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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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军事理论课 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 考核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高校军事理论课是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军事理论课作为国防教育的重要环节，具有多方面育人的功效，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的教育活动，具有其它教育形式不能替代的作用。实践证明，军事理论课教学活动，可指引当代大学生加强国防意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纠正学生“盲目西化”的风气，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军事知识的同时，拓展军事领域视野，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现代化国防观念。
在高校长期的军事理论课教学实践中，由于学校重视程度不足、学时有限、教师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等原因，当前军事理论课教学质量普遍偏低，部分军事理论课老师照本宣科，存在“填鸭式”教学，出现说教、单向灌输的局面，这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很大程度上遏制学生学习军事理论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高校军事理论课的地位应得到重视，如何改进军事理论课教学模式，进而探究提高军事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新思路、新途径也显得尤为必要。
1科学制定教学体系，确立军事理论课课程建设目标
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是军事理论课教学过程顺利进行的关键，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指导思想。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国内很多高校对军事理论课的教学缺少足够重视，部分高校的军事理论课大纲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甚至没有大纲，这将直接影响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因此，高校要充分重视军事理论课教学，并不断构建科学的、健全的教学体系。
1.1科学规划，完善军事理论课教学大纲
军事理论课主要包括军事思想、战略环境、等教学内容。可对军事理论课课程组教师进行分组，将军事理论课分章节分配到各组教师，由各组完成大纲的制定、教学计划安排、授课形式等。此外，应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严格落实好军事理论课36学时的教学时间。由于军事理论课的学时比较少、内容较多，因此一定要精选教学内容，抓住教学重点。例如，军事思想部分应重点讲解主要人物的军事思想和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国防部应以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和国内外时事热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国意识。教师应避免教学内容陈旧，要以最新的时事和理论知识，拓宽学生视野，注重开发学生的明辨能力和创造精神。
1.2健全机构，强化军事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
一个稳定健全、科学合理的机构是军事理论课程建设的重要依托。首先，要成立军事理论课教研室，并按照专兼结合的原则，配备一支多学科背景的教师队伍。其次，要提高军事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就要有一个高质量的教学团队。要加强对教师的业务能力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严格建立一支政治水平高、业务素质强，理论水平精的教师队伍，并依托军事理论课教研室开展教学活动。
1.3严格管理，健全军事理论课管理、监控制度
定期召开教学研讨会，探讨军事理论课教学方法，对军事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研讨教学大纲、授课思路和重难点，讨论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教学内容的改革以及课件制作等。
2改革教学模式，探索军事理论课教学新途径
当前军事理论课教学模式较为单一，多数以传统的单向灌输式为主，这不利于学生主动性的发挥，也将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要进行创新型教学模式研究，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探索互动式和启发式教学模式，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育相结合，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
2.1积极创新，努力探索新的军事理论课教学模式
钞群英等对高校军事理论课立体化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立体化教学模式是指以学生的能力培养为核心，运用所有教学要素和资源，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的教学体系，即教师要综合运动多种教学手段、立体化措施，以增强教学效果，提高军事理论课教学活动的感染力、辐射力。它的主要特点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重视教师与学生的有效互动，使教师传授、学生反馈、双向交流有机统一。
2.2以学生为本，充分肯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可采用小组讨论、主体演讲、启发式提问等形式，在课堂上注重引用具体事例和战例，调动学生自主地分析判断，自主地参与教学活动，可摆脱“我教你学、我讲你听”的思维定势，激发和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主动融入到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活动中来。此外，要积极构建教师辅导、指导的主导角色和学生主体性角色模式，在倡导教师的指导性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激励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改善学生在课堂上的“抵御状态”，努力在课堂中营造一种愉快的学习氛围，进而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实现师生的良性互动。
3改进教学方法，健全军事理论课考核体系
3.1与时俱进，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活动是一门技术，同时也是一门艺术（下转第59页）（上接第51页）。在教学方法上，对于一些需要运用抽象思维、理论性较强的教学内容，可运用多媒体、网络等信息化手段，制作形象化、图解化课件，播放影像视频资料，使教学过程变得更加直观和生动形象。对于一些理论性不强、容易理解的常识性内容，可以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辅导为辅的方式进行。
3.2强与军事院校的合作，增强教育教学效果
军事院校的教师军事理论素养高，掌握最新的军事理论研究成果，对当前军事形势有着独到的理解和看法。邀请专业的军事领域专家讲授军事理论课，不仅能够激发学生浓厚的兴趣，还能让学生掌握最新的军事相关信息。通过与军事院校教师的交流，也必将提高地方院校军事理论课教师的授课水平及教学质量。
3.3多措并举，完善军事理论课考核体系
考试可检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检查教学活动是否达到目的。应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及教学内容，科学地设计军事理论课的考试形式及内容。考试遵循的原则为理论与实践并重，侧重于对军事理论知识的考查。其中，理论知识以主观题考查方式为主，以简答、论述、辨析等形式进行，重点考查学生分析国内外军事形势、时事热点等问题的能力。此外还要考查学生运用军事理论知识的能力，以考试为契机，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及创新能力。军事理论课最终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组成，平时成绩可由上课出勤、撰写论文、参与军事知识竞赛等部分组成。
综上所述，我们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军事理论课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积极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统筹教学内容的生动性和教学形式的多样性，完善军事理论课考试环节，以学生为主体，开展各项教学活动，不断提高军事理论课教学质量，为国家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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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晓峰.论大学生军事理论课创新[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6）.
