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7:5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档案学发展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学科是以其研究对象和范围分类的，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吴宝康在建设档案学科初期指出：“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与任务。任何科学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与任务，那么，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的。”[1]中国档案学也不例外。胡鸿杰教授认为：“我们所研究的学科是中国档案学，这个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不论研究者有怎样的研究视角，都不可能离开‘中国’与‘档案学’这两个最基本的立足点。”[2]然而，进入后保管模式以来，中国档案学研究出现“冷热不均”。电子政务、电子文件管理、档案信息化等进入“井喷期”，而档案保护技术、科技档案管理、档案事业管理等档案学传统理论则成为“研究冰点”，导致中国档案学的“档案”元素不断褪色。
所谓“去档案化”，是指档案学科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引进西学理论和移植、嫁接其他学科科研成果而使中国档案学科渐渐失去档案“元素”的一种趋势。“去档案化”源于我们对中国档案学缺乏“界定”，是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外来”理论博弈的产物。其出现又一次暴露我国档案学“家底”薄，原创理论少，难以扭转目前学界出现“档案泛化”危机。同时，也说明部分档案学者做科研时存在浮躁心理，过于追求“功利”，对整个档案学科的发展缺乏责任感。
1. “去档案化”的表现
1.1 档案学本科课程设置分析。档案学本科教育是中国档案学教育的主体，直接反映档案学科的发展状况。作为档案学专业教育，理应以档案学的课程为主。然而，据笔者对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五所高校档案学本科专业课程中含有“档案”二字的课程进行统计分析（如表一）发现，档案学专业课程中含“档案”的，分别占25%、25%、30%、61.5%、11.1%。其中，南京大学只有科技档案概论、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管理学三门，却有四门属于信息类、计算机类学科，即信息分析、Internet实用技术、信息传播技术、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虽然，只凭对部分高校课程的调查和对含“档案”二字课程的统计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不争的事实是，大学本科课程出现“去档案化”倾向。
表一 本科课程设置统计表
1.2 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分析。研究生（含硕士和博士）教育是中国档案学教育中真正意义“精英教育”。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直接反映档案学学生继续接受深造的基本素质要求，然而，通过笔者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cn）2011年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可报考的24所院校（如表二）和5所博士研究生院校的初试科目进行统计（如表三）发现，有13所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为一门档案学类、一门非档案学类，即约占57%，而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三所学校则完全不考档案学课程，“去档案化”明显；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总体来说，比较重视对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考查，但从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发展趋势来看，也出现“去档案化”。
1.3 档案学博士毕业论文主题分析。档案学博士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主力军，其毕业论文主题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档案学研究发展的方向。随着档案学理论宽度、深度的变化，考虑到档案学基础理论方向相对难以出成果、所受资助也少，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选择易出成果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作为研究方向，更甚者，直接在毕业论文上抛弃“档案”。根据《2005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分布统计量》，电子文件与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方向的分别占29.03%和24.19%，而档案保护技术（4.83%）、历史文献与档案编撰（12.9%）、档案学研究（3.22%）加起来也只占20.95%，博士论文题目不见“档案”二字趋势明显。［3］
1.4 学术研究关键词分析。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档案学研究热点在不断发生转移。研究热点变化是适应时代需要，然而，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档案信息化、电子文件等方面，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缓慢。据笔者对2006年～2010年《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论文的主题分析（如表四和图所示），“十一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15%）、电子文件（11%）、档案法规与标准（9%）、档案管理（10%）、档案史志与文献编纂（11%）上，而对档案学科、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理论、档案事业管理进行研究得较少，加起来也只占16%。从纵向比较来看，五年来，对电子文件、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档案法规与标准的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并逐渐占据主流；对档案保护与技术、档案史志与文献编纂的研究比较平稳；对档案学理论、档案教育的研究热度明显下降，并逐渐被边缘化。
2“去档案化”出现的原因分析
Keywords：Archives science；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Hotspots of research； CSSCI
1 引言
