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3:1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大众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笔者认为当下语境使用“Popularculture”更为贴切，但“Popularculture”在西方仍存在多种不同的用法。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指出其具有6种含义：1.大众文化是一种被广大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2.大众文化是除了高雅文化之外的一种文化剩余范畴，是高雅文化之外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栖居之所”；3.大众文化等同于“群氓文化”，即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4.大众文化是来源于“人民”的民治、民享的文化，属于“人民的”、“本真的”、“民间的”文化形态；5.大众文化是一个富含矛盾冲突的领域，是被统治阶级的抵抗力量与统治阶级收编力量冲突斗争的场域；6.大众文化是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消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的文化形式。因而，从斯道雷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都不足以定义大众文化。阿诺德•豪泽尔曾经在分析“民间艺术”与“通俗艺术”时指出：“民间艺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界限模糊，以乡村居民为服务对象；而“通俗艺术”的消费者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生产者则是满足这种不断变化的需要的专业人员，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对于艺术风格，“民间艺术的路子比较简单、粗俗和古朴；通俗艺术尽管内容庸俗，但在技术上是高度发展的，而且天天有新花样，尽管难得越变越好。”詹姆斯•G•特鲁洛夫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的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且以城市民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根据上述一些理论家的思考，同时考察中国文化的语境，笔者认为王一川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是比较合理的，即“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同时我想还可以加上网络、手机等形态。这一定义可以使大众文化同一些相关的概念区别开来。其实，大众文化也并不是与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等其他文化绝对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和可变的。
要从具体的时代与语境出发，创新和理解大众文化。如金庸武侠小说的学术化，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音乐之声》等的高雅化。因此，我们应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其内涵、意义及特征等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更好地了解大众文化的概念并分析其影响力，在此，有必要梳理一下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一，大众媒介性。自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了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所以其传播媒介是以大众媒介为主，含有大众媒介所规定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在传播过程中用机器批量制作以传达信息的书籍、杂志、报纸、电影、电视、广播等形式。还有约翰•费斯克等人认为，大众传播是在现代化的印刷、银幕、音像和广播等媒介中，通过企业化投资、工业化生产、国家化管制、高科技和私人消费品等形式，向无名的受众提供休闲娱乐和信息的实践与产品。由此可以得出当代大众媒介可以分为印刷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媒介（包含广播、电影、电视和新媒介以手机、互联网等为主）。与以往媒介相比，大众媒介具有受众广泛、传播信息量大等特点。因此，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的就是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形态。第二，商业性。和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商品性，是以交换为形式而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使得大众文化的经济与文化界限模糊不清。也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大众文化更易于被民众所接受。大众文化已经不是静态的文化形式，它还和包括其作品在内的人的整个商品消费行为及其过程，因此，商品与文化相互杂糅，无法分离。一方面大众文化被商品化，而另一方面商品也被文化化。第三，通俗性。由于大众文化的经济与文化界限的模糊性，使得大众文化更易于被民众所喜爱，这就要求大众文化必须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要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和需求，这样就拉近甚至消解了高雅与通俗的界限，使得艺术生活化。总之，大众文化“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确分野的消失。总体性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使艺术日益生活化。第四，流行性。一种大众文化的文本在开始之初吸收其它各类文化文本，创出原创性的新模式，通过批量化生产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的民众之中流行开来，形成时尚潮流。流行性，正是大众文化的必备特征之一。但伴随着流行的发展必然导致的是模式化。譬如《中国好声音》这样的音乐类选拔节目在中国的流行，各类电视台开始策划诸如《我是歌手》、《我为歌狂》、《大地飞歌》、《中国梦之声》、《中国星力量》等音乐选拔类节目。
