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7:0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国外博士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士生；创新能力；灵感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4-0209-04
一、博士生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1.基本概况。①博士论文“六多六少”现象。笔者在十几年的博士生指导工作中，每年都要组织或参与若干个博士论文的答辩，逐渐认识到，目前国内博士生论文具有“六多六少”特点，即：证实国外学者观点多，自己独创观点少；重复前人工作者多，独辟蹊径者少；包装成果多，原创成果少；基础工作数量多，巧思奇想创意少；名词和概念创新多，系统的实用创新少；论文成果结论多，科学论证证据少。一句话，创新成果不多。②博士论文普遍鲜有公认的创新成果。在不同单位博士论文评审或答辩时很少见到突出的创新认识或创新成果，要么是难以找到创新点，要么是成果最多达到有新意的程度，同行们实际上很少见到真心认可的创新论文。博士论文创新程度总体偏低。③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以量取胜，创新成份较少。大部分博士论文的基础工作量还是比较充分的，相当数量的博士生在论文期间要完成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处理分析和实验测试以及图件编制等工作，大部分博士生也是比较敬业的，主要精力投入在博士论文工作中。但是可以看到，许多工作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博士论文的创新成果十分稀少。④大部分博士生在硕士阶段并未打开思路。大部分博士生在硕士阶段只是学会了如何开展研究工作，极少具备创新素养。到了博士生阶段才开始学习如何创新，博士论文创新度不可能很高。加上只有三年博士培养时间，相当一部分博士生无法取得创新性成果。
2.本学科概况。“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目前各培养单位的博士论文一般需要填写不止一个创新点，最多大概要填写四个创新点。大部分博士生通常也能填出四项创新点来。但论文评阅和答辩时评委往往会对已填的创新点提出较大异议或删减，真正得到认可的创新成果较少。①大量论文创新点比较肤浅，缺乏深度。在博士论文评议中最常见的情况是许多博士论文并非毫无新意，而是只发现了一些问题或有意义的线索，或仅仅做出了概念上的改进，并没有深入追索形成系统的创新成果，就草草结束了论文工作，留下许多遗憾，造成大量浪费。②本学科许多博士论文成果科学依据不足，可信度较差。突出现象就是博士论文中经常出现“从结论到结论”的长篇论述，翔实的科学数据或资料分析不够，证据可信度差，让后人难以定论。③公认的创新性成果不多。较多的博士论文虽然被评议出若干创新点，但通常明显缺乏与世界最高成果水平的对比。因此得不到同行特别是国际同行的认可，结果必然是论文质量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博士论文创新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
1.我国博士论文创新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综述。前人关于国内博士生培养质量普遍较低的原因有广泛的总结和讨论。马陆亭在2007年指出，造成我国博士生创造力不足，并影响其整体声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博士培养制度中存在一些违背博士生培养本质特征的因素，包括僵化的学习期限、宽松的论文评审制度、较多的项目任务、越来越多的博士生数量。张德祥等（2008）总结了教学研究型大学博士生创新能力不高的四个主要原因，即学科点和学位授予点数量和规模限制了高质量的博士生源、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水平不高与此同时特色不显著、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团队缺乏、博士生的创新机制和监管机制存在不足。董泽芳（2009）认为我国当前博士生创新力不强主要受到现行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即：①培养观念相对滞后；②培养目标存在偏颇；③培养主体规范不够；④培养对象选淘不严；⑤培养方式缺陷甚多；⑥培养评价忽视创新。周萍等（2010）指出五个因素影响了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依次为受博士招生制度制约，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博士生导师指导不力、教学管理过程控制不足、学位论文质量把关不严、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氛围欠缺。这五个方面影响我国当前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2.中西方博士生培养模式对比的启示。同时，国内不少学者对比和探讨了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差别，提出了重要的启示：①美国博士生培养启示。孙希在2007年指出，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一直在不断改革和演变，有七个环节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即重视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改革“应试型”选拔方式、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促进学位类型多样化、优化课程设置、改进课程质量、建立导师组，实现指导方式的多样化、引进“淘汰制”，保障学生质量、加强科研能力锻炼，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大博士生教育投资，发展多种投资的渠道。张凌云等（2009）总结了美国高校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深层经验，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包括：博士生教育根植的土壤，即理念、精神和文化、只招收最有能力的本意学习者有助于培养目标的顺利达成、“问题为本”的课程学习，繁重的课程任务，确保博士生真正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与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开放的培养形式能够保证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李云鹏在2010年对比了我国和美国博士生课程的特点，明确指出我国博士生课程存在两个严重的不足，其一是对博士生课程不够重视，总学分很低，课程总量很少、其二是博士生课程不系统，课程结构非常单一，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性，专业选修课开设数量不足，没有跨学科课程，没有专门的方法课程，没有跨院选课、跨校选课。②日本博士生培养特点。姜星海等（2008）专门对比了中日博士生学位论文的指导差别，发现：日本博士生论文选题的自由度高于中国博士生，文科生半数以上能够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超过半数的日本文理科博士生的研究题目只是导师课题的一部分、日本博士生与导师交流很频繁，与导师探讨频率高于中国博士生与导师的情况、日本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认可程度更高。③法国博士生培养启示。王冕等（2009）探讨了始于中世纪的法国博士学位培养特点，指出了法国在培养博士生创新性方面的独到之处，即：严格的招生制度、阶段式教育和淘汰制度、团队式培养模式、形式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新型的博士教学研究团体――“博士学校”。
3.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较低的最根本原因分析。作者经过较长时间的分析，认为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较低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而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国家博士培养的初级阶段决定了博士质量总体偏低。①博士生培养只有30年的时间，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在1980年建立新的学位制度以来，博士生教育发展迅速。我国自1978年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而美国在19世纪初至19世纪60年代，就已是博士生教育的萌芽时期，至今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已积累了近两百年的历史。法国的博士学位出现于中世纪，至今已历经了8个世纪之久，在漫长的岁月中，法国不断地对其博士生教育方法和教育模式进行改革与完善，现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体系和方法。②中国博士生培养与发达国家存在全方位的差距。