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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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徐穆 墓志铭 文化 价值
一、徐穆生平
徐穆(1565-1624)字钦之,号钟汝居士。生而颖异,入塾受书,即过目成诵。与表兄喻政受业于戴诚斋门下。中万历二十二年(1594)甲午举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进士。除浙江崇德县知县,迁河南原武,以循卓行。万历三十六年(1608)戊申,擢南京刑部(南比部)主客司主事,迁员外郎。留署多暇,日以读书赋诗自娱。万历四十年(1612)壬子出知福建兴化府六载。穆为政,务宽大简静而不扰,部内晏然,几于无讼,民安之,勒石纪其政,争先借寇,有“旷古仅见之循良”等语。皇上朱翊钧诏见,上语以闽俗犷悍,抚驭为难。穆奏对曰:“臣未官闽之前,闻亦若此,及守兴化,始知与他省无异。”上又问吏治甚祥,奏皆称旨。万历四十六年(1618)戊午,擢升云南按察使司副使,治兵沧澜。其间清操自励,惠泽及人,滇中父老子弟皆稽首颂德,无异闽人。时庆云现,抚按将以上闻,商于穆,穆答以大理苦旱,澄江苦水,夫明而易见之水旱,乃以其未成灾而不以上闻。今以隐而难知之天象为祥异事,而独上闻于朝,不可,遂止。遂寻转河南布政使司参政。沿河郡县之居民,岁输束苇,以供筑堤塞坝之需,有司借名勒索,久为民害,穆严禁之。再转云南布政使司参政,升云南按察使。历官二十余年,所至士民怀慕而吏治肃清,治行卓着。着有《闽游滇游诗草》二卷。
二、《徐穆墓志铭》全文考注
篆额:
明嘉议大夫云南按察司按察使钟汝徐公墓志铭
铭文:
明嘉议大夫,云南按察司按察使钟汝徐公墓志铭。
赐进士第、朝列大夫、南京国子监祭酒林尧俞书丹;
赐进士第、嘉议大夫、湖广布政司右参政颜欲章篆额;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前兵、工二部职方都水司郎中,知福建福州府事喻政撰文。
予与钦之徐君为中表晜弟 晜弟:“晜”同“昆”,即兄;表晜弟,即为表兄弟。,钦之少予一岁,自童子时,契洽无比。执经诚斋戴先生之门,论文入龙社,行比肩,居比席,风雨连床三十年如一日也。继而同登贤书,又同出闽人郑广文帘郑虔(692-764年),字若齐,郑州荥阳人。唐代着名的书画家、文学家和诗人。天宝初,为协律郎,后任广文馆博士,迁着作郎。以陷安禄山,贬台州司户参军。能诗,擅书画,尤工山水。因其诗、书、画并妙,被唐玄宗誉为“郑虔三绝”。还长于地理,着有《天宝军防录》,记述各地山川险要方物,诸儒称服,时号“郑广文”。下士。先后捷南宫,为令,为郎,为守。最奇者,予守三山,钦之亦绾兴化郡符,五马褰帷,同辖一路。甲寅(1614)春,予寝告终养,钦之随晋宪副,敭历滇藩,不相见者几八年。甲子(1624)春,钦之以大参齎贺,便道归里,两人相对谈说畴昔,不觉二毛之叹。未几,钦之抱病,遂不起。
今年冬,钦之诸郎经营窀穸窀穸:即墓穴。 ,手状泣而前曰:“先大夫弃不肖兄弟三春秋矣,越在浅土,未及归窆 归窆:埋藏。,不肖兄弟日凛凛不安。幸天牖孤衷,赐以佳阡,卜吉有日。惟是先大夫生平懿行,溢于乡评;居官最绩,在舆人之口,诚未易更。仆数不肖,兄弟暗稚,不克蠡测万分,一以扬先泽,石中之言,敢烦伯父,俾不肖兄弟藉手以不朽先大夫。”呜嗟!呜嗟!予与钦之为生死莫逆,知钦之最深。钦之居,恒谦退不伐,所历宦绩,绝口不谈。即不能胪列其详,忍使矫矫大节与岁月俱湮也,请举其凡:
君讳穆,先世为洪都临汝人,因号钟汝居士,钦之其字也。徐于临汝为望族,高祖以上详徐氏谱中。曾祖杰公生北楼公宰,为予外大父。长耳丰颐,耆年尚有婴儿色。少富于学,尤长诗联、经史、星命书,罔不精谙。自负知人之鉴,于诸甥中,独钟爱予,及予伯兄敏,每见辄试以对。尝谓予母曰:“二子国器,他日必大汝门,汝善视之!”公生封中宪。思楼公鹤年,性刚直,寡言笑。元配陈(恭)人,生二子,长和,次即钦之。继傅恭人,生子三,为科、为稷、为稔,奕奕云仍,徐遂为铜巨阀。方钦之初生也,悬弧悬弧:弧即弓;悬弧:古代习俗,生男孩,就在门的左首悬挂一张弓。指男子生日。 之辰,(灵)芝产于浚邻近衡陈公 陈珊:字鸣仲,一字近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癸丑科进士,三甲一百六十四名。官至山东兖州同知。子扬产等八人,或进士或举人,被孙应鳌誉为“八英”。同仁阁。北楼公谦不自居,归之于陈,然识者以此为徐氏昌炽之祥。
钦之聪慧不凡,笃志举子业,耽于诵读,不知马之几足。万历甲午(1594)举乡试,乙未(1595)不第归,感奋下帷,至忘寝食,以故业益精。辛丑(1601)成进士,初令浙江崇德(今嘉兴)。崇于嘉禾以膻腻闻,钦之酌泉自砥,不能善事上官,调河南原武(今原阳县)令。戊申(1608)擢南比部南比部:明朝自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皇宫依照北京皇宫设置相同官署。比部是刑部司官一般称谓,南比部即南京皇宫比部。 ,留署多暇,日以读书赋诗自娱。壬子(1612)由望郎出为兴化太守六载,民安之,勒石纪其政,争先借寇 借寇:据《后汉书?寇恂传》载,恂曾为颍川太守,颇着政绩,后离任。 建武七年光武帝南征隗嚣,恂从行至颍川,百姓遮道谓光武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后因以“借寇”为地方上挽留好官吏的典故。,有旷古仅见之循良等语,盖纪实也。戊午(1618)陟宪副,治兵沧澜,未几,参知本省,滇父老子弟皆稽首颂德,无异闽人。
夫吏治之弊也久矣,今之守若令,类习脂韦,以结上官。上官亦昵就昵就:昵同昵,亲近,亲昵之意。 之若家子弟,使闾左小民盼盼焉,视为豺虎,为仇雠。乃钦之所至见德,所去见思,甘棠之咏,异地同声,忠信可格豚鱼豚鱼:多比喻微贱之特。《易?中孚》:“豚鱼,吉,信及豚鱼也。”王弼注:“鱼者,虫之隐微者也;豚者,兽之微贱者也。争竞之道不兴,中信之德淳着,则虽隐微之物,信皆及之。”,良不诬也。大抵钦之为人,心则渊澄,器则岳峙,为玉韫不为丸跳,而淡泊无欲之衷终始不渝。
初至哀牢哀牢:哀牢古代指云南、缅甸北部西南夷濮人所居之地,其中心区域是今云南保山哀牢山一带。卫,弁方聚宿,献瓶醪以尝所好,钦之不逆其诈,久之启瓶,皆精金也。钦之立抵以法,归其物于学宫。曩观察使移檄移檄:文告晓示。修理城堡,镪钱镪钱:镪,即钱贯,穿钱的绳子;镪钱引申为成钱串,指工资。之发,半充私囊,守卒夏尽忠领饷百余金,密缄以入,钦之惊讶,暴其事而罪之。里人范齐富充金齿哨总,所积月饷五十余金,一旦物故,为彼中黠者所干没。钦之廉其状,如数追出,邮至齐富家,磬悬四壁,赖以存济。盖钦之精心内典,为出世计,举人世一切腴润浮丽之物,如瓦砾土壤,漠然不足以动其念,非仅仅四知四畏四知四畏:四知,指“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四畏,指畏四知。这里指廉洁自持、不受贿赂之意。已也。
易箦易箦:箦,竹席。易箦,指病人垂危将死之时。之际,神色不乱,脱身万里戎马之郊,使诸郎咸得称觞称觞:举杯祝酒。上寿,从容示疾以终。傥所称至人不死耶?钦之殁于天启甲子年(1624)六月十四。讵(应为距)其生嘉靖乙丑(1565)五月二十三日,享春秋六十。娶廖氏,临川处士廖顺嫡女。与钦之鸡鸣交儆,累绩诰封淑人。
丈(己点去)夫子三,以进娶李氏,四川龙安府二守,若生李公女;次以遇,先娶杨氏,继汪氏,湖广监利令,仁宇汪公女;三以逵,娶万氏,河南祥符令,钟岷万公妇。俱郡庠生,有父风。
女一,适郡庠生杨烶。
孙,柏尚幼,以逵出。女四,长字郡庠杨火节 ,子名甲;馀幼未字,俱以进出。
卜天启丁卯(1627)春(王)正月二十三日藏魄真室。墓在城北马路阳,负亥面巳,兼乾巽三分,堪舆家吉阡也。铭曰:
汝水浚流,出自灵谷。
苞异孕后,喆人是育。
生此喆人,为甫为申。
邦之(曰)直,国之(曰)臣。
璞奇则玉,物祥则麟。
辚辚宦辙 ,有脚阳春 有脚阳春:古代用以称誉贤明之官吏。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有脚阳春》载:“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
阳春所怙,载歌载舞。
如渡得楫,如旱得雨。
凶年之谷,饥儿之乳。
乐只君子,为民之父。
其生也浮,其死也休。
佳城葱郁,人鬼叶谋。
天相有德,畀此一丘。
螽斯衍庆,百亿千秋!
天启七年岁在丁卯(1627)孟春廿三日之吉。孝男徐以--进、遇、逵,孙徐柏泣(血)立石。
按:( 因就原文分段标点,用现代文字写出,对缺字及剥蚀不清字用表示,尽可能据上下文之义,补于括号内,并于天干地支年份后加公历年份,以供参考。)
三、历史文化与书法艺术价值
徐穆之墓在铜仁城东北约五公里打角冲,系天启七年(1627)丁卯正月二十三日下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墓多次被盗,茶园山徐氏家族于1991年检其遗骸迁葬茶园山徐氏祖坟之地。出土的《徐穆墓志铭》,今仍保存于茶园山。从埋于墓,距今已三百八十二年。
《徐穆墓志铭》全称为《明嘉议大夫云南按察司按察使钟汝徐公墓志铭》。此墓志铭为赐进士第,朝列大夫,南京国子监祭酒林尧俞
林尧俞,字咨伯,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由庶吉士官至礼部尚书。善书法,魏忠贤敦请不舆。忠贤矫诏命尧俞题扁,公大书畏天堂三字,题曰:礼部尚书某奉旨书。着有《列朝诗集》、《静志居诗话》。书;赐进士第,嘉议大夫,湖广布政司右参政颜欲章颜欲章,明代安福人。万历进士,授宁海令,历知荆州府。擢为贵州监军副使,乘间入境,擒获,平定安邦彦之乱。迁河南参政,山西、浙江、江西布政使,致仕归。篆额;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前兵、工二部职方都水司郎中,知福建福州府事喻政喻政(1564-1659):字漳澜,铜仁人。明万历甲午(1594)解元,乙未联捷进士,除湖广龙阳县知县。入为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迁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出为官福州知府。撰文;
《徐穆墓志铭》二石,额石高七十四厘米,宽77厘米,额文共20字,四行,每行五字,为墓志铭的全称,篆额阴刻。志石高76厘米,宽71厘米,三十九行,满行四十四字,提行高出一字,共1484字。二石共1504字。全文多处漫漶,有四字剥蚀不清,根据上下文还尚可辨认。其中第32行第五个字“丈”已点取,第34行第20个字“王”应为笔误所存之字。
【关键词】蒙元文化 旅游景观 特色创新 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a)-0203-01
1 蒙元文化概述(蒙元文化定义和基本精神)
蒙元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原文化、中外文化交融的产物,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边塞文化的聚集、融合、传承和积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体系。其中,蒙古族帝王文化、宫廷文化、祭祀文化、民俗文化,正是蒙元文化的核心部分。每个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无不积淀着该民族的文化精神。蒙元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英雄精神,乃是由普遍流行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的英雄崇拜上升凝聚而来的。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的保护,这些英雄化的神不仅能从精神上给他们以安慰,同时更能使其从心理上得到激励和鼓舞,让人们在体验着英雄经历的同时,也在努力想要成为英雄那样的人物,受到尊敬和崇拜。
