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6:5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俗旅游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民俗文化；当代价值；旅游开发与保护；宝山石头城；纳西族
一、民俗文化的内涵及基本特征
民俗文化，是产生并转承于民间的、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是在普通人民（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其也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转承性、规范性等特征。
二、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民俗是民族文化之根，是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民俗，就没有传统，也就没有民族文化。民俗的传承，保证了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繁荣和长久性；民俗的变迁，是民族文化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也是民俗自身发展的要求。传统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审美追求,在现代社会，民俗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载体、社会团结的纽带，其和谐价值观正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核心价值,在当代仍然有其极重要的价值，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作用。
（一）传承中华文化，是传统文化载体
传统民俗是各种民族民间文化最重要的综合载体。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戏曲、民间美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娱乐游戏、艺术技能、信仰心理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无一不在传统民俗中得到存活和赓续。我们弘扬了民俗文化，也就使它们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得到了延续。
（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
在民间，深藏着博大雄沉的优秀文化因子，构成了绵延不断的历史信息链，无所不包地传递着中华民族心理的密码，它们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为民族精神提供着无尽的营养、彰明的昭示和有益的启迪。其中，文化信息承载最为密集、情感色彩最为浓烈、道德教化作用最为深刻、记忆传承最为有力的，当属中华民俗文化。
（三）维系民族团结，团结中华民族
民俗的维系功能，指民俗统一群体的行为与思想，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四）寄托民众情感，调节大众心情
传统的民俗活动，常常融入了人们的各种情感，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的功能。如教化人心、匡正风气等功能。
（五）现代产业利用的资源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资源，早已为旅游业所利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同时，它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解决了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三、我国目前民俗文化的现状
民俗变迁总的状况是：表层变化迅速，深层观念尽管变迁缓慢，但很多传统观念也都面临被打破的命运。传统民俗文化发生变迁或变革或消失，这是民俗发展的一种正常趋势，而且，在一些民俗文化的变迁过程中，我们的确感受到了现代化的魅力。但不管物质层面还是观念层面，民俗文化的变迁还有一些负面的效应。
（一）传统文化价值流失
在民俗文化的变迁中，有一个现象特别需要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它包括无形文化的流失和有形文化的流失这两个方面。在无形方面主要表现在随着西方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西方的这些节日，但对我国传统的节日如端午节、农历七月十四、重阳节等越来越冷淡。即对我国的传统节日味道淡化和洋节越过越热闹。在有形方面主要表现在我们民俗文化的传统活动逐渐减少，有的甚至消失了。这些传统活动有的需要有专业的人员，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对这些活动缺少兴趣，更不会参与，这样就造成这些活动后来无人。
（二）民俗文化开发中的不足
虽然我国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取得了良好的效应，我们采用“人创民俗文化村、实地民俗文化村、民俗博物馆、节庆活动方式、民族生态博物馆、民俗专题旅游”等民俗旅游开发模式，使民俗旅游健康稳步发展。但在开发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不容乐观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保护力度不够，保护方式不完善
在保护民俗文化的立法不足，使得民俗文化“无法可依”，没有培训好民俗文化接班人，使民俗文化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界，大部分保护措施都据有“滞后性”，即民俗文化遭受破坏后才采取保护措施。
2.把民俗文化当成“摇钱树”
很多地方民俗文化被注册成商标并运用于商业操作。例如被称为“铜鼓之乡”的河池没有注册铜鼓商标，但远在北京、上海、广州就纷纷有人抢着注册铜鼓商标。采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开发模式，使民俗文化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了民俗文化商业化的趋势。这种开发模式弊大于利，正如冯骥才所说“继续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产生的危害可能在10年以后才看到”。
3.民俗文化开发中伪造、破坏、同化严重
为了吸引广大了旅客，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有的地方不断模仿经典民俗文化创造文化，有的地方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的地方竟然表演一些低俗的文化。
4.粗俗文化遗毒未尽
有些地区把糟粕当精华，甚至有封建迷信活动，损害地区民俗文化形象，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四、宝山石头城纳西族民俗文化资源
宝山石头城是全国不多见的建在石头上的城市，也是纳西人最原始的聚集地。这里有着丰富的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
纳西族的男人一般是汉人打扮，只是脚上穿的是马靴，但女人们穿的都是纳西族的典型服式――“披星戴月”。所谓“披星戴月”，就是头上带着七个手工缝制圆形垫子，代表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后背披一块羊皮，前面系围裙，加上各种颜色的花边修饰，华丽但不张扬。
宝山石头城的传统文化十分丰富。就东巴文化而言，东巴教有“四大派”之说，其中的一派就是“宝山派”，指如今丽江宝山、奉科、鸣音、大具这几个乡的东巴文化，因上述地区在历史上属于宝山州，因此称为“宝山派”。在这些区域里，很少受到佛教、道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保留得比较完整，因此，“宝山派”对纳西族东巴教的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950年以前，仅宝山行政村（今宝山村民委员会）就有40多个东巴祭司。
石头城的居民十分重视祭祖，一年祭祀两次，在农历六月的祭祀称为“塔补”，农历七月半举行的祭祀称为“波敬”。
除了祭天、祭大自然神“署”等这些纳西族传统的节日外，宝山石头城的纳西人还保留着一些丰富多彩的节庆，如“洗牛角”， “喊谷魂”等。
在石头城的夜晚，经常听到歌声，那是一种舞蹈伴奏音，而这种舞蹈，纳西语叫“打跳”，是纳西族特有的一种舞蹈，以前主要是为了庆祝丰收而举行的，而纳西族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也是通过“打跳”这样的方式相互认识甚至私定终生。现在有游客到村子观光旅游了，所以村民不定期地会自发组织到一起进行表演，作为一个旅游项目。
一块0.5平方公里的巨石承载着纳西族1300多年的历史。在风雨洗刷后，更清晰地表达着纳西族的点点滴滴。自纳西族先民在石头城聚居，完成了从游牧到畜牧农耕文化的转变，到经济发达、信息畅通的今天，石头城依然以它原始的面貌屹立于此。
五、宝山石头城纳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
宝山石头城拥有丰富的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如何开发和保护这些资源，将成为政府重要的任务。
政府应该将民俗文化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在实施总体规划时又将文化事业的发展逐一落实，政府更加注重通过政策和立法手段来保护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使得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迅速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尊重民间文化传人，加强培训，建设好队伍，建立人才库。面对濒临失转的民俗文化，文化传人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被世界公认“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的东巴文面临着使用人数越来越少的尴尬境界，政府应该鼓励支持学校在中小学阶段创建双语教学班并创建纳西东巴文化艺术教育基地，让学生从小就了解纳西于东巴文化。
关注生态建设，建立民俗文化“保护区”，建立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应在石头城周边建立宝山石头城纳西文化民族博物馆，建成以后成为云南纳西人民文化中心。建议在宝山石头城、丽江、玉龙等纳西人民聚居的地方建立“纳西族自然生态保护区”，对纳西族民俗文化进行集中式保护。
政府应该经常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到宝山石头城实地考查，参加民俗文化发展规划，为石头城开发保护民俗文化献策献计。与大专院校（特别是民族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究基地，一方面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挖掘和记录，另一方面也对当地文化生态、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扩大环江民俗文化在外界的影响。