有的模式能够有所更新，但有的就显得过于“老化”了。因此，大众文化的流行性要求其需要不断地谋求新的创造。第五，日常娱乐消遣性。大众文化与其他任何传统的文化形式都不一样，鲜明地具有为大众的娱乐、休闲所服务，消解现代人在工作生活中的紧张情绪，以起到娱乐消遣的作用。让人们通过手机的快餐式阅读、轻松愉快的影视欣赏、具有感官刺激的电子游戏以获得娱乐，沉浸在愉快的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生产者要迎合民众所需，随时创造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以满足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同时与高雅文化的个性不同，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是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的，与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俗趣。第六，参与性。大众文化是一种融合了创造者、生产者、接受者为一体的文化形式，使得人人都能成为参与者，结束了文化是个别人所创造的历史。首先，从主体上说，民众的主观意愿能够通过互联网和大众传媒、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有效、便捷地影响到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其次，从客体上看，电视、网络、卡拉OK、手机、商业广告以及各式各样的综艺节目都具有广泛的参与性，特别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文化的创造者。第七，全球性。大众文化能够借助网络、报纸、杂志、电影、电视、手机等媒介形式，使得文化的传播在极短的时间内向全世界范围内拓展。由于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更加增强了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例如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视频课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观看，《甄传》也在海外各国获得热播等。第八，类型性。大众文化的形式愈来愈趋向类型化，电影、电视等艺术被分门别类，有爱情片、武侠片、古装剧、悬疑片、战争类、警匪片等。与高雅文化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相比，其完全被抹去了个性，形成了类型化的特征，人物角色相对一致，不管什么题材的电视剧或电影，总是能让人猜想到故事结局，各类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趋向一致。第九，后现代性。正像詹姆逊所说，后现代性的特征是主体瓦解、雅俗交融、意识形态淡化、学科分野模糊。而它突出的形式特征，当属杂拼和精神分裂。大众文化正具有雅俗共赏性，同时跨学科的方法更加凸显，不分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传播学等，而是各个学科交融在一起。作为主体的人也在瓦解，沦为大众媒介的附庸，对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态度也在淡化，人们关注的只是自己身边的事情，不再作为主体的人参与社会事务。因此，大众文化具有后现代性。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应是“popularculture”，又可以称为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大众媒介性、商业性、通俗性、流行性、日常娱乐消遣性、参与性、全球性、类型化、后现代性等一般性特征。上述仅是对大众文化的一般性进行简单的描述，针对审美视野下大众文化中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包括网络文化、影视文化、手机文化等，还要加以具体分析。
作者：陈皓钰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教师
论文摘要:国内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与狂欢诗学。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从理论发生学角度看,狂欢化理论并不能直接挪用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因而,理清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并且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去发掘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思想足迹涉及哲学、语言学、诗学、符号学、美学和文化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和狂欢诗学。二十世纪中后期,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思潮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约翰·多克、费斯克等大众文化研究学者广为引证、剖析的理论资源,鲍尔德温等人主编的《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也将巴赫金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家之一。川(P202)
巴赫金研究在当前中国学界炙手可热,争论颇多,呈现出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态势。就其狂欢化理论而言,学者们聚焦于狂欢理论是否“想像催生的神话”展开对话与争鸣;①同时,对于狂欢化理论能否被挪用为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观点也是莫衷一是。②由于巴赫金理论架构的庞杂和未完成性,其在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种种误读,本文在文化研究视阂中考察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
一、狂欢化理论与民间文化
巴赫金从民间文化的历史源头出发,以歌德《意大利游记》中对1788年罗马狂欢节的描述为史料,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的创作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狂欢化理论。狂欢节、狂欢式与狂欢化是狂欢化理论的三个核心范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提出了狂欢化的重要概念。狂欢化渊源于狂欢节,而狂欢节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农神节和民间仪式,它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r(P163)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它是一种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游艺。巴赫金分析了狂欢式的四个范畴:1.等级制取消,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率真、随意而亲昵的新型关系,人们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阶级、年龄和贫富差异中解脱;2一种插科打浑式的情景喜剧;3.俯就,一切被狂欢体以外的等级世界观所禁锢、分割、弃绝的东西又重新结合,神圣/粗俗,崇高/卑下,明智/愚蠢等二元对立重新订立盟约;4.粗鄙,一种读神式的、降格的与肉体下部相连的摹仿与讥讽。以上四个范畴不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抽象言说,而是通过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具体感性的游艺仪式的“思想”。当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时,就是所谓的狂欢化。
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
——马歇尔．麦克卢汉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page_break]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page_break]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
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
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
