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5:4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族文化传播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具有历史资源优势且极具跨文化传播价值的武当太极文化，应成为武当文化品牌形象传播的标识。“天下武功出少林”，所谓“先声夺人”，少林功夫文化早在20多年前就因尽得先机而名满天下。比较而言，武当文化传播则是近年来在省市政府的关注支持下才高调启动。在少林功夫传播已成大气候之时，武当如果仍以笼统的武术概念向外界推出，显然不利于自身内家功夫文化的传播及其武当文化形象的塑造。面对盛名之下的少林功夫，武当文化传播毫无疑问当独辟蹊径，以展示自身特长为优势，将武当内家“三宝”之首的太极文化作为其形象展示的标识性内容，依此打造独具个性的武当文化品牌形象。
从跨文化角度而言，最具有中西方受众交互接纳性的影视作品，当属西方枪战片与中国武侠片。与西方枪战片格斗双方胜负结果的直截了当相比较，中国武侠片更能够展示对峙双方个体的自身潜能以及相互胶着的竞技状态，更能够体现其形态之美、力量之美与运动之美，因此也更加受到观众的热捧。但是，无论西方枪战片或是中国武侠片，在影视作品中多以胜败输赢的比拼为目的，它更多的是表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背后的搏击甚至是搏杀。而武当太极恰与这种类似于人的动物性的格斗厮杀形成对比。它所追求的是修心养性、健体养生，其外在体格与内在心性的修炼是其终极目标。这种以传统内家功夫的形式表现人对自身内在与外在“和谐”的追求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境界的追求，是武当文化的精神价值所在，也是武当文化具有现代性跨文化传播的价值所在。“‘世界正在变小’，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就造成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使每个民族在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的同时，也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构成。这样，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性与人类性的有机统一。而在世界交往中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在这个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②民族文化传播的根本就在于其本质特色的不可替代，其交流内容人类共享。太极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已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交往中得到进一步张扬。因此，从传统内家功夫发祥地的角度而言，武当文化传播当选取最具跨文化价值的太极文化为标识，在此基础上向形意八卦、养生之道等全面拓展，从而以武当独特的文化形式和深厚的历史蕴涵，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品牌形象。中国太极文化为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众所喜爱，武当太极文化及其品牌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既可以让世界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太极文化之道，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武当文化传播应注重形态与理念的创新，武当山应成为国内国际太极文化交流、传播、发展中心。武当文化形象传播，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与武当的武学武道浑然一体为其又一优势。近期中央电视台1套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连续剧《李小龙传奇》，通过描述李小龙短暂而精彩的一生，传播中国武术文化。观看此剧的观众不难发现，无论是李小龙习练的咏春拳或是李小龙创新的截拳道，其拳法理念的核心都是中国道家思想。“《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劈头：‘太初有道。’……在东方的中国，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不论东西，‘道’就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创造和认知现象的‘逻辑’或思考方式”。③中西方论“道”，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通之处。但是，惟有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的“道”和“阴阳”，才能以高度浓缩的信息含量将世界万物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武术的核心理念交汇贯通，阐述得充分而饱满。因此，武当太极文化传播毫无疑问应将道教文化与道家思想的传承传播放在重要地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太极文化与道教文化一脉相连。因此可以说，太极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是武当文化形象的两个支撑点。我国目前的太极拳发展，杨、陈、武、孙、吴等多种门派林立，传播范围波及国外。而武当太极的传播范围则非常有限。事实上，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可分离。“从广义上说，一部民族史就是一部民族文化史，一部民族文化史又是一部文化创新史。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如此。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无所谓历史了。不断创新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共性，而每一次创新又有其个性。造成这种个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的内外因的差异性。”④其他太极拳流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从而赢得中外公众的普遍性接纳。武当太极若在太极拳传播兴盛的当下找不到自己的准确位置，“天下太极出武当”也就只能成为自唱自吟的一句空叹。“经济全球化而导致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和文化竞争领域的不断前移，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在这场世界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的关键因素，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决定生存。因此，武当太极文化传播应当借鉴其他太极拳品牌的发展经验，根据史料典籍理清发展脉络，整合其拳法理论，重新完善对武当太极文化的价值认识，并在传统武当拳法套路的基础上吸纳现代化元素，以开放的心态结合先进的技术打开武当太极文化传播的封闭局面，让武当太极由道教圣地走进天下人身边，利用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形成武当内家功夫的品牌传播之势。同时，武当太极还应站在一个国际化的高起点上，以科学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在和谐包容的国际交流中提高武当山太极文化发源地的声誉，让武当太极真正成为中国太极文化传播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内家功夫与道教文化整合传播的“意义承载者”，成为国内国际太极文化交流、传播、发展的中心，由此推进武当山道教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武当太极文化品牌形象的塑造需要政府持续的关注支持，并借助于大众传媒实现最佳传播效果。2008年10月29日至10月2日，第三届世界传统武术节在湖北省十堰市举行。世界传统武术节又称“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是国际武术联合会、中国武术协会主办的世界传统武术大赛，也是目前世界武术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大型体育盛会，被誉为“武术界的奥运会”。2004年以来，河南郑州连续两届成功举办世界传统武术节。这次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十堰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国际性大型传统武术比赛盛会，来自69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比赛。