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1:1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天文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南航航天学院本科毕业实习基地选在江阴市的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这个单位成立于1978年，是中国航天测控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毕业实习主要安排在基地的技术部、通信总站、远望2号测量船、港湾勤务大队、勤务船大队和船修所等部门，其中，技术部、通信总站和远望2号测量船为重点实习单位。
2南航航天学院本科毕业实习的实习内容
在半个月的实习期间，首先进行具体的定点操作实习，获得感性认识，进而了解测控跟踪系统的工作原理及网络体系结构，包括空间信息传输、地面测控、指挥、综合布站、航天器轨道及测控参数分析等。然后参观江阴航天测控基地的各个职能场所，了解地球站系统主要仪器设备的基本使用和操作，包括地球站监视系统及测试设备、分布式测控网络传输与监视显示系统等。最后，运用大学期间所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结合具体的实习内容，完成专业实习报告和生产实习报告。
3毕业实习学生日记一览
实习过程中，国内要求学生每天写实习日记的教学方法已经获得广泛采用，南航也不例外。通过学生日记，可以了解实习效果。下面是学生的实习日记摘录。2013年7月8日，出发：早上8点从南航出发，在两小时的车程后，来到远望二号实习基地。尽管在来这里之前，我已经上网查阅了远望二号的相关资料，但亲眼见到远望二号后，还是不禁感叹它宏伟气派的外形。2013年7月9日，第一天实习：今天上午，我们系统地学习了船艇安全管理规定和保密十条禁令。接着，我们召开了暑期实习动员大会，介绍了这次实习的学习任务要求和安排：在进驻实习基地后，由基地安排人员给学生进行基地情况简介，并组织全体学生参观测控基地，全面了解航天测控系统,基地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学生在各专业实验室的实习辅导。2013年7月11日，认识实习：今天上午，我们去机房待职，观察船上的工作人员如何进行实战操作。要求我们不许说话，只能看、听、想，可惜我完全没有看懂，这也让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知识需要学习，许多技能需要掌握。下午，我们观看了工程师对雷达天线的调试，看工作人员对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进行跟踪。2013年7月13日，参观：原本以为远望二号上的工作环境已经非常好了，在参观完远望21号和远望六号后，我再也不会这样认为了。2013年7月15日，航天特色：今天早上举行了升旗仪式，我们和全船的官兵一起参加。尽管这是一只科研船，但是我还能深刻感受到军队的严谨作风。在下令转身时，所有官兵的脚步声整齐一致，甲板似乎都为之一振，感觉十分震撼。2013年7月19日，结束：十天前，我带着好奇的心情、学习的动力来到远望二号；十天后，我带着对航天测控系统的初步认识。笔者认为实习日记可以对实习情况进行反馈，同时通过学生日记获取进一步改革的思路，特别是对于提高实习效果大有裨益。再看另一个学生的日记，也会得到一些启示。2013年7月12日，活动：下午我们去爬山了黄山公园的小山，全程7公里。天气闷热，36度。整个过程挥汗如雨，T恤都湿透了。最郁闷的是被蚊子咬了，我两下拍死4个蚊子。明天还有去华西村参观……。2013年7月16日，感觉空空荡荡：实习渐渐接近尾声，早上不出操了，讲座也少了，没有什么可以参观了。因为船上迎接大检查，所以我们活动也受限制。晚上我们看了在船上最后一场电影，无聊得很。2013年7月17日，无聊了：实习就要结束了，晚上不睡了，起床也没有激情了。早上起来就到码头集合，回去在整理内务。上午没有活动，一堆人聚在一起打发时间，聊聊过去时光，打打牌……。
4对毕业实习的若干问题的认识与启示
4.1问题①毕业实习实际上是接触社会，接近现实生活，不像学校环境，而且一般的实习现场都不喜欢学生动手，所获得的效果与学生想象的效果不符。②当前国内高校教师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都具有博士学位，大多擅长某一很窄的研究方向，所以很难理解实习基地的各种环节的真实含义。③最近几年的实习经费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其他各种费用的增长，与国家其它实习单位一样，南航航天学院的实习单位向学校收取的实习费也逐年增加，这使得毕业实习的经费捉襟见肘。④很多学生对实习作用缺乏认识，对实习缺乏积极性，个别学生在实习动员和实习过程中，也未能产生足够的认识，还有一些学生此阶段忙于他事，例如复习外语和考研等活动。
4.2启示①现在指导教师的部分职能可以指导学生干部来完成，而指导教师大部分精力应该挖掘实习怎样与专业课程结合，提高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探索如何引导学生能在有限的实习时间里，学到学校学不到的知识。②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基地及科研试验中的很多内容还是比较生疏的，如果实习指导教师不研究，在短时间实习过程中，难以使得学生对实习获取真正的认识。因此实习指导教师必须研究实习工程，实习指导教师还需要充当设计实习任务总师的角色。③实习指导教师应该结合毕业实习的目的，与基地人力资源部门进行协商，制定实习内容，并把核心课程知识引入到实习中。④毕业实习不仅是让学生将所学专业核心课程知识与科研试验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让大学生了解航天系统的科研试验与管理体制，实习指导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融入到基地文化中去。
5总结
本文作者：张燕作者单位：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
搭建其交流平台，增强汉语阅读教学的活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在教学中耗时最多，表面上也适合用“量”来评价的阅读教学，教师却死死守着每册教课书的二三十篇课文，对课外阅读教材及阅读篇目或点“目”为止，或置之不理。为什么呢？一是不少小学语文教师把阅读仅仅地理解为“读”，所以阅读变成了朗读，变成了堂上百花齐放的诵读与点评；二是对通过阅读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理论，迫于急功近利的“分数考评”压力不敢实施，而是采用堂上过量分析、讲解的方式来“提升”学生阅读答题的套用能力。其实，在当下师生都无法挣脱分数羁绊的前提下，通过搭建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交流平台，可以让教师慢慢由前台转到后台，从而自然而然地变革教学方式，使阅读由“读”回归阅读。譬如，儿歌适合朗诵与游戏：现在课堂教学常用的方式是诵读乃至背诵与讲解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感知汉语的节奏与韵律美及积累应试所需的语言材料。如，将教师讲解儿歌内容的时间缩短，加入设计的儿歌游戏，这样儿歌的学习可自然延展到学童的课外娱乐生活中了。堂上游戏平台的搭建，在增强趣味性的同时，不仅加强了学童对语言材料的识记，而且也加深了学童对儿歌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语文学习发展为语文生活。这样做虽然会增加教师课前教学设计的工作量，但课堂教学的效果、效率及课程的活力都可得到提升。又如，学生们非常喜欢的童话、故事等儿童文学作品适合讲述与表演：当下已有不少教师在单篇作品中运用学生讲述与表演的方式来调节讲析为主单调的阅读教学方式，虽效果不错，却比较费时且受益面有限。其实童话与故事可用全册集中分组交流教学的方式，来解决时间与受益面的问题。堂上讲述与表演平台的搭建，不仅仅是训练了学童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活动中检测学童的阅读水平与矫正学童的阅读误区，更重要的是可以激发学童课外自主阅读的积极性，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能力。散文适合自主阅读与体悟：当下常用的方式是讲读结合。其实，儿童散文一般比较清新、浅近，教师只需点拨一下，可留下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主阅读体悟与交流读后感。堂上阅读体悟与交流平台的搭建，不仅可节省大量的堂上时间，而且有助培养学童专注阅读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童自主学习与交流、探究能力的形成。搭建各种儿童文学学习的平台，可促使教师更多地从台前走向幕后，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教学设计，从整体上、根本上动摇以教师为主的阅读教学方式的传统，把时间与空间交还给学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搭建起语文课与学生的“语文生活”之间的通道，[6]从而解决困扰各层次教育者的“学生读书少及不爱读书”的问题。
回归其审美特质，促进作文教学难点问题的解决
