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3:1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历史剧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中学化学教学环境保护居室污染环保意识
地球为人类提供了空气、水、土地以及大量的生物和矿物质。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又在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自身的环境，甚至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气候变暖、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化学品和固体废弃物的危害等等，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现实威胁。而大部分环境污染物是因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产生的。它们进入环境后，通过物理变化、化学反应或生物作用会转变成危害更大的新污染物。今天反污染的前线不单是在工厂，而是还在你的办公室里、你的家中。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内（家庭居室、办公场所、商店宾馆、车辆习机）度过的。调查显示，上海居民平均有86%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而有60%的时间是在自己的家中。然而，室内化学污染物的种类及其污染的程度与室外存在着明显差异，而且要严重得多。
除了室外的大气污染物能经空气流通进入室内以外，室内各种建筑装饰材料、厨房炊事、化妆品、日用化学用品和化学制品、复印机、放射性污染物等都是重要的室内化学污染源。人们已从室内空气中鉴定出300多种挥发性化学物质。尽管其含量一般仅在mg/kg或μg/kg级水平，甚至更低，但某些室内化学污染物的浓度还是远高于室外，而且由于人们长时间留于室内，其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医学研究表明，由上述原因造成的室内化学污染是呼吸道、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重要诱因。大量合成化学品不断进入室内产生的各种化学污染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健康问题，正在引起发达国的环境和卫生学家们的关切和注意。专家们已发出警告：富强内化学污染对健康的危害已经到不容忽视的地步了，人们在注意室外环境保护的同时，应该采取有效对策，减少室内化学污染，以保护人类自己的健康。
一、建筑装璜装饰材料污染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新型建筑装璜装饰材料进入了家庭，成为新的化学污染源。家具、墙纸、天花板、化纤地毯、塑料地板、隔热材料等中所含的甲醛在长期持续缓慢地释放出来。各种树脂、油漆、乳胶、涂料、粘合剂等也大量释入出甲醛。塑料制品受热潮解时容易发生变性释放出甲醛。调查发现，装饰程度较高的居室中，甲醛浓度竟为室外的46倍。甲醛为细胞原浆毒。可经呼吸道、消化道及皮肤吸收，对皮肤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可引起组织蛋白的凝固坏死，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动物试验证明甲醛是致肺癌物。室内含量达30mg/m3进可当即致死。因此，研制新一代环保型装璜装饰材料，实现装璜的环保化、绿色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控制甲醛污染的有效方法是关闭门窗，在室温27℃以氨水熏蒸几个小时，装修中使用的各种溶剂、粘合剂可造成苯、甲苯、二甲苯、三氯乙烯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油漆中用做稀释剂的香蕉水，含苯或甲苯达50%—55%，其毒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神经系统的先兴奋后抑制作用，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中毒后出现头痛头晕、心动过速，重者出现意识障碍、抽搐，可发生脑水肿、呼吸衰竭甚至死亡。因此，装修宜适度，刚装修好的新居应加强通风，不宜马上入住。
二、厨卫污染
