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1:4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西文学比较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初等教育中的体育游戏教学。
2.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的需要，收集有关初等教育中体育游戏方面文献资料，并阅读相关的书籍、文件，了解本研究的发展情况，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依据。
二、结果与分析
1.初等教育中学生的基本特征
（1）小学生的身心特征。小学生的身体各器官、系统都生长发育得很快，他们精力旺盛、活泼好动，模仿能力比较强，但是在学习活动中开始时劲头很足，却往往虎头蛇尾，不能持久地坚持。
（2）初中生的身心特征。初中学生正值十四五岁，心理学上称这一时期为“少年期”，是介于童年期（小学）和青年期（高中）之间的过渡期。此时的初中学生正处于少年发育期，亦叫做青春早期，这个阶段他们身心迅速发育。
2.初等教育中体育游戏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中运用体育游戏来提高教学质量还是比较重视的，学生的身体素质、集体荣誉感、思想道德、学习兴趣等方面都因此获得很大的提高。就学生而言，非常喜欢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运用体育游戏进行教学，并且相当多的同学喜欢参与到体育游戏中并会主动地协同教师组织游戏，并且希望一节课中出现好几个体育游戏[1]。然而，有些教师不太重视去更新体育游戏方面的知识，由此造成了游戏教材形式上的单调，使得游戏缺乏趣味性，学生对体育游戏不能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这样体育游戏教学效果显然大打折扣。
3.体育游戏教学的利
在体育游戏教学中，通过练习形式的变换、情境的创设，一方面可激发学生对练习的兴趣，促进教学任务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又可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达到提高素质、增强体质的效果[2]。在体育课中，教师下达教学任务后，每个学生的目标就成为合作小组的目标，于是每个小组的每个成员为了小组的利益，相互协作，相互帮助，共同完成任务。为了完成某一个游戏任务，每个小组成员都承担着互补且有内在关联的角色，以使得小组责任具体化。如“抢物过独木桥”，游戏方法是学生抱起眼前的排球（一次抱球数不限），在平衡木上通过，把球运到指定圈内，1分钟内看哪一组放在圈内的球最多。这个游戏中有策划人，有联络员，有小裁判，还有检查者、观察员等，上述这些角色对于高质量的合作学习来讲十分重要[3]。
4.体育游戏教学的弊
体育游戏是一种教学手段，因此在运用的过程中，它必须蕴涵一定的教育价值，承载一定的教育功能。游戏的教育价值也不知不觉流失掉了，这样的体育游戏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教育教学效果，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师生关系，淡化体育教学的价值。在组织体育游戏的过程中，体育教师不仅仅是组织者，更是游戏的监督者。在上课之前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选择适合他们身心发展的游戏，因为游戏中，不同学生的身体所能承受的生理负荷也是不一样的。
三、结论与建议
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科学灵活地运用，能够使学生在娱乐中学习技术，在游戏中锻炼身体，是发展学生基本素质的较好手段。体育游戏运用不当、监督不力，容易导致学生身心负荷过重，发生运动性伤病和意外事故。
一、体系建构
本书在体系建构做了有益的尝试：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经纬交错、历时梳理与共时比较错落有致。本书宏观结构呈现——总分的放射性结构。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总体论述了中西文化精神，而这正是中西文学价值观比较的前提。然后以第一章为中心，以功利、教化、真实、审美、心灵这五个维度的比较并列射出随后五章的内容，构成本书五个主要的论域。对于这种结构作者强调“这五个维度的分别只是为了理论阐释的方便而做出的区分，在具体的理论语境中，它们往往有很强烈互补性与互文性，且都最终指向人的心灵，致力于理想的人的生命境界的构建，从而形成了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动态系统。”[1]P9这个动态系统横贯中西，纵穿古今，让人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追问文学的价值和思考人生的意义。本书各章的结构都遵循体-面-线-点纵深推进结构。首先，中西比较之“体”都被平铺到中西文学价值观这两个“面”上，每个“面”都有自身的纵线，旨在由古及今历时梳理演变路径，横线沟通中西两个“面”旨在中西价值观念共时之比较。纵线是由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学价值观念论述的“点”串联而成，横线都是由两个点构成，即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交集点和分歧点。呈现经纬交错但清晰有序的网状结构。其次，中国文论这个“面”的纵线的开端追溯到几千年前有文字记载的源头，以先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宋、元、明、清顺序依次而下，但终端限制在之前。因为“只有把范围限制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大规模冲撞和融合之前，才能从一个比较纯粹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在梳理中，对同时代的无论是儒道主流文化，还是一些非主流的思想学派这些“点”，作者都进行了细致地剖析，发掘了丰富而多维的价值观思想。但在西方文论这个“面”的开端追溯到西方哲学思想的源头古希腊罗马，依次涵盖了历史各时期，直达现代的终端，力图全面地呈现西方文学价值观的真实面目。最后，各章纵线和横线的数目不等。纵线的数量表示在本章维度上梳理文学价值观的层面数目，横线数量代表横向比较及结论归纳的次数。
二、方法意义