对学科进行知识图谱绘制，便于直观掌握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既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亦可对后人研究学科起到参考作用，同时也可对学科建设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贺颖、祝庆轩以CNKI（1999～2008）中档案学四大基础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整理理论、价值鉴定理论的相关文献，加以统计、分析、绘图， 梳理档案学理论发展的脉络， 并指明档案学理论未来发展趋势[1]。马海群、姜鑫以CSSCI（2002～2010）中档案学研究被引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关键词共现分析方法绘制了中国档案学研究主题的知识图谱[2]。卢小宾、高欢以WOS收录的6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档案学期刊的数据为基础，从地域分布、研究机构、研究内容与热点等方面进行图谱构建并分析[3]。本文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CSSCI收录档案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关键词、引文、机构、作者、作者合作等角度分析我国档案学学术发展情况。
2 数据来源与知识图谱绘制工具
本文采用CSSCI数据库中2000～2014年的数据，文献类型为论文，二级学科分类为档案学，共查检出相关文献共3964篇。目前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主流软件有Ucinet、Pajek、Histcite、VOSviewer、CiteSpace等，本文使用可视化、可分析软件CitespaceIII作为知识图谱绘制与研究工具。数据处理时，均以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分别选择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研究机构、作者共被引和作者合作，并进行合适的参数调整，分别得到以下相应的知识图谱。
3 档案学知识图谱绘制及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内容的高度概括，是文献的精髓所在。通过分析关键词，可探索出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本节将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1），以揭示档案学知识演进，同时发现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
图1 2000年～2014年档案学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1中，节点大小与其关键词出现频次（Frequency）成正比。含有深色外环的关键词节点是所在年度的研究热点，深色外环的宽度与突变率成正比，若具有较大突变值（Burst），表示其关键词可能代表学科研究前沿。上图呈现的是出现频次大于20的关键词。由于篇幅有限，表1中只列出了出现频次的前30个关键词，本次研究数据始于2000年，故2000年出现的关键词突变均设为?C。从表1可知，档案管理、档案学、电子文件、档案工作、档案馆、档案信息、档案利用、档案保护和数字档案馆是这15年来国内档案学学者们使用最频繁的关键词。
表1 2000～2014年档案学来源期刊热点关键词
由表1和图1中信息，将我国档案学研究主题归纳为四大领域。需要说明的是，四大领域并不代表档案学学科全部组成，这样划分便于本文归纳、统计及分析。下面将分别阐述各个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趋势：
（1）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档案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主要分布在图1的中心位置）。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2000年的档案学、档案法、文件生命周期、档案价值、档案鉴定、文件、电子文件、档案教育，2002年的来源原则、现行文件，2004年的元数据、档案文化，档案学专业，2006年的档案法、学科建设，2008年的高等教育、信息公开，2010年档案学教育、信息伦理，2012年的文献计量，2014年的长期保存、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等。该领域主要针对档案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与范式、学科建设与发展、文献分析方法等基础理论研究。从热点关键词可以看出，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促使基础理论研究迈上新的理论高度。同时，从表1看出档案学从2000年开始成为国内档案学学科的研究热点，结合图1中档案学节点各颜色圆环厚度，可知其一直是我国档案学者最为关注的核心领域。
（2）档案工作与管理研究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档案学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随着基础理论多学科交叉研究持续升温，档案工作与管理也日渐成熟并紧扣时展，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2000年的档案管理、档案工作、档案利用、档案保护、档案服务、档案鉴定、电子文档、电子文件管理、企业档案、科技档案，2002年的档案编研、人事档案，2004年的知识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档案保护技术，2006年的公共档案馆、管理模式、信息资源管理，2008年的档案管理体制、高校，2010年的档案安全、资源整合，2012年的公共文化服务，2014年的顶层设计等。由此可见，档案工作与管理逐渐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和专业化的趋势，档案服务日益趋于多样化和综合化。
（3）档案信息化研究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档案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信息化拓宽了档案的研究领域、转变了工作与管理模式等，档案信息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2000年的档案信息、电子档案、信息技术，2001年的数字档案馆，2002年的档案信息化、信息安全，2004年的档案数字化、档案网站、电子政务，2006年的信息服务、数字档案，2008年的信息化建设、信息公开，2010年的云计算，2012年的数字档案资源、数字遗产，2014年的数字保存等。从发文数量看，近几年稳步增长，可见信息化研究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但高频关键词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这意味着学者对档案信息化研究日益呈现出细微化、多样化和实用化。从表1可以看出数字档案馆、档案信息化和档案网站的突变值较大，从近年研究情况来看，它们仍是档案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4）历史档案及其保护与开发研究在这15年里也引来学者们不断的关注。我国悠久的历史为各个历史时期积淀了丰富的档案资源。热点关键词从2000年的历史档案、档案文献、档案价值、档案鉴定、档案史料及2002年的民国档案的研究，到学者持续关注历史档案的抢救和保护，如2006年的文化遗产，2008的口述档案，2010年的史料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的社会记忆，2014年的档案文献编纂。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对历史档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抢救和保护历史档案的途径和措施。