结论
民俗文化是我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民俗文化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跟应该注重保护好我国的民俗文化，注重经济效应的同时更要注重文化效应，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发扬我国优秀的民俗文化。要通过立法来保护好我国的民俗文化，使民俗文化保护有法可依，让民俗文化健康发展。相信通过各方的积极参与及努力，我国的民俗文化开发保护肯定做得很好！（沈阳师范大学2008级旅游英语；辽宁；沈阳；1100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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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民族报.《长阳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转承模式启示》.2009年12月4日.总8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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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民委网――《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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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民族报《民族地区文化亮点：探索转承保护新路》.2009年12月15日.总896期
［8］ 大河网-河南日报――《民俗文化：民族文化之根》
［9］ 刁统菊，曲洪，刘爱昕《我国民俗文化的现状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9月.第29卷第5期
［10］ 南国早报――《警惕“民俗”被“低俗”化》
［11］ 天添资源网――《反思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
【关键词】旅游展演艺术；研究现状；艺术人类学
【作 者】魏美仙，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01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92-005
Research on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Wei Meixian
Abstract：Bor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the token of cultural transition in every type of local cultural tourism. Now academe mainly explains it with the view of the 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Ethnic Culture. Whethe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viewed a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of the invention，or is expressed in ideology and local self-identity，authenticity and mutual negotiation couldn’t show the difference from other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e specific associa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al life. It’s no doubt that the mental method of Behavior Study and double unscrambling of Art or Culture on Back to Life of Art Anthropology has provided study view with great explanation fo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Key words：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Actuality of study；Art Anthropology
在各种地方性旅游中，旅游展演艺术被作为旅游地文化展演的主要类别而呈现，主要行使“文化”展示而不是“艺术”表演的功能，因此，很多研究常常不分彼此地统称为文化展演。旅游文化展演是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学界对其关注主要在两个视阈中――以民族文化为焦点的文化变迁视野和立足于两种文化关系的旅游人类学视野，前者以文化传统和创新关系为主要论题，后者在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关系视角中展开研究，论题和取向多样化。
在民族文化变迁视野中，在切入角度、关注点、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呈现中学者对文化展演进行了或集中或分散、或明确或暗含的讨论，主要呈现为两种类型。
一是文化作为实体的传统文化取向。此类研究以全球背景下传统文化变迁为语境，集中关注展演文化的传统性。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发展”等问题进行不同向度的探讨，以“传统”作为基本支点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或“原汁原味”地保留“传统”，或对展演中文化成为“伪文化”、“伪民俗”的警惕与批判，或“合理”开发利用，或“创造性”地发展等等，都是以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作为现代文化的代表，以旅游冲击下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审视中心的解读方式，是对“传统”“能否变化”以及“怎样变化”这个焦点的不同折射。研究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差甚远，不再是“传统”，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就是“开发利用”中新价值的创造，文化展演活动就是文化传承保护的有利手段等。此类研究大多是全球化冲击下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民族文化的实际生存境遇激发起的感性认识和理解，大多是对民族平等团结、文化多样、民族发展等现实需要的回应，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相似的现实生存状况进行重复性描述，理论阐释的深度还有待于开掘。其中无论对个案描述还是理论阐释，大多并未把艺术展演作为专门的考察对象，只是在研究视角和阐述的脉络中隐约包含着对民族文化成为一种表演性存在的关注。
另一种是文化建构取向。此类研究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矛盾中对民族文化展演在二者互动中的建构进行阐释，超越了第一种对文化事象静态罗列的表述方式，从文化主体的角度出发理解文化展演对地方人群的意义，对文化展演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文化事象为主的传统、保护、传承等话题，而转向民族文化传统“复兴”、“重构”，在传统复兴与重构现象中，文化艺术展演的生成性成为主要关注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延伸性探讨，对传统“复兴”与特定时期族群身份认同、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再生产等一系列文化发展中不同侧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关注市场、政治权力、民间文化等多种力量的互动，使“开发”与“产业化”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话语。
旅游展演生存于旅游场域，旅游人类学在其对旅游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探讨中对文化商品化、文化商品的真实性、文化商品的族群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格雷本使用“第四世界”的概念描述传统地方性社会，讨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地区艺术品的变化，文化的经济化以及当地艺术传统的复兴问题。①国内研究集中于国外理论的引介和运用相关理论对国内旅游文化表演进行个案研究。旅游人类学对文化艺术展演的研究，主要在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对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的真实性探讨从客源地大众与旅游地人群的关系视角出发，关涉到本地文化在展演中的真实再现和游客他者的感受两方面，内含了文化展演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舞台真实”概念的提出。②对旅游展演“真实性”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学者在游客与旅游地关系互动中对“真实”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区分，指出“真实”的感受不仅与旅游地文化的再现和游客的建构有关，而且游客也非同质化的，不同的个体对旅游展演“真实”的感受和理解有差异。对此问题探讨的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表述，同时，在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刘晖的《旅游民族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和张晓萍主编的《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三本著作中相对集中地对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二是文化展演中的地方性认同。学者大多认为旅游中的文化展演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而被作为地方性文化的表述方式，交织着地方人群的文化认同。“东道主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表达了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地方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解。”“当个人去思考表演中暗含着的、为国家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就会体现出对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多种建构。”③弗里德曼在谈到日本阿依努人的文化运动时，认为认同策略不是简单的文化差异呈现而是全球位置的问题，旅游业的生产和展示已经变成了阿依努人认同的有意识重构中的核心过程，其整个旅游节目是文化认同的更大构成过程借助商品形式的一种展示。④玛格丽特・萨克西安围绕着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发展，对由国家主办的旅游文化表演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⑤本迪克丝的《旅游和文化表演――发明传统为了谁?》以瑞士旅游胜地的个案为例说明传统发明与展演为当地人身份认同提供了手段。苏珊・露丝也以菲律宾个案为例说明村寨旅游展演对强化民族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⑥相对来说，国内对旅游展演中文化认同的研究无论是个案还是理论阐释都显得较为薄弱。