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
6《世纪晚钟》高小康著
约翰•费斯克因其“文化消费主义”的研究主张成为当代英美学界炙手可热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在面对繁复多样的大众文化现象时，兼具学院教授和大众文化迷的这一看似矛盾的身份，却为他提供了一种阐释大众文化的崭新视角。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简单论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首先是廓清大众文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其次是阐述费斯克本人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最后是费斯克文化研究理论上的局限与缺陷。
关键词：
费斯克；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
一、大众文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什么是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英文翻译有两种，分别是massculture和popularculture。Massculture是上世纪早期使用的术语，用来描述受到商业利益驱使的文化产物，尤其像是电影、广告、电视等传播媒体。早期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作为作为工业化的结果，其特征是强权性、复杂性、同一性，说到底是平庸和异化。而今天所讲的大众文化则是popularculture，它产生了难以估算的商业利益，一跃成为现在各个国家重点培养的产业(例如美国和日本)，并开始向压迫它已久的高雅文化叫板。但费斯克才是引导大众文化完成真正转向的关键人物，他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偏激的文化产业论，结合前人观点提供了一种理解大众文化的崭新视角。
(二)关于“大众”的解释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的批判一直以来是最猛烈最彻底的。他们认为当代产业机构和社会机构使群众同一化的结果便是“大众”，当代社会中的群众本质就是固定不变的大众性。通过这个定义，法兰克福学派敲定了大众文化的贬义色彩。成群的人享受和消费的事物被冠以“大众”之名，这些消费群众也因此被看低，他们毫无意识和辨别力地被动接受社会商品喂给他们的精神鸦片。研究大众文化的早期学者则偏重于大众的阶级属性，认为大众是以一种相似的工人阶级意识为基础在工人内部的性别、年纪、区域等的相似性上形成的一个固定的阶级团体。可费斯克坚决抵制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早期专家们对“大众”的阐释，他说：“我批判的是那种最常见的观点，文化工业制造糖衣炮弹的水平那么高超，大众在消费和享用文化商品的时候，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参与的意识形态活动。”[1]费斯克明确指出：“大众、大众的、大众力量是一组‘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它可以跨越所有的社会范畴。”[2]换句话说，同一人在不一样的时空范围内，能够从属于不一样的大众分层，并自由地在各个层次之间流动。费斯克例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同一个商人因为公务与同事在足球包厢内观看比赛与他自己换上球迷装备，在廉价的足球场看台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呐喊助威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后一种情况才是大众文化活动。所以“大众”不是单个的团体，而是一个交织着各种利益、复杂多样的关系网，是一个杂多的异质组合。
二、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的理论
首先，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它自身，并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集体存在。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出现对于过去“民间文化或精英文化的黄金时代”[3]是一个灾难的观点，费斯克从根本上对“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否存在都持怀疑立场。他认为所谓的黄金时代，其实是“高估了过去，低估了现实……所标举的过去，观念十分含糊。它在历史上和地理上都很难加以定位，它是始自大众文化商业市场的出现？是始自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还是好莱坞电影的一统天下？抑或是电视进入家家户户？或者这一切都怪罪于该死的美国佬？”[4]总之，“黄金时代”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幻象。第二，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中居于从属地位或被剥夺了权力的人群，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抵制社会体系对它们的规训的过程中所创造的。”[7]所以他不认同大众文化是资产阶级式的精英文化，也不认同大众文化等同于工人阶级的看法，更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定的是从外部和上层意识形态强加，他说“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5]。大众文化始终存在于社会控制之外，它抵制着强权，并拒绝成为强权组织的一部分。第三，由于大众文化一直是运动的状态，因此其意义在单个文本中无法确定，文本的意义只有进入社会关系和互文关系中，才能被激活。在《解读大众文化》一书中，他列举了一个例子：对于妇女和无业青年来说，购物广场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文本。对于妇女而言，购物广场是合法的没有威胁的公共场所，它们与街道和家对立；对无业青年来说，他们是与“体系”搞恶作剧的场所，是消费形象、热情的场所，而用不着购买那里的任何商品。购物广场对于不同的双方，其社会关系自然也就不一样了。第四，费斯克灵活运用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来定义大众文化的性质。他认为“大众文化一直是权力关系的一部分，它总是在宰制者与被宰制者之间、在权力以及对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抵制或规避之间、在军事战略与游击战术之间，显露出持续斗争的痕迹。”[6]要把这场权力制衡点的争斗估算出来，并非易事。也许，和游击战一样，大众文化是无法战胜、坚不可摧的，它顽强地拒绝着最后的收编，谋划着“撕破或漂白他们的牛仔裤”。
三、局限与缺陷
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理论有几个明显的缺陷。首先，他偏于反抗而忽略体制。费斯克说，大众文化是由大众自主创造的，来自外力的强加并不能使它妥协，这体现了大众的能动性。但是很显然，他过于重视大众文化反抗强权的主动性，而忽视了体制或强权迫制的这一方。其次是同质化大众。费斯克过度夸大大众抵制霸权的统一性，而忽略了无法主动或积极的大众部分，进而导致对大众多样性的忽略，这在一定水平上便会造成新的同质化大众局面，这与他自己否定同质化大众、重视差异的初衷是相悖的。另外，费斯克还经常现身说法，以一己之见来替换大众对大众文本的感受的感受，这种逻辑在一定方式上也会造成对大众理解的简单化、单一化。最后，文化研究历来挣脱不了精英化的牢笼，可费斯克们从开头就极力建议一种大众化的文化观，而忽视了精英化的现实，陷入了研究的困境之中，摈弃任何形式的精英主义，其大众化探索也逐渐酿成了一种民粹主义信奉。
参考文献：
[2]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9.