其二,蒙元文化中的自由精神是从其社会、经济、文化内部自发形成的,蒙古人在生存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客观的物质基础,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以个人为主体的文化生活又为其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证和精神上的享受。
其二,务实精神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即是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冲击下,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的适应自然环境,为自己选择一种最为恰当的生存方式,这体现的是一种务实的生活态度,无论是作为主业的畜牧业,还是作为副业的狩猎业,都是他们基于现实环境需要、及生存需要而做出的最切合实际的选择。
其三,开拓精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性格特征:好奇、冒险、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不断地寻找机会并且创造机会,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拓精神。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从生存的角度来讲,迁徙活动是开拓精神最初的行为基础,为了寻找合适的牧场、水源以及居住地,牧民不断的进行着迁徙,这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开拓行为。另外,从发展的较高层次来讲,这种开拓精神则体现在一系列征服战争中。通过这种战争,他们既获得了广大的生存空间,也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所以,战争行为早期是以经济目的为主,后来才发展至政治、军事等方面。靠着这种精神,蒙古人不仅为自己开拓了生存之路,而且为部落、民族、国家开拓出了发展壮大之路。
2 蒙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历史地位
“蒙元文化”的多元性特征造就了这一地区人民具有宽阔的胸怀、对异文化包容,并主动学习和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元朝统一中国后,中原与边疆地区关系日益紧密,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和谐并存、共同发展,形成了蒙元文化一大特色,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蒙元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它不仅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违"制度,而且蒙元时期的文化禁令相比较于明清两朝,仅是它们的几十分之一。另外,它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自由的朝代,萨满教是匈奴、突厥、蒙古固有的生态宗教,是古代蒙古高原传统思想的基石。在十三世纪蒙古人仍信仰萨满教的同时,接纳了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在蒙古高原形成了具有地区特点、民族特点的综合性宗教体系。
蒙古族善于同兄弟民族相互学习,成吉思汗利用维吾尔人创制了回纥蒙古文字,元世祖忽必烈利用人创制了八思巴蒙古文字,额尔德尼利用回纥蒙古文字创制了满洲文字。蒙古语曾经是世界上第一种国际语,十三世纪用回纥蒙古文撰写的世界名著《蒙元秘史》还保留至今,这是一部研究古代游牧文明的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
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元曲(散曲和杂剧)也是在兼容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元曲的诞生与繁荣,主要得益于蒙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元曲包括散曲和戏剧(杂剧、南戏),在元代文学中成就最高,被视为元代文化的精华。自此,后人把元曲、唐诗和宋词并列,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
在建筑方面,规模宏伟、富丽堂皇的上都城,就是一座具有汉式宫殿楼阁和草原毡帐风格的新兴城市,充分反映了两种建筑文化的特色。蒙古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完全吸收了汉族的传统,但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了新的创造,普遍运用色彩绚丽的琉璃作为建筑的装饰,宫殿平面一般均采取“工”字形,即在宫殿与宫殿之间用柱廊连接。殿内布置普遍使用壁衣和地毯,凡属木结构的部分都用织造物遮盖起来,具有浓郁的蒙古宫帐的特点。此外,在鄂尔多斯等地方所新建的许多佛寺、庙宇,也都吸收了建筑艺术的精华。将寺庙中的佛像、壁画、唐卡装饰与蒙、汉、藏的雕塑和绘画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
蒙元时期,东亚、中亚、西亚、欧洲的部分地区相继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战争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在客观上也带来了积极影响。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官方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交通驿站,拉近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各地区之间缩短了因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尤其是文化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3 结语
穿过历史的尘湮,审视“蒙元文化”这朵中华民族百花园里的奇葩,会发觉它是如此悠久、绚烂、独具魅力。蒙元文化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具有了显著的多元性和空前的繁荣。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内涵。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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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表明，欧亚草原是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往来迁徙。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极其微弱的。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草原通道逐渐成为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通道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至迟在公元前2千年代，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往；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
关键词 史前时代 欧亚草原 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通路线被通称为“丝绸之路”，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条：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之路”（或称“草原通道”）；出河西走廊过中亚沙漠的“绿洲之路”；越过云贵高原到达印度及东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经南海到达东南亚、南亚及更远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1]。总的说来，绿洲之路的研究做得最多，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兴起，对其它两条交通路线的研究则比较薄弱[2]。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新成果与新资料，对迄于公元前2千年代的草原之路进行一些探讨，以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重视。
一
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首先是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就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而言，要进行东西方向的交往，是极其不易的。在北亚[3]，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很难适合人类的生存；在中亚，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和荒芜干燥的戈壁沙漠，构成了一道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碍了人们的来往。只有欧亚大陆大约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比较有利于东西向的交通。这是一条东西横贯的草原地带，它起自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平原和中亚北部地区，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到喀尔巴阡山脉为止。在这一大片延绵不绝的狭长草原上，除了阿尔泰山脉及哈萨克丘陵地带外，地势都比较平坦，气候、植被等自然条件也基本相同。所以，这是一条联接东西方的天然通道，它的西端与中亚及东欧相联接，它的东南端则可通往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中原地区。东西方的最初交往，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通道实现的。
现代人类学表明，大概在250万年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这就是能人。大约距今将近2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直立人的起源地很可能还是在非洲，但他们出现不久，就逐渐走出非洲，向欧亚等地扩散[4]。