武术节期间同时举行“走进武当”等系列活动。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国际武术盛会，更是武当山文化形象传播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文化传播是‘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产生于社区，群体及所有人与人之间共存关系之内的一种文化互动现象’。如果作为人的社会活动过程的一个方面而言，文化传播就是社会传播，是人对文化的分配和共享，沟通人与人的共存关系。”⑥在媒介社会化的今天，最为有效的传播方式之一就是用不间断的信息感染、吸引受众，从而在受众心目中建立一种稳定的文化形象。显而易见，这种信息的传播及其效果的实现，脱离大众传媒无法实现。而且，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不能是单向的、静态的、历史性的信息资料的无力叠加，而应当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动态的、现代性符号化信息的有力度的冲击。同时，无论是武当文化信息的传播、文化形象的树立、文化的传承或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的关注和积极支持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保障。
信息化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传播主体具有运用话语权抢占先机的主动意识。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依赖于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另一方面，媒介传播的信息，充盈整个社会的只能是一个相对量——没有传播武当文化，实际上意味着其他形式的文化传播享用着原本就极其有限的话语权。因此，过去那种保守的、仅仅将武当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封闭的历史遗产进行实地展览的被动做法，影响武当文化的传承和与创新。法国学者波德里亚曾在“仿像”理论中将符号或者图像传播划分为四个阶段。波德里亚将自己批评焦点针对第四个阶段——符号或者图像“与无论什么样的现实都没有任何关系：它本身就是纯粹的仿像。”“拿竞选这个例子来说，媒体的报道就是竞选，竞选不存在于对它报道之外……从这个角度看，在媒体图像环境之外考虑竞选是不可能的。图像就是竞选。”⑦波德里亚“仿像”理论对图像社会的批评，尽管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用他观点的合理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大众媒介的传播就是武当文化形象传播——大众传媒对武当文化形象传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武当文化形象传播应当充分利用媒介技术进行科学的整合传播，从而实现武当文化形象传播可持续性发展。
注释
①⑤胡惠林：《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学术月刊》2000年第3期。
②王锐生：《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新视野》2000年第5期。
③陈其南：《文化的轨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④肖玲诺：《面临信息化的民族文化》，《求是学刊》2000年第6期。
⑥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关键词： 广播 语言要素应用 民族文化 传承与制约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文化被认为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1]P3。广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必然制约广播语言要素的应用。本文论析汉语广播语言要素应用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制约关系。
一、广播语言借助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
“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中，广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广播语言总要借助一定的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的。在汉语广播中，中华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规范要求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要素传承。
（一）借助恰当的语音要素传承文化
总面积13000平方米，虽不像北京故宫中轴线和对称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红宫，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使整座建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中央台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达拉宫实录》）
例中引文双音节词语占多数，朗朗上口，节律感较强，易于播读，如“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
除正常播x音节外，播音员还要正确发好引文中的语流音变，如“Zǒng（总）”当由“214”读如“21”，“yīwà（一万）”的“yī（一）”当由“55”读如“35”等。需要处理好句中的停顿、重音和句调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单画线表示时间较短的停顿，双画线表示时间较长的停顿，加粗者宜重读而经由重读处理等手段，“13000”、“红宫”、“主次分明”、“雄伟壮观”等很容易入耳、入脑。引文句调就总体而言，先平缓后上扬。
正确处理广播语音要素，才能正确传递广播语言信息，达到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当的词汇要素传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长，但其中词汇类聚、词形类聚和词义类聚应用形式仍然较丰富。基本词和一般词都有较多的使用;使用成对词“前”与“后”、“主”与“次”;使用熟语――成语“主次分明”。因为广播语言表意要简明，所以引文多用单义词。这些词语，首先是规范的，其次是根据广播语意表达需要而选用的，有助于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效。
前来学习抽纱刺绣技术、领取刺绣原料和回缴刺绣产品的本乡青年妇女络绎不绝。（商丘台2006年5月9日《虞城县积极向农家妇女传授农科技术》）
“妇”的义项有三：“妇女”“已婚的女子”“妻”;“妇女”义为“成年女子的通称”。汉民族文化语境中，“妇女”更多凸显“已婚”的义素。因此，称呼青年女性时，要慎用“妇女”一词。例中前来学习的“青年妇女”未必是“已婚”者，则“青年妇女”可改为“女青年”。
（三）借助恰当的语法要素传承文化
前述布达拉宫引文根据广播媒体特征及其语意表达的需要使用汉语词类和句类。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词（如“北京”）、动词（如“修造”）、形容词（如“巧妙”）、“数词”（如“13000”）等实词;多使用易入耳、入脑的介词（如“利用”）、连词（如“但是”）、助词（如“地”）等虚词。引文虽然使用了转折复句“虽然……但……”，但复句内部的分句及其他单句都较短，听众仍较易知悉已广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红宫”与“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结构上较为对称。
借由语音、词汇、语法要素的恰当使用，引文将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的景象形象地展现在听众的脑海里，卓有成效地传承了藏民族物态文化。
（四）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
语言是心态文化构成要素之一，汉语言广播同样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的脉络。
1.较多留存方音
戏曲类及方言广播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剧种，最初都起源于民间，都以当地方音为基本语音，再加以艺术的表现。只有当某一剧种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全国性剧种的时候，才与民族共同语语音发生直接的关系”[3]。早期京剧著名艺人谭鑫培等把湖广音融入京剧，成为京剧语音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庆班”等“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剧中。