中国博士生培养质量较低可以在各个培养环节找到缺陷：在指导思想方面，美国博士强调“需要做出公认的原创性知识贡献和创造性思维”，而中国博士还停留在“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这种相对低层次的要求水平；在招生方面，招生制度落后，以应试招生为主，复试把关又不够严格，存在走形式的现象，部分被录取生实为“高分低能”者，而一些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考生却可能由于一定原因（如英语成绩达不到规定分数线等）无法通过考试选拔的关口；在培养时间方面，中国只有三年时间，美国是四年以上，德国则需要8年时间；在培养方案方面，培养方案本身缺乏创新，与硕士生没什么差别，同时培养方案单一，无法实现个性化培养；在课程体系方面，课程总量太少，选修课极少，跨专业课程基本没有，方法课极少，课堂教学本科化，实践环节欠缺；在培养环节（模式）方面，淘汰率极低，无资格考试等；在论文评价体系方面，原创新成果查新不够翔实，不同学科共用一套评价标准，论文评价宽松，有时论文答辩讲关系讲面子，而鲜讲原则。③中国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决定了博士生培养的特色。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学术风气。由于目前社会上诚信的价值观淡薄，会让许多人误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运作”出来，博士生入学成绩可以运作，创新点可以运作，甚至博士论文都可以运作。如果这样的话，怎么能让所有的研究生去潜心钻研学问呢？经济（物质）高速发展首先要求的是人才数量而非质量。现阶段国家经济和社会均要求高速度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大量的专业型研究和技术人才，首先要突出数量和规模，而且培养时间要短一些。现有的博导水平有限，部分博导自身创新能力不高。更重要的是，现有的博导水平不高，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目前的现状，与之有关的博士生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的要求也难以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团队多于提倡个人创业，个性化培养基本不存在。博士生在三年时间里无法学到更多的选修课，短时间内提出创新认识也比较困难。显然，三十年的博士培养经历无法与几百年的培养积累来相提并论。那种梦想短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做法是不现实的。所谓超越式发展也只是努力去缩短这个时间罢了。
三、灵感思维培养实践过程简述
1.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形式化灵感思维的重要性。从2001年指导博士研究生以来，作者逐渐认识到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艰巨性。绝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学习很刻苦，工作很投入，完成的实物工作量也比较繁重。但是从他们提交的论文初稿中往往看不出创新点来。作为博士生导师，有责任帮助研究生运用创造性思维开展研究工作，用创造性思维来总结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总结形成一套易于传授的形式化灵感思维方法，便于博士生学习和掌握，从而加快创新成果的获取。
2.编写《地质思维科学与实践》专著。2005年作者向石油工业出版社申请出版《地质思维科学与实践》专著。很快得到了石油工业出版社的批准，专著初稿于2006年底提交到出版社。2007年专著出版，在油气勘探领域第一次见到关于创新思维方式的系统性论述和大量创新思维的实践范例。
3.为博士研究生开设地质思维专题课。自2006年以来，每年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主讲专题报告《第三种思维――灵感思维科学的应用》，获得师生的广泛好评。同时，也应邀去中海石油、中石油华北油田公司等企业做学术报告，宣传地质灵感思维的应用方法。2006年春，本校安排作者为博士研究生主讲了《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共用6个学时，系统讲解了灵感思维的方法与特点，并展示了典型的石油地质应用实例。
4.实践效果分析。通过向博士生讲授“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后，不断反馈汇总各方面的意见，得到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其一，《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让博士生感到创新思维一点也不遥远，增强了自己具有创新思维潜质和能力的信心，认识到只要坚持学习和模仿，就一定能取得创新成果和认识。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听课博士生都豁然开朗，信心倍增，普遍表现出高昂的兴趣。其二，《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为博士生提供了可以模仿学习的形式化创新思维方法。长期以来，不少博士生认为创新思维需要长年积累后才能具备。很少有人相信培养创新思维存在具体的方法，特别是存在形式化显著的不同创新思维方式，可供大家学习和运用。有了形式化的工具，博士生们找到可靠的方法，不再担心做不出创新成果。
四、推广的必要性
1.创新思维的科学方法可以传授。①在博士生课程教学中应该打破三个认识误区。误区之一：长期以来，师生普遍认为创新思维需要长年科研的艰苦积累后才能形成，而通过课堂教学不可能培养创新能力。这也是目前国内博士生培养不重视课程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博士生课程学习阶段不仅学习补充了专业知识，同时也学到了创新思考的方法和经验。误区之二：许多人认为创新能力与智商有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创新成就。有的人在科研工作中遇到挫折后，自信心受到打击，误以为自己太笨，不适合做创新研究，误认为只有极少数天才才有可能完成创新研究。误区之三：大多数人认为灵感是来去无踪的，产生灵感是随机的，是毫无规律可寻的。因此认为在课程学习阶段是学不到灵感的。②形式化的灵感思维便于在课堂中传授。在课堂上讲解思路一直是研究生教学的基本要求。但极少有课程教学可以做得很好，通常研究生会认为自己在课程中学到的主要是知识性的内容，而关于思路之类的东西很少或没有。既然在课程中主要是学习知识，那还有什么必要去上课呢，自己在网上就可以学到类似的知识。显然，关于专业思维的教学光讲创新结果即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讲如何发现问题，如何灵巧地解决难题，如何重新认识旧的观点。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在课堂上只是讲解创新体会和经验，而不总结创新思考的方式的话，所讲解的内容会很单调，会很不系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作为教学内容，如果把创新思维方式进行形象化或形式化，教学时就会很容易讲解，而且可以对不同形式化的创新思维进行区分和深入分析，达到系统性的教学。③形式化的灵感思维便于博士生学习。研究生作为初始接触创新思维科学的客体，零星的、不系统的、经验性的创新方式不足以引起高度的兴趣和注意，而且非形式化的创新思维方式不容易去模仿和学习。相反，高度形式化的灵感思维把创新过程形象化和简单化，便于研究生快速掌握和体验。
2.建议在各个学科的博士生课程体系中加强灵感思维的教学。作者在“地质资源和地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生培养中探索了“地质灵感思维科学”的教学，取得了良好的初步效果。实际上，各个学科在创新思维科学方面是相通的，是可以借鉴的。因此，作者建议在各个不同的学科中，把形式化的创新思维科学内容加入博士生专业课程的教学体系中，增加博士生创新思考能力，加快创新成果的获取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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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泽芳.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提高与培养模式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9，30（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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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姜星海，葛军娜.中日博士生学位论文指导的比较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8，222（7）：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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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震，李潍莲，梁全胜.地质思维科学与实践[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7.
[11]刘震.第三种思维―灵感思维科学体系[J].科学中国人，2009，（4）：108―111.