此外，2010年至2014年未出现高频关键词，但存在突变值较大的关键词，如2010年的云计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安全，2012年的数字档案资源、社会记忆。从这5年档案学研究热点来看，这些突变值较大的关键词可能成为档案学的研究前沿。
3.2 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知识基础是由引用研究前沿术语的科学文献所形成的演化网络的引文和共引轨迹，它能相对稳定地反映某一学科领域前沿的本质，有助于预测动态趋势[4]。本节将绘制文献共被引图谱（图2），以揭示这15年来国内档案学知识基础，及对档案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整理数据时，对参考文献格式、作者姓名等均做了规范化处理，添加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统一同一作者（主要是国外作者）姓名，如特里?库克，在参考文献中出现过库克?特里、T?库克和库克?T.。
图2 2000～2014年档案学文献共被引图谱
结合图2并进一步查证得出，2001年冯惠玲的《档案学概论》（频次116）、1988年吴宝康的《档案学概论》（频次70）、1994年周雪恒的《中国档案事业史》（频次59）、2006年冯惠玲的《档案学概论》（频次57）、2000年郭莉珠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教程》（频次39）这5篇文献是我国档案学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冯惠玲1998年的《电子文件时代新思维》（频次37）、2006年的《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频次18），2005年的《档案学科的“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频次17）、2005年的《论档案馆的“亲民”战略》（频次16）及胡鸿杰2005年的《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频次14），是引用频次最高的5篇学术论文，对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国外学者谢伦伯格，T?R.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频次53）、特里?库克的《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频次36）和《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频次12）、弗朗西斯?布劳因的《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频次12），这4篇文献对我国档案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见，国内学者在研究本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重视研究和引用国外档案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还发现，在频次大于10的共被引文献中专著所占比例约61%，说明我国档案学的知识基础主要来源于档案学基础理论教程和经典著作。而国外文献中未出现高被引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更多的是档案学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5]。
3.3 研究机构图谱及分析。本节绘制了研究机构图谱（图3），以发现我国档案学具有学术影响力的机构及研究机构分布特征。上世纪末出现了高校合并潮，在数据处理时，将统一为当前高校名称，同时将分支机构名称统一为机构名称。
图3 2000～2014年档案学研究机构图谱
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遥遥领先于其他机构，它是我国档案学科和档案高等教育的开创者，因此，它的学术影响力无可置疑位居首位。其他具有突出贡献的有武汉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安徽大学、湘潭大学、黑龙江大学、云南大学、国家档案局、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国家档案局掌管全国档案事业，在档案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国家档案局外发文量大于50的机构皆为高校，经查证，这些高校均设有档案学相关专业，汇集了大批全国知名档案学学者，为我国档案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4 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作者共被引是指两个作者的文献同时被第三个作者的文献引用，作者共被引频次越高，说明作者学术相关性越紧密。本节将绘制作者共被引图谱（图4），以发现对我国档案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同时有助于分析学者研究的学科热点及领域。
图4 2000～2014年档案学作者共被引图谱
从图4可以看出冯惠玲、吴宝康、何嘉荪、胡鸿杰和陈兆?是国内档案学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五位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我国档案学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另外国外学者谢伦伯格，T?R.和特里?库克对我国档案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研究发现，高频前几十位作者基本上都是国内外档案学知名专家或学者，他们在学科领域的研究具有学术前瞻性和前沿性，引领我国档案学发展方向。
结合图4并查证这些高被引作者的著作和论文，通过归纳和分析，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如下四大领域的学术骨干，如表2所示。
表2 档案学四大领域学术骨干
可见，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且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最多，最具影响力的前五位学者主要贡献也集中在基础理论研究。学科各领域之间存在一些交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同时对多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进一步查证高被引作者机构及文献，发现高被引作者以高校档案相关专业教师为主，而非档案馆工作人员。因而，对档案工作实践和面临的具体问题探讨较少，更多倾向于理论研究。
3.5 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作者合著是作者科学研究合作的重要表现形式[6]。本节将绘制作者合作图谱（图5），以发现档案学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及学者间科研合作关系及特征。