2.较多留存历史名词
讲述史实的广播语言较多留存历史名词。据节目制作、播音时间或相关史料，可大致推演某历史名词发展的脉络。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等4件铜兽首18日在北京圆明园公园免费向公众展出。（中央台2003年10月20日《圆明园失散国宝免费向公众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别是“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等的简称，它们都是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
3.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广播电台播报或诵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时语含假设，这种用法自先秦时期留存至今。
“夫gR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庄子》为先秦（上古汉语）时期作品。
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水浒传》）“非这条苦计”意为“如果不是采用了这条苦计”。《水浒》为元末明初（近代汉语）时期作品。
货车超载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台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载货车是“罪魁祸首”》）
引文中，“非”意为“如果不……”，例出现代汉语语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影响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
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对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具有逆向制约作用。“从文化的角度说，不同的文化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4]。
（一）语音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1）中华各民族广播语言都注重韵律。
韵律包括押韵、平仄和对仗等。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中央台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离》）
诗歌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节选部分“离”、“里”、“丽”、“起”押“i”韵。
少数民族文艺广播节目也有自身的韵律，用汉语创作或译为汉语后的歌词等往往是押韵的。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
歌曲选段“开”、“待”等押“ai”韵。
（2）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汉语广播更讲究平仄和对仗。
大车切轴，三轮放炮。（中央台2012年7月14日相声《口吐莲花》）
参照现代汉语平仄归类，例中，平仄对应为“|― ― ―，― ―||”。除“车”和“轮”的平仄不对应（按江淮方言发音，“车”为去声，则为仄声），其余大体平仄相称。从对仗角度看，“大车”对“三轮”，“切轴”对“放炮”，相对工整。
一般性V播节目也会出现平仄和对仗。
风雨沧桑中如何追寻梦想，波澜壮阔里如何见证传奇。（中央台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寻梦想”（― ―||）和“见证传奇”（||― ―）平仄相称。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为重复者，其余实词和虚词大体对仗，如“追寻”对“见证”。
2.民族语言特点影响汉语声调的发音
某些少数民族成员说汉语时，经常发错声调，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有的原本没有声调。这种现象，在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口语中尤其明显。新疆台2013年9月19日报道《新疆各地中秋节前情意浓》中，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工回答记者询问时，把原本为上声的“好”（hǎo）和“很”（hěn）都读若阳平，即分别读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响姓氏用字的发音
姓氏汉字发音“异常”者，该姓氏往往源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万俟”为复姓，读若“Mòqí”，源出鲜卑族部落名称。东晋时万俟部落随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称为姓氏。
出现的二字姓如：欧阳、司马、诸葛、上官、司徒、慕容、闾丘、皇甫、西门、尉迟、公孙、东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东郭、呼延、拓跋、万俟、长孙、澹台、鲜于。（中央台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汉字的发音有时不一样，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发音更具“隐蔽性”。
据汉民族姓氏习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随父姓。有时为了表明对孩子母亲姓氏的敬重，家长往往会将母姓用字作为孩子全名的第二个字。播音员如果不知这些“第二字”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会发“错”音。如广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应注明该“仇”字是否为母姓用字。如是，则播音员得播读为“某qiú某”，而不能读若“某chóu某”。
（二）词汇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介绍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该民族特有的词语。
萨迦寺……寺内藏有8.4万余卷元代手抄佛经、贝叶经等，集成60米长、10米高的著名的经书墙。（中央台2003年11月12日《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绍萨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时，使用“贝叶经”、“经书墙”等藏语词。
2.广播语言中汉译少数民族词汇多为多音节单纯词。
广播语言中，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汉译后，多为多音节单纯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西迁247周年》中出现的“察布查尔”、“爱新舍里”、“纳旦木”等，均为地名，都是多音节单纯词。
（三）语法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广播语言中有时会有与现代汉语语法不一致的民族语言语法用例。
汉语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不及物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用例。汉语中有“飞北京”、“睡沙发”等用例。
最近这几天，由贵阳飞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的航班爆满。（中央台2004年7月14日《贵州：民航暑运高峰出现航线班班爆满》）
如果朋友感觉睡沙发翻不开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够的话，那就干脆让他睡“地上”吧。（中央台2009年1月16日《春节“靓”家有招》）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会说出“出发北京”等结构搭配。
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使命之一，广播语言对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的反映散见于丰富的广播内容中。更多广播节目借由语言要素传承民族文化的途径，以及民族文化制约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表现，有待更广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释：
①“中央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称，以下地方台简称为“省/市名+台”，如“新疆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季世昌.弘扬民族文化――广播工作者的责任[J].视听界，1990（4）.
