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5:2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文学批评理论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熟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教师为了在教学中成功引入文学批评理论，除了课堂、课间面对面交流外，教师应利用信息时代各种现代通讯如电话、e-mail、msn、网络课程等等，课后多与学生沟通，取得学生的心理支持。
一、教师应多与学生沟通，取得学生的心理支持
根据相关理论研究可知，学生学习动机的强弱受课程价值与学生的成功期望影响。课程价值指的是学生为何选修该课程，而成功的预期指学生对自己成功地完成某课程的能力评估。如果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程的价值有一定的认识，对学习该课程有信心，那么，学生就会对该课程有学习的积极性。然而，绝大多数学生们对英美文学课程的价值认识模糊，对引入文论的必要性不清楚，并过高的估计该课程的难度。为了文论成功介入英美文学教学，教师应在课程开课伊始加强学生对课程意义的学习，让学生明白文论介入教学以及原著阅读体验的必要性，并设法帮助学生去除对文学和文论的恐惧心理。
教师可在第一次课上引导学生讨论学习英美文学的目的，明白英美文学课程的目标层次，并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让学生知道他们要达到的目标层次。开学之初，教师可与学生一起学习课程教学大纲，分析英美文学教学的目标内涵。而后利用各种机会，帮助学生明白该课程教学中引入文学批评理论、欣赏文学原著对英本文由收集整理语专业学生提高度听、说、读、写综合英语技能与了解西方文化之实用价值，明白文学作品的阅读能提供的趣味价值以及学习文学的人文意义。同时认识到课程的价值在于学生阅读原著，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来分析原著，学生也就能明白文论介入教学以及原著阅读体验的必要性，从而唤起学生对该课程的注意和学习动机，为文学批评理论介入教学和要求学生课后积极阅读原著取得学生的心理支持。
教师继而应该想法设法去除学生对文学和文论的恐惧心理。让学生明白文学分析的开放性是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多数学生的恐惧来自于对文学课程的误解，将文学赏析等同于运用文论对作品做“标准”分析。教师可以在课程之初与学生一起讨论文学作品、作家、读者以及文本的语境等要素对作品分析的影响，了解不同的文学批评理论选择不同的切入角度，比如作者、作品、读者或语境等等。同一部作品，因切入视角不同，所得到的意义亦不同，甚至相悖。因而文论并不神秘，而且，既然作品的意义是开放的，那也就没有什么正确的意义和错误的意义之分，学生也就无需害怕出错。
二、精选课堂教学内容，把握课堂教学定位
1）精选课堂教学内容
英美文学课时紧的原因是面对纷繁复杂的教学内容，教师依然希望能在课堂上面面俱到，担心老师不教，学生就不学。然而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理解，教师不必所有的知识都须向学生直接传播。面对课时障碍，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教师对所教授以及想涵盖的教学内容进行审慎地思考，准确把握课堂教学的定位，决定哪些内容是课堂上必须探讨的，哪些内容是课后由学生可以独立学习的或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学习的，变相地为该课程增加了课时。
a）作家作品取舍
课时决定教学中不能所有作家作品都能一视同仁，必须有所取舍。在20 世纪文学批评的新语境下 ，英美文学的教学内容也应在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范围中作相应的调整。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开放、多元、宽容 ，因而要求作家作品尽量选取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但要注意经典作品的多样性。以文艺复兴时期为例，我们选取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的《哈姆雷特》，并将《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课后补充阅读。对于诗歌，我们带同学们一起学习马洛的田园牧歌和莎士比亚的几首十四行诗。对于论文，当然还是学习培根的《论读书》。又如 ，17 世纪的玄学派诗歌因其“内容上的神秘，形式上的怪诞”，离经叛道，长期以来一直被排斥于主流文学之外，倍受冷落。直到本世纪初，艾略特等倡导诗歌革命，才将玄学派诗歌作为表现“客观对应物”的典范，纳入主流文学。在英美文学教学内容中，玄学派诗歌向来不是我们教学的重点，课时紧张时，它常常是被忽略的对象。我们选择约翰·邓恩的几首诗歌进行分析讲解。无独有偶，对于18世纪小说家，我们在课堂上只选取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再将《项狄传》推荐为学生自读作品。这部小说没有按线形的脉络展开，情节也不连贯，中间不时出现空白 ，作者也时常冲进来与读者讨论小说应该怎样写下去的具有元小说的雏形，但非常幽默，引人入胜。我们选取在课堂上讨论的作家大多出自现代时期，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主要是小说家、诗人。小说家中代表作中，能选短篇的，不选长篇。
b）文史知识与作品阅读分析的处理
英美文学课堂教学定位在运用批评的基本知识和分析方法来欣赏具体的文学作品，让学生体会成功分析作品的乐趣，这是本课程教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也是教学的难点。但对于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如何处理呢？教师可将文学史知识如作家生平，创作时期，主要创作特色或成就，社会背景等比较容易掌握的问题留给学生课后自主学习。
2）利用信息时代网络与多媒体优势
有教师指导，学生课后的自主学习就更有保障。互
转贴于
联网当然可以是学生获得帮助的一个源泉，但毕竟互联网上信息过于庞杂，良莠不齐，学生要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既耗费时间精力，也不容易成功。为了节省学生的时间，也为了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源网站网址，而且，自己建设课程网站是个极不错地选择。对于文学史基础知识，教师设计出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介绍详细的课件，上传到网站。还可利用网站上的交流论坛，为学生答疑，进一步保障学生课后的学习。