三是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旅游文化展演是不同文化相遇时的文化呈现，其中充满了不同文化权力关系的互动，与文化认同密切相连的是其意识形态性。霍尔等西方研究者认为，在西方都市博物馆和展览会上的土著文化展示中，展示的分类就是一种文化殖民的体现，⑦民族志博物馆的功效之一就是将“高级”艺术形式和“低级”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永久化。⑧金光亿认为，不同形式的生产和消费的民族艺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艺术特征也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反映。⑨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呈现了后殖民国家的旅游展演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组织者参与其中是对国家多元文化的工作，旅游景点超越了地方空间而成为国家的战场，意义被争论，认同被协商。⑩在国内，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了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旅游文化展演某种意义上是主流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史丹利、萧竞聪在《再现中国文化――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述评》中认为深圳民俗文化村的旅游表现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11]刘晓春认为少数民族的展演是一种权力关系不平等中的被动被看，具有内部殖民色彩，民俗旅游服务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诉求，是现代性话语对民间、边缘文化的政治暴力的一种表述。[12]在“被看”的命运中，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适合主流世界的修改，从而使本地原有文化遭到破坏和异化。
四是文化展演的互动协商性。以文化建构论为出发点，很多学者把旅游场域各种关系互动作为旅游展演生成和存在的关系网络，关注其互动协商中的建构。旅游文化表演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参与其中的游客和本地人之间进行着积极的互动协商，在协商中本地人的自我、认同、身份等得以建构。[13]其中有政府力量、民间组织团体、学者、旅游机构、当地人等各种主体力量的参与互动。社会学家科恩对东南亚各国发展“民族旅游”的两难和此过程中少数族群、旅游机构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协商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索，[14]周星通过对贵州黔东南的民族风情村寨旅游个案研究对旅游中民族文化展示作为文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关注了建构中主客双方的互动。[15]马炜从多种文化互动视角阐述村寨文化展演的建构，揭示文化展演生成和地方文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16]
对旅游展演在文化互动中建构进行阐述时，学者关注到了产业化和文化再生产，如对旅游产品和商品的开发模式、措施手段等问题的研究。李蕾蕾等人以个案为基础考察了文化表演的产业化运作模式；[17]宗晓莲对旅游中文化变迁作为再生产的研究；[18]方李莉以个案资料分析了西部民族文化当代构成与生产状况，指出西部民族艺术通过“文化”“重构文化”的再生产图景，其中具体阐述了以地方性文化为再生产的原料，以国家、市场、学界、民间的各种“力”为动力的生产过程，并分析了各种“力”作用的具体方式。[19]以此为基点，学者对旅游展演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格雷本对艺术品涵化的研究涉及到了旅游展演中艺术品的发展变迁即艺术品涵化的生产过程与传统生产不同，他指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肯尼亚的康巴人，都在旅游市场中进行着不同于传统的工艺品生产。同时，他还对艺术品生产的特点、功能、前景等进行了论述。[20]戴琦就旅游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旅游不仅未对旅游地艺术和工艺品制造产生破坏，反而促进了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21]李蕾蕾等人在对旅游表演的生产机制进行个案考察的基础上，指出旅游演艺是商业和艺术的混合，对艺术性表演与旅游演艺作了十九项差异划分，其中旅游艺术展演体现了几个明显的特征：表演内容的“混杂的文化主题、将文化碎片拼贴”，演员的“不强调核心演员，关注集体表演的场面效果”，“室外半室外场地”，道具的“人工制作与自然实物”，观众座位的开放、不设座位并多与景区融合，观众参与体验多以视觉和感官的身体体验为主而不是精神和意识体验。[22]徐赣丽以个案考察了旅游歌舞表演的建构手法和原则，认为表演歌舞不属于一种文化复制，而是主要按市场规则和商业化原则进行的文化再生产，其中很多传统文化要素发生了功能性转变，[23]同时她对表演的内涵、形式特征、影响等作了初步论述。[24]
以上立足于研究主旨与取向从问题探寻的不同视角和维度对旅游文化展演研究现状进行简略梳理，从中可以发现，对旅游展演的研究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旅游人类学视野都是聚焦于当代全球文化背景下地方性文化的变迁及其中各种复杂互动关系的分析，国外已进行了个案考察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对旅游展演文化的不同理论关注点。国内旅游业发展较晚，旅游文化展演存现时间较短，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作为民族文化变迁的描述和对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并初步运用于解释国内旅游文化展演实践。在目前研究基础上，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还有待于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拓展。
首先是个案研究中人类学整体观的落实。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奠基于文化整体观的基础上，艺术是一种文化，其实践、功能、结构、意义都与其所处的文化密不可分，应该作为文化的整合部分被研究。旅游文化展演的生成和存在与地方性文化密切相联，只有践行人类学研究的文化整体观，回到地方性文化生活中才能理解它。当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开放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旅游文化展演连接着大众消费和地方性文化，是两种文化边界中的关系性生成和存在，在此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整体观不仅是地方性文化生活的整体，而且是包含了卷入其中的当代各种权力关系的整体。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是文化书写的基础，在旅游文化展演研究中，虽然有学者对广西南宁民歌节的研究这样突出的个案研究成果，在旅游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及其运用于个案研究方面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对旅游展演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个案的浅层描述上，很多研究虽然关注个案，或称为个案研究，但仍限于对地方特色“材料”的运用以表述自己的主题，在理论和田野之间进行着一种倒转性研究，即个案不是研究的基础和事实，而成为论述或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未把展演放在地方具体人群生活中，只是把它分割为研究所需的文化事象，从而影响了对各种地方性文化展演差异的整体性把握及其不同运作逻辑的揭示。因此，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需要整体观中的个案研究，在扎实的个案支撑中构建相应的理论阐释，整体观的贯通与落实成为实实在在地面向现实生活、回到具体人群鲜活生活流的研究。
其次要明确具体研究对象。在当代民族文化研究中，明确地以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多，大多被包含在林林总总、大而化之的“民族文化”研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层面或要素，而在对旅游文化展演的专门研究中，不论是集中论述还是略有涉及，又大多集中在共同的文化展演上，很少对其中的展演主体部分――艺术展演――单独进行考察，展演艺术总是被作为文化展演的局部进行研究。部分展演研究对艺术展演的关注已成呼之欲出之势，但总是被放置于笼而统之的文化展演中，而对问题探讨的实际向度又内在地以艺术为对象和参照，艺术展演成为文化展演研究中一根始终不断的暗藏主线，却总是掩盖在“文化”中。在人类学语境中，不论是文化还是艺术展演都包含了两个层面内容并呈现两种生存形态――文本以及文本展演，必须对文本符号与其实践方式即作为“文本”的艺术与作为行为“过程”的艺术双重解读，方能揭示展演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意义。