本书采用多项式平行研究的方法，对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都分别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和横向的比较，分析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价值理论，在连类举似、充类至尽、集思综断下得出坚实的结论。通过比较，不仅寻求到中西文学价值观的共性也发现了两者突出的个性。以本书第三章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教化之维为例，“教化说”和“净化说”分别属于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关于文学道德价值目的的不同表述。首先，作者梳理了中国教化观念古今的演变；然后，作者梳理了西方的净化理论；最后，在对教化和净化理论进行纵向梳理后，又通过横向比较归纳出二者的同异。两种理论在文学的教育维度上价值指向是相通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在两个层面上发挥着价值功用：从社会层面讲，文学有利于理想国家的政治统治；从个人层面讲，文学有助于理想道德人格的塑造。两种理论的文化差异在于：儒家的“诗教”理论更注重对文学道德意义的强调；而西方更倾向于通过诗来宣泄情感、疏导欲望、净化心灵来获得道德意义。这样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中西“教化”与“净化”理论各自的历史演进与彼此同异有了清晰的认知。以点窥面，本书所有章节都立足于跨文化比较的视野，通过列举大量的例证进行历时与共时的比较，得出坚实的结论。本书不仅解读了“真”“善”“美”“自由”“超越”等核心价值观念，而且以功利、教化、真实、审美、心灵这五个维度梳理了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历史演变和生成语境，彰显了致力于理想生命境界之构建的精神价值本质，探求了可资当代文学研究借鉴的理论资源。本书纵穿古今，横贯东西的比较研究方法是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厄尔迈纳曾呼吁比较文学应该具有一种真正的跨文化的视野，并且援引“灯塔下面是黑暗”这句谚语说明只研究自己国家的文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另一座灯塔来照亮自己，而“中国的灯塔则可能给美国的研究带来光明。”[3]P36同样，西方的灯塔也会给中国的研究带来光明。这本书同时点亮了中国和西方的灯塔，并在彼此的异彩纷呈和交相辉映中使文学的星空更加璀璨。刘象愚认为：“对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的比较研究，例如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比较，在理论的层次上比在实际的层次上导出更丰硕的果实……对于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的比较，则或许能揭示出某些批评观念是具有世界性的，某些批评观念限于某些文化传统，某些观念只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因此对于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所有的文学。本书正是如此，首先，通过在理论层次上的比较，寻求到中西文学价值观共同的理论模式。例如本书第六章论述到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在心灵之维德第一个层面即文学的心灵平衡与宣泄功能上是极为一致的，无论是中国的“发愤著书”还是西方的“愤怒出诗句”都体现了创作主体在文学创作中实现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和愿望，以诗文的形式表达自我生命的价值和获得情感的满足。其次，本书还发掘了属于中西方各自特色的文学价值观念。例如本书第四章论述中西传统价值观真实之维时，作者指出尽管真实是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对于文学的共同要求，但双方在“真”的维度上不仅有交集，还各有显著不同的侧重点：中西文学的逻辑起点有“本于心”和“本于物”之区别；在价值取向上有“情真”和“事真”之不同；在意境创造上有“虚实相生”与“逼近自然”之异等。中西文学价值观在汇集中虽会有交融，但更会有碰撞。在碰撞中会更加加深对双方各自特点的理解。如果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唯有在跨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里，通过对比才能使双方各自的特点更为清晰。恰如王向远所说：“即使通过比较不容易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诗学‘通律’，但可以通过比较，来发表、表达现代学者个人对文学问题或其他文化问题的看法，或者通过比较来加深对中西文论某些侧面、某些特点的理解和认识。”[5]P186综上所述，本书正是通过对中西价值观多维度地深入比较分析，不仅使我们更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和西方传统价值观的体系特征，而且通过，致力于建构一个现代的、科学的、多元的文学价值理论，彰显了比较诗学的重要意义。此书之所以彰显了比较诗学的重要意义，是因为研究者有广阔的视野、国际的角度、比较的自觉意识、关键的是能超脱本民族文化体系的模子，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探求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并且在探讨中，“考虑到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在信仰、自尊、偏见和思想方法方面的差异，力求跨越历史、跨越文化、去探求超越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文学特征和性质、批评的观念和标准，否则，我们便不应从整体上去谈文学，而只能谈孤立分散的种种文学，不应当从总体去谈批评，而只能谈孤立分散的种种批评。”也正因如此，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爱金伯勒教授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预言：“比较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比较诗学。”
三、独特之处
【依托项目】该论文也是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英语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编号：2013zy0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6-0105-01