图5 2000～2014年档案学作者合作图谱
图5中，节点大小与学者发文量成正比，从节点大小来看，张美芳、王萍、马仁杰、蒋卫荣、丁华东等是档案学高产作者。从整个图谱来看，节点较为分散，节点间连线较少且连线较细，表明很多学者没有与其他学者产生较强的科研合作关系。进一步考察发现，图谱中心位置存在两个较大群簇，但群簇内合作也不够紧密（节点间连线均较细）。其中一个群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主要成员包括冯惠玲、黄霄羽、安小米、刘越男、周毅（曾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张宁等，主要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管理、中外档案研究、档案信息化研究。另一个群簇来自武汉大学，主要成员包括朱玉媛、周耀林、王新才、吕元智（曾就读于武汉大学）等，主要研究历史档案及其保护、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管理、政务信息。另外也存在一些较小群簇。这些团体主要来自（或曾经来自）同一研究机构，以师生或同事关系合作较多，机构间科研合作较少，致使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受到限制。但面对日渐增多的复杂问题，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学者共同合作解决，以发挥科研团体综合优势，提高学科发展水平。因此，建议学术机构应该通过基金项目、学术会议等平台[7]，拓宽学者间合作深度与广度，加强学者间学术交流。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2000-2014年CSSCI数据库中档案学文献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15年来，学者主要围绕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工作与管理、档案信息化、历史档案及其保护与开发四大领域开展档案学研究，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档案管理、档案学、电子文件、档案工作、档案馆、档案信息、档案利用、档案保护和数字档案馆等。研究主题逐渐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趋势，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并紧扣时展。云计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安全、数字档案资源、社会记忆可能成为档案学的研究前沿。（2）国内外学者的高被引学术著作和论文我国档案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档案学基础理论教程和经典著作是我国档案学的知识基础。（3）档案学研究机构主要分布于设置有档案相关专业的高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影响力位居首位。（4）档案学学术骨干主要贡献集中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工作与管理次之，其以高校档案相关专业教师为主力军，作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实践性不强。（5）科研合作以同机构的小团体为主，机构间科研合作较松散。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核心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核心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管理》为数据源，在CNKI中检索获得2004年～2013年3111条数据，剔除新闻、通讯、卷首语、文苑、休闲等，得到2343篇论文，参照《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通过自编程序在SPSS19.0中输入参考文献相关数据，得到参考文献引用次数5679次。
2 统计结果与分析
2.1 篇均引用及普赖斯指数（整体）。《管理》2343篇论文中被引总数660篇，引文总量5679次，平均被引率28.17%，篇均引用2次，低于王文统计的同期《通讯》和《研究》的篇均引用7.49与6.74次[1]。根据表1中的年度变化，除2010年外，整体上《管理》呈现稳健上升趋势。普赖斯指数（引用文献中5年内引文量与总引文量之比）是评价期刊新颖度的数量指标[2]，10年《管理》总引文量5679次，5年内引文量2619次，普赖斯指数平均值为46.12%，其中2005年达到64.05%，说明2005年引用文献的内容新颖度最高，《管理》作者在档案学领域新信息的吸收与使用，引文新颖度的提高方面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表1 2004年～2013年载文被引及引文量情况
2.2 文献类型分布（整体）。《管理》的引文按照中文、译文、外文划分，统计出中文5332次，译文171次，外文176次，占比分别为94.3%、2.6%、3.1%，说明《管理》的主要参考来源也是中文参考文献。比较而言，《管理》译文外文5.7%的引用低于《通讯》《研究》12%与14%的引用量[3]。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将无法归类和未说明的文献统一归为“Z”，并将中文参考文献单独统计。表2可见，中文与整体，其J、M、OL的比例和均超过了92%，其他类型差别不大，这与《通讯》《研究》的比例相当。在中文中，期刊文章和专著占比85.18%，明显主导着参考文献的比例。此外，网络文献OL占比8%左右，明显高于除J和M外的其他类型，说明网络在文献引用中的作用逐渐显现。
表2 文献类型分布
2.3 期刊文章（中文）。期刊被引3468次，涉及463本期刊，为便于与王文比较，排名前15见表3，排名前10高被引论文见表4。从统计数据可知，一是《管理》对排名前15的期刊引用2452次，占比70.7%，集中性强，其中对《通讯》《研究》《中国档案》的引用占比30.7%，虽略低于《通讯》《研究》的35.91%和36.53%[4]，但仍占引用总量的三分之一。二是在463本期刊引用中，仅引用1次的有283本，占比61.12%，低于《通讯》《研究》的64.48%和63.97%[5]；引用9次以上的有35本，仅占7.6%，略高于《通讯》《研究》的5.72%和5.65%[6]，分散性大。三是《管理》自引率13.75%，介于《通讯》的20.96%和《研究》的11.29%之间[7]，同时，排名前10高被引期刊论文有7篇来自《管理》，自引率高。四是《管理》对《通讯》《研究》的引用高达13.52%和8.13%，但《通讯》《研究》对《管理》的引用仅为3.16%和3.03%[8]，互引率不对等。五是《管理》排名前15的高被引期刊均为档案学专业期刊，且与《通讯》《研究》有12本期刊相同，学科独立性强。
表3 高被引期刊分布（前15）[9]
表4 高被引期刊论文（前10）
2.4 图书（中文）。中文图书被引1074次，涵盖492本图书，其中仅被引1次的图书有343本，占69.72%，高于王文图书被引1次的66.11%[10]。其中，冯惠玲、周雪恒、吴宝康、何嘉荪、陈兆?、邓绍兴等6人7本专著位列《管理》《通讯》《研究》高被引专业书籍的前10，说明此6人的书籍在档案学领域影响力很大；非专业书籍排名前10的无一相同。详见表5。
表5 高被引图书（前10）