艺术展演作为明确研究对象的缺乏或含糊源自对艺术本体自身与一般文化符号不同特性的忽略，这种忽略又决定于研究者理论视野的局限，没有把研究对象作为“艺术”来对待，艺术生存的两个层面上的统一性完整性被人为地割离开来，对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展演艺术的关注遮蔽了对作为“文本”的艺术的关注，如对工艺品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其自身所具有的符号特性。而很多对旅游开发中民族艺术的研究又专注于艺术本体，完全忽略了它是一种文化实践。单纯作为艺术的文本式的研究和作为文化的行为过程的研究都在艺术本体和文化解读之间顾此失彼。解决上述问题除了研究者应该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储备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理论视野的转换，注重对艺术展演的“文化”功能及其“艺术”特性的完整性阐述，如此，倡导“回到生活”和“行为研究”以及“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艺术人类学无疑为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科视野。[25]
最后还要关注展演艺术的建构生成性。在地方性旅游文化中催生的展演艺术，是在旅游场域中建构生成的，其中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性决定了其建构过程的地方性运作，也生成了展演艺术自身的特性。做为一种特殊场域生成的文化，对艺术展演的相关特性的把握不在于其已然存在的结果中，对其探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其生成过程，这样才能对其建构与发展变迁作出符合事实和逻辑的阐述，学界目前对旅游展演进行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化、保护传承、文化互动生产、文化产业等诸多问题的探讨都必须放在该文化自身生成的文化和实践逻辑中。目前研究中的“过程、再生产、建构、表演理论、当代构成、阐释、变迁”等关键词的提出表明学者已注意到了旅游展演艺术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的动态研究，但总体上仍以展演艺术作为既定的文化事实存在为研究起点展开对其特点、功能、意义等探究，研究者往往从客位观点出发对已然呈现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所作的描述大都建立在对对象静止考察的基础上，只把它看成固定的文本，忽略了展演艺术是一个行为实践过程，所作阐述与旅游艺术展演自身生存实际有着相当的疏离，从而导致理论判断的片面或是武断。
在艺术人类学视野中，对展演艺术生成逻辑的考察就是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从具体层面看，展演一方面指“艺术的行为(Artistic action)”一方面指艺术的情景(Artistic situation)。[26]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展演艺术的主体，它关联着艺术行为和艺术情景。旅游展演与地方人群生活密切相关，是地方社区“现实的”、“活”的文化，对艺术展演主体及其生活的关注成为解读的一个重要视角，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关注游客对文化展演的感受和理解，在文化变迁中对当地人与表演的关系进行研究，都涉及到了“过程”研究。但总体上学者对展演生成过程关注不多，更多的研究是把文化展演当成静态的客体性存在，而不是作为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过程，因此，它与地方人群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阐述，使展演对具体人群的有关价值、意义、感受等全都消失了，只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描述上。有学者认为，乡民艺术在当代逐渐从民族国家意识导引下的抽象化、符号化、工具化的政治价值开掘中走向乡民生活语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彰显被遮蔽的乡民自身主体意识。[27]主体意识是理解文化艺术实践活动的关键，对艺术展演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关系思考无疑成为人类学回到“主位”视角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对展演艺术生存的生活语境的关注就是以地方人群及其生活作为理解的基础，把展演艺术当作生活过程放入地方人群生活流中去描述，在与地方文化互动生成的关系阐述中揭示当下地方性文化运作逻辑，得出趋近对象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现代旅游中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对“艺术品”的审美需求，甚至“艺术之旅”已成为现代旅游中的一种类型。[28]民族旅游中对异文化的向往“实质上是立足于旅游者对自身的文化背景对‘异文化’的审美意象。”[29]而审美意象最典型而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产品中，很多旅游地的文化展演主要以艺术展演为中心，“在许多少数民族社区中，人们用具象化的形式，着意恢复和重新创造富有特点的民族文化，阐释文化遗产，并进而以此作为谋求更重要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手段，艺术正在作为表达政治意愿、展现族群性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族群更娴熟地加以运用。”[30]因此，在民族文化学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转换到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把它当作一个实践过程，关注它在地方文化中的运作逻辑，既是人类学研究整体观的践行，也能兼顾到它不同于一般文化的“艺术”特性，从而做出切合其生存实际的解释。
一、中阿博览会带给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潜力
（一）拓展了中阿旅游的新机遇
宁夏是丝绸古道的要塞和中阿文明的交汇地之一，回族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有着共同的以及悠久的经商历史传统。比如，首届博览会签约项目涉及清真食品、基础设施、物流商贸、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签订国（境）外项目51个，签约金额980.99亿元，其中与阿拉伯国家合作项目31个，签约金额664.91亿元，这些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新突破，给宁夏提供了更宽广的国际平台，以经贸促旅游，为把宁夏发展成为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2012年10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设立银川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两区”）均归功于三届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对宁夏国际和国内地位的全面提升。宁夏地处新亚洲大陆桥，国内段中枢地位，是呼包银榆经济区的核心地段，最核心的是人文优势。宁夏与中东国家阿拉伯地区民族信仰相同、习俗相近，宁夏的回族特色非常适合阿拉伯人。首届中阿博览会促进中阿经贸合作，“两区”建设推动旅游先行，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拉开了国际国内同步发展的大序幕。
最后，随着中阿博览会的召开，宁夏加速中阿博览会服务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中阿经贸论坛永久性会址——宁夏国际会议中心等投入紧张建设中；加密国内国际航线航班，实现银川至香港、台湾、麦地那、迪拜、首尔、曼谷直飞。8月13日，正式签署宁夏回族自治区博览局和阿联酋航空公司（简称EK）合作备忘录，更是增添宁夏一站式到达国际大城市的民航合作新航道，为宁夏旅游“进的来，出的去，出得快，走得广”提供交通保障。
（二）强化了中阿旅游的新版块
宁夏的国土面积为6.64万平方公里，2012年总人口647.19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5.56%，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宁夏的回族在全国所占人口比例最高，其伊斯兰文化主题最鲜明、回族宗教氛围最浓厚、伊斯兰宗教环境最和谐，是天然的中国穆斯林聚集中心。伊斯兰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是回族文化的核心和主流，在长期包容兼续地发展变迁中形成了一整套本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之后，宁夏旅游局分别与埃及旅游部、摩洛哥旅游部签署了旅游业战略合作协议，宁夏国旅还与埃及WALEED旅游公司签订了共同开辟中国（宁夏）阿拉伯旅游市场协议。
回族文化是宁夏面向国际，特别是面向阿拉伯地区及穆斯林地区最具特色的资源。宁夏不但有厚重的回族文化，还具备旅游资源多样化的优势，加上“两区”建设获批，更为宁夏向西开放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持，宁夏依托回族文化打造特色鲜明国际旅游目的地是明智之选。特别是首届中阿博览会期间世界穆斯林旅行商大会的成功举办，在“中阿经贸”推动“中阿旅游”合作方面又上了迈上新台阶。目前，全球有16亿穆斯林，尚缺一个广大穆斯林游客最满意的客源地。强化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这块中阿旅游的新版块，有助于凸出回族文化，彰显回族特色。
（三） 优化了中阿旅游的新资源
全国十大类95种基本类型的旅游资源中，宁夏占有类46种。古老的黄河文明，神秘的西夏历史，浓郁的回乡风情，雄浑的大漠风光，迷人的六盘胜景，美丽的塞上江南构成了宁夏旅游资源的六大特色。宁夏的“两山一河”（贺兰山、六盘山、黄河）、“两沙一陵”（沙湖、沙坡头、西夏王陵）、“两堡一城”（将台堡、镇北堡、古长城）、“两文一景”（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塞上江南景观）均展示了独特的自然风光且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旅游形象日益鲜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诸上宏观自然旅游资源的优势大背景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全面发展做了铺垫。民俗旅游是指在有传统旅游资源（自然风光、古迹、国家公园等）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融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于旅游者衣、食、住、行的旅游体系。