直立人带着相同的石器文化从非洲来到欧洲与亚洲，因此欧亚大陆的早期石器文化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后来，东西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五种技术模式。第一种技术模式又称奥杜韦技术，以石核制品（如砍砸器）为特征。此技术发源于非洲，并且随着直立人的扩散传播到欧洲与亚洲，它是东西方共同拥有的文化基础。大约15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第二种技术模式，又称阿舍利技术，其特征是大型两面器，特别是手斧。此种技术约于60万年前传到欧洲。大约15万年前，欧洲出现了第三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中期59技术，或者称作莫斯特工业，其特征是比较先进的石核修整技术，特别是一种被称作“勒瓦娄哇方法”的石核预制技术。大约距今3万5千年前，欧洲出现了第四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它以石叶为特征。第五种技术模式则是中石器时代的技术模式，以细石器为特征，出现在一、二万年前。西方的旧石器文化经过了从第一种技术模式到第五种技术模式的全部发展过程。与此相反，在东亚的旧石器文化中，一直以砍砸器为主，第一种技术模式始终占主导地位，并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二种技术模式与第三种技术模式并不存在，特别是缺乏像手斧这样两面加工的石器。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一些类似于西方第四种技术模式和第五种技术模式的因素。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根据东西方早期旧石器文化的差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旧石器早期的东西方文化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圈：西方文化圈以手斧为特征，我们姑且称之为“手斧文化圈”；东方则没有手斧，而是以砍砸器为特征，可称之为“砍砸器文化圈”。东西方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传统，莫维斯的这种理论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5]。
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进行活动了。蒙古最早的旧石器遗存，可以上溯到距今13万年到10万年前，相当于欧洲的里斯-维尔姆间冰期[6]。草原通道上的早期旧石器时代技术与欧亚大陆其它地区一样，最初都属于第一种技术模式，以砍砸器为主。如前所述，在非洲与欧洲，继第一种技术模式而起的是阿舍利技术，此种技术还传播到了高加索地区、西亚和南亚。而在东亚地区，依然以第一种技术为特色。但是在蒙古的亚赫山，却发现了典型的阿舍利手斧。这也是目前所能肯定的、整个远东地区唯一发现阿舍利技术的地点。这样，在蒙古的旧石器早期文化中，就存在着两种技术传统，一种以砍砸器为代表，另一种则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7]。出现在蒙古的这种阿舍利技术，很可能来自中亚，是沿草原通道传入的。
蒙古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也表现出许多类似于欧洲及中亚的特征，而与东亚地区不同，因为“蒙古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存在着一种以勒瓦娄哇和莫斯特类型为特征的石片文化” [8]，而东亚则缺乏勒瓦娄哇和莫斯特技术。蒙古的莫斯特技术，应当是从中亚经草原通道传入的[9]。这样，在蒙古的旧石器文化中，与中国一样，存在着第一种技术模式，而且这种技术模式的长期延续，还反映了与中国北方的联系[10]。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由于蒙古正处于草原通道之内，所以这里不断地出现大量的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正如前苏联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早在旧石器时代，“蒙古便是各民族间通行道路和文化接触的一个远古交汇点，使中亚、西伯利亚、满洲、中国和印度互相联系” [11]。在阿尔泰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中，勒瓦娄哇技术同样十分明显[12]。阿尔泰地区的这种技术无疑是从西方经草原通道传来的。
位于草原通道之内的还有南西伯利亚平原地区。有人曾认为，人类进入西伯利亚活动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大约70万年前[13]。但这一过早的年代并不可靠，无法使人接受。实际上，在西伯利亚还找不到确切无疑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西伯利亚最早的遗址属于卡尔金（Kargin）间冰期（3万3千年到3万年前）和萨尔顿（Sartan）间冰期（2万2千年到1万1千年前），早期的人们可能来自中亚，也可能来自蒙古，还有可能来自欧洲[14]。所以，这里的旧石器文化，既有与蒙古及中国相同的因素，也有来自中亚与东欧的因素。东西方不同文化因素的混合，使得学者们很难澄清西伯利亚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线索[15]。在西伯利亚的旧石器遗址中，最能反映文化传播的是安加拉河畔的马尔它（Malta）及其附近的布莱特（Buret）遗址，其年代大约为距今1万5千年前。这里发现的石器与乌克兰及德国北部的奥瑞纳文化石器相同，是一种独特的石叶工具。此外，这两个遗址中的其它一些文化现象，也与欧洲的相类似。例如，这两个遗址都发现了一些用兽骨雕成的女性雕像，有的，也有穿衣服的。这种女性雕像，特别是雕像，在东欧的奥瑞纳文化中很著名，在西欧一直到比利牛斯山都有[16]。据研究，这种女性雕像很可能起源于东欧，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 [17]。女性雕像在西伯利亚的发现，说明了这个地区与东欧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正是通过草原通道而得以实现的。
二
大约一万多年前，冰期结束，全球气候变暖，进入了全新世。随后，出现了以农业与畜牧业为标志的新石器革命，人类从采集天然食物发展到生产经济阶段。在西亚，公元前9000—公元前7000年之间已经开始种植大麦、小麦并饲养绵羊、山羊等。在中国，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出现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聚落，主要农作物是粟、稻，主要饲养的动物有猪、狗和鸡等[18]。新石器革命导致人类历史产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并最终进入文明时代。在西亚，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基本如下：公元前6千年代，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500年开始产生国家；公元前3千年代末，青铜器开始流行[19]。在中国，大约在距今4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突然出现”了铜器。相对西亚而言，中国的铜器出现得较晚。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早期铜器“很可能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20]。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丝绸之路”应当是指草原通道，因为由新疆通往中亚的绿洲之路在距今3000年前并不存在[21]。
农牧业出现后，逐渐向其它地区扩散，最后传播到草原地带，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例如，在草原通道西端的南俄草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7000年到6000年前）虽然出现了农牧业，但主要以采集与狩猎为主。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6000年到4500年或4000年前）则是农业、牧业、渔猎和采集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后来，由于不断干燥的气候难以适合农业经济，导致农业村落数量减少，规模缩小，而游牧经济却日益重要起来。到了距今4500年至4000年左右，游牧经济在草原地带获得了主导地位[22]。在蒙古，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3千年代后半期至公元前2千年代前半期[23]。近来有学者在探索我国北方游牧经济的起源问题时，也认为北方游牧业是从中原的家畜饲养发展而来的，至青铜时代才形成完整独立的游牧经济形态[24]。
这样，从公元前3千年代后半期开始，游牧经济逐渐成为草原通道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这条游牧经济带的北面是狩猎经济，南面则是农业经济。众多的游牧民族在草原通道上纵横驰骋，由于它们的流动性很大，所以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各地的不同文化，并将这些文化传播开来。于是，东西方文化就在草原通道中汇聚。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位于草原通道中部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及其周邻地区为例。
米奴辛斯克盆地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称为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约公元前3500—2500年）。这时的人们尽管还不知冶铜，但已用天然的红铜打制一些饰物及生活用具，并开始制陶。畜牧业已经产生，主要饲养牛、马及绵羊等。农业可能也已出现，但渔猎及采集还占有重要的地位，石器依然大量地被使用。其居民在人种上属古欧罗巴人种，与东欧的居民相似[25]。阿凡纳谢沃文化与中亚的扎曼巴巴文化（Zamanbabin Culture）以及黑海北部草原地带的竖穴墓文化（Pit Grave Culture）都有密切的联系。例如，这里出土的一种斜纹图案陶器，实际上是南俄草原的典型陶器；还有狭颈平底罐等陶器，也与南俄草原的有关联[26]。所以有人甚至认为阿凡纳谢沃文化是南俄草原文化的东支[27]。
到了公元前2千年代，草原通道及其东西两端周邻地区都进入了发达的青铜时代。在东端的中国，公元前17世纪商王朝兴起，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殷，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在草原通道的西部，在乌拉尔南部地区主要有图尔宾诺文化（Turbin Culture），在黑海北岸则是木椁墓文化（Timber-grave Culture）[28]。在草原通道中部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一带，阿凡纳谢沃文化被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所取代。这种取代不仅是文化上的更替，而且还包括居民成份的变换，因为奥库涅夫文化的居民属蒙古人种。在奥库涅夫文化中，青铜器已相当常见了。大约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逐渐代替了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没有多少联系，它的居民是操印度-伊朗语的欧罗巴人种。继安德罗诺沃文化而起的是卡拉苏文化（Karasuk Culture），它一般被分为早晚二期：卡拉苏期（公元前13—11世纪）和石峡期（公元前10—8世纪）[29]。