关键词：企业会计，环境会计，会计体系
引言
环境会计的研究对于我国而言还处于初级阶段，为了防止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重蹈覆辙，实施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加强环境保护，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博士论文，会计体系。我国必须加紧推行企业环境会计的实施。通过上文对环境会计的探讨，结合我国国情，针对目前我国在环境会计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对我国开展环境会计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 制定和完善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企业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润，往往不愿意实施环境会计，或者不能真实、准确地实施环境会计。博士论文，会计体系。为了保障环境会计在我国真实有效地推行实施，这就需要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有力的支撑。首先要建立健全的环境会计相关法律体系，以强制的法律手段保障环境会计的法律地位，以法律形式约束、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使之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使环境会计有法可依，保证环境会计的顺利实施。在制定和完善相关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时，可以在考虑我国特有国情的前提下，适当地借鉴、吸收国际上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的实践经验。
目前，环境会计在目标上还很不明确，对其目标的正确认识是完善和发展环境会计的前提；环境使用者的群体还不够普及，到现今为止，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对其比较重视，并且依据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的行为上制定出了一定得奖惩措施。博士论文，会计体系。除此以外，大多数企业部门和个人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意识还不够强烈。我国要发展环境会计必须增强和国外学者以及相关部门的交流，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的案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深我国环境会计理论方面和实务方面的研究探讨，使我国的环境会计的理论和实务研究都跟上国际的步伐。
2遵循环境会计发展的循序渐进原则
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想让环境会计的实施在我国一下子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是不现实的。我国的环境会计必然要经历一个由萌芽、发展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对于不同阶段，环境会计的应用要求也有所不同，从形式到内容，从核算方法到应用范围，都要循序渐进，逐步提高。1、形式上，将复式记账和单式记账两种方法的核算相结合，然后由单式记账慢慢转变成复式记账；在信息披露方面可以先采用在财务报表中补充资料或附注的形式，再逐渐向正规的报表披露模式转变。2、内容上，对比较容易操作的内容先确认、计量和披露，当发展成熟时对其全部内容进行核算。3、核算方式上，暂时对环境会计要素的核算不作非常严格的要求，之需要从现有的会计资料中获得环境信息就可以，不过当环境会计要素的核算逐步发展成熟时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核算体系。4、推行范围上，先在一小部分进行试点，然后推广到全国各地。可以先在污染状况比较严重或者国家重点建设的企业和行业进行试点，通过对其反映效果的观察从中进一步改善，总结其中经验，然后逐步推广到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企业，最后推广到全国各地。博士论文，会计体系。
3加强政府管理部门对环境会计的监督
企业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润，往往不愿意实施环境会计，或者不能真实、准确地实施环境会计。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对环境会计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博士论文，会计体系。社会公众监督和社会中介监督都属于社会监督的一部分。博士论文，会计体系。其中，社会公众监督不具有法律效应，但是它的舆论影响不能忽视，它往往决定着媒体对企业的舆论导向，所以社会公众的监督对企业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是很重要的，这是促进环境会计完善的一个重要部份。然而，国家有关机构对环境会计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强制性和专业性上，当前，我国国家审计机构还没有环境审计这个组织，在相关的审计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对环境审计方面的内容作具体的规定。审计是一个重要的监督组织，在环境会计体系中建立环境审计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建立环境审计首先要了解环境审计法规建设；其次为建立环境审计做好物力人力和财力准备如配备环境审计人员；最后出具环境审计报告，这是我们进行环境审计得出的书面证明，是促进企业环境会计稳步前进的有效推进力。环境审计部门可以从核查原则、核查内容和核查材料上这三个方面对环境审计进行定义确认和披露。
4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素质
作为会计处理的实际操作者，会计人员的会计专业技能极大程度地直接影响到国家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实际贯彻执行是否合法真实有效。作为一门新兴的会计学科，环境会计的实务操作还没有被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所熟悉，要想在我国大力推行实施环境会计，非常有必要培养一批高专业技能素质的会计人才，同时也要提高现有会计工作者在环境会计相关方面的专业技能。随着人们对环境意识的增强，高新技术的出现，环保措施的进步以及绿色产品的产生，企业对环境管理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我们虽然经常强调生产商对其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废物的排放，但是没有改变其根源，污染源还是不断扩散开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想回到过去清新的环境，必须从产品的研发，生产到消耗再到回收利用等每个阶段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只有从管理思想上彻底变革了才能保证每个环节的改变。对于会计的主要核算人员——财务人员就必须树立起积极的环保思想，另外，环境会计是由会计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学多门学科相结合的应用学科，传统会计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财务人员就需要对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财务人员在加强对环保认识的基础上更要在专业水平方面下功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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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洁亮,忻琦,査林蓉.环境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探索[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1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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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寅.关于我国环境会计计量方法的探讨[J].企业导报,2010,(04):93
中国学生在新学成后，英语、中文皆通，现在中国正需要这方面人才，他们回国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再加上新大、南大等多所大学毕业文凭得到国际认可，便于中国留学生走向世界。
此外，新加坡政府近年来积极吸纳中国人才，成绩好的中国学生在毕业后可继续留在新国工作，也是吸引中国学生选择留学新加坡的因素之一。我们采访了现正在就读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请他谈谈留学体会。
记者：小赵，听说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我国的一所知名学府，在那里取得了本科学位，现在就读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直读博士。那么，当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产生出国留学的想法？