炊事燃烧、分散取暖是居室空气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各种燃料（煤、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木材、纸等，在供氧不足下不完全燃烧，生成大量多环芳烃（PAH）。在400℃—800℃下芳香烃逐渐聚合或环化生成的苯并[a]芘是强致癌物。SO2、酚等促进致癌物与苯并[a]芘等联合作用，使肺癌死亡率逐渐上升。家用炉具排放的烟气中苯并[a]芘可达1000μg/m2。医学调查证明，云南宣威肺癌死亡率居全国之首可能与其室内燃煤污染物浓度高于室外的数十至上百倍有关。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煎、炒、烤、烘等高温烹调加工中，烹调油在270℃高温下分解，其烟雾中含有多环芳烃苯并[a]芘、苯并蒽，而食用油与鱼、肉等食品一起在高温下能生成烃类、醛类、羧酸、杂环胺等200多种物质，其遗传毒性远大于苯并[a]芘，我国女性乳腺癌的高发可能与此相关，香肠、熏鱼、烤牛肉、烤焦的鱼皮以及直接在火上烤的牛排中，苯并[a]芘的含量分别是高达1.0—10.5μg/kg、1.7—7.5μg/kg、3.3—11.1μg/kg、5.3—760μg/kg和50.4μg/kg。而爱吃烟熏食物的冰岛人的胃癌发生率很高。故应改革炉灶，使用脱排油烟机，注意通风、消烟、除尘，减少高温烹调，提倡烹饪电气化。
卫生间、下水道散发的气体中含有H2S、甲硫醉、甲硫二醇、乙胺、吲哚等，有毒性，会引起呕吐、降低食欲。空气中H2S含量为30—40mg/m3时即会引起眼睛及呼吸道症状。而若低浓度下长时间接触，也会发生慢性中毒反应，头痛、眩晕、记忆力和免疫功能下降。
吸烟与肺癌的增长呈正相关。香烟烟雾中含有相当数量的多种PAH、氮氧化物、尼古丁以及As、Ni、Cr等多种致癌物和CO、HCN等多种有害物。用GC/MS分析烟草焦油中的PAH有150多种，其中致癌的有10多种。每100支烟中含苯并[a]芘3.0μg—4.0μg,二苯并[a,j]荧蒽0..4μg，，苯并[b]荧蒽0.3μg，苯并[j]劳蒽0.6μg。吸烟有害健康者同样受到严重威胁。
三、化妆品污染
美容热使形形的化妆品涌入家庭。专家告诫，应慎用各种化妆品。
临床发现，使用化妆品引起皮炎患者增多。化妆品中的色素、香料、表面活性剂、防腐剂、漂白剂、避光剂等都可导致接触性皮炎。香水、防晒剂、染发剂中含的对苯二胺，口红中含的二溴和四溴荧光素都具有变应原性质，可引起皮肤红肿、搔痒，发生变应性接触性皮炎。胭脂、眉笔的笔芯亦含有变应原，可引起眼睑变应性接触性皮炎。使用含雌激素的化妆品能引起儿童性早熟发育症状。
洗发香波中含的苯酚有毒性。其口服致死量为2g—15g。若苯酚通过皮肤大面积吸收进入体内，对内脏肾功能和神经系统有广泛的破坏作用。严重者1小时内可死亡。洗发水含苯胺类化合物，溅入眼内，2天内眼球表面就出现广泛损伤，并能渗入晶体引起白内障。苯胺毒性很高，它通过肺呼吸，口服和皮肤接触进入体内。含氢醌的皮肤漂白剂，含巯基醋酸的冷烫剂、含硫化物的脱毛剂以及指甲化妆品常可引起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国家规定祛斑霜的含汞量应低于百万分之一，但有些祛斑霜含量增高，引起慢性汞中毒。有些化妆品含有四氧化三铅（俗称丹红）或碱式碳酸铅（俗称铅白），进入人体或呼吸道易引起铅中毒。
有报道对美国广泛使用的29种化妆品进行分析，其中有27种检出了NKEIA（N—亚硝基二乙醇胺），Hecht在7种含十二烷胺的化妆品中发现6种具有毒性、致畸作用、致癌性的N—亚硝基甲基十二烷胺，含量达0.02ppb—0.6ppb。因此，应该选购有卫生部门批准文号的合格的化妆品。而据统计，即程度不同地出现过敏现反应，因此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不化妆、不染发、慎用化妆品、崇尚自然美，是现代女性最佳的养生之道。
四、日用化学品污染
家庭中广泛使用着各种日用化学品。美国环保局宣称，从油溱到洗涤剂，家家都有有毒化合物。各种家用除浊剂、消毒剂、洗涤剂、衣服干洗剂、空气清新剂、家具擦光剂、擦玻璃剂，它们是有用的，但同时也在散发出有毒气体。一些日用化学品含有挥发性溶剂，如汽油，长期使用有诱发心脏病的危险。
毒性很高的苯胺有少量用于生产家用化学品，如涂料、光漆、染料、抗氧化剂、除草剂、杀虫剂、茶菌剂。家用杀虫剂如萘（卫生球的主要成分）若误服，皮肤沾染或汲入高浓度蒸气的均可损害肝、肾。文学用做溶剂、来火剂、干洗剂的CCF，用做去油剂、干洗剂的CH3CCI3，用做致冷剂、发泡剂的CH2FCI等是主要的氯代烃污染源。在农药、油漆、油墨、复写纸、粘胶剂等中用做添加剂、在塑料中用做增塑剂的多氯联苯（PCBS），是毒性极大的有机氯化物，可诱导肝癌、腺瘤的发展，并能通过母体转移给胎儿致癌。多氯代二苯并二恶英（PCDD）、多氯代二苯并呋喃（PC）是目前素养性最大的有机氯化物。杀虫剂、除草剂的大量使用，使环境中的PCDD、PCDF含量升高，每年进入环境的最可达105g。