学生怕写老师难教，因而写作教学不仅枯燥而且低效。学生为什么“怕”呢？一是写不出来；二是“写不好”。其实儿童文学可以帮师长们找出原因与方法：“写”不为心声，不是自然而为的，所以写不出；“好的评价”来自成人标准，不是孩子能理解的，所以写不好。要解决写不出的问题，其实教师们首先要像儿童文学作品一样回归儿童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心智与情感特点，提出合理的写作要求：写心声，语言自然（稚拙）。对于还“写”不出心声的第一学段的学生“说”出心声，其实已是“写”了。这其实就体现了李吉林老师所说的“提前起步”的作文教学理念的“提前”了，这种“提前”是教师对作文教学的意识提前，为第二学段的作文教学做好铺垫，并不是简单地将三年级的作文写作要求提到二年级甚至一年级下学期，使不少学生在这种要求的压抑下写不出作文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书写困难的解决，学生或急中生智或背水一战，“写不出”的问题会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写不好”的问题却更为普遍、更难解决。真的有那么多的孩子写不好吗？其实，其中不少的作品我们用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去评判，则充满童真之趣。比如，有一个孩子写自己学琴时等待老师时的无聊心情，他不断地如实重复叙述他看到一个又一个学生来了，爬上楼梯，老师还没来，只好在走廊等，这样重复叙述了三四次。当然老师的评语是“重复啰嗦，应写出每个同学不同的细节。”这样的要求其实等同于福楼拜对莫泊桑的要求。站在非语文教师角色读这段文字：第一次叙述觉得“平”；第二次感觉“烦”；第三次有点想笑；第四次忍俊不住。回味整个片段很有荒诞派小说关于“无聊”情绪表现的艺术效果。教师们重温一下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7]就会发现有不少孩子的习作是写得很不错的。由是作文的问题，还不不仅是“分”的问题，还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了解与尊重的问题———以适合孩子的标准判断他们的行为，包括写作活动，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作文教学的问题。对于孩子们来讲，有趣的语文课堂才会有效。儿童文学是孩子们的文学，他们喜欢它。教师有责任与义务在语文学习中让孩子们读自己喜欢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能写的语言。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的科学家。据记载,张衡“通《五经》,贯六艺”,而且“常耽好《玄经》”[ ],也就是说,张衡精通儒家的五经,通晓儒家的六艺,并对汉儒扬雄的《太玄》非常感兴趣。
扬雄的《太玄》认为,“玄”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原则,他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 ]“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生乎规,执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 ]张衡非常推崇扬雄的《太玄》,并且说:
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 ]
而且,张衡还受到扬雄《太玄》的影响撰着《玄图》,其中说道:“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与先;包含道德,构掩乾坤;橐龠元气,禀受无原。”张衡把“玄”看作是自然之根本,显然是吸收了扬雄的思想。他还在阐述其宇宙论和天文学思想的重要着作《灵宪》中说:
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寞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涬,盖乃道之根也。[ ]
张衡把宇宙的最初状态说成是“幽清玄静”,应当说,这种宇宙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扬雄的影响。
与扬雄一样,张衡对当时流行的谶纬之学也进行了批评。他在《请禁绝图谶书》中写道:
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着,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
张衡认为,谶纬之学为后人编造,并非古代圣人所作。他接着说:
《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迄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
在这里,张衡指出谶书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否认其为圣人之言。与此同时,张衡还用事实来证明谶纬预言的无效。他说:“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因此张衡认为,谶纬之学“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应当“一禁绝之”。[ ]
此外,张衡还着有《周官训诂》,并且曾“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 ].可见,张衡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儒家学者。
刘洪(约公元129—210年),字元卓,泰山蒙阴(今属山东)人,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他的《乾象历》比四分历精密得多,且有许多进步之处,被称为“划时代的历法”[ ].然而,《乾象历》的理论依据来自《周易》。《晋书?律历中》称刘洪的《乾象历》“推而上则合于古,引而下则应于今。其为之也,依《易》立数,遁行相号,潜处相求”。
虞喜(公元281—365年),字仲宁,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着有《安天论》,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倾向于“宣夜说”。虞喜在天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他最早发现了岁差,并提出冬至点每50年西移一度的岁差值,被认为“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尤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据《晋书?虞喜传》记载:“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洁净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着《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可见,虞喜也是一位对儒家经典颇有研究的学者。
何承天(公元370年—447年),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因曾任衡阳内史,故被称“何衡阳”,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他利用前人的观测纪录,加之他自己多年的观测,撰《元嘉历》,对旧历作了多项的改进,是古代重要的历法之一。何承天在上表中说:
夫圆极常动,七曜运行,离合去来,虽有定势,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连日累岁,积微成着。是以《虞书》着钦若之典,《周易》明治历之训,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也。[ ]
这里所谓的“顺天以求合”,就是要求根据天象制定历法并使历法符合天象;《尚书?尧典》中帝尧命令羲氏、和氏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以及《周易》中所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就是“顺天以求合”。何承天认为,制定历法应当以儒家经典《尚书》中的《虞书》以及《周易》为依据,应当“顺天以求合”,而不是为了让天象符合于历法,不是“为合以验天”。
何承天不仅以儒家经典《尚书》、《周易》作为编撰历法的依据,同时,他在儒学上也颇有影响。据《宋书?何承天传》记载,“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并《前传》、《杂语》、《纂文论》并传于世”。而且,他还在形神关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曾说过:
天以阴阳分,地以刚柔用,人以仁义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三才同体,相须而成者也。……若夫众生者,取之有时,用之有道……所以明仁道也。至于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 ]
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 ]
这些观点对于当时形神关系问题的讨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祖冲之(公元429年-500年),字文远,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人,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在数学上,他对圆周率的计算和对球体体积的计算都代表了当时数学的最高水平。在天文学上,他编制了《大明历》,并首次在历法推算中将岁差的影响作为考虑的因素。祖冲之曾说自己在编制《大明历》的过程中,“搜练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 ],并且研读了包括汉儒刘歆、郑玄在内的许多学者有关历算方面的着述。刘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祖冲之将所编制的《大明历》上表给孝武帝,并说:“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气,《纪年》薄蚀,……探异今古,观要华戎。”他还说,他的历法有两大改变,其一,提出每391年设置144个闰月;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尧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 五十许度”。接着,祖冲之还论述了他的历法的三个“设法”,其中之一是,“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 ].对于祖冲之的《大明历》,朝廷重臣戴法兴大肆责难。祖冲之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其中还就《诗经》中的“七月流火”以及《夏小正》中的“五月昏,大火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由此可见,祖冲之在编制《大明历》时,是把《春秋》、《尚书?尧典》、《周易》、《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文学的内容当作重要的研究资料和依据。