答：在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我听了一位德国留学生的讲座，当时他任德国宝马汽车公司驻华首席代表。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年轻人应该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他说，国内的大学固然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和国外的一些有实力的大学比起来还有差距。他的讲座给我的震撼很大，从那时起我产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
记者：产生了留学的想法之后，你是如何安排申请留学时间表的？
答：大学二年级，我开始收集留学资料；大学三年级考托福、GRE；大四进行全面的联系工作。这样，毕业那一年我获得了国外寄来的录取通知书。
记者：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联系到这个机会的？
答：一般联系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给教授写信，另一种是把申请资料递交给研究生院。我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
记者：听说这两年新加坡国立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录取标准比以前高，你认为其原因是什么？
答：由于这些年美国留学签证不容易拿到，而新加坡的留学签证容易拿到，因此许多人申请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水涨船高，新加坡大学的录取条件自然要比以前高。另一个原因是，目前世界经济都不景气，新加坡也不例外，由于奖学金少，录取的人数自然也少，这样对被录取人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再者，取得直读博士学位，新加坡大学需要3年，而美国需要5年，在时间长短上，新加坡大学占有优势。
记者：由于完成学业的时间短，你感到压力是不是比较大？
答：相对来说，压力是比较大。以我们MPE系为例，攻读直读博士的研究生入学第一年要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决定了我们是否具有继续读博士学位的资格，也就是说，第一年报告证明了我们是否具备硕士的能力。以前，除了录取条件不是很严格外，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宽松。我所知道的学长中就有1年零7个月才完成这份报告的。而现在要求非常严格，比如在MPE，必须在14个月内完成这份报告，所以我们的压力相对比较大。
记者：完成第一年报告后，你们仅有两年时间完成博士论文。在搞科研的同时，还要完成一定的课程上的学习，这样你们身上的负担岂不是太重？
答：南洋理工大学课业上的负担比较小，这样我们可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研究上，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并不觉得负担过重。
记者：在攻读学位的过程中，你的导师应该对你的学业起着重要的作用吧？
答：对。从能否得到这个留学机会上，导师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导师给我们指方向，并告诉我们需要阅读的书籍和需要学习的软件。方向指出来后，导师关注我们的学习、工作进程，并给我们提意见。我们的导师，也就是我们的老板，对于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第一年答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自身的努力很重要，有一个好导师，也很重要。
记者：南洋理工大学评定博士学位的标准是什么？
答：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不是本校评定的。完成博士论文后，经过导师的审阅，论文要送到国外，经过欧美的多个教授评审后才能够决定是否授予博士学位。从递交博士论文到最终拿到博士学位大约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所以，想在南洋理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不容易。
记者：为了缓解学业上的压力，你们如何安排业余生活？
答：在新加坡，我们的课余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学校几乎免费为学生提供各种娱乐设施，如网球馆、壁球馆、游泳池等。一到周末，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在这里，固然学业上有一些压力，但生活上还是很快乐的。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成立于2001年，是我国金融界第一家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组织的2015年度博士后综合评估中获得优秀等级。流动站基本指导思想是：以服务于中国人民银行基本职能和中心工作为宗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学术民主、思想活跃的科研氛围，鼓励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工作精神，发扬理论扎实、服务实践的业务作风，成为中国金融界最前沿的理论研究和培养最高素质学术人才的基地。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面向国内外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热忱欢迎符合申请条件、有志于中央银行金融研究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来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术委员会
学术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达
中国金融学会学术顾问、博士生导师刘鸿儒
主任委员：周小川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卜永祥、马骏、马德伦、王宇、王信、王华庆、朱民、刘士余、刘萍、孙国峰、纪志宏、纪敏、杜金富、李东荣、李若谷、李波、吴晓灵、张晓慧、张涛、*华、张雪春、陆磊、陈雨露、邵伏军、范一飞、易纲、易诚、周诚君、金中夏、金荦、金鹏辉、胡怀邦、胡晓炼、姜建清、宣昌能、姚前、郭树清、徐忠、葛华勇、焦瑾璞、谢平、潘功胜、穆怀朋
二、申请条件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2、新近获得博士学位，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应届博士研究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3、具备全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条件；
4、具备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
三、研究方向
1、中国储蓄率的变动趋势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及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3、人口老龄化与金融体系的演变；
4、养老保险体系与金融改革；
5、医疗保险体系与金融改革；
6、金融与财政的关系；
7、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国际经验比较；
8、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与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
9、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10.法律体系与金融体系的关系。
四、申请材料
1、博士后申请表和报名登记表；
2、两位相关学科博士生导师或相当水平专家的推荐信；
3、博士后研究计划书（请根据上列研究方向确定具体选题和研究切入点，计划书格式不限，至少应包括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不超过5000字）；
4、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复印件（应届毕业生需提供毕业生推荐表复印件）；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需提交由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和教育部出具的博士学位认定证明；
5、博士学位论文和三篇学术代表作（如应届毕业生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应提供博士论文初稿或开题报告）；
6、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个人近期免冠1寸照片2张。
五、其他事项
1、申请人请在2018年3月25日前，将以上申请材料邮寄至我站（请用EMS或平信），并将《博士后申请表》、《报名登记表》、《博士后研究计划书》、1寸照片的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申请材料，恕不退还。
2、我站将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统一组织面试，择优录取。面试重在考察申请人的综合素质、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六、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A座
关键词：铜材，钢材，接地网，选用
一、概述
