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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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语堂；哲学翻译；半半哲学；翻译
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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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平近. 评林语堂著《坡》传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1994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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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晓玲. 论传统道家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 [D].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8]高桂英. 林语堂《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及其矛盾性 [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6
[9]张芸. 林语堂的道教观 [J]. 内蒙古师范大学 集宁师专学报 2005
[关键词]教师 教师自由 教育智慧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1)06―0017―03
[作者简介]尹芳，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现代教育理论家怀特海在其著作《教育的目的》中指出，古代的学校热衷于智慧的传授，而今天的学校教育却将知识与智慧相对立，只致力于各种科目知识的简单灌输，而忽略学生智慧的启发，结果导致死板知识的泛滥以及大量书呆子的出现。现代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不仅要向学生传递文化知识，还要培养学生成为有智慧的人，启迪人的智慧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而智慧教育所需要的第一资源便是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智慧型教师的培养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教育智慧：基本意蕴
学术界对于教育智慧的界定说法不一。有些学者把教育智慧看作是教师所达到的一种教育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教师充分地运用自己的教育激情、个人智慧、独特的创造力和审美经验进行教育研究和实践探索；有些学者认为教育智慧表现为教师的一种综合能力，包括教育研究能力、教育经验总结能力、对学生的认知能力以及教育实践能力；有些学者认为教育智慧是教师在理论学习与实践反思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知识类型――实践知识；有些学者认为教育智慧就是教师所拥有的各种智慧的集合体，主要体现为在教育知识的整体认知和把握过程中所形成的知性智慧，在探索规律的理论思考中所形成的理性智慧，在个人实践和教育反思中所形成的实践智慧以及基于教育责任感、对学生的关爱、人际交往所形成的情感智慧；还有些学者认为教育智慧是教师对个人教育生活进行反思后而获得的一种理解和感悟。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我们无需刻意地为教育智慧寻找一个确定的、统一的概念解释，因为教育智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作为教育科学与教育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它可以是教师追求的一种教育境界，或者是教师的一种教育态度，也可以表现为教师的一种教育技艺。概括而言，教师教育智慧主要有以下特点：(1)个体性，教育智慧是属于教师个体的，它充分展现了每一位教师独特的、充满个性化色彩的教育风格。(2)生成性，教育智慧无法直接传授，而是需要教师在获取知识、积累经验的过程中不断感悟与生成，进而建构起对教育世界的独到见解。(3)创造性，教育情境的多变性、教育内容的复杂性以及教育对象的个别差异性都要求教师能够具备创造性的智慧，而不是简单的重复、模仿。(4)情境性，智慧型教师必须随着瞬息万变的教育情境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认识、策略等，从而引导整个教学流程顺利进行。(5)情感性，积极的教育情感为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缺乏对教育事业的激情、对学生的热情以及对教学工作的真情投入，教师的教育智慧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维持下去。
二、教师自由：教育智慧产生的必要条件
正如自由主义哲学家哈耶克所说，人们的各种经验都是自由获得的，只有这样才会有新的知识出现以及人类认识的进步。有智慧的人一定是一个自由的主体，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也一定占有和享受着自由的心灵和环境。然而在历史上，关于“什么是自由”，学者也有着各自的理解和评价，不同语境中的自由赋予了教育智慧不同的内涵和意义。追求智慧的教师需要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建构起自由与教育智慧的逻辑关系，并从中去体验教育职业的幸福与自我价值的实现。
(一)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与教师教育智慧
17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提出，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通过理性能力认识自然的必然性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之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明确指出，人类的自由应当建立在对规律的理性认识基础之上，一个人越是有理性，他的思想和行为也就越自由。因此，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应建立在其对教育教学工作的理性思考和把握基础之上。
1 领悟教育教学的真谛。现代解释学认为，理解是人世间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关系，理解不仅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想，同时还告诉我们该怎样存在。对教育教学的理解，一方面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育态度和教育行为，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教师对教育智慧的领悟。由于长期受西方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学校教育普遍强调模式化和标准化，按部就班是课堂教学的常规做法，教育教学过程就是教师根据预先设计好的教学大纲和教学程序将知识直接传递给学生的过程，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教师和学生的创造力和自主性被扼杀，教师的理论视野和教学智慧被束缚。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使课堂教学有了一些改观，教师专业发展理念的确立也使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素养得到了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教学观念、教学模式仍然限制着教师自由发挥的空间，僵化着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而阻碍了其教育智慧的生成。
理解产生智慧，对教育教学真谛的理解是教师教育智慧产生的基础，一方面教师要认识到教育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展开的精神交流和对话，教育过程不仅要进行文化的保存与传递，同时还要培养具有创造文化意识和能力的人；另一方面教师要明确教学是有双重性特征的，它既有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一面，又有多样性、灵活性、复杂性、生成性的一面，教师需要辩证统一地认识教育教学的意义、程序和规律特点，进而重构课堂教学的理论体系。
2 科学整合教师的角色。多元化的社会期望以及丰富多彩的学校教育活动要求现代教师的角色定位从单一化转向多样化，在学校教育中，除了传统的知识传授者，教师还需要扮演终身学习者，教学活动的设计者、实施者和管理者，学生健康心灵的培育者，学生模仿的榜样以及学生的朋友。这些角色反映了社会对教师理想状态和角色行为的向往，是对教师应该如何的期待。角色观念明确的教师具备良好的自我认知能力，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能有效协调自我角色期望与对他人的角色期待，客观公正地对待他人；能真切体验到自尊、自强和自我价值实现所带来的成就感；能与学生和睦相处，共享共创。而在实际的教育情境中，不同的教育环境、价值取向、思维模式以及认知水平使不同教师对教师角色有着不同的理解，进而表现出多样化的角色行为，不少教师还因为角色模糊、角色冲突等问题而出现职业倦怠现象，教育智慧因此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由此看来，充分理解教师的理想角色，科学定位自身角色是成为智慧型教师的先决条件。教师应树立理性的角色意识，用理想的教师角色约束自己，深刻认识不同角色的内涵，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熟练运用角色技能，将多重角色有机整合，从而在成功扮演相应角色的经历中不断提升
个人素养和智慧。
(二)实践论意义上的自由与教师的教育智慧
马克思强调，人是自由的动物，人在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活动中认识和改造世界，并在此过程中发展个人的能力和创造力，进而实现自己的自由。人类所追求的真正自由正是“实践的自由”。站在实践论的角度，教师的自由就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自由的、主动的、创造性活动。这种自由实践使教师成为自己职业的主人，并且在创造精神生命的工作中感受快乐、传递快乐，教师个人的生命意义得以释放和发展，教师的教育智慧也在自由的教育实践中不断生成、提升和完善。
1 关注教师的教学实践反思。在学校教育中，很多教师习惯于做“搬运工”的工作，常常打着借鉴的名义，把标准化、固定化的教学方案或者别人已有的教学设计原封不动地嫁接到自己的课堂中，教学过程中喜欢人为地控制或左右学生的思维活动，追求标准答案和共同目标的达成。这种机械化的教育教学方式不仅抑制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也曲解了教师劳动的创造性本质和教师的教学自由。
现象教育学的开创者之一范梅南教授曾指出：“智慧和机智是我们通过教学的实践――不仅仅是教学本身，所获得的。”实践反思是教师教育智慧生成的源泉和基础。智慧型的教师往往拥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和较强的反思能力，他不仅懂得占有是什么的知识，更注重通过思考为什么、怎么办等深层次、理性的问题以挖掘隐藏在教育事实背后的原理或本质。作为一种理性智慧，教师的反思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应当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反思的内容应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教师要经常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教学方案、教育观念、教学过程、教育能力、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审视和分析，对其中的成就和问题进行反复琢磨，以获得最佳教学效果。另外，教师的实践反思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总结或回顾，而是教师与教育情境之间展开的一种对话，它要求教师以研究的眼光和心态面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自我追问或与他人对话，不断完善教师的教育观念、提升教师的教育能力，将个人教育经验理性化，进而实现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