一、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随着科技、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不论是哪种类型或层次的外语教育，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教学目标。赵芳分别对河南大学、郑州师范学院和琼州学院的学生展开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学生的国外文化知识主要来自于外语教学，其中50%的学生表示也经常通过媒体了解外国文化，19%的学生表示经常和学校的外交接触，17%的学生偶尔参加文化活动或培训，8%的学生偶尔参加驻华外国机构的活动，3%的学生与学校外交以外的其他外国人接触。97%的学生从未去国外旅游、探亲或游学。外语教育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国家未来跨文化人力资本的语言与文化教育的重要任务。课程是教学的内核，鉴于此，本论文聚焦于“大学英语精读”和“美国文学” 两门必修课程，从微观层面探讨跨文化交际能力“渗透式”培养模式的具体应用。
二、“精读”和“美国文学”中的文化渗透
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由意识、知识、能力、态度和素养五部分组成。“渗透式”模式是将跨文化能力培养主线贯穿每一个教学环节，渗透到学生的个体发展中，形成完整的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
“大学英语精读” 课程是专业基础模块的第一门课程，总学时最多，贯穿整个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因此抓好这门课程文化教学的合理渗透对整个专业建设至关重要。我们分别整理出各单元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内容，将其与该单元语言点紧密融合进行教学。这些内容具体包括中美教育中的交流与独立、中美谈话方式的差异、中美银行发展及特点、说说中美侦探小说和间谍形象、中美思想文化渊源、说说“天人合一”、 自然对人的精神与性格的作用（中美对比）、说说儒教和基督教对“人性”的理解、犬儒主义与老庄思想、认识及中美对犯罪的惩治、希腊神话故事和中国神话故事、中国侠士与西方骑士、透视中国民族政策与西方种族政策、美国的独立革命与中国的、文明与欲望等。
“美国文学”在我校是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该门课程以陶洁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为教材，我们精心设置第一文化课堂和第二文化课堂，构建跨文化语境，提供文化信息和开展文化体验。第一文化课堂每个单元结合文学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中美文学、文化比较，包括富兰克林道德伦理观的中国渊源、爱伦?坡与鲁迅小说创作之比较、爱默生与中国当代文学、陈小青与《霍桑探案集》、《白鲸》中的辩证法、梭罗与海子、苇岸、朗费罗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马克?吐温的中国情节、从《海上扁舟》反思人文主义、舍伍德?安德森作品中的老庄思想、村上春树对菲茨杰拉德的继承与创新、福克纳与莫言作品比较、白先勇与田纳西?威廉斯、阿瑟?米勒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意义等。第二文化课堂包括学习汇报表演（以辩论赛、诗歌朗诵、演讲、戏剧形式）、“我说名著”读书报告会、自习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故事和圣经故事（制作PPT展示）等。
You Hongyan
【论文摘要】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很多学生常把英汉文化等同，忽略了文化的差异，在理解方面造成了许多误区，阻碍了外语水平的提高，影响了教学效果。语言、文化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而语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播工具，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中西文化差异，丰富文化背景知识，对于英语语言的学习是十分有必要的。
文化是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称，是在一个社会漫长的形成演变中产生和发展的产物；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播工具。因此要真正学会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所体现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此语言的精髓。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应逐步渗透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理解与把握。英语教学大纲指出，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面的信息、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因此，学习一门外语的过程，也是了解和掌握对方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过程。
下面先来看一个对白：一个外国人称赞一个中国人Your wife is beautiful ， 中国人用where ? where ? ( 哪里? 哪里?) 来回答，于是外国人说:From head to toe (从头到脚都美) ，中国人又谦虚地说:Not to be seen ，not to be seen (不见得，不见得) 。这样的对话显然是由于说话方对中西方社会习俗差异的不了解而引起的。在美国，称赞对方或对方的家人是很重要的一种社交习惯，被人们称赞时，要表示乐于接受并愉快地感谢，不要急于否认或自贬，也不应表现得扭捏不安。而在中国，听到别人的赞美总要谦虚一下，因为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因此如果不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和中西文化差异，在英语学习和用英语进行交际时，就会产生误解和歧义，不能得体地运用语言，以致闹出了笑话。