课堂教学中，运用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分析方法来欣赏具体文学作品更需要利用网络与多媒体所具有的信息集成性。教师可以设计出生动，易懂，具有直观性，形象性，趣味性，和文学性的课件，将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注意批评的多角度和多样化。教师可将互联网上收集来的声音、视频、图片等多种形式资源整合进课件设计，呈现给学生起来，不仅能大大增加单位课时的信息容纳量，还可以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帮助教师在课堂上最大可能地创设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的情境与氛围，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学习效果。
英美文学多媒体课件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1）学习者中心原则。不能把学生看作纯粹的教育客体， 片面强调学生受动的一面 ， 而应把学生看作学习主体， 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个人主体性， 使学习者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成为学习的主人。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基本功能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7）11-0-01
引言
几十年来，人们对于文学的教诲功能以及伦理价值的问题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也起过不少次的争议。有的人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审美，因此其基本价值就是审美价值，还有些人认为文学的伦理价值就是利用伦理道德对文学进行审视和评定，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道德妨碍了文学作品的自由创作。因此，对文学的价值和功能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文学的基本功能——教诲功能
所谓教诲，指的就是展开积极的、正面的道德教育以及知识学习，在二者的关系中，教诲功能实现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学习知识。所以有的人认为，教诲功能在文学作品的所有功能中最为重要，因为具有教诲功能，文学作品才能体现出其社会实际意义。
之所以说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这主要是由文学的性质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就是文学是在伦理的发展中逐渐发展的，持有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文学与伦理是相伴产生的，文学的作用就是为社会提供伦理指南[1]。从二者的关系来看，文学与伦理是密切相关的，文学的功能主要通过教诲功能来实现。人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逐渐形成自己的伦理判断，这些判断的形成与教诲是息息相关的。教诲功能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文学中，我们对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明成果进行总结，能够发现人类主要是从榜样或者一些道德实践中获得教诲。而文学正是如此：通过对道德事件或者一些榜样人物的描写，描述作者本身的观点而带动人们的情感，这都是文学的教诲功能在发挥作用。教诲功能的实现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但是最终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帮助人们成为一个善良、对社会有价值、有道德的人。
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文字被发明之后人类从被动接受的时代转化到了可以自主选择的时代。人类社会发明文字的主要目的是将历史经验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学习和参考，并逐渐演变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文字被发明出来，原先口耳相传的道德规范就逐渐转变为由文字形式来进行记载，比如寓言、诗歌、小说等等，而构成这些文字的文本，我们就称之为文学[2]。这些文学通常记载人类在生存以及发展的过程中所积累的道德经验或者感悟体会，因此，他们的价值就在于对人类进行教诲。
经过了自然长期的演变和选择，人类社会需要对伦理道德进行选择，以体现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这时候就需要对人类进行说教以及榜样，这就是所谓的教诲。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能够作为人们道德榜样的任务并不是经常出现，因此文学创作者就需要进行虚构，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有关道德榜样的故事进行提炼和总结，并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供大家学习或者效仿。比如我们所读的《三国演义》，其中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广为流传，还有岳飞赤胆忠心、精忠报国的故事也值得我们赞颂或者弘扬。因此，不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它们对于我们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教诲功能。只要有文学存在，其教诲功能就不会消失。
二、文学的核心价值——伦理价值
文学之所以具备一定的价值，主要来源于文学所具有的作用，这句话也就是说，文学通过发挥其作用体现其功能。文学的作用是多样化的，文学的功能也具有多樣化。例如，文学可以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详实记录，因此文学具有社会价值；文学可以带给人们一种精神上的审美享受，因此文学具有审美价值；文学能够向人们传播实用的生活技巧，因此就赋予了其学习价值；文学还可以作为书籍在商店售卖，因此就赋予其商品价值[3]。尽管文学有各种各样的价值，但是其最核心的价值只有一个，那就是伦理价值。