宁夏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正是中阿旅游合作的“新”资源。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经过700年的孕育，它具有多样性与神秘性、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特点，属于一种高层次旅游形式，其主要观赏内容是民俗事象。宁夏回族自治区，早在元代就有“回回遍天下”一说。回族拥有丰富历史渊源和独特文化内涵，其服饰、饮食、婚俗、节庆、建筑、礼仪、民间艺术、民间娱乐等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能吸引异国他乡和异地游客的特色旅游资源。以中阿博览会为发展契机，优化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宁夏旅游新的增长点。
（四）增加了中阿旅游市场的新客源
2007年至2012年六年内，宁夏接待海外游客人数及旅游外汇收入，接待国内游客总人数及总收入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具体数据见图1。2010至2012年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的连续召开，扩大了宁夏的国内知名度，使得宁夏的国内客源逐年递增，且增幅较大。2012年宁夏的国内客源分布：来自宁夏本地的游客占总人数的52.2%；来自西北地区（除宁夏）的游客占21.4%；来自东北地区的游客占1.2%；来自华东地区的游客占3.5%；来自华中地区的游客占2.0%；来自华南地区的游客占0.8%；来自西南地区的游客占1.7%。
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均已成为宁夏入境游主要客源地。与此同时，全世界57个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拥有16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是中国也是宁夏海外游客潜在的消费群体。随着中阿博览会开幕，宁夏的国际美誉度再次攀升，势必给宁夏带来更多的旅游经济收入。从国内外的客源市场角度分析，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全面拓宽了中阿旅游的新兴客源市场，必将是宁夏扩充国内外游客的新焦点。
二、发展宁夏回族民俗文化国际旅游存在的问题
从民俗旅游视角来看，宁夏目前已开展了一些民俗文化旅游，例如参观银川南关清真寺、游览中华回乡文化园等，但是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从内容上看比较单一，对回族民俗文化的认知只停留表面状态。如参观清真寺仅停留在“到此一游”的表面状态，没有配备资深专业讲解人员讲述伊斯兰宗教知识，在弘扬伊斯兰建筑风格方面意识淡薄。
其二，回族民俗旅游项目创新意识不够，民俗旅游活动的策划方面还存在空白。如回族节庆活动，甚至处在开发蒙昧阶段，很多汉民混淆回民的三大节日，对于节日的来源及习俗讲究十分含糊。
其三，从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上看，层次肤浅，回族文化韵味亟待加强。如回族的八宝盖碗茶，是知名度较高的民族特产，但市面上的八宝茶，包装不够精美，无法表现回族文化品位和民族饮茶的养生之道。
其四，从国际化旅游视角来看：宁夏的交通问题仍然存在不足，“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需要进一步构建。譬如，银川至今没有开通高铁，银川至日本、新加坡的国际航线尚未开通。随着宁夏“两区”建设的铺开，如何实现宁夏向东、向西、向北、向南的全面开放，是宁夏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其五，在打造“西部独具特色旅游目的地”和“面向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双重目标下，以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为突破口，还未形成与国际旅游目的地接轨的总体规划。以中阿博览会为国际旅游发展契机，挖掘宁夏丰富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并传承回族民俗文化，在树精品、上档次方面下功夫，深度开发符合国际化旅游要求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三、提升宁夏民俗文化国际旅游发展的途径
（一）提升中华回乡文化园的知名度
中华回乡文化园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是全国唯一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综合景区。目前，其一期项目的主体大门、中国回族博物馆、金色礼仪大殿、阿依莎宫、中华回族第一街等全部落成。2008年开园以来，景区营业收入、门票收入及接待游客人次呈增长趋势（见图2），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华回乡文化园二期工程已被列为宁夏“十二五”期间旅游重点建设工程。需借鉴深圳锦绣中华等成功范例，以发掘、抢救、保护、弘扬回族文化为宗旨，以精品景区升华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档次，把中华回乡文化园打造成为全国的王牌景区，同时要加大媒体宣传力度，使中华回乡文化园享誉国内外。
（二）开发纯正的回族民俗文化村
可借鉴海南三亚黎族村落槟榔谷的营销模式，将回族文化融汇到回族村落中，满足游客对民俗文化旅游的参与需求。中华回乡文化园可以从大尺度角度宏观展示回族民俗文化的磅礴气势，回族民俗文化村落可以从小尺度角度微观填补回族民俗文化的原生态和本土化。据此开发主题鲜明的回族家访线路，让游客“到民间去旅游”，到农村回族家里吃农家饭、住农家院、采农家果、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体验原汁原味的回族特色农家生活。在回族家访选址方面，要选择回族民俗质朴淳厚、交通生活比较便捷、回族人口比例较高的“纯”回族村落，比如永宁县纳家户、灵武市中北村、吴忠市穆民新村、泾源县冶家村等。在设计回族家访的体验活动时，要懂得“留白”，既要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又要给旅游者留有参与的空间，比如让游客学做馓子、学习剪纸、木球比赛、观看“掼牛”、娱乐“踏脚”、学唱“花儿”、欣赏回族武术、使用汤瓶“小净”、使用吊罐“大净”等活动，充分满足游客强烈的好奇心与参与意愿。
（三）举办清真美食文化节
饮食是人类共有的行为之一，宁夏回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有的饮食文化并以制作独特面食而著称。回族面食中尤以油香、花花、馓子、锅盔等油炸食品、烙蒸食品及手擀面为最。宁夏回族的牛羊肉风味小吃如碗蒸羊羔肉、烤羊背、羊羔头、香辣羊蹄、炖羊脖、烩牛肉等久负盛名。2010年宁洽会暨首届中阿经贸论坛上，签署了《清真食品产业标准互认合作协议》和《清真（Halal）食品合作谅解备忘录》，意味着宁夏清真食品第一次拿到了“国际通行证”。另外，中国烹饪协会为银川市颁发了“中国清真美食文化之都”牌匾，这些都为宁夏清真食品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保障。回族饮食文化承载着宁夏回族文化，自治区旅游局应提高“中国宁夏清真美食文化节”的规格， 为宁夏的百种回族菜肴和特色回族面点搭建宣传平台，通过“舌尖上的宁夏”推动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全方位发展。
（四）推出赏清真寺建筑风格之旅
建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古老历史的见证。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穆斯林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荟萃圣地，折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文化。宁夏境内坐落着各类大小清真寺4200余座，其中最富盛名、最有代表性的是银川南关清真寺、永宁纳家户清真寺和同心清真大寺。银川南关清真寺是典型的阿拉伯建筑风格、永宁纳家户清真寺是传统的中国殿宇式建筑风格、同心清真大寺则是典型的中西合璧风格。阿拉伯地区的清真寺与宁夏的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值得中外游客观赏品鉴。可以将三种风格迥异的清真寺串联成一条旅游线路，满足特殊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五）开发传统民俗岁时节庆游
婚礼是人生仪礼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宁夏回族婚俗旅游的开发尚处在探讨阶段，亦可借鉴彝族、侗族等婚俗旅游开发的成功范例，整理压缩回族婚俗资料，包装设计参与性较强的回族婚俗游，比如让游客观摩甚至全程角色扮演参与回族婚礼，使其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及早填补市场空白。“开斋节”、“古尔邦节”与“圣纪节”并称为伊斯兰教三大节日，宁夏需开发回族三大节日游，在节日之际举办丰富的节庆活动，比如播放专业编排的情景剧或3D记录片，帮助游客了解三大节日的由来，加深游客对回族节庆民俗文化的印象和理解。宁夏是花儿的发祥地之一，主要在六盘山区传唱，于 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应打造“六盘山花儿”品牌，除了举办年度“六盘山花儿大赛”，还应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让游客 “听花儿、唱花儿”，感悟“花儿”文化，体会回族民间艺术的精髓。回族歌舞剧《月上贺兰》多次荣获国家大奖，宁夏文艺工作者还需不断推陈出新地编排更优秀的回族原创歌舞剧，打造类似“云南映象”品牌的“印象回乡”系列精品歌舞剧，与时俱进地增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神韵。
（六）创新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精品
其一，开发设计回族绣花旅游纪念品。回族绣花是宁夏回族妇女擅长的一种群众艺术，以其独特的风格、精湛的工艺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于2007年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此可开发手帕、桌布、杯垫、靠枕、窗帘、挂件、针扎子等日常家居用品和车饰用品等，使之成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亮点。其二，创回族精品服饰品牌。宁夏回族服饰作为一种生活模式和文化载体，沉积了历史底蕴和社会习俗，包涵了伊斯兰服饰文化与汉族主流服饰文化，树立了简朴素雅的民族审美形象，极富开发潜力。在已开发的日常生活服、演艺服、职业装、学生装、儿童装、婚礼服、礼服等七大系列基础之上，进一步将伊斯兰元素融入到回族服饰旅游商品中，注重美学要素地运用，创回族精品服饰品牌，刺激游客的购买欲望。其三，挖掘宁夏回族剪纸艺术。随着宁夏旅游业的发展，回族剪纸开始从家庭走向市场，除了塑封剪纸、摆台挂件等旅游商品外，还可将回族民俗剪纸运用到宾馆酒店、中阿博览会场等场所的装饰中，借助载体传递回族剪纸艺术。最后，汤瓶、口弦、牛头埙等也是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的丰富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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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竹文化研究 成绩 缺陷
