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7:0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博士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昨天我的师妹和他男朋友找我办个事，他男朋友是一个知名博导的弟子，说完事后我便向他求教关于读博士的事情，他还是很有心得的，跟我讲了好多，感觉很受用。昨晚没有及时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感觉非常遗憾，生怕遗漏了什么重要内容，于是今天一早上厕所的时候赶快记录在手机里，现在好好的整理一下。
先来说一下他谈话的特点，首先是很有条理性，很多经验已经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并在实践中熟练的运用了;其次是生动性，由于都是从自己经验中总结出的理论，他举了好多自己的例子，可以带我从他的视角去看这个过程，使我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一、关于阅读文献
通过看一些网上关于读文献的重要性和方法的文章我对这件事从态度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从他口中说出来在让我在加深了以往认识的同时又多了些设身处地的感觉。
1.文献量要大，虽然我也知道，但是没有实际的感觉，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读研究领域内的几乎全部文章，至少也有几百篇。他举H师兄的例子，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读了上千篇文献，使他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因此他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博士，写文章非常厉害，现在是优秀的教师。可以说读文献阶段是非常辛苦和枯燥的，但又是无法跨越的，这里面恐怕蕴含着量变导致质变的原理了。
关键词：感性直观；唯心史观；原子论；偶然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
3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指存在多处抄袭。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使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
现年51岁的汪晖为江苏扬州人，先后从扬州师院和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在《反抗绝望》的序言中，汪晖称，该书写于1986年至1987年间，1988年4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1990年、1991年先后出版两次，2000年经修订后作为“回望鲁迅”丛书再次出版。王彬彬所依据的就是2000年版。
“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汪晖在新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正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在鲁迅研究领域，《反抗绝望》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名著”，自出版以来经常出现在中文系教师开给学生的书单中。
王彬彬表示，他和汪晖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和接触，发现汪晖著作中问题的过程也颇为意外。“学生做论文的时候经常会引用《反抗绝望》，我觉得有必要看一看，否则指导学生不方便，于是在去年暑假期间看的，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
他还说，去年10月份，他就把《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投给了《文艺研究》，编辑部非常谨慎，逐字核查后才决定发表。
王彬彬说，在《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很明显”也“很严重”。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国意识的危机》等5部中外专著。
王彬彬将汪晖的抄袭手法归为4类。
一是“搅拌式”：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
二是“组装式”：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
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
四是“老老实实式”：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
汪晖 希望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24日，记者给汪晖发短信联系采访，汪晖回复短信说：“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而清华大学中文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系里已有部分教师知晓此事，但几名领导均出差在外，无法接受采访。该工作人员称，汪晖今年1月赴美，目前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的责任编辑张小姐昨天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她说，《文艺研究》不过是一个平台，他们现在不便发表看法。
钱理群引文不规范不同于剽窃
昨天，针对汪晖被指博士论文存在抄袭一事，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表示，他和汪晖向来走得比较近，以前常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所以对《反抗绝望》的成书过程比较清楚。该书的核心观点，即“反抗绝望”概念的提出，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是立得住的，这为解读鲁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汪晖以及该书对于鲁迅研究都是有贡献的，“贡献是大是小可以讨论，但这种贡献不容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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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论ERP在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9.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税收筹划应用探讨
20.广义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研究——以财务管理环境为起点的研究框架回顾与拓展
21.企业财务管理中心地位理论刍议
22.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3.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初探
24.跨境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财务管理研究
25.论企业可持续增长的财务管理策略
26.高校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的探讨