[3]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著.阎嘉译.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0:45.
[4]同[3]45.
[5]同[2]28.
关键词：文化教育；英语教学；语言
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只要语言一被使用，一被赋予意义，它总是要同一种文化发生关系，无论是表达、体现或是象征一种文化，语言和文化融合成一体。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制约着语言，成为语言的文化内涵。文化的传授和传播要借助于语言，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只能通过语言来描述、保存和传播。语言又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反映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特点和价值观念。语言和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了解一种文化就能进一步加深对其语言的理解，更准确地运用语言。美国语言学家拉多指出：“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习语言。”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学习一门外语的过程，就是了解掌握一种新文化的过程。《大学英语新大纲》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并运用所学到的语言知识，即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交际的能力，而交际能力的提高即需要对所学语言知识的掌握，也许要对语言使用国家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大学英语面对的对象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虽然将来他们涉外的机会也许不如英语专业的学生多，但他们人数众多，加之他们文理兼顾，学科繁多，专业各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交往日益增多，他们将来必定担任跨文化交际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要与使用目的地语的人们进行交往，必须了解其言语习惯和行为方式，只有这样，才不会因文化的不同而误解其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决定其交往的社会规范、道德习俗、言语规则。如果在学习外语时，只注意语言表层的意思，而忽略其深层的文化因素，就会引起误会和矛盾，甚至造成冲突。由语法、词汇等引起的错误，可以被谅解和接受，但如果违反了语用规则，询问和探听对方的隐私，如年龄、收入等，就很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甚至破坏与对方的关系。
学习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是课堂教学的需要。以往的英语教学将教学重点放在语法知识和句型操练上，句型大多是：“What''''syourname?Howoldareyou?”等。这种完全脱离了文化背景的句型练习，即使学生练得倒背如流，在实际运用中还会遇到问题，比如，中国人路上相遇，会互相打招呼，去哪儿？干啥去？如果我们遇上外国朋友也如此发问，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满，认为你是在干涉他的隐私。因此，脱离文化的背景，忽视目的语文化的民族特征，只会使学生将本国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套用到所学语言上去，对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是事倍功半。语言学家L.R.帕墨尔指出：“语言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要培养学生运用外语的能力，首先要使他们掌握目的语文化的基本知识，注意中西文化差异。因此，在教学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价值观念的不同
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的父母更是把培育独生子女成才当做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为了孩子，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以致孩子离家求学后，无法忍受空巢的失落感，追随孩子去他乡陪读，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为孩子而活着的依附品。而美国的父母们认为，孩子只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因孩子放弃自己的追求。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他们放手让孩子独立行事。因此，美国孩子自幼养成独立自主习惯，崇尚个人奋斗，依赖父母被他们视为耻辱。中国人凡事讲稳妥，在稳定中求发展，而美国人最崇尚的就是创新。如果课堂上哪个学生的观点闪出创新的火花，立刻会受到教授的另眼相待，大加赞赏。
2.词汇的含义不同
词汇的含义包括它的比喻意义、风格及感彩等。对于学外语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词的字面意义，还要了解词的文化含义，否则，会犯严重的语用错误。会把好言当恶语，把嘲讽当称赞，在交际中引起误解。如peasant一词，在汉语中是“农民”的意思。中小学课本中常见“Myfatherisapeasant.”的句型，但是“peasant”一词，农民只是它的基本意义，它的解释还有“一般指未受过教育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乡下人，庄稼人，乡巴佬”，“教养不好的人，粗鲁的人”。知道了peasant一词的多种意义，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外国人对我们叫农民为peasant感到难以理解。同样，许多外国人对Thepoorpeasanttalkedabouttheirhappylifetoday.（贫农谈到他们的幸福生活）这句话感到费解。poor就是缺钱、缺物、贫穷，贫穷的农民还有什么幸福生活可言呢？因为他们不了解poorpeasant和richpeasant是区分解放前阶级成分的用语。
在中国，有些词是贬义词。如：landlord（地主）、capitalist（资本家），而在英美国家，这些就是像teacher，doctor一样的中性词；同样，在汉语中，ambitious为贬义：野心勃勃的，在英语中却是褒义词：有雄心的，有抱负的。相反，propaganda（宣传），dogooder（做好事的人）这些汉语中的褒义词，在英语中却是：煽动、空想的社会改良家，好管闲事的人。由此可见，在学习词汇时，不仅要掌握词的表层意思，还要了解词的深层含义，感彩，了解英汉两种文化的词汇差异。
3.文化习俗不同
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不同民族间文化习俗的巨大差异。受其影响，许多不同民族间日常交际用语及其行为也有巨大差异，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一定障碍。如在称呼上，汉语中有伯、叔、舅、姑、姨，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的习俗，年少的必须一一道来，否则，便被视为狂妄无礼。但在英美国家却截然不同，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分长幼，不分年龄和地位都可直呼其名。尤其是在互相比较熟悉的情况下，年幼的儿子直呼父亲名字，女婿直呼岳父的名字是司空见惯的。如果在我国，这肯定被视为大逆不道。礼尚往来中，中国人一般会买较贵重的礼物，花钱越多，越能表达对对方的情意，直接送钱也是常见的。而英美则只选择一些有意义的小礼物，只要喜欢，接受的人是不在意是否贵重的，直接送钱就更令人难以接受。《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第三单元《礼物》中，描述了美国一位老妇人于八十岁生日那天接到女儿寄来的支票时，悲愤已极，撕掉了支票的情形：Slowlytheoldladystoopedtopickitup.Herlovelypresent.Withtremblingfingersshetoreitintobits.”在西方人眼中，给钱只是履行责任和义务，而精心挑选的礼物却凝结着爱和感情。女儿不愿花费时间为她买件心爱的小礼物，表明她不爱自己的母亲。