在发电厂的电气系统设计中，接地的设计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关系到电厂设备和维护人员的安全，同时还直接影响发电厂继电保护和通讯的可靠运行，对电网的安全运行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掌握理解接地的基本知识，正确选择和维护接地装置，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博士论文，铜材。接地系统长期安全可靠运行的关键在于接地装置材料的选择和可靠的连接。
接地装置材料主要是铜、钢。我国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发电厂、变电所传统接地体均采用钢材质，为了提高钢材料接地体材料的性能而采取增大接地导体截面和镀锌防腐蚀的方法，我国用钢做接地材料的技术已比较成熟。而在国外，欧美等发达国家及一些其他国家，都采用铜材作为接地材料，也是有着相当长的应用历史和成熟经验。博士论文，铜材。
二、材料选用
接地材料用铜材还是用钢材，在实际运行中，两者各有利弊。两种接地材料的选用，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 物理性能
导电性能方面，钢在20℃时的电阻率为138×10-6（Ω・mm）。热稳定性上，钢的熔点为1510℃，短路时最高允许温度为400℃。而铜在20℃时的电阻率是17.24×10-6（Ω・mm），导电率是钢的8倍。博士论文，铜材。铜的熔点为1083℃，短路时最高允许温度为450℃。由此可以看出，铜接地体导电性能和热稳定性能优于钢接地体。
腐蚀性方面，接地体的腐蚀主要有化学腐蚀和电化学腐蚀两种形式，在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腐蚀同时存在。接地体在地下的腐蚀速度受土壤的电阻率、含水量、含氧量、酸碱度、电解质、杂散电流及土壤的压实情况影响。铜的表面会产生附着性极强的氧化物(铜绿) ,对内部的铜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阻断了腐蚀的形成。钢材是逐层被腐蚀的,镀锌层有一定的抗腐蚀性,钢材经过热镀锌后的抗腐蚀能力提高1倍左右,一般只能保证10年。而铜腐蚀不存在点蚀情况,属表面均匀腐蚀,铜在土壤中的腐蚀速度约是钢材的10% ～20%。铜接地网截面选择时可不再考虑腐蚀的影响。铜不会被土壤腐蚀，但是它会腐蚀土壤中的其他金属。国际标准IEEE Std 80-2008中对铜的腐蚀有过专门的描述。埋入土壤中的铜材会对其周围建筑混泥土钢筋、埋地金属管线、电缆沟中的金属支架及直埋电缆的铠装造成严重的阳极腐蚀。所以比起钢接地，铜接地对全厂的阴极保护工艺要求更高。
2. 材料截面
在有效接地系统及低电阻接地系统中，发电厂、变电所电气装置中电气设备接地线的截面，应按接地短路电流进行热稳定校验。博士论文，铜材。钢接地线的短时温度不应超过400℃，铜接地线不应超过450℃。
根据我国电力行业标准DL/T621-1997中的热稳定校验条件，忽略腐蚀的影响，接地体进行热稳定校验时，接地线的最小截面应满足下式：
式中：
Sg—接地线的最小截面，单位为mm2；
Ig—流过接地引下线的短路电流稳定值，单位为A（根据系统5～10年发展规划，按系统最大运行方式确定）；
te—短路电流的等效持续时间，单位为s；
C—接地引下线材料的热稳定系数，根据材料的种类、性能及最高允许温度和短路前接地引下线的初始温度确定。铜的热稳定系数为210，钢的热稳定系数为70。
计算用故障电流原则上应按变电所远景最大运行方式、站内发生接地故障时的故障电流。
短路等效持续时间:te≥tm+tf+to
式中：
te—短路电流的等效持续时间，单位为s；
tm—主保护动作时间，单位为s；
tf—断路器失灵保护动作时间，单位为s；
to—开关固有动作时间，单位为s；
接地线的最小截，在不考虑腐蚀保护的情况下，铜材为25 mm2，钢材为50 mm2
可见，在相同的短路电流和短路电流持续时间时，用铜接地体的截面显著小于钢接地体。
钢接地材料，国内按照工程大小和土壤电阻率情况，接地网水平接地极一般选择40mm×4m， 75mm×10mm，75mm×5mm，60mm×8mm扁钢，垂直接地体一般选择Φ50mm钢管或∠50×5mm角钢。铜接地材料，一般选用的水平铜接地体为铜绞线，规格有25mm2、50mm2、75mm2、95mm2、120mm2、150mm2、240mm2等多种不同型号。垂直接地体为Φ50mm铜棒。
综上所述，铜接地体的截面显著小于钢接地体。
3. 施工工艺
发电厂的接地网面积大，网格多，金属导体间存在着大量的连接，必须保证可靠、牢固的连接才能确保接地网的运行可靠性。
用钢作为接地施工材料，目前常规做法是水平接地体采用镀锌扁钢，垂直接地体采用钢管或角钢。钢接地体之间的连接均为传统的电弧焊接方式，采用搭接焊。虽然这种焊接方法较为便宜，但高温电弧会破坏接地体接头部位的镀锌层，有可能导致点腐蚀的出现，严重影响接地体的寿命，并且电弧焊接连接不是真正的分子性连接，焊接点对于接地体的导电性能也有影响。对于钢接地体能也作过放热焊接接法的研究与尝试，但由于钢接地体太大，非标模具制造困难，造价高且焊粉用量大。再加上钢接地体防腐性能差，焊接质量的提高意义不大。博士论文，铜材。焊接点较多，费用太高。博士论文，铜材。
用铜作为接地施工材料，水平主网采用铜绞线，由于铜绞线柔性好，允许的弯度半径小，所以拐弯方便，穿管容易。铜线的高机械强度，使其能够成卷供货，便于机械化施工。垂直接地体采用铜棒，易于深入地下。铜接地体搭接处主要有以下四种连接方式：铜银焊连接、压接线夹连接、螺栓连接、放热焊接连接。
目前以放热焊最为普遍效果也最佳。用放热焊接，操作方便，加快施工进度，节省人工费用，简化施工工艺，更重要的是保证了铜接地网的连接质量。
放热焊接工艺是由美国艾力高公司（ERICO）的查尔斯•卡特威尔博士1938年开发的，该工艺最早用于铁路信号线焊接。艾力高公司为表彰卡特威尔博士（Dr. Charles Cadwell）的贡献，将该工艺的商标命名为CADWELD。目前数以千万计的CADWELD焊接在使用了五十多年后，性能依然良好。
放热焊接是利用化学反应（燃烧）时产生的超高热来完成的焊接法。由于化学反应速度非常快，产生的热量极高，且可以集中有效的传导至熔接部位使导体连接起来，更无需其它任何外加热能。外形美观一致；连接点为分子结合，没有接触面，更没有机械压力，因此，不会松弛和腐蚀；具有较大的散热面积，通电流能力与导体相同；熔点与导体相同，能承受故障大电流冲击，不至熔断。
放热焊接的作业程序：将导线和模具清理干净，再将模具用喷灯加热以去除水分，然后把导线放入模具内；扣紧把手以固定模具，把钢片放入模具内；把焊接剂倒入模具内，将引燃剂撒在焊接剂及模具边上；盖上盖子并点火，待金属凝固后，将模具打开，清除熔渣，便可进行下一个焊接。
4. 接地点布置
采用镀锌扁钢设计的接地网，考虑到扁钢会锈蚀，为保障可靠的接地，按《二十五项反措要求》：变压器中性点应采用双接地引下线、重要设备及设备构架宜采用双接地引下线，且应接入主接地网的不同网格。
采用铜接地网后，由于可以忽略接地引下线的腐蚀、增强了引下线的热稳定性，因此对于除变压器中性点以外的接地引下线建议选用单接地引下线，不仅能够满足接地可靠性要求，还能够降低投资。
5. 经济技术
由于铜材的造价高于钢材,采用铜接地网设计后,提高了变电所的工程投资,在充分研究了铜的特性后,可加深设计深度,适当减少焊接点,控制投资。
五、结束语
铜接地体与热镀锌钢接地体相比，铜接地体在导电性能、热稳定性能、耐腐蚀性、接点焊接质量和施工便利方面有显著的优越性，但造价高。初期投资有所增加,但从长远利益考虑,采用铜接地网是优先的选择。综合以上各方面的论述、分析来看，接地装置选用铜接地体要优于钢接地体。
一、环境法博士生培养之特点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针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具有不同的培养要求。比如本科生的阶段，应当主要强调对其综合素质的培养;在硕士生的阶段，应当更注重对学生的专业教育;在博士生的阶段，学生一般为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的群体，除了需要继续加强专业教育外，培养其学术科研能力是最主要的目标。
环境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二级学科，其博士生培养相对于法学本科生、硕士生的培养，也具有以上特点。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明显的“实践导向”性 ——必须紧密结合实践，以“环境问题的解决”作为研究目的。因此环境法博士的培养，要兼顾“理论”与“实践”。这就决定了环境法学博士点在制定培养方案时，必须立足于自身的特点。
我国环境法博士生培养已有二十年，但整体效果仍不理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历次全国法学一级学科评估排名中均排第一，是国内较早设立环境法博士点的法学院系，因此通过对其培养方案进行考察、反思，将有利于提供普遍性的借鉴。
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之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每个招生年度都会出台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笔者在2010年9月入学时，也收到了学院教务下发的《法学院2010级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内含环境法的具体方案)。这一培养方案与笔者入学前、后年的方案相比，在细节上或有区别，但大体保持了稳定。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的内容共分十一项，它们分别是：适用学科专业;培养目标;学科专业研究方向：学习年限;培养方式及主要培养环节学习进度要求;知识结构和课程学习的基本要求;资格考试;学术讲座、社会实践;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科学研究和学术：学位论文工作及要求。这十一项中，除了“适用学科专业”、“培养目标”、“学科专业研究方向”、“学习年限”等目标性、概括性规定外，其余项分别以强制、非强制要求两种方式，对环境法博士生的课内、课外培养进行了规定。
根据以上培养方案的规定，一个已正式被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录取的博士研究生，一般来说需要在3年内完成所规定的学业任务—— 其中第一学年需要完成所有的课程学习：第二学年之初，在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后，教研室会组织论文开题，之后博士生即进入毕业论文的具体写作过程;第三学年的第一个学期末，环境法教研室将组织博士论文的“预答辩”工作，博士生将根据“预答辩”中老师所指出的问题，继续完善博士论文，并预备第二学期5月份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如顺利通过答辩，则将获授博士学位。