2 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机智。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教育者、学习者以及教育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教育教学过程中必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预期性因素和突发状况，因此面对动态的、复杂的、多变的教育情境，教师需要具有洞悉他人内心世界的聪慧心灵，具备较好的分寸、尺度感和道德直觉，即教师需要一定的教育教学机智。可以说，教育教学机智集中体现了教师的教育智慧，具有教育教学机智的教师通常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和问题意识，能及时捕捉到教学情境中的信息变化和问题性事件，快速敏捷地做出教育判断，并能果断地采取恰到好处的教育措施从容有效地将教学引向。
当然，教师的教育教学机智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对教师在教育理论学习和教育实践探索中所获得的教育经验进行概括、升华的结果，它要求教师能够透彻领悟教育工作的本质，深入研究教育对象，整体提高专业素养，不断积累并反思教学经验，以满腔的教育热情和丰富的人生智慧与学生进行心灵的畅谈，用自己淳朴的教育情怀、完整的教育实践、博雅的专业知识和自由的个性品质创造出独具魅力的教育智慧。
3 正确定位教师的科学研究。教师的工作是直接面向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境的，身居一线的便利条件使其最易了解教学中的各种问题与需求，能在教育实践中检验对策的有效性以建构起适合教育情境的教学理论，可以说教师具有开展教育研究的先天优势。多年的实践证明，教育科学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发展，同时也是教师教育智慧生成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受实用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当前教师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功利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应引起高度关注。
教师的研究是直接指向教育实践、意在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的研究，研究只是一种是手段，并非我们追求的目的。教师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教育研究工作，摆脱功利化色彩，脚踏实地地立足于自身的教育实践，以教育问题为核心展开有价值、有意义的教育研究，并以研究来带动个人教育智慧的提升。学校也要创造一种宽松的研究氛围，引导教师明确教育科学研究的内涵与价值，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外在强迫或功利性任务对教师的负面影响，本着以研究促发展的理念科学认定和评价教师的教育研究，让教师在自由、和谐、公正的环境下不断提升教育智慧，从而创造性地、高质量地推进教学工作。
自由是智慧之门，教师的教育智慧离不开自由的滋养。只有在自由的教育氛围中，充分地占有和享受属于自己的各种自由，教师才能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教育人生境界中实现自我超越，不断孕育出属于自己的璀璨夺目的教育智慧。
注释：
①怀特海著，徐汝舟译．教育的目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52，66
②③张冬玲．教育智慧与教师成长[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④⑥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9，175
⑤邵长春．斯宾诺莎自由思想探析[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
⑦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32―133
③李福岩．论马克思哲学实践论自由观[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⑨马克斯・范梅南著，李树英译。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74
⑩刁培萼，吴也显．智慧型教师素质探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康德哲学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进一步说,历史上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研究哲学史的人不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学究,如果说我们研究哲学史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那么我们就必须证明我们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表面看来,这种证明带有自我辩白的嫌疑,不过更深层次的问题应当是哲学或哲学史的意义问题。
由此可见,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是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讨论康德的,它归根结底关涉到研究哲学史的意义问题。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借助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来讨论哲学史研究的意义问题,也可以说是借助讨论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来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并且由此而提出一种新的哲学史观模型。
一、哲学问题
为什么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斯人已去,其理论学说业已过时,我们还要学习和研究他们的思想呢?因为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能够在哲学史上“青史留名”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学说或理论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谁都知道,哲学家们在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未能达成最基本的共识,哲学中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套用霍布斯的一句话,就好象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每个哲学家的思想都是转瞬即逝,哲学流派的更替其速度更是越来越快,我们怎么能说他们的思想有意义而且是什么永恒的意义呢?!
哲学家们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一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事实。然而,我们以为,恰恰是因为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无法达到最基本的共识,他们的思想才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哲学问题是万古常新、永恒无解的,即是说,哲学问题并没有终极的答案,因此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所面临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一样是问题。既然哲学问题没有过时,那么每一位哲学家为这些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对我们来说就永远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当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是许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史向我们展示的无非是有史以来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各自不同的解决方式,我们学习和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无非就是在这些解决方式中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在这些解决方式之外开辟自己的道路。
不错,康德哲学是200年前的思想,他的人早已离我们远去,他的学说也早就过时了。然而,一位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在于他说了什么――他所说的什么总会过时的,而在于他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和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些看作是衡量一位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的“经纬度”。哲学始祖泰勒斯说“大地浮在水上”,水是万物的本原,这话早就过时了,现在谁也不会把这句话的内容当真。但是泰勒斯的问题却没有过时,那就是追究自然万物的起源问题。同样,康德以两种“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亦即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为模型所建立起来的先验哲学其内容肯定已经过时了,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至今仍然不失为一种选择。自哲学诞生起,至今已经2600多年了,正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能够在哲学史上留下名字的哲学家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甚至千年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说出了“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乃是万古常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甚至很可能是人类永恒的问题,所以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就成了典型,成了为后人树立的“路标”、“纪念碑”或“里程碑”。
既然哲学问题是万古常新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永远也不会有终极答案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与这样的问题纠缠不休呢?逻辑实证主义曾经以“意义标准”和“可证实原则”来衡量哲学命题的意义,认为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或者是分析命题,或者是综合命题,分析命题作为“重言式(tautology)”可以用逻辑来判断真假,综合命题可以由经验来证实或证伪,除此之外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显然,那些永远没有统一答案的哲学问题既不是分析命题也不是综合命题,因而都应该从哲学中清除出去,用他们的术语说就是“拒斥形而上学”。我们以为,哲学问题的确是永远也不会有统一答案的问题,但是没有统一的答案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实际上由于这些问题乃是对我们性命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非追问不可。
为什么?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区分为“问题”和“难题”。一个问题通常是可以有答案而且是有统一答案的,科学知识就相当于这样的问题。一个难题则一般没有统一的答案,而只能有一些甚至许多不同的解答方式。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大多是没有统一答案的难题。
哲学问题不是“问题”而是“难题”。
无论从事实上讲还是从理论上看,哲学问题都是难题。从事实上说,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哲学问题达到了普遍认同的程度。从理论上说,哲学之本义是“爱智慧(philo-sophia)”,这意味着在哲学诞生之初哲学家们原本(或应该)是十分谦虚的人,他们明白智慧不同于知识,那是一个永恒无限的理想境界,因而是人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的,所以我们只能“爱智慧”而不可能占有智慧。
但是,既然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答案的,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追问它们不可呢?这就关涉到哲学的起源问题,或者说,关涉到人类精神的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