祖冲之不仅为编制《大明历》,研习过儒家经典,而且也是在儒学上很有造诣的学者。据《南史?祖冲之传》记载,祖冲之还“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术》数十篇”。
僧一行,俗名张遂(公元683—727年),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此外,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也多有贡献。一行“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读汉儒扬雄的《太玄》,撰《大衍玄图》,后来出家为僧。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一行入京,并在此后奉昭编制《大衍历》。[ ]《大衍历》中有《历议》十篇,其中《历本议》说:
《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
在一行看来,《周易》的“大衍之数”是历法的基础和出发点。把历法的数据与《周易》的“大衍之数”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看来的确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是,当时包括一行在内的天文学家的确这样做了,并编制成历法,这却是事实。
苏颂(公元1020—1101年),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属福建厦门)人,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医药学家。他组织领导了水运仪象台的创制,并撰《新仪象法要》,同时还编撰了《本草图经》。苏颂饱读儒家经典,曾有诗曰:
占毕自忘老,攻坚常切问。六经日沈酣,百氏恣蹂躏。《礼》、《乐》原夏商,《春秋》道尧舜。论《诗》识温柔,讲《易》知谦巽。《书》要通上古,史亦蕲尽信。复熟《中庸》篇,推名善恶混。[ ]
苏颂还要求学校以“《春秋》兼《三传》,《礼记》兼《周礼》、《仪礼》,并为大经”,“《毛诗》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 ]可见他对儒学的重视。
与苏颂同时代的曾肇在为他作墓志铭时称他“以儒学显”,并且说:“公天资闳厚,有犯不校。……凡所施为,主于宽恕,故天下称为钜人长者。尤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博学,于书无所不读,图纬、阴阳五行、星历,下至山经、本草、训诂文字,靡不该贯,尤明典故。喜为人言,亹亹不绝。学士大夫有僻书疑事,多从公质问,朝廷有所制作,公必与焉。”[ ]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佑八年(1063年)举进士,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历任司天监、权三司使等官职。他博学多才,所着《梦溪笔谈》涉及数学、天文历法、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药学以及工程技术等诸多科技领域,此外,他还有专门的医药学着作《苏沈良方》。
然而,他的科学研究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沈括12岁开始延师受业,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历时12年。他的人格和学问较多地受到孟子的影响。他曾撰《孟子解》,其中说道:
屈伸俯仰无不中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立于天地间而无所憾,至大也;……
思之而尽其义,始条理也;行之而尽其道,终条理也。
所谓修身也,不能穷万物之理,则不足择天下之义;不能尽己之性,则不足入天下之道。[ ]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沈括对于儒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他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此外,他还说过:“虽实不能,愿学焉。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不至则命也。”[ ]儒家经典《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正是沈括为学成人的真实写照。
黄裳(公元1147—1195年),字文叔,四川隆庆府普城(今四川梓潼)人,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在天文学方面,现存的苏州石刻天文图为当时的王致远根据黄裳的天文图所刻;在地理学方面,他作有一幅全国总图。
据《宋史?黄裳传》记载,黄裳长期在王府讲授儒家经典,尤擅长于《春秋》,曾经“作八图以献:曰太极,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学术,曰九流学术,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绍运,以百官终焉,各述大旨陈之”,“有《王府春秋讲义》及《兼山集》,论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发明伊洛之旨”。而且,黄裳还非常赞赏朱熹的学问,并曾予以荐举。
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元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和天文观测方面成就突出,尤其是他作为主要贡献者所编制的《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把古代历法体系推向高峰”。[ ]
郭守敬从小随祖父长大,他的祖父郭荣通晓儒家五经,且精通数学和水利。后来,郭守敬又从学于刘秉忠。刘秉忠,字仲晦,邢州人。据《元史?刘秉忠传》记载: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显然,郭守敬从小较多地接受儒学尤其是理学方面的教育。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忽必烈下昭编制新历法,授张文谦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以总其事。在太史院,负责具体工作的主要是王恂和郭守敬。王恂很早就以数学方面的才能而闻名。据《元史?许衡传》记载,当时,王恂认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因而推荐许衡参与主持编制历法。许衡认为,“冬至者历之本,而求历本者在验气”。于是,他“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自丙子之冬至日测晷景”,并且“参考累代历法,复测候日月星辰消息运行之变,参别同异,酌取中数,以为历本”。[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又有杨恭懿入太史院参与修订历法。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新历告成,以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敬授民时”为据,命名为“授时历”。
一般认为,郭守敬是授时历的主要贡献者;这不仅因为他在共同合作的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有许多后继的工作以及最后的定稿都是由郭守敬独立完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在编制授时历的过程中,王恂、许衡、张文谦、杨恭懿等人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郭守敬的这四位主要合作者,恰恰都是在儒学上很有造诣的学者。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人。其父王 良曾弃去吏业,潜心于伊洛之学。据《元史?王恂传》记载:“恂早以算术名,裕宗尝问焉。恂曰:‘算数,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许衡(公元1209—1282年),字仲平,学者称鲁斋先生,怀庆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宋元之际理学家。他崇信程朱理学,对于传播理学发挥过重要作用。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据《元史?张文谦传》记载:“文谦蚤从刘秉忠,洞究术数;晚交许衡,尤粹于义理之学。为人刚明简重,凡所陈于上前,莫非尧、舜仁义之道。”杨恭懿,字元甫,奉元人。据《元史?杨恭懿传》记载:杨恭懿“暇则就学,书无不读,尤深于《易》、《礼》、《春秋》,后得朱熹集注《四书》,叹曰:‘人伦日常之用,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矣。’”
郭守敬从小接受儒家的教育,他在编制授时历过程中的四位主要合作者的学术背景也均属于儒学,而且许衡还是当时着名的理学家。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儒学对于郭守敬编制授时历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刚开始编制历法时,王恂就推荐“知历理”的许衡参与工作,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理学对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
王锡阐(公元1628—1682年),字寅旭,号晓庵,别号天同一生,江苏吴江人,明清之际的天文学家。他的天文学着作有《晓庵新法》、《历法》、《历策》、《五星行度解》等。