上述3学年的安排可谓紧凑。在此期间，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除了必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外，还应当修满包括公共课、方法课、专业课、选修课等在内的23个课程学分并通过考核，应当在学校承认的期刊杂志上发表至少2篇的学术论文，并应当通过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将无法顺利毕业。除了这些强制性规定外，环境法的博士生还可以进行许多自主学习安排，比如积极争取国外联合培养机会、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自主申请学校研究课题、努力发表更多学术论文，等等。
由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区分课内、课外，区分强制、非强制，因此博士生的最终培养质量，一方面固然与培养方案有莫大关联，另一方面也与博士生在培养方案“管辖”之外的个人能动性密切相关。
三、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之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使博士生“掌握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掌握本学科领域全面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可以说，这一目标囊括了政治、道德、专业素养等全面的要求。虽然尚难看出这一目标是否能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跻身世界一流法学院行列”的自身定位相符，但可否实现这一目标，却是对培养方案进行评价的首要依据。
从整个培养方案的具体设计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形式和程序均规范、完整，对于3年的学习期而言，它强制要求的任务量适中，而培养内容也体现了较高的针对性，比如要求完成的23个课程学分中，环境法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主文献研读课、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前沿问题研究、能源法等专业课程占据了绝大部分，因此在课堂教学上给专门教授环境法专业知识提供了较大空间，体现了将培养重点集中于环境法的“专业性”要求。如果能严格按照该培养方案完成学业任务，那么中国人民大学的环境法博士生基本上都能达到上述培养目标。
但结合自身的学习经验，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仍未做到“高标准、严要求”。作为在教育部2004、2009年两次正式公布的全国一级学科评估排名中均排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本应是“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的，但是从培养方案本身，尚难看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比如除了通过论文答辩外，博士生只需要修满学分、发表2篇论文、通过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即可顺利毕业，这相对于更为“高标准、严要求”的兄弟院校，可能还是宽松的。
2.专业课程设计有待优化。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的博士生必修的专业课程包括环境法方法论、环境法学主文献研读、环境法学前沿、法学方法论、法学前沿等，它们涵盖了方法、文献、前沿课几大类，因此结构安排基本合理。但是目前这些课程的功效并不明显，比如其中的方法课，由学院开设的“法学方法论”主要由本院各学科教授进行“讲座”式大课教学，而“环境法方法论”的授课体系也尚未成熟，博士生其实很难从这些课中领会一套明晰、行之有效的研究 “方法”;此外专业文献课对基础、经典文献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其实不利于扎实学科基础。因此，为了提高培养针对性，有必要优化课程设计。
3.“教学相长”的格局仍未形成。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专业承担教学任务的主要有三位老师，其中两位博导、一位硕导。虽然教师人数少，但却需要同时为本科、硕士、博士生开课，此外还必须指导学生论文等等，可谓任务繁重。但是如果教学任务过于繁重，确实不利于老师们更游刃有余地安排教学、科研工作，也不利于学生们更好地从老师长年的科研沉淀中充分汲取知识精华。因此确实有必要减轻教师负担、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实现“教学相长”。
4.培养及考核机制仍流于形式。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对博士生培养进行强制要求并直接干预的有三个事项——修满课程学分、通过候选人资格考试、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其实鲜有学生因未修满学分、未通过资格考试而无法毕业，因此这两个机制恐有“流于形式”之嫌。较有实质意义的考核机制其实是论文答辩，但由于论文答辩已到培养“末端”环节，万一学生无法顺利通过答辩，那么学院即便想再加大培养力度，也已经有些“于事无补”。因此如果学生培养质量不佳，那么培养及考核机制流于形式可能也是部分原因。
5.自主学习的引导机制仍然不足。高质量的博士生培养，固然与教师的课堂教学，以及学校、学院的考核机制密不可分，但在3年时间里，毕竟仍然主要依靠学生的自主学习。学生的自主学习，一方面与每个学生的自觉性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学习氛围有关系。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中，在强制考核机制之外，对于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引导学生们“勤学、好学”的良好学风的生成，其实关注不够。这必然直接影响大环境中学生们的求学状态以及最终的培养质量。
以上问题如不解决，固然可能无碍于方案“目标”之实现，也无碍于博士生们顺利毕业，但如果要提高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就必然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
四、如何完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
为了提高博士生培养水平，近来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改革，比如限制招生人数、限制在职人数、更注重考生综合科研能力等。相信这些举措将在不同程度上提高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是为了更具针对性地应对分析指出的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在完善培养形式的同时更注重培养质量。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除了仍未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外，更在一些重要培养及考核机制上“流于形式”。因此，形式规范固然需要继续坚持，但在此前提下，仍然需要注重培养品质。真正高质量的博士生培养，可能并非在于是否修满学分、是否通过候选人资格考试、是否记诵了更多知识点，而主要在于是否开拓了知识广度和深度、是否在学风做派上更为严谨和扎实、是否提高了独立思考和科研的能力，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就无异于是在“低水平重复”前阶段教育。因此，在继续完善培养形式的同时，应当更为注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2.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更好地结合。针对目前课程方案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改革目前法学院内的“讲座式”大课教学(尤其是方法课)，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其分为小班，由多位较为固定老师分班讲授，再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授课班级;此外环境法各专业课也可以继续优化，方法课的授课体系应当更为成熟，并真正能够将老师们多年的科研经验传授给博士生，此外环境法主文献课应注重基础、经典文献的研读，着力于提高学生的“读书能力”以及 “分析、利用材料”的能力，而非仅仅开阔视野。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可以考虑在专业内、兄弟院校之间开展“环境法博士生沙龙”等活动，努力培育优良学风以带动博士生的学习质量。
3.减轻教师负担，提高学生科研参与度。从各方面考虑，如果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就有必要考虑减轻教师负担。由于笔者硕士阶段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专业，因此发现博士生与硕士生，甚至与本科生的课程之间多有交叉，因此对于一些较为灵活的课程，比如热点前沿课，其实可以面向不同学生群体统一开设，在强调博士生主导、主动的前提下，一个班里既可以有博士生，也可以有硕士、本科生，思维灵活的本科生、具有专业基础的硕士生、需要追求精专的博士生之间，完全可以互动、互助，也可以避免因为授课重叠而给教师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但是除了前沿课之外，基础理论课、文献课等“精专”课程，仍然应当坚持博士小班授课，在这些课程中，要强调博士生的参与程度，比如要求开展专题研讨、专题演讲等等。如此，才可以使“教、学”都更精炼、更分层次、更灵活。