关键词：高职院校；国防；教育形式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161-02
一、高职院校开展国防教育的特殊性
国防教育是指国家为增强公民的国防意识，提高公民的国防行为能力而进行的教育，是国防建设和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发展，以培养应用性仅能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以职业技能技能培养和实践为主导目标，鉴于高职院校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在高职院校开展国防教育与普通本科院校有不同的特点：
其一，高职院校国防教育更需强化性。国家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等法律中都对学生的国防教育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原国家教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军训教学大纲》中就明确规定:“军事训练要作为高等学校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训练成绩计入学生档案。”对集中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的内容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以国防教育为载体，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由于高职院校生源质量参差不齐，较本科院校差，在自律、吃苦、意志力、心理素质等方面更需要加强。实践证明，国防教育是提高学生自律、吃苦、意志力、心理素质等综合素质的有效载体，更应该强化高职院校的国防教育。
其二，高职院校国防教育应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由于高职院校学制短，学习时间一般是2年，后面一年为实习，既要进行专业课程的学习，又要进行实践实训，国防教育的教学任务难以完成。同时，高职院校的学生素质也是参差不齐，既有普高生、又有技校生，学生特点的多样性决定了国防教育开展的多样性。既要进行军事技能、军事理论等方面的教育，又要注重道德、品行、纪律、精神等方面的教育。鉴于国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采取喜闻乐见、行之有效的形式来开展国防教育，使国防教育多样化、经常化。
其三，高职院校国防教育应更具实践性。只要国家存在、只要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存在、只要一切威胁和平的因素没有消除，那么国防教育就一刻不能停止，国防教育是长期的和终身的。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较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能力本位”而非“学术本位”，更注重技能性和实践性，相应地，其国防教育也应该与“能力本位”的教育理念相适应，注重国防教育的实践性。高职院校在国防教育过程中应当采取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的实践模式。
二、高职院校开展国防教育的意义
通过国防教育，可以使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得到全面的提高。在国防教育过程中，要求大学生军训学员进行军事化编组和军事化管理，以提高军事训练效果。通过军事化集中管理，可以使大学生养成正规、严格、慎独、科学的生活习惯;通过军事队列训练，可以培养大学生雷厉风行、整齐划一的作风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意识;通过军事法制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遵纪守法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通过在班、排、连的集体形式的国防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团队精神和协作精神。这些都是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通过国防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大学生国防教育的课程内容中，涉及到古今中外军事思想、军事发展史、当代国际战略布局、军兵种与兵器知识，军事高科技、武器装备结构原理与操作训练、军事法规、军事工程技术、军事教育与心理等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些教育内容可以拓宽大学生的视野，调整和优化其知识结构。
通过国防教育，学生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能够得到发展。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军事技能有助于战胜紧张和恐惧，保持心理稳定性。另外，通过持久艰苦的军事技能培训，近似实战的实兵实弹训练，可以培养他们勇敢顽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和不怕困难的优秀心理品质。国防教育活动既有军事理论讲授，又有军事动作练习，又有近似实战的军事技能性训练，还有野营长途拉练，这在客观上要求大学生军训学员必须具备健壮的体魄和昂扬振奋的精神。
通过国防教育可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国防教育中包括有军事训练中的军事技能操作内容，如军事队列训练，轻武器射击、投弹、刺杀、驾驶、通信等技能训练等，这些军事技能操作是在军事教官指导下，反复练习才能掌握的军事技能。军事操作训练是掌握军事动作，形成军事技能的重要手段。通过军训，可以使大学生熟练操作使用武器、装备、技术器材，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
三、高职院校加强国防教育的形式
（一）国防教育的基本形式
一是军事技能训练。军训是高职院校国防教育的基本形式。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容易落实，的效果比较好。二是军事理论课。开设国防教育专业课，有利于全面提高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掌握国防科技知识，了解我军现代化装备以及各种新技术、高科技在国防上应用与发展的情况，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学习相关社会、自然、技术科学知识，自觉将专业知识运用到国防领域。从而加快大学生熟悉和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的步伐，缩短战斗力形成的时间。三是军事选修课。作为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教育因其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世纪方面具有其他教育形式所没有的功效。