2.5 学位论文、报纸、报告等其他类型文献（中文）。学位论文、报纸、会议集、标准等在参考文献中有372次，占6.98%，详见表2。（1）学位论文。涵盖30所高校，仅被引1次的有18所（60%），高于王文25所（43.1%）高校被引1次的数据；被引5次以上的集中在苏州大学（18），黑龙江大学（7），安徽大学（6），中北大学（5），其中苏州大学与安徽大学在王文统计中亦位列前六[11]。（2）报纸。涉及24份报纸，其中，中国档案报（19）、中国青年报（9）、光明日报（8）、人民日报（8）排名前四，仅被引1次的报纸有15份，占62.5%，与王文61.22%相差无几[12]。（3）会议论文集。54次被引涉及35个会议，其中17个涉及历届档案工作年会，9个属于档案工作文集、文选，9个无法核实到具体会议；被引频次最高的是“曾三档案工作文集”，其次为2010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4）标准。排名前2的是GB/T18894-2002《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与GB/T20988-2007《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其他类型数据甚少，不再赘述。
2.6 网络文献（整体）。《管理》网络文献引文有507篇，占8.93%，篇均数不到0.4，低于《通讯》《研究》的23.34%、24.48%[13]，虽所占比例很小，但整体数量上在逐年增加。按照丁敬达的档案学期刊网络引文类型分类[14]，《管理》10年间网络引文以静态类网页（244）为主，占48.13%，其他网站类（164）占32.35%，动态类网络（99）最少，占19.52%；整体可访率为41.8%，而动态类网络可访率最低仅为21.21%，说明动态类网络稳定性和持久性较差，作者在引用时要更加审慎[15]。从网络引文域名来看，《管理》引文集中分布在.com（168）、.gov（139）、.org（34）、.edu（32）、.net（31）中，占79.68%，与丁敬达统计的2002年～2011年《通讯》《研究》的数据一致[16]。
2.7 译文、外文文献（整体）。在171次引用中，图书引用 121次，涵盖50本，只被引1次的有36本，最高被引的为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高达52次；期刊35篇，仅被引1次的有13篇，高被引前3的均为（加）特里?库克
表6 网络文献引用年度变化表
的文章，即：“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集体记忆中的作用”“档案学与后现代主义：旧意新解”“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与王文统计一致。
表7 译文类型分布
外文被引共176次，表8可见。整体上外文引用呈上升态势，平均篇引用为0.07次，低于《通讯》《研究》的最低值0.1[17]。引用主要集中在网络文献（88）和期刊（43）上，说明作者对外文的获取主要依靠网络渠道。其中，43次期刊被引中涉及27本期刊，高被引外文期刊与王文统计相同的有《Archival Science》《The American Archivist》《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18]。
表8 外文引用年度变化表
3 结论与探讨
3.1 加强参考文献著录规范性。参考文献作为一种引证凭据和对他人成果尊重的表达，其著录规范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学术研究水平。5679次引用中存在“四缺”，即：缺作者（561次）、缺标题（178次）、缺来源（124次）、缺时间（250次）；“五错”，即：作者名字错，如“刘东斌”标成“刘斌东”，类型错，如“N”标成“J”，文献标志码与期刊位置放错，出版时间标错，刊名写错；“两不规范”，即：多名作者间的标注符号用“、”“，”不一，文献标志码“M”“C”“G”混用。
3.2 增强档案学科开放性。参考文献主要分布在“理论探讨”（2798）、“业务研究”（1153）、“争鸣”（362）等19个栏目中，从学科内交流来看，高被引论文前10中有5篇来自“争鸣”，作者就同一主题探讨较多，档案学科内、作者间的交流较多，开放性较高；从学科间来看，档案学科与关联学科、交叉学科、工具学科的交流甚少；“海外采风”（104）采的多，批判、移植、“本土化建设”寥寥无几。
针对高校档案馆员的继续教育，需要高校档案学会、高校档案馆室及馆员“三位一体”，齐心协力，通力配合，才能有效地提高培训质量，促进高校档案工作的开展。
1．1高校档案学会搭建平台高校档案馆员的继续教育需要学会搭建平台。档案馆员平时工作忙，走出档案馆室参加培训也不容易，因此需要学会常务理事会事前就培训方案、培训内容作一个短期及中期策划，建立网络交流平台(如QQ群、电子邮件、飞信等)告之各高校，我们在何时何地开展什么专题培训，希望高校馆室负责人做好人员安排，以提高培训质量。为活跃学术研究氛围、提高专业人员的学术水平，高校档案学会可举办学术论文研讨会或征文。通过学术讨论会或征文，不仅可以了解档案前沿理念，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可以加强高校之间的联系和了解。在2009年以前，重庆高校档案学会每年都要开会进行交流，以会代训，通过培训交流，大家对重庆高校档案工作都相对比较了解;从09年起，我们重庆高校档案学会与四川高校档案学会联谊，举办川渝高校档案学会年会，这样我们学习交流的范围扩大了，视野开阔了，了解更多高校的档案工作，便于今后我们工作的开展。今年在我们召开川渝高校档案年会前，理事会还给大家布置了作业，围绕总结贯彻教育部27号令经验，展望“十二五”高校档案工作发展进行学术论文交流，从QQ群里交流来看，大家都积极写论文。优秀论文还可以通过论文集的形式出版，这给我们档案馆员提供的机会，促进大家工作的热情。高校档案学会一般是高校档案馆室轮流坐庄办会，这种办会对本馆室档案工作及办会水平既是一个检阅和鞭策，同时也给高校同行提供一个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机会，通过参观学习其他高校，才能看到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为了把本馆室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参会老师都会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考察和交流，通过参观学习，既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又有利于把别人好的经验吸取过来，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1．2高校档案馆室组织馆员学习高校档案馆室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加强对馆员学习的指导。高校是信息聚集地，具有丰富的学习资源。我们应充分挖掘资源，利用资源优势进行学习。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馆藏，阅读有关档案专业及边缘学科方面的书籍，提高团队的专业素质和思想素质;利用高校科研条件，相互交流经验，进行科研;档案员内部之间彼此学习，这是最大的学习资源。我们提倡档案员之间相互学习，这样可以提高档案馆室的功效，尤其是对于出现的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相互交流中轻松地解决问题，有利于提高团队素质和工作效率。档案馆室把建立学习型团队与馆员的学习紧密联系起来，在每周的政治和业务学习时，可以让我们每个馆员都发表意见，各抒己见，这样大家进一步熟悉和了解彼此工作，正如大家相互搭台，好戏连台，有利于增强团队合力，促进工作开展。
1．3高校档案馆员积极自学在高校档案学会及馆室给我们提供学习机会的同时，我们馆员也应该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加强学习，因为这种学习时间灵活，通过自学，查漏补缺，尤其是自己的弱项，一定要多学习，不耻下问，成为该项工作的行家。针对高校档案馆员继续教育三位一体，高校档案学会及档案馆室的培训学习都需要针对馆员情况，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提高学习质量。
2高校档案馆员继续教育因材施教