论文摘要: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大省，有着特殊的民族分布和特别的地理地貌以及独特的历史变迁，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有的文化，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中是属于民族亚文化的一部分，其在传播过程中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本文将借助李普曼的《舆论学》中的“拟态环境”理论分析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播，通过这些理论联系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最后给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一、理论来源: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
李普曼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他提出了“拟态环境”这个重要的概念。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入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二、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云南有着25个少数民族和15个独有少数民族，是全国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同时，由于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地貌结构等自然环境，以及族别和数量较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了诸多类型和各具特色的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正是云南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独特的历史原因，使得其民族显现出多样性，而民族的多样性使得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音乐、舞蹈、语言、服饰，禁忌以及由此生成的独特文化。如:摩梭族走婚习俗:成年的摩梭女孩可以自己挑选如意郎君，其他人均不能干涉。每天晚上所有的成年男人便到自己意中人的家中幽会，到第二天早上又回到自己的家中，小孩由女方家庭抚养。一旦感情破裂，男不走访或由女方在闺房门口放双男鞋即可离散，无怨恨，无忌妒，随缘而行，外人更不可有异议。彝族的“摸黑脸”习俗:“摸黑脸”是彝族很特殊的一种传统习俗，表示祝福、友谊、喜欢和乐意。至今居住在隆林一带的彝族，逢到节日或婚、丧活动的时候，属姑舅表关系的青年男女，双手抹沾着锅底的黑烟，各向对方的脸上涂抹，以表示祝贺吉祥、幸福和喜庆。2正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加剧了其在传播过程中难度，使其受者更容易受到“拟态环境”的影响。
四、拟态环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化
李普曼很早就意识到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这一特殊信息环境。他在《舆论学》中指出:现代报刊等新闻媒体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媒体的种种信息成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这样，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媒体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在云南，特别是其旅游业的发展，在运用各种媒体的宣传下，人们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印象和认识就是这些媒体环境下形成的。
目前，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通的一种生活工具。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接触大众传媒都是现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日平均媒介接触时间的调查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触时间为4. 4小时，中国人为3. 7小时，这只是直接接触五大传统传媒的时间，还不包括人们观看电影和录像、听唱片等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时间，也不包括通过互联网接触大众媒介的时间。“我们不难发现，频繁接触大众传媒己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外，人们用了几乎一半的余暇时间来接触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已经充斥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而正是因为如此，大众对各种文化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媒介来进行了解的，特别是对民族亚文化，在旅游大潮中，当地旅游部门或者各种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大肆的宣传，而在宣传过程中，免不了夸大和虚假报道，从而吸引游客的眼球。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就一点点的被歪曲和夸大。很多人都是坐在电视机或者电脑前认识世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亲身经历去感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这样我们的媒体中的少数民族世界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少数民族世界。很多人认识丽江，认识纳西族，是因为电视剧《一米阳光》，电视剧总有很多关于纳西族文化渗透，其中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电视剧女主人公飞身跳下殉情谷，从此纳西族跟浪漫的殉情联系在一起。人们普遍认为纳西族青年男女追求真爱的勇气从而让丽江有了“殉情之都”、“爱情圣地”的美誉。实际上，这都是传说以及古代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后果，而对于今天自由恋爱的纳西族来说这样的情形已经过去，不过很多人在看完《一米阳光》之后，仍然会认为纳西族青年恋人仍然会轻易选择殉情。对此，有的人大赞纳西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也有的人认为这是对生命的蔑视，然而这一切，不管是赞扬或者批评，这正是大众对纳西文化产生了误解，没有真正理解纳西文化产生的不正确的认识。 五、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意见以及建议
客观地讲，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每一种文化存在都证明它有存在的价值，有其能够伴随历史前进的特长。不管是何种文化，作为民族与人类共同体验的结晶，也都含有特殊价值。所以，让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正确的认识民族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
1.各媒体在宣传少数民族文化过程中，要做好“把关人”的角色