在《旧约》圣经之“创世纪”里有一个“伊甸园”的故事。据说上帝在创造亚当之后,在东方为他辟了一个园子让他居住,这个园子就叫做伊甸园。在伊甸园中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可以有智慧。上帝对亚当说,这园子里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然而后来亚当受蛇的引诱终于还是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被逐出了伊甸园……。如果这个故事有几分真实的话,我们不免替亚当感到懊悔――他之所以犯下了“原罪”,不过是因为吃东西的顺序搞错了:假如他先吃生命之树的果子,然后再吃智慧之树的果子,他就既可以长生不老,又可以是有智慧的,因为上帝并没有禁止他们吃生命之树的果子。倘若如此,他将与上帝一样,上帝也奈何不了他。其实,这个寓言――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寓言看――象征的是人成其为人所根源的内在矛盾。人一方面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又是有理性的因而是可以追求智慧的存在,用康德的话,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因此当人作为人而存在的时候,在他的面前就立刻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人就处于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此岸与彼岸、现实与理想、必然与自由……等等等等的对立之间。有死的人却向往永恒,向往永恒的人终究是要死的,这就是人生中最大也是最基本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个矛盾,人才有了“终极关怀”,他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于是就产生了哲学,确切地说,就形成了哲学问题。当然,这个最基本也是最深层次的问题,经常被许多问题掩盖住了,而且还由此生发出许多具体的问题,但是从根子上说,这应该说就是哲学的起源。正因为如此,只要人在世一天,他就免不了要追问哲学问题,但是只要他是人,那么在他的有生之年又注定了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就人是有限的存在而言,即使人类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也仍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人的命运,无法摆脱的命运。
就此而论,哲学将与人类共存亡。
所以,任何一位青史留名的哲学家其思想都具有永恒的价值,既具有“历史意义”亦具有“现代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所说的话至今仍然没有过时直到今天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因为他们所提出来的哲学问题是永恒的难题,换言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哲学问题与他们当年面临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看哲学,那么我们可以说,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种哲学理论或哲学体系之中,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人类试图通达无限之智慧境界的所有道路之中,所以哲学不是一条路,而是有无数条路,而且哲学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地,它永远“在途中”。海德格尔晚年在为自己的全集作序时说,他的着作是“Wege――nicht Werke”,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仅说“道路――而非着作”,而且“道路”用的还是复数,换言之,不是一条路,而是许多条道路。因此,哲学不象科学那样是一个“直线式的”知识积累的过程,哲学可以看作是面对永恒的难题寻求不同的出路的过程,它更象是一个围绕着圆心(智慧)所作的无限的圆周运动。今天,随便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所具有的知识都要比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多得多,然而即使再大的哲学家也不敢说他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高明,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史。
关键词：教育与作品 文化视域与途径 综述与评析
语文教育是“以文化人”和“以人化文”的文化过程。王韶华在四十多年教育、教学过程中，着手于“化人”，即教书育人；又著书立说，乃谓“化文”。他出版了二百万言探讨文学、文化和教育理论的学术专著，以及表现生存的本土世界和心灵生活的作品集。
《文学形态论》是他的代表作，已经三次出版。着重于三个方面研究：其一，从作品文本入手，研究文学审美的蕴含和表达方式；其二，从创作主体出发，研究文学审美表现的个性和风格；其三，立足于欣赏者角度，研究文学审美接受的过程和效果。在文学理论讨论中，提出“文学形态”命题，从文学生成过程、内在结构与表现形式方面，揭示文学的本质与特征；提出“文学言语生命嬗变”的命题，探讨文学推衍变化中个人言说、“对话”的“语言艺术”，认知文学发展的基点和原动力是言语生命力；提出“当代文化范式可能性探求”的命题，分析文学流派、类型及艺术特色，以求得当代文学范式可能性的途径；提出“建立‘召唤结构’的智慧诗学”的命题，在当代文化诗学背景下，激发自我智慧与创作精神，努力建立一种具有“活性效应”的阐释过程与理论框架。
《文化智慧论》集中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曾经以此命意的论文在《光明日报》接续发表，拟为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国学”入手，探讨文化精神，在文化自觉意识的理论探析中，着重从真、善、美三个角度予以解读和诠释；二是以“文化社会学”着眼，揭示“文化智慧”主旨，探讨知与行的内在逻辑关系，使文化自觉找到了实现的路径；三是以“地方文化”立足，分析归纳其文化成果，建构“崆峒文化学”。其感性、理性互见，产生相互推衍的文化作用力，认识观和实践观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当代文化理论新的质点，是哲学思维中人文精神的高度唤醒，积极地寻找并运用人类思维、活动的智慧结晶，解读历史、服务当下现实、启迪未来。
《行走教育论》是研究“治学”和“为学”立身之作，是一个教师知识积淀和个体经验的开发“言传”，与学生、世界和生活的“对话”，形成了独特的教育观。他描述极其生动的语文教育活动场景――一个心灵带领一群心灵，行走于语言与意义的世界。突出“行走”这个关键词，就在于强调主体的自主、能动性，突出学生知识、心理和思维能力诸方面的“生长”。借鉴中国“诗教”“成人”传统和西方“博雅教育”理念，试图通过人文通识教育，打造更广泛的文化与审美结合一起的“诗意”学习空间，能够 “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识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层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帕卡德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自主性以及优秀人格，成为“完整的人”。
综上所述，文学论、文化论、教育论可谓专著“三论”。他的语文教育充满了文学艺术魅力与光彩。散文作品《头上顶的黄土》另开生面，徜徉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了解本土优美的山水景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风土人情，领悟其粗犷而本真，朴实而浑厚，平易而崇高的民族文化特征，理喻生活的真谛，认识生命的意义。《留住春天》就是“春天之咏”。它是春天的明彻、开朗和梦幻的真实映现，获得那勃然的脉息和鲜活的意象，以诗的形式创造别样的春天（可谓“第二自然”），集中地反映了对世界、生活的领悟和感受，以及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与表达。最后一卷《崆峒人》，力求写一部陇上儿女的苦难史、奋斗故事以及有着苍郁阔大气氛的文化大书。其中充满了爱与恨的抗衡，美善与丑恶的较量，人性与神性的扭结，文化与生活的演绎，弥漫人格魅力和人性的光芒，多侧面地勾勒那不断求索、改变人生命运的图式，显现以匍匐大地而叙述历史的价值意义。
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
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疾病谱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外感类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的今天，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和老年病又成为了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用西医线性思维还原论方法物质检查和单靶点治疗手段进行防治，不仅临床防治乏术且费用高昂，当现代西医学认识达到细胞水平，基因水平的今天，仍不能解决内伤类自身损伤性医学难题，也在向系统医学、整体医学回归。中医学是用象思维构建的且诞生于生产力极其落后的远古农耕时代，从理论到临床均具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大道至简、简便廉验的学科价值观，笔者根据二十多年对中西医诊疗体系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哲学基础、科研路径、价值取向、认知方法和防治手段的系统研究，结合我国国情民情、现时代复杂性内伤类疑难重症及慢性病老年病防治乏术和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特提出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本文谨从1、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概念诠释2、提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概念诠释时代背景与内涵阐述3、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4、结论等层面展开阐述。
主题词：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方法学研究；
中医药学是用象思维科学构建的，其指导哲学是实象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哲学的意义再于指导实践；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一般特性和规律性的一种概括的、间接的反映过程；象”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象思维是东方思维的典型代表，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中西医学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在科学家看来，“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1] ，中医学是沿着唯象的、整体的、直观的、定性的、医哲交融的形象思维路径进行研究的医学理论[2]，是唯物立象尽意求道思维模式的科研成果，是中国象数文化的智慧结晶，是整体观、运动观、属性观和辩证观的集中体现。只有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医学文化特质、思维特征、哲学特性、学术特色、诊疗特点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感知它博大与至简的学科魅力[3]，在实象论哲学象思维科学指导下和笔者撰著的《阴阳证治学》中医药创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提出：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系统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
1、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概念诠释 中医、哲学与思维都是独立的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范围和相应的概念体系，现在把哲学与思维同中医一起组成一个集合概念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哲学指导，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己的文化特质、思维特征、哲学特性、学术特色、诊疗特点，可以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进行概括。
