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7:5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文学哲学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刘 钢
摘要：“信息”的哲学问题由来已久，但一直未引起哲学界真正重视。最近西方哲学界提出“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简称PI）研究纲领，把“信息”作为哲学基本概念列入研究范畴，认为它和存在、知识、意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哲学面临着信息转向。本文将着重介绍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关键词：信息；信息哲学；信息转向；研究纲领
一、前 言
二、信息哲学兴起的背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的50多年，无论是理论方面，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还是应用方面，如从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到今天的互联网，无不与信息相关。具体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图景呈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结果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向信息技术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Hacker 2001），也就是说，哲学渐渐变成科学的附庸，甚至成了科学的“婢女”和“小工”。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这个时代科学家认为已经一去不返了），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奠定基础。然而，无论是在科学之上或是在科学之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Wittgenstein 1997） 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必须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这才是哲学的理由。
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逐渐地“信息”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PM）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
三、信息哲学的发展历程
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并非一帆风顺，追溯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b）徘徊阶段。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暴露在如此异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信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利用占有绝对的地位，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最具战略意义的，信息成为社会生产与交往的重要的资源。即便如此，信息哲学依然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领域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产生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仅限于一些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学等。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纳。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四、什么是信息哲学？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浮出水面之后，便成为一个边界明晰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纲领。弗洛里迪认为，新领域可以具有交叉科学的性质，但却必须是自主的，而不是跨学科的，即它必须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要达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Floridi 2002a）
（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代，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
（ii）新领域能够成为有效的收敛吸引子，即在这个领域产生的成果足以吸引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的和财力的等等。这说明此领域富有生命力，使得大家乐意为之献身；
（iii）新领域要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将各种资源聚拢起来形成合力，而且还要能够从已经成熟研究领域“挖”资源，而不是相反；
（iv）最后，新领域研究内容要极为很丰富，这样便可以组织起泾渭分明的子领域或下属学科，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专业化的需求，这包括研究队伍、教学队伍以及应用领域的合理人才配置。
那么信息哲学是否满足上述四个条件呢？下面我们便具体来看一下。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话题分别是意义与知识，而不是语言学理论和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属于“元理论”的例子。它们所探讨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其他一些哲学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旨趣相结合。譬如，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而信息哲学，虽然它的话题很古老，但是在思想史上，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是非常晚近的事。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但是，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也就是说，它在现象学和元理论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根据弗洛里迪的意见，信息哲学涉及两个方面，即（a）信息的本质研究和及其基本原理，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Floridi 2002a）下面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两个方面。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它要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追问“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信息哲学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关于一种科学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相关系统的问题。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演化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则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这些应用下面还要谈到。
总之，作为西方新兴起的一个哲学思潮，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它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独特的话题）；它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原创性的方法论）；它能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五、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
【关键词】文学教学；哲学思维；思辨方法
一、哲学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与哲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前者是艺术的、审美的，因而是具体的形象化的；而后者是思辨的、逻辑的、推理的，因而具有抽象的理论色彩。二者各自按照不同的方式来表现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在文学中，普遍是通过特殊而揭示出来的；相反，在哲学中，特殊是通过普遍而揭示出来的。我们亦承认，文学与哲学同处在社会文化大系统中，两者关系是密切的。关于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关联说”认为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又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有所配合。因为人能知道何者为真，善，美，人就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亦就能适应人的生活环境以及人的内在自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会受到哲学的影响。第二，哲学可作为文学批判的工具。因为文学作品是诉诸语言的表达，而用语言表达的食物都有线索及理路可供探寻，有它的内在逻辑，而不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因此，哲学可用外在的观点，来分析文学作品的涵义，价值（吴锡民，1994）。
二、外国文学中的哲学思维培养的范式
（一）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在西方大部分学者认为批判性思维为一种综合思维能力，甚至上升为一种较全方位的人文精神，要求一个理性的批判思维者具备诸多人格特质，如好奇性，开放性、系统性、分析性、探理性、批判性、自信性和成熟性。它培养的是一种富于创新意识的批判精神。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教师可联系西方文化、文学的背景，结合探索型的文学形象的评析和历代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批评，有意识的让学生意识到：培养批判思维能力与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是直接相关的。批判思维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质疑答问能力，更能成为一种解放力量，在不断的批判中实现不断的创新。
（二）哲学辩证思维培养。哲学辩证思维具有全面联系和系统整体的特性。对外国文学中复杂的文学现象，如何摸准其发展脉络。对前景做出准确判断，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例如，我们只泛泛地讲解表现主义、心理分析主义等等，而没有对这些主义的出现做出分析，不能辩证地看这些主义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就会使这些知识单摆浮搁，不能上升到规律的层面上，也就不可能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因此，外国文学教学中，必须注入辩证法，用辩证法来融会贯通，对其正反两方面进行准确的剖析。
（三）发散思维培养。发散思维培养是创新能力培养的一个方面。善于进行发散思维，导致忽发奇想，超前想象等等，都能激发出灵感。当然，发散思维不是凭空想象而是站在坚实的基础上的。任何一种想象，都是在某一个系统中进行的。以外国文学而言，与其他的学科一样，是整个学科系统中的一个。因此，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就是站在外国文学这一层面，向周围进行思索，或者说，向周围进行发散，由内而外，由表及里，在深思中碰撞出火花。（钱宁宁）
（四）哲学理论思维意识培养。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把思维阶段划分为前运算思维，具体运算思维和形式运算思维。后两个思维阶段就是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阶段。抽象逻辑思维又分为两种形式，一为经验思维，一为理论思维。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类型，前者是在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事物的属性和特点的比较而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形象记忆和机械记忆。后者是通过对事物的各种属性或特性的关系的分析而进行的思维，大学生在熟记时能抓住主体、标出重点、编拟题纲即为理论思维的表现。
（五）求同求异思维的培养。求同思维是指在两个或多于两个的不同的事物之间寻求共同点。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事物共性和个性的把握。我们所要求学生的是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如对18世纪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共同点和不同点。学生通过观察、感受、分析判断的过程中提升了哲学思维能力。
三、外国文学中哲学思维培养的措施
（一）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作用，增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我们应该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定义越来越取决于思维品质的高低，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作为主干课的外国文学在当前人才培养的格局中应该找到更加适合自身的位置。学生思维创造性的培养，首先离不开的是教师的创造性思维，这就对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不仅传知识更要传思维方法。一方面，要能随时把所教知识的最新成果以及学术界正在争辩的论题溶进教学内容中去；另一方面，要身体力行地站在批判与创新的最前沿去启发学生和开拓学生的思维。要让学生具有怀疑、挑战与开拓性，首先教师自己就要具有怀疑、挑战与开拓气质。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努力结合自己的科研，采取一些与课本、权威不同的角度、方法，或针对疑点、难点提出一些个人见解。外国文学课程本身充满审美愉悦，通过教师带有批判性、创造性的导读，会更加充满生气。
（二）建立民主的宽松氛围，树立学生自信心，是培养哲学思维能力的前提。氛围看似一种无形的元素，其实它蕴含在师生互动与活动之间，体现在课堂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中，使完全可以被师生与观察者感知的客观存在，是一种可以影响课堂教学活动效能的关键因素。积极的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是学生进行思维活动的前提与保障。具体来说，可通过组织小组合作学习，组建有利的座次来增进教学效果。在理论上，萨特的“介入文学观”主要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艺术观。理论思维培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运用适当的西方文艺理论进行解读是可行的，但久而久之容易忽视了东方文论乃至中国文论的存在。在外国文学的课堂上，重视学习中国文学、文化，东方文化积淀的养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外，布置学生写读书笔记或读书摘要也不失为一种培养理论思维的好办法。
（三）整合教学内容，建构哲学教学内容体系。知识传授的有效性和知识体系本身的建构也是密切相关的，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内容比较纯粹，以史为线索，阶段性的介绍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著作、作家，这一模式较为固定，缺乏新鲜感。我们是否可以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适当并入比较文学的有关内容，尤其是渗入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其次，除了按思潮进行教学外，是否可以按文学类型的划分，进行戏剧、小说、诗歌专题的教学，并举行戏剧表演，小说改编、诗歌朗诵等多种活动，开辟第二课堂，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思维。
（四）梳理课程教法、考法。除了传统的讲授法，谈活法、讨论法，准直观教学法外，还应当重视单元教学法、发现教学法等。列如对戏剧的学习，可以形成专题，并联系中国传统戏曲展开探讨。以此类推，还可以构建国别文学专题，如一定时间跨度的美国文学专题、英国文学专题。同时，完善文学哲学思维考核模块方式。建立多层面的考核体系，包括记忆层面、理解层面、创新层面。其中创新层面主要考核学生运用已掌握的知识观察、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通过这种改革，使学生在重视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对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比较、融合，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吴锡民.西方文学与哲学[J].广西师院学报,1994,02:26-32.
[2]汪馥郁.《辩证思维方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67
[3]龙瀛.试议中文专业外国文学教学的思维培养[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28:117-119.
[4]于春丽.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哲学辩证思维能力培养研究[D].长春师范学院,2012.