中西文化差异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处处留心，认真观察对比，努力掌握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特征，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掌握好分寸，言语行为得体，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目前，使学生深刻细致地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特征，是我们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这就要求我们教师不仅要有双重的语言知识，而且还要具备双重的文化知识。教师的双重文化素养是文化教学的保证。教师要不断提高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性，掌握目的语国家文化新动向，以便正确地指导学生；鼓励他们扩大阅读量，拓宽文化视野；应多与外籍教师交往，由此可以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应充分利用电教设备，大量观看原版电影，收听对话录音，使学生熟悉了解目的语文化特征，进而更加准确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
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语言，提高运用语言交际的能力。文化教育应寓于语言的教与学之中，而不能独立于语言的教与学之外。
参考文献：
在各国文化不断交织与共同发展的今天，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发展与传承是每一个国人的使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拓展与传承，最为直接的方法便是将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使其充分融入到社会生活中来，从而营造良好的中国特色社会文化氛围。中国特色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会给设计本身带来较为可观的商业与审美回报。因此，在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化传播与设计的表现效果都具有推动作用。
二、现代视觉传达传达设计对传统文化的应用分析
1.现代视觉设计中传统文化的借鉴应以设计为主体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对传统文化的应用不是传统文化代表性事物简单的重复利用，也不是仅仅表现于对传统事物的重现，而是应该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设计中来，以设计为主体展开对传统文化的传达。在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的今天，设计者们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对设计的元素进行深究，使自身的设计重点不仅仅表现在商品经济的需求上，还应表现出设计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2.传统文化视觉表达过程中应考虑文化的象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应用时，应对文化的象征意义进行更深层次的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十分丰富。设计者在设计应用时，可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类，将文化内容的运用与当地的风俗文化结合起来，使其更符合当地的设计特色，从而能够达到良好的设计效果。中国传统文化源于中华民族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是通过人民不断的社会劳动下来的。因此在设计时，还应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充分利用文化的象征意义。
3.应注意现代化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程度在现代化设计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利用层次，应该充分考虑现代化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程度。一项设计，如果与中国传统文化偏离较远，则无法充分表达中国特色，与传统文化氛围营造的理念相悖；如果在设计中，过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生搬硬套，则会使设计显得生硬，缺乏技术含量，反而无法起到美学与文化传播效果。
三、结语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不同的国家有着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这些文化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影响着语言之间的交流。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在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两者之间的差异才能有效地避免语言使用的错误，因而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西方文化是非常有必要的。
（1）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差异思维方式是联系文化和语言的重要基础，思维方式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并表现在某种语言形式中。从本质上来说，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就是文化的差异。对于不同地区的人来说，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而中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上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例如中国的思维方式比较偏向于女性的温柔，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比较偏向于男性的阳刚。在文化心理上，中国文化心理的主要特点就是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比较主张自我，更加重视独立的人格和个性。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差异是造成语言差异的重要原因，在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只有让学生理解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才能对英语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2）中西方的语言差异中西方的语言差异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体现在词义上的差异，一些具有文化差异的词需要从文化的角度才能理解其中的实际含义。例如和动物相关的词汇，中英的语言差异就非常大，“mouse”也就是老鼠，该词在汉语中多表示鼠目寸光等贬义的含义，而在英语中，老鼠的形象就有了很大的转变，米老鼠等卡通形象就是儿童心中机智和智慧的象征。再如一些颜色的词汇，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也有着不同的含义，“red”红色在汉语中往往代表着喜庆、热情和吉祥，而西方人则认为红色是不祥之兆，“redfordanger”就代表的是此类意思。“blue”蓝色在汉语中往往代表的是天空和海洋，有着辽阔和宽广的感觉，而英语中往往代表忧郁的情绪。中西方在词语上的差异是非常多的，在跨文化的交往中，由于文化背景上的区别，在理解上也会产生一定的差异，从而增加了沟通的障碍。因而在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结合西方的文化背景，学习地道的英语知识。