1、 1、 中医药学的概念与内涵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中医哲学思维智慧，首先要弄清楚中医的概念和内涵。中医即中国传统医学，是相对于西医而言的。是在实象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用象思维方法来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防治和养生长寿治未病的一门学科，以形下之器为体，以形上之道为用，是东方以时间文化为逻辑开端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象思维科学的典型代表，是在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诞生形成和发展起来学科；具有文化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多重属性，具有天人合一整体观和辨证论治运动观两大特点，具有道法自然、大道至简、简便廉验的学科价值观，具有绿色天然、节能低碳、生态环保、承载文化等多维功能，具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司外揣内的方法论、大道至简的四诊技术、就地取材的治疗手段、见微知著的治未病策略、平调阴阳的养生智慧和简便廉验的价值追求[3]；中医对世界的认识也属于一种建构，但这种建构是用“象”完成的，中医的“象”是对世界本质特征的抽提，用“象”建构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构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综合本质特性，因此，在描述复杂系统的规律和指导对复杂事物的应用方面常常显示出更好的效果。对中医“象”的深入研究将是中医理论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4]，更是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智慧源泉。
1、2、哲学概念及其中医哲学内涵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是人类的自我理解、自我反思、自我意识的一种理论形态。适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切领域及其一切科学。哲学是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哲学的精髓、意义和作用在于指导实践；哲学是具体科学的灯塔，哲学的成功无不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而自然科学的创新发展又必须用哲学引领方向，因为哲学可以为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以发现各种自然规定和自然规律作为己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揭示最一般的最本质的最普遍的规律。哲学为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家才不至于在研究活动中迷失方向，医学家们才不会被医学的功利性所左右，使价值观直指医学的目的、意义和根本任务，从而研究出时代需要和人类需求的、大道至简、简便验廉的低成本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来服务人类贡献社会；中医学是用古代的气、阴阳、五行等哲学概念来解释和说明生命、健康与疾病问题。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辩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属智慧医学是中国创造。构建实象论是中医哲学的本质特征，低成本医学智慧是实象论哲学的价值追求，象思维是产生实象论哲学的理论基础，是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科学路径，是创造出低成本最优化绿色节能环保高效普适符合卫生经济发展要求的全新医学范式的智慧源泉[3]。中医哲学思维智慧可以突破狭隘的思维疆域进入无限的宇宙，直面永恒的生命本质，通过中医哲学思维智慧的超验反思涌动和领悟实现了人的灵魂和肉体（形神）的统一，创造出了生命科学研究的完美境界并充分展示了低成本医学智慧特色与魅力[5]。
1、3、思维概念及其中医思维内涵 思维是人类大脑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一般特性和规律性的一种概括的、间接的反映过程。中医学是唯物立象尽意求道思维模式的科研成果，是中国象数文化的智慧结晶，是整体观、运动观、属性观和辩证观的集中体现。恩格斯曾经说
过:“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要思维就必须有思维规定,”《自然辩证法》。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中医学是形象思维的结果，属象思维科学体系。一、用“象”建构的中医理论更能容纳、解释和说明生命健康与疾病的相关问题。二、实象论哲学思维造就了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两大独特学科特点。三、用实象论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能反映复杂性疾病问题的本质与规律。四、用实象论哲学方法解决预防保健养生治未病方面的问题无可替代。五、实象论哲学指导下的象思维科学体系及其诊疗技术具有大道至简、简便廉验的学科价值观。中医学在实象论哲学思维指导下，把人放在自然社会这个整体大环境中进行研究，并站在哲学的高度，从物质能量信息，现象状态本质以及形态结构功能等高层级多维度入手，对生命、健康与疾病的运动变化规律从自然、社会、人文等宏观整体上进行把握，用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概括的方法成功孕育了中医药科学体系，为护佑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突出贡献，经两千多年的时间历史与实践检验而历久弥新，在中医发展史上所取得的医学成就更令世界瞩目[3]。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医药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认知模式充满着对生命科学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智慧，中医哲学突出了对生命科学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客观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中医思维即形象思维，属象思维科学范畴，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形神一体、以人为本、大道至简、简便廉验、节能环保、绿色天然的发展理念和学科价值观，走的是低成本医学研究路径，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为指导系统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是历史的必然。
2、提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概念诠释时代背景与内涵阐述
2、1、提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概念诠释 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特撰著了《阴阳证治学》中医药创新理论，书中系统阐述了科学假说、理论框架、认知模式、概念体系、病因特点、病机特性、辨证模型和治疗方药。从20__年开始，求证《阴阳证治学》创新著作的理论与临床研究性论文陆续发表并应邀参加每年一届的国际络病学大会，与国内外同行一起研讨疑难病对策，为建立低成本医学范式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低成本医学范式即用最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获得更高的健康维护效率与效益的思维与行为模式。最大的健康问题用最少的钱解决，小病不花钱，大病少花钱，花同样的钱能显著提高疗效并解决一体多病，一次性投入多维获效，寓防于治，治调防养，少用治病，多用养生，在治病的同时更赢得健康长寿。
2、2、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时代背景 近百年来由于西学东渐，西医学的构成论和致病学医学范式成为了医学界的主流医学模式，他的单靶点对抗性的诊疗手段，在外感病盛行的时代可谓大显身手一枝独秀，然而在复杂性内伤类疾病成为了人类健康主要威胁的今天，则明显暴露出西医学诊疗思维的局限，加之利益博弈、过度市场化和过度追求医学功利，使得卫生事业的福利性和公益性逐渐淡化，天价医药费屡见报端，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重要民生问题，加之以药养医引发过度医疗，不仅造成医源性疾病更使医药资源浪费惊人，环境污染严重，性价比严重失衡，公民的健康维护成本过高，远远超出了收入增长水平和支付预期，世界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科技进步本来应该使就医成本大幅度削减，然而实践证明：西医学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属高成本医学，对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显现其局限性。随着医学模式转变、疾病谱变化、社会老龄化、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等卫生主题转换，对那些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和老年病的集中涌现，特别是面对那些病因不明、靶点不清、多因素致病、多系统发病、多病位损伤和一体多病的复杂性内伤类患者更显力不从心，而中医用象思维构建的天人合一、医药合一、形神统一、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医学体系处理此类问题却得心应手优势凸显效验全面价格低廉，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努力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与发展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2、3、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的内涵阐述 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纵观2千多年的中医学发展史，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疾病谱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现代医学的成熟与发展，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外感类伤寒与温病等传染病已得到有效控制，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变革和物质生活的空前丰富，使伤于七情、饮食居处和阴阳喜怒等内伤类疾病成为了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面对老年病、生活方式病、富贵病、代谢综合征、骨骼退行性病变及心脑血管病等复杂性内伤类疾病的集中涌现，用西医的线性思维、还原论方法、物质检查和单靶点治疗手段进行防治，不仅临床乏术且防治费用高昂。当西医学认识达到细胞水平，基因水平的今天，仍不能解决内伤类复杂性医学难题，也在向整体医学、系统医学回归。笔者根据二十多年的中西医内伤病理论与临床研究，结合现时代内伤类疑难重症及慢性病、老年病防治乏术和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提出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
2、3、1、中医学的认识论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提供了可能 《现代医学概论》指出：“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科学不能适应人体和疾病的复杂系统，生命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涌现，不仅生命体本身病理过程复杂，而且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病理过程，在保障全民健康中过于偏重单一病种的诊治和局部医疗技术的发展而忽略了生命整体，过分依赖仪器设备、药物和手术，而忽视了病人的主诉和医生的智慧，医疗技术发展失控，医疗费用大幅度提高并浪费惊人，且好多疾病由于理论滞后临床乏术而进行着无效医疗，超过了社会经济和个人收入的承受能力加重社会不公。治疗学的第一原则是自然痊愈力的利用”。人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精神本体。人体作为整体存在的复杂开放巨系统，面对复杂性内伤病防治，理应遵从整体性、动态性、交叉性、非线性、最优化原则，从中医的象思维科学入手，从《内经》的四时五脏阴阳整体观切入，发挥中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中医学思维模型优势，彰显中医药学理论智慧。中医学以气一元论整体观和阴阳互化辩证观为认知途径，从宇宙生成学和疾病发生学角度切入，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用中药之偏性调整人体之偏颇大道至简，所用方法与药物医药合一就地取材节能环保自然天成，中医学的认识论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提供了可能。