在我国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现代都市文化以强势的形象不时撞击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大门，而有的媒体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在少数民族文化中，加入一些莫须有的元素，来博取大众的喜欢。一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也不失时机的反映着这样的现象。如:表现云南红河州文化的《诺玛的十七岁》和 《花腰新娘》、傣族题材的《青春祭》等等。这些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但在电影中，不免有夸大和讽刺意味的元素，让人在看完后不免啼嘘。各媒体在宣传少数民族文化中，要做好“把关人”的角色，不要给我们的民族文化披上华丽或者丑陋的外衣。
2.当地少数民族政府以及相关的文化宣传部门应当做好宣传工作
能更好的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应该更好的做好自己的宣传工作，能够更好地引导各文化传播机构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从少数民族大众文化的形式建设来看，该民族主要是借鉴成熟的大众文化形式。通过大众文化传播形式，这些形式主要是指新闻、广告、电视文艺、大众音像、流行歌曲、综艺报刊文化和网络多媒体文艺等。这些大众文化形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传播效果，深受大众特别是青年的欢迎。而这些资源，绝大多数还是需要依靠政府和文化宣传部门的支持和运作，就因为如此，利用这些资源，做好本民族的文化宣传工作，政府和宣传部门的作用是很大的，才能有力地对抗了汉民族千遍一律的建筑大众文化。族大众文化要广泛传播，还得尽可能利用大众媒体的形式加以包装，这样才可能产生更大更好的效果。而这也会涉及到传播载体的建设问题，而资金的来源，政府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3.少数民族应当担当起自己文化的宣传大使，用正确的方式宣传自己的文化，并要培养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媒体的运用，民族的传统性和科技的现代化一直是个矛盾。云南少数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也在媒介文化与现代文明冲击下加以继承和发扬。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力量的在利用现代新媒体的技术下，宣传和推广了木民族的文化传统。让他们以自己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自豪，自发地宣传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激起本民族同胞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就像花腰彝族网里的一个彝族女孩给网站站长留的言:“想当花腰新娘”所说的那样，一些少数民族浏览过网络上与他们自身民族相关的言论和图片后，他们内心自然涌现出了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以后的生活和习惯上总会自觉和不自觉地保持和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观念上也可能反对本民族过于汉化，这就在民间自发地保存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和传播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特色。
【论文摘要】文化的生产、消费与发展都离不开传播。传播是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是促进文化变革与创新的活性机制，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然而，文化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文化载体作为支撑，没有文化传播的载体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传播，就不会形成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真正的文化传播就不能得以实现。本文结合安多地区藏文化传播的实际，对安多地区藏文化传播的主要传播媒介和文化载体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藏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辽阔的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历史积淀赋予了藏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安多地区是我国三大藏族聚居地区(博巴、康巴、安多)之一，拥有丰富的藏族民俗文化和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造就了安多地区藏文化的独特性。因此，深人分析安多地区独特的藏文化，找出安多地区藏文化的主要传播媒介及文化载体，对安多地区藏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播、传承、延续和发展，对促进民族团结以及弘扬藏区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传播的理论
(一)文化传播的概念
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指人类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辐射传播或由一个社会群体向另一群体的散布过程。文化传播可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前者通常由具备文化的人们通过商队、军队等途径直接传播某种精神或物质方面的文化内容，如新的农艺技术和发明创造等;后者表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扩散能力，主要指某一社会群体借用外来文化特征中的原理，进行文明创造活动的一种刺激传播，如欧洲最终发明瓷器是在知道中国瓷器之后大约200年。文化传播过程取决于文化的实用价值、难易程度、文明声望、时代适应性和抗逆性等多种因素。
(二)文化传播的类型及方式
文化传播主要包括物质文化传播、精神文化传播、媒介文化传播、报纸文化传播、影视文化传播、广播文化传播、网络文化传播、形象文化传播、体育文化传播、饮食文化传播、服饰文化传播、旅游文化传播等。人类文化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国际互连网传播，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预示着人类传播能力的飞跃。可以说，传播技术的应用对文化传播范围、传播效果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安多藏文化及其传播媒介
(一)安多藏文化概述
“安多”是取阿尼玛卿雪山和多拉让摩山(积石山)名的头一个字组成，安多也有边地之意。范围包括阿尼玛卿雪山和多拉让摩山(积石山)之间的地区，中心在阿尼玛卿山至青海湖一带，这里的人自称“安多哇”。安多方言区地理范围包括青海省的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东地区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其地域范围很大，这里草原辽阔，牛羊成群，是藏族聚属区最大最丰美的牧区，因而产生了高原独特的游牧文化。由于地缘关系，安多自古以来就与东边的汉文化和北方的阿尔泰文化联系密切。历史上这里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藏、蒙古、土、回、撒拉等族的先民们，在历史的变迁中相互融合与交流，逐步形成了今天独特的多元性安多文化。
安多是宗日文化和卡约文化的故乡，也是汉文史籍中诸羌文化的中心。安多有历史上最繁荣和开放的青唐确厮锣文化，藏传佛教后宏期“下路宏法”的策源地和被称为“第二佛陀”的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塔尔寺和佑宁寺、隆务寺。还有安多文化中心之一的拉卜楞寺和誉满藏区的热贡艺术。这里名人辈出，曾经涌现出了像宗喀巴、更敦群培、十世班禅大师等学术大师和高僧大德。安多又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的重要发源地，更是一个民间文学高度发展和民俗文化极为丰富的地区。多源的安多文化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老的安多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底蕴。其与卫藏、康巴文化的区别是，安多自古以来与汉文化和阿尔泰文化的联系要密切得多。昆仑神话和河徨“少年”(花儿)或许可以说是中原文化在安多和当地土著文化交融的产物;从古代匈奴、吐谷浑，到蒙古诸部、土、撒拉，阿尔泰文化在安多文化里从语言到风俗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安多藏族聚居区辉煌灿烂的文化历史，只有采用多渠道、多途径的传播方式将其传播出去，才能让更多的人们认识它、了解它，也才能让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二)安多藏文化传播媒介