2．1高校档案馆员的基本特点。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校档案馆员其来源的特殊性，年龄跨度较大，有即将退休的长者，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所受的教育由于时代的影响，有高中、大专、本科及研究生;有科班的档案专业的老师，也有非档案专业的老师。有强烈的学习愿望。档案馆员深知肩上的重担和知识的贫乏，加上档案工作性质的滞后性，天天围着档案、围着故纸堆，思想较封闭保守，因此大多老师希望能够参加培训，与同行进行交流，切磋经验，谈谈在工作中的感受和体会，有利于档案馆员身心调节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2．2注重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档案学本身是实践性、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我们在教学模式上应采取多层次、多途径、多手段的教学方式:可以邀请高校资深专家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应有针对性，应该是本领域最新的理念和能付诸实践的业务技能。如我在今年参加川渝高校档案第三届年会时，成都理工大学档案馆邓老师谈到他们在学生档案管理过程中推行条形码技术应用的一些实践经验，和在其它类档案管理中条形码技术应用的一些探索，我觉得很新颖，很受启发。在培训时，注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握重点和难点，边教学边参观，边教学边现场操作，指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提倡“授人以渔”的启发式教学，引导馆员积极主动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体。
2．3重视务实的教学内容档案馆员应具备扎实的档案基础知识，掌握档案的实体分类法及相关技能，通过培训把理论与实际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业务技能，拓宽视野，还应加强现代化信息技术培训。大多数档案馆室都在着手进行档案目录数字库建设。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大部分的档案员具有一定的计算机基础，培训时应重点放在数据的规范、采编、软件及网络知识的应用。通过培训，使他们能够掌握计算机技术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掌握档案管理软件的各种功能，成为档案信息管理的专家，确保档案管理系统平稳、正常的运行。
3健全继续教育的管理制度，提高培训质量
健全继续教育管理制度是档案继续教育良性发展的保证，因此我们要不断完善档案继续教育管理规章制度的建设。
3．1档案继续教育的制度化加强制度建设，是深化继续教育顺利进行的保障。首先要建立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因为学习是学无止境的，是终生教育，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建立继续教育学时登记卡，将档案继续教育与档案人员的年度考核、职称评定、提拔任用等结合起来，这样就对专业人员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激励，从而逐步形成倡导终身学习的激励机制;其次是建立继续教育管理机制，将继续教育纳入单位的目标考核中，建立领导、人事、教育一体化的继续教育工作体系和有计划、有组织、有制度、有经费的继续教育管理体系。这样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档案馆员继续教育的有效开展。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努力实现档案继续教育的制度化，并力争保持该制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高校档案馆室负责人在落实制度时，不仅是馆长或主任在参加培训学习，我们的业务骨干、年轻人或与该培训内容工作一致或接近的老师都需要轮流参加，这样有助于提高团队整体素质，同时也促进了档案馆员工作的激情。
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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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学期刊；期刊网站建设；现状
据统计，目前，国内档案学核心期刊和省级档案期刊共有近20个，再加上省级以下的档案期刊，全部期刊总和已达70余种。然而，在这些档案期刊中，拥有独立网站的仅5个（仅统计核心期刊及省级档案期刊）。另外，还有十余个网站依托本省档案信息网站，且大部分网站仅提供期刊目录，无其他网站建设内容。在信息化建设发展如此迅猛的时代，档案期刊的眼光不能仅停留在纸质杂志的编辑与发行上，更要将档案期刊推入互联网时代的分享潮流之中，从而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进步献计献力。
1 档案学核心期刊网站建设现状
目前，国内档案期刊共有近70余种，为便于统计，抓住典型，本文首先分析档案学核心期刊网站建设的现状。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主编的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五版）》，档案学核心期刊共有10个，分别为：《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档案与建设》、《浙江档案》、《山西档案》、《北京档案》、《档案管理》、《档案》、《兰台世界》。
1.1 档案学核心期刊网站建设分类情况统计。根据笔者调查，目前，我国档案期刊网站建设可分为三类：独立型网站；依附型网络信息服务；尚未起步型。10个档案学核心期刊中，拥有独立网站的期刊有《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档案管理》及《山西档案》5个；网站依托本省档案局（馆）网站的期刊有《档案与建设》、《浙江档案》和《北京档案》3个；《档案》和《兰台世界》没有网站，详情见表1。
1.2 独立型和依附型档案期刊网站建设内容统计。为进一步了解和分析档案学期刊网站建设水平的差异，结合相关网站评价指标体系[1]，笔者查询了前两类期刊网站，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1.2.1 关于期刊。是否有期刊简介、期刊各期目录、文章和资料下载、期刊订阅和发行、站内检索、期刊新闻和动态、推荐阅读或本期摘要。
1.2.2 关于稿件。是否有稿件要求、投稿方式（邮箱投稿或系统投稿）、查稿方式（电话咨询或查询系统流程）。
1.2.3 编读互动形式。论坛、信箱、留言板。
由于简单的双向选择式评判标准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此，笔者又对各档案学期刊网站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调查：
(1)同样设置了“各期目录板块”，但具体内容差别很大。如《浙江档案》网站“本月要览”栏目下是杂志每期的目录和主要文章，从2008年第9期至2011年第11期，更新很及时；但《档案与建设》期刊网站中“期刊目录”板块收录了2003年第2期到2011年第11期，中间并不是每期都有目录，无2004年和2005年的目录，2003年仅有第1、第2期，差距较大。其余大部分期刊网站目录更新较为及时，基本上都是从2000年开始更新，普遍形式为将期刊目录著录到网站上。
要想更好地实现资源的共享，满足读者及时阅读与交流的需求，期刊网站应提供文章的在线阅读或下载服务。目前，《浙江档案》网站内文章目录可以打开全文，《档案学通讯》也提供发表过一段时间后的论文全文。《档案学研究》网站列出了资料下载的板块，但仅提供“投稿指南”等文档的下载。