2、3、2、中医学的方法论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提供了保障 方法是科学的灵魂。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选取的手段途径或活动方式。方法论则是对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哲学反思，关注的是从抽象层面来把握方法的性质发展规律及其价值。方法与方法论包括哲学观念、人文思想、科学理论、诊疗行为、人际交往技艺以及科学实验的设计与具体操作等不同层面，是客观存在着的，活生生的，无处不在发挥其作用。中医学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司外踹内的方法论和象思维科学研究路径，在深刻理解和把握生命健康与疾病内在运动规律、形态结构功能生理病理转化规律和物质能量信息变化规律的基础上，用哲学的反思和思维的抽象，将人放在自然社会环境等大背景下整体考虑，源于客观实在又高于客观实在，注重发挥医学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对人体自然愈病力的利用，努力调动生命自身自适应、自组织、自调节、自修复、自稳态、自愈病的生物学机能，最终达到阴阳平衡而愈病疗疾治未病并赢得健康长寿，方法科学至简。
2、3、 3、中医学的价值观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指引了方向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中医学具有厚古薄今、重道轻器、重神轻形、以人为本、物以天成等价值追求和大医精诚、求真崇善尚美达圣的精神道德追求。无形的精神本体一直据于世界文明毋庸置疑的高度和中心地位，医学是人学，因有其精神本体而免遭失落，因有其形而上而达到应有的高度。中医学以其大道无形，以象会意、用象释道、道器合一的认识路径和思维高度，通过中医哲学的超验思维、经验反思、创新涌动、意象感悟和主客一体、体用合一特点及其探索性、多维性、中介性、开放性、批判性和可接受性思维特征为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指引了方向。
2、3、4、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是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本质要求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国家做出的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决策。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卫生行业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要组成力量，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实现好行业功能，是体现卫生行业先进性解放和发展医学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是卫生战线干部职工实现人生与社会价值必须思考和回答的课题；战略影响格局。从国家战略高度行业客观现实和卫生发展需要出发，笔者在系统研究中西医诊疗体系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哲学基础、科学路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民情提出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与发展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2、3、5、用《阴阳证治学》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系统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 笔者在《阴阳证治学》一书中系统阐述了阴阳证治的学科概念、内涵与外延，提出了“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失衡、疾病丛生、阴阳可调、疾病可治、调平阴阳、长寿健康”的科学假说、“一元两极三维全息实象中医理论思维模型”理论框架和“一元两极三维四时五脏生命功能律动体”生命运动规律概括；系统阐述了人体生命阴阳“和合生命，失和生病”重要学术概念；发现了‘阴阳失衡——内伤病属性病机’和‘阴阳证治---调和治平’科学规律；概括出了复杂性内伤类难愈性疾病“久、慢、杂、难、缠”的发病特点；提出了“阴阳—体病因机脉证治药”创新辩证模型和“整合效应--阴阳承制调平”防治原则，总结出了“属性方药--治调防养”多维获效的用药规律，创制了‘全息实象诊疗法’和‘属性方药调治法’系统建立了阴阳证治体系并创立了河北博雅中医--阴阳证治学科远程诊疗网，通过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息实象诊疗技术系统实现复杂性疑难重症的网上异地诊疗并向全球开放，通过中医药创新技术与互联网整合实现了无障碍跨时空随时随地异地诊疗梦想，既节约并充分利用国家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又使患者省心省事省力省钱。其价值目标是：追求低成本高疗效愈病同时更赢得健康长寿；《阴阳证治学》充分体现了中医学实象、全息、多维、内求、整体、系统、辩证、恒动的理论特点和“简便廉验”的学科特色，对探讨阴阳证治属性组方的效应规律和防治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和老年病及提高临床疗效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只有用科学思维和正确思想为指导并大胆实践，才能更快的走向真理；只有思维创新才可能有学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超越原来的规则。《阴阳证治学》是在传承传统中医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时展而创立的诊疗与防治内伤病的低成本临床新范式，是适应疾病谱变化，医学模式转变，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社会老龄化，生活方式病大量涌现的现实需要的创新理论，是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改变后所出现的内伤类代谢性疾病、富贵病、难治性疑难重症及老年病创新的防治方法和诊疗技术。符合中医学自身运动特点和医学发展规律，符合生物医学特征与美学要求，符合国家倡导的自然、绿色、节能、环保政策要求，符合卫生经济发展要求与医学发展方式转变。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充分调动人体自身生物学机能和自然愈病力的利用，绿色低碳环保高效节能。
2、4、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
何为哲学思维智慧？哲学思维智慧其实就是理性思考的方式，指的是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时所运用的具有哲学特征的思维方法。哲学思维具有抽象性、辩证性、批判性、超经验性和实践第一性等特征；哲学思维的意义在于教导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哲学和世界，从而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中医学是象思维科学的结晶，《黄帝内经》是象思维运用于医学理论研究的典型代表，从理论方法到技术手段都是以象思维方式建构的，用象思维方法创立适合时展与社会要求的低成本医学范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学难题的有效途径，《阴阳证治学》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医学是什么？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科学体系，属自然科学范畴。医学首先是人学。医学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及其人际关系与交往的过程。人是万物之灵，是有思想有文化的高级动物，所以医学是科学的更是人文的。医学人文指关于医学的文化现象。患者需要医学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特鲁多语)，所以医学应该为可为之事。唯科学技术至上有时往往让普通百姓病未治愈却因高昂的诊疗费用让家庭生存出现危机。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库恩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范式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而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范式的特点是：（1）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2）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它的存在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3）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可以看出，在库恩的范式论里，范式归根到底是一种理论体系，范式的突破导致科学革命，从而使科学获得一个全新的面貌。如果非要简单概括的话，它的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二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再进一步，一、可以简化为一种约定，二、就是范例。学术范式不是别的，就是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在对象中看到什么、忽视什么。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担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百度文库）。
3、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高投入、高消耗与低产出、低效率的情况也显现出来。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我国政府面临着服务社会的目标与资源供给有限两者之间的突出矛盾,自身存在着合理利用多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的需求,市场经济的进—步完善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促使我国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标要求，这必然引起医学体系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时空进入21世纪，面对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集中涌现和多系统发病、多病位损伤、一体多病的现实问题使西医诊疗陷入了窘境，医药费用的飞涨并未与解决医学问题同步，更多内伤病患者因不能达到消费预期而在遗憾和无奈中煎熬带病生存。而用象思维建构的中医药学可以充分的给与解释和说明。正如张维波教授所说：“中医的“象”是对世界本质特征的抽提，用“象”建构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构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综合本质特性，因此，在描述复杂系统的规律和指导对复杂事物的应用方面常常显示出更好的效果”[4]。笔者用《阴阳证治学》中医药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所建立的低成本医学范式，在积极应对复杂性内伤类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癌症与妇科杂症等疾病方面，可有效降低卫生经济运作成本并明显提高临床疗效，且节约资源，节能环保，属中医象思维科学创新成果，是研究复杂性内伤病共性发病规律、病治异同规律、属性方药效应规律和保健养生规律等理论及其临床应用的学科。用《阴阳证治学》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系统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4、结论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哲学成长的沃土，哲学是思维的摇篮，思维是客观现实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中医学是用象思维构建的，属象思维科学体系。