传统的传播媒介包括人、书籍、图片、报刊杂志、广播广告、电视广告、影像媒介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如网络媒介、旅游媒介等。安多藏文化的传播，在继承传统文化传播媒介的基础之上，也运用了这些新的传播媒介进行传播。
1纸质图片。纸质媒体包含书籍、报刊、宣传册、邮册、剪纸册、画册等，其中图片是文化最基本的传播方式，比较容易被人们认可和接受。可以相信，图片这一记录、保存、传播安多藏文化信息和安多藏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仍将被人们长期、广泛地使用。如《庆祝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邮册将藏文化浓缩、提炼，并通过图文并茂的表现方式传播海北所特有人文、历史、地理和风俗等文化。
2.音像制品。音像制品包含光盘、录音带等。通过摄像和多媒体技术制作的cd}vcd、dvd等音像制品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重要手段。音像制品与纸质图片相比，具有鲜活的画面和声情并茂的特点。现在的安多地区，以藏文化为题材的节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走遍中国》之《走进海北》，将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融进册子与dvd纪录片相互辉映，让这片热土走出高原、走向世界。
3.广播电视。现代文明把大多数人限制在家庭的圈子里，电视成为人们了解世界和认知世界的窗口，电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安多地区藏文化的传播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多做一些记录片和专题片，让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这片急需保护和开发的领域;另一方面更需要当地的文化机构、教育机构自觉地主动地利用电视媒体。2008年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邀请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走遍中国》栏目，以演播室访谈十专题片的形式介绍海北州的文化、历史、自然、地理等，把安多地区的藏文化推到观众面前，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4.网络传播。互联网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传播形态，它融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为一体，极大地拓展了文化传播的方式。在网络传播媒介的环境中，知识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存在于图书馆书架上和书本中，而是存在于电子空间中互相链接的一条条信息中。网络传播打破了传播者和受传者的界限，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可以在网上传播知识和信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平台。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使传统文化的全球性传播成为现实。
2000年1月29日，世界上第一个藏文网站—同元藏文网站，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建成，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网站。它分别用藏、汉、英三种文字介绍藏族历史、文化、宗教、风土人情等，在藏文信息的传输、显示方面独具特色。该网站的建立、开通与藏文多媒体软件的研制应用，为藏族地区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的繁荣发展，为藏民族与世界的交流开创了新的途径。
5.旅游传播。旅游传播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传播媒介。旅游本身就是文化信息的传播活动。由于传播的双向性特征，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发出者。他们在自己原有精神文化的基础上，接触新事物，接受新信息，达到更新知识的目、的;同时又把本文化的信息向旅游目的地传输，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飞速发展，西部地区民族旅游逐年升温，在安多地区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旅游景区、景点，如塔尔寺、拉卜楞寺、青海湖、昆仑山口、桑科草原等，游客逐年增加，旅游业的发展为安多地区藏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三、安多藏文化的载体
文化之所以能够得到存储和传播，是因为传播载体的存在，载体在传播中起着储存和记录文化的作用。所谓“文化载体”，即指可供文化、信息记录、存储并能借以传播信息的物体。纸张、图片、磁盘、电脑硬盘、软盘等都属于文化的载体范畴。考虑到安多藏族聚居区藏文化传播的特殊性，现将安多地区藏文化传播的载体归为民俗、“四古”、旅游景区和小城镇三部分。
(一)民俗文化载体
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最基本的文化符号，是反映该地区文化最基本的载体，根据安多藏族聚居区特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民族风俗习惯等，将其分为语言、服饰、宗教、饮食、藏药、土特产、舞蹈、绘画艺术、诗歌戏曲、传统体育竞技、传统节日、节庆活动等载体(详见表1)。
(二)“四古”文化载体
论文摘要：电视作为一种现代传媒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作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而二者的结合，是大众文化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电视将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有效传播，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实践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转贴于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 释：
①②宋振文：《电视传播价值论》，《新闻界》，2009（2）。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从社会发展、受众需求方面，分析电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兴起的原因，对电视综艺节目中出现的平民娱乐化现象进行研究，并对电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提出一些看法。
电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化，是指综艺节目中趣味性元素的加强和受众范围的扩大与数量的增加，节目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明星，普通受众也能参与。①电视人以平等的身份、平和的态度、平视的视角融入电视节目内容和节目制作中，无门槛的参与体现了这类节目的吸引力和传播优势。电视综艺节目的平民娱乐化现象也是一种“娱乐民主”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