(2)网站检索功能不健全。站内检索功能看似很小的一个系统，但是，有无该项目则可以成为评判网站建设合理性科学性的重要依据[2]。目前，《档案学通讯》、《浙江档案》、《山西档案》、《档案管理》提供了站内检索功能。除《山西档案》外，其他期刊网站检索功能可有效检索到站内文章，《山西档案》网站的“文章检索”板块，链接却指向了“中国知网”首页，显然，无法有效满足公众需求。
(3)投稿、查稿方式的不同。《档案学研究》和《中国档案》网站已经进入了系统收稿审稿的阶段，读者在网站注册就可以直接在投稿系统内投稿。同时，在《档案学研究》网站上注册之后，作者可以跟踪查询稿件处理流程记录和目前的状态；根据编辑部的要求，阅读修改意见并上传修改稿；下载、修订和上传自己的清样文件；查询文章费用缴纳情况和修改个人信息等。《中国档案》的网站投稿、查稿形式与《档案学研究》网站类似。
投稿系统的优化是档案期刊网站的巨大进步。虽然，目前，大部分期刊还是采用邮箱收稿的方式，但随着网络化办公的普及，通过建立完善的投稿系统来提升稿件处理效率，应当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
(4)“编读互动”大部分有名无实，有的甚至没有编读互动板块。有近一半的网站没有编读互动板块，有编读互动板块的大部分形同虚设，成为及时性和实用性最差的板块。其中，《档案管理》网站的“编读互动”板块建设水平较高，编者与读者互动良好，编者能够及时回答读者的提问。编读互动板块既是服务功能的典型代表，也是可操作性和编读沟通性最强的板块，应引起网站建设者的重视。
[关键词]档案宣传；宣传工作；综述
[中图分类号]G279.27[文献标识码] A
档案宣传工作是档案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传统的档案宣传工作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引起了档案学界的极大关注，并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对2003―2012年档案学期刊发表的档案宣传工作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以期对档案宣传工作的研究有所助益。
1资料统计分析
以“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以“题名”为检索项，以“档案宣传”、“宣传工作”为检索词，检索时间为2003年到2012年，获得相关文献共382篇。
在382篇文献中，2008年版档案学、档案事业类核心期刊116篇，占全部期刊的30%，其中《档案与建设》发表57篇，占全部论文的15%，《兰台世界》18篇，占全部论文的4%。非核心期刊占期刊总发表量的70%，其中《中国档案报》发表54篇，占全部论文的14%，《档案时空》发表24篇，占全部论文的6%。由此可以看出，档案宣传理论与实践一直是档案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各种期刊关注的重点。
2档案宣传工作研究的主要内容
2.1档案宣传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档案工作是行政工作的末端，是基础性的工作。倪永宁、马晴认为，档案宣传工作是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档案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有效途径，是让全社会和群众认识档案，了解档案工作，支持档案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渗透、贯穿于档案事业发展的全方位、全过程。[1]不难发现，过去学者们只是将档案宣传工作定位为档案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基础性的工作，并没有认识到档案宣传工作对档案事业的重大意义。2012年，湖南省档案局（馆）局（馆）长胡振荣在《档案宣传工作需要再认识――在全省档案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档案宣传在档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的定位：（1）档案宣传已成为档案部门位居第二的重要职能。档案部门的职能很多，概括起来按顺序排，首先是档案的收管职能，第二是档案宣传职能，第三是档案信息整合开发职能，第四是档案查阅利用职能，这是按档案工作的重要程度和工作量来划分的。（2）档案宣传已成为提升档案部门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3）档案宣传已成为区分传统档案工作向现代档案工作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4）档案宣传已成为判断档案工作者能力与素质的重要方面。[2]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时期，档案宣传工作在档案事业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不可替代。
2.2档案宣传工作的目的
研究档案宣传工作的目的在于使档案系统更好地为社会、为公众服务，在于让公众对档案及档案工作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从而提高公众的档案意识，获得公众对档案工作的支持。王贞认为，档案宣传工作的目的在于呼唤公众的档案意识，让公众知道档案是什么，档案馆是做什么的，档案工作的内容有哪些，档案和档案工作对公民个人、对社会有哪些帮助和重要作用。通过档案宣传工作，让公众明确从哪里获取信息，教育公众如何使用档案资源，并为档案馆寻找新的使用者，达到使用档案的范围变得更宽的效果。[3]陈中认为，档案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应当通过档案宣传帮助公众认识其珍贵价值。档案工作的开展依赖于社会，应当通过档案宣传提高人们的档案意识，获得公众对档案工作的支持，树立档案机构和档案人的形象。档案工作的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应当通过档案宣传促使公众学会善于利用档案，并从中受到教育。[4]
2.3档案宣传工作的任务
档案宣传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做好档案宣传工作关系到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辽宁省档案局（馆）局（馆）长孙成德在《全省档案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把档案宣传工作的任务概括为：（1）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档案宣传工作要紧密结合档案工作实际，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武装档案工作人员，并统一我们的思想，这是档案宣传工作的重要职责。（2）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宣传。要树立大局意识，抓住档案工作与党和政府工作的结合点、切入点，为大局服务。（3）档案法制宣传。通过法制宣传逐步提高社会的档案法制观念和档案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行政、依法管档的良好法制环境，保障档案事业健康发展。（4）开展档案业务工作经验交流。（5）进行档案部门形象宣传。[5]