在公元前2千年代草原通道的青铜文化中，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不仅表明整个草原通道的游牧文化具有很高的统一性，而且还表明草原通61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欧亚草原上各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是青铜器、马具和野兽纹，现在看来，除了这三项特征外，至少还应当加上鹿石与石人。马具问题比较复杂，当另文专论，这里不展开讨论。
1．鹿石与石人
鹿石是一种碑状石刻，因上面刻有鹿的图案而得名。鹿的造型呈格式化，鹿嘴尖长如鸟喙；也有的鹿石上刻着其它动物，如马、羊或猫科动物等；还有的鹿石上没有动物图案，而是刻着圆环、刀剑、腰带等纹饰。鹿石一般竖立在墓地中，面向东方。鹿石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宗教意识，特别是萨满教信仰。鹿石流行于青铜时代，有人认为其上限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下限则可定在公元前7-6世纪。鹿石广泛地分布在欧亚草原上，在蒙古、我国新疆、高加索地区、南西伯利亚以及南俄草原都有分布，尤以蒙古为多。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不同地区的鹿石也表现出不同的地区特征，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全亚欧类型（非动物类型）；萨彦-阿尔泰类型（接近自然的写实性动物图案）；蒙古-外贝加尔类型（带有图案化了的鹿纹样）。
石人，或称草原石人，是用石头刻成的人像，它可以分为两大类：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随葬石人发现于死者的墓室之中，一般比较小，有的上面还钻有小孔，利于系绳佩挂。随葬石人是死者个人所用的物品，置于墓内可能具有护身避邪、保佑死者与生者的意义。墓地石人则是竖立于墓地地面上的大型石人，一般面向东方，平常所说的草原石人多指此类石人。墓地石人主要有祖先崇拜的意义。石人在草原通道上相当普遍，从蒙古到新疆、南西伯利亚、中亚及南俄草原都有。石人存在的时间也延续了很久，公元前2千年代初的奥库涅夫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其中随葬石人产生的时间可能要略早于墓地石人。草原通道上石人存在的下限则可晚至公元11世纪[30]。
关于草原通道上鹿石与石人的起源问题，至今尚不清楚。笔者认为，鹿石与石人很可能源自欧洲，因为欧洲早在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000—2500年），就出现了一些碑状石刻，主要集中在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以及南俄草原[31]。鹿石与石人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分布，正是东西文化传播的见证。
2．青铜器[32]与野兽纹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有人曾将这些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统称为“斯基泰艺术”。这种含糊的统称无疑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青铜器在年代上都要早于斯基泰人；而且，这些青铜器也并非斯基泰人所独有。实际上，散布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在流行的时代、分布的区域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在中国北方，这类属于草原游牧文化的青铜器过去曾被称作“绥远青铜器”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现在被有些人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中国北方青铜器”或“中国北方青铜文化”[33]。
在公元前2千年代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中，中国北方青铜器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文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器物有：青铜短剑，以铜柄与护手（格）铸为一体为特征，剑身与柄之间有凸齿；管銎战斧，此种战斧除了有较长的管銎外，还具有刃狭身厚的特点；青铜小刀，刀身与刀柄连铸，刀身与刀柄之间有舌状突，刀背呈弧形；铜锛，锛的后部有銎；弓形器，此种器物用途不明，有人认为它是系在腰上用来系挂马缰的，有人认为它是弓的辅助工具，也有人认为它是用在旗帜上的[34]；此外，还有带耳铜斧以及一些青铜饰物等。
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具有一些共同的游牧生活特征，如青铜器上多有环或钮，以便悬挂。从艺术上看，这些青铜器的纹饰也非常相似。例如青铜短剑及刀柄上往往饰有各种动物，这些动物一般双眼突出，两耳竖起，动感很强。在国外，欧亚草原上的这种动物纹饰被称作“野兽纹”，我国学者则称之为“动物纹”，因为在这些动物形象中，除了野兽外，还有家畜[35]。
上述这些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在草原通道上分布很广，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都有。特别是乌拉尔南部地区图尔宾诺文化中的塞伊马（Seijma）类型青铜器，与克拉苏文化青铜器及中国北方青铜器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有些类似的青铜器还出现在中国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中。这样，就产生了殷墟文化与草原通道青铜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世纪50年代，前苏联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来自中国北方的移民带着青铜技术来到了米奴辛斯克盆地，并与当地的居民融合，创造出了克拉苏文化。但他们的这种观点在进入60年代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认为是乌拉尔南部地区的塞伊马类型青铜器通过草原通道向东传播，最终影响了中国殷墟文化[36]。我们在不久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还可以常常看到这类说法[37]。
那种认为塞伊马类型青铜器影响中国的观点，其基本前提是将塞伊马青铜器的时代定在公元前16-13世纪。现在看来，这个年代过早了。塞伊马青铜器实际上是与克拉苏文化并行发展的，有人将其年代定为公元前11-8世纪。所以，从年代学上看，塞伊马青铜器不可能影响中国的商文化。同样，中国商文化也不可能直接影响塞伊马青铜器，它们之间的文化联系只能是间接的。此外，克拉苏文化也不是由来自中国北方的居民创造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克拉苏文化居民不是大陆蒙古人种，而是中亚类型的欧罗巴人种，很可能说原始伊朗语[38]。因此，中国中原地区与南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往来。“如果说商周之际中国北方的某些部族确实有向北的迁徙活动，那末这一活动地域也只限于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 [39]。我们知道，在外贝加尔地区，考古学家曾发现了中国所特有的陶鬲[40]。
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直接接触融合。中原殷商文化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也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殷商文化。而且，草原游牧文化中的许多青铜器最先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然后分别传播到草原通道上的其它地方以及中原地区。例如，殷墟出土的青铜短剑、小刀、管銎战斧、弓形器以及一些饰物等显然来自北方青铜器。同样，北方青铜器也受到殷商青铜文化的影响，例如北方青铜器中铜斗的产生、啄戈结合体的出现，等等[41]。草原通道上广为流传的青铜器，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起源地，有的产生于中国中原或北方地区，有的源自米奴辛斯克盆地或黑海北岸，还有的可能源于中亚甚至西亚[42]。在目前的条件下，要确定每一种青铜器的真正源头，要确定不同青铜文化互相影响的实际过程，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三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欧亚草原成了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生息，并通过草原通道往来迁徙。旧石器时代草原通道的基本特点是：1．整个草原通道本身特有的文化特征不明显，相反，草原通道上的文化大多与周邻地区相似。总的说来，“俄罗斯平原上的遗址，表现出明显的类似于欧洲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特点；高加索及中亚的材料，显示了与中东的联系；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材料则使人们得以追溯与日本、中国及新大陆文化序列之间的密切关系” [43]。就草原通道西端而言，与中亚的联系要超过与东欧的联系。2．草原通道是东西方诸多文化的交汇点。而且，蒙古与阿尔泰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草原通道中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要多于来自东亚的文化因素。3．东西方文化交流极其微弱。东西方文化汇聚到草原通道后，很少向草原通道以外的地区传播。具体地说，来自东亚的文化因素最远可能影响到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一般也传播到蒙古高原，只有极少数西方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北方地区。例如，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些第四种与第五种技术模式因素，就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传播而来的[44]。还有人认为，草原通道在人类抵达日本的过程中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45]。