王锡阐曾自称:“治《诗》、《易》、《春秋》,明律历象数。”[ ]同时,他与诸多儒家学者有过交往,其中有顾炎武、朱彝尊、万斯大等,晚年又与吕留良、张履祥一起讲濂洛之学。[ ]这些学者都是当时着名的儒家学者。朱彝尊(公元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经学家,着有《经义考》、《曝书亭集》、《明诗综》等。万斯大(公元1633—1683年),字充宗,学者称褐夫先生,浙江鄞县人,清经学家;为学尤精《春秋》、《三礼》。吕留良(公元162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崇德(今浙江桐乡)人,清初理学家,学宗程朱。王锡阐与这些儒家学者交往,不可能不受到儒学的影响,
与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既讲历数又讲历理一样,王锡阐也说:
天学一家,有理而后有数,有数而后有法。然惟创法之人,必通乎数之变,而穷乎理之奥,至于法成数具,而理蕴于中。[ ]
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着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 ]
因此,他反对将历理和历数二者分割开来的做法。他说:
至宋而历分两途,有儒家之历,有历家之历。儒者不知历数,而援虚理以立说,术士不知历理,而为定法以验天。天经地纬躔离违合之原,概未有得也。[ ]
［关键词］游戏教学法;高校公共体育;田径教学
加强学校体育活动是推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将游戏教学法和田径教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可以激发学生对田径学习的热情，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高校田径课程的教学工作，可以尝试将游戏教学法和实际发展的现状进行有效的结合，最大限度地提高田径课的教学质量。
1游戏教学法的内涵与意义
1．1游戏教学法的内涵。游戏教学法，是通过游戏的形式教学，利用游戏的趣味性使学生在或轻松、或欢快、或激烈的的活动氛围中，通过竞争，不知不觉的将教材规定的内容学会，并通过不断的、多方位的刺激学习者的兴趣点，进而让学习者掌握更多的技巧，最终促成技能的形成。简单的讲，游戏教学法就是将“游戏”和“教学”两者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学习的连锁反应的教学方法。1．2游戏教学法的意义。田径项目是所有体育运动项目的基础，也是最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体育项目。大学生群体学习者在年龄上还处于青少年时期，有着蓬勃的朝气，活泼好动。在心理上，他们对于新鲜的事物比较感兴趣，会积极主动参加，但是正是由于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往往他们对事物不能怀有持之以恒的耐心。研究发现，青少年更喜欢欢快和谐的群体活动氛围，但是田径项目由于其体育特征的限制更趋向于个体行为的张扬。为了能够上好田径课，推进学习者的身心健康发展，就要适时地采用他们感兴趣的游戏，将枯燥的个体项目和趣味盎然的群体游戏相结合，满足学习者的心理需求，实现“边玩边学”的教育理念。
2高校田径教学中采用游戏教学法的可行性
2．1与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育相符。高等院校是人类思维和精神发展的摇篮，不但要培养学生相应的技术技能，更要为国家培养一批身强体健的栋梁。传统的体育教学单一无趣，教学方式程序化，学生在周而复始的重复操作过程中，往往不能持之以恒，在量的积累上无法达到掌握技能所需的质变要求，无法牢固掌握相关的动作要领。游戏教学法的介入，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潜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对比找到差异，因兴趣产生思维的连锁反应，进而更好地处理各项技巧，这样的学习方法不仅可以缓解学生紧张的情绪，而且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田径运动的要领。以往的高校体育课程的田径教学，较多地受到了传统课堂教学思维的影响，要求学生必须严格地遵守课堂纪律，按部就班地学习各项技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对课程学习的厌倦情绪。体育运动技术的学习和技能的养成，不是光靠认真听讲就可以掌握的，人体动作技能的养成是需要不断地操作，不断地摸索，不断地改进动作结构。传统的说教模式的教学只会导致学生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对技术的认知模棱两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的学生甚至由于个人的心理内因造成对技术学习的恐惧，不懂装懂，主观拟造知识结构，造成对知识的错误理解，从而改变学习轨迹，吸收和学习到错误的技术技能。游戏教学法的应用，活跃了课堂氛围，使学生更好、更快地接收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体育心理学的观点亦认为，如果人们怀着愉悦的心情去接受某种观念，会更易于掌握［1］。要实现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就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的生理和心理潜能，游戏教学法由于其群体性、趣味性和竞争性等特点，恰好满足了这个要求。2．2与田径项目的教学特点相一致。体育运动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能形成的过程，每一个动作、每一项技能都需要付出大量的练习，不断修正错误的动作，完善正确的动作，这样才能熟练掌握动作要领，达到技能的成熟。田径的运动技术要求较高，从事田径运动时由于项目本身特点，伤病是无法避免的，即便是非专业运动员的参与者，虽然进行的是动作比较简单、强度较低、难度较小、技术要求不是很高的技术技能的学习，但是也很容易产生拉伤、疲劳、意外损伤等事故，为了减少学习者损伤的发生，让参与人群更主动、乐观地学习田径技术，需要从教学方式上加以琢磨。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的方法多为讲解、示范和练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学习者的认知和学习加以强化，但是课堂的教学效果却不佳。虽然能保证课堂秩序，但是每一堂课都相当无趣。原因主要为，传统的教学模式使体育教师在课程讲授时为了便于知识的表达，习惯分解技术动作的要领，结果不但导致教学过程中教师特别辛苦，同时学习者也很吃力，不仅如此，由于经常性的意外损伤也造成学生对田径技能学习的恐惧，学生提不起来兴趣，对学习新的技术产生厌烦情绪，导致学习效率非常低。但是游戏教学法的引入，由简单游戏到复杂游戏，由单一技巧游戏到复杂技能协调游戏，由个体游戏到群体性游戏，改变了学生对以往枯燥乏味的田径项目的认识，学习者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来，在玩乐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的教学压力也大大减轻了。
3在高校田径教学中采用游戏教学法的优势
3．1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高校的田径教学内容比较枯燥无味，大学生所处的生理阶段是活泼好动、兴趣广泛的时期，往往不能长时间地把精力放在一个项目或者技能认知上面。从田径教学的历史来说，不论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田径教学内容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大学生在经历了从小学到高中的重复教学后，不管其对田径技能掌握的熟练与否，但是周而复始的操练会磨灭了他们大部分的学习激情。要想让大学重新获得对学习的兴趣，就需要激发他们的兴趣点，教师通过游戏教学的方法来进行田径教学，使得学生产生新鲜感，激发他们更深层次的好奇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应控制好引入游戏教学法的时间，在游戏教学过程中对田径专业知识进行讲解和分析，使得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学习。3．2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游戏教学法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群体性，需要团队的合作。在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过程中，既要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精神，也要培养学生荣辱与共的团队合作精神。大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后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团体合作的能力，只有学会与团队合作共赢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人格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融入到社会中去。因此，利用游戏教学法来培养学生的团体合作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好的教学方法应该是既能使学生很好地认识和学习技术规范，还可以促成其技能的形成，同时激发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成熟。3．3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竞争是游戏教学法的另外一个特点，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任何的体育活动势必要产生名次，名次的形成必将会有竞争的出现。学生走入社会之后也会遇到各种竞争，面对竞争应该具有不服输、勇于拼搏的精神。所以，在培养学生专项技能的同时，也要培养学生锲而不舍、面对竞争勇于争先、面对失败敢于面对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在田径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游戏教学法培养学生的拼搏精神。例如跨栏跑的游戏教学法，既可以丰富田径教学课程的内容，激发学生兴趣，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使学生克服跨栏失败甚至受伤的恐惧，增强自信心，不轻言放弃，勇于拼搏。
