的内容进行了论述，并据此提出旅游形象的塑造策略[13]；
旅游形象感知问题。可以说针对旅游者对旅游地形象的感知研究是旅游形象研究的热点。围绕旅游形象感知形成的影响因素，一些学者尝试构建感知模型来解释不同因素对感知形成的作用力，程圩（2007）通过调查近千名长三角地区潜在游客对韩国旅游形象的感知，分析探讨了刺激因素、个体因素和形象感知三者之间的关系[14]；杨杰（2009）提出了以熟悉度作为前因变量，认知形象与情感形象为中介变量的旅游形象感知行为模型[15]。另外一些学者采用了内容分析法对旅游地形象感知进行了分析，付业勤等（2012）关注了通过网络游记收集游客对鼓浪屿的感知和评价，从而了解旅游地在游客心中的优劣[16]。
旅游形象塑造与营销问题。这一部分的研究多以实证研究为主，研究者常以不同尺度内的旅游地为研究对象，运用市场营销、形象设计等理论进行旅游形象的设计、塑造和营销传播的研究。陶卓民（2005）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研究探讨了区域旅游形象设计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区域旅游形象设计的定位[17]；侯兵（2009）结合扬州城市旅游形象的演变历程，认为城市城市意象变迁对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具有重要的价值[18]；赵慧姝（2005）、王梓岍（2013）等作者分别在各自的硕士论文中研究了武汉、沈阳等城市的旅游形象设计与传播问题。
旅游形象的测量与评价问题。汪宇明（2008）通过构建区域旅游形象绩效评估系统，发现长江流域12省区间各省区旅游形象绩效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19]；刘婷婷（2013）以目的地的旅游局官方微博为研究平台，探讨了微博中旅游形象测量问题[20]。
2.城市旅游形象传播研究。
现有的与城市旅游形象传播相关的研究多以传播媒介为研究对象，党娇（2011）认为在媒体中传播的旅游地形象往往存在分裂现象，有必要对互联网中传播的旅游地形象进行研究[21]；刘玲玲（2011）则以《新安晚报》、《合肥晚报》和合肥市旅游局网为样本，来考察合肥市旅游城市形象的建构之路[22]；丁丹丹（2013）采用了内容分析法以研究《中国旅游报》对西安城市旅游形象的呈现[23]；牟意（2013）考察了网络媒体视野下的城市形象塑造和传播，分析了各类网络媒体在城市形象传播过程中的角色、作用与特征[24]。薛玉霞（2013）以在线社会网络Flicker为例论证，认为通过图片共享网络进行旅游目的地形象传播是可行的[25]。
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上一些文章是由传播学出身的学者所撰写的，他们常常运用传播学的学科知识，来关注城市旅游形象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机制，对城市旅游形象研究的旅游学意义认识并不够，不过也要认识到，这些学者的研究为旅游学研究开拓了视野，廓清了思路，为旅游学研究阐释了传播学领域中的重要概念，从而为旅游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这几位先驱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对旅游符号学的研究中来，国外旅游符号学研究成果丰富，主要存在着以下四个研究方向：①旅游行为的符号意义。Urry（1990）认为旅游凝视的对象都可以被看成有意义的符号[46]。1992年，Brown从营销的角度思考了旅游体验和消费的符号特征[47]。②旅游地的符号表征问题。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且运用定性分析方法文本分析法对旅游宣传材料的挖掘，进而探讨旅游地符号的构建，这一趋势渐成热潮。Becker（1978）、Uzzel（1984）分别对旅游照片和旅游公司宣传册照片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内容分析。③旅游者的期望和体验。关于现实游客对旅游地的消费和解读的相对而言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游客体验和游客体验原真性等相关研究上。④评述性的研究。主要是对旅游研究中符号学方法应用的评述。Echtner（1999）对符号学方法在旅游营销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梳理[48]。
（二）国内旅游符号传播研究
在中国知网以“旅游，符号传播”为关键词检索，所得到的文献中只有三四篇是明确在文题中包含“符号传播”的，但事实上，如果以“旅游，符号”为关键字进行检索，还是能检索到近年来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的文献，可以说很多文章虽没有明确提出“旅游符号传播”的概念，但是已经在无意识中使用了符号传播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特别是涉及旅游地形象传播和品牌构建的部分。
1.基于旅游地的分析。这一类的研究通常有一定的模式可循，它们多基于一种或多种旅游媒介，以某一旅游地为研究样本，运用符号学、人类学、话语分析和批评分析等社会学方法分析其旅游地符号表征，并分析其符号隐含意义。在选择作为分析对象的旅游媒介时也体现出了时代性，比如早期研究者多从旅游照片、宣传手册等媒介出发，对旅游广告和旅游手册进行内容分析，而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则多以旅游网站、旅游博客、旅游影视等为研究对象，更有学者研究了不同传播媒体对同一旅游地传播符号差异。