有的学者认为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价值是审美价值，将审美价值放在其他价值之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我们已经了解到审美和文学本身并不存在联系，所以也就不是文学的基本功能。并且审美价值是就审美主体来说的，而不是文学本身的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这就决定了文学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伦理价值。文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具备多种价值，然而不论其有多少种价值，都应该以伦理价值为前提。
为什么说伦理价值是文学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呢？这是因为伦理价值能够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社会本质。尽管文学具有其他种价值，但是这些价值都从不同程度上与伦理价值联系在一起。在文学所具备价值体系中，审美是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读者能够从李清照的诗歌、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徒生的童话中感受到这些作品的美，陶冶情操。这些都是美的体现，审美价值是其表现形式之一，但并不是其核心价值，因此审美价值不能对伦理价值的地位形成撼动。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时，虽然获得了审美的享受，但是文学作品的最终价值并不仅仅于此，读者需要在品读过程中体味作品的伦理内涵。比如我们在欣赏《麦克白》时，我们不仅仅看到麦克白的伦理失误造成了故事悲剧的性质，，还要将自身的情感逐渐转变为一种道德情感，即从这个人物的身上有所感悟和收获。可见，这种从欣赏到最终的伦理这一转化过程，就足以表明文学审美的形成过程包含在伦理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审美仅仅是伦理价值在形成时的一个必经阶段。
文学作品可以用来阅读赏析，并且在赏析的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能进一步升华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文学充分地发挥其自身的阅读作用。阅读作品能够净化人的情感，说明文学发挥了其审美作用，升华了人们的情感体验，提高了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能力，这是文学的教育功能在社会中的体现，而这一功能最终展现的价值就是伦理价值。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文学的功能其实就是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特点对读者的生活以及身心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而文学的价值则是由文学的功能承载并实现的。我们对文学功能的研究就是对文学价值的研究。尽管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就是教诲功能，而其价值主要是通过功能所体现出来的，所以核心价值自然是伦理价值。
作者：李杨
关键词：李健吾 批评个性 独立性 人性 灵魂的相遇
李健吾是现代文坛上不可多得的多面手，一生取得了很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他不仅是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和法国文学研究学者，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观以及文学批评实践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建立在人性和审美双重要求下的一种探寻。以《咀华集》《咀华二集》为代表的批评集，视野敏锐犀利，内容丰满生动，语言潇洒流畅。并且他从不轻易套用什么“理论”或“主义”，而是将概念、分析和逻辑融于文字之中，娓娓道来，这使得他的批评显得亲切自然，这也是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今天重新被阅读、讨论和研究，从而引起人们深层共鸣的重要原因。审美的批评和批评的审美在李健吾的文学实践中融合在一起，给出了一个李健吾式的关于批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写的答案，从而展示出他独具神韵的批评个性。
一、批评是什么——独立的艺术
强调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是李健吾文学批评理论的起点，也是李健吾最重要的创见。在他看来，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都是艺术的创造，具有同等的价值，同属文学艺术的形式，都需要创作者本身才情心性的倾心投入。批评者和作者，批评和作品的地位完全相同。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中，李健吾写道：“我菲薄我的批评，我却不敢过分污渎批评本身。批评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也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作根据。”[1]正是在将批评作为独立艺术的认识下，得出批评不是文学作品的附庸，而是独立自主的存在的观点。批评者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结合自己的生命感触，抒发出自己的批评体悟。他说：“这样一个有自尊心的批评者，不把批评当作一种世俗的职业，把批评当作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藉以完成他来人间所向往的更高的企止。”[2]
在实践中，李健吾从不拘囿于其他作者和批评者的压力或责难，真诚坦然地抒发自己对批评的见解，谦虚宽容地将批评作为接受表达的一种独立艺术。在李健吾的文学评论中，有许多是和作者本人在作品理解上发生冲突或交锋的，比如巴金、沈从文、卞之琳、何其芳等等。巴金先生曾著文表示李健吾批评的方向有失偏颇，但李健吾并不刻意收回自己的意见，而是坦然道：“我无从用我的理解钳封巴金先生的自白，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样不能强我影从。”[3]作者和批评者的文学观和认识观，对文本的把握和理解自然有着不同之处，正因如此，作品文本才有着更多的阐释可能性和创造性，作品和文本才能成为平行的观照。李健吾把作家创作意愿和批评家的批评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作者的自白重叙创作的过程，是一种经验；批评者的探讨，根据作者经验的结果，另成一种经验”[4]。两种经验同样平等且内涵丰富。