论文摘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自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学本质论。他们的哲学本体论是客体性的,其文学本质论因而也是客体性的。西方哲学和文论的这种客体性起点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学创作论和批评论都从属于各自的文学本质论,并最终从属于各自的哲学本体论。
西方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大体而言,西方古代哲学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文论就侧重本质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客体性;西方近代哲学侧重认识论,西方近代文论就侧重创作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主体性;西方现代哲学侧重方法论,西方现代文论就侧重批评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中介性——主客体之间的中介性,如语言性、文本性等。这正是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核心观念在哲学和文论关系上的合逻辑的发展。
本文只论述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这种关系,其余两种关系将另文专论。西方古代哲学着重研究客体对象的本源,这就表现为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着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乃至整个西方古代文论。这种决定关系应主要考察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哲学与文论的关系,因为他俩的哲学和文论统治了随后的整个古代时期,并对西方近代和现生重大影响。比较而言,柏拉图在哲学上的影响尤为深巨,亚里士多德在文论上的影响最为广远。
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曾分别提出“水”、“气”、“火”、“种子”、“原子”等具体事物或者设想的物质微粒,来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这是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于这样的哲学本体论,文艺便被认为是对由这些本体所构成的自然事物的模仿。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之所以是和谐的,是由于模仿了自然;德谟克里特认为人们从鸟的歌唱学会了唱歌。这种模仿论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本质论,它还是直观的、朴素的,也是片面的,因为它仅仅从文艺的外在源泉看问题。
古希腊哲学和文论发展到柏拉图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论和巴门尼德的抽象存在论的影响下,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一般概念的影响下,提出由多种多样的理式组成的理式世界是真实的本体,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是虚幻的,是对真实的理式世界的模仿和分享,是后者的“影子”和“模本”。柏拉图的理式实际上是关于事物和世界的抽象概念,但是被绝对化、神秘化而作为先于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客体。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柏拉图的这种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完全摆脱了感性直观的束缚和局限而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形而上学。从此,思索和探求隐藏在所谓虚幻的感性世界后面的真实本质或者说存在本体——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便成为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主流。
柏拉图的文论是在继承前代文艺模仿论的基础上,从上述他的理式论直接推出的,也可以说是他的理式本体论对前代模仿论的改造。他在《理想国》等对话中承认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艺因而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它“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尽管如此,文艺模仿论却因此而不再是直观的、朴素的了,而是辩证地触及了文艺的本质:文艺在模仿现实事物的同时,应当体现隐蔽在事物表象后的本质(依柏拉图,那本质即真理,亦即理式)。柏拉图还据此把诗分成两类,一类是单纯模仿性的诗,即只是模仿事物的表象以满足人的从而毒害人的理性的诗;另一类则是分享了理式的诗,是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在文艺本质观上,我们与柏拉图的主要不同之处是:依据柏拉图,文艺所体现的本质是先于现实事物而存在并作为后者来源的理式本体;而我们则认为,那本质其实是根源于现实事物的,是对后者深入认识的结果。可知我们对柏拉图文艺本质论的肯定是在颠倒的意义上进行的。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体论可以说是对以往不同性质的本体论的综合或者说调和,因而有不一致之处。在《范畴篇》中,他提出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即本体,一般即事物的“种”和“属”是“第二实体”,两者并不割裂,因为个别事物之外并不存在一般。但在《形而上学》中他却认为,在构成事物的质料和形式这两个因素中,形式先于质料,形式决定某物之为某物,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它才是作为本体的实体。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论最后变成了形式本体论,与柏拉图的理式本体论相似了。
亚里士多德的文论也是对以往文论的综合和改造。在《诗学》中,他认为文艺的本质是模仿现实,这是对古希腊早期模仿论的继承。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已从古希腊早期思想家所说的对自然事物的模仿,转移到着重对现实中人的行为的模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这种模仿中,“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可见他强调的是在模仿中体现事物的本质和理想,这显然又是对柏拉图的文艺模仿论的一种继承。不过,他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式—现实—文艺”这种由上而下的体系,认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本质和理想并不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外。这大约是他哲学中的实体本体论思想所发生的作用。这样,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本质论既保留了柏拉图文艺本质论中文艺应当表现(模仿)本质和理想这一深刻思想,又把它合理地置于现实基础上了。至此,西方文艺模仿论臻于成熟,并“雄霸”文论史二千余年。至近代它才受到表现论的强有力的冲击,但是它并未被完全取而代之,而仍然以“模仿”、“再现”、“反映”等名称存活下来,直至今天。
从上述可见,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就哲学本体论看,其本体从单纯的个别事物的概念(古希腊早期某些思想家的本体概念),发展到一般本质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式本体概念),再发展到包含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事物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概念)。与此相应,古希腊的文学本质论也从模仿单纯的个别事物,发展到模仿根源于一般本质(理式)的个别事物,再发展到模仿本来就包含着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的人和事物。
从上还可见出,西方古代无论是哲学本体论还是文艺本质论,研究的对象都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或者是物质的客体,或者是精神的客体。(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和客体的分化才开始萌芽,近代哲学中这对概念的分别才充分明确起来。)所以,我们说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的特点是客体性。
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从侧重客体开始,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当人类因主客体分化而开始具有自觉意识时,他首先最惊讶和最意欲征服的应当是客体对象,而不是主体自身。西方的这种“客体起点”,也是其自来重视发展科学的文化基础,因为西方文化正是从注重客体对象才发展出科学精神的(从注重主体自身则发展出人文精神)。就哲学自身来说,有此古代客体性本体论的起点,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认识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中介性方法论的充分发展。设若不是这样的起点,上述西方哲学(指纯哲学,不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三方面的充分发展也许是不可能的。
西方古代哲学的客体性本体论还有相当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主要不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包含一般本质于个别实体中的理论上(个别中包含一般是认识论上的某种深刻性),而体现在柏拉图的理式论上。柏拉图设定此超验的“理式”,从而建立起超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也有超验形而上学性)。超验形而上学是科学永远不可能达到和取代的领域,因而是哲学真正能够安身立命之处。它是人类智慧对哲学家的独特馈赠:人类智慧对经验事物的追本溯源,总会超越经验事物本身而达其先验和超验的根源。只是形而上地推论起来,柏拉图的超验的精神本体——理式——是不大合理的,后来受他的理式论启发和影响而产生的其他超验的精神本体,如上帝、绝对精神等,也不高明。惟有近代康德为作为其感性现象界外在来源而设定的超验的物质本体——自在之物,则较为合理(康德的自在之物又指三个最高的统一体,即“灵魂”、“世界”和“上帝”,其中也包括精神本体。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本体论是二元论性质的)。这是从超验的精神本体向超验的物质本体的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哲学超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完成。
西方古代客体性模仿论文艺本质论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认为,正因为有此古代客体性文艺本质论做基础,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文学创作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着重中介性(主要是语言性)的文学批评论的充分发展。设若西方文论不是肇始于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它在以上三方面的充分发展大约也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除本体论以外,还有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柏拉图的认识论可以叫“回忆”论,认为人的灵魂生前已经认识理式,因而已经具有了知识,人出生后通过感知事物而回忆起那些知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而作为更高的、具有理性认识功能的灵魂有如蜡块,能留下外界事物的痕迹,这是带有反映论性质的认识论。可见两人的认识论都基于各自的客体性本体论,因而都具有被动性的特点,柏拉图的认识论尤其突出。这不像西方近代认识论,后者具有主体性能动创造的特点,并构成近代哲学的主要内容。
至于哲学方法论,柏拉图运用的主要是先验的理性辩证法,他认为靠它可以不通过感觉而辩证地认识那理式体系。亚里士多德则主要运用逻辑的归纳推理尤其是演绎推理的方法,这是与他的实体本体论和相应的认识论相统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由于都基于并服从于其客体性本体论和认识论,缺乏独立自主性,不像现代哲学方法论那样,不但往往是该哲学的主体内容,而且往往具有自主性,有的还被赋予本体论或认识论的性质(被赋予本体论性质的如解释学哲学的方法论,被赋予认识论性质的如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除客体性本质论外,也有相应的创作论和批评论。柏拉图的创作论主要是灵感论,指模仿和分享理式的诗人是在“迷狂”状态下创作的,即依靠“神力凭附”而“代神说话”,那神就是最高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创作论更丰富,主要体现在戏剧理论中,包括对情节、性格、典型、有机统一性及虚构等的论述。两人的文学创作论都是根基于相应的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和哲学本体论的,所以都显出被动性,柏拉图的创作论尤其如此(他的灵感论与近代浪漫主义的主体性的灵感论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像近代文学创作论那样,后者基于当时的主体性认识论,因而显出很强的主观创造精神,并构成近代文论的主要内容。