五、放射性污染
烟叶中含U、Ra—226、Po—210、Pb—210等放射性物质。我国6个品牌香烟中，Po—210含量为8.5×10-13Curie/g。这些放射性物质被吸入支气管并在其分叉位积累，导致支气管上皮肿瘤。打火机使用的电石（氯化稀土产品）含微量U、Th，总放射性比活度为2.5×10-6Curie/kg。放射性稀有气体氡是严重的公害之一。氡是3种天然放射系在放射性衰变的公害之一。由于其有很大的流动性，能随时被人吸入体内，并继续发生放射性衰变，形成“内放射”，严得损伤人体的组织和器官，因此应注意严格选用符合国家标准，放射性物质含量低的建筑材料。身居花岗岩地带的居民应警惕当地井水、泉水、矿泉水有无异常高的放射性。其饮用水宜存贮几天后再饮用。
生活燃料煤中U、Th的含量分别可达0.8μg/g。北方农村用无烟囱地炉做饭、取暖，室内环境常被天然放射性物质尤其是Po—210污染，某些居民头发中Po—210的含量竟高出一般居民50多倍。
六、化学过敏症和大楼综合症
近年来一种易被人忽视的现代文明病——“化学物质过敏症”频频见诸报端，这是指因长期大量接触化学物质而导致的人体过敏，它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患者大多存在自律神经障碍，瞳孔对光线的反应以及眼球运动出现异常。其主要症状为手脚发冷、失眠、咽喉疼痛、腹泻、皮肤炎症等。由于导致上述症状的原因十分复杂，医生往往无法及时明确诊断。报道对144名患者的发病原因进行统计分析，35%因居住在新房内；58%因使用了空气清新剂、杀虫剂、香水甚至修正液等化学用品；6%原因不明。其中有80%为女性。除了撤去患者身边引发过敏症的化学物质，服用维生素以增加营养，促进排毒，通过运动加快排汗等方法外，目前尚无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随着高层建筑的现代化，使用空调系统的封闭型办公场所常使不少工作人员出现眼睛发干发炎、鼻塞、头痛、胸闷、怠倦、嗜睡等症状，被称为“大楼综合症”。其诱因是多种多样的；湿法复印机散发的碳氢化合物使人疲劳、皮肤疼痛、发炎；干法复印机逸出的臭氧能刺激眼睛与呼吸道，引起炎症；电脑、信息处理装置的荧光屏释放出的正离子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降低对疾病的抵抗力，导致荧光屏皮疹；荧光照明设备的紫外线和空气中各种化学成份一起，产生光化学烟雾，影响视力。人体也是一种污染源，从呼吸道排出的化学物质有149种，通过尿和皮肤排出的有151种和171种。这些化学物质滞留在密闭的室内，对健康造成危害。
七、电子雾污染
电子雾污染虽不属于化学污染，但在室内环境污染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在此值得一提。空调、彩电、计算机、冰箱、电热毯等各种电子产品在使用中都不同程度地发出电磁波——电子雾。电子雾会使人头痛、疲乏、神经质、睡眠不安，影响儿童发育。生物学家调查发同，1969年—1982年美国马里兰州有951名男子死于脑瘤，其中大部分是电工或电气工程师。而在高压线附近工作的人体内癌细胞的生长速度比一般人快24倍。因此为安全起见，人与彩电之间的距离应保持4m—5m，距离荧光灯管2m—5m；卧室内勿放置冰箱，电热毯变热后应及时切断电源。移动电话，对讲机发出的高频电磁波对健康有影响，经常长时间使用会产生头痛、注意力分散、眼睑抽搐、记忆力衰退等症状。故能使普通电话时尽可能不使用移动电话。
以上仅仅是对有关知识的归纳小结，具体到怎样组织教学，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手体贴教学方式，还要广大同仁共同探讨，笔者在此只为抛砖引玉。
汉语中一词多义的现象非常普遍。用多义词造句时，可指导学生分别根据词的不同意思来造句。如“锐利”一词有两个意见：（1）尖而快，指刀刃锋利等。（2）尖锐（多指目光、言论、文笔等）。据此可造出：（1）这把宝刀很锐利，能铁如泥。（2）翠鸟长着一对锐利的眼睛。这样一词造多句的训练，不仅能使学生透彻地理解词语，发展他们的语言，还能培养学生活着不同方向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发散思维能力。
二、换境造句
有的词语尽管意思单一，却可运用于不同的语言环境。如《大海的歌》（六年制第五册）中的“朦朦胧胧”是说因雾气阻隔，远看石油钻探船模模糊糊，看不分明。但它也可在下列这些语言环境中使用：（1）在黎明、黄昏等光线暗淡的情况下。如：黄昏时分，我朦朦胧胧地看见远处那片枫树林像晚霞一样灿烂。（2）在下雨、下雪、尘土飞扬等情况下。如：初春，细雨如烟，远远望去，村庄、树林都那样朦朦胧胧。（3）某种想法还不成熟时。如：一个朦朦胧胧的念头在他的脑际盘旋着。总之，在看到的或想到的东西模模糊糊、不太分明的情况下，都可以运用这个词语。经常性地进行换境造句，既可让学生全面了解词语的适用范围，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能促进学生的思维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