就文化差异的内容来说，涉及面非常广，从中西方的文学、音乐、美术、雕塑、建筑风格和人们的衣、食、住、交友、娱乐、节日等风土人情到日常见面问候、称赞、致谢、道歉等生活习惯，还有中西方各自独特的委婉语、禁忌语乃至体态语言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时对待同一个词汇、同一个手势、同一句话，英美人与中国人的理解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英语教学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接触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通常有词汇的文化内涵差异：如ambition（野心）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我们常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美国人却常取褒义表示“有雄心壮志”；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以谦逊为美德，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举止言行总考虑温文尔雅，通常会用“You are overpraising me.”（过奖）来应酬，这往往会让说话者感到你在怀疑他的判断力；抑或是用“Where? Where?”来回答，弄得外国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对隐私的界定差异：如中国人表示关心的“你去哪儿？”（Where are you going？）和“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不受欢迎；称谓上的差异；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造成学生的简单理解。同样还把汉语中习惯上称呼的“张医生”、“王护士”称为Doctor Zhang，Nurse Wang。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 Miss，Mrs.等。如 ：在中国称中年以上的人为“老”，是尊敬的表示；可在西方，“老”却意味着衰朽残年、去日无多，因此西方人都忌讳“老”、都不服“老”。在美国老人普遍得不到尊重的社会里，老人们养成了坚持独立的习惯。所以美国的老人都不喜欢别人称其为老人（elderly people），在美国都用“年长的公民”（senior citizens）这一委婉语来指代老人。
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接受以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于别人所送的礼物，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欣然道谢。 ( Thank you ， I really appreciate it) 。在讲英语的国家，谈天气是很保险的搭话方式，如:——Lovely weather， isn’t it? 又如：中国人也喜欢用“去哪啊？”打招呼，如果和你的外国朋友说“Where are you going?”大部分人会不太高兴，有甚者会说“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你管得着吗？）”。还有禁忌话题：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最明显的禁忌话题要数“How old are you？”。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觉得很正常，可是对于说英语的国家人来讲他们更注重“个人隐私”，因此多半情况下，他们会告诉你“It’s a secret.”
由此可见，文化差异的确是英语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更进一步说，在我们进行英语教学时，学生好比是整个建筑，文化是建筑风格，语言是建筑实体，而老师就是建筑设计师。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了解程度，直接决定着学生能否自如得体地运用英语的能力。而且在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因素，还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赋予语言以情感色彩，使学生带着趣味情感学习，这样学生对所学语言材料的印象就会深刻而牢固，理解也会透彻而容易，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笔者认为：可以在课堂上结合课本介绍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师在语言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总结一些具有文化背景的词汇和习惯用语。例如red 一词，无论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红色象征着激情。但在英语中的红色还意味着危险状态或使人生气，如red flag (引人生气的事) 。加强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感谢、谦虚、赞扬、表示关心 、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英语教学中。
在课堂上，同学们可以交流与角色表演，教师可以让学生收集一些有关国外文化方面的资料，如画报、杂志、图片等，研究不同国家人民的服饰、装饰、发型等，使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了解不同的文化。课外活动的形式更是多样化，可以让学生欣赏或学唱英文歌曲。诵读英文诗歌，排练英文短剧。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幻灯、录像等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向学生推荐阅读体现外国文化的简易读本，以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邀请中外“英语通”作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专题报告；组织英语角，英语晚会等，创设形式多样的语言环境，加深对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
总之，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及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参考文献
[1]戌林海. 翻译与文化背景知识. 外语教学与研究.