本稿作为本人论哲学在市场经济生活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之三，着重探讨了哲学作用的二重性问题，提出了哲学既有直接性作用，又有间接性作用，是直接性作用与间接性作用的对立统一。就哲学的间接性作用，重点探讨了其具体表现形式，即战略性、预见性、洞察力与敏锐力的内涵。
正文：
我们说哲学有用，经济上有用，政治上有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法治上等等亦有用；对个人有用，对集体有用，对民族、对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有用；哲学既有小用亦有大用，或者说既有大用亦有小用；对合作有用，对竞争有用，涉及了人生存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人生存生活的全过程。这就是哲学在人们生存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广泛性、普遍性以及最为至高无上性和决定性。哲学虽然在人们生存生活中有着这样那样的作用，看起来错综复杂，但归结起来，就其形式而言，其实总共也只有两个方面作用：一个是直接性用处，另一个就是间接性用处。为什么？
一、哲学具有直接性作用
说哲学具有直接性作用，就是源于人是精神物，人天生就具有，同时也需要思维、意识、思想或者说哲学等等诸如此类，这是人特有的自然规定，是自然界长期变化发展而形成的特殊性，同时又是人生存生活的一种具体方式，一种表现形式，等同于人本身。正如哲学大师笛卡儿所言“我思故我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方能真正地体会到做人的快乐和美妙。相反，假如没有这些，与飞禽走兽、草木粪土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也就无所谓人不人的问题了。什么是植物人？所谓植物人，对于其亲属、周围的人而言，还算是观念上尤其是情感上的人，对于其自身而言已经不存在人不人的问题了，因为其本身已无意识、无知觉了。人不是行尸走肉，因此，人活着的最终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去表现和体验人与物的差别，而不是去抹煞和忽视这个差别，这也是人活着的最高意义、价值或境界。尽可能地去表现和体验这个差别，就是尽可能地去获取和满足人生存生活所必需的精神需求。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活着需要有思想，有见解。
二、哲学具有间接性作用
说哲学具有间接性作用，是因为人虽然是精神物，但归根结底总是物，只不过是物的一个特殊，一个具体而已。人既然是物，那么人活着首先需要吃饭，首先需要解决和满足人生存生活所面临的衣食住行等诸多问题，也就是物质需求问题。假如吃不上饭，或者说物质需求问题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和满足，那么，人的生存生活就难以得到保障，甚至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人死如灯灭”。假如没有了存在，人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人的一切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然而，生存生活在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实残酷世界上的人们，要想吃饭，要想解决和满足生存生活所必须的物质需求问题，就不能不去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则，人们的生存生活就不可能得到及时有效地保障。然而要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离开了哲学又是绝对办不到的。原因就在于哲学是关于思维的学说，是教人思考，是教人如何更科学地思考的学问。假如不会思考，或者说思考不科学的话，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能算是一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空话。
三、哲学不是“面包”，但胜似“面包”，高于“面包”
说哲学具有直接性作用，就是说哲学是人生存生活的目的、核心，或者说哲学就是人本身，而说哲学具有间接性作用，就是说哲学又是人生存生活的手段、工具、方法或者说途径、桥梁，即被不少所谓的哲学者所贬谓的“稻梁谋”，也就是说哲学又是人本身之外的别的什么。有人说，哲学不是“面包”，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房子、车子，等等，所以就说哲学没有用处。其实这是一种极端狭隘的偏见。就哲学作用的直接性而言，虽然在具体的形式上，哲学的确不是面包，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房子、车子等等，但从绝对内容上讲，两者又是一回事。因为两者都是构成人生存生活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活着首先需要吃饭，假如不吃饭，或者吃不上饭，尤其是长时间的不吃饭或者吃不上饭，人不仅会挨饿，而且还会断送人的生命。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人活着不仅需要吃饭，同时还需要思维、思想、意识之类，需要解惑释疑，这就是所谓的精神需求问题。人活着吃饭虽然不成问题，但精神问题假如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和满足，轻则烦恼、忧虑、苦闷、恐惧等等，影响着人生存生活的质量，重则轻生厌世，甚至断送人的生命，影响人生存生活的数量。为什么会存在自杀现象呢？问题就在这里。就哲学作用的间接性而言，哲学虽然不能直接当饭吃，虽不像面包、柴米油盐酱醋茶、房子、车子等等那样现实和直接，但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哲学往往还要远远高于这些具体的东西。因为在竞争存在的情况下，哲学还是获取这些东西必不可少的，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工具或者说途径、桥梁。离开了哲学这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工具或者说途径、桥梁，所谓面包、柴米油盐酱醋茶、房子、车子等等，只是遥不可及的，只能存在人的脑海中，想想而已。因为还是那句老话，“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这个道理的形象比如。这也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情况下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管理者要比被管理者收入高许多关键原因所在。
四、哲学是直接性作用与间接性作用的对立统一
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也可以称为精神作用，作为人生存生活的目的、核心，直接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与世界观、解释世界相联系；而哲学的间接性作用又可以称为物质作用，这也是当前比较时髦的新提法——所谓软实力问题，作为人生存生活的手段、工具或者说途径、桥梁，间接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与方法论、改造世界相联系。因此，哲学在人生存生活的作用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统一。总起来说，两者在人的生存生活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都具有同等的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分伯仲，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偏废。人的生存生活，既离不开哲学的直接性作用、精神作用，同时又离不开哲学的间接性作用、物质作用，两者缺一不可，密不可分，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彼此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哲学认识作用的矛盾体。所以，马列哲学认为，哲学是人们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学说，这无疑是对的。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对立统一。没有世界观，也就谈不上什么方法论。反之亦然，没有方法论，也谈不上什么世界观。这是因为一方面，人活着不是“猪”活着。人活着不仅要吃饭，要活着，而且还要活得有尊严，有品位，有情趣，要高质量更长久地活着，而“猪”之类与人比起来就显得无所谓。另一方面，人活着虽不是“猪”活着，但做人也不是当“神仙”，不食人间烟火。人活着毕竟要吃饭，要解决和满足人生存生活所面临的衣食住行的问题、物质需求问题。由这两方面构成了人对哲学的全部需要。
五、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与间接性作用是对立的
哲学在人生存生活中的作用是直接性作用与间接性作用的对立与统一，也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对立与统一。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直接性不是间接性，间接性也不是直接性，目的不是手段，手段也不是目的。两者是对立的，是有差别的，是不一样的。哲学作用的直接性可以表述为为学而学，是为了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磨练人的品质和意志，提升人的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使人生富有浪漫气息和美的感受、体验，增强人生存生活的内涵和魅力，也就是所谓的内在修养问题。哲学的直接性作用带有享受、娱乐和消遣的特点，所以更容易被多数人所发现、所认可。而哲学作用的间接性则可以表述为学以致用，是为了尽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提升人与物、人与人的竞争力和进取精神，强化人生存生活的外延和魄力，赋予人生存生活具体的、现实的形式，使人的生存生活富有理智和务实，也就是所谓的能力问题。哲学的间接性作用是一种具体的特殊的劳动，即人们常说的脑力劳动。既然是一种具体的特殊的劳动，它的挖掘和发挥往往给人以枯燥、艰难和辛酸的感觉，所以更容易被多数人反感、排斥。因此，一般情况下，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为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前提和土壤，而哲学的间接性作用则为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前提和土壤，然而就其普及性而言，一定程度上后者远不如前者更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前者比较形象、生动，后者比较抽象、深刻。
六、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与间接性作用又是统一的
虽然从相对意义说，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与间接性作用两者是对立的，是有差别的，是不一样的，但从绝对意义说，两者又是密切相连的，彼此又是统一的。如果哲学的直接性作用是核的话，那么它的间接性作用就是壳，如果哲学的直接性作用是里，那么它的间接性作用就是表，核、里离不开壳、表，壳、表也离不开核、里，没有核、里也不存在壳、表的问题，没有壳、表也无法反映核、里的问题，两者缺一不可。因为所谓哲学的直接性作用和间接性作用都是相对而言的。一种意义上的直接性作用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间接性作用的具体表现，同样一种意义上的间接性作用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直接性作用。比如说，一个人思维心态良好，解决处理问题时就会更容易找到解决处理问题的最好办法，而找到了解决处理问题的最好办法，问题也就越容易得到解决和处理，那么，这个人的自信心也就越强。否则，人的自信心也就越弱。人们常说“将军头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就在于能力强、本事大的人，其胸怀一般就宽广、开明；相反，心胸宽广、开明的人，其能力、本事一般会大。“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也包含着这个道理。在市场经济生活中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情况下，认识到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与间接性作用的相对性，学会自我排解，正确处理压力与动力之间的关系，不仅有着巨大的现实的精神意义，而且更有着巨大的现实的物质意义。因此，哲学作用是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统一，是通过两者的对立表现出来的，是必须的，更是必然的，也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七、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与间接性作用必须同时承认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哲学作用的认识往往存在着两种极端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承认哲学的直接性作用，极力否认和扭曲哲学的间接性作用。这种看法认为“哲学思考的唯一目的是寻求生活的真谛，而不是为了金钱、地位、权势等这些世俗的物质利益。”如果“为了谋生，为了挣钱，”就是“出卖自己的学问”等等。另一种与此相反，只承认思维（哲学）的间接性作用，将思维简单地当成“耍聪明”、“玩阴谋权术”，而看不起它的直接性作用，把哲学看成是无用之学、抽象之学、庙堂之学、贵族之学、悠闲之学，把哲学当成诡辩之术、谶纬之学、箴言戒语、玄思遐想，以及“古怪之人的古怪之论”、“用常人最不懂的语言表达常人都明白的道理”等等。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看法，是当前人们思想不成熟的具体表现。哲学不是咬文嚼字，不是语言游戏，更不是精神胜利法，不是自我陶醉和自娱自乐，因而单纯地承认哲学的直接性作用而否认它的间接性作用，就割裂了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具体联系，将使哲学探讨研究引向虚无缥缈和空洞无物，导致神秘主义。这就是所谓造成“不仅一个哲学家无法理解另一个哲学家的陈述和论证，而且他对另一个哲学家所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也感到迷惑不解”的根本原因所在。诚如马克思所特别指出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种观点看起来清高无比，主观上有着极力推崇哲学的强烈愿望，事实上客观上却会起相反的作用，反而不利于哲学的普及与提高。这种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危害极大，中国人为什么不讲现实而“死要面子”呢？也是这个原因。试问假如连饭都吃不上的话，即使找到了人生存生活的真谛又有何意义呢？哲学是关于思维的学说，是教人更加聪明的学问，而这种观点只能导致更加愚昧与无知，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当前为什么学哲学的反而不太容易找到工作呢？与这个原因不无关系。就这种观点而言，学哲学的找不到工作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学了这种哲学的人压根也不会工作。什么是书呆子？所谓书呆子就是这种观点造成的，或者说这种观点是造成书呆子现象的思想根源。与此相反，“有奶就是娘”，单纯地承认哲学的间接性作用而否认它的直接性作用，会将思维低级化、庸俗化和狭隘化，限制人们的眼光，导致极端的功利主义，抹煞“贤”与“奸”、“能”与“诈”的区别，使思维缺乏潜力和后劲，反而更容易妨碍哲学（思维）创造性作用的充分发挥。这种观点是造成当前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思想根源。对哲学作用的两种错误看法，当前都有极大的市场，一种主要表现在认识领域里，学哲学的、做学问的大多持前一种观点；另一种主要表现在实践领域里，所谓做“实事”的人大多持后一种观点。这两种极端看法表面看起来不一样，其实殊途同归，一脉相承。都是因为对哲学的认识不客观、不全面、不深刻、不系统造成的，因此，必须同时反对。直接否认哲学的间接性作用，间接上也就意味着否认了哲学的直接性作用，直接否认哲学的直接性作用，间接上也就意味着否认了哲学的间接性作用。