三、换位造句
有的词语在句子中可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或者说能放在句子的不同位置。用这类词语造句时，可采用换位造句的形式。如“勤劳”，便可运用这种方法造句：（1）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的美德。（2）我的母亲非常善良，也非常勤劳。（3）勤劳的林县人民修建了红旗渠。（4）将来，他们一定会有出息，用勤劳和智慧建设可爱的家乡。这样造句，既避免了千句一律。又训练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求异性。
关联理论的发展是对Grice合作原则的创新性、批判性修正。其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于“合作原则”中的“质”、“量”、“相关”、“方式”准则及次则的性质和来源，Grice没有加以详细阐明，显得模糊不清;二是语境在真实场景话语交际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合作原则却忽略了语境的重要作用;三是合作原则提出的会话含意理论，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整个理论框架也缺乏论证所需的严密性。反观关联理论，其将关联定义为“命题P和一个语境假设C1…Cn集合之间的关系”，是“语境效果和处理明示刺激所需努力的函数”。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关联理论对语境的重视。而且，关联理论将“逻辑信息、百科信息、词汇信息”纳入交际双方的语境来源，并认为话语含义的理解过程，就是寻找话语和“语境假设”之间的“最佳关联”。这些论述，也进一步体现了认知语境在关联理论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关联理论对合作原则的创新性修正，进一步简化了合作原则的准则及次则，提升了关联理论的概括力和解释力;此外，关联原则将真实场景中的语境纳入到理论中，更适用于日常交际语言。
二、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观
(一)关联理论与翻译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翻译单指口笔译;广义的翻译除了包括口笔译外，还涵盖摘译、节译、转译、影视作品字幕翻译及对白翻译等。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主要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译语接受者;这三者之间存在语言、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的不同，因而翻译活动也就必然具有了跨文化性、跨语言性。基于翻译活动的这一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实质，Gutt提出可以将翻译融合进关联理论的研究视角，并认为统制翻译的基本原则是关联原则。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活动，出发点为原作者的明示交际行为，通过译者的翻译活动，为译语接受者提供最佳关联性，活动的终点为译者所传递的语境效果到达译语接受者。我们认为，基于关联理论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搭建起基于认知视角的理论体系，揭示了背景知识在翻译活动中的不可或缺性，体现了译者在这一交际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关联理论在翻译上的应用前景越来越为更多的学者所认同。孟建钢指出，“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已有的各种翻译理论以及各种看似矛盾的翻译现象”;赵彦春也谈到，可以通过“关联理论”证伪翻译界的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并以此“佐证关联翻译的合理性和解释力”。
(二)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