[2]张蓉. 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知识的渗透.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3]罗明燕. 论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策略.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4]张红玲. 跨文化外语教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5]刘道伍. 汉英文化对比与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池州师专学报，2001
［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东方文化； 文学批评； 东西交融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无论是揭示庞德的“观世音”融基督教与佛教为一体，还是阐明乔伊斯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说明批评家已充分感应并认同现代主义作品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境，体现中西批评界旨在实现东西方融合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积极取向。
[关键词] 比较文化模式；英美文学；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是各高校英语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但是目前该课程的教学现状并不乐观，学生对文学的学习兴趣逐渐减弱，不能深刻认识到该课程对于语言基本功、人文素质提升以及增进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的重要意义。国际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要求传媒人才具有文化包容性和比较文化视野。作为传媒类院校的英语专业，找到英美文学课程设置与传媒人才培养目标的契合点，才是使该课程走出被边缘化困境的最佳途径。
一、英美文学课程设置与比较文化意识的关系
对于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目标，《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规定：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在传统教学中，重文学史常识和文本分析能力，对于实现该课程的语言目标有显著的效果。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文化目标的实现对该课程教学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传媒类院校的英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对语言学习者而言意义重大，而中西文化的比较意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基础。文学是各种文化的呈现载体，英美文学课程通过呈现典型的西方文化，培养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的理解和适应，通过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提升来提高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是其他课程所不能比拟的。
二、英美文学课程改革与比较文化意识的培养
1、教学内容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首先体现在教材的选取上。我们采用文学史和作品并重的方法，并且针对性地选择了《英国文学新编》和《英美文学教程（美国卷）》。在课时处理上，对文学史的讲解更多地结合文学作品进行。
首先，强调文学作品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将文学史放到社会历史环境中分成主要的几个阶段。将不同阶段的文学史以当时的文学流派串联起来，将文学背景和历史背景相结合，以典型作品的典型形象作为分析的重点，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多地了解历史文化。
其次，对于文学作品的研读，适当导入文化语境。无论英国文学还是美国文学，都有其深刻的文化源泉，如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等等。这些文化源泉是贯穿文学史的主要脉络。教师对于这种文化语境的分析和讲解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吃透作品的文化内涵，并且激发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联系和比较。
2、教学手段改革
为了更好地解决该课程“课时有限，内容庞杂”的问题，并且充分结合传媒院校学生“课业较轻松，对新鲜事物兴趣浓厚”的特征，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强化了网络平台和第二课堂的作用。
在主课堂之外，建设英美文学课程网络资源平台，挖掘丰富的教学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方式。网络资源里包括文史知识、名作赏析、影片欣赏、互动话题、作品展示等各种资源。
第二课堂的构建改变传统教学中教师是“百科全书”的认识，增加学生的自主学习与自由讨论。分学习小组布置资料查阅工作，并且由学生进行简要的评述。这样可以很好的提高学生协作能力和批判性意识，并且通过不同视角的文学鉴赏活动提高比较文化意识和分析能力。
3、强化对比研究
对比研究是英美文学教学中比较文化意识培养的有效手段。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强调对比学习的重要性，可以将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时代特点或者写作风格与中国文学加以对比研究，或者设计相应的讨论题，提高学生对文化背景的了解和对作品内涵的把握。另外，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对比研究，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比如，将经典文学作品的原著与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改编版进行对比分析，就能很好地调动学生兴趣和提高分析能力。
4、改进考核方式
侧重对文学基础知识的掌握不能充分监测学生在初步掌握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对于作品的理解和批评能力。因此在试卷考核的基础上加入学期论文的考核，使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充分表达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并作出评论是有效提高学生研究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方式之一。文学输出不只是运用文学批评方法完成写作，还体现在知识竞赛、作品翻译、角色扮演、剧本改编等活动中。这些都能很好的结合传媒院校学生的优势，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三、结语
比较文化意识是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基础，这是英语专业合格毕业生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英美文学课程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和比较文化意识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和重要意义。因此要强化其承载的文化培养目标，并且切实改善课程设置，真正做到与传媒类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对接，才能使传媒院校英语专业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具有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并且能进行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1]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
[2]张慧荣.英美文学多维度文化导入教学范例[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06）.
[3]胡文仲，孙有中.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 2009（05）.