高红旗（2013）为了解旅游者对婺源的目的地形象感知，对互联网中的官方旅游宣传信息和旅游者上传的网络游记进行了文本分析[49]。符号传播学与旅游地研究最为紧密的部分莫过于旅游地的品牌构建和形象传播研究，马艳芳（2010）认为从符号学和传播学上来看，旅游地品牌是用以指称特定产品或服务的具有一定内涵义的传播符号，并构建了“三体两翼”旅游地品牌符号系统[50]。
2.基于旅游媒介的分析。在王峰等人（2013）所购建的旅游符号学研究框架中，旅游媒介符号系统同样是旅游者解读的对象，有关研究多集中在旅游传播媒介的符号意义上[51]。周常春、唐雪琼（2005）指出符号学方法与内容分析法在旅游手册研究中的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52]。谢彦君、鲍燕敏（2007）则认为旅游网站的符号是影响旅游需求产生和实现的重要因素[53]。
3.基于旅游者的分析。旅游者作为符号的解读者，自然是符号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在旅游研究中，这一类的研究多与旅游原真性和游客体验等方面相关。关于运用符号学探讨旅游体验的实践研究主要停留在对某一旅游地的游客消费的象征性意义的分析及原真性的探讨上。
国内以谢彦君等人为代表，从旅游符号学视角出发对游客体验进行了解读，谢彦君、彭丹（2005）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旅游体验研究和旅游符号学的研究成果，指出这两个领域薄弱的研究现状，特别是旅游符号学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54]。在此基础上，彭丹（2005）提出了将旅游体验和旅游符号的解读加以结合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改善符号的解读来提高旅游体验质量[55]。肖Z（2008）利用网络游记文本，分析了中国游客、西方游客、日本游客对于西安这一旅游地不同的体验和解读，分析了文化因素对于旅游地体验差异的影响[36]，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同样以旅游者文化背景对于作为游客符号认知的出发点，刘炎（2007）对中国文化景观符号的分析研究，该研究验证了文化背景决定游客对文化景观符号的认知这一假设[56]。刘树明（2011）基于三种行为主体（政府、旅行社、旅游者）提供的旅游照片（946张）的视角，分别判读了不同行为主体对平遥古城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符号的感知差异[57]。这些研究表明国内旅游学界普遍认为符号学对于帮助研究者探索游客感知很有帮助，并且尝试从不同的媒介主体出发，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分析。
五、小结
（一）国外旅游形象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倾向，重视对旅游形象效应和旅游形象策划的研究，西方旅游形象研究起步早，基础理论研究背景悠久，重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运用，擅长使用数学工具的分析方法，而对旅游地的形象分析也已成为旅游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而有关城市旅游形象的研究也被包含在旅游形象的研究中了，主要涉及旅游形象的感知、形成、演变、营销和测量的问题。
关键词小学生 流行语 分类 功能分析
中图分类号：G625 文献标识码：A
Catchword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 Analysis
LI Haiping
(Educational Science School,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It i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for primary students to use catchwords. The collected corpus is treated from three aspects: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catchwords; make classification for the collected catchwords; finally, make description of catchwords’ function, that is, the psychological satisfaction, transmit lurking information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primary school student; catchword; classification; function