一、方兴未艾：竹文化研究概览
竹文化研究正式起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党和政府是竹文化研究和开发的最重要推手。政府相关部门直接组织过一些有影响的活动，如评选和命名“竹乡”活动、举办竹文化节、兴办旅游休闲及科研开发基地等。宣传部门也通过不同平台广泛宣传竹文化。政协等部门组织收集乡土资料，编纂有地方特色的书籍，如《嵊州竹文化》、《青神竹文化》、《益阳竹文化》、《咸宁竹文化》等。不少中小学将竹文化引进校园，成为生态教育的一部分。
在这种联合推力下，竹文化研究逐渐走向机构化和规模化。1993年，中国竹业协会成立。1997年，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竹藤组织成立。高校和学术单位也成立了各种不同层次的研究机构，专业刊物如《竹子研究汇刊》、《世界竹藤通讯》等陆续创办，一批以竹文化研究为中心内容的政府立项课题相继出现。
竹文化研究的具体工作是从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开始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陆续出现一批标志性的学术著作。1992年，周裕苍推出《中国竹文化》，这是一部研究和选集兼而有之的著作，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是其特色。1994年，何明等的《中国竹文化研究》面世。该书阐述较之周著更全面，理论自觉意识更突出。1999年，何明等推出《竹与云南民族文化》，此书田野调查和文化理论并重，选题新颖富于现实意义。2000年，关传友的《中华竹文化》问世，该书从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论述了竹文化的广泛影响和应用。2001年王平所著《中国竹文化》运用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展现了中华民族竹文化绚丽多彩的全景。2003年，吴静波等的《竹文化》侧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与竹文化关系的独特视角进行了探索。2006年，彭镇华等的《绿竹神气》在第5届中国竹文化节上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该书规模空前，选编、图片、考证相结合，被认为是集大成式的权威的著作。
竹文化研究走过了三十年，总结其研究状况实有必要。以上是对竹文化研究的鸟瞰，下面则力图更细致地呈现出各领域的成果。其中“竹文化与文学”部分从略，具体可参看拙文《三十年来咏竹文学研究述评》（《文教资料》2010年7月上旬刊）。
二、奇风异调：竹文化与少数民族
我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世居竹产区，形成了无所不在的别有风调的竹文化。竹文化与少数民族的关联已然成为研究热点。
首先，相关的著作有所涉及。何明等的《竹与云南民族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迄今唯一论述竹文化与少数民族关系的专著。全书分三编：“物质篇”，从竹与文明进程说起，从吃、住、行、用到农业生产、种竹护竹习俗、竹编工艺等都介绍翔实；“精神篇”，主要论述了各种崇拜和巫卜术，也介绍了乐舞在审美表现中的多重功用；“展望篇”，就云南竹文化的开发前景提出了若干建议。专著之外，很多相关著作如《中国竹文化》（王平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巴蜀竹文化揭秘》（屈小强著，巴蜀书社，2006年版）等，都从不同角度涉猎了少数民族竹文化。它们重点都放在西南少数民族区域，或在事例与事象上采用少数民族的成果，或干脆专辟新章集中论述少数民族图腾崇拜、竹乡风俗，等等。
其次，相当数量的论文探讨较为深入。这些论文或总体论述，如关传友的《论云南省的民族竹文化》（《北京林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即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详细论述了云南地区的民族竹文化，认为物质文化主要体现在竹建筑、竹食品、竹服饰、竹制交通工具和设施、竹器物、竹乐器、竹制生产工具等方面；精神文化主要由竹崇拜、竹民俗、竹歌舞、种竹护竹习俗等构成。或单就一个民族的竹文化展开全面的调查和论述，如关传友的《论云南哈尼族的竹文化》（《世界竹藤通讯》，2008年第5期），王时的《夜郎竹文化》（《民族论坛》，2003年第7期），等等。龙倮贵的《试论彝族竹文化》（《毕节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对竹生彝人的神话传说，顶礼膜拜的竹图腾、竹祖灵，以及禁忌之风，乃至竹制法器之习，都作了客观描述。文章认为：“竹崇拜的原始形态为男性生殖器崇拜，竹节即男性生殖器官。”观点颇为注目。
少数民族竹崇拜包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罗曲的《布依族的竹崇拜》（《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1期）列举了布依族民俗节日中蕴含着的竹崇拜意识和习俗，描述了该族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都与竹事相关的事实。王平的《南方少数民族竹崇拜的起源及特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认为，竹崇拜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土著文化，其主要特征可分为三方面：一是南方诸族的竹崇拜既有共性特征，又有个性差异；二是这种竹崇拜主要体现在神话传说和习俗方面；三是这种竹崇拜从地域和民族分布来看，都已经形成了较大范围的“竹文化圈”。
三、墨缘心音：竹文化与绘画
画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竹画最早见于汉代石刻竹叶碑。竹子走入画纸后，发展迅速，乃至形成画史上一大流派――墨竹画派。竹文化与绘画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将画竹技法与文化介绍结合起来，出现了一批侧重教育的书籍。如《墨竹要述》（卢坤峰著，河北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墨竹教程》（莫各伯编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等。一些竹谱类的著作也属此范畴，如《墨竹画谱》（刘福林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等。
（二）出现了一批画册集。有的是为了配合政府竹文化活动而编集，如《名画家画竹乡：2007中国（安吉）竹文化节》（《名画家画竹乡》编委会，2007年版）等。有的是美术出版社为了研究和欣赏的需要，影印或编纂古代名家的竹画，如《墨竹谱图》（吴镇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等。
（三）一批研究性的著作相继问世。首先，各种版本的美术史，对竹画尤其是墨竹画派多有留意。其次，各类竹文化研究的著作，往往将竹与绘画作为一部分，在特有的体例和理论框架中进行阐论。如《中国竹文化研究》（何明等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十一章，便是运用符号学理论来论析竹画文化的。最后，专门论竹画的书也偶有出现，《湖州竹派》（冯超著，吉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是其中写得较有特色的一种。
（四）学术论文的关注点较为集中。焦点之一是整体观照。如何宝年的《竹文化与绘画》（《文教资料》，2001年第4期）的亮点在于从总体上探讨了墨竹画派盛行的原因。卫欣的《墨竹与中国文人画的审美特征》（《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论述了竹子从绘画形象转化为绘画符号，并且最终还原为审美对象的过程，进而以墨竹为中心探究了诗歌中的自然美和原生态美，儒家人伦道德审美与文人画中审美关系的流变，揭示了墨竹题材成为文人选择的原因，阐释了文人画的审美特征。
焦点之二是研究对象多为墨竹。有对其画论进行论述的，如余连祥的《中国古代墨竹画论中的几个基本范畴》（《艺术广角》，2002年第6期）总结出“师法自然”、“成竹于胸”、“书画同源”、“写竹神气”四个基本范畴，并进而论述墨竹画的四重境界。元代墨竹画家柯九思历来评价分歧很大。万新华的《柯九思墨竹艺术论》（《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就柯九思艺术师承、作品及其风格特征、画品进行了缜密的论析和比较，得出较为平正的结论：“尽管柯九思艺术对后世影响不大，但我们不可否认他在历史上承先启后的作用。”丁厚祥则试图阐释墨竹与禅宗的相通之处。他在《文人画、墨竹与禅宗》（《艺术百家》，2008年第6期）中，以王维、文同、金农等人的墨竹画为蓝本，分析了“以竹悟禅”、“以禅悟竹”的实例，阐释了禅宗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对中国古代墨竹画的影响。
四、徜徉翠林：竹文化与旅游开发
利用竹文化大力开发旅游资源，是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的一项战略。竹文化旅游是朝阳产业，加强对它的研究有重大现实意义。
目前尚未出现专门的学术专著。不过各种旅游辞典和教材都将竹文化纳入其体系，这多少可以见出一些进步和影响。如《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江西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即专列“浙江竹文化”条目来介绍，教材《新概念旅游学》则专设一节“论发展竹文化旅游业”来探讨。
学术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总体论述竹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二是具体论述到竹产区资源的利用问题。
《中国竹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路径》（王富德等，《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6期）认为竹文化旅游资源内涵丰富，涉及竹与自然、竹与城镇、竹与村寨、竹与民居、竹与饮食、竹与运动、竹与生态养生、竹与文学、竹与艺术、竹与传统工艺、竹与交通、竹与园林等诸多方面。开发和利用好“复合型旅游资源”，可以带来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方面的效应。邹芳芳等在《建造蕴含竹文化的竹旅游景观研究》（《林业经济》，2008年第3期）中将竹旅游景观资源和造景方式各归纳为六种。文章注意到竹与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工艺文化、艺术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及竹具有其独特的竹韵、竹色、竹境等自然美学特性。董文渊等的《竹林生态旅游环境解译系统的构建研究》（《竹子研究汇刊》，2004年第4期）则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较为细致地论述了竹林生态旅游环境解译系统构建的原则和方式。