国家档案局（馆）局（馆）长杨冬权在《全国档案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将档案宣传工作的任务界定为8个方面：（1）在党和国家宣传工作方针政策指导下，努力形成“档案大宣传”的格局，使档案宣传成为全国宣传工作的一个知名品牌。（2）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宣传工作。（3）以“三个体系”建设为中心，以档案法制宣传为重点，积极宣传档案工作，提高社会档案意识。（4）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档案宣传阵地。要加强传统媒体阵地建设，要扩大新兴媒体阵地建设，要善于并大力运用公共宣传阵地。（5）进一步丰富档案宣传内容。（6）进一步创新档案宣传形式。（7）进一步加强档案对外宣传。（8）进一步加强对档案宣传工作的领导。[6]
2.4档案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
只有清楚地了解档案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才能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目前，档案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档案宣传工作存在宣传目标定位不明确、宣传方式手段单一、宣传主体及对象不明确、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王伟华认为，档案宣传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是：（1）宣传目标不明确，导向性不强。（2）宣传形式不够灵活，缺乏吸引力。（3）宣传机制不完善，没有形成宣传合力。（4）宣传主体意识不强，主体作用发挥不到位。（5）宣传对象认知障碍，容易产生消极被动接受情绪。（6）宣传对象层次复杂，造成档案需求目标多元化。[7]倪永宁、马晴指出，影响档案宣传效果的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1）宣传定位不清。（2）宣传方式单一。（3）宣传力度不够，缺乏持久性。[8]程栋梁指出，档案宣传的困境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1）宣传主体不明确。（2）宣传对象不明确。（3）宣传手段单一。（4）宣传人员素质有待加强。（5）宣传力度及持久性不够。[9]
2.5加强档案宣传工作的对策
针对档案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对策。李博、姚瑞认为，做好档案宣传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树立档案宣传意识，重视档案宣传工作。档案工作者要突破认识上的误区，充分认识宣传工作对档案事业的重要意义，大力开展宣传活动，让社会充分了解档案部门的馆藏、服务方式、服务手段等，让群众知道档案馆有他们想看、想学的东西，使档案馆成为人们利用信息资源的主要场所，完成档案部门与利用者之间的档案“流通”，并在“流通”中实现档案工作的社会化服务，树立起档案部门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为各项建设事业服务的形象。（2）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机构，建立宣传队伍。（3）建立宣传机制，营造宣传氛围。（4）创新宣传形式，提高宣传实效。[10]
平淑英认为，应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档案宣传工作：（1）争取在各级党报、刊物上刊登有关档案方面的消息，通过新闻界的舆论提高全社会的档案意识，传播档案信息资源。（2）通过电视台展示档案工作。[11]
王伟华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1）巩固主阵地，弘扬主旋律。各级档案馆是弘扬主旋律的主要阵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先进时代精神和培育优良社会风尚是档案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2）坚持科学宣传，建立调研制度。（3）加强组织建设，建好两支队伍。（4）培养社会档案意识，促进社会和谐。[12]
吴双英进一步提出：（1）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相结合。档案部门自身宣传与面向社会大众宣传相结合才能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2）阶段性与持续性相结合。档案宣传工作要善于抓住时机，有计划地组织重点宣传，以形成阶段，给人们以深刻印象。（3）普及性与重点性相结合。档案宣传活动应当广泛面向社会，开展普及性的宣传活动，以提高全社会的档案意识，但也应有侧重点，根据利用者的不同层次进行有层次性的宣传。（4）多种形式和手段相结合。（5）宣传与实干相结合。[13]
尹翠民根据多年从事档案宣传工作体会，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档案宣传工作：（1）档案宣传要牢牢把握大局，抓住机遇。（2）档案宣传要善于捕捉社会热点，贴近社会生活。（3）档案宣传要运用各种社会形式，如广播、电视、图书、报刊、公共展览、电子邮件等。（4）档案宣传要借助社会力量。（5）档案宣传要突出重点――档案法制宣传。[14]
倪永宁、马晴认为，做好档案宣传工作的重点在于：（1）明确宣传工作的宗旨。（2）确定宣传对象。（3）丰富宣传内容。（4）创新宣传形式。（5）加强宣传的力度和持久性。（6）加强宣传评估。[15]
任增森从宣传内容、宣传方式、宣传手段等方面提出建议如下：（1）宣传的内容要有侧重点。（2）在传统的宣传方式上要有创新。（3）要善于利用现代化的宣传手段。[16]
程栋梁针对新时期档案宣传工作的困境提出了解决办法：（1）明确主体，走联合宣传之路。具体有四个方面，一是馆（室）际之间的合作；二是档案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三是档案部门与社会机构的合作；四是档案部门与国外相关部门合作，开展国际档案宣传，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流。（2）面向社会，走特色宣传之路。（3）抓住机遇，走可持续宣传之路。（4）加强对宣传效果的评估工作。[17]
3结语
档案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潜在的信息资源，对它的开发与利用需要档案部门和社会供需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而结合的媒介或渠道就是档案宣传工作。档案工作依赖于社会而存在，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求得发展。档案宣传工作对内在于沟通信息，创造氛围，鼓舞士气，引领风气。对外在于展示自我，树立形象，传播信息，有效互动。因此，宣传工作的基础是拥有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和良好的服务能力、服务水平。只有做好档案的收管工作和开发服务工作，档案宣传工作才能起到应有的桥梁和媒介作用，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整体看来，档案学界对我国档案宣传工作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宏观层面，分层次的研究并不多。实际上，国家层面、省市区层面与地市和县级层面在档案宣传内容、方式方法上是有明显区别的。今后应当倡导针对性的研究，避免泛泛而谈。同时，加强对运用新兴媒体的研究和比较研究，比如档案宣传工作与博物馆宣传工作、图书馆宣传工作的比较，这样，可以起到更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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