流行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和词汇现象的综合体，是一定时期内语言与社会文化、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流行语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而不断的发展起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不少研究者对流行语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包括流行语的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等角度的研究和分析，指出了流行语产生的背景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及流行的原因、意义与价值。但是很少研究者研究小学生流行语。本文利用网络期刊数据库的检索等渠道，仅检索到关于校园流行语的专著及硕士论文共6篇，而其中涉及到小学生校园流行语的文献仅有李剑的硕士论文《中小学校园流行语研究：兼论基础教育的应对之策》。
小学生是流行语最活跃的传播者之一，心理和生理上有其特有的年龄特点。本文对流行语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小学生流行语进行了功能分析。
1 流行语概念
胡明扬先生和张莹最早阐述流行语的概念。他们指出“流行语指的是在某些人中间，主要是青少年中间，在某个时期广泛流行，过了一段时间又为新流行的词语所代替而悄然消失的词语。”周一民在其著作中论述了流行语的概念“流行语是俚语的一种，是新兴的、流行的俚语。流行语也是特定阶层、行业、集团用语，在人口集中，阶层众多的大都市尤为丰富。”赵佳指出“流行语是一种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言，它往往在口语中使用并影响至书面语。”孙曼均认为“流行语是词汇殊而敏感、交化极快的词语层面、是在某一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城市人(主要是城市青年)的惯常用语，或某一阶层、行业的习惯用语。”祈伟阐述“流行语是指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频频在媒体上亮相的，并且广为流行的词、句子。”裴文倩认为“流行语是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出现，通过传播，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行，使用人数多、频率高范围广的词汇。”
学术界对“流行语”的概念的界定有着各种各样的阐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同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者都抓住了流行语的主要特点：流行性。而其分歧主要体现在：
（1）流行语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或者说是包含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全部内容？书面语和口头语是语言的不同存在形式。所谓书面语，就是以文字为物质材料的某一特定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综合，它是作为具体的交际工具而存在的。书面语和口语二者紧密联系，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口语的不断更新而不断的变化。书面语是口语的升华，是更加规范化的口语。所以，简单的把流行语归属于口语或者书面语，是不正确的。
（2）流行语传播区域是区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流行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流行性，一旦一部分有趣的方言、俚语被传播开来，使用者将不以地理区域作为界限，逐渐成为全民性的。流行语的产生是有区域性、行业性的特点，但对于流行语的传播可以再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
（3）流行语是否能等同于新词、方言、俚语？一些流行语来源于新词，但不是所有的流行语都来源于新词，同样不是所有的新词都是流行语。方言是在一定地方使用的语言，方言是语言的变体，一部分流行语来源于方言，但是方言不能等同于流行语。俚语是产生流行于民间比较俚俗的现成词语。它的主要特点是俚俗性。流行语不同于俚语的显著特点在于：迅速变化性、新颖性。而且流行语的词汇范围比俚语丰富得多。故流行语也不能等同于俚语。
（4）流行语的词语范畴是否只包含词？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语法和词汇。流行语既然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就应该包括语言的三要素。所以，流行语是包含词、短语、句子在内的所有。
总之，流行语是指某一时期、特定的区域产生，通过传播，可以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的词、短语、句子，是口头语和书面语的综合体。
2 小学生流行语的功能分析
2.1 心理满足功能
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1）流行语满足了学生心理宣泄的需要。当下小学生通过媒体获得的语言环境中，语言作为一种直白的表达方式，能从语言的宣泄和颠覆中获得。从个体的情绪体验的角度来看，这些流行话语当中包含大量的骂人、厌烦和诅咒的话语，这些对他人的呵斥、叱骂、嘲讽、诅咒及夸张的自我表达，是对学校教育规范、教育者的一种颠覆，在这种颠覆和抗议声中，学生获得了一种故意违犯规范以此来证明自我能力的。