浙江省竹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走在全国前列。很多论文都以该省竹产区作为研究对象。如《安吉竹文化与旅游》（骆高远等，《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浅谈安吉竹文化与产业开发》（张宏亮等，《世界竹藤通讯》，2007年第4期）《天目竹文化初探》（何钧潮等，《竹子研究汇刊》，2003年第3期）、《从多视角探索龙游竹文化》（唐朝亮等，《科学文化》，2000年第8期）等。蔡敏华的《基于竹产业优势的浙南丽水生态文化旅游初探》（《竹子研究汇刊》，2008年第4期）探析了竹文化旅游价值的表现，论述了丽水竹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必须遵循的原则，并对开发项目和品牌建设提出了设想。
浙江省外的类似论文也不少。如杨梅的《试论赣南客家竹民俗文化资源及其开发与利用》（《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增刊）描述了客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的竹民俗，特别建议竹文化民俗旅游的开发应与赣南红色旅游相结合。马文银的《邵阳生态旅游开发》（《热带地理》，2005年第3期）提出了邵阳竹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应建立欣赏观光型、休闲体验型和文化商贸型的基本模式。
五、巧夺天工：竹文化与景观园林
据《拾遗记》载：“始皇起虚明台，穷四方之珍，得云冈素竹。”说明至迟在秦代，竹子就开始用于造园。竹子的秉性和节操与文人多有投契，故竹与文人园林关系密切。邱希阳等在《小议竹与文人园林》（《竹子研究汇刊》，2006年第6期）中对文人园林发展史的脉络作了划分，认为两晋时期是起源期，隋唐是形成期，两宋是兴盛期，明代和清初是极盛期。金荷仙等的《竹文化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运用》（《竹子研究汇刊》1998年第4期）是文化与实践结合的一次尝试，文章对竹子的生物特征，文化内涵，以及造景方式作了重点说明。
与许多醉心于古典的研究者不同，张鸽香的《浅谈竹文化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则将目光引向现代。文章从对策和实践的角度，从七个方面分析了竹文化在园林中的具体应用。陈维越等的《竹在中国人居环境应用的渊源与发展》（《北方园艺》，2007年第3期）似要将范围从园林扩展到人居环境，文章认为园林工作者在使用竹子造景过程中，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和创作理念，在空间塑造、表达方式、生态开发方面进一步拓展，这样才能创造出理想的、高层次的人居环境。
探讨竹类景观美学特征是造景理论的基础。这类论文中的代表是陈荣定等的《竹类植物景观美学剖析》（《竹子研究汇刊》，2004年第3期）。该文分别从景观美的多重性、景观形式美的构景要素、景观的组合美、景观的构景原则、景观的物理层次、景观的意境及其创造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在方法上采用信息传播原理、接受美学等理论，作者声称：“这些探索对于全面把握竹类植物景观的美学特征是一种新的尝试。”
用来成景造园的竹子统称为观赏竹。它是构成园林的重要元素。王慷林编著的《观赏竹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收录近百种竹类，以原产中国或集中分布于中国的类群为主。书中对每种竹子的主要形态特征、主要生物学特性、生活环境、产地或分布地、园林特性、经济用途及繁殖方法等都有描述。谢孝福编著的《观赏竹》（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扼要介绍了我国栽竹历史与竹文化史，竹的生物学特性与分布，庭院栽植及其盆栽与盆景制作等方面。陈启泽等的《观赏竹与造景》（广东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陈其兵的《观赏竹配置与造景》（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版）两书关注的主题相同，但各有侧重。前书亮点之一在于“赏析篇”，书中配有近300幅彩图，对名园竹景、民间竹刻等作了精到的点评和赏析；后书重点介绍了古今观赏竹配置与造景的学用手法及观赏竹在各种城市绿地中的应用。两书的出版，代表了该领域的最新成果。
六、辨同别异：中日竹文化比较
竹文化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开疆拓宇的的过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研究者将眼光投向国外，其中以日本竹文化，以及中日竹文化比较成就最为突出。这除了相邻的地理因素外，当然与日本本身的竹文化发达有关，更与日本深受汉文化影响分不开。
陈爱琴等的《日文竹类专业词汇之研究》（《竹子研究汇刊》，1997年第4期）率先站在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的高度来对竹类专业词汇展开探讨。文章就“日文竹类专业形态术语之研究”、“日、中文竹种名互译探讨”、“日文中的竹文化语言之研究”三个问题作了切实的论析，文中还辅以图表说明，简切生动。
《日本竹文化符号及其内核特征的研究》（《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和《日本竹文化现象及其内涵》（《浙江林学院学报》，2008第3期）是毕雪飞的两篇力作。两文相辅相成，可视作姊妹篇。作者认为，日本人“惊讶于神秘的竹笋一夜之间冒出，将其视为男根的象征，代表旺盛的生命力和较强的繁殖力”。日本竹文化体现了日本民族仔细的观察力和精致的思考方式。“与中国竹文化相比，日本竹文化应用领域更为广泛。在日本，竹文化符号的反映上与中国竹文化相同，具有浓重的宗教、美学、文学、艺术、民俗等特点。在日本，竹既是神道祭祀的载体，又是禅宗禅趣的代表，同时又是理想以及坚忍不拔的人格的象征”。
从神话和巫术的角度去比较，这是一个别致的视角。徐晓光《瓜、桃、竹与人的出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日本植物崇拜神话比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即是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日本有关瓜、桃、竹等植物崇拜神话及始祖神话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日本民间由于风土环境及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似，因而在植物崇拜神话的母题情节上也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何宝年的《中日古代竹筮文化比较二题》（《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就中日之竹筮选取两个文化现象来比较，即（一）竹花与竹实；（二）竹与凤凰。通过仔细排比，作者得出结论：“中国的竹筮文化比日本更为丰富。竹与凤凰的传说和竹花竹实兆凶的思想给日本影响很大。而日本的竹筮文化也有些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即日本的竹花竹实不仅有祥瑞之兆，而且有喜庆的象征。”
七、白璧微瑕：竹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纵观竹文化研究状况，在肯定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其缺陷。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的独立性不足。只有精神层面的文化成为一种高贵和独立的存在，文化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但现在人们使用的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即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加之中国人实用理性的思维惯性和惰性，便很容易将文化物质化，精神反而沦为物质诠释的工具。具体到竹文化研究，就是将竹子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放在目的性位置，而竹子的精神文化价值只是附庸和点缀。
（二）研究框架贪大求全。举凡与竹沾边的，几乎都纳入了竹文化研究体系。这就直接导致在一些标志性的著作里，过于追求全面，从“器”到“道”，无所不包。由于篇幅的限制和作者知识结构的差异，在论述时很容易“大而化之”，肤泛之弊在所难免。当务之急是对竹文学、竹哲学、竹音乐、竹绘画等深入挖掘，细而论之，努力打造各领域内的专著。这样便进一步加强了资料文献的梳理，使之更加专业化，提高研究的理论品格。
[论文内容提要]农家乐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良策｡我国近年来农家乐开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应当充分肯定,但大发展与大浪费､大污染并存,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深刻反思近年来全国农家乐开发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出路,对于促进我国农家乐旅游又快又好地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家乐”旅游作为一项新的旅游项目,已成为世界潮流｡它源于欧洲的西班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些西班牙农场把自家房屋改造装修为旅馆,用以留宿过往客人,并为客人提供徒步旅游､骑马､滑翔､登山､漂流､参加农事活动等项目,从而开创了世界“农家乐”旅游的先河｡此后,农家乐旅游在美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日本､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得到倡导和大发展｡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农家乐”始于20世纪90年代,近年来“农家乐”旅游以其浓厚的乡土､田园文化气息,逐渐发展成为旅游产品类型中一个新的亮点,满足了当前我国城市居民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吸引了许多城市游客的眼光｡一些地方随之也兴起了“农家乐”旅游的热潮｡在湖南､湖北､陕西､四川､上海等省市“农家乐”已形成了产业链,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一是“农家乐”经营户认识模糊,对发展乡村游的前景未抱乐观态度,只讲当前利益,不讲长远发展｡经营上不够主动,缺乏技巧和营销意识｡二是急于求成,破坏性开发现象严重｡受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农家乐旅游开发的科学性和生态性原则被忽视,主观意志占了上风｡在农家乐旅游开发中,要坚决反对绝对商品化,要坚持农家乐旅游开发的生态性和有限性,不能一味地强调经济性｡三是贪大求洋,贪大贪快｡近年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建“农家乐”项目的热潮,一些乡镇甚至有村村建“农家乐”的态势｡但不少项目由于环境缺乏打造,尤其是自身缺乏特色,打着开展农家乐的旗帜,建筑装饰城市化,乡土环境氛围不足,片面求大､求洋,旅游方式缺乏参与性,让人感觉乡村出游与在城里住行没多大区别,降低了“农家乐”的吸引力､影响力,这种情况显然并不科学合理｡