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草原通道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整个草原通道具有明显的共同文化特征。随着游牧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草原通道逐渐成了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介于游猎经济带与农业经济带之间。草原通道在地理条件与经济形态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在文化形态上也具有强烈的共性。2．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通道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东西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广泛存在的共同文化因素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其次是中原地区通过草原通道与西方进行的文化交流。公元前2千年代，中原地区与西方的文化联系可能已经远达乌拉尔南部地区，殷墟青铜器与塞伊马类型青铜器的一些共同之处就是这种联系的证明。另据报道，前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院长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介绍说，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南的一些古墓中发现了中国丝绸的碎片，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年到1500年之间[46]。如果这个报道无误的话，那么，这些丝绸应当是经草原通道输入到中亚地区的，因为此时绿洲之路尚未开通。总之，至迟在公元前2千年代，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联系”，并不是直接的交往，而是间接的影响，即都是以诸多中间民族为媒介而进行的。
对于草原通道的研究目前还做得不多，许多问题尚不清楚。特别是由于草原通道横贯好几个国家，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本文只是根据已有的材料初步考察了草原通道在东西方交往中的作用，而要彻底弄清，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不同国家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各个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 注释：
[1]周菁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总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起陆续出版。
[2]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可参阅梁州：《十多年来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8期；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3]本文根据我国学术界的习惯，将亚洲分为6个大区，即北亚、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西南亚。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3页。
[4]吴汝康：《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龚缨晏：《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侯亚梅等：《东亚和早期人类第一次大迁徙浪潮》，《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戴尔俭：《旧大陆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3期；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期；王幼平：《中国早期原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成因》，《国学研究》第三卷。
[6] [10]M. Shackley， Palaeolithic Archaerology in the Monglian People’s Republic ，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 vol. 50， 1984， pp.23-34.
[7] A. P. Oklandnikov， The Paleolithic of Mongolia， Early Pal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edited by F， Ikawa-Smith， Mouton Publishers， 197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3页。
[9] D. Sinor， The Cambri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54-5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考古学参考资料》（1），1978年，第101页。
[12] [45]关矢晃：《近年来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考古学状况》，《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
[13] A. P. Okladnikov et al，Ulalinka， the Oldest Palaeolithic Sitein Siberi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3， No， 6， pp710-712， 1982.
[14] A. B. Dolitsky， Siberian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26， No．3，pp.361-378， 1985.
[15] S. A. Vasil’es，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Northern Asi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4， No， 1， pp.82-92， 1993.
[16] E. M. Shimkin，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 North-Central Eurasia， Viewx of the Past， Edtited by L. G. Freeman， pp.193-315， Mouton Publishers， 1978.
[17] 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1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77、701、704-706、712-720页。
[19]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39-401、494-495、533-534页。《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页。
[20] 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期；《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还可参阅孙淑云等：《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21]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一卷；陈良伟：《试论北亚诸文化圈与晚古草原通道》，《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22] P. M. Dolukhanov， Upper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Cultures of the Russia Plainand Cultures of the Russia Plaina and Caucasua，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Edited by F. Wendorfetal， Vol. 1， Academic Press， 1982， pp.323-358; A. Sherratte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pp.252-25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江上波夫：《新石器时代的东南蒙古》，见口隆康主编：《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香港东方书店1990年版，第3-35页。
[24] 佟柱臣：《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物质文化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25] 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考古学参考资料》（6），文物出版社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3页；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79-80.
[26]M. Gimbutas， The Pre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part I， pp.67， 84， 92， Published by the Peabody Museum， 1956.
[27] [31] [38] J. P. Malloryetal，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p. 4， 544， 326，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28] M.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 24-26， Mouton & Co， 1965.