（2）部分流行语满足了学生自我展示的需要。乐于表现自己是小学阶段的年龄特征，乐于成为别人关注的对象。试图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希望通过别人的赞赏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通过“标新立异”流行语的展现，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个性。
（3）个体获得群体归属的需要。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的第三层归属和爱的需要。归属的需要是依附于一定组织的需要，这属于一种社会需要，如果这种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个体就会感到孤独和空虚。小学生个体要想在小学生群体中找到归属感，就要做出与之相应的吻合群体的行为。
（4）满足学生的娱乐需要。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消遣性的特征，流行语丰富了小学生的课余生活。像“偶像―呕吐的对象”一类，通过词语的分解后分别组词，给这个词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也带来了娱乐的效果。
2.2 信息传播功能
（1）对大众文化的传播功能。小学生流行话语的获得，与所处的社会外部环境相一致。群体中个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群体流行话语，同样群体流行话语在个体之间又流传开来。小学生精力充沛，好奇心强，对新生事物敏感性促成了群体流行话语的形成。
（2）传播学生困难和问题，学校教师家长对症下药。通过学生口传的流行语，可以窥见学生的内心，可以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从而能够预防一些隐患的问题，也能纠正一些已犯的错误。对学生口传的不文明的流行语，教师应该采取措施。
2.3 社会参与功能
学生在发泄心中情感的同时表达了学生对学校的反抗、对教师的反抗、对家长的反抗。这些是基于学生对复杂社会的人际关系的认识，体现了学生的心理态度和价值倾向。学校、教师、家长是社会人的代表，是主流意思形态的代表，学生通过 “流行语”这种语言方式，宣泄着对主流意思形态的抵触和不满情绪，通过这种方式也达到了参与社会的目的。
基于对小学生流行语的分类、功能分析，教育者应该透过流行语文化中隐含的因素对小学生进行有效合理的教育。社会、学校、教师、家长在整个过程中应该各尽其职，发挥作用，为小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文明流行语文化。
参考文献
[1]周一民.北京现代流行语[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2]孙曼均.北京的流行语词语与当代北京城市文化[J].语言文字应用,1998（3）.
[3]祈伟.试论社会流行语和网络流行语[J].语言与翻译,2002（3）．
[4]杨文全,张红霞.略论仿拟辞格的流行及其原因[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11）．
[5]裴文倩.当代社会流行语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仅仅从2008年至2012年，就有163篇英语专业的硕士论文，3篇英语专业的博士论文，10篇重要会议论文，5篇国际会议汉语论文，799篇期刊论文专门从语言学、翻译学的角度聚焦公示语的翻译，分析我国各地的公示语翻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这些论文的题目看，中国各地从南到北，从经济发达的沿海到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公示语翻译的问题“随处可见”。甚至一些外国人士也时常在国外的媒体上图文并茂地述说在中国遭遇的错误公示语译文。可见，公示语滥译看似小问题，但是其高频出现，却给受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及心理冲击，严重影响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形象。传播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告诉我们，在传播活动中，从信息的采集、鉴别、选择到加工、传递，无不闪耀着人类创造性火花和创造性睿智。公示语的翻译和我们的软实力息息相关，毕竟，“在这个以文化定输赢的时代，发现东方与输出文化已经成为事关中国崛起软着陆和文化形象重建的重要文化战略问题”［3］。
二、公示语的功能与翻译
(一)公示语的感召功能