批评的独立艺术性同样来自于李健吾的文学观，在他看来，“一件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本身便应该做成一种自足的存在。它不需要外力的撑持，一部杰作必须内涵到了可以自为阐明”[5]。文学作品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意义的自足世界，同样，文学批评作为与之平等的艺术形式，也是一个完满的整体世界。批评者通过阐释，用不同于作者自白的另一种经验构筑了这个批评的世界。“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创作家根据生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的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6]
二、批评为什么——人性的内涵
李健吾对人生、人性有着很深的感触和体察，在他的批评中，使用率最多的词也是和“人性”有关，这不仅是写作上的特色，更是体现了李健吾对人性的探求和思考。
相应的，李健吾文学观的基础便是主张文学应该建立在人性之上。他认为，文学即是人学，应该表现血肉丰满、活生生的人性，从而反映出人生现实，引起读者的共鸣。只有抓住了现实人生，真切表现出人性，才会创作出经久的作品。李健吾评价叶紫的小说，第一句话就强调，“一个批评者，穿过他所鉴别的材料，追寻其中人性的昭示。因为他是人，他最大的关心是人”[7]。批评也是一种人性的阐释，人和人性是批评最为重要的依据。因此，“批评者应当是一匹识途的老马，拨开字句的荆棘，导往平坦的人生故国。他的工作（即是他的快乐）是灵魂企图与灵魂接触，然而不自私，把这种快乐留给人世。他不会颓废，因为他时刻提防自己滑出人性的核心”[8]。在咀华批评中，无论是对善于描摹人性的沈从文的分析，还是对长于刻画戏剧人生的的评论，亦或是对左翼作家茅盾、萧军的感慨，都无不以人性为批评的立论点和主要线索。他通过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引申到人性的感悟。人性是李健吾批评的基本立足点。把文学和人生联系起来，就是把文学和人性联系起来，把文学建立在人生之上，就是把文学建立在人性之上。
沈从文的《边城》是李健吾极力推崇的，而他对《边城》的评价正是围绕人性而立论。他认为沈从文“颂扬人类的‘美丽和智慧’，人类的‘幸福’即使是‘幻影’，对于他也是一种‘德性’，因而‘努力’来抓住，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不仅是一种心向往之的理想，而是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的情绪”[9]。《边城》里有着独特的人情美、人性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10]。这和沈从文所提倡的建立一种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活方式不无相似之处。正是这种人性的力量具有感染人的作用，让人们在阅读中自然地发现美，体味美，感受美。这种对人性的倚重是李健吾批评观、艺术观的核心，深刻的人性描写往往能达到反映人生、指导人生的目的。
“一个批评家，第一先得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性灵活动的可能，所有人类最可贵的自由，然后才有完成一个批评家的使命的机会。”[11]在评论中，李健吾将作品人物的人性和作者的创作心理个性与时代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深入作品人物的人性深处，从中折射出时代和社会文化的影子。在《雷雨》中，李健吾对剧中的人物在人性层面上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或激烈或平静，或冲动或呆板，每一个剧中人的背后都有着人生的选择，反映出社会的现实。最为典型的繁漪，李健吾写道：“她是一只沉了的舟，然而在将沉之际，如不能重新撑起来，她宁可人舟两覆，这是一个火山口，或者犹如作者所谓，她是那被象征着的天时，而热情是她的雷雨。”[12]用人性描写来展示人物性格，用人物性格来推动具体情节，“材料原本出自通常的人生，因而也就更能撼动一般的同情”[13]。读者从李健吾的批评世界中出来，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之中，重新审视人性的内涵，他们会学会辨认和避免贪婪傲慢和狂妄，转而欣赏自己身上和他人身上的美德。
三、批评怎么写——灵魂的相遇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虽然多采取直观印象式的批评方式，但他所论，绝非作家作品的表象，而是一直延伸到作品世界的灵魂深处。他“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说是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14]。在这一点上也呼应了批评作为独立的一种艺术存在形式，批评者的阐释和作家的自白具有同等的地位。他接受了法郎士关于作家作品阐释的看法，“批评是明敏和好奇的才智之士使用的一种小说，而所有的小说，往正确看，是一部自传。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15]。
在进行批评创作时，面对人物、故事、题材，语体等，批评者不应被这些外在的形象要素所动摇，而是应该深入作家作品的内部，直面作品的灵魂，描绘出这个灵魂的面貌，体会其中的特性，诉说批评者的灵魂与之碰撞的火花，达到批评者本身的精神成长。批评者应不带任何先见地进入作品的世界，从而真切感受作品的灵魂带来的悸动。换句话而言，在进入批评对象之前，批评家“理应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装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作者）的态度迎了上去”[16]。批评的对象是书，而批评是一种自我表现的独立艺术，批评者则是深刻体味作品的灵魂，从中发现美、寻找美的艺术感知者。
在李健吾看来，批评是一种叙述，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相遇，叙述他寻美的旅程。“有一本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他重新经验作者的经验。和作者的经验相合无间，他便快乐；和作者的经验有所参差，他便痛苦。快乐，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书的成就，于是他不由自己地赞美起来。痛苦，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自由便是在限制之中求得精神最高的活动。”[17]这便是李健吾的审美经验。他探寻美的批评，强调文学批评的直观感悟性、个别创造性，又努力借鉴法国印象主义批评和中国古典感悟式批评的特色，用流畅优美的语言加以叙述，形成了李健吾独有的、以作品文本意义的客观分析为基础，辅之以亲切生动的文字语言气氛，直逼作品灵魂的心灵冒险式的文学批评。在批评的后面，是批评者的灵魂，是批评者自我的凸现，充满着感染人的激情。