在上述国防教育的三种基本形式中，主要的还是军训和军事理论课，形式较为单一。以学生军训为例，除了队列、射击等教学内容形式，其它辅助教学的形式不外乎是会操、拉练。体能训练多，智能训练少。同时这些教育训练内容，并不能与中学构成梯次，与中学的国防教育内容存在雷同或重复。如此单一、呆板高职院校国防教育研究的形式，要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有关国防知识的兴趣，要想使现代学生培养现代国防意识，树立综合安全观，效能显然不佳。特别是军事理论课，往往因为其传统的教学形式而使学生厌倦，而国防实验、实践、战术容易吸引学生的项目，许多院校由于种种原因又不能进行。在这种条件下，拓展国防教育形式，培养学生的国防意识和国防观念，掌握基本的国防技能，了解当前国防形势，以求以点带面，提升全院师生的国防教育观念。
（二）拓展国防教育的新形式
高职院校可以结合自身院校和学生的特点来丰富国防教育的形式，努力拓展国防教育的新途径。具体包括:
1、通过建立协会、社团、兴趣小组增强主动参与意识来提高国防意识。高职院校学生尽管层次比普通院校低，但其来源较广，许多学生多才多艺，社会参与积极性高，组织能力强。针对这一特点，高职院校应鼓励在学生中成立国防协会、军事爱好者协会等社团组织，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以开展社团活动的广度，推动国防教育全面发展。如:在全校组织开展国防知识竞赛，利用录像、图片宣传国防法国防教育法;组织大学生参观国防教育基地。组织学生骨干参观部队高科技装备，加深大学生对军队军人的理解;除此，学校还可利用有线电视播放国防题材的影片、VCD等宣传国防教育。总之，多形式的开展国防教育系列活动，有利于巩固高校国防教育持久开展。
2、通过模拟战争游戏比赛。模拟战争游戏能很好地训练学生的战争意识和组织协调能力，培养他们的全局观和求胜欲望。有组织地引导学生进行游戏，能培养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对一些有条件的院校，可以结合军训和军事课程，开展国防教育结合军事游戏。如:智夺营垒、巡逻兵、军用卫星、海陆空联合演习等，进行射击动作、战高职院校国防教育研究场救护、野外生存、国防体育等方面的训练。这样就使学生在国防意识的熏陶，军事知识的学习，军校生涯的体验以及平时的玩乐中，深化了国防意识，增强了国防观念，初步掌握了一些国防本领。
3、战斗英雄报告会。不管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默默奉献的和平年代，我军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些英雄模范人物曾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是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给学生和英模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流的良好环境，有利于广大学生了解和学习英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
4、通过举行纪念日活动。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历史，忘记历史就看不到未来，分不清是非。通过历史纪念日，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的情感。结合历史纪念日开展教育活动，如:“纪念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纪念日”等活动，强化学生的国防意识，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
5、通过参观军事教育基地。利用春游、秋游等形式带领学生参观烈士陵园、纪念馆、博物院、国防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以此弘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增强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自豪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报效祖国，努力学习的自觉性。
6、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教育。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等现教育手段发展国防教育已经显示出其明显的优势―学习内容更新更快，学习过程可多次重复，教学的信息量大，教学互动效果好。因此，各院校国防教育机构可通过建立军事网站，提供网络视频，对国防教育起到辅助作用。网络教学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大部分高职类专科学校，在军事理论教学中，存在师资不足，课时不足等问题，利用网络开展军事理论教学，有利于推动军事理论深入的发展，同时可弥补因教学改革军事课的“压缩”而带来的教学时间，内容不足。
此外，还应充分发挥高职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开展自主性国防教育。自主性国防教育突出了学生的自主性、主体性和能动性，从而改变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单一性和灌输性。作为当代国防教育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思潮，自主性国防教育可以成为大学生国防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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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孵化基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为了加快五氯苯甲腈、五氯吡啶、阻燃剂N,N′-乙撑双四溴邻苯二甲酰亚胺等三种产品的创新与产业化进程，2002年湘潭大学成立了教育部化工过程模拟与优化工程研究中心的孵化示范基地――湘潭湘大比德化工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新型医药、农药中间体及高效阻燃剂新产品的研发、生产与经营于一体的企业。2003年公司被评为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湘潭市41家重点扶植中小企业。2004年，公司生产的五氯吡啶入选为国家重点新产品。2005年，企业已成长为有近200名员工，年产值6000多万元的新型高技术企业。目前该企业已经成长为全国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五氯吡啶生产基地及全国唯一的新型高效阻燃剂生产基地。其中五氯吡啶、新型高效阻燃剂曾荣获湖南省免检产品、中国国际新技术博览会金奖、中国高新科技展览会金奖等诸多荣誉称号。
“十五”期间，湘潭大学利用自身在大化工行业研究的深厚基础，与中石化等多家公司也建立了密切联系，学校开发的己内酰胺生产系列技术已成功应用在中石化所属的巴陵公司和石家庄化纤公司。学校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境友好的、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乙酰甲胺磷生产新工艺，先后获得了7项发明专利，分别在“湖南南天公司”、福建“三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得到应用。近几年，共计新增产值9.18亿元，直接经济效益1.83亿元，出口创汇2080万美元，并且为这些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和提高综合竞争力提供了极大帮助。