[关键词]中西文化 爱情 死生观念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是相同历史阶段辉映于欧亚戏剧天空的大师。16世纪90年代，中西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两部以追求爱情自由不惜献出生命为主人公的经典名剧，那就是莎士比亚的青春爱情诗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汤显祖的至情传奇《牡丹亭》。它们至今仍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盛演不衰。由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活背景，尽管两剧都是描写方爱情的典范，却体现不同的情态。《牡丹亭》深情执着、含蓄温柔，《罗密欧与朱丽叶》清新明艳、热烈奔放。归根溯源，两部剧作的人物形象是造成两剧不同爱情形态的主要原因。
杜丽娘与朱丽叶出身富贵，青春美妙，本应该尽情享受美好青春，但最后都成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爱情自由的追求者。她们的性格形象鲜明，抗争精神彻底决绝，显示出比其它角色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虽然两人的塑造从文学渊源上看无甚关联，但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从两人的爱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发展出的不同特征，我们能一窥中西传统文化在女性角色身上的投影，在爱的缘起、爱的表达、爱的结局等方面，杜丽娘与朱丽叶表现出明显的中西文化差异。
一、爱的缘起的本质区别
陈寅恪的情论曾这样论述：“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M]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30～131.）如果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杜丽娘对于柳梦梅的爱，起源得非常荒唐，抑或无“理由”。
杜丽娘游园，无非是要为自己的青春找个寄托。而她游园最终所感受到的，是满目春光里的衰败与凋零；她看见的是冷漠的人生宿命：“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面对满园的春光，她唱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咏叹着春光明丽，她哀悼着锦绣年华，心灵深处对于青春的无法安放的无奈感令她无法释怀。丽娘的情思刚被撩起，却由于没有一个可以释放爱情的对象，终归化为空无，于是“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她并不是先有爱的对象再产生爱，而是先有了爱，再产生爱的对象。满腔情思千万绪，人间却无赏花人。此种境地，才是杜丽娘爱情缘起的最苦处。所以对于杜丽娘来说，爱人是谁、长相俊丑、出身哪般实际上并不重要，只因那柳梦梅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走进了她的梦里，便有了爱。杜丽娘有至情，似爱柳梦梅，实际是自恋，甚至仅仅是爱上了感情本身就可以让她在后来那般奋不顾身，死生相随。
与之相较，朱丽叶的爱情由来就显得“合理”、“自然”很多。她并没有凭空为自己设定一个爱人，也没有急切地期盼爱情，将爱情的追求与生命意义等同。直到与罗密欧相识在家族的舞会上，罗密欧的英俊深情深深打动了朱丽叶，她才与之坠入爱河。同时朱丽叶对罗密欧的爱也有精神层面的理由：两人都有进步的思想，认可人性自由的理念，笃信真爱无敌的信仰。所以他们一经相遇就山盟海誓、义无反顾——这与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第一次见面（无论梦中还是现实），处处透出的男女的需求就更不相同了。
二、爱情表达的异曲同工
朱丽叶她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文主义少女。她的爱从最初的羞怯回应，逐步发展为热烈似火的献身激情，以至毫无顾忌的身心结合，继而在期待与幻灭的交织中，义无返顾的走向身死情永恒的终章。她的爱激情四溢，充满了宗教式的狂热，爱情的表达方式更是大胆直率、温柔明朗。例如朱丽叶阻止罗密欧向月亮起誓：
“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
“那么我指着什么起誓呢？”
“不用起誓吧！或者要是你愿意的话，就凭着你的优美的自身起誓，那是我所崇拜的偶像，我一定会相信你的。”
连月亮都被直接排除在两人世界以外，在朱丽叶心里，爱的象征、崇拜的偶像只有一个罗密欧。这与这与西方人爱情表达直接精确、热烈排他的特点完全吻合。朱丽叶完全不顾家族世仇与宗教束缚，坦然地追求爱情，享受爱情、捍卫爱情，并最终以生命祭奠爱情，可以看出：在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急迫而且充满信心、斗志昂扬地向封建伦理道德、宗教的禁欲主义宣战；个性至上、爱情自由的价值理念已经深入进步青年的灵魂。