李健吾批评的理念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的，灵魂在杰作中的相遇，是“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18]。批评的过程是从人性进入人性，因为支配人的灵魂的正是人性。批评者不是一味强调作者的本意，而是感悟作品的内在意蕴，从而达到批评文本的灵魂和作家作品的灵魂在精神上的契合。这种批评方式往往能精确地把握作品的神韵及总体精神。在具体表现上，李健吾以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为分析基础，以普遍的人性思考为旨归，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为支撑进行自由的批评，这也形成了李健吾式批评的内在法度。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本着批评者对文学作品最初的直观印象、最鲜活的阅读兴奋点，对作家作品独到的感悟印象式批评”[19]。
比如，论沈从文的小说，李健吾根据自己的体验，用诗一般的语句谱写出灵魂相遇的乐章。在他看来，“沈从文先生是热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沈从文先生文章的情趣和细致不管写到怎样粗野的生活，能够有力量叫你信服他那玲珑无比的灵魂！）《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那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神秘的绝句”[20]。《边城》中萦绕着一种牧歌式的诗意氛围，“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决不琐碎；真实，然而决不教训；风韵，然而决不弄姿；美丽。然而决不做作”[21]。不知不觉间，李健吾用一连串优美的文字，将读者引入他眼中作品的意蕴之中，从一个诗意的灵魂进入另一个诗意的灵魂。读者将再一次感受到一个批评家营造的《边城》氛围，传达出边城山水风物如诗如画，表现了人性美、人情美的韵味，给予了读者了解沈从文审视故乡湘西边城的复杂而微妙的心态的更多可能性。
灵魂的相遇是批评者的内心世界和作者作品的内心世界的一次对话，从而达到两者的相互感知。在李健吾的批评文字中，读者可以真切感受到批评者的内在情感，或悲或喜，或苦或乐。这些情感的共通之处便是批评者的执著，用真诚的心进行创作，探寻灵魂之美。“李广田先生的诗文正是大自然的一个角落，那类引起思维和忧郁的可喜的亲切之感。”[22]“废名先生仿佛一个修士，一切是内向的；他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丽自身。沈从文先生不是一个修士。他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23]批评者的性情在字里行间一览无遗。李健吾的文字是充满感情的性情文字，但并不缺乏理性的思考。他从不信口开河，批评的内容决不脱离文本本身；他崇尚直观感悟，也始终秉持科学公正的态度对人对文；他倡导自由的心态，也执著于美的趣味；他的文字潇洒灵动，却时时围绕庄严的人性。这些使得李健吾的批评能够独立于批评对象，成为独具魅力的艺术美文，从而引导读者踏上灵魂冒险之旅。
综上所述，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思想体系，其中，批评的独立艺术性是批评的存在特征，人性是文学批评的核心，灵魂在杰作中的相遇是文学批评的思维抒写方式。它们的和谐构成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个性，形成了李健吾批评文字独有的张力，这是一种直觉印象和理性分析的融合，也在最大程度上切近了文学创作本身。李健吾以他独具个性的批评与创造，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他的文学批评提供了另一种批评的寻美模式，对我们当下的批评有着启迪和借鉴的重要意义。
注释：
[1][2][3][4]李健吾：《答巴金先生的自白》，《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第17页。
[5]李健吾：《神鬼人——巴金先生作》，《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6]李健吾：《跋》，《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7][8]李健吾：《叶紫的小说》，《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9][10][17]李健吾：《篱下集——萧乾先生作》，《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第44页。
[11][14][20][21][23]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
[12][13]李健吾：《雷雨——先生作》，《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第57页。
[15]李健吾：《自我和风格》，《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16][18]李健吾：《爱情三部曲——巴金先生作》，《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第2页。
[19]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页。
Abstract: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literary critical theory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the literary critical theory plays a guiding role. Nevertheless, in a long literary tradition of teaching, literary critical theory teaching is ignored.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it, literature teaching has lost its vitality;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literary critical theory teaching.