象思维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反映，也是对东方思维方式的概括，中医药学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我国远古农耕时代，中国古人在尊重客观事实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当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极其有限的条件下，集中文化思维哲学医学智慧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以象思维科学为研究路径，以思维模型为研究方法，以人--自然—社会—环境—七情为医学模式，道器合一且精于气化而略于形质，通过观察演绎推理与综合而创立的中医药理论体系。以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四外踹内的方法论、四诊合参的诊疗技术、就地取材的防治手段、简便廉验的价值观、见微知著的治未病策略、平调阴阳的养生智慧和低成本健康维护理念，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与实践检验而历久弥新，在人类医学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渗透力、象思维科学影响力、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感召力、中医药学自身特色与魅力和解决复杂性医学难题的超凡能力，借鉴和利用天人合一、道器合一、主客合一、体用合一、形神合一、医药合一、以人为本、大道至简、简便廉验、节能环保、绿色天然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结合现代医学认识和其它自然科学发展成果，为推动节约型社会发展降低人类健康维护成本，用中医哲学思维智慧系统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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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们应从怎样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这些问题都蕴含了“原点”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学的探讨有着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哲学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5]先生对问题的考察又是从已有的思想或观念开始的。他说：“我们不仅要思考教育的事实，还要思考教育的观念事实，后者将是我们的重点，毕竟，已有的观念事实能从不同的意义上引导我们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国教育观念的以下事实：认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教育是被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教育是经济的基础，教育是生产力；教育不是别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关于教育原点问题的追溯就在这已有的观念事实中展开。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然而“我们容易问问同类的命题，经济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会性？”[4］(P7)对政治、经济是教育的决定者，我们要问的是“经济、政治为什么是决定者？它们是决定者，不再被别的什么决定了吗？”[4］(P8)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事实：“教育理论依然是那么可怜，它没有自己的语言。”“说教育是文化，毕竟是在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经济说’、‘政治说’则是拿别人说明自己。”[4］(P11)“说‘教育就是教育’这一带有情感所说的话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确是有价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从教育自身来阐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从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展开，在澄清这些观念本身乃至观念背后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个本源性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亦即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对象——人，这就是教育的原点。
在我国教育及教育学观念的事实中，有着无教育本身的现象，先生称之为“教育对象性的失落”，人们一下子说教育是“上层建筑”，一下子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就是没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说的“回到最基本”，从教育是上层建筑到教育是经济基础，从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国关于教育问题的研讨正在回到教育事实本身。
其实，先生所说的从事实本身来说明事物的方法已成为西方当代现象学者研究问题的普遍原则，在现象学学者看来，“教育就是教育”并非无意义的命题，其意义在于追溯教育的本源，面对教育事实，从教育的本质（或范畴）直观中来揭示教育问题[7］(卷4，P266)。
二、哲学寻思：“学问”的过程
古希腊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慧”，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节）在此，“爱”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爱智慧就是爱真理，而爱真理是开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这里，智慧是苏格拉底那种“我自知我无知”的状态，只有这样的“无知”才能激起对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们的惊异与深沉，对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事也能穷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们一般的“知”，即使你学富五车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宁说，智慧的意义即在于敞开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与胸襟。
有人说智慧即哲学，但这里的哲学不等于哲学学说。海德格尔说：“我们长年累日地钻研大思想家的论文,这样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在思,甚至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已准备去学习思。这种研究哲学的活动最为顽固地给我们造成假象:我们在‘弄哲学’就是在思。”[1]弄哲学是占有与把玩哲学知识,它只是在哲学的圈子围绕着哲学转。‘思’是进入哲学,进行哲学思考,是创造性的发问与沉思。
张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学探究过程正体现了哲学的本性。他说：“学问一词，意即知识、学识。从词的结构看，当把学视为谓词时，‘学问’意即学习着问。这样，学问与‘学问’的含义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学习着问’即‘学问’与学问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汉语中学问一词有其科学含义，他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没有‘学问’，甚至就不会真正有学问。”[2］
的确，学习着问是先生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中，先生说：“我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而从事教学理论研究二十年不足。大体划分一下，可以说，前一个二十年，练着，欣赏着教学；后一个二十年我琢磨着，探索者教学；近年来，则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教学哲学。”[3］(前言1)情不自禁是先生治学境界的由衷表达，而学问的心态则是先生治学境界的基础。作为学生，我留心观察过先生的一些治学方法，记得有几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我与先生在一组，发现先生对开题报告中呈现的问题总是留心思考的，而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他便一一记下。细想起来，我这个做学生的就觉得羞愧了，因我就没有先生那种在问题面前的专注与谦逊，更没有将问题随时记下以便进一步思考的习惯。
“实际上，所谓哲学意识就是问题意识。活跃的教学就应当是充满了问题的教学，生动的教学就是问题构成的空间。”[4］（P305)
从先生教学的课堂上，我们真实感受到了这种问题空间。先生的《课程与教学哲学》是在给我们第一届博士生讲授后出版的。回想起来，课堂那种问题空间尤在，在这问题氛围的带动下，我这位平时还算内向安静的分子居然也不安静了，对有些问题的讨论，我们甚至争到面红耳赤的地步。通过问题的讨论，先生给我们的则是智慧的启迪。这让我们回想起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们强调的是学生的问题意识状态。先生的教学给我们的正是那些伟人们曾经留下的，它让我们终身受益。
所有能给人智慧的教学都应是有独特思想的教学，所有智慧的表达都应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因喜欢教而喜欢学，因喜欢学而喜欢想，因喜欢想而喜欢做。”[4］(P304)先生说到做到了。正因为他的“学问”精神，正因为他在问题面前谦逊的态度，正因为他犹如苏格拉底般“我自知我无知”的心态，正因为他如老子般“复归于婴儿”的率真，他才如弗洛姆所说赢得生命中“充分的诞生”，赢得学术生命中哲学这朵最绚烂的精神之花。我们惊喜地看到先生近年来的学术著作中有了哲学的积淀，从《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到《课程与教学哲学》，从《高等教育哲学》到《教育哲学》，我们看到的是不倦地沉思终于印上了先生心路历程的印记，在“学问”的过程中达到了他所言的学问境界。
三、教育公理：基点的构建
既然已经明了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人，那就必须对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从教育的角度加以审理。
先生是从教育所面对人的更基本的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同的行业（如医疗）也面对人，但教育所面对人的更为基本的方面是人的心理。“教育也要从心理学去探视人是什么，但在教育中，它不只是处在配合的地位，它处在一个基础的地位。即尽管许多领域的工作，只要涉及人，都需要心理学，但是教育尤其需要，尤其看重心理学。”[4］(P23)
当回到事实本身，并从教育本身来说明教育时，先生回到了人的最基本的部分——人的心理。这似乎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意，然而先生进一步的论证让我们看到了古老命题常青与常新的意义。