每一个使用中的语篇或文本都服务于某种交际目的。①换句话说，每一个语篇或文本的交际功能在其问世之前已经被确定。公示语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语篇”或“文本”，而且在分析的过程中，“语篇”或“文本”两个术语可以交替使用，同指使用中的公示语。［4］在分析公示语的功能之前，有必要根据不同的交际功能将其划分成不同的文本类型。纽马克把文本分为三类，表情型(expressive)文本、信息型(informative)文本和感召型(vocative)文本，并在ATextbookofTranslation一书中做了进一步阐述，更加明确了各种文本的不同性质和所辖范围。［5］在纽马克看来，表情型文本包括严肃文学作品，权威言论，与自传、散文、私人信函三大类，表情功能的核心是作者的思想。信息型文本包括教科书、技术报告、报纸杂志文章、科研论文等，此类文本关注客观事实，信息功能是其核心。感召型文本分两大类，一是指导型，如告示、说明书、各种规章制度;二是劝导型，包括广告、宣传品、论辩作品等。感召型文本目的在于促使读者去行动、思考或感受，即按照文本的预期意图作出反应，因此，该类文本目的性很强，就是影响读者的行为。在对大量的公示语语料分析以后，牛新生观点言简意赅、令人信服地指出，公示语的具体功能体现为指示功能、提示功能、警示功能、告示功能、劝导功能和宣传功能;凡此种种公示语的语言功能显示，“公示语应当属于感召文本，即是说公示语是一种具有指示、提示、警示、告示、劝导或者宣传等感召功能的文本。”［6］从媒介信息的活动情况分析，公示语是静态的信息;究其目的而言，公示语有的属于意见性信息，有的是指导性信息。像所有的文本一样，公示语也可能同时兼有几种不同的功能。我们认为牛新生的观点言之有理，公示语的主导功能是感召功能，因为公示语以读者反应或行动为目的，也即公示语文体的目的性就是影响读者的行为［6］。公示语也是信息发出者(作者)与接受者(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行为。由于没有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很难在读者身上产生与口头交际那样的功能。因此，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公示语译者必须了解受话人(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期待。
(二)公示语翻译策略
翻译既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又是两种文化的转换、交流;翻译是在充分理解原语的基础上用译入语进行表达的复杂的创造性劳动。传播学认为，传播者将信息编制成符码，接受者将符码还原为信息，分别做的是方向正好相反的事情，但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就是传播的信息和被传授的信息尽可能一致。［1］(178)传播者使符号化的信息被毫发无损地、原原本本地传给了接受者，既不多余也无不足。本文试提出公示语翻译的若干策略。1.依附策略传播是一种社会需要、社会进程和社会现象。传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既是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也是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是当代社会重要的战略资源，它通过传播信息沟通上下左右的联系，传播一个社会信仰、规范和价值观来凝聚社会有机体。公示语作为媒介系统，必然要发挥告知、表达、解释和指导等组织功能，为整个社会大系统服务。如果它运作得好，那么就会对整个社会大系统具有促进作用;而一旦其功能失调，就会发生负面作用，因而会直接对整个社会大系统的正常运转起破坏作用。因此，从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出发，公示语的翻译应该遵循译入语的编码规范，遵循社会公认的规则(如符合语法、逻辑和情景)，以充分发挥公示语的组织功能(或曰感召功能)。例如，北京奥运会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译作OneWorld，OneDream，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携手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望，给人以极大的鼓舞。某医院张贴的宣传语“给我一份信任，换您十分满意”，对应的英文翻译是TrustUsYouWillBeSatisfied。［7］看起来这句英文译文忠实地翻译出了汉语宣传语的意思，但是华而不实，给人虚情假意的感觉，显然不如译成TrustUsforaHealthyLife，后者摆脱了原文的束缚，凸显了医院的终极目标，即给病患以健康，也体现出了医患之间互相信任的良好关系，换句话说，改译充分体现了该公示语的感召功能，更可能为潜在的受众所接受。另一条医院的宣传公示语也很说明问题。原文“母乳喂养是真挚的情，无言的爱”，英文译文为“MotherFeedingIsSincereAffection，WordlessLove”。试想，MotherFeeding到底是不是“母乳喂养”?而且，原译中sincereaffection与wordlesslove辞藻堆砌，并没有实在意义，建议改译为“Breast－FeedingBestBetforBabies”。［8］此处改译借鉴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官方网站上文章标题。同时，bestbet是英语地道惯用语，表示“最好的选择”、“最该做的事”、“最有用的事”，充分体现了母爱的含义;改译Breast－Feed-ingBestBetforBabies中5个词语就有4个共押音韵，简洁有力，琅琅上口。这样的翻译考虑了西方受众的文化、修辞传统，更易于实现公示语的感召功能，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公示语传播必须形式上简明易读，能将信息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众，这是大众传播文本的特点，也是组织文本的要求。易读性的特点主要有:(1)多用常见词;(2)宜用短句;(3)段落简短;(4)写作要具体形象，通俗易懂;(5)有人情味。