社会环境的变化是节目形态不断变化的直接原因。节目形态演变的背后，是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媒介环境的演变。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的消费广度和自由度得到扩大，社会文化事业得到全面的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电视技术不断发展，“我播你看”的电视综艺节目形式走进了“死胡同”。而此时，各类游戏、竞赛节目由于其强烈的互动色彩，观众从被动的旁观者变成了节目的参与者，由局外人变成了节目的一个部分。
受众需求的变化是推动节目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本原因。综艺节目形态的变化是各类电视机构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进行创新的结果，而决定节目形态走向的最终力量则是受众的需求。
众所周知，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共分为5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②对于电视综艺节目的观众而言，除了满足欣赏需求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用来积累公共话题的素材。他们观看各类娱乐节目并喜欢对一些明星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与周围的人展开讨论，是制造话题的工具。受众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就是为了避免自己成为“透明人”，共同的话题与互动，才能满足受众对“归属感”的需求。
随着电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化现象的出现，人们受尊重的需求被开发出来了，观众可参与度增加，成为节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受众需求的进一步开发，成就了这类节目的成功，开创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化的先河。随着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大型选秀活动的火爆，这让许多观众不仅有了参与感、被尊重的感觉，而且有了自我实现的感觉。
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平民”得到电视节目制作者的高度重视，电视综艺节目的平民娱乐化是我国电视事业发展历史的必然趋势。综艺节目的平民娱乐化对我国社会产生着深远而又深刻的影响。
第一，电视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舆论引导者，“制造话题，引领潮流”成为其最主要的任务。作为一个“社会人”，人人都有被孤立的恐惧感，电视综艺平民娱乐化最大限度地为大众制造了共同的话题，加强了普通人之间的交流，缓解受众被孤立的恐惧感，让受众获得归属感。节目暴露出的一些社会问题成为人们情感交流的新形式，这样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方式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有利于节目的宣传制作，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过程。
笔者认为，所谓潮流，最大的特点就是持续时间短暂。社会需要的是主流文化的引导，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精英来导向，主流意识和精英意识形态在我国的电视文化传播中应当占主导，才能保证社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电视综艺平民娱乐化应当时刻坚持这一原则，让社会的主流意识和精英意识站在这些潮流的前头，才能避免走向泛娱乐化的误区。
第二，电视综艺平民娱乐化打破了单一的文化市场格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各领，受众的需求得到多方面的满足。曾有人预测“平民娱乐”会“娱乐致死”，③这种说法并不是科学的。因为电视原本就具有娱乐的元素，对“娱乐”的需求是受众的一种基本需求，只要这种需求还存在，“平民娱乐”就不会死亡。精英文化占主导的文化格局被打破，通俗文化的市场需求被提升上来，这是大众的需求。单一的文化市场是无法满足大众需求的，随着文化市场的完善，通俗文化的发展会沿着健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虽然目前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有些节目在通俗程度上的掌握不是很准确，但是并不妨碍其发展的整体趋势。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竞争很有可能出现此起彼伏的情况，但是并不会出现谁死谁生的结局。
此外，电视综艺平民娱乐化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在电视综艺节目中的民族文化主要表现在草根文化即参与者的草根性上。所谓草根文化是相对于精英文化而言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积凝聚的文化。④民族文化的草根形式是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比如“超级女声”的流行是“平民民主”意识的苏醒，《非诚勿扰》的火爆也有人说是“拜金”顽症的反思。在节目内容上，民族文化传承也是未曾中断的，在话题选择上，更加注重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人们工作压力的增大、择偶要求的提高，使得“剩男剩女”数量剧增，于是，在现实浮躁的社会风气下，“闪电式的爱情”已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将许多社会现实问题提上日程供大家讨论及反思，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然而电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节目制作者热衷于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克隆”国内外同类优秀节目版式， 迅速创建自己的“复制品”。⑤这样的趋势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缺乏创新机制，或是该机制不成熟，没有自己的个性，以至于相似节目泛滥。
个性是电视节目的生命，失去个性的节目终究会被淘汰。因此，电视综艺节目的创意应求新、求异、求美、求味，要办出电视特色、民族特色以及文化品位来，节目才会有底气。个性的展现最关键的是媒体自身的创新。创新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第一种创新——引进、消化、吸收的创新。节目制作成熟的媒体应该进入第二种创新——集成创新。集成创新要求利用自己或他人创造的成果， 通过纵向或横向集成实现创新。这就要求媒体根据自身已有资源， 有针对性地改造其他节目的元素， 然后将二者结合起来， 为我所用。最后是第三种创新——原始创新。模仿不是万能的， 更不是一劳永逸的。找寻属于自己的道路，创作出别人难以模仿的节目，是在根本上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总之，电视综艺节目的平民娱乐化采用通俗的方式使民族文化得到源源不断的传播，很好地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社会责任，也能承担起建构传播社会主体文化价值理念和文化表现形态的责任。这种现象正处速成长的青年阶段，需要全面的舆论监督和完善的法制法规的规范，方能使这种趋势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郑欣.平民偶像崇拜[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p153.
②周庆山.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p158.
③张同道，刘普亮.制造笑声与创造快乐[j].电视研究，2003(12).p17.