首先，先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进一步解读中展开讨论的。马克思指出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生命，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7］(卷1，P46)，应“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7］(卷1，P58)；“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卷1，P46)“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是按美德规律来构造”[7］(卷1，P47)。从方法论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生从马克思对人的论说的方法论与其他论证中，解析出人有自反性、自增性、自语性，并以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本性。这些思辨与论证显然是哲学深思后的凝练，它对教育学进一步探究人的内在心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先生指出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中“我我关系”的重要性与教育意义。“人类关于‘我’的研究所凝结出来的种种学说是由事实与理想共同铸成的，它们既含有对‘我’的描述，又含有对‘我’和‘我’的关系的描述。正是哲学这种深切的寄托，几乎使一些哲学家都情不自禁地关注教育。”[4］(P31)我我关系是人们对自我内在的心理过程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索，它是马克思“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直观自身”中明确表达过的，先生称之为对象自我化，同时发生的活动是自我对象化，人的成长与这种活动的自觉、自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我们教育学的理论没有注意到其意义。如果我们的教育深切的关注学生的成长，如果我们的教育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不同个体，如果我们的教育知晓学生是通过自我对象化的活动来修炼自身的，我们就不能恢复忽视“我我关系”。先生说：“如果说‘教师是通过自身的我我关系，以物我关系、人我关系为中介，而得以优化学生的我我关系’的目标是切实的、合适的，那么，传统教学理论有加以改造的必要。”[3］(P194)
再次，先生系统清理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对教育影响甚深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公理的讨论。先生对“关系与人”、“存在与意识”、“规律”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在关系与人的问题上，先生指出是人创造了关系，而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总认为关系决定人，这种“社会关系决定论”的理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者’。马克思所说的如此重要的话，被那种学说和相信那种学说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一起忘记了，而那种学说看起来似乎被视为更彻底的唯物主义了。”[4］(P67)
关于规律，先生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规律观给予了批评，提出了“人类实践本体论”的规律观。他认为自然哲学并非一切，在人的意识与教育规律中，所谓规律不是“事物固有的、本质的联系”，恩格斯说：“随同人，我们进入历史”[7］(卷4，P274)。“教育是随同人而来到人间的，难道人只创造教育而不创造教育的规律？教育的规律由谁创造？关于教育的规律会是天定的、固有的吗？说人创造了教育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吧？那么，关于教育的规律难道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创造的吗？教育的规律也只能去认识、去发现、去驾驭，而不能去创造、去改变、去消灭吗？我们的教育哲学竟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吗？”[4］(P200)
教育规律只能在教育本身之中，在教育实践中去寻找。为此，先生提出了作为基础的规律——教育公理。
——潜在公理：人的潜意识、潜智能的存在的依据（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基础）。
——动因公理：人的欲望是天赋的，同时又是可以开发和引导的，这是教育发生、存在和展开的条件（这是人的可发展条件）。
——反身公理：人可自我对象化，人亦可对象自我化（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也是教育展开的途径和方式）。
——美学公理：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这是人可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教育的基本要素）。
——中介公理：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作为中介在人的发展中起不同性质的作用（教育将中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学生并将其作为导向与人的发展有关的方面）[4］(P220-221)。
教育公理的提出是先生“寻找教育哲学基础的一种尝试。”他所期待的是“把教育原理的讨论引到更基本的地方去，建立在更坚实的地基上去。”[4］(P223)
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8]，与先生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只是作为哲学家的李泽厚注重的是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先生所强调的是作为教育根本的个体心理。“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9]真正着眼于人性的教育即将走进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先生“教育的自我觉醒”的感悟？是不是有先生面对教育事实的勇气？是不是有先生“回到最基本”的哲学追求？
四、教育追求：人的发展
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研究绝对的”，哲学的探讨反映的是哲学家的形上追求。先生的教育哲学寻思也追求他的理想:人的发展。
人发展什么？“发展人的可发展性”。“教育的根本在发展人的可发展性，离开了这个根本，他就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了”[4］(P110)。人为什么可发展？先生回答了五方面的理由：其一，人有可发展的胚芽。其二，人有建立在这胚芽上的需要和欲望。其三，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内在动力——“自反性”。其四，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外在条件——教育。其五，人有可教育性。
先生说人的发展“更是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对人深切关怀的论述，也是我们教育学很少提及的论述。“事情看来可以更清楚地这样标示：人的权利社会权利要求于社会。……而我们经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是另一条线：社会权利社会要求要求学生。其实，是学生的要求决定了社会的要求；学生的权利决定了社会的权利[4］(P116)。人之所以有这种发展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它有这种发展的本原，它又与生俱来有发展的胚芽和潜质，人的发展权是天赋的权利。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保障这种天赋权利，政府所应努力去做的是为维护这种权利创造条件，改善环境[4］(P117)。
对于全面发展，先生强调的是回到马克思经典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所期盼的是人类社会与每一个个体“发展着走向全面”，“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人所驾驭的时候，才能不再是理想责任等等”[10]。那是我们人类的理想，到那个时候，“第一，外部世界的作用是积极的，起推动作用的；第二，这种外部的东西所发生的作用为内部，即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第三，社会生产必须充分发展起来，……第四，教育在‘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来充分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驾驭学生而是为学生所驾驭，并在发挥中继续发展。”[4］(P121)发展着走向全面的思想更实际地反映了全面发展的真谛，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照耀着我们发展着走向全面，发展着的人把全面发展变为有各自特点的发展的全面，每个人不同的全面，由片面表现出来的全面[4］(P124)。这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全面发展的“全”主要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个性自由发展，这是先生关于人的发展的又一鲜明思想。他认为：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发展，应是在一些基本方面的发展。先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论述，他总结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落脚在人的发展上的，而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又是落脚在个性、自由个性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上的，落脚在人的解放，落脚在个性的解放上的，离开了个性发展和个性解放怎么去说全面发展？”[4］(P133)
说到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先生分析了人的发展受到束缚和压抑的因素，“这些因素一部分来自大自然，……更大的一部分来自人自己。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外化出不少的事物，这些事物反过来并不总是对人很客气的。”[4］(P125)人创造了神，却甘愿礼拜于神的脚下；人创造了物，却有了拜物教；人创造了科学，却有了科学主义及其危害；人创造了社会，却以为社会是决定一切的；人创造了教育，却有了教育病而致的人的疾病。我们的现实中有各种“倒立的模式”[3］(P342-349)。我们的责任是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一切都涉及到人如何把握自己，而教育最直接地担负着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责任，这样，教育就需明白，首先要教育自身把握好教育本身。教育不只是对人的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发展担当责任，也对人在社会状态下所受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担当责任，为增强人的自我解放能力担当责任，为人从未来可能受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担当责任[4］(P127)。
先生特别关注自由与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人本自由是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卷1，P46)人本自由是由人的活动的特性决定的。“人本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人本享有自由的权利，人本应有扩展自由的机会。……故而，教育是从两方面体现人本自由的活动，是让人既享有并扩展自由的自我活动。”[4］(P226)先生笔触中跳动的是现实的思考与理想的火花，“如果认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应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发展；如果认为自由即创造，那么，我们关注创造教育的进步，应优先关注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如果认为，自由是生命的实体，那么，关爱学生，关爱生命，其基本内容即关爱自由；如果认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强学生对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认为自由的处境与人的处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认为一所学校的自由状况即学校师生的处境状况；如果认为自由无价，那么，自由教育亦无价。”[4］(P228-229)
先生追求的正是人的发展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人的可发展性胚芽能茁壮成长，人的全面发展既作为理想的丰碑又作为现实的追求，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通过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得以充分的实现，我们的教育在使人“解放成为人”的过程中彰显出“自由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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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经；德育；普世价值