[29]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15-16、23、248-249页。
[30]以上关于鹿石与石人的内容主要参见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博：《新疆鹿石综述》，《考古学集刊》，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2]在公元前2千年代，代表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共同特征的青铜器主要是武器。进入公元前1千年代，又有青铜鍑等器物。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年代范围止于公元前2千年代，所以对其它器物不予讨论。关于青铜鍑的综合研究，可参阅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附章”。
[33]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上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34]秦建明：《商周“弓形器”为“旂铃“说》，《考古》1995年第3期。
[35]乌恩：《中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36]吉谢列夫：《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考古》1960年第2期；M.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105-112.
[37]例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4页；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张广达等：《天涯若比邻》，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14页；芦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39]乌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0]奥克拉德尼科夫：《贝加尔湖一带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北方文物》1996年第2期。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42] 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见上官鸿南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3] S. A. Vasil’ev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Northern Asia，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4， No. 1， 1993.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发展
1文化与区域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Tylor提出的，他认为文化是社会全体成员所能够共同接受的信仰、知识、习惯、道德等的复合体。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本文所要研究的区域文化主要是指在特定区域经过很长时间所沉淀下来的人们某种性格和特质。所谓的区域文化是指某个特定区域的人群所拥有的具有当地地方特色的价值准则、思想观念、行为习惯、民族艺术、道德规范等的总和。它是由地区的特殊地理情况、人类生产水平以及长久的历史积淀所决定的。其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就是区域文化观念，它是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成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的人们普遍只重视技术、资本这样的有形要素，却忽视了对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的分析和运用，这样的结果往往都事与愿违。
2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2.1传统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及数代人的共同选择所最终形成的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影响地域发展的深厚底蕴。它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激发出了各种活力，营造出了一个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因此，在我国广大疆土里的不同地域所体现出来的特色地域经济总是藏着不同类型地域文化的深刻印记。如长江三角洲受到了吴越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浙江江苏为两翼的“长三角经济圈”。这是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和地域经济完美契合的必然结果。又比如珠江三角洲，形成了以广东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这是岭南文化和该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的产物。
2.2文化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德鲁克曾说过，今天的真正优势资源不是资本、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这句话其实并不难理解，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文化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密不可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于区域综合竞争力和实力来说都是不容小觑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生长点。文化资源对于经济发展影响体现在许多地方。一是作为经济发展之重要基石。自从后，我国政府就提出“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这样的形象说辞。全国各地都在不断利用自身文化来促进自己的经济发展，民俗文化、自然景观都能够为招商引资、经贸发展带来很大的机遇。如江西的庐山、井冈山，贵州的黄果树瀑布、丝娃娃、肠旺面，重庆的火锅以及广西的桂林山水和刘三姐文化等都成为当地旅游文化发展的自然人文资源。二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文化资源能够给产品带来知名度，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于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也越来越看重。很多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实力，不断打造和升华自己的企业文化，提高产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2.3文化创新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动力。而创新是一个社会性和地域性的互动过程，它有着独特的区域文化底蕴。经济文化能够对创新的模式起到促进作用，并以此提升区域经济水平。当代社会，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创新，它能够将劳动和资本这些物质要素完美地整合在一起。
3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制约
3.1文化的交互性导致各地资源争夺，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整体化发展
如著名的江苏宜兴和浙江宁波“梁祝文化争夺战”充分显示了文化整合之间的混乱。一些省份为了艺术节的开展，大规模地修建场馆，花费高达几十个亿。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有序发展。
3.2落后经济背后往往是落后的文化
(1)我们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平衡的，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明显。当然，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但区域文化的差别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2)经济落后的地区的人总是有一种保守和不思进取的心态，总以为小富则安。究其根源就是他们保守的文化和不开放的思想观念所造成的。(3)儒家文化让人轻视经济的发展，现实生活中的吃喝玩乐的氛围比较浓厚，越是欠发达地区这种现象就越突出，这些是跟当地绿林好汉式侠文化分不开的。
4区域文化特征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联系
区域文化一般具有以下特点：时空上传承和兼容性以及本质上的地域性和同化力还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可塑性和创造性。正是因为区域文化具有这样的特征，才导致区域文化不仅具备当地的特色，而且还时刻在变化和发展，在不一样的时间和地点表现出不一样的特色。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城市一直以来都对各种文化是非常包容的，它原有的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做了很好的融合。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文化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前所未有。这种文化模式给沿海地区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得沿海地区能够很好地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不断地提高生产力，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中原地区的区域文化形成于小农经济，它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主要表现为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中庸和谐、安于现状、推崇道德，进取意识和冒险意识严重不足。儒家文化对于公有制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市场经济却起着抵制作用。这些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将会制约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人烟稀少，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占据主体地位，因此商业意识相对淡薄。它的区域文化主要分为三种，一是自古就有的农耕和游牧文化；二是中原人所带来的中原文化；三是外来的宗教文化。这三种文化的交织导致西部地区的文化呈现多元性特性并且还带有宗教主义色彩。该地区的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有一定的抵触，并且很多人还在苦苦追求宗教。长三角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吴越文化成为了这个区域大家普遍认同的文化。吴越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进而使得长三角地区的各种文化能够共同发展。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它的开放性结构和强烈的自主创新精神是江浙地区各行业竞争力的源泉。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功的诞生。另外，吴越文化的开放性让各种技术和生产条件能够得到很好的运用和交流，各行业相对公开透明的对外合作，这为企业创新营造了一个很好地条件。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是中小企业能够不断地从自身出发不断地进行管理方式、技术、资本等各方面的创新，所以这也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在迎接挑战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发展。
5重塑区域经济文化，实现区域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
5.1充分发挥文化整合的作用，以文化认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资源整合和共享是各国实现共赢的选择。通过更加广泛的交流和切磋，将资源共有和市场共享落实到实处。通过文化的传播，增加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感、管理理念和科技认同感。此外，我们更要利用文化的认同感来降低成本和提高管理的效率，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健康有序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当前应该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首先：要打破市场体制的阻碍，做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构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体系和规则；第二，要加强文化的宣传和建设，加深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打造一个文化和经济共建和共同发展的平台。比如，中国打造长三角经济圈目的就是整合各种各样的资源，带动长三角甚至是全中国的经济发展。总而言之，我们要加大整合文化资源，以文化认同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5.2以区域文化为基础发展特色经济
在文化整合基础上发展特色经济就要求我们把区域文化灵魂带入经济里面去。利用各区域的相对优势，设计出一个特色区域经济模型。再者，要根据区域文化的特点生产和创造出具有区域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此打造出一个新的产业，建立一个别具一格的经济格局。
5.3文化建设要向产业化迈进
文化作为一项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宝贵战略资源，主要体现在文化产业建设这方面。文化产业是通过文化的宣传和运用，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以及产品的行业总称。文化为这些行业或者企业注入了强大的力量，推动了这些企业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全世界越来越强调经济竞争本质上就是文化竞争，如：美国的好莱坞文化渗透于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国每年都要上映十几部好莱坞的大片，这些大片除了给美国带来票房也就是带来了经济增长以外，美国的文化也随之被带入了各国，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点。这就充分说明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加强文化的学习和交流，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塑造成一个产业走出去。另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要求文化成为一种经济，这对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毫无疑问，文化是我们普遍追求的东西，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应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依靠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先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文化和经济的一体化健康发展。
作者:刘甘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庞敦之.论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山东社会科学,2006(8).
[2]李明波.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认同的历史与现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1).