27.浅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管理的一般原则
28.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9.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30.财务管理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创新分析
31.财务管理专业发展问题的思考——美国Baylor大学访学有感
33.大数据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的挑战与变革
34.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5.浅析新形势下如何加强与完善医院财务管理
36.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
37.高校财务管理应对发展新趋势研究
38.“互联网+”下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探讨
39.浅析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40.大数据时代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研究
41.新常态下加强和改进高校财务管理的思考——以四川省高校财务管理专题调研为基础
42.论管理会计在高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43.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财务管理对策研究
44.我国企业实施绿色财务管理模式的问题与对策
45.企业财务管理的地位及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方法分析
46.新时期高校财务管理面临的挑战与理念创新
47.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48.浅析企业集团财务管理
49.财务报表分析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50.关于财务管理概念框架的几个问题探讨
51.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
52.企业财务管理中的成本控制工作分析
53.企业会计的财务管理及内部控制研究
54.关于“营改增”对高校财务管理影响的思考
55.财务管理新模式:财务共享服务
56.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的思考
57.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及管理机制探讨
58.论我国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监督体制
59.论现金流量管理及其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地位
60.浅析网络环境下的企业财务管理转型
61.大学生创业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62.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63.会计信息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64.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
65.新形势下高校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66.财务管理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创新
67.创造价值的财务管理模式——中兴通讯的探索之路
68.ERP在财务管理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69.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思考
70.运用财务战略思维提升医院财务管理效力
71.公司治理创新与财务管理改革
72.打造VBM框架下的价值型财务管理模式
73.构建和谐社会与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74.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的思考
75.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改革与探索
76.中小企业财务管理能力评价体系研究
77.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企业财务管理研究
78.试析公立医院财务管理职能的转变
79.企业财务管理创新之探讨
80.如何加强新形势下的企业财务管理
81.浅析加强财务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82.新会计制度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探讨
83.物价变动对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影响
84.医院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85.浅析高校财务管理机制创新
86.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
87.信息时代财务管理信息化创新研究
88.正确认识ERP系统中财务管理的功能和地位
89.低碳经济环境下企业财务管理战略探究
90.会计信息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91.企业集团财务管理问题研究
92.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
93.试论新会计制度下的财务管理模式
94.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企业财务管理
95.关于开展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若干建议
96.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税收筹划应用问题研究
97.浅析新形势下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98.高职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99.苏美达公司价值创造型财务管理案例研究
100.现代物流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01.新形势下推进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途径与方法——以建筑企业财务管理为例
102.转企改制后出版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
103.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国际比较与展望
104.电子商务平台下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研究
105.高校财务管理面临的新挑战及整体改进研究
106.国内外高校财务管理模式的比较
107.高等学校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
108.高校固定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的思考