《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乃大乘佛教中经典之作，亦是探究“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哲学论文。乃中国最早汉译《心经》，也是唯一佛教八宗均修均读，且各宗有不同演绎的经文，地位超然。
几千年来，世人对这部经典的认知和解读仅限于在宗教和哲学两个领域，而在个体道德修为的层面上却对其探究甚少。《般若心经》是大乘佛教即最高佛学的宇宙观，也是古今人心修为的不二法宝。这部佛学经典仅二百六十字，但却字字珠玑，相传当年太宗张榜昭告天下，征求高明大德将《心经》再度删改，如能删一字而不失其义者，赏黄金百两，结果无人可改此经，可见《心经》中所演绎的佛理禅意绝不简单。
互联网等新兴传媒手段的出现使我们的文化传承呈现异彩纷呈的景象，今天我们对于很多佛教经典的解读不仅仅停留在宗教层面上了，其所包含的哲理寓意已经延伸到美学、哲学乃至政治学等层面。笔者身为一名高校德育工作者，从对人的道德教化方面谈一谈《心经》于当代社会的普世价值，希冀广结善缘，恢弘正法，使更多的人从研读《心经》中开悟、解脱、放下、自在，以扬善抑恶，积聚正能量。
佛教里对于经文的解读讲求开悟，故对于佛教的诸多经文，尽无详解。《心经》之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经重在感悟，所以，笔者将经文分为三个部分，略阐一己之悟，权当抛砖引玉。
一、《心经》的普世价值
1、《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摩诃”二字出梵语，《六祖法宝坛经浅释》中释义“摩诃”为大。此大乃一种心理和思想的大。大而无形则万事皆通，“大”是一种精神力量，其意在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限制，均能充盈宇宙的力量。“般若”在佛教中意译为“智慧”，这里所谓的智慧，亦非常人所谓聪智，而是能够了悟尘世之道，超凡入圣的一种达观通透的境界，是对生命本源和本性了悟的根本智慧。在梵语中，波罗是彼岸的意思，蜜多是动词，有到之意，“波罗蜜多”乃是到彼岸。就是成就一件事而达到度化自己的目的。所谓度己既是度人，度人既是度己，又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有成就别人才能让自己有所成就，只有到达彼岸才了悟此岸之贵。
2、《心经》在开篇中说 “观自在菩萨”，菩萨是智慧和善良的化身，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在心灵深处都隐匿一丝善念，只有和本源对话才能最清楚、通透地了解自己，释放正的能量。佛讲自悟，和我们常常讲的“自觉”“自省”相似，只有懂得“自觉”，经常“自省”的人，才能“自悟”，才能唤醒心中的菩萨，才能时刻虚怀若谷，存善念，行善举，坚守良知，保持纯洁心性。
3、紧接着《心经》谈到了“五蕴”，围绕“五蕴”就“色”“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辩。所谓“五蕴”分别指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其中，“色蕴”是指物质性的事物现象，其他四蕴皆属精神现象。对“五蕴”的探讨充分显示了《心经》缜密的逻辑结构和超凡的智慧。这一部分就“五蕴”逐层递进，不断细化（眼耳鼻舌色声香味的探讨），并在其中大量使用了“无”字，教人正确地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平衡色空的关系，强调现世要把握追求物质的度，关注个体修为。当然这一段对精神和物质的讨论，也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
二、当前，我国一些丑恶现象的出现归根到底还由人内心的狂邪、偏执和不良欲念所致，如、“东莞现象”等等。《心经》义理直指人心，关注人内心修为。如若以严谨的态度、辩证的方式从提升修为和激发正能量的角度对其进行研修，广结善缘，激发善念，意义非凡。
1、对个体修为的影响
“色空”的论辩是《心经》精华所在。人性之恶皆因欲念而起，人一旦痴迷邪念而忽视个人修为到头来贻误的终将是自己。“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佛谓“空”，并非否认物质，乃用辩证的方法去看待物质，以“空”抑 “执”，以“无执”来克制邪念，以求达到贡献与索取的平衡。《心经》强调提高个人修为的前提是要认清自己，重养心性，面对光怪陆离的诱惑能够做到不执念，不妄动，遵守道德良知和社会准则，以此使个体修为得到进一步提升。
2、对团队精神的影响
《心经》讲求提升个人修为，而非消极隐退。它要求人们在注重个体修为的同时，也要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一定的“正能量”，即“福报”。梁启超曾经说：“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入世而非出世，乃积极而非消极，乃兼善而非独善。”
3、对社会的影响
《心经》通过“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众多意象为我们营造出美好的大智境界。它通过提升个人修为促进社会风气的良性循环，以自己与心灵、与自然法则、与社会准则和谐统一的大智慧实现个体修为的圆满，达到“无挂碍故”，“无用恐怖”，明净、自觉，静寂的审美理想化生存状态。
我们的道德教育也是人心教育，社会的道德滑坡也是人心的危机，佛教中说万事皆有贪嗔痴而起，如何抑制贪嗔痴之心，坚守社会良知和道德准则，是解决诸多问题的根本所在。《心经》本身蕴含一套改善世道人心、净化社会风气的办法，要人们怀平等、公平、公正之心，将个人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心态构筑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早些年陆教授曾为研究生幵设有一门叫《中国哲学的学理形态》的课，可能此书即与此课程内容有关。其实，只要是从事中国哲学的科研与教学一段时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按某些流行说法，虽说中国哲学博大精深，但其深层学理似很难以现代话语通俗传达出来。如此，那些历史上无数的贤哲大同小异的哲理思想和仿佛差不多的修养路数之间是否有一些共同点呢？那一本本卷帙浩繁的语录体著述彼此之间是否也有内在联系和共同思想轨迹？那些研究为数众多的哲学人物的各类论文是否有某些内容是相通的呢？可能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古老智慧怎能在当今时代学术条件下进行讲解和传承呢？这样的忧虑或多或少很可能就是“部分人的焦虑感、危机和困境意识及其‘合法性问题’（指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的自疑”（第1页）。笔者虽不曾为“合法性”问题去动太多脑筋，但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三十年来却不免有这些“忧虑”、“焦虑感”和“危机意识”。可喜的是：“这些忧患词语及其心藉”显然“时常激促着哲学专业工作者致力改变这一现况”。的确，在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那里的这些忧思依然还是忧思时，作为专业哲学工作者的陆教授业已完成如此一部大作！简介之后，便是著名教授成中英的《序一》，和陆教授的博士导师张岂之教授的《序二》’。二位教授均对该书作了肯定。张先生认为，陆著坚持“中国哲学具有独特的民族性”，“由于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长期的研究才能获得学术卜.的成就”，该书的完成“标志着他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成教授则说：“我必须要说，陆建猷教授写了当今的一本极有创建性的中国哲学之书。他的阐述的方式及其丰富的内容把中国哲学的宏观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正是鉴于其著之“创建性”和“非常卓越的贡献”，以及一个“标志”的“开始”，本评论将主题拟为“筚路蓝缕开生面”。探寻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是该著主题。相应的是纠正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多史少学”、“以史代学”，或“‘中国哲学史’一路而单边的强势传习发展”（第7页）和“史与学混同”（第8页）的现状。在回望百年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诸如谢无量、、冯友兰、张岱年、侯外庐、牟宗三、劳思光、成中英等的研究之后，陆教授申论他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上的观点。在陆教授看来，学科应以学与史兼备示其健全，而“学”显然是突出学理，“史”则偏重学理演进的历史。二者的关系应是“先学而后史，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进程”，尤其是“学理形态应当自体呈示逻辑进程，而非没有自我实体的发展进程”。因之，“哲学的学与史是哲学科目本质统一性下的两个性质差别的异域”。（第7页）还说：“哲学之为学科的机体，本然地包含着哲学之‘学’与哲学之‘史’的差异性论域^哲学之‘学’是哲学之为学科的学理形态自体，它是决定哲学之‘史’的实体质素。”(第15页）由此自然涉及黑格尔“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那个著名的思想论断。这个思想后来又以“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命题而广泛流传。在陆教授看来，“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成立的条件是有限的。它不能掩盖二者有区别的事实。我们并不能因此把哲学归结为哲学史，也不能把哲学研究局限于哲学史研究。从这里，作者试图开出他的《中国哲学》的立根之基来。陆教授说：“学术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地开新其生机途道。应世之需与综合创新是《中国哲学》生成的动因条件。”（第8页）该书比照一般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域而论中国哲学的所谓理论论域，也同时就是中国哲学之“学”所关注的问题。
除了绪言和结束语外，作者大体以此为依据将中国哲学的“学”分为本原论、格致论、名辩论、美识论、伦理观五大板块，各板块有概述，且每个板块也工整地区分为六章，全书共三十章。分述先秦诸子百家、儒、释、道各家哲学思想，而以六经之首《易经》作为全书之开篇。不仅如此，陆教授还将他所思考编排的板块、章名和节名分别称之为“宏观的板块论域”、“中观的致思问题”和“微观的语义概念”三个层次。于此我们看到该书特殊的逻辑结构。陆教授说：“宏观的‘板块论域’进向中观的‘致思问题’，中观的‘致思问题’在（再）进向微观的‘语义问题’，是中国哲学现实学理形态的层次结构逻辑链。”(第17页）又说：“篇名意义的‘板块论域’、章名意义的‘致思问题’、节名意义的‘语义概念’是中国哲学现实学理形态的主体质素要件。论域、问题、概念的等差层阶，坚实地组构并支持着中国哲学大系及其学科理念运动的法则性。论域、问题、概念是哲学的形态质素，也是哲学之为学科合法性的实体部件”。这是说根据“论域”划分板块，而以“问题”构成不同的致思路径，以“概念”区分语义。论域、问题、概念就不仅成为构成横断面的《中国哲学》板块与板块、章与章、节与节之间的内在逻辑，且它们又纵贯性地是论域、致思、语义间相互联系的环节。陆教授严厉批判无视中国哲学现实学理形态存在的错误看法，以及那种轻鄙中国哲学研究者和教学者的不适之言。他说：“人们似乎不应该设想某个民族国家的哲学史不合法的问题，倘若执意拟设这一表示少数哲学工作者奇思妙想的‘问题’，那就需要等待他们拿出地球表面确实存在着‘生活着而无思想’的人类证据，同时还需要回答地球表面以思想为本质的哲学是否必要与某洲某国哲学相一致的终极难题！”.
此外，《中国哲学》还有两大特点：一是特别突出中国哲学是关于智慧之思的学说的思想，二是强调中国哲学的美识论和伦理观。陆教授在很多地方谈到中国哲学或哲学的根本属性问题。如其云：“哲学的本质是思想”（第17页）；“哲学昭示着民族国家的理论智思”（第28页）；“中国哲学即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智慧之学”（第1页）；哲学是“精致的概念思维的学科”（第16页），还说：“哲义涵摄主体思维认知与经典认知与经由认知致取的知识智慧”（第13页），等等。最后，他仍是将中国哲学还原为一般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哲学国际一般意义下悠久辉煌的传统的国别哲学”（第17页）。中国哲学是否突出知i只问题，有不同认识。但陆教授突出此点是有原因的。一是他认为中国哲学也只是“哲学的国际一般"，一般哲学注重知识，当然中国哲学也理应如此；二是陆教授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南宋的四书学”，其自然接受朱子解《大学》的方式。关于中国哲学的美识论和伦理观两板块占了全书下册，近三百页。作者认为，“美识论是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审美之域”（第21页）。伦理观的根本是如何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实现社会公正是领导主体对于社会进步的公共职责”（第494页）。如果说美识论稍多地关注到道家与佛教的话，那么，伦理观中更多阐释和介绍的是儒家的伦理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