[3]侯景新.论区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J].生产力研究,2003(1).
关键词:安塞腰鼓 艺术风格 形成因素
一、引言
安塞腰鼓代表陕北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鼓舞形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安塞腰鼓在新秧歌运动的推动下,继承了传统陕北腰鼓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意味,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安塞腰鼓”。安塞腰鼓曾在建国两周年、45周年、50周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庆典上精彩表演。改革开放30年来, 安塞腰鼓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独特的民间舞蹈形式,多次展示在世界人民的面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安塞腰鼓多次荣获全国性大奖,在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庆典等大型活动的精彩表演,引起中外各界人士的关注。特别在今年庆祝60周年的庆典上,安塞腰鼓以1020名的独立方阵再次在天安门前的精彩表演,向世界充分展示出新时期中国农民蓬勃刚劲、虎虎生威的风采,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
二、安塞腰鼓的分类及主要形式
安塞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陕西省延安市北部,延河源头。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梁峁遍布的自然环境,养育着世世代代吃苦耐劳的安塞人民,孕育了粗犷豪迈、刚劲奔放、气势磅礴的安塞腰鼓。
首先,根据地域分布可分为文、武和文武混合三种类型。安塞腰鼓主要分为北川腰鼓和南川腰鼓两种。北川腰鼓,即“武腰鼓”,是由谭家营、化子坪、镰刀湾和郝家坪、平桥、王家湾两道大川形成。“武腰鼓”则欢快激烈、粗犷奔放,富有力度,较大的踢打、跳跃和旋转动作,尤其是鼓手的大缠腰如猛虎下山、腾空飞跃、转身踢腿等动作给人们以英武、激扬、奔放,具有秦汉将土驰骋于疆场之气势。南川腰鼓即“文腰鼓”,是由楼坪、高桥、西河口大川形成。“文腰鼓”轻松愉快、潇洒活泼,动作幅度较小,给人们以欢快、热烈、喜庆丰收、欢庆胜利的感觉。以真武洞镇为中心的安塞腰鼓,吸收并融合了南、北腰鼓不同的艺术风格,形成了文与武、刚与柔、动与静、粗中有细、流畅敦实、高亢而激情的艺术特色,特别在表演中,又有机地揉合了民间武术和秧歌舞动作,如:蹦、跳、翻、跃、踢、蹬、踏、跷,千姿百态,加上演员即兴的摇头摆尾、抖肩颤胯,使整个舞蹈显得雄浑强健,挥洒自如。
其次,根据表演性质分为自娱性、祭祀性和集会性三种类型。自娱性表演多是随意性的,村里人遇到谁家结婚、生子、白喜[1],大家聚集在一起,婆姨女子扭秧歌,小伙子打腰鼓,老汉举伞头,自编自唱,抒发心情。祭祀性表演都在民俗和宗教祭祀活动中进行,带有祭祀神灵,祈福消灾的含义。祭祀活动都在庙宇进行,也叫“谒庙”[2],由会长组织祭祀活动,腰鼓队在伞头的带领下,敲起锣鼓,吹着唢呐,抬着整猪整羊和其他供品烧香敬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集会性表演是指规模较大的集体活动。一般指乡里、县里组织的秧歌会演,所有乡镇的秧歌队都参加,包括打腰鼓、扭秧歌、跑旱船、踩高跷、耍扇子等。
再次,根据表演形式分为场地鼓和过街鼓两种类型。“场地鼓”是指腰鼓队在固定场所进行表演的形式。场地鼓分为“大场地鼓”和“小场地鼓”。“大场地鼓”是集体的大型舞蹈,有彩旗队、锣鼓队、伞头、腰鼓队、秧歌队组成。开始时由伞头挥伞号令,顿时鼓乐齐鸣,众舞者随伞头翩翩起舞。踩开场地,拉开架势、载歌载舞进行表演。“小场地鼓”是由腰鼓手在场内单独表演。一般有表现个人特技的“独鼓”、表达感情的“二人鼓”和表现两军将士对决厮杀的“四人鼓”和“十六人鼓”等。在腰鼓队表演的过程中,还穿插表演“跑驴”、“搬旱船”、“踩高跷”等其它形式的小场节目。节目规模和形式的多少,要根据各村的人材和条件而定。过街鼓也叫“路鼓”是行进中边走边舞的一种表演形式。一般由伞头指挥,腰鼓队在头路鼓子的指挥下击鼓狂舞,后面跟着“红绸队”、“扇子队”、“跑驴”、“搬旱船”、“踩高跷”和扮成“蛮婆”、“蛮汉”等丑角人物[3],常用的队形有“单过街”、“双过街”、“单龙摆尾”、“双龙摆尾”等。有时两支秧歌队在途中相遇,一般都由伞头互唱秧歌,共贺新年,让道而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互不让道的情况,此刻就要竞技赛艺争个高低。两队锣鼓大作,唢呐声、腰鼓声、呐喊声,好似春雷滚动。鼓手们尽情击打、跳跃,如疯似狂,打至,鼓乐暂息,由双方伞头出场对歌,直到对方阵角先乱,动作不齐,或对歌对答不上时,就算输了,于是主动让道,让胜者先走。
三、安塞腰鼓艺术风格的特点
1.安塞腰鼓的体态特征,概括为“稳、健、张”三个字。“稳”即稳当,是指腰鼓手不论是双腿分叉,跳跃分叉,还是腾空飞跃,落地都讲究“稳”字,给人一种坚韧的感觉;“健”即健壮、健美,是指腰鼓手打出来的动态姿势,给人健康、强壮、优美的感觉;“张”即动作向外,给人一种很强的张力。总之,安塞腰鼓的各种动作都突出了身体的晃、摆、转动作以及手臂和腿脚向内向外的力量,从而展示了一种稳健、富有张力的、威武挺拔的气势。
2.安塞腰鼓的形象特征,似虎似牛。虎是百兽之王,虎啸山冈,震慑百兽。百十个腰鼓发出的锵锵鼓声和腰鼓手的呐喊声,汇成一片,震天动地。腰鼓手精神抖擞,气宇轩昂,打出了虎威。安塞腰鼓一捶子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那个打呀,蹩呀,踢呀,转呀,全身使出一股子“牛劲”[4]。
3.安塞腰鼓的动作特征,概括为“狠、蛮、猛”。腰鼓手挥槌击鼓有股子狠劲,无论是上打、下打还是缠腰打,双手都要将鼓槌甩开,用力的狠打。做踢腿、跳跃动作时,无论是大踢、小踢或蹬腿动作,都要有股子“蛮”劲[5]。在舞蹈中凡做蹲、踢动作必须有转身,转身时必须要猛,特别是做腾空跳跃落地蹲,边转身、边起步的一套动作组合时,必须在固定的节拍里,运用迅速地猛劲才能完成连贯动作。“狠、蛮、猛”形成了安塞腰鼓粗犷豪爽、刚劲泼辣的风格。
4.安塞腰鼓的动律特征,动律形态复杂,跳跃幅度较大。表演随着节奏的加快,脚步便开始复杂的踢踏跳跃,并加大身体左右摆动的幅度。如:做“马步蹬腿”、“连身转”、“马步跳跃”等动作时,舞者运用弓步向后连跳两次,然后左腿大步前跨,右腿发力蹬地而起,势若龙腾虎跃,显示出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状态。
总之,安塞腰鼓最终体现在“能劲”上。“能劲”是腰鼓手的技能、性格和精神面貌的综合反映,一方面表现打腰鼓的才能和水平;另一方面表达腰鼓手的内心激情。腰鼓手击鼓时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肩,狂奔狂舞,使内在感情与外在的动律有机地结合,达到神形兼备、和谐自如的忘我境界。
四、安塞腰鼓艺术风格的形成因素