八、哲学作用二重性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当然，我们坚持总起来说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与间接性作用两者在人的生存生活中的地位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也不能就意味着否认两者在相对意义上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因此，对两者的关系，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情况下，人生存生活的低级阶段，也就是人的物质生存生活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哲学的间接性作用要高于其直接性作用。因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人的生存是第一性的。而在人生存生活的高级阶段，也就是人的物质生存生活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哲学的直接性作用往往要高于其间接性作用，其间接性作用也就成了其直接性作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或手段了。为什么一些很有钱的富豪还总想着继续赚钱？原因就在于，赚钱本身已经不是为了谋生、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赚钱而赚钱了。这些人的赚钱只是其生存生活的一种高级方式和手段了。当然这些人未必就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假如他们能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生存生活将会更扎实许多。
总而言之，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与间接性作用之间的绝对统一，是通过两者之间的相对对立体现出来的，而且是必须和必然的。否则，对哲学作用的认识就是不彻底的。
九、哲学间接性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
哲学在人的生存生活中不仅具有直接性作用，而且还具有间接性作用，这也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外在不得不的，又是客观内在必然的，因而更是主观必须的。在以最大限度创造财富为首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哲学的这两种作用，特别是哲学的间接性作用表现得既尤为明显，又至关重要和迫切。然而在当前现实生活中，物质财富并不富裕的人们在哲学的研究和探讨中，往往只注意到了哲学的直接性作用，而恰恰忽视甚至抹煞了哲学的间接性作用，这是极不应该的。在生存第一性的的情况下，正确认识和掌握哲学的间接性作用更富有现实意义。因此，接下来我们就不能不来重点探讨一下有关哲学间接性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战略性、预见性和洞察力、敏锐力及其关系的问题。
我们知道，人生存生活面临的问题、困难和挑战是巨大的、复杂的和无穷的，而人的自然生命的力量又是渺小的、简单的、有限的，然而正是因为人有了意识以及以意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哲学所具有的“透过现象抓本质”的特殊本领，才能不断地将这矛盾着的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即所谓的管理，所谓的“资源最优化配置”，所谓的“好钢用在刀刃上”，从而化有限为无穷，化腐朽为神奇，不仅使人的生存生活得以维持和延续，而且还使人由愚昧、野蛮、贫穷和落后走上而且不断地走上智慧、文明、富裕和进步，使人由弱小变的而且不断地变的强大，并不断地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然而，人们的意识以及以意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哲学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方式不断将这矛盾着的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呢？答案就是战略性、预见性和洞察力、敏锐力。
不仅如此，“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鬼谷子》）。我们知道，人活着就需要做事情并做成做好事情，做事情并做成做好事情就是人活着，因为人活着起码需要吃饭，起码需要吃上饭。当然，人活着不仅仅只是吃饭、吃上饭，人活着需要有物质需求，而且还需要有精神需求，因为人不仅需要动物般本能地简简单单地活着，而且还需要高质量持久地活着。那么，人的活着，就不只是需要做事情并做成做好一两件普普通通的小事情那么简单了，而是需要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并做成许许多多的事情，不只是做这样的事情并做成做好这样的事情，而且还要做那样的事情并做成做好那样的事情，不只是需要做小事情并做成做好小事情，而且还需要做大事情并做成做好大事情，不只是解决简单问题并解决成解决好简单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复杂问题并解决成解决好复杂问题，不只是需要处理低级问题并处理成处理好低级问题，而且还需要处理高级问题并处理成处理好高级问题。然而，人们要想做事情并做成做好事情，尤其想做大事情并做成做好大事情，解决处理复杂高级问题并解决处理成解决处理好复杂高级问题，都是离不开战略性、预见性和洞察力、敏锐力的。一句话，人们对做事情解决处理问题的期望值越高，所做的事情所解决处理的问题规模越大、越复杂越高级，对战略性、预见性和洞察力、敏锐力的依赖性越强。因为战略性、预见性和洞察力、敏锐力在人的生存生活中可以帮助实现如下目的：一是解决处理同一件事情，可以花费更少的气力或成本；二是花费同样的气力或成本，可以将事情解决处理得更精致更完美，或者可以解决处理更多或更大、更复杂的事情；三是多花费气力或成本，可以解决处理相对无限多或无限大、无限复杂的事情，产生几何效应，尤其可以解决处理人们以前感到无法解决处理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资源最优化配置，这就是所谓的管理的本质，这也是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键所在。为什么说哲学是教人聪明的学问呢？关键原因就在这里。
平时说起哲学来，大多数人一般会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情，似乎与一般人的生存生活关系不大，然而提及战略、预见、洞察、敏锐等词汇来，又会觉得耳熟能详。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哲学的客观性在起作用。人们日常生存生活中客观事实上经常大量使用哲学，可是主观意愿上却不懂得或者不知道同哲学相联系。这也就是说，人们虽然经常大量使用哲学，然而大多是自发的或不自觉的，属于低级或者初级阶段，缺乏较强的应有的自觉性、针对性和系统性，从而导致对哲学的使用还很不彻底、很不精细。由此可知，人们虽然对战略、预见、洞察、敏锐等耳熟能详，但是未必能够完全掌握这些词汇的真正内涵。因为这些问题看似简单、熟悉，然而要想真正完全彻底地了解和掌握它，没有一定的哲学功底作为铺垫，是不容易做到的。那么，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进一步探讨什么是战略性，什么是预见性，什么是洞察力，什么是敏锐力，以及这四者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十、何谓战略性
分析探讨战略性的内涵，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不能不读。“商场如战场”。因为虽然这些论述主要是针对战争而言的，是特殊年代特殊背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然而如果从哲学的高度来学习它，对于我们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探讨战略性的丰富内涵仍将会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什么是战略性呢？笔者认为，战略一词原本是军事术语，多应用在军事方面，后引申到政治、经济等诸领域。因此，在不同的情况下，战略又被称为“策略”、“方略”、“韬略”、“谋略”等等。所谓战略性，就其字面而言，“战”就是打仗或竞争的意思，在这里，泛指做事情、解决问题。其实，做事情、解决问题本质上就是一种具体的竞争形式。而“略”与“详”、“细”意思相反，就是“粗”、“疏”的意思，人们通常引申为大概、大体、大致、一般、基本等等。“战”与“略”两字联系起来的意思，就是指人们做事情、解决问题的大体办法或基本原则。战略与战术相对立，正如所说“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认识和掌握战略性的内涵，关键在一个“略”字。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以及“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说的都是这个意思。现在有一本书叫《细节决定成败》非常流行。其实，泛泛而言“细节决定成败”是不正确的。说“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的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还说：“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人活着做事情解决处理问题，尤其是规模比较大比较高级比较复杂的事情或问题，要想做成功或者解决处理得更加完美或者更加有效率，就其一般而言，关键不在于“细节”或者“小节”上，而是在于“大节”或者“大体”上，在于“大是”“大非”上。所以，人们常说：“顾大局，识大体”，反对“谨小慎微”、“面面俱到”、“吹毛求疵”以及“眉毛胡子一把抓”，反对将有限的精力或有限的资源用在细枝末节方面。战略性的一个关键要求，就是在认识领域把复杂的东西弄“简单”了，而不是把简单的东西弄“复杂”了。这个弄“简单”了，就是“透过现象抓本质”，或者我们平时所说的“抓重点”、“抓关键”、“找窍门”而已。俗话说得好：“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就打‘不长眼的’”。这个所谓“不长眼的”，就是说干活抓不住重点。重点就是所谓的“略”、所谓的“关键”、所谓的“窍门”而已。
十一、何谓预见性
预见性，也叫前瞻性，顾名思义，就是提前知道尚未发生的事情，或者说预先知道事情发展的未来趋势。预见性与战略性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也是哲学间接性作用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人们做事情解决处理问题的一个主要手段或途径。预见性是战略性的一个延续或变种，也可以说战略性是预见性的一个延续或变种。只不过战略性是就做事情或解决处理问题的空间而言，而预见性则是就做事情或解决处理问题的时间而言罢了。因而可以说，战略性是概括、归纳的结果，而预见性则是推理、演绎的结果。两者既密切相连又相互区别。因此，人们说起战略性来往往离不开预见性，说起预见性来又往往离不开战略性。古今中外，人们对伟人的评价一般都喜欢用“高瞻远瞩”、“远见卓识”等等来形容，原因就在于此。
“预则立，不预则废”，“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等等。所以说预见性是人们做事情解决处理问题的一个主要手段。预见性要求人们做事情解决处理问题要“未雨绸缪”、“打提前量”。军事上为什么使用“打埋伏”、“搞突袭”以及“闪击战”等战术往往比较容易取胜，而特别忌讳“遭遇战”呢？就是这个道理的具体运用。英名的军事思想可谓举世闻名。之所以英明，其核心就是“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大家知道，当前在我们国家“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人心浮躁”的现象非常明显。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存在，归根结底跟我们的预见性不强有关，是我们的哲学素养不高、思想意识不成熟的具体外在表现。很多人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只重视具体利益，不考虑抽象利益，等等。正如前面所说的“冰糕”与“大票”的道理一个意思。试想，大汗淋漓的大热天，一支冰糕确实很具诱惑力，但当一张大票摆在面前而只能二选一的话，不管多么干渴，只要干渴的不至于绝对受不了，相信对于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一支冰糕的诱惑是远远抵不上一张大票的。这就是人性的本质。正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至于孰轻孰重？要有具体人的具体认识来决定，而且也存在着个见仁见智的区别。