4在田径教学中应用游戏教学法的注意事项
4．1场地的安全因素。学校体育不同于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往往具备相应的设备场地条件。学校体育只能应地制宜，在现有的硬件基础上结合项目的特点加以教学练习，由于条件所限，势必会在活动过程中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田径课程的教学开展过程中，激烈的跑动、跳跃等动作比较频繁，教学活动的开展应当首先考虑学生的安全，尽可能地保证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下开展高质量的体育活动，消除学生的不稳定心理因素，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4．2对学生心理因素的影响。游戏教学法的根本在于通过游戏的介入，让学生在群体性的激烈竞争过程中，对学习产生兴趣，但是由于体育项目和游戏客观存在的不可预测性，难免会有意外伤害的产生，如果游戏课程在设计上不够严谨，容易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产生，势必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进而使学生对学习产生抵触的情绪。作为体育活动主导者的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制定严格的操作规范，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发挥集体合作的精神。例如，春季、夏季和秋季是发展游戏教学最好的时间，冬季天气较为寒冷，冰冻、积水现象严重，学生活动时很容易骨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提醒学生注意安全。青少年处于争强好胜的年纪，在比赛过程中很容易起冲突，教师要给学生带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正能量思想。很多游戏教学发生率需要用到器械，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及时检查，有效保证学生的安全。只有将可能引发的安全事故降到最低，多做防患于未然的准备，避免学生因为伤病产生的负面心理映射，才能更好地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从而将游戏教学法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
作者:张晓鹏 单位:太原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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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用Kafler显微熔点测定仪测定，温度计未校正；红外光谱用5DXFT型红外光谱仪测定；核磁共振谱用BRUKERAV500型核磁共振仪测定；层析用硅胶由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薄层色谱检测用254nm、365nm紫外灯、固体碘和显色剂(质量分数为10％的硫酸乙醇溶液)。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药材于2006年8月采于江西省上栗县，经广东药学院药用植物与中药鉴定学教研室刘基柱老师鉴定，样品现保存于广东药学院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
2提取与分离
取半阴干的天胡荽全草7.5kg粉碎，粗粉用95％（体积分数）乙醇回流提取3次，每次2h，提取液合并，浓缩液用石油醚(60～90℃)萃取，至石油醚层无色。合并萃取液，回收石油醚，得石油醚部位，拌200～300目硅胶上柱，用石油醚、乙酸乙酯不同比例进行梯度洗脱，薄层检识，相同部分合并，重结晶，纯化，得化合物1（90mg）。水层再用三氯甲烷萃取，至三氯甲烷无色，合并萃取液，回收三氯甲烷，得三氯甲烷部位，拌200～300目硅胶上柱，用石油醚、乙酸乙酯不同比例进行梯度洗脱，薄层检识，相同部分合并，重结晶，纯化，得化合物2（10mg）、化合物3（15mg）、化合物4（12mg）。
3结构鉴定
化合物1：白色针状结晶(石油醚乙酸乙酯)，mp142～143℃。LiebermannBurchard反应（+），与豆甾醇标准品对照共薄层显示一个斑点，混合熔点不下降，故确定1为豆甾醇（stigmasterol）。
化合物2：白色粉末状晶体(石油醚乙酸乙酯)，mp301～303℃。不溶于石油醚，微溶于三氯甲烷、冷乙醇、冷甲醇，溶于热乙醇、热甲醇和吡啶；Molish反应（+），LiebermannBurchard反应（+）；质量分数为10%的硫酸乙醇溶液喷雾烘烤均显紫红色。与胡萝卜苷对照品对照，混合熔点不下降，共薄层色谱Rf值相同，故确定2为胡萝卜苷（daucosterol）。
化合物3：淡黄色针晶(氯仿甲醇)，mp296～298℃，三氯化铁反应阳性，示有酚羟基存在，盐酸镁粉反应阴性，质量分数为10％的硫酸乙醇溶液喷雾烘烤显黄色。IR(KBr)ν/cm-1:3412，1652，1615，1570,1310，1042，789。1HNMR(500MHz，DMSOd6)δ：12.94(1H，s，5OH)，10.83(1H，s，7OH)，9.55(1H，s，4′OH)为3个酚羟基质子信号；8.31(1H，s，C2H)为异黄酮C环2位质子的特征信号；7.38(2H，d，J=6.5Hz)与6.82(2H，d，J=6.5Hz)示有邻位偶合，为异黄酮B环2′，6′，3′，5′位质子的特征信号，提示4′OH存在；6.38(1H，d，J=2.5Hz，8H)与6.22(1H，d，J=2.5Hz，6H)为2个互为间位偶合的质子信号及低场12.94(1H，s)的5OH质子特征信号表明A环为5，7二氧代结构，推测化合物为5，7，4′三羟基异黄酮。上述光谱数据与文献［2，3］对照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3为染料木素(genistein)。
化合物4：白色细针晶(氯仿甲醇)，mp279～280℃，IR(KBr)ν/cm-1:3222,1631,1594,1517,1460。1HNMR(500MHz，DMSOd6)δ：10.78(1H，s，7OH)，9.48(1H，s，4′OH)为2个酚羟基质子信号；8.27(1H，s，C2H)为异黄酮C环2位质子的特征信号；7.38(2H，d，J=6.5Hz)与6.81(2H，d，J=6.5Hz)示有邻位偶合，为异黄酮B环2′，6′，3′，5′位质子的特征信号，提示4′-OH存在；7.96（1H，d，J=7.2Hz，5H），6.93(1H，dd，J=7.2、2.5Hz，6H)与6.85(1H，d，J=2.5Hz，8H)为3个组成AMX偶合系统的质子信号及低场10.78(1H，s)的7OH质子特征信号表明A环为7氧代结构，推测化合物为7，4′二羟基异黄酮。其光谱数据与文献［4］对照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4为大豆素(daidzein)。
【摘要】目的研究伞形科植物天胡荽(Hydrocotylesibthorpioides)的化学成分。方法用硅胶色谱技术分离化学成分，经理化常数测定、波谱分析等方法进行结构分析。结果得到4个化合物，即豆甾醇(stigmasterol,1）、胡萝卜苷(daucosterol，2）、染料木素(genistein，3)、大豆素(daidzein，4)。结论化合物2、3、4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天胡荽；化学成分；结构鉴定
Abstract:ObjectiveToseparateandidentifythechemicalconstituentsofHydrocotylesibthorpioides.MethodsChemicalsfromHydrocotylesibthorpioideswereseparatedbysilicagelcolumnchromatography,andtheirstructureselucidatedbyIR,NMR.ResultsFourcompoundswereisolatedfromtheweedsofHydrocotylesibthorpioides，whichwereidentifiedasstigmasterol（1）,daucosterol（2）,genistein(3)anddaidzein(4).ConclusionCompounds2，3and4werefirstreportedinHydrocotylesibthorpioides．
Keywords:Hydrocotylesibthorpioides；silicagelcolumnchromatography
天胡荽为伞形科植物天胡荽（HydrocotylesibthorpioidesLam）的全草，别名满天星、破铜钱、落得打等，分布于江苏、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地，资源丰富,天胡荽具有清热利尿、化痰止咳等功效，民间常用其全草捣烂外敷或外擦治疗各种体藓、股藓、手藓、足藓等各种藓症［1］。
目前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了木质素类、甾体类、香豆类、黄酮类和齐墩果烷型三萜类化合物等［1］。为进一步深入对该植物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本文对天胡荽的半阴干全草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研究，共分离得到5个单体化合物，目前确定结构的有4个化合物，分别为豆甾醇（stigmasterol，1）、胡萝卜苷（daucosterol，2）、染料木素(genistein，3)、大豆素(daidzein，4),其中化合物2、3、4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参考文献】
［1］张兰,张德志.天胡荽的研究进展［J］.现代食品与药品杂志,2007,17（1）：15-17.
［2］王景华,王亚琳，楼凤昌.槐树种子的化学成分研究［J］.中国药科大学学报，2001，32（6）：471-473.