经过科技创新与研发――产业化――科技再创新――成果再转化，到目前为止，湘潭大学已经形成了一批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工程化技术，如己内酰胺系列技术的开发、乙酰甲胺磷生产新工艺的开发与工程化醇胺催化氧化催化剂及产品开发等，已经成长为高校科技、产业界的一颗璀璨之星。2003年，由罗和安教授主持、工程中心参与的“环境友好生产己内酰胺中关键技术创新与基础研究”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资助的重点研究项目，总经费达410万元。2006年3月2～3日，该项目成功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科学部组织的结题验收。课题组共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47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3件（已授权2件），并出版专著1本。该项目的完成对于促进我国己内酰胺生产技术的大发展，形成我国独有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整套生产技术，提升我国相关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立足学科优势推动自主科技创新
教育部先进材料及其流变特性重点实验室，就是立足学科优势，以力学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三个博士学位点为依托，加强团队研究，采取“争高级别项目，出高水平成果，获高层次奖励”的思路，在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周益春教授的带领下，先后获得了国家“863”计划材料领域项目、国家“863”产业化引导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及省科技厅和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的立项，取得了一系列科技创新研究成果。其中国家“863”项目关于“覆镍深冲钢带及镍镀层薄膜”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其学术带头人周益春教授先后获得了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覆镍深冲钢带是一种高性能电池外壳材料，它是将金属镍电沉积在低碳钢上，再经过特殊优化处理的新型材料。在周益春教授的领导下，该团队打破国外垄断，于2002年成功地研制出了高性能电池外壳材料――“覆镍深冲钢带”，这一成果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栏目曾对“覆镍深冲钢带及镍镀层薄膜”项目成果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专题报道。“覆镍深冲钢带”成果的问世，很快就得到了企业界的高度重视。不久，该成果就由湖南利德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化。目前已建成国际上最宽的―1米宽的生产线，月生产能力为500吨，市场销量为200吨/月。
依托研究中心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湘潭大学作为一所省部共建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不仅致力于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而且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为地方政府决策与咨询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在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彭国甫教授的带领下，坚持“立足基础研究，面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采用“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的管理方式，与地方党政部门和科研机构密切合作。彭国甫教授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出谋划策。他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研究》，首次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体系，实现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的密切结合。
思想研究中心是湘潭大学与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合作共建的一个研究基地。双方在研究资料、学术力量、科研项目、学术交流等各个方面建立联系。通过利用韶山故居、同志纪念馆、图书馆等平台及其资源，开展了对哲学、文化、历史、管理、经济、军事思想以及与湖湘文化的渊源等方面独特视角的研究与探索，充分发挥了思想研究在解决重大实践问题和参与重大决策方面的潜力和作用，孵化出了一大批高质量自主创新成果，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反响。
旅游管理系一直致力于为地方政府提供旅游业发展咨询、规划、培训、评审等服务，先后与地方政府合作从事横向课题研究50多项，经费达200余万元。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区域竞争与区域协作问题研究”就是以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为例。从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飞天山国家地质公园到壶瓶山国家森林公园，从韶山、湘潭、湘乡到大湘西等，全省50余个景区都有他们做过的旅游规划、咨询或评审工作。正是在湘潭大学旅游管理系的大力推动下，湖南的红色旅游正在成为当前旅游界的一个新亮点。
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必然会提到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因为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所著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而研究沈括和《梦溪笔谈》必然要提到胡道静。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3.施宣圆，博学贯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3.11.14版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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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页。
[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校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599页。
[4]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309页。
[5]农书·农史论集，自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