（3）中西方文化中非语言因素的差异非语言因素就是指在语言交际中除说话外的表达形式，在这些表达形式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首先从身势语的角度来说，伸舌头是中国人失言时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在一些欧洲国家，这种方式表示的是对对方的一种蔑视和侮辱。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中西方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的差异性。要想真正的理解英语语言，对于非语言因素方面的学习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语言交际过程中需要尤为注意的。
2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西方文化的基本原则
（1）选择性原则在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语言能力和实际的应用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西方文化的导入对提高这两种能力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而教师需要基于实际情况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对教学效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作为教师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教学方式。而在文化导入的过程中，注意摒弃其中较为落后的文化信息，注重选择对学生的学习有所帮助，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文化信息。教师所选择的文化内容要具有一定的正面性和积极性。
（2）差异性原则在跨文化的语言交际中，需要正确地看待不同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为了保证实际的语言交流能够顺利的进行，需要选择一定的比较方式，将母语和目标语进行合理的比较，从而提高学生对跨文化交流的敏感程度。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并且体现在诸多方面。在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来了解这些差异，从而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由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误解，帮助学生有效地改善语言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阶段导入原则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西方文化需要循序渐进的进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逐渐将西方文化的相关知识导入到课堂教学中。一般而言，可以将这个导入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对学生的文化意识的培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中西方文化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差异，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逐渐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而在下一个阶段，教师则是让学生了解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此来转变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思维。在不同的阶段导入不同的西方文化来满足大学英语教学的需要，对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效果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3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西方文化的方式
（1）教师需要转变教学观念大学英语教学是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性的教学活动，是教与学双向作用的过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学习积极性的调动。就我国目前的教学情况来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并没有意识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学内容也主要是语法和词汇的学习，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是比较薄弱的。要想真正地将西方文化导入到英语教学中，教师就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意识，这样才能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同时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培养文化意识。传统教学观念的转变对西方文化的导入是非常重要的，教师需要尽可能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来丰富教学手段，通过英语歌曲等方式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听力能力。同时教师和学生在课堂尽可能使用英语，逐渐转变学生的传统思维方式。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地实现英语教学的目的。
（2）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交际文化的导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西方文化的导入一直是被忽略的部分，很多教师都只注重语言知识的教学。语言学家将文化背景知识分成了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其中知识文化是指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文化知识，而交际文化则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影响信息准确传达的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因而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语言知识的学习，交际文化的学习同样重要。交际文化的学习首先需要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教师可以让学生主动去了解中西方日常生活中的差异，以此来提高学习的实践性，使得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来提高自身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教师在教授教学内容的时候，要注重新的教学内容和传统教学内容的融合，使得其更加符合学生的需要。