关键词:文学批评理论;英美文学;改革
Key words:Literary Critical Theory;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eaching;Reform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1-0118-01
1开设文学课的目的和教学中存在的文论缺失问题
英美文学课是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重要的专业知识课程。根据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1]《大纲》明确指出了开设文学课的主体、目的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即:以学生为教学主体,通过“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文论)达到“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而历来英语专业开设的英美文学课要么是文学史课,要么是文学作品欣赏课,又或者是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读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哪一类型的课都忽略了文论教学。这可从历年来英语专业所采用的英美文学教材窥其一斑,如下表:[2]
1980年以来英美文学教材状况
由上表可见,现有的文学教材普遍忽视文论的介绍。而英美文学课的目的之一就是教授学生阅读分析作品的方法,文论就是为读者提供适当的切入点和批判作品价值的尺度。介绍一些文论,对于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其敏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很有帮助。
2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为文学教学提供新的理念
20世纪文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自身的发展。[3]20世纪西方文论在研究重点上发生了两次转移:“第一次是从研究作家转移到研究文本,其标志是二三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崛起。第二次是从研究文本转移到研究读者和接受,标志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文论的兴起,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阐释学,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崛起,把这次转移逐步推向高峰。”[4]文学研究以作者为中心过渡到以作品为中心,发展为以读者为中心,突出强调读者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以作者为中心的阅读模式一直潜存于广大教师的头脑中,直到现在,英美文学教学仍然是围绕着作者展开的。这无疑将作品置于次要地位,同时也是剥夺了学生作为阅读主体发挥其创造力的权利。而文论的运用为读者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认知方式,读者可以利用如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当代文论解读作品。对文论的了解和掌握既可以开拓我们的思维空间,使我们对文学的掌握和讲授获得更多的张力,同时也拓宽了学生的眼界。因此,教师通过借鉴不同的文论,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阅读视角,培养新的思维。
3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文论引入课堂
传统教学主导是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兼顾板书、进度、内容等方方面面,使得很多知识因为时间所限不能讲解,因此传统教学被冠以“填鸭式”。[5]由于本科阶段没有 “文论”教材,如果以传统的教学模式给学生灌输“文论”的知识,学生会更加糊涂,觉得文学课内容枯燥、深奥。这样就抑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能有效地指导学生欣赏和思考,从而文学作品中固有的智慧、感情、经验、想象力、生命思想以及审美意识都在这刻板、僵化的教学模式中渐渐丧失,学生的自主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损害。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已成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运用多媒体技术把“文论介绍”部分制作成课件,可以在有限的课时内条理性地将某部文学作品所牵涉到的文论介绍给学生。这样不仅解决了“文论”的教材问题,而且将枯燥、空洞的介绍文论的语言变得具体形象起来,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就接触到了大量新的知识和信息,提高了教学的容量和密度。
4小结
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在英美文学中加强文论教学,可以教会学生新的认知方式和鉴赏方法,启发学生利用文论知识感受文学美、欣赏文学美、创造文学美,感受文学的魅力,提高理解能力、欣赏能力、评论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以期达到既学到了知识,又陶冶了情操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编,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崔少元.全球化与文学教学[J].外语教学,2000(3).
[3]孙敏.英美文学课教学改革探索[J].中国大学教学,2007(7).
(《荀子·乐论》)这就为情感的艺术戴上了理性的镣铐。作为“道”的具体表现的礼也就此产生:“礼起之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也,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真是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且这一套礼仪也顾及人的心理需要,颇富人情味,入情入理,可谓中肯。以上各种功用主义思想最早胎育于早期社会对美的观念。《国语·楚语上》中记载,楚国的政治家武举在回答灵王问他新造章华之台美不美的问题时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大小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陈伯海先生认为,武举给美下的定义,是文献录存最早的有关美的解说,其内涵深烙着功利性色彩。孔子发表过类似的主张,《荀子》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为人下者乎?其犹土也。深拍之而得甘泉焉,树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多起功而不德。为人下者其犹土也。”孔子以土为美的思想,正是一种功用意识的反映。孔子在解释子贡提问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这个问题时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温润而泽,仁也;缜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荀子·法行》)由此观之,孔子是把万物之善性和美联系在一起,与其说在向我们申诉万物因善而美的道理,毋宁说以此为比况向我们昭示君子以德为美。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将“善与美”统一起来了。问题不应仅仅停留于此,应该看到,这种“美善合一”论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十分巨大。在儒教成为国教之后,这种功用主义文艺观也就基本上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最具有说服力的文学批评思想。回溯历史,首先把孔子“美善合一”的功利主义思想理论化、系统化、政教化,并自觉运用于批评文艺的是荀子,后经扬雄、刘勰等人,把“明道”、“征圣”、“宗经”的文艺批评思想逐步臻于完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总体上是一部处理艺术与生活(政治)的关系史。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一旦被僵化和扭曲,其负面效应十分巨大。
首先,容易把文学变为政治的附庸,不宜于文学自身的独立。文学批评容易走向非学术的政治批评,从而导致文学批评在非本质的层面上游离,很难冷静下来作自身的、内在的本质建设。
其次,造成批评审美趣味的狭隘和单调。我们从孔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的态度中不难揣摩出,读诗就是为了在实际生活、工作中用得上,不然就毫无用处,完全排斥艺术的娱乐、审美功能。这种急功近利的观念显然不是对待艺术所应持的中肯态度。再如韩愈曾写过《毛颖传》、《杂说》、《石鼎联句诗序》等一类近似传奇小说的作品,表现为重视从民间文学和对新兴的文学体裁与表现方法中吸取滋养的积极态度。但却遭到裴度的批评,称之为“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这就极大地限制了题材、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活泼性。在“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的重负之下,创作与批评的丰腴性被挤榨殆尽,只剩下庄严肃穆的道德意识,无法轻松,更不能放纵。
再次,在深层的文化心理上养殖了文学价值取向上的退避心态,即征古文化心态。韩愈在叙说自己文学创作的经历时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这种征古文化心态促成了一代代声势浩大的复古浪潮,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横贯古今的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发展模式。