109.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10.财务管理促进非政府组织成长结果分析
111.新会计制度下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112.论现阶段电网企业的财务管理创新
113.新时期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路径探索
114.企业税收筹划与财务管理的相关性分析
115.浅谈税收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16.基于和谐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研究
117.村级财务管理的主要模式及其评价
118.试谈加强财务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
119.大数据时代下的企业财务管理
120.贫困县村级财务管理问题研究
121.试分析ERP对我国企业会计财务管理的影响
122.新形势下高校财务管理问题及对策探析
123.ERP在财务管理中的运用探讨
124.创新财务管理手段 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报账通”无现金报账系统在苏州大学的实践与探索
125.对浙江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研究
126.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127.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目标与实现
128.试论ERP环境下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
129.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探析
130.浅议“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131.高校精细化财务管理研究
132.合作创新系统中财务管理的利益分配与风险预警问题初探
133.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现状和对策分析
134.学习借鉴美国一流大学财务管理经验 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筹资能力和管理水平
135.浅析企业财务管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国际在线专稿：据德国《世界报》2月16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有多处发现大段抄袭文字，而且没有标注来源，古滕贝格的博士学位有可能被取消。
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教授安得鲁·菲舍尔·雷斯卡诺在例行检查中偶然发现了古滕贝格“大胆的抄袭”行为，雷斯卡诺称，“抄袭贯穿了整篇论文和所有内容”。古滕贝格曾就读的拜伊罗特大学的学术监察专员对指控进行了核查，发现共有数页的抄袭文字。
古滕贝格2006年在拜伊罗特大学法学院完成博士论文，2007年以优等的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针对抄袭指控，国防部的发言人称，古滕贝格论文水平没有问题，拿博士学位很坦然。现担任国防部长的古滕贝格目前很受民众拥戴，甚至是未来德国总理的候选人。(葛文元)
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创造性、计划性地整合各种营销传播形式如广告、销售、公关等, 向目标消费群体和潜在顾客进行产品及品牌的营销传播的新型营销传播方式。当前我国B2C电商企业的营销传播方式还比较单一, 缺乏整合营销传播的意识与手段, 因此本文将以目前国内整合营销传播运作较为成功的京东作为典型案例, 分析整合营销传播在我国B2C电子商务企业的应用情况。
B2C电商企业中整合营销传播概述及其应用研究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概述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个案研究也称案例研究，只是案例数量不同而已――“是通过运用尽可能多的数据来源，系统地研究个体、群体、组织或事件的一种研究方法”。梅里厄姆认为其根本特征是：（1）针对性。“因此它是研究实际现实问题非常好的方法”。（2）描述性。最终成果是对研究对象的详细而具体的描述。（3）启发性。使人们更好地认识被研究的问题，目标是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新含义和新想法。（4）归纳性。在逻辑推理上它属于归纳而不是演绎。①
由上述定义可以总结出个案研究的一些特性。（1）在方法论上，它属于实证主义典范，因为它操作的对象是事实而不是概念。②这里的事实可以是个体（如范长江）、群体（如大学生、女性、独龙族）、组织（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或事件（如“9・11”事件、1998年抗洪抢险）等。（2）在逻辑推理上，它属于归纳的范畴。在研究之前没有一个既定的理论或假设，而是通过对事实分析、研究之后才得到一个理论。（3）在研究的层次上，它属于微观研究，注重从多角度对个案进行详细、具体的描绘，以获得大量信息，并努力以此得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问题，而不是侧重理论体系的建构。打个比方，个案研究试图通过研究“一片落叶”而达到“知秋”的目的。
个案研究法与举例论证不同
在这里必须指出，个案研究与议论文写作中常用的“举例论证”方法是不同的。个案研究是一种作为工具的研究方法，举例论证只是论证过程中展开的方法。论证过程中的举例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通过对一定数量的例子的分析得出结论，其本质是不完全枚举法，在逻辑推理上属于归纳的范畴。它的根本依据是，在没有遇到反例的情况下，某一属性在一些同类对象中可以反复，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例子与结论这种或然而非必然的联系，所以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一遇到一个反例，结论就会被推倒。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就必须尽可能地多举例，并确认没有反例。二是已经有了一个判断（或命题），但它太抽象，不易于理解，通过举例子的方法来做进一步说明。在逻辑推理上它属于演绎的范畴，这时对例子的数量没有明确要求，只要一两个足以。但在性质上必须是正向的，重要反例一被发现，前面的判断或命题也同样被。不管是哪种情况，例子都是论证的材料，而不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真正对象是理论性命题或判断。我认为这是举例法中的“案例”与个案研究中的“案例”最大的不同之处。
个案研究中的“案例”是整个研究的基本对象，对它的描述要尽可能的详细。在数量上，往往只是一个，也不一定有代表性（不过，我认为研究有代表性的个案容易得出有普适性的结论），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个案研究最应该避免的是为研究个案而研究个案，仅仅停留在个案本身。