（3）引导学生广泛接触一些西方文化材料大学英语的学习不能仅限于课堂教学，要学会真正的学以致用。传统的英语教学内容中的相关知识比较狭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视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机会来自主地学习更为广泛的知识。学生可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来阅读一些西方文学著作，从中领略西方文化的特点，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同时还可以利用英语与同学针对某个文学作品或者是西方文化的某种习惯进行讨论，以此来逐渐提高自身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4结语
关键词：达尔文 进化论 中医学 发展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了科学的生物进化论学说，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论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使生物学界发生了一场革命性变革。这一次伟大的理论突破，毫无疑问是人类科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其成功之处也是无可厚非。
中医学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传统医学科学，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特性的理论体系。[2]其经历了千年的沧桑巨变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当今社会对于中医学的发展却不甚乐观。对于中医学的发源地，将中医学不断传承和发展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分析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发现和成功提出，从中获得不少有效的启迪。
一、把握整体性
国博物学家达尔为进化论的奠基人，其对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的认识是从一个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就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观点最主要是来源于其对整个地球乃至整个物质世界的整体统一的认识。通过大量的动植物的观察和采集，配合地质变化，打破传统的思想束缚，大胆地猜测提出物种的可变性。即现有的物种可以从原先别的物种演变过来，一个物种的进化结果可以产生另一个全新的物种。可以说达尔文对物种的认识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其发散性的思维将分散在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时空、不同种类的物种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和综合，并按照原有物种本身的层次、结果和特殊表现，组成认识网络，科学逻辑地再现了生物界的全貌。因此达尔文可以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整个生物界。而整体观念做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三大基本特点之一，受到了历来医家的重视。中医学理论所认为的整体观念即是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和体内外环境的统一性。其中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联络脏腑枝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道，以此衍生出独居中医特色的针灸学。在把握人体整体性的条件下，中医即可通过相应的形体官窍，做出合理的辩证论治。相比之下不难发现两者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在整体思维影响下，衍变为两个各具特色的理论学科。然而中医学的历史发展经历的数千年的衍变，从整体唯物思辩的顶峰开始，却逐渐消融后续医家的经验体会，以至于中医学只有不断增加的辅助假说，而永远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二、强烈的竞争意识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其核心内容为：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如果自然条件的变化是有方向的，则在历史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微小的变异就得到积累而成为显著的变异。由此可能导致亚种和新种的形成。简言之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谈起中医学与现代科学体系的沟通问题存在着许多颇为棘手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学科不通导致中医学无法很好地融入现代科学体系，发挥其独树一帜的作用。
三、勇于探索，善于发现
在饱含对生物科学浓厚兴趣的前提条件下，1831年―1836年，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英国派遣的环球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除此之外达尔文还通过其他出行考察，积累大量第一手资料，一边深入整理，一边深入实践，查阅大量书籍，最终编写了《物种起源》。在此强调，其实进化论这一词并非由达尔文提出，在此之前也有很多学者提出关于进化的理论假说。而达尔文也是在先驱的重要著作假说影响下，发现新的问题，解决新的理论困惑。通过达尔文的成功，我们可以给中医学的发展一点建议。达尔文在解决物种起源这样一个世界难题时，并没有采用多少实验研究方法。他是采用博物学的方法，广博的基础知识，完备的科学资料收集，然后是缜密的思辨和严谨的推理，从而得出了可靠的科学结论。如果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中医学进行更深入的比较和研究，还会发现更多不一样的见解，基于思辨性的达尔文进化论和基于阴阳五行学说的中医学，两者互不相同但是又相互融合。虽然两者研究的领域范围不同，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说两者又是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对于当今处于边缘发展学科的中医学，要想纠正其在现代临床医学中的地位，可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得到一点启示，通过借鉴他人优秀的理论知识、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提升中医学的价值地位，使中国这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至于被后人所忘记。
参考文献：
[1].魏丽芳.进化论发展史 [N].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6月，27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