［9］下列各景区、场所的公示语的翻译，就是忽略了语言的形式规范特点，而导致严重的传播失范、传播失败。注意防火PayAttentiontoFireproof(四川剑阁剑门关旅游区)吸烟害处多防火更重要SmokingidharmfulFireproofmoreimpotant!(浙江千岛湖神龙岛景区)人流室PeopleofStreamRoom(宁波泌尿肾病医院)译文是给英语读者传达信息的，其表达自然应该符合英语规范。中英文的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经常是互相不能直接兼容，一定要经过一种“深加工”，或另起一个炉灶，用符合英文思维与表达习惯的方式方能将原意传达出来，把原文的核心信息表达出来。遗憾的是，上引前二例公示语的翻译词语拼写、语法均有严重错误，难以表达意思，遑论实现感召目的了。第三例译文简单强调词语对应，也违反了清楚、达意的最起码交际要求，英语读者想看懂公示语的期待根本实现不了。事实上，“信息传播应该追求生态平衡，追求质和量的统一，而尤其要以质取胜。”［1］(163)公示语误译现象广泛存在，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守门人(合格的译者、公示语标牌承制企业、翻译质量监管职能部门)缺位造成的。误译的信息内容干扰阻塞了有用信息，造成传播不畅，乃至失败。我们更多需要的是从正面展示中国的形象，公示语翻译错误无疑会使得我们的对外传播成效大打折扣，也不利于赢得目标受众的认同。2.顺应策略媒介之间会互相影响，互相借鉴。正如“新的传播革命爆发后，人类在旧的传播革命中所使用的传播手段不会被随之抛弃，而总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又出现在新的传播活动中。它们的生存与发展似乎并不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法则，好像更符合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原理”［1］(72)媒介与媒介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公示语的译文与原文之间似乎也遵循着互动共进、平衡和谐的原理。就翻译而言，语言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翻译、交际翻译。因此，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要和交际语境相顺应，使得译文在目的语中得以接受，才能达到翻译目的，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从而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传播。汉语公示语译成英语时不能亦步亦趋地按照字面意思强行翻译，而必须译出相应的语用功能(即完成文本的感召功能)，让目的读者明白。比如，“残疾人专用通道”翻译成“WheelchairAc-cessible”，英汉语并列在一块公示语牌上，简介易懂，两种语言的美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再如:相信中国制造———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四海论道TellyouthetruthaboutMADEINCHINA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hinaCouncilforthePromotionofInternationalTrade［8］这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海外举行的一次宣传活动所用横幅，宣讲者是中国经济的年度人物，由他们向海外人士讲述中国产品的真实情况(针对海外一些人“妖魔化”中国产品质量的倾向)，以使海外的商人与顾客对中国的产品质量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评价。横幅原文是典型的汉语标语式行文，活动的目的、活动的主角、方式等一目了然。但原文实在不宜完全以机械对应方法译出，因为冗长、啰嗦的译文，交际效果非但不佳，还可能引起某种不必要的误读误解。何况其中像“四海论道”这样的文字硬译成英文，恐怕外国人也未必能很好消受，因而依据英文的语言文化习惯重新安排行文势在必行。所以译者对原标题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然后结合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平衡两者的关系，对译语的选择不断做出关联顺应与优化选择，使译文TellyouthetruthaboutMADEINCHINA获得明白流畅的最佳语境效果、交际效果，译文与原文虽然字面没有逐字对应，但是各自都在符合自身文化规范的前提下实现了交际功能的对等，很好地实现了感召受众的传播目的。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的过程中并不完全是主动的，因为其摆脱不了时代、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束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策略选择是译者对公示语的交际语境主动顺应和被动顺应相互交织的结果，汉语、英语在公示语中相互促进，共同营造跨文化传播的景观。3.情感驱动策略公示语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发挥自身传递知识与文化的功能。