五、结语——关于完善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的启示
以上对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所做的评介，难免不全面、不深入。但是该方案存在的优缺点，能折射出当前我国环境法博士生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唯有继续立足于环境法学科的特性，继续在各环境法博士点培养方案中贯彻质量要求、促进课堂与课外的结合、促进“教”与“学”的良好互动，方可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环境法博士培养的质量。
关键词：德国音乐学；博洛尼亚进程；教学路径；教育模式；人文精神
德国在世界教育史上最先开辟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与教学结合”的大学教育模式，学术自由，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德国大学的特色。音乐学这门发源于德国的学科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中，长期以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它的教育模式与人文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结合自己在德国长达17年的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在介绍欧盟“博洛尼亚教育改革”的基础上，以笔者学习过的维尔茨堡大学和工作过的埃希施塔特天主教大学为例，就德国音乐学教育模式与理念做一介绍，以此为中国音乐学教育发展提供一些借鉴与反思。
一、“博洛尼亚进程”下的德国音乐学建构制度
1999年欧盟29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联合推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一“博洛尼亚宣言”。这一改革的目的是：整合欧盟的高等教育资源，育体制，最大化的推动欧盟各大公立大学的教育合作，提高欧盟与国际的竞争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计划到2010年实现“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整体教育水平和科技发展。由于47个国家的参加，计划庞大，耗时漫长，因此该计划被称为“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Process）。德国作为欧盟的发起国与核心国，深知欧洲一体化的实施为提高欧洲整体与国际抗衡能力的战略重要性，而教育是提高欧盟实力和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必经之路，对此德国义无反顾地推动“博洛尼亚进程”，并对其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这一改革的推出，也是德国自二战结束后40年里的最大一次教育改革。音乐学这门在德国具有百年历史的学科随着改革的推行，无论是学制还是考试制度都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具体的措施是：
（一）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
德国的教育犹如它的制造业属于慢工出细活。在“博洛尼亚进程”之前，德国大学的两级学制是硕士和博士，没有学士制，大体分为理科和文科两种。硕士学位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学习阶段，在积攒够学分后才可进行初级升高级阶段的考试，以及最后的毕业考试。通常硕士阶段的学习需要4-6年，但一般学生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造成延长学习时间的弊端，致使德国劳工市场人才短缺。“博洛尼亚进程”推出的三级学制，既3-4年的本科教育和1-2年的硕士教育，以及之后的博士研究生学习，类似美国的三段式体制。这个改革对于只想掌握专业技能，之后很快进入社会工作的学生提供了快速通道，也有助缓解德国长期以来人才匮乏的市场需要。
（二）欧洲学分互换体系（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简称ECTS）
为了使欧共体参差不齐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欧盟建立了容易理解的、统一的、可以相互比较、互认学分和学位文凭的体系，其中欧洲学分互换体系就是这一体系的基石。一个ECTS学分需要花费25到30个小时，这其中包括上课时间，课外作业和社会实践，老师辅导与考试。针对不同的学位对其学分的要求也做出了规定：（1）学士学位三年期180个学分，4年240个学分；（2）硕士学位一年60，两年120学分；（3）博士学位，没有具体的学分要求，通常是3-4年的全日制学习。学生在学习期间至少应该在国外学习一学期。
在“博洛尼亚进程”之前，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除了学习一门主专业外，还必须选学与主专业不同的两门副专业。所选的专业跨度可能很大，即使主专业是音乐学，在一些综合性的大学里，在没有特别前提条件约束的专业范围内，选学理工科作为副修专业的也大有人在，例如笔者的同学主修音乐学，副修数学和哲学专业。通常情况下，以音乐学作为主专业的学生相对选修文科类的专业较多，例如笔者本人主专业音乐学，副专业神学伦理教育和德语作为外语。主副专业只是学习强度和要求上略有不同。这种制度为的是培养复合型人才，通过对不同专业的学习，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学生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交叉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主副专业，所以每个学生的情况也就不同，开学时学生要自己花一定的时间为其制定本学期的课程安排。完全没有国内的同班同学和同年级的概念。所有的学习计划是根据自己的情况量身定做，有很大的自。
由于整个学习以学分制为主，每个学生所学专业又有所不同，所以没有像国内专门将学士、硕士和博士的课程按部就班的分阶段统一安排出来。除了专门给硕士与博士生开设的研讨课有要求之外，学士、硕士与博士阶段的学生同时一起上课，尤其是同上研讨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只是考试要求不同而已。
“博洛尼亚进程”后，德国各个大学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以180个学分为标准的制度下，推出了不同的学习方案供学生选择，例如笔者学习过的维尔茨堡大学就有几种：（1）将180学分只用于一个主专业的学习，（2）用于两个主专业，（3）一个主专业和一个副专业的组合。对学士学位需要4年也就是240个学分的学习也做了相应的要求。硕士学位的学习方案也像学士学位一样，可只修一门120个学分的主专业，也可修两门主专业或是一门主专业加一门副专业。相对维尔茨堡大学来说埃希施塔特天主教大学的音乐学专业只提供180学分的单专业学习，在这里由于篇幅有限就不在详细介绍。
通过欧洲学分互换体系可以对不同国家的同一个专业较容易的进行比对，为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学生在这个体系下可以自由的选择大学，为教师的交流也扫清了障碍。不同国家的高校间也可共同创建一个硕士课程，学生可以同时获得两个大学共同颁发的学位证书，为培养跨国型人才开创了一个新的教育模式。
所有必修部分的课程，都可以在选修课部分深入和展开。在1-4学期时建议先选学“音乐史”的基础课程，以及“体系音乐学导论”和“民族音乐学导论”、“乐器概论”、“文化语境化”、“音乐与媒体”、“音乐与区域”和“音乐社会学”模块中的课程。对于模块“历史句式”课最好在学过调式必修课后再进行学习。
多种多样的模块选修课大部分放在3-6学期学习。在对音乐媒体和文化历史、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原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就可以通过应用音乐学提供的实践课深入到文化实践和具体的工作中。除此之外还要参加相应的学习小组为毕业论准备。课程中有一半必须有考试分数，剩下的没有具体分数只是考试通过与否来评定。论文必须是有成绩的。在选修课中一共要写8篇论文，3个有分数的课堂记录，在那些除了没有分数要求的讨论课上也可以以写论文的形式代替课堂记录。如果学生完成了考试要求之外更多的带有分数的考试，将选取11个最好的考试成绩作为总分。至于学士的毕业论文，一般必须在考试中心申请，从申请之后算起8周时间内必须提交论文，毕业论文字数要求在65000到80000字之间。
硕士120学分由必修15学分、选修75学分和最后的毕业论文20学分以及口头答辩10分组成。前提条件是：（1）大学毕业（通常学士180个学分或者等同的成绩）或者即将毕业的学生，在申请时已有120个学分或者最迟在硕士的第三学期入学时出示证明。（2）必须在历史音乐学，和/或者体系音乐学和/或者民族音乐学领域已有10个学分，在音乐学和/或者音乐教育和/或者在音乐专业（例如，乐器，声乐和乐理）板块有20学分。满足这两项条件可申请硕士学习，无需入学考试。前3个学期的必修课是研究生专门的研讨课。除此之外，在覆盖24个学科模块以及一个职业实践模块和一个其他专业模块的总共26个模块中必须选修15门课程。每个学期要完成30个学分的学习，一般安排是1个模块的必修课和5个模块的选修课。第4学期主要是毕业论文的写作和口头答辩。24个学科模块要涉及5个不同的学术视角，既历史、作曲技术、文化与交叉文化、美学、社会学与心理学，或者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重点选择去发展。一个必修模块。15个选修模块，一个职业实践模块和一个其他专业模块总共18个模块都要通过考试完成。其中一个必修模块，两个选修模块的考试必须以有分数的论文形式完成，其余的15个模块的考试形式多样，不必有分数。在此也提供机会在必修和选修课部分中可以选择多个有考分的课，最后的总成绩则可选各科最高分来计算。