说起预见性的重要性来，就不能不提《资治通鉴》上司马光记载的一个历史故事。说是当初秦朝灭亡的时候，各路豪强之士都争先恐后地夺取金玉等财宝，唯独宣曲任氏挖窑贮存粮食。待到楚、汉在荥阳相持不下时，百姓无法耕种土地收获粮食，于是豪强们便把金玉等财宝全都给了任氏来交换粮食。任氏从此起家，数代富有。
其实，想象力也是一种预见性。它多用于艺术创作、科学研究或者说科技发明创造。假如没有想象力，所谓艺术创作、科学研究或科技发明创造几乎是不可能的。
十二、何谓洞察力
我们做事情解决处理问题要想做到战略性、预见性，自然就离不开洞察力。
什么是洞察力呢？洞就是山洞的洞，词典上的主要意思，就是指物体中间穿通或凹入较深的部分，与“穴”基本同义。对洞察的解释，就是观察得很清楚、很仔细的意思。因此，笔者理解，洞察的“洞”是山洞的“洞”的引伸义，因为内因是根据，要想把事情或问题搞明白、弄清楚，必须要深入问题的内部，寻找内部原因。
之所以说战略性、预见性离不开洞察力，因为洞察力是战略性、预见性的前提，如果没有洞察力，所谓战略性、预见性就是一句空话。其根据还是源于认识决定实践，因为要想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也就是所谓的“好钢用在刀刃上”，也就是所谓的管理，那么就必须在实践上或者说行动上做到“略”。然而要想在实践上或者说在行动上做到“略”，那么在认识上就要求必须做到“详”或“细”，要有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的本领，这也就是说要有相当的洞察力。《老子.道德经》的“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常说“要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为什么？因为等问题发展起来了，变成参天大树了，“木已成舟”了，“生米做成熟饭”了，即使是“神仙”也都没办法了。然而要想“解决在萌芽状态”，那么就离不开洞察力了，因为“萌芽状态”虽然容易解决，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因为它很细微。
《孙子》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因而战略的“略”，并不是人们习惯上所狭隘地认为的“略”或“粗”、“疏”，或者说，并不是盲目的“略”或“粗”、“疏”，更不是任何人想怎么“略”就能怎么“略”的。所谓“略”只是就其形式或表面而言的，广义上实质上它是“详”或“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或者说，是有针对性的“略”或“粗”、“疏”，是有客观性要求的“略”或“粗”、“疏”，并不是可以单纯人为的。所以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虽然“疏”，但“不失”。所谓“不失”是本质，而“疏”是现象。
大家知道，写文章有一个基本要求，叫做详略要得当。该详的，要详，该略的，要略。该详的，反而略了，该略的，反而详了，都不会写出好文章。哪儿是该详的？哪儿是该略的？这要有文章的主题和阅读文章的人们的审美情趣来决定，并不是片面人为的。其实，人们做任何事情解决处理任何问题都一样，详略要得当。认识上分析观察上详了，实践上行动上自然就会略了，相反，认识上分析观察上略了，那么实践上行动上就会不得不去“详”。记得有这么一个案例，日本的新日铁公司要投资建造一个新钢铁项目，从立项到选址的前期准备工作人家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最后施工建设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完工投入生产了。而我们呢？则相反，决策过程最短，施工建设过程最长，甚至不了了之，所有“烂尾工程”几乎都是这样形成的。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所谓“拍脑袋”现象。
在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中，艺术精神是为道德精神服务的，道德精神又是为政治服务的。唐氏认为儒家的基本目的是要保持和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而维护这种秩序的根本途径，儒家认为是保持文明社会中政治权力系统和文化教化系统的二元化，以道德教化引导政治治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儒者的命运要么屈服于政治，成为统治当局的帮凶;要么为政治所不容惨遭迫害。中国古代文化主要以个人生活问题和社会生活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文化对象，导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道德问题的重视要比西方知识分子浓得多，他们很少关心自然界的现象，关心和进入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他们为学的目的和生活的依靠。又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最终导致他们想改善政治又受制于政治，他们所倡导的儒学也一样是这种命运。可是，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作为一门特殊的人文科学，既重政治又超政治，所谓“治国平天下”是为了保持和维护阶级社会中集体、个人、统治阶级利益平衡，这种文化功能不是哪个朝代和哪个历史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是有其历史的恒久性，因为没有哪个朝代不需要和平和安定。所以，儒学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学问，又是一种古典的政治学、社会学。儒学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的文化价值即在于此。唐氏尽管高扬和推崇儒学，但是他并不认为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他认为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是儒道两家的“相激相荡，相错相综”。他说:“大率儒树之则以承天，道明自然之用以辅之。儒重常，道观变。言治道者多本于儒，言治术者多本于道。儒畅性天之机，以成己成物;道养心气之虚，以静明无求。治世之能臣多崇儒，乱世之隐逸多崇道。道主宏纳主因势，故开国之君多崇道;儒树纲常以立本，故中兴之君臣恒近儒。立本故畅经常，因势故重史学。然归本而言之，则儒重刚性以建立，道重柔性以建立。”［6］关于西方文化，唐氏认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宗教和科学，就是贯穿于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中世纪文化的那种追求超越、追求普遍必然的精神，就是那种“求扩张生命力量于时空中之现实世界，并实现普遍者于时空中现实事物，以改造世俗，而不惜精神之物化之精神。”［7］104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共同孕育了西方近代文化。希腊文化是科学之母，这是人所公认的。研究希腊文化，从两种精神入手:一为阿波罗精神即科学艺术之精神;一为狄阿尼萨斯精神(Dionysius)及阿菲克(Orhic)教精神。唐氏指出希腊精神之可贵之处就是“能透过时空中之流转，而获得安身立命之地”的精神。［7］105这就是说希腊文化将生命建立在对时空物质世界关切的基础上，在其中发现运动的恒久性及其客观性来建立自身的信念。希腊文化以包括人类生活在内的整个宇宙自然为对象，重视对自然规律及其动因的探索。罗马精神在唐氏看来，它是人类“普遍纪律之强制的实现与普遍人性之自觉”。［7］107罗马法体现了罗马精神强制性的规律，而斯多噶哲学体现了人性的自觉。斯多噶哲学肯定自然理性的客观普遍性，肯定人类社会必须有如同自然秩序的社会秩序，这样就产生了强制性的纪律与法律，人类的理性就在于按照社会的普遍规律规范自身的生活。这样，希腊文化求普遍求超越的文化理性，就转化为罗马文化“主宰生活，条理化生活之实效”［7］109的生活理性。客观地说，罗马法就是斯多噶哲学精神的实现。基督教精神，唐氏认为这种精神是“绝对的普遍精神之肯定———内心之仁之自觉”。［7］110唐氏认为，斯多噶精神只认识到自然理性，并以此理性肯定人与人的平等。这是识义不识仁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别也在于此，犹太教知义不知仁，而基督精神就是仁爱精神，不仅爱朋友也爱敌人，耶稣为人类赎罪而上十字架，是至仁之表现，耶稣之爱不特是理，且是情，不重外表而重内心，不仅通于他人之心，而且通于上帝。因知上帝之爱无限，而自觉有罪，由知自我有罪而重忏悔、信仰、圣洁和祈望。“所以耶稣之精神乃是一种求绝对超越现实自我，忘掉自我，而破除一切人与人间之界隔，而向往一纯粹的绝对的‘天心’、人心、我心之通贯的精神。”［7］111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精神不同，基督教的仁爱和儒家的仁爱分别代表着东西方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以忘我实现自我，冲破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界限，而实现天心、人心、我心的贯通，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但是，唐氏认为，基督教的仁爱在实现贯通的同时，天心与人心是遥遥相隔的，天心高高在上与在下之有罪的我心相对峙，有罪的我仰天膜拜、信仰、祈祷，这种信仰与崇拜一方面联系着天心与我心，一方面又推远两者的距离。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都可追溯到古希腊，但真正典型的科学和宗教形态则分别出现在近代和中世纪。唐氏认为科学精神追求的是发现和实现普遍者于现实时空的特殊事物中，这本身就体现了对绝对普遍者的信仰，这就是说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宗教从本质上讲是排斥理性实证的，宗教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信”代“证”，而科学则相反。如果只有对上帝及其宇宙秩序的信仰，而没有要求实证的理性精神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欲望，没有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需要，近代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从另一面说明了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且两者密切联系、彼此消长。概而言之，唐氏认为，“西洋文化之中心在宗教与科学”，“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7］61“道德艺术精神与科学宗教精神之不同，即主观我与客观物之和谐融摄关系与上所谓主观与客观之紧张对待关系之不同”。依据这一观点，唐氏认为，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自觉地求表现”的文化。唐君毅在道德理性的层面上对中西文化整体的“人文”价值趋向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价值趋向于超人文和非人文，而中国文化的价值正在于指向人文。“所谓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8］因此，人文精神“成为唐氏哲学思想的一条闪光的主线，实现着唐氏的哲学精神”。［9］唐氏论中西文化，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中心观念”。他说:“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恃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错。”［10］1这一中心观念便是他所强调的“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唐氏对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根本缺陷的分疏比较，正是他对二者相融互汇、协调发展所作的积极探索。他一再强调“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发展”，道德理性既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出发点，又是其落脚点，在这种至高精神的统摄下，中西文化应首先承认彼此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以平等的眼光、平等的心态互视对方，增进相互了解和尊敬，互相欣赏和学习，互相批评与提携，真正使中西文化相容、相感、相通，从而形成独立与融合并存、多元与统一共居的、动态的、有机的发展格局，这样才能永葆整个人类文化的生命力。
宗教观