在为天然受众告知、表达、解释和指导时，即注意到了自主、不特定受众的需要，进入了亲社会行为的引导阶段，设置了受众的活动议程。另一方面，在依赖公示语获取信息、指导生存时，受众会积极主动地形成自己的看法，与媒介形成了互动关系。而受众的媒介素养、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等主体因素又使得受众自己高效地接收信息、利用公示语信息。当以英文为媒介的受众看到正确的英文公示语可能会因爱屋及乌，关注并且认可传播者所传播的内容，甚至爱上传播者所服务的媒体和文化。自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会在公示语所营造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夯实。所以，从受众与媒介的互动关系考察，公示语翻译应该估计受众的情感需求，还需要运用情感驱动策略来翻译公示语。比如:英国《每日邮报》(DailyMail)2013年5月16日就刊登了一则很长的报道，就是在拿中国的公示语翻译错误说事，图文并茂，整篇文章充满了嘲讽和讥笑。［10］其中有公示语“民族园”的译文RacistPark，译文让人大吃一惊，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种族主义分子的乐园”。如此译文，对中国形象的玷污是不言而喻的，好端端的具有民族风情的游乐场所，也只会令外国人望而却步。还请看另一条例证:优生门诊EugenicClinic(深圳市妇幼保健院)eugenic由于历史原因已经与希特勒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上引起反感，中央外宣办已经明确指示不再使用“eugenics”。［11］而且，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Newed.)中eugenics的释义也说明了这一用法:eugenicsn［u］thestudyofmethodstoimprovethementalandphysicalabilitiesofthehumanracebychoosingwhoshouldbecomeparents—usedinordertoshowdisapproval(PearsonEducationLimited，2003:533)。所以，该条公示语的翻译“EugenicClinic”建议改为Prenatal＆PostnatalCare或者PernatalHealthcare。全聚德QuanjudePekingRoastDuck—Since1864吴裕泰WuyutaiTeaShop—Since1887同仁堂TongrentangChineseMedicine—Since1669瑞蚨祥RuifuxiangSilk—Since1862荣宝斋RongbaozhaiArtGallery—Since1672王致和WangzhiheGourmetFood—Since1669［12］公示语的优劣高下的标准除准确达意之外，主要是看英语读者看后是否对它们产生亲切感、自然感。全聚德、吴裕泰、同仁堂、瑞蚨祥、荣宝斋与王致和都是北京流传久远的老字号。“在全球25万多名翻译志愿者的热情参与下，经过4个多月的筛选”，这些名店有了新“洋名”。与汉语店名相比，这些洋名增加了名店的性质与创始年代说明。如“全聚德”英文名称增加了PekingRoastDuck—Since1864，充分考虑了英语读者的感受，全聚德广告效应不言而喻，其告示功能得到了充分展示。这样的翻译具备较强的生命力，体现译入语文体特点，符合译入语文化，译文从而在使用过程中能得到认同，并且获得广泛传播。
三、传播学对公示语翻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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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备工作
1、请仔细阅读《南京大学2017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招生专业目录。
2、准备好身份证、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编号、近期正面免冠电子证件照(电子照片参照身份证照的模式，不能半身照;背景要求：蓝色底，不要有文字，不留白边;照片分辨率：300万像素以上，照片不能模糊;其它要求请参考报名网站的说明。该照片将用于录取后办理校园一卡通及医保卡)。
3、开通银行卡的网银功能，确保所使用计算机中的网银控件和驱动已正确安装，能够成功进行报名费的网上支付。
4、系统生成的报名信息表是PDF格式的，请在报名之前，在电脑中安装好PDF阅读器。
5、下载填写本通知附件中的《附件一：南京大学2017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专家推荐信》(需两份，分别请两名具有教授(或相当)以上职称的专家推荐，一律用A4纸)。应届毕业硕士生需在本通知的附件中下载填写《附件二：应届毕业硕士生证明》，并按要求加盖公章。
二、网上报名
1、南京大学2017博士网上报名系统使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以下简称“研招网”，网址yz.chsi.com.cn/)，请于2016年11月3日至11月25日登陆研招网，在“博士网报”栏目中选择“南京大学”进行报名，根据报名系统提示填写报名信息、并通过网上银行缴纳报名费120元(另外，复试费80元由相关院系在复试期间收取)。逾期不能补报!