为了进一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本文试举一个例子。如果某研究中有这样一句话：“神舟六号”成功发射后的第二天，我国中央级媒体都在头版作了报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这是明显的举例法。后面所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只是为了说明前面的判断，且不作具体、详细的描述。如果一个研究是以《人民日报》关于“神舟六号”成功发射的报道看科学报道如何处理专业性与通俗性的问题，则属于个案研究。这里的个案“《人民日报》关于‘神舟六号’成功发射的报道”，是研究对象；要研究的问题是“我国中央级媒体科学报道如何处理专业性与通俗性问题”，需通过剖析前述个案来回答。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应多做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在文化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中有着广泛应用，也是境外新闻传播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在美国大众传播学和新闻学博士论文中，个案研究所占比例分别为12．58％和7％。③在我们看来，博士论文由于创新的需要，最易向体系建构的方向努力，但个案研究则占到了很高的比例。
遗憾的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似乎刚好相反。不管是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还是传播学，概论类研究都是最多的。宏观、综合性研究太多，但大多是整合性研究，了无新意，造成当前研究无法深入、创新乏力。
针对这一现状，学界不少前辈阐述了他们的看法。方汉奇教授在1982年就主张加强对重点报刊的个案研究，“解放后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继续去做”，④时隔25年之后仍呼吁“要加强个案研究，包括个别重点报刊的历史和重要新闻界人物历史的研究”。⑤宁树藩教授认为新闻史研究深度不够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有关，表现之一就是“面上的总体研究多，点上的个案研究少”。⑥丁淦林教授认为新闻史研究“就是要多做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和断代研究。个案研究注重第一手材料，是整体研究的基础”。⑦何志武、孙旭培教授认为“我国学者热衷于宏大叙事，追求普遍的价值，常常在宏观的层面探寻‘绝对真理’，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微观层面，却常常难以回答清楚‘是什么’的问题”，⑧因此需“多一些个案的定性研究”。
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个案研究除了一些时间性特别强的事件性个案研究外，以历史上的重要报刊史研究最多，如《新华日报史》、《申报兴衰史》等。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报刊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蜜蜂华报〉研究》、《〈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等。另外，个案研究是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所以新闻传播法、新闻自由、新闻传播伦理道德领域内的研究中个案研究也较多。如《“停止采访资格”事件评析》、《从美国媒体“华盛顿枪击案”报道看犯罪报道中的新闻道德问题》、《媒体监督的良性互动――“孙志刚事件”舆论监督分析》。最近几年，个案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博士（后）论文中得到一定应用，如《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英国媒体的新闻价值观：以“9・11”事件报道为例》等。
如何处理个案研究的“大”与“小”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除非你研究的是关于方法的学问即方法论，任何一项研究都不能为方法而方法，更不能认为方法是万能的，它在研究中的价值是服务于“问题”。但不少情况下，同一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取向，所研究的“问题”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那么个案研究法适合于解决什么问题呢？西蒙认为，当研究者试图发现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和想法时，个案研究特别有优势，即比较适合于探索性研究。⑨此时我们对研究对象的信息知之甚少，详细、具体、细致的描绘无疑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或者比其他方法，如调查，更能有效地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
对个案研究法的批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缺乏科学上的严密逻辑，二是研究的结论普适性不强，三是非常耗时。前面两项批评主要是相对于定量研究而言的，这是由其研究旨趣所决定的。
追求结论的普适性，是所有研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个案研究也不例外。个案本身有大小、复杂简单之分，但研究都遵循“由个案折射整体”的路线。潘忠党教授所谈的一个例子也许对理解个案研究的“大”与“小”很有帮助：“我的一个学生考察了中国一家本土广告公司，并以此项研究获得了硕士学位。虽然他考察的是一个个案，但他提出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这一个案。表面上看，他提的问题是：本土广告公司如何应对4A广告公司的强有力竞争？但实际上，他远远超出了这种描述性或经验总结式的问题，他提出并力图回答的问题是：本土广告公司如何‘本土化’4A广告公司的专业运作程序，如何利用传统国有体制的内部资源，并以此建构自己的组织内部空间，调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个问题可大了，虽然考察的对象仍然是一家广告公司。它分析的关注点是具有一定启发和普适意义的理论问题，涉及中国改革过程中新与旧、内与外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过程中社会行为主体的能动作用。这种“大”与“小”的有机结合也许就是所谓‘不大不小’的精髓。”⑩
研究对象是“个案”，研究问题又不囿于个案本身，而是要提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问题，这是个案研究的理想境界，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随着越来越多个案研究的积累，我们就可以对超越于个案之上的同类现象有个比较准确的判断。这正如美国传播学，一开始是诸多奠基人在各个领域提出一个个理论、观点，后来由施拉姆把它们
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理论体系。而这一点正是处于积极构建理论体系的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必经的过程和阶段。
注释：
①⑨罗杰・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国际新闻界》，1997（5）。
③张振亭：《美国传播学博士论文研究什么？》，《新闻学论集》，第20辑；滕朋：《多样性与集中化》，《国际新闻界》，2006（4）。
④方汉奇：《方汉奇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2）。
⑥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记者》，1998（9）。
⑦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⑧何志武、孙旭培：《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国际新闻界》，2007（2）。
⑩潘忠党：《学为问，学而知不足》，载于《传媒论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