而《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爱情表达方式更富层次感。杜丽娘的人物象形鲜明而复杂，在她身上温婉与刚强，活泼与苦闷，叛逆与软弱得到了统一，也惟其如此，她才那么地真实与可爱。作者真实细腻地描写了她的抗争精神的发展之路。杜丽娘作为名门宦族的小姐，她长于深闺，从小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嫩脸娇羞，老成尊重”。《惊梦》中的杜丽娘仍矜持温顺、娇羞无限。直到梦中幻景，现实难寻，杜丽娘才甘愿选择自我结束这“如花美眷”般的生命，将自己的一片深情永远留在这梦中的春光里。
但杜丽娘的死来只是她抗争之路的开始。杜丽娘她的游魂主动与柳梦梅再续梦缘——热情、大胆地向柳梦梅示爱，以“魂魄”的身份和情人“幽媾”。为情而死去，也为情而再生；为理想而牺牲，也为理想而复活。回到现实阳界的她，又坚定面对父亲对她爱情的百般阻挠。最终杜丽娘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感动了皇帝“敕赐团圆”，与柳梦梅成婚。这正是作者借杜丽娘对儒家重孝道和礼教的传统封建思想束缚的华丽突破，是社会、观众对生死至情与人欲合理的肯定与褒扬。
可以说，莎士比亚提倡婚姻自主、人性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既有本能的冲动，也有破坏和毁灭原有思想体制的冲力。而深受陆王心学、李贽“童心说”等“异端性批判”影响的《牡丹亭》，渗透着东方文化对本体的探寻和感受的深情抒发——不是对人生、对世界的破坏、冲击，而是深情脉脉中的情理和谐。朱丽叶的爱大胆热情、明朗纯粹，这是人文主义思潮涌动下的水晶之恋；杜丽娘的爱则是深情含蓄、执着坚定，而这正是明代进步知识分子突破封建礼教的“至情”宣言。
三、爱情结局的匠心各异
朱丽叶与杜丽娘“生而复死” 与“死而后生”的结局，均凝聚着两位剧作家精心的构思，可以说是匠心各异，难分轩轾，展现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朱丽叶对待爱情热情决绝、勇于承担，然而命运的捉弄又显得那么令人无法抗拒。罗密欧因她的假死悲痛欲绝，服药自杀。看到身边死去的罗密欧，苏醒过来的朱丽叶觉得生无可恋，终也拿起短剑自刎。杜丽娘的为情而死并没有成为她爱情的结局，相反，汤显祖要用她的“至情”反抗当时社会的“至理”。于是杜丽娘的鬼魂浪漫地与柳梦梅再续梦缘，更为了与情郎长相厮守而还魂复活。接下来的她在现实世界中， 大胆而坚定，缠绵而执着：家宅之中，深情申诉；金殿之上，慷慨陈词；历经劫难、终得团圆。
朱丽叶的“生而复死’鲜明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死生观念对莎士比亚的影响。首先就是所谓的“死亡与救赎”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说，罗朱之死与基督之死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所以他们的死亡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悲剧结局——他们用肉身的死亡交换了精神的解脱，死亡成了具有净化审美意义的某种仪式，借由次，真爱的力量得以升华。罗朱殉情还因为他们均秉承着基督教的“彼岸意识”。他们相信由生入死只是一瞬，信仰爱情而又拒绝缺失——这必然会让他们不自由毋宁死的“生”态度。只要充满激情，寻找到爱的光辉，死亡的阴影就不再寒冷。莎士比亚的艺术审美创造，使“灵魂窥见了坟墓后面的光辉”，“在地上获得被揭示出来的天堂”。（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75.）
反观杜丽娘的生而求死，只是一种解脱的形式——死亡的彰显正是她解决宗法伦理牵绊进而自由追求爱情的起点。也就是说，丽娘“为情而生”的前提是必须要先“为情而死”，不破不立。而这种死亡，更像是朱丽叶的“假死”。与朱丽叶的真正死亡相比，杜丽娘的“死”仅仅是一种手段，死亡不是归宿。生命空间扩大化和对人伦世俗的执着性才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汤显祖生死观的核心。正如汤显祖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这种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看似荒谬，但只要它的最终指向永远定格在“生的眷恋”，那么就永远会被作者、其他知识分子、广大读者观众接受。
中国戏曲倾向于圆满、团圆的结局，“至情”在貌似合理的情节中得到和谐的胜利。但归根结底，杜丽娘不是在今生而是在来世（复活可算再活一次）才找到幸福。这也可以算是皆大欢喜中的一丝苦涩回味，既突出反映出了汤显祖在儒家、禅宗、道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特殊文化心理，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中国文化看待生死的世俗性的特点。 （责任编辑：蒋晗玉）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华夏美学 [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袁行霈.中华文明之光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87-397.
[3]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17-525.