对于3-4年全日制的博士没有具体的学分要求，但是在申请论文答辩之前，必须完成6个高级研讨课的口头报告和论文写作，每篇论文必须在25-30页之间，口头报告30分钟。只有通过后才允许提交博士论文，博士论文被学术委员会认可后可进行论文答辩。当博士论文正式出版后，才可得到博士学位证书。由于很多人博士论文不能及时出版，所以出现即使博士论文和答辩通过也不能马上得到博士学位证书的现象。由于繁重和严格的要求。一般在德国的博士学习3-4年很难完成，通常情况下需要6-8年，这也导致了很多人无法坚持，半途而废的局面。与国内博士学习不同的是，在德国没有博士入学考试，学生只需提供硕士学位证书以及提交导师一份非常详细的课题研究计划书，如果通过就可入学。
从课程的设置、安排和学分要求上，可以看出选修课在整个学士180学分和硕士120学分的学习中占了主要比重。这充分的说明大学有足够的实力，提供充足的资源以满足学生的兴趣要求，将培养有个性差异，独立学术人格的学生放在首要地位。正是由于以科研带动教学，鼓励扶持老师以个人兴趣为出发点的创新研究，才可以在课程的不断更新，资源的积累上满足学生的需求，使得供需环节达到良性循环。
（四）以著作论文为主的学习教材
由于上课的内容以老师的研究为主，所以每门课上很难找到统一的教材，而是做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诸如学术专著和各种论文。通常在课程开始时，老师会发给学生与这门课相关的参考文献，少则三五十个条目多则百种不等，阅读书单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课程本身，对这门课有启发的书籍和论文也会被收集进来，跨学科的特点非常强烈。老师会对参考文献逐一作出介绍，也会对该领域当前的权威人士，研究水平，关注重点等等进行综述。
在涉及经典原著的课上都是围绕问题进行原著选读，并作课堂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材被与之相关的大量针对性强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替代，一两本教材的观点和知识含量被多角度和富于思辨的学术文献覆盖。其实这种大量阅读文献的要求在中学就以开始，因为德国的中学本身就没有所谓的全国材，而是各个中学由老师自己从种类繁多的教材中挑选和编写符合自己学生情况的教材。甚至国内统一的高考在德国也不存在，除了巴伐利亚州统一的高考制度外，其他各州的高考都由中学自己负责出题和考试。
一般来说，如果学生在课下不做大量的阅读，就无法参与到研讨课上的讨论中来。所以广泛大量阅读是德国大学的特点，课前准备，课后复习是学生必做的功课。由于没有材，反而扩大了获取知识面的可能性，调动和锻炼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能力，在每一节课中练习着查找，阅读和逻辑分析的能力。
（五）从理论到实践为主的应用转化
为了教育兴国，重整普鲁士雄风，洪堡在当年建造柏林大学时。就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理念。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学以致用才会为社会做出贡献，所以提出了“实习”这样一个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学习方式。“博洛尼亚进程”更是将培养学生的重心放到应用性人才上来。在笔者工作过的埃希施塔特天主教大学，从2006年起将音乐学专业与音乐教育合并，推出德国唯一一所提供“应用音乐学与音乐教育学”专业的大学。
在这个课程设置中，突出的一点是一方面音乐学与音乐教育专业的结合，另一方面的重点是课程的应用。所谓的应用重点就是学生在学习期间，通过项目实习获得实际能力的考验――例如独立掌握乐谱制版，音乐会的组织策划，实施介绍音乐的项目活动或者自己创立一个网络视频节目等等。除此之外，在第一学年学生就已经与相关的职业实习单位取得联系，做过一个小实习并且在第5学期的实习学期中完成工作实践。音乐学和音乐教育的结合不只是为了很多德国音乐厅和歌剧院新近推出的教育计划或者介绍音乐的节目而显得重要，学生们在这里一方面从老师那里学习如何将他们的知识有目的的传授出去，另一方面在掌握了两个专业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使之相辅相成的利用起来。
“应用音乐学和音乐教育”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包括：（1）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2）音乐教育方法与理论导论；（3）贯穿学习期间的音乐表演；（4）职业实习；（5）交叉学科的补充。课程的设置力求根据学生对音乐相关活动的兴趣，结合科学理论，音乐实践，以及通过对音乐活动的策划，项目实践和实践学期中的职业培训完成。
除了以上的领域外，学校还为学生配置了自己的电脑音乐实验室，学习合成器的使用，各种音乐软件的操作，录音录像装备的使用等等。尤其那些在学校或业余时间一直与音乐表演打交道的学生，可以很好的演奏一种或两种乐器的学生，让他们的音乐实践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为了落实“博洛尼亚进程”中，学生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这一改革措施。老师在学期末时，会对学生发起问卷调查，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今后想听到的课程内容。在整个教学计划中，还有一项是学生直接参与到科研项目中，例如在笔者2013年开设的民族音乐学课程“传统音乐与音乐工业”中，就将对巴伐利亚国家广播电台传统音乐频道的调查项目交给学生负责。学生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到对该栏目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走向、收听率的调查、听众的反馈等等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并直接参与栏目的播出，整个项目调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的积极性极大的调动起来。
同样维尔茨堡大学在4/5学期也有相关应用音乐学方面的课程，帮助学生参与到与音乐有关的行业领域的实习中。例如广播电视、网络媒体、音乐厅/歌剧院、书籍与乐谱出版社、音响工业、文化机构、职业学校和大学。
结语
以上是“博洛尼亚进程”后德国音乐学教育模式的一个简短梳理。虽然德国作为此项改革的发起国，坚定的推行这项计划，并对自己的教育制度进行了调整，但之后的反响并不令人满意。在这项计划推行后的几年，欧洲各地大学就纷纷出现了大学生抗议游行的事件。奥地利与德国这两个原先教育体制基本相同的国家，大学生们对“博洛尼亚进程”的三段式体制提出强烈不满，认为将原来4-5年的学习内容压缩到3年，学生疲于应付考试，缺少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去消化内容。原先一直推行的主副交叉跨学科专业学习越来越被单科学习所取代。同时大部分人质疑这种以市场化为导向，只注重成绩和结果的教育是否已经偏离了教育的目的。虽然“博洛尼亚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他的弊端和问题，但就笔者的观察，这一改革并未动摇承载德国教育体制的核心思想和驱动力――“人文关怀”。
通过对德国音乐学教育模式的分析可以发现，与国内大而全的，单一的通史概论课相比，德国音乐学注重小而精的，灵活多样的专题选修课；与国内老师讲，学生听的大课相比，德国注重学生参与的研究讨论课；与国内教材的统一，全面性相比，德国更注重学习材料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与国内注重知识点的学习和掌握相比，德国更重视的是学生综合研究能力的培养。而这种教育管理制度和学科的建设没有围绕个人价值，自我意识，自我超越等等人文思想是很难展开的。正如德国著名音乐学家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Hans Hein-rich Eggebrecht）在他的旷世名著《西方音乐》一书的自序中提到的，他书中的音乐史并非是尽最大可能完满地写书本里的东西。而是他多年来自己与历史事件打交道后的体验音乐史，“最后是体验音乐史所促发的反思”@。在提到他书中强调主观介入，也许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时，他写到“科学不允许错误，谬误，出轨，任意和曲解，它们（在科学里）没有机会，但科学也许容忍有人出来抵制作为最高箴言的所谓客观”。我想这种尊重研究者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思想环境也许是造就德国大学涌现大批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一个原因。就像中国哲学家邓晓芒认为的那样，自由的研究是建立在好奇心上的。当人将自己的好奇心作为探索的目标时。才有自我超越的可能。
除此之外，让笔者感触最深的是德国大学老师传递给学生的工匠精神，精炼有效的大学行政管理机构，设施一流，服务周到的图书档案馆，丰富灵活的交叉学科学习，全民读书，资源共享的社会意识和自我反思的公民责任感等等，这些也都是促成德国教育长盛不衰的条件，也是成功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
今天，当笔者多次被国内的同道们问及德国的音乐学或民族音乐学的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安排和教材等等问题时，都不能马上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因为我的回答是：“没有统一课程表”，“没有材”，“没有学士、硕士和博士统一课程”。这样的回答都满足不了同道们的提问，就像没回答他们的问题一样。当我多次解释德国教学管理模式的操作流程之后，不得不开始思考，为什么德国的这种模式很难与中国的对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难道只是规章制度及操作环节上的不同吗？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