【注意】申请-考核与普通招考的考生在“研招网”报名选择考试方式时均选择普通招考。
2017年报考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统一使用网上银行支付报名费，不接受邮局汇款及现场缴费。报名交费后，不办理退款手续。未通过网上银行支付报名费者，报名无效!
2、网上报名过程中，报考类别、报考专业、报考博导、报考研究方向等重要信息在提交以后无法修改，请慎重选择。网上缴费后考生可以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研招网报名系统中查询缴费标志是否已变更为已缴费。或者查看银行卡消费记录，已扣费即已成功缴费，特殊情况下，研招网状态可能没有变为已缴费状态，请考生不用担心，可过两天再次查询缴费状态，不要急于重复缴费。
3、网上报名成功后系统将自动生成《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请各位考生报名成功后打印信息简表，根据相关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4、网上报名后请考生密切关注报名系统中的消息和状态以及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页(granju.edu.cn)相关通知。参加申请考核院系的同等学力考生以及参加普通招考院系的所有考生须在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预计从2017年1月5日开始);所有考生查询考试成绩通过研招网报名系统(预计从2017年3月底开始);进入拟录取名单的考生，公示后须登录相关系统核对或修改地址、打印调档函等(预计安排在2017年5月中旬左右)。
三、递交报考材料及打印准考证
1、 寄送材料至研招办。
网上报名后，凡涉及到以下四种情况的考生，须将下列指定材料在2016年12月10日前(以寄出邮局邮戳为准)寄送到仙林校区研招办(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行政北楼9楼南京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邮编：210023)。
(1)报考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考生，提交由考生所在省(市、区)教育厅民族教育处(或高等教育处)盖章的“报考201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
(2)同等学力考生，提交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报考专业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或专著或省部级以上奖励证明的复印件。
(3)在境外获得学位的考生，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书复印件。
(4)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提交由人力资源处或人才交流中心盖章的同意报考的证明。
2、提交材料至院系。
2017年度将在哲学系、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院、文学院、历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数学系、物理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环境学院、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大气科学学院、生命科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模式动物研究所、软件学院、计算机与科学技术系、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医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开展“申请-考核”方式招收博士研究生工作。
2017年度仍延续以往普通招考方式招收博士研究生的院系有：商学院、学院、法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育研究院、信息管理学院、工程管理学院、艺术研究院。
(1)申请考核方式：考生根据各院系的“申请-考核”实施办法(详见各院系主页)，在院系规定的申请材料交寄截止时间之前(以寄出邮局邮戳为准)，将报名及申请材料直接寄送到相关院系指定地址，如因考生个人原因未能及时寄送报名材料而导致无法参加院系考核，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
(2)普通招考方式：考生在复试期间，将如下材料交到报考院系：
网上报名生成的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两份由报考专业相关的教授签字封口的专家推荐信，以及往届生的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应届生的学生证复印件和由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盖章的应届硕士毕业生证明复印件、同等学力考生的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
考生还可向报考院系提供能证明自己学术能力的材料，如：硕士阶段的成绩单、公开发表(出版)的论文(专著)、科研成果证明书、学习(工作)中获奖证书、硕士论文等材料，这些材料也将作为录取与否的重要依据。
3、打印准考证
(1)申请考核方式：除同等学力人员，其他考生无需打印准考证，请关注报名网站中的状态信息及各院系主页的材料初审结果和相关通知，通过材料初审的考生，请按照院系通知参加考核。同等学力考生请在2017年1月5日后，登录研招网打印准考证。
(2)普通招考方式：考生在2017年1月5日后，登录研招网打印准考证。
四、其他注意事项
1、南京大学教职员工报考博士生必须提交人事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其他人员报考博士生，可以暂不提交单位证明，但须事先征得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报考非定向就业类别的考生，如果被我校录取，我校须向考生所在档案单位调取档案;报考定向就业类别的考生，如果被我校录取，我校须和考生所在工作单位签定定向就业协议。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复试、调档、录取的后果，由考生自己负责。
2、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单证)的考生，须在报名前取得硕士学位才能报考我校2017年博士研究生，按照教育部的规定，2017年毕业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单证)的考生不能以应届硕士毕业生的身份报考我校2017年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