最后,对文学批评自身的束缚。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既丰富又单薄。所谓丰富,有浩如烟海的文学批评典籍为证,其诗话、词话、言、纪事、诗品、典品、精义、广记……可谓汗牛充栋。但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相比,文学批评根深蒂固的道统思想和急功近利的功用思想,决定了在诸多的批评领域里无法客观公正地深入研讨,特别是对文学形成的研究尤显冷落。中国的诗学批评理论较发达,但相形之下,散文理论、小说理论、戏剧理论等则难以望其项背。
再看叙事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普遍的文学体裁,但中国文学批评对此一向较冷漠。《中国文学理论辞典》中关于小说、戏剧的词条几近于无,最具权威的郭绍虞先生的九十万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竟一字不提小说和戏剧批评。造成这种偏失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与中国文学批评观念中功用主义的道统思想有关。因为以“明道”为正统的文学观念十分反感虚拟,从功用角度看,完成经国大业的、体现道统的东西怎么可能是那种荒诞无稽的奇门道术之类的虚妄之体呢?所以批评家们一开始就定下原则:“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扬雄《法言·吾子》)
从现存的资料看,第一个对屈原作品作评价的是刘安,而第一个对屈原作品中浪漫成份表示不满的是扬雄,称其为“过于浮”。在其《法言》之《重黎》、《问神》、《吾子》诸篇中,皆流露出不容浪漫虚拟的思想。他在批评司马迁《史记》时认为,《史记》能够秉笔直书,在《淮南子》之上,这就是“实录”,但同时又批评《史记》的缺点在于“杂”和“爱奇”。他说:“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记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受其影响,王充也十分反感虚妄。他在《佚文篇》中明确表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在谈到《论衡》的写作目的时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对作》)王充之所以对“虚妄”如此深恶痛绝,实乃基于其文学的功用思想,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要使文章有补于世,就必须“真实”,要能证之验之。“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论衡·对作》)对于两汉功用主义的专制与霸道,罗根泽先生有段妙论,他说:“两汉是功用主义的黄金时代,没有奇迹而只是优美的纯文学书,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运,然而诗经却很荣耀地享受那时的朝野上下的供奉,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的送给了它一件功用主义的外套,做了他的护身符。这件外套,不但不是一人所作,亦且不成于一个时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即使在思想较活跃的南北朝时期,这种寄生于功用主义思想之下的对虚拟的反对也是激烈的。刘勰在充分肯定屈原的同时,对其浪漫色彩也不无微词。在《辩骚》中说:“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鸠鸟媒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日,目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在《诸子》中又说:“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中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混同虚诞。”为此,刘勰提出一个原则:“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文心雕龙·辩骚》)在这种崇实尚用的批评氛围里,视虚构猎奇的小说为“小道”而冷漠视之,也就不足为奇了。直到梁启超以西方的眼光来审视小说,接连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的著名文论,才使小说的地位受到重视,而梁氏藉以推进小说发展的手段还是假借了传统的功用思想。功用主义的批评观念,由于囿于“明道”的神圣性,所以往往不容于趣味性、娱乐性和浪漫性,因而也就无视大众消费的消遣心理,在崇高的使命感中忘却了艺术的休闲功能。在俗文化粉墨登场的今天,在放纵与享乐成为时髦的今天,传统文论思想对此必然手足无措,陷于危机实属必然。
【参考文献】
[1]陆海明.中国文学批评方法探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3]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着文学历史的进程,发展着我国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生产,构成文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文学批评刊物和批评成果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组织的作用。但是,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在文学发展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认识不足,相关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所积累的种种经验最终都要敛聚成思想、观念的结晶,以理论的形态反映文学思想、观念的发展水平。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往往是从对既有批评理论局限性的批评开始的,以不断注入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实现推动文学的进步。无论是在文艺学学科领域,还是在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是通过运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实现对本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研究所做的是为一定的文学批评方法提供理论基础,而相关研究的水平高低,决定着整个文学实践的发展水平。因此,全面梳理和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应该是当前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对于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发展论、功能论等,关系到文学批评逻辑前提、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文学批评的范畴与方法、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功能,以至文学观念的建立等最为重要的文学基本问题。在文学界,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概称为/批评的世纪0,意指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对文学的影响超出了文学创作,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观念、理论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活动领域。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各个思想理论流派的出现及其对文学实践的积极推进作用,以实践成果表明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说进展与局限均极为明显。
就其进展来说,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实现了解放思想、突破、全面开放;二是全面占有了世界上一切文学批评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获得了世界性的视野;三是在对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在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四是在吸收、融合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些新的文学经验、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已经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开放性、理论视野、占有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及思想、理论、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与新时期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新的繁荣。
但是,熟悉文学理论的人都明显感受到,新时期的发展历史中,受到诟病最多、最集中的不是某种文学创作现象,却是文学批评。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就其现象层面看,存在着思想性的弱化、功利性的极端化、现实性的淡化、批评的人情化、消费性的娱乐化,以及捧、骂、炒、抄的非学理化等现象。就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层面,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模仿、吸收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关于建构文学批评的逻辑前提、方法、范畴等原创能力,还没有达到对现有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综合、创造,从而与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经验相契合,建构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根据文学发展规律,这一层面的局限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因为它关涉到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的问题。近年来,文学界的学者们关注文学批评、批评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就是要突破这种局限,探索形成原创力的方法和途径。