2.规划设计科学合理性原则的缺失｡一是相当多的农家乐旅游规划存在“城市化”倾向｡农家乐的优势在“农”字,农村风光,农家饭菜,农事活动,这些才是吸引城里人的法宝｡而在当前,一些“农家乐”定位不准,建筑装饰城市化,乡土环境氛围不足,吃的是城里买的菜,住的与城里价格一样的标准间,多数时间也只是玩牌､聊天,片面求大､求洋,旅游项目未能深入挖掘乡村旅游资源和环境的文化内涵,农家乐活动存在“城市化”倾向｡
二是未能很好地贯彻因地制宜原则｡农家乐开发随心所欲,特别是郊区农家乐大多按长官意志办,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忽视农家文化的深度挖掘,造成项目设置的单调性和同质性｡经营户普遍各自为政,片面追求面的扩张,各类资源和要素未能得到充分整合和利用｡农家乐经营项目还比较原始单一,品位不高,仅局限于展示农家活､农家菜､农家景,忽视了对乡土风情､民谷传统､名胜古迹等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利用;局限于“凡座茶楼､几张桌子､喝喝茶､吃吃饭､打打牌”的经营模式,缺乏对休闲文化､观光文化和娱乐文化等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
三是“农家乐”项目设计缺乏地方特色｡由于无知和商业的利益驱使,农家乐旅游中,“乡､野､土”三味不浓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有一些景点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口味,在原有的旅游方式中“瞎编”农家乐;还有的景点所谓的开发者为了降低成本,自己想当然的编造农家乐;也有一些地方打着开展农家乐的旗帜,不考虑资源､市场等情况而任意开发､建设,导致农家乐缺乏品位､泛滥化､庸俗化｡
3.农家乐旅游项目建设施工混乱无序｡一是有规不依的现象比比皆是｡农家乐旅游规划未能得到严格实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的现象仍然存在;随意更改和违反规划盲目建设的现象屡禁不止;零星建设,禁而不止,农家乐旅游综合开发率低的问题仍在不少地方存在｡二是忽视地域性的生态要求｡农家乐旅游资源一经开发,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就难以复原｡如果开发失当,事后再来纠正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各地的农家乐旅游资源蕴藏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景点的卫生状况也不容乐观,经营者破坏环境现象时有发生｡三是农家乐开发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农家乐休闲旅游迅速发展,带动了新一轮农家乐热,一些农户看到农家乐生意火爆,在没有统一规划､市场预测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盲目开发,存在乱搭建､滥开发的现象｡加上农家乐旅游具有分散性､松散性特点,如果缺乏空间布局规划和发展体系规划的引导和指导,势必造成个别区域整个农家乐产业的发展处于盲目跟风､一哄而上､布局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
4.农家乐保护与管理的缺位｡一是对农家乐旅游规划实施的管理体制不严｡由于没有统一的旅游开发规划和开发监管机制,在开发中政府引导乏力,各地各自为阵,导致农家乐开发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致使部分旅游资源开发过度,造成了资源浪费｡同时开发的许多项目雷同,模拟照搬别人的项目较多｡还有一些农家乐景区虽然制定了旅游发展规划,但也只停留在规划文本上,不依规划办事｡二是规划管理体制层面上的混乱｡农家乐旅游规划一直未能纳入到旅游规划管理职能部门的审批管理之内,而是由农业或林业部门一手操办,形成管理上的两张皮现象,因此,有些管理不规范的地方就会出现农家乐之间､农家乐与饭店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这类现象在景区的旅游饭店与农家乐之间尤为突出｡三是存在破坏资源和环境现象｡大部分农家乐的生态环境都比较好,随着农家乐的大力发展,游客大量的涌入,一些农家乐环境卫生条件越来越脏乱差,随意处理生活垃圾,造成环境污染,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环境已经遭到了破坏｡这与回归自然这一旅游主题相背离｡加上旅游立法､环境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开发者把农家乐旅游当成一种标签招徕游客,许多农家乐旅游点一开发就变味,理不顺开发与保护的关系｡这不仅造成农家乐旅游资源的永久性破坏,还对旅游者产生误导｡
二､出路和对策
1.端正认识,规范政府的主体行为,走节约高效可持续发展之路｡农家乐旅游开发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但农家乐旅游项目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急于求成将于事无补｡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增强紧迫感,抓住机遇,切实加强对发展农家乐旅游的领导,将发展农家乐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明确发展思路,突出工作重点,将发展农家乐提升到培植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位置来抓,把发展农家乐旅游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整合当地现有农家乐资源,有针对性地加强引导,在现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农家乐中扶持培育龙头,让其发挥标杆､示范作用｡通过组建农家乐专业协会,提高其组织化程度｡通过市场运作,行业规范,引导当地农家乐有序竞争,良性发展,逐渐形成气候｡
2.坚持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开发农家乐旅游资源,应树立长远观念,正确认识人文旅游资源的价值,确立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共同开发的战略,强化人文旅游资源开发,增加旅游文化内涵｡因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只有真正把文化特色融入农家乐旅游中去,农家乐旅游才能持续发展｡要通过文化的挖掘､整理､弘扬和保护,将零星分散的地方文化和景点串联起来,形成旅游项目群,形成供游客可参与的旅游产品,留住游客｡同时,还要科学､合理､适度地开发利用资源,使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健康协调发展｡
3.提高农家乐旅游规划设计水平｡科学规划是农家乐开发健康发展的关键｡而彰显特色又是提升规划水平和品位的基础｡农家乐是一个投入较小､市场较大､收益较快的旅游项目,要避免项目雷同､一哄而上､盲目竞争､无序发展的现象,就必须按照农家乐发展的趋势和旅游发展的大环境进行精心的规划,既要适应大众消费,又要体现不同层次的消费要求,要根据不同地域､自然环境及文化特色,因地制宜,有序地发展,避免相互效仿､雷同,而培育特色､实现错位发展又是其中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以差异和特色确定主题,以民俗和建筑体现风格,以淳朴和温馨营造氛围｡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赏农家景､购农家物､享农家乐”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农家乐的内涵,充分开发农业旅游､生活体验､绿色饮食､乡村度假等多样化功能,突出农村天然､朴实､绿色､清新的环境氛围,强调天趣､闲趣､野趣,尽力展现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绝不能走“公园化､景区化”的道路｡
4.打造农家乐精品,塑造区域整体品牌｡按照农家乐发展规划的要求,结合当地农家乐景区和旅游线路的特色,确定各自的具体主题,组织开发农家乐产品,将农家乐资源与其他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有机结合,努力形成对旅游者更具吸引力的旅游区和旅游线路｡开展农家乐既不能为满足少数客户要求而使之“城市化”,也并非越“土”越好,而要花大力气,逐步把现代化的服务和设施与农村古朴民居､民风､民俗紧密结合起来｡城乡文化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是农家乐旅游的重要吸引物,其差异越大,吸引力也就越大｡因此,各地发展农家乐要与民俗旅游､健身旅游､劳动休闲旅游相结合,推出精特节目,提升旅游品位,扩大农家乐的活动内容,增加农家乐的趣味性和参与性｡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活动,如植树节,土地日､环境保护日等吸引旅游者参与其中,加深游客的印象和受教育的效果｡
5.加强农家乐建设施工管理,确保农家乐项目建设质量和效益｡农家乐项目施工建设环节直接影响到农家乐的质量和效益｡针对近年来农家乐项目建设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农家乐项目建设环节应做好施工管理｡一是农家乐建设项目要严格按规划设计方案施工建设｡二是加强对农家乐建设项目的招投标管理｡三是坚持项目建设生态化原则｡农家乐旅游的开发应与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相协调｡增建建筑不得个体突出,独具一格,破坏整体氛围和美感,即所谓“开发建设性破坏”｡建筑材料以土､木､石､竹等乡土材料为主,其色彩､体量风格应与周围环境和村落整体气氛协调一致,村景交融,意味隽永,尽量降低白瓷砖建筑所占份额,控制使用有害或对环境不友好的石棉､杀虫剂以及有毒､腐蚀性和感染性物品,避免使用不可回收使用的一次性产品和塑料容器｡建筑施工标准达到生态环保标准的“农家乐”在未来的竞争中将占有巨大的市场竞争优势｡
6.加强对农家乐管理体制改革,增强农家乐旅游产业整体效益｡农户在申请开办农家乐时必须四证(卫生许可证､安全许可证､旅游从业人员岗前培训证､经营许可证)俱全｡“农家乐”协会有规范该项目的管理､促进有序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确保游客合法权益及村民基本利益合理体现等义务｡协会应制定章程规范服务行为,坚持五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授牌､统一收费标准､统一宣传促销｡对提出申请的农户坚持以“政治思想好､个人素质高､居住环境美､配套设施全”的标准进行严格的考察和审批,并进行动态跟踪管理,对不符合要求,不达标准的经营户进行摘牌并停止营业｡可借鉴星级宾馆评定办法对农家乐进行等级划分,从基础条件､安全标准､卫生标准､资源与环境保护､综合管理､接待设施､服务质量要求和选择项目等几个方面对农家乐进行综合评价｡农户家中的客房在面积上必须达到规定标准,干净整洁､明亮通风是最基本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