唐君毅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宗教的产生和宗教意识进行了疏释。当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和陷于欲望中的自我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人产生一种以求上达的意识，即有罪苦的意识时，最后才有可能逼出有神的信仰和宗教意识。而且，只有当欲望中的自我和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的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是宗教意识，否则就是道德意识。其区别是，在道德意识中，人虽然感到有两个自我的冲突，但如果还可由协调的办法得以解决这种冲突，或者说两个自我的冲突在自己的身上还没有达到统一体的破裂时，人虽有痛苦和罪恶感，他还会认为痛苦和罪恶是我所当受，是磨炼自己人格的好机会，如此，他还是生活于道德的境界中，而不是宗教的境界中。只有当他的欲望自我和自欲望中求解脱自我矛盾十分尖锐，以至无法达到协调和消解，两个自我陷入了分裂，而人的统一的自我不能形成时，或者勉强形成，过后又发现这种统一两个自我的努力并无实效，从而痛到绝望时，这时人才由道德意识转向宗教意识。在这个时候，两个自我陷入了完全的碍裂，人不能同时感到两个自我都是我。他如以欲望中的自我为自我，就会感到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是另一精神实体而为神。如他以求自欲望中的自我为我，那么认为欲望中的自我不是我是魔。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我乃是欲望之我，所以人们通常都以欲望之我为基点，而求超越其欲望以实现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这样，就表现为人对神的信仰。人们越把欲望之我视为卑微不足道，人们对神的信仰也就越强烈，对神的崇拜也就越虔诚。而当欲望之我被全部否定超化时，人就全感到他是生活于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化身。在唐氏看来，这就是宗教的真正根源和本性。宗教意识是人类从自然生命求解放或解脱的意识，是一种独立意识，是比求真求美意识更高的意识。它与求真求美意识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求真求美中，人的精神倾注于客观的真美而耗费自己的自然生命。故求真求美要受自然生命律则的支配，而宗教意识则不同，它不受自然律则的支配。唐氏把人区分为陷于欲望中的自我和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陷于欲望中的自我是指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或者说是有着自然生命的当下的自我，是具体的自我，形而下的自我。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是指从欲望中超的自我，或者说是从自然生命中解脱出来的自我，这是精神的自我形而上的自我。这也就是前文所述及的“现实自我”和“道德自我”。由此看来，唐氏认为宗教意识是从心理上产生的两个自我冲突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唐氏把人的宗教意识区分为十种:一是信仰自然神，向它祈求满足自己欲望的宗教意识。二是信仰有限的人神民族神或超自然的无限神，而同时向它表示欲望的宗教意识。三是求神满足自己来生愿望的宗教意识。四是求神主持世间正义的宗教意识。五是求灵魂不朽以完成其人格以及以苦行求灵魂解脱的宗教意识。六是信神以克欲的宗教意识，是一种崇拜皈依神以克欲成德的宗教意识。七是不信神亦不执我的宗教意识。不信神也不执我的宗教意识，如佛教能对我执破除净尽，将自己同一于超越自我，既无人我之执，也无神我之执，而视一切皆空。八是担负人类苦罪，保存一切价值于永恒世界的宗教意识。九是对先知先觉的崇拜，以担负人类众生苦罪的宗教意识。十是包含对圣贤、豪杰、个人祖先、民族祖先的崇拜皈依的宗教意识。唐氏认为，第十种宗教意识是最高级的宗教意识，原因是在高级的宗教意识中所信的神如基督和佛菩萨，都是以担负人类的苦罪为己任的。而人类的圣贤豪杰，在实际上就从事担负人类苦罪的事业。显然，唐氏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划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道德味道重的要比道德味道轻的宗教意识高，不夹杂欲望的宗教意识要比夹杂欲望的宗教意识高。他的这种宗教形态论，表现出他要建立宗教道德一体的思想，他开始探索将儒学和宗教加以结合。唐氏认为，人类受苦难多而无法自拔，受冤屈多而无处申诉，从而容易趋于相信神与灵魂之不朽，这可以解释西方宗教中的一部分事实，但人类的本性除求一般之幸福快乐，求客观社会上的正义实现之外，还追求德性之完满。向上精神强的人，必定想去除人格中任何一点点的过恶，以达到至善，而且也愿意看到一切人都去除任何微小的过恶，同达到至善。但是，人所向往的至善人格却是人今生所不能达到的，也不是只凭个人之力所能达到。于是人们寄希望“人之精神生命能存在于死后”，以使死后仍有继续向上，以达到所期望的至善的活动;同时，又寄希望于师友或其他人的帮助，甚至当他人的力量仍不足以助其去恶，或发现他人都陷于罪恶中时，就不免产生肯定有一至善的、有无限力量的神力的存在，以帮助自己以及他人拔除罪恶。唐氏认为，这种追求德性至善的愿望，是人类求神与追求灵魂不灭的宗教意识背后更深刻的动力。人一旦具此动机以信神或灵魂不灭之后，又会转而对于人的苦痛、幸福及罪恶与正义问题作一通观:认为人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受苦，乃由于人的罪恶。人有罪而受苦，即表现为宇宙的正义原则，而苦痛反过来又使人获得超越罪过、超越欲望的“善”，或者又成为磨炼人格，帮助人去除过恶的动因。可见，唐氏是用人类追求德性之完满的愿望来说明的产生，来解释世界上其他宗教的起源和一些宗教理论的。作为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唐氏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宗教精神，可是也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儒家思想作为宗教有它自己的特点。他认为宗教有它不同于道德和艺术世界的特征，就是它有一个超越者的存在，同时也认为儒家思想对于超越者的信念也是存在的，不过不表现为人格神的上帝，而是另一形而上的绝对实在———天。对于中国儒家来说，天和地并非只是自然界的存在，而是具有精神生命性的存在。在他看来，对于超越者的信仰而言，中国儒教和世界上其他宗教是相同的。但在如何肯定或证明超越者的存在方面，儒家思想和世界上其他宗教又是不同的。在论证天的存在方式上，唐氏得出了天(超越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在于人心。他说:“就其内在于我，而为我之仁心仁性仁德，使我之生命、我之精神、我之人格之得日生而日成之言，则天心、天性、天德之全，又皆属于我而未尝外溢，以成就我之特殊性与主观性。”［11］88他认为基督教、回教与儒教的最大不同，就是基督教、回教皆重视上帝之超越性，而忽视其内在性，而儒教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在他看来，宇宙间唯人能以人德继天德。人之以人德继天德，即其尽心知性以知天之事。人知其性即知其天所赋之性，天所赋之性为明德，此明德亦即天性;人知其性即明明德，而能继天。在儒家思想中，人不仅有所依赖于天，天亦有所依赖于人，无天道，人道固无所自始，而无人道，天道亦无以成终。这种天与人的交互作用关系就是儒家思想中天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中国儒教思想尤重积极的肯定与保存一切有价值事物，“重在积极的培养一崇敬而赞叹爱护宇宙人生之善美福德之情，并以求有所增益于宇宙善美、人生福德，使之日益趋于富有日新为己任”。［11］90唐氏这种“融宗教于人文”的理论设想，是基于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而为寻找中国未来文化出路所作的有益探索。唐君毅说:“孔子融宗教于道德，神即人。宋明即道德以为宗教，而人即神。吾人今即由道德以转出宗教，而人建立神，人造神。”［10］390由于这种宗教精神是由人的道德文化精神自身所建立的，是从人的人伦关系中，从人之家庭父子之相处，朋友之交谈、群众之聚会以及一切社会文化活动，历史文化精神之延续的客观自然物文化物中见神之存在，并与之相沟通，因此，它又是与中国人文精神相一致的，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宗教，唐氏宗教观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宗教观。他一生所孜孜追求的，是所谓真正的宗教精神。他幻想建立一种以儒教为基础的，又吸收世界诸大教之长的未来新宗教，以消除古今中外的宗教的纷争和冲突，使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得到安身立命之所，以满足人对精神价值的需要。
人生哲学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一种哲学，并且是一种实践哲学。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首先在区分理论哲学、技术哲学与实践哲学基础上，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实践”（Praxis）一词原指一切有生命体的活动，后来亚里士多德用此概念专指人的实践行为，但又不是专指人的具体的行事，而是在不同于理论知识、技术知识的实践知识上，将实践看作是关于人类实际活动与生活的反思行为，以此而建立起的实践哲学就是要通过对人类实践行为的反思指明人类存在和生活的善的、合适的、有价值的理论基础与趋向目标。这样一来，实践哲学就成为了专门探讨人类实际存在行为的一门理论反思性学问。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一脉相袭，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实践意味着所有实践性事物，涵盖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组织自身的全部方式”。“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energe－ia），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bios）所引导的生活”。
伽达默尔晚年在与杜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什么是实践的含义和实践哲学。他认为：“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当然啦，我们所熟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实践’与对理论的‘实践性运用’相去弗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我们的实践。但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在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主题。”由此反映出，伽达默尔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认为实践是人们的存在形式，是一个理解和确定存在本质与意义的理论反思性活动。反观现代人类文明，则可谓“生活形式”或者说“生活世界”问题丛生，危机四伏，而一切问题和危机之根源就在于传统实践智慧和实践哲学笼罩于近代以来的以求真为特征的理论哲学之下隐而不显甚至完全丧落，从根本上失去了关于人类行为、存在的实践理性反思，失去了实践哲学的引航。科学也成为了一种进入一个既不对人也不对神公开的未知领域的行动，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就意味着理性的自我确信。质言之，科学不再被视为认知世界、把握真理的一种方式，而是从中升起了一种傲慢和自信，认为科学技术能够把握一切、控制一切。建立在这种科学观基础上的新世界观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形式和理想，“科学的技术运用渐渐地控制了文明进程和社会生活”。
在伽达默尔看来，要真正恢复对理性的信念和理性的力量，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重新激活和复兴西方实践哲学传统，重建实践哲学，确立起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对于人类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那么，从解释学的这种实践意义上又怎样来看待中国哲学的性质和中国实践哲学的地位与作用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国度，在人类发展史上曾谱写过辉煌的篇章。但自近代以后，由于科技的落后和科学理论认识的不发达，在遭致西方列强的侵占、西方强势文明的打击下，中国处于一种“弱势”的求生存、求振兴、求发展的漫漫征途之中，其社会发展主题就是如何才能“救亡图存”、“富国强民”、“重塑辉煌”。显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决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发展的问题（当然就此而言，历来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视为“雕虫小技”的科技和技艺是需要重新得到重视和大力发展的），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造问题，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一个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哲学文化与思想观念的问题。文化的改造、国民性的改造，这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前提，也一定会作为一种理论先导而表现出它的重要作用。因此，倘若论及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实现一切反封建的文化改造都是必不可少的，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但在这种相对“弱势”的文明发展之中，由于必须强调科技和科学理性的发展，由于必须主张反封建的经济工业化、全球化，所以科学精神就极易得到迅猛膨胀，在文化上，则会导致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漠视和淡忘，也将造成某些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之风。实际上，当现代科技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文明弊端日益暴露之时，恰恰又让我们需要重新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重新去发现它有可能贡献于人类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是有贡献于西方文化的，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在文化传播上就有一个“东学西渐”的运动，比如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就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尤其是伏尔泰发生过重大影响。应该说，中国哲学文化之所以能在西方产生影响，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特质，这就是历来贯穿于中国“经学”、“子学”、“史学”等学说中的“实践哲学”。强调和研究实践哲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特色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实践哲学”始终未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中国实践哲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然而，由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蕴含于“经学”、“子学”、“史学”和“文学”等具体人文学科之中的，也由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出完全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几大块来整理的，所以，因为西方哲学发展史长期的对实践哲学传统的遗失也造成了人们对中国实践哲学传统研究的不足，致使“太注重形而上学意味较浓的理学，尤其是心性之学的传统，而对更本源的实践哲学的传统较少涉及”。