【关键词】文化转向 《浮生六记》 典故翻译 译例分析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已经不单纯侧重于语言层面上的对等，而是转向于研究促使翻译形成的一切语言之外的因素。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夫维尔在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提出，翻译研究逐步转向了文化，转向文本外部的研究。本文以《浮生六记》两英译本中的典故翻译为例，比较译者在处理含有大量文化因子的文化负载词―典故时翻译策略选择的不同，研究当时译者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对其翻译策略有何影响。
一、《浮生六记》及其译本简介
《浮生六记》是清朝乾隆年间文人沈复的一部笔记式的自传。作者以简洁通俗的文言文描述了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理念和审美情趣，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清新寡欲、追求真美的性情，其中不乏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精髓。
概括起来，目前在学界较为重要的英文版《浮生六记》大概有三。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林语堂先生1936年的译本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另两个版本分别是：1960年雪莉・布莱克的译本和1983年白伦与江素惠合译的译本。对于这三个不同的翻译版本，需要说明的是，布莱克的版本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浮生六记》的编译，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笔者选取了林语堂先生的译本（简称林译本）和白伦与江素惠合译的译本（简称白、江译本）进行比较。
二、林译本和白、江译本《浮生六记》典故翻译的对比分析
1.典故释义。对于典故，《辞海》将其释义为：“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其主要来源有：（1）历史故事或历史事件；（2）神话传说；（3）民间传说；（4）文学作品；（5）寓言故事；（6）民间习俗、谚语等。总的说来，典故是指人们在口头或书面表达时引用出自神话、寓言、民间传说、历史事件或文学名著等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2.典故译例对比分析。根据以上典故的六个主要来源，笔者总结了《浮生六记》的典故12例，并对每例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两个译本中的典故翻译共用到的翻译方法主要是：直译、直译加注、音译加注、文内增译、文内注释和意译。
直译最大程度的在语言层面上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和特点，但是对于富含特定文化负载词的典故，有时仅靠直译不能传达出异质文化背后的意义，由于异质文化的独特性和源语―目的语自身所具有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异同，直译势必会给读者理解译文造成一定的障碍。在翻译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典故时，宜采用一些辅的翻译手段，也就是对文化信息做一些弥补性的工作，也称为文化补偿。在《浮生六记》的两英译本中，所采用的文化补偿手段主要有：文外注释（直译加注、音译加注），文内注释和文内增译。
例：余戏日：“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于此乎？”复相与大笑而罢。林译：“Perhaps，” I said， “Wenchün was tempted to elope with Hsiangju not because of his ch’in music， but rather because of his fu poetry，” and we laugh again. （林语堂，1999：23）
白、江译：I jokingly said， “So perhaps Wenchün did not fall in love with Hsiang-ju19 because of the way he played the lute after all， but because of his poetry？” The conversation ended with us both laughing loudly. （Pratt&Chiang，1983：32）
尾注19.Notorious lovers of the Han Dynasty. Cho Wen―chün fell in love with Ssu―ma Hsiang-ju and ran off with him one night after he courted her by playing the lute at her father’s home shortly after she had been widowed. （Pratt&Chiang，1983：151）
林语堂采用直译法，通过添加关键词“elope” 将典故的内涵在译文中明点了出来，让读者联想起‘文君夜奔’的故事。中国读者对卓文君故事比较了解，但对于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西方读者则不然，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一历史典故，白、江二人则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
综合以上两译本中的翻译方法，再按照是否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文化色彩，笔者总结了两个译本的典故翻译方法和策略，见表1：
从表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两译本都综合地运用了异化和归化的翻译方法；林译以归化为主，归化和异化相对比较均衡；白、江译以异化为主，其中异化翻译占主导。
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不是偶然现象，从历时性和文化大视野的角度看，译者会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出于某种文化目的，选择其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在各自的序言中，译者道出了各自译著的目的。
林语堂在其序言中写道：“素好《浮生六记》，发愿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 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是让西方读者了解到这对可爱的中国夫妇淳朴恬淡的生活，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作为一个游走在东西文化间的中西文化边缘人，林语堂在向西方读者传递东方历史文化的翻译过程也必然会受到其独特文化身份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地位悬殊的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先生采用了以归化为主，兼顾异化的翻译方法，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又适当保留原作中文化负载信息，译文仿佛就是采用译语进行的创作，行文流畅自如，毫无翻译的痕迹，大大地提高了异域读者对中国文化接受程度。
三、结语
在全球化与多元化并重的今天，中外文化交流日趋增多，中国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在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的问题上，刘宓庆提出了“文化适应”的概念：译者必须摒弃“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文化翻译观，以综合平衡观为原则，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达致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的“恰恰调和”。我们在向世界译介中国传统文化时也应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化传真”的目的在于最大可能地传递源语的文化内涵，让译语读者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信息，更好地欣赏原汁原味的源语文化，从而获得与源语读者大致相同的文化感受。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沈复、林语堂.浮生六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