1.与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延续和遗存有关。安塞腰鼓代表陕北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鼓舞形式,以延安北的安塞、志丹、榆林的横山县、米脂、榆林区一带最为盛行。属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汇的产物。据《尚书•益稷》记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记述了原始社会人们敲打着石器,模仿兽类形象跳图腾舞的景象[6]。据《黄帝内传》记载:“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7]”
在《易•系辞》中“鼓之舞之以尽神”则说明鼓的出现,鼓与舞的结合,成为农耕舞蹈文化的开端[8]。从安塞县招安乡出土的宋代画像砖上看出,打鼓者,腰挎腰鼓、侧身、头向右转扬起,左腿弓形着地,右腿后退蹬出,双手一高一低作挥槌击鼓状;腰系彩带,飘至前下方的典型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以狩猎、畜牧为生的游牧民族洒脱粗犷的风格,又具有中原文化端庄柔美的典雅特色[9]。
2.与自然生活环境、习俗有关。安塞人生活在山大沟深的丘陵地带,长期行走崎岖山路,从事放牧和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安塞腰鼓的下肢动作以高抬腿的“踢”和“跳”为主的重要因素之一。安塞腰鼓中手的变化较少,多是双臂摆动,双手击打鼓面,而双腿却灵活多变。主要是走步(“十字步”、“走路步”、“梅花步”、“马步”、“分岔步”和弓箭步);跳(蹲跳、搓步跳、分和跳);踢(前踢、后踢、左踢、右踢、上下踢和旋转踢);腰部(直、弯、转)这些动作特点,正是陕北人出门就爬坡、下沟的行走习惯,使腿部显得灵活多变,进而形成了安塞腰鼓腿部动作灵巧、敏捷、有力的特点。
安塞腰鼓又与人们的生活习惯、习俗有关。过去,多在喜庆节日和庙会中演出,每逢春节来临,安塞人家家户户、老少男女聚集在一起,排练秧歌,当地有句谚语:“锣鼓唢呐直响哩,屁股底下棍撬哩!”群众也都坐不住了。纷纷加入到秧歌队伍。正月初一吃饺子,初二闹秧歌“沿门子”[10],便开始了挨家挨门拜年活动,腰鼓队在村里走家串户,在主人家的院子里、窑洞前表演一阵,伞头根据各家情况,触景生情演唱几段吉祥秧歌,以表贺年之意。主人家则认为腰鼓队进院入户敲敲打打、跳跳唱唱,可以消灾免难、四季平安、新年大吉。初六小年腰鼓队开始村与村、乡与乡互相拜年。正月十五挑灯笼、转九曲,年轻媳妇偷灯笼抢祭品吃后就“生儿子”,等到活动结束,男女老少、婆姨娃娃手提灯笼,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回家。正月十六焰火燎百病,正月十七、十八,春暖燕归来,老乡们祭拜土地等各方神后,就安心准备春耕生产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腰鼓的用途不断扩大,“谒庙”震妖驱疫,“踢场子”喜庆丰收。
3.与原始的宗教活动有关。在安塞县流行一种扭秧歌、打腰鼓祭天活动。根据节令时气大型祭天。 二月二,龙抬头,春耕农忙开始,为祈求上苍保佑庄稼丰收,便打腰鼓祭天。每逢年遇到大旱,当地人头戴柳条帽,抬着龙王的神位,从河流到地头,扭起秧歌、打起腰鼓,祈求龙王爷下雨保民。这些祭天活动多在晚上进行,也有白天进行的。一般是有经验的老农在本村周围选择最高山顶或泉水涌动的地方作为祭天地点。夜幕降临,篝火四起,全村男女老幼纷纷出动。高山顶上篝火通红,鼓乐齐鸣。祭天仪式开始,由会长向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各摔一颗鸡蛋,叫“打五方”。随后,伞头代表民众进行祈祷歌唱,鼓手和村民应唱,腰鼓队围着簧火进行一番踢打表演,他们虔诚地祈求神灵保佑这一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认为腰鼓有神通威力,定能感动老天爷,驱灾免难,给人间带来吉祥。当农业夺得丰收,农民就扭起秧歌,载歌载舞,庆贺一番。小伙子总要挥鼓上阵,尽情地踢打几下;伞头总要放开歌喉,尽情地歌唱;那欢快的鼓点,是人民群众盼好日子的心声;那铿锵的声音和坚定有力的步伐,是民众对未来充满的信心;那伞头的歌声,是民众发自肺腑的强音。
4.与古代战争有关。腰鼓舞蹈的起源与古代战争有着紧密的关系。由于安塞地处西北要塞,与古长城和内蒙毛乌素沙漠遥遥相望,与北方少数民族融合,由北下南通往中原的咽喉。因此,素有“北国锁钥”、“上郡咽喉”之称[11],自秦汉以来,成为抵御外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腰鼓作为装备,就成为遇到敌人突袭,击鼓报警,传递信息;两军对阵交锋,以击鼓助威;征战取得胜利,士卒又击鼓庆贺。唐代诗人卢伦在《塞下曲》中曾有:“野幕琼筵,羌戒贺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的描述。宋代诗人范成大有诗曰:“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彻凉州花自开”。充分证明腰鼓当时在西北边塞腰鼓的盛行。其目的是用以统一意志,提高士气,显示武力。同时也表现北方男子勇敢和强悍的性格。安塞腰鼓手双手握槌,连连击鼓,奔跳不止。大缠腰、小缠腰、踢腿、舞至、群鼓起鸣、尘土飞扬、颇有猛虎下山和万马奔腾之势,犹如一幅两军对阵、击鼓助战,古色斑烂的秦汉历史画卷,流露出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英雄气概。
图版:
巨幅长卷《黄土地的主人•安塞腰鼓》(局部) 刘文西/2006年作
建国六十周年安塞腰鼓在天安门前表演。图片/据新华社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安塞腰鼓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以顽强的生命力、淳朴粗犷的表演形式,打出了北方民族剽悍、刚健、纯厚、豪爽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安塞腰鼓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就像一朵盛开绚丽的山丹丹花,以独特而精湛的艺术走向世界。
注释:
[1]“白喜”,指在陕北把80岁以上老人去世,称为喜事,其他称呼也有叫“白事”的。
[2]“谒庙”,指村里人外出前或遇有大事例须谒告于祖庙。意思是秧歌外出起程或回归时向庙里供奉的神仙请示,或回报有关工作,是一种地方性民俗活动。
[3]“蛮婆、蛮汉”,是指秧歌队的男、女丑角演员,经常做一些喜剧表演。
[4]“蹩”,指脚腕子扭伤了,蹩脚货来解释。而在陕北的方言中却把它作为蹦、跳来理解。说那孩子跳的多高,就说为那孩子蹩的高。
[5]“蛮”⑴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⑵野蛮;蛮横;蛮干;蛮不讲理。在这里指毫无顾及,狂跳不止的粗犷、豪爽的劲儿。
[6]阴法鲁著《阴法鲁学术论文集》第198页,中华书局,2008。
[7]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3卷,第38～39页,上海东方出版社,1994。
[8]赵俪生著《(易•系辞传)内容与剖析》,发表于《东岳论丛》,1991.5。
[9]安塞县招安乡岳中庄出土的《宋代腰鼓画像砖》,安塞县文化馆藏。
[10]“沿门子”是指挨家挨门拜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