可以说，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阶段，谢无量、、冯友兰等都是按照西方对哲学的理解及哲学的几大块而对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相关内容加以梳理和归类而编写出中国哲学史的，其问题在于强调共性而失去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研究和强调。正如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所指出的，“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涵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正是基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后来冯友兰对“哲学”也做了这样的理解：“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自然现象学。新时期的诸多中国学者更是突出“德性”问题研究，将“德性”视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和根本精神。显然，中国哲学文化的这种特质与伽达默尔的以思考和探究人类存在意义与行为价值为诉求的实践智慧或者说实践哲学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相通性。尽管有学者为了从学术形态上将明清学术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学术区分开来，将其解说为“明清实学”，但这只是从理论的“实体达用”、“经国济世”即运用性上而言的，并没有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来阐明其性质、任务、方式与目标。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或者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正是中国实践哲学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中国智慧”，因为这种智慧恰恰是欧洲近代科学文化所缺乏的。伽达默尔曾这样来评说西方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与伟大的高度发展的亚洲文化作比较，则它的厄运也许就在于这种科学概念之中”。应该说，莱布尼兹、沃尔夫等西方大哲学家，虽然很难说他们对中国哲学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但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做的判断则是深刻的，也是准确的。在他们看来，从根本上说，中国思想是一种反思人类实践行为与生活智慧的实践哲学，就此而言，要比西方更有成就与特色。伽达默尔就指出，“于是当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以自己的著作投身于‘Sapientia sinica’（中国智慧）时，‘中国智慧’在18世纪便首次在欧洲思想中得到了特殊推崇”。伽达默尔本人在他超出百岁高龄时声称，他是一直很注意政治的实践智慧的，甚至他还从中国语言的形象性上感到远东科学今天的发展已有可能促使西方人认识到需要很好地学习中国语言。他做过一个令人振奋的预测，“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学习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学习英文一样”。“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和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是要从远东找寻养料。”这样一来，我们认为，今天加强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哲学文化的精髓与精神实质，也会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中国哲学文化重新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力量。
二、走向实践哲学：实现中西真正交流与融合之路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厘清、肯定和强调了实践哲学，那么，将会为我们重新确立起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的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或者说“会通地”，这个“交合域”就是实践哲学。或许正像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所言，“复兴中国实践哲学的传统也许是恢复中国哲学原创性和实践性的第一步”，抑或是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复兴的真正的必由之路。中国历史上，正像“科学”一词一样，原本没有“哲学”一词，“科学”与“哲学”术语是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日本学者对西方“Science”和“Philosophy”的“科学”与“哲学”翻译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1902年《新民丛报》有文章开始以日本人西周在《百一新论》中所翻译的“哲学”译名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这表明，在中国学术史上，虽然也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它往往是在“经学”、“子学”等学科中来进行研究的，始终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甚至“史学”、“文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照此理解，从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因为西方的“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它与西方的“科学”概念密切相关。由此如果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也是近些年来学界热议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那么，中西哲学交流又何从谈起？这也正是从根本上存在于中西哲学交流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并且由于这一问题造成了中西哲学交流始终进展不大，要么是做简单的比附性研究，罗列出它们在具体见解上的异同，要么是单纯地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概念和问题来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哲学研究，或者是以中国哲学的传统思想来刻意地图解西方哲学。这里的问题在哪儿呢？就在对中国哲学性质的理解上，就在两者的交合域上，换句话说，已有的中西哲学交流未能确立起使之交流成为可能的真正的交合域。因为完全照西方的哲学框架来分析，那就很难说中国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退一步说，即便有，那么在此意义上也是很难有超出非常体系化逻辑化的西方哲学之处的。这样一来，中西哲学交流就难以展开，中国哲学也就不能以自身的独特魅力对人类哲学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实质上，如同王国维所言，哲学就是一门“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的学问。中国是有哲学的，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又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的，并且这种特色恰恰表现了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所忽视的另外的理解，因而中国传统思想仍然可属于西方的哲学科目与领域。应该说，张岱年先生对东西方哲学以及什么是哲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指出：“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以叫作哲学。”
实际上，哲学就是人类的精神反思，就是关于世界存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既然是理解，当然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就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和表述，因而，存在的不是只有一种哲学，而是具有不同特色与样式的哲学形态。正是在此理解上，如果我们回到实践哲学上来，可以看出，在西方，实践哲学就是与理论哲学平行的一种哲学形态，它没有精确的概念定义，它不以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本质规律为目标，而是以实践理性反思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和人的真正存在与生活的意义，要从哲学层面上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世界作出思考，进而为人类的存在和生活提供某种意义、价值、目标与理想，为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社会生活奠定理论基础。返观中国哲学同样如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式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形态，但实践哲学的东西是根本性的，是大量存在的，并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鲜明的特色。莱布尼兹就曾经指出过，中国的实践哲学要领先于或者说优于欧洲，但遗憾的是中国实践哲学传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将它作为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交合域来看待。中国哲学要实现现展，要走向世界，进而有贡献于人类哲学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它是离不开西方哲学的影响，如果继续完全地坚持传统思想的语言、形式、内容和方法，就会造成其发展的障碍和制约，而必须使其从内容与表述方式上实现向现代的转换；另一方面，既然是中国哲学，它就无法脱离与传统哲学的内在亲缘性，否则就不叫中国哲学。这表明，中国哲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如何批判继承与吸收重建的过程，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在“交流与对话”中的对新意义的理解和追求过程。也正如陈寅恪所指示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干涉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真正使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起来，真正使它们之间走向融合贯通，创造出有现代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就必须改变“研究传统思想的未能超出传统半步；研究西方哲学的只是研究西方哲学”这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从根本上，就是要将中西哲学交流重新奠定于（置于）“实践哲学”这一交合域上来。中西哲学是两种在性质、概念、形态与方法等方面十分不同的思想体系，正因如此，有着东西文化之分，也有着中西哲学之别，有时甚至连最基本的对应概念都没有。但在实践哲学中，中西哲学却能从最基本的概念到思想主题、精神实质上找到它们之间最大程度的共同性和融通性。在中国哲学中，依张汝伦教授看来，“行”这个概念就是十分普遍也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而这就十分类似于西方哲学所称的“实践”概念。在中西哲学中，“行”和“实践”概念都被用来指称人类的有理性反思的有目的的活动，而此种概念正是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实践哲学，中国哲学从精神实质上就并不以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为己任，而是将天象与人事统一起来，把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作为印照人事行为、人化的迹象与征兆。换言之，在中国哲学中，“格物致知”是以服务于人事即人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为目的的，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就是要从根本上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善，怎样去行善，怎样去处理实践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学习和认识事物只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做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贤者”成为中国实践哲学的核心主题；“谦谦君子”、“内圣外王”则是中国实践哲学所描绘的一幅“人格蓝图”。显然，中国哲学的这种实践精神和行善性质是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以及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相通的，尽管它们在概念、问题域乃至形态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存在于两者中的精神实质与理论内涵的共通性却是基本的、普遍的方面，因为“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所研讨的问题就是那些决定所有人类认识和活动的问题，是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人对善的选择最为至关重要的最伟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中西实践哲学的研究，加强对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实践哲学复兴思潮的研究，唯此才能以实践哲学为交合域，促进中西哲学的真正交流，才能使中国哲学既照顾到自身传统的特殊性，又关注思想理论的普遍性，在融会贯通中西哲学智慧精华的基础上为中国哲学的现展开辟出新的路向，为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走入当代世界人类文化的建设之中确立起新的以实践哲学、实践智慧为最大特色的可能路径。