1.1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对传统风水地理学的认知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既不要用传统风水地理学科学的一面来掩盖其伪科学的一面，也不要用其伪科学的一面否定其科学的一面，要通过深入研究划清其科学性与伪科学性的界限，弘扬其科学的一面，摈弃其伪科学的一面。科学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其具有逻辑推理与预言的能力。虽然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严谨的定性、定量实验基础之上，并有严密的逻辑归纳推理，而现代堪舆学与之相比显得原始落后，但二者竟有类似的追求“预言”的逻辑思维。因此，应该用科学哲学观认知传统风水地理学，其正确的成分要研究，发扬光大，做到古为今用；而其迷信的成分也要研究，揭示其实质，做到去伪存真，这才是对待传统风水地理学的科学态度。
1.2中国风水地理哲学批判
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哲学，在其萌芽产生发展过程中，均含有迷信成分[1]。即使欧洲近现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其源头也含有神学思想，甚至一度神学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于两千多年前脱胎于易学的风水地理学，含有迷信成分，自然在情理之中。传统风水地理学存在某些迷信和伪科学的思想，有其认识和社会历史方面的局限[4-6]，因此，不应苛求古人，而应对传统风水地理学中的迷信和伪科学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中国哲学是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7-9]，而西方哲学是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10]。以西方哲学思维考察传统风水地理学，就会认知到其科学和伪科学的双面性。而其中的伪科学成分，正是中国哲学以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考察传统风水地理中的人-空间关系，既确立了不乏经验科学的理念，同时又给传统风水地理学蒙上朦胧、诡异、神秘的面纱，并为大量的迷信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故李约瑟（JosephNeedham）称之为准科学[11]。准科学的概念包含科学的实质，又掺杂了伪科学的内容。传统风水地理中的迷信产生的原因很多：社会发展的局限性、科技认知的浅薄性、经济生产的落后性、封建统治者及江湖术士的需要性、哲学科学思维方法的局限性等。事实上，对传统风水地理中迷信的哲学批判古已有之，王充、吕才、朱熹等有识之士就是典型代表[12-14]，由于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性，批判不彻底，未能区分传统风水地理中的科学与伪科学成分。中国传统哲学局限于类比方法认识世界，在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下，对表征万物序列关系的宇宙图式赋以象、数、理的意义而无限制地推演，附会以诸多牵强无稽的成分，这正是传统风水地理学中迷信的源头。必须进行剔除和现代哲学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风水地理学。
1.3从传统风水地理走向现代风水地理
传统的堪舆学即风水学（广义概念），其胎生于易学。堪舆学也称风水地理学（狭义概念），实际上传统的堪舆学（风水学）包括两大部分，即传统风水地理学和传统玄学[15]。这2个传统领域均含有迷信成分和伪科学思想。现代风水地理学是狭义的堪舆学，其主要研究聚落、民居、陵园等的选址、设计与规划，是通过对传统风水地理学的科学哲学过滤，剔除迷信成分和伪科学思想，以狭义堪舆学的科学哲学原理为基础，结合现代地理学、建筑学、人类生态学、环境景观学、环境伦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不包括玄学），建立起来的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学科（图1）。
2中国风水地理哲学基础——《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观
2.1《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观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2.1.1“天人合一”释义
“天人合一”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其思想本质上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9,16-17]。何谓“天人合一”？自“天人合一”思想萌芽至今，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观点纷杂，见解不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黄帝内经》“天人相应”学说认为有2个基石：一是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二是生命（小宇宙）的本质与现象[18-19]。站在第一个基石上，中国古天文学给出了系统的阐释，即：（1）天地对应；（2）天地气交；（3）天地同律。站在第二个基石上，中国古中医学给出了系统的释义，即：（1）人天同构；（2）人天同类；（3）人天同象；（4）人天同数。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笑敢教授[20]对古代“天人合一”观进行了梳理，提出8种“天人合一”观：（1）天道人事相贯通的天人合一；（2）以人事为重心的天人合一；（3）以天道为重心的天人合一；（4）天人感通式的天人合一；（5）道家式天人合一说；（6）禅宗式天人合一说；（7）唯器说的天人合一；（8）作为赞颂语的天人合一。这些都是当代学者“天人合一”思辨研究有的不同倾向。还有学者把“天人合一”思想归纳为4种涵义：（1）“天人合一”思想是政治管理之策；（2）“天人合一”是理想的生存状态；（3）“天人合一”是超拔的道德境界；（4）“天人合一”是高远的审美境界[21]。关于“天人合一”的内涵，用《矛盾论》的观点分析[22]，其根本表述是：“天”与“人”是世间万物矛盾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一对矛盾，“天”代表宇宙环境、自然环境、物质环境的物质客体，“人”代表认识宇宙环境、适应自然环境、调适物质资源环境的思想主体，“合”是“天”与“人”矛盾间的形式转化，“一”是“天”与“人”这对矛盾相生相依、相互作用的根本属性。“天人合一”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根本、最核心的矛盾对立统一体系，这一体系又按照由内到外的顺序，存在着四大子矛盾系统（本我与超我、自我与外物、规律与原理、思想与现实世界），而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发展趋向与终结，均在“天人合一”的四大子矛盾系统运动之中。“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可概括为5个命题：（1）人类生于天地之间，既是天地之精华，又是天地组成部分；（2）天地运行的普遍规律人类必须遵循；（3）天地运行规律与人类精神和心理活动具有统一性；（4）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天地运行规律是一致的；（5）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是天地人谐调和谐[23]。2.1.2“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无论对“天人合一”思想有多少种解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24-26]。之所以如此，“天人合一”思想的以下3个功能足以证明：（1）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2）映射了人类生生不息，则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义和进取精神；（3）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的辩证思维模式。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天”与“人”合而分，分而合的“合―分―合”关系，亦即“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对立统一关系[27-30]。“天人合一”的这种思维模式蕴含了整体性、矛盾性、系统性、联系性和动态性五大特性，这五大特性为传统风水地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哲学支撑，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2.2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新“天人合一”观
2.2.1现代风水地理实践赋予了“天人合一”新内涵
“天人合一”是传统风水地理学的核心思想，现代风水地理学仍然是在风水这一特殊领域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地关系），离开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基础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地关系），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因此其哲学基础依然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但是，这里有一点必须明确，现代风水地理内涵与传统风水地理含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摈弃了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思想。因此，其哲学基础“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对“天”和“人”的认识上[31-32]。通过现代风水地理实践，通过对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梳理，将会逐渐认识到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非科学性，弘扬其科学的一面，摈弃其非科学的一面，使传统风水地理学走向现代风水地理学。现代风水地理学认为，科学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其“天”的解释与以往不同，剔除了迷信成分。所谓的“天”，就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自然（Nature），即天然，非人为的。自然是无穷多样性的一切存在物，与宇宙、物质、存在、客观实在等范畴同义[33-34]。自然，最广义而言指的就是自然界、物理学宇宙、物质世界以及物质宇宙，从这个意义上讲，还应包括人类社会（随着人类的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自然通常分为非生命系统和生命系统，被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界，通常称为“第二自然界”，或“人化自然界”[35-36]。在此基础上，从现代风水地理学角度出发，现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自然”的解读又赋予了新内涵。笔者认为这一新内涵就是把“天”看成是自然（环境）系统，这一自然系统可分为若干层次，但最基本的层次有3层：第1层次是宇宙自然（环境）系统；第2层次是地球自然（环境）系统；第3层次是与人类活动相一致的局域自然（环境）系统。各层次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紧密关联，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不停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传递，形成一个巨型、复杂、开放的自然（环境）系统。现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人”的解释也赋予了新内涵，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既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上从事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各种生活的社会化了的人，又是具有丰富内涵、系统结构、组织功能的系统化了的人。这种对“天”和“人”内涵的新解读，也给“天人合一”赋予了新内涵，其要义简言之，即“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人地关系和谐），持续发展”。笔者称之为新“天人合一”观。