关于餐饮功能定位的研究不枚盛举。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资料研究餐饮象征文化，在西方学术界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具体代表人物有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乔治•弗雷泽（SirJamesGeorgeFrazer），法国社会学派马歇尔•牟斯（MarceMauss）和列维•布留尔（LucienLevy-Bruhl），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新结构主义的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和玛丽•道格拉斯（DameMaryDou-glas）等著名学者，都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餐饮象征文化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尽管如此，餐饮象征文化在目前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界也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开拓的研究领域，因为虽然以上这些著名的人类学家曾对此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但实际上至今仍未建立起关于餐饮文化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还带有某些严重的偏颇倾向。瞿明安的《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中国56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横向论述各民族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宗教文化、人生礼仪和节日风俗的关系，纵向探讨各民族生活方式在当代的变迁和面临的选择问题（瞿明安，1995）。《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运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及资料，对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描述（瞿明安，2001）。着重从经济学、管理学、旅游学、餐饮学的角度探讨民族餐饮发展的现状、问题、对策。比如张培明《发展新疆民族餐饮业的前景展望与思考》，杨丽《云南民族饮食文化与旅游餐饮业发展浅议》，单浩杰《内蒙古中西部特色餐饮业研究》，杨晓坚《试论白族饮食文化在现代餐饮中的开发与利用》，王晓文《试论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以福州为例》等，分别从微观的菜品、烹饪、技术和宏观的政策、管理、文化、历史、特色等角度提出发展各民族或各地区餐饮业的对策。以上研究基本上反映出了少数民族餐饮功能定位的研究的复杂性。
本论文通过2010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的参与观察，对北京金孔雀德宏傣味餐馆的122名顾客发放和回收的122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多元文化大都市少数民族餐饮的功能意义，该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一、分析方法与数据的处理
本文运用了SPSS软件FACTOR模块对所收集的122份调查问卷进行了因子分析。调查问卷中变量共35项。在做因子分析时，需要提取一些能够体现调查对象基本特征的变量，删除一些主观性强的问题，原始数据最好是数字形式。因此，笔者对调查问卷中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处理的方法是：第一，替换并保持选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如经常“有、有、一般、没有、完全没有”，依次替换为“1、2、3、4、5”。第二，多项选项间逻辑关系不强，主要体现多样化特点，采用数字合并替换法。如经济发展、文化传播、旅游发展、餐饮发展、解决就业等选项，当调查对象选择两个选项时替换为“2”，选择三个选项时替换为“3”等。经过这样处理后，从35项调查题中，共选取了13个变量（如下页表1所示）。
二、数据分析
运用SPSS软件中FACTOR模块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首先，运用KMO样本测度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方法了解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判断进行因子分析是否合适。SPSS中的FACTOR模块输出结果显示原始变量间相关性为78%，显示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然后对初始载荷矩阵和公共因子进行旋转，表2和表3是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下页表4是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发现：在旋转后公共因子解释原始数据的能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因子载荷矩阵及因子得分系数矩阵都发生了变化，其更倾向于0或者正（负）1。从上述的输出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主要表示了是否踏实舒服、对管理者印象、对消费者印象、是否有归属感、和消费者管理者交往意愿所反映的内容。表示傣族餐饮提供给顾客归属感和认同感，即都市餐馆所发挥的凝聚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纽带功能。第二个因子主要表示了傣族文化传播、去傣族意愿、深了解傣族文化意愿、北京好处民族交流所反映的内容。表示傣族餐饮激发起消费了解傣族文化的兴趣和去傣族地区旅游的愿望，即都市傣族餐饮具有沟通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金孔雀的桥梁功能。第三个因子表示了印象和态度发生变化、饮食爱好变化所反映的内容。表示顾客群体通过傣族餐饮，自身民族文化观和饮食习惯所发生的变化，即傣族餐饮具有整合功能，促进文化的再生产，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平台功能。第四个因子表示顾客来金就餐次数和傣族文化了解程度所反映的内容。顾客通过就餐可以了解一定的傣族文化，即傣族餐饮具有展现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窗口功能。分析结论与启示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次调查问卷所反映的都市少数民族餐饮主要窗口、桥梁、纽带、平台的功能。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少数民族自身可以通过餐饮来展示和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都市人可以通过民族餐饮的消费过程，接触和了解特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餐饮的经营群体则可以通过餐饮经营活动接触和了解都市人和都市的社会文化；民族餐饮作为文化符号，又是展现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政策和现实的窗口。
（2）民族餐饮具有桥梁作用。它可以激发消费者进一步了解和探究特定民族文化的兴趣，甚至将那些对别的民族文化深深着迷的消费者引向滋养这些富有文化魅力的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为民族旅游业的勃兴注入推动力和吸引力；而那些持有迷人特质餐饮文化的民族，则可以形成以餐饮经营者为先锋，原乡人为基本队伍、地方特色物产和文化为内涵的通向中心的人流物流，促进中心城市和民族地方之间的互惠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