鉴于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取得的成果与局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局限于对西方现代个别思想流派的思想、理论、观点引进、模仿、吸收的状态,形成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即在全面占有世界一切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开展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范畴、价值、功能、发展规律等本体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达到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建构反映中国文学经验与文化精神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目的,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功能论、发展论等不同领域全面开展研究,在多种思想、观点相互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实现综合与创新。应该说,新时期三十年中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不同层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此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没有以自觉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与方法开展系统的研究,实现综合与创新。基于此种认识,笔者主张,要自觉地开展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的课题研究,并且使之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课题,力图通过有规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分辨清楚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历史的考察中掌握我国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以对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反思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对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不仅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整个文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一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研究,一是文学批评理论的本体研究。考察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这两个层面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对于我们全面掌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反思、评价我国的文学批评研究的进展和水平,从而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整合各个具体研究,最终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对于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只是由于学科领域和具体研究目标的限制,这些研究都还是相对独立的,还没有实现较为理想的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在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形成如西方二十世纪学派林立、不断创新的局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今天实现高水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意义与价值。概括地说,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试图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指导思想问题;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和现代性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转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问题;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和普适性问题。这些努力,都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实现提升奠定了基础。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本体的研究,如在文学批评理念、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标准、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可以说,本体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最显著进步的领域,从哲学基础对认识论模式的突破,到对语言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的借鉴和融合;从批评方法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突破,到对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新历史批评、后现代批评、文化批评等等借鉴和融合;从概念、范畴对作者、环境、再现、表现、真实、典型、本质等核心范畴的超越,到对文本、读者、语义、能指、所指、共时、历时、结构、符号、无意识、原型、隐喻、转喻、变形、荒诞等范畴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的突破,到对审美、人文价值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突破,到对本体论、交往论、对话论的借鉴与融合,等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大量著述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开拓了空前的视野与巨大的空间,使当代文学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成果体现为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中的点滴积累,逐渐汇聚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构成的思想、观点元素,丰富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取得上述的成果,为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进程创造了可能性,提出了新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有必要在文学批评构成的各个层面系统地考察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发生的嬗变和所取得的进展,通过辨析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文化与文学思想资源、研究方法、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观点、理论形态等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梳理出文学批评理论在不同层面所取得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水平、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评价。开展这一研究,必须要改变以重要的文学事件、理论论争现象为线索的思路和方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文学批评理论基本要素嬗变的考察上。这一考察应结合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实际,通过对各个基本层面的考察,最终达到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现状的总体把握。如在哲学基础层面的研究,系统考察批评理论界如何逐渐将关于、西方、中国文学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形成了怎样的现实形态。又如,在范畴层面,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何不断拓展研究的领域,丰富研究对象,将过去不在批评理论体系建构视野和研究范围的领域转化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范畴的过程,并研究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在历史的梳理与考辨中分析和评价文学批评理论的内在构成要素的嬗变状况。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著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著《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著)、《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著《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