2.2.2新“天人合一”观是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新“天人合一”观是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主要是由其思想的要义和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探索所决定的。1）以人为本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最高宗旨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核心是新“天人合一”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问题，其目的是探寻人地关系的规律，为科学调控人地关系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人地关系和谐发展，最终促进人的健康发展。现代风水地理的城、乡及民居选址、规划、布局，其目的就是创建人类和谐美好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人类与自然和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心理需求，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因此，人地关系和谐、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最高宗旨。2）人与自然和谐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终极目标人生在天地间，和谐相处是终极目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含义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和谐是解决各种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人地关系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协调人地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3）持续发展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不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和一成不变的，总是处在由和谐到不和谐再到和谐这样的周期变化过程中。每一个变化周期都推动人地关系向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周期中，如果不能及时掌控人地关系发展演化的新动向，及时调控人地关系，就可能使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并走向极化，最终导致人地关系崩溃，人类走向灭亡。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就是以风水地理环境这一特殊领域为基础，结合现代地理学、气象气候学、水文学、生态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环境科学等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为科学调控人地关系，实现人与风水环境持续发展，人地关系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23]。因此，人与自然（人与风水环境、人地关系）的持续发展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不懈追求。
2.3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对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意义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是现代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其核心内涵主要有3点：（1）以人为本；（2）人与自然和谐；（3）持续发展。以此为出发点，即可清晰地看出新“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3个确立上：（1）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2）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核心轴线——“人与自然和谐”；（3）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战略命题——“持续发展”。
3中国风水地理哲学基础——“天人合一”观与“人地关系”
3.1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阐释
“人地关系”不仅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与核心，而且也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风水地理学研究的源头与核心。风水地理学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地关系”确定为永恒的研究课题。《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风水地理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对“人地关系”的阐释，是支撑风水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前已述及，关于《周易》“天人合一”思想的解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五花八门，种类纷呈。为了清晰认识和把握“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阐释，以开展深入地风水地理研究，以诸多古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为基础[37-41]，归纳梳理传统经典的“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解读，基本上都可以折射统一到5种理论模式中（表1）。
3.2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特别是汉族分布区，在传统的聚落选址规划布局中几乎都打上了传统风水地理的“烙印”，典型的案例不胜枚举，这里仅以浙江兰溪诸葛八卦村为例，简析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诸葛八卦村于元代中后期开始营建，至今有600余年历史。就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朝向、景观等而言，堪称人居理想环境之典范[42]。该村地形中间低平，四周渐高，外有八座山，形成外八卦，内以钟池为中心形成内八卦。钟池是诸葛八卦村的核心所在，也是布列“九宫八阵图”的基点。“钟池”乃设计的“太极”，在传统风水地理布局中，往往把“太极”看作与宇宙相连。不仅如此，该村整体格局左有石岭溪，右有高隆市，前有不漏塘，后有高隆冈，其地形、地貌正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守中”的风水格局，形势契合了堪舆家的理想模式。综观诸葛八卦村的风水地理大势，映射出山环水绕，负阴抱阳，藏风聚水的一种意境景观格局（图2）。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是：以人为本，人适应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有决定性作用，人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相关联，具有神秘性。简言之，这种“人地关系”模式是传统的人地适应论、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感应论的复合体，既是长期生活经验的科学总结，又具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
3.3中国新“天人合一”观和科学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理论模式
在现代新“天人合一”观的框架内，人地关系有了全新释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1）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自然界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基；（3）自然的精华——人类创造了社会（人类是主体，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4）人类自然社会构成一个复杂开放的人类生态系统；（5）人类社会必须遵循自然运行规律；（6）人类的物质、精神、心理活动以及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与自然运行规律具有统一性；（7）人类的理想是人类、自然、社会的统一和谐持续发展；（8）人类的追求是生活越来越美好。然而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关系（人地关系）的解读也是多种多样，方创琳于2004年对此作了系统总结[43]。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古代或者传统的“人与天”“人与自然”，和现代的“人与天”“人与自然”或者“人与地（地理环境）”，既有着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人地关系中涉及到的“人与天”的问题，不要人为地赋予其神秘色彩，要把物质与精神统一起来以辩证的思维解读“人与天”“人与自然”，辩证地解读人地关系。以地理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轴线为基础，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把中国“天人合一”观和科学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的理论模式和西方哲学科学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的理论，作一归纳总结（表2）[43-47]，以便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现代风水地理学在城乡规划、民居规划中做到人地关系协调和谐，从哲学和科学上提供人地关系理论的支撑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4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
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与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是吸收了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模式，剔除了伪科学和迷信的成分。现以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风水地理选址规划为例进行分析。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贵德县境内[1,48]，其周边群山环绕，是相对封闭的盆地，同时，紧邻黄河河谷，形成山环水绕的格局态势。基地规划面积约为47.7km2，水域面积18.8km2，内含侵蚀性构造高山、堆积侵蚀中低山、堆积阶地、准平原和黄河现代河床等地形地貌，叠加着湿地、河流和草地等自然资源，构成极为壮观的自然环境景观。以基地内、外的自然环境景观要素为基础，结合其气候、水文、风向等，实现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轴线定位和主要功能定位。在风水地理经典理论“阴阳论”“五行论”“精气论”“形势说”等指导下，遵循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的整体系统、因地制宜、山水选择、负阴抱阳、顺乘生气、阴阳调和辩证、合时有情、科学审美、改造风水（趋利避害）等原则，对基地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景观进行科学分析，在“预测论”“方位论”“四象模式”的指导下，确定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中心定位和坐向；借助堪舆（风水）罗盘，确定其轴心线的走向，使基地各功能区的布局系统、协调、和谐，呈现出“天人合一”之美（图3）。这一选址规划布局体现出以人为本、天人感应；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负阴抱阳，藏风聚水；顺乘生气，万物感应；山环水绕，环境幽美。人、建筑、自然环境有机配合，趋利避害；协调统一，浑然一体；生机勃发，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顺畅，做到了游人美、建筑美、自然美“三美”珠联璧合，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由此可以看出，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即人地关系和谐可持续发展论。