三、结语：文化交流中的中国思想开放与进步
当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使管理显得空前重要,这引发人们研究管理的热忱,并将其上升到管理哲学的理论高度。黑格尔曾指出:“哲学是认识具体事物发展的科学。” 1哲学根植于各门具体科学理论之中,凭着自身的开放性、批判性的特点不断吸进新养料而得到充实;它又超越各门具体科学,指导具体科学向前发展。管理哲学的产生的发展正是哲学在具体运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管理哲学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管理学所研究的问题，自然成为管理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是二者所研究的层次有所不同：管理学一般是从“ 科学”层次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管理哲学则是从“哲学”层面对管理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从哲学层次探讨管理问题，一般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管理的“世界观”层面的问题;其二是方法论问题。中国管理哲学应当是管理者在管理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管理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基本看法,是管理者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管理哲学是管理活动的总的理论基础,是管理文化的核心。
一、以人为本的中国管理哲学“世界观”
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中国人对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从本质上来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 克己复礼”的“ 德性”文化。西方传统文化信奉“个人中心主义”，强更多地调人应当追求自身价值和幸福，在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平等社会契约，之后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中国人和西方人对管理本质的不同理解。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2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克己正身,恪守礼法,身体力行,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使人民心服,才能上行下效,上善则民善,人民有了道德自觉性,就会接受统治管理。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管理者正气凛然、公平正直。以此作榜样,谁还敢走歪门邪道呢?“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础。“正人”是“正己”的效果和收获。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管理学既讲“ 道”，又讲“ 技艺”，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哲学。
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3意思是说能战胜别人者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能首先战胜自己的缺点、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成功的管理者得关键在于自己能否战胜自己，能否管好自己，只有先管好自己，才有资格去管理好他人。要战胜自己的错误、缺点和不足，就要求管理主体具备高尚品格和修养，才能够做到“自胜”。
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一门大写的“人学”。 “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管理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实践活动。任何管理都离不开人，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客体是人、财、物、信息和技术等，但中心是人，因为财、物、信息、技术等都要靠人去认识、掌握和运用，才能在管理中发挥作用。因而管理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以人为本，人的本性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人有七情六欲, 有伦理信念，有价值观, 有人生观, 有经济利益, 也有精神利益, 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当我们在管理中实施以人为本时, 就应该以人性为本,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本性要求, 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目标。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管理的中心或核心，要关心、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要按照人的生理规律、心理规律和行为规律设计和进行管理。 古典管理科学不是以人为本，而主要是以物为本，以经济效益为本，以机器设备和技术为中心，按机器和技术的需要来设计管理，并且只关心效率和经济效益， 而不关心人和重视人的其他需要，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结果却不能真正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关心人、尊重人和人的价值，按照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规律进行管理，才能真正调动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最终能够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有利于人的进步和全面发展。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方法论哲学的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管理哲学,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研究当代中国管理哲学,就必须虚心地学习西方的科学管理,但决不是走全盘西化，照抄、照搬的道路。如果按照西方管理学的框架,塞进中国的哲学名句和管理案例,是不能把它错误的说成中国管理哲学的。 在研究方法上,要从中国现代的国情、民情出发,研究适合于中国现代国情、民情的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这是研究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文化管理资源，又要从西方管理学中吸取适于中国社会实际的文化营养,不能盲目排外。只有在中国社会实践基础上,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管理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经过一代或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地研究形成的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
哲学大众化主要说的是将理论以各种形式普及到群众当中，让理论与人们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理论普及的手段有理论宣传、理论普及等。有很多学者对大众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比如说黄明理认为大众化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外在的理论转化为内在的信仰，而是要深度地挖掘并展示将要大众化对象的本身魅力;尚庆飞认为哲学大众化是哲学的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或由深奥到通俗的过程，它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命运。总的来说，哲学大众化包含几个层面的含义，即理论层面、理论与群众的关系层面、理论与实践关系层面［2］。
2．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和实现路径、方法
2．1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
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且实现经济全球化也是我国的重要社会目标之一，这些都凸显了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由于哲学难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所以哲学大众化的实现存在一定的挑战。在国内很多青年不热爱哲学、普通群众不懂哲学，这使得中国哲学越来越受冷落，而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理解哲学，很多人慢慢地出现了信仰危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了很多人没有把哲学看作为真正的哲学;其中也包含了中国的历史因素。有研究人员对当代理论教育教材进行分析，发现现阶段的教材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问题都极大地削弱了的指导意义，所以必须加快哲学大众化的进程［3］。
2．2哲学大众化的实现方法和路径
方法和路径是推行大众化的关键，而哲学在不同国家推行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有所区别的。有学者认为，在采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不能太传统，可以更好地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不能只是采用单一的方法来推行哲学大众化，而要采用综合的、有效的手段;还有学者认为要想推行哲学大众化就需要加深对大众化的了解，这样可以更好地拓展哲学的包容性;还有学者指出要想更好地实现哲学大众化就要做好具体的事，比如说用具体的、大众的、通俗的语言来诠释抽象理论;同时还要以大众化的哲学来指导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将哲学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且要尽可能地采用多种多样的哲学普及和宣传方式。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推行哲学大众化需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总之，推行哲学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加工理论，让群众更好地掌握;调动群众积极性，让群众更多的参与;恰当地选择宣传方法，让理论与群众更好地融合;建立有效的运转机制。只有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才能最终实现哲学大众化。
3．哲学大众化应注意的问题
实现哲学大众化具有很大的难度，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为了能够更加顺利地实现哲学大众化就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很多学者对此都做出了阐述，孙亮认为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要注意增强哲学的说服力;而且在哲学大众化推行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群众的自觉内化;同时还要注重哲学通俗读物的建设、深化哲学;郭建宁认为在推行哲学大众化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庸俗化，这就需要掌握哲学大众化发展的逻辑;而且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要注重其与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同时还需要注意加强哲学的学术质量管理。总之，在推行哲学大众化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只有把握这些问题才能尽快地实现哲学大众化［3］。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