4结论
1）《周易》是中国古代一部最伟大的哲学和预测学著作，其“天人合一”观是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由于《周易》自古至今被人为地误认为是算命之术，故也被人为地涂上了“迷信色彩”，并渗透到传统风水地理学中。绝不能因为传统风水地理含有迷信色彩和伪科学思想，对传统风水地理所阐释的而现代科学又无法解释清楚的先人经验和事象进行一概否定，因为即使现代科学对人-自然系统的认识也只是微乎其微，无法解释的事象浩如烟海，数不胜数。传统风水地理学含有迷信色彩和伪科学思想，必须进行哲学科学批判，必须进行革新，引入相关的现代科学理论、方法、技术，从定性研究走向实证研究，从传统风水地理学走向现代风水地理学。
2）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曾经对科学巨匠钱学森说：“我国的《周易》是纯之又纯的科研成果”。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在治理山水，建造城乡、宫殿、园林、民居等工程中，都是以“天人合一”哲学观为主线，以风水地理学（堪舆学）为指导，风水地理学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周易》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科学性。
3）传统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周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而现代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仍然是如此。但是，在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中，对“天人合一”思想在摈弃“迷信”思想的前提下，赋予了现代科学的新内涵，真正反映出其科学精髓，也可称为新“天人合一”观。现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要义有3点：（1）以人为本；（2）人与自然和谐；（3）持续发展。此3点看上去极为简单，但其哲学、科学内涵极为丰富深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哲学思想的结晶，是指导人类持续发展的最高准则。这些思想必须贯穿于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始终。
4）“人地关系”不仅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与核心，而且也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风水地理学研究的源头与核心。风水地理学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地关系”确定为永恒的研究课题。《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风水地理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对“人地关系”的阐释，是支撑风水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1天文学学术期数据来源与施引文献和参考文献情
统计源期刊
中国天文学学术期刊由中国天文学会、国内各主要天文台主办，包括国家天文台、中国天文学会主办的《ResearchinAstronomyandAstrophys-ics》(以下简称RAA)，中国天文学会、紫金山天文台主办的《天文学报》，上海天文台、中国天文学会主办的《天文学进展》及云南天文台主办的《天文研究与技术》。其中RAA为英文SCI统计源期刊，由英国物理学会(IOP)出版社负责海外出版与发行;《天文学报》为中国最早创办的天文学学术期刊，发表天文学科各领域研究成果，目前为双月刊，中文出版。我们选择RAA作为统计源期刊。本工作中另一本统计源期刊为英译版刊物，刊名为《ChineseAstronomyandAstrophysics》(以下简称ChA＆A)”。为了便于向国际同行宣传中国天文学科研成果，早在1977年就由华裔爱尔兰天文学家江涛先生创办该刊物。它从国内主要天文刊物(目前选刊范围含《天文学报》、《空间科学学报》及《天文学进展》)选译文章，其中近90%的文章从《天文学报》选译，由Elsevier出版社出版。该刊物的选稿、翻译、校稿等工作目前由天文学报编辑部承担。ChA＆A和RAA为本文的两个统计源期刊。它们均为英文刊，由知名出版社负责海外出版与发行。两刊可在海外天文机构查阅，所以国外同行查询该期刊文献时不存在语言障碍。两刊论文的施引文献和参考文献情况具可比性。
ADS数据库及研究方法
ADS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授权史密森天体物理天文台管理并运行，是物理学、天文学研究人员使用的在线图书馆。ADS的数据涵盖了天文、天体物理、物理学出版物及预出版平台www．arxiv．org。经出版方授权，ADS上的数据包含收录期刊文献的摘要或全文。不同于JCR只收录SCI期刊，而国内如中国知网仅收录国内期刊，ADS收录了绝大多数的天文学及其相关学科期刊。ADS中每条检索文献中含有简称为A、E、F、X、R、C等多个项目，点击C(Citationstothearticle)列出引用该篇文献的论文信息，点击R(Referencesinthearti-cle)列出文献中引用的参考文献，后者由出版社或期刊编辑部提供数据。通过ADS，可以方便检索每篇文献被引用的情况及参考文献情况。以2012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崔向群院士为第1作者在RAA上发表的有关郭守敬望远镜(LAMOST)主题的综述文章［12］为例，截止2016年7月12日，中国知网数据库显示其总被引数为69，WebofScience数据库(简称WOS)中总被引数为161次，而ADS数据库中总被引数为175次。该文在WOS、ADS两数据库中按年统计被引用数分别为2、26、37、74、22和2、22、36、78、37(数据按2012、2013、2014、2015、2016年顺序录入)。其中2016年ADS多出的施引文献主要来自预出版平台arXiv的贡献及最新出版但WOS数据库中尚未计入的统计源期刊，包括RAA、天体物理杂志(AstrophysicalJournal)、天文和天体物理(Astronomy＆Astrophysics)、经典和量子引力(ClassicalandQuantumGravity)等期刊。因此，ADS的选刊范围、时效都足以衡量文献的被引情况，适用于本文的统计。
2分析与讨论
统计结果基于ADS数据库，我们将近5年ChA＆A论文施引文献数(包含自引)和其中国内作者以及国内刊物贡献比例，与对应的参考文献数和其国内作者以及国内刊物贡献比例进行比较分析，见表1。作为对比，我们采用同样的方式和数据来源分析了RAA，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国外作者及国外期刊贡献比例(国外作者贡献占比=100%－国内作者贡献占比，国外期刊贡献占比=100%－国内期刊贡献占比)可由此推算，受表格大小所限，未在两表中列出。施引文献数统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从表1和表2，可得出:1)ChA＆A和RAA论文偏向于引用国外期刊文献及国外作者撰写的文献，这与引言中提到的其他学科的统计结果一致。2)ChA＆A论文的施引期刊文献中国内作者贡献比例高达80%，施引期刊中国内占比也高于半数(58%);相比ChA＆A，RAA论文的施引期刊文献中国内作者贡献占比接近半数(49．7%)，而施引期刊中国内刊物占比仅为20．2%。3)ChA＆A主要引用国外期刊文献及国外作者撰写的文献，但其施引文献主要源自国内作者的贡献和国内期刊的贡献。引用和被引不对等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4)相比ChA＆A，RAA施引期刊文献中国外期刊和国外作者的比例有明显提高，第3条中所提引用和被引不对等的程度显著缓解。
讨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年来国内优秀的研究论文逐渐流向国外刊物，从而导致国内特别是中文学术刊物的影响力下降，以致人们对中文期刊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当然，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国外相比起步较晚，总体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研方面的投入包括科研条件和人员待遇等均有大幅提高，并且吸引了不少高水平的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具有海外留学经历人员的参与。至少目前在部分学科或部分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国外的差距日渐缩小，甚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3］。由于数理天文等基础学科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同时缺少实际应用的评价依据，的被引数自然成为评价个人、项目、单位，以及学术刊物的一个重要数据。以下将进一步分析引用文献时国内作者和刊物的论文可能被忽略的原因，从以下6个方面阐述:1)国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水平不能反映中国真实的科研水平，国内刊物与国际一流刊物的差距客观存在。这也是造成上文所述引用和被引不对等的主要原因。2)国内天文学期刊相比国外期刊占比很少。JCR公布的2015年数据中，“天文与天体物理”学科总共61个刊物，其中中国刊物仅一个，即RAA;而天文学中文核心刊物仅《天文学报》与《天文学进展》两个刊物［14］。3)期刊及审稿人导向。作者在向国际期刊投稿时，渴望论文尽早被接受，会应期刊的要求，或受审稿人的提醒，引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4)体现研究深度和广度。作者通过引用大量国外刊物上的论文，力图表现出对本领域或本课题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从而体现该研究工作和论文的学术水平。5)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科研现状不够了解。这也是中国科研水平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客观反映，应该随中国科技发展而逐渐好转。6)中国作者对国内作者和刊物的引用不够重视。这里除了作者自身原因之外，刊物编辑部的宣传和引导不够也有一定的影响。以ChA＆A为例，过去极少数作者对自己的论文被选译不知情，部分作者不知道自己的在ChA＆A卷、期、页的具体信息，当然也就无从引用，对此我们现在已及时把有关信息通知作者。表1(ChA＆A)和表2(RAA)的施引文献数据中国内作者贡献占比有约30%的差距，主要是由于RAA全方位的国际接轨，吸引一批国外作者的投稿(和引用)所致。此外RAA至少有两类稿源使其被引数明显高于ChA＆A:一是介绍中国重大天文仪器的系列论文，如2012年大约有10篇关于郭守敬望远镜的论文，被引数约占当年的50%;二是一批高质量和高引用率的评述性论文［15］。需要说明的是表1和表2中的国内作者仅根据姓氏拼写来判断，不能排除其中外籍华人的贡献，可能会导致表1和表2所涉及的国内作者的数据被高估，但不会影响有关施引文献和参考文献中的国内作者份额的相对比较。这里可能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国外学者对国内研究现状不够了解，对一些原创性成果优先权的争议，乃至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学术偏见等。类似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中国，在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前苏联)之间也是由来已久的。
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