由于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的语言、文化、心理差异，译文要达到“信”、“达”、“雅”，就必须对这些差异进行全面考虑，仅仅体现原作者或译者单方面文化或心理的翻译，很难产生好的翻译作品。以关联作为基本原则的关联翻译观，将认知科学与翻译研究结合在一起，着力于探寻原文的交际意图和译语接受者的要求在认知环境方面的相似程度，开创性地凸显了翻译的认知特性，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描写-分类法”的翻译行为，提升到一种旨在建立一门翻译学的理论高度。近年来，“关联理论”已经在翻译研究中展现了其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蒋超男和刘祥清从“关联理论”的视角探讨英汉姓名翻译，总结了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传递时的文化缺省现象以及导致文化缺省的因素;何三宁提出“关联理论盘活了传统意义上的忠实和对等等静态概念”，并建构起“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张俊强运用“关联理论”，对赵本山小品中的言语幽默进行研究，揭示了小品中言语幽默的潜在机制。
三、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影视剧字幕翻译
随着信息化和网络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影视剧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语言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影视剧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时代特性、民族精神，以及其特有的广泛传播性、紧密的时代性，有利于观众更为直观地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有助于增强观众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影视剧欣赏，观众能够简单、便利、高效地学习和了解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其中，字幕翻译则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影视剧字幕翻译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传递语义信息，帮助观众跨越语言障碍，了解故事情节”。不同于传统的书面翻译，影视剧字幕翻译具有较强的时空限制性，必须做到“简洁生动、清晰流畅、通俗易懂”。在正确理解影视剧原语的基础之上，翻译者还需要全面掌握原语与译语之间的认知、文化差异，“将那些不能直接推导出的暗含意义转化为明示意义，提供最大的语境效果”。影视剧字幕翻译者需要把关联理论作为指导原则，尽可能地让观众获得最好的语境效果和最佳关联。《黑客帝国》是一部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美国科幻影片，影片中对于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超前的科幻思想和文化精神的探索，使得该片成为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影片之一。笔者认为，这部影片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字幕翻译者。译者将TheMatix译为《黑客帝国》，中国观众结合自己的百科信息语境知识，就可以很好地接受到明示刺激，顺利地将语境与影片结合起来，达到最大关联。反之，如果译者把片名TheMatix翻译为影片英文名的字面意义，即母体或者矩阵，观众在观看影片时所能纳入自己认知范畴的语境知识就会被大大削弱，处理影片内容所需付出的努力必定会成倍增加。而《黑客帝国》这一翻译，则成功地将影片名和内容最佳地关联起来，让没看过或听说过该片的观众，仅通过片名译文带来的语境效果，就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它的题材内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故事情节，正确掌握欧美科幻影视文化。
四、结语
当今世界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需要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架起桥梁，促进文化交流，增进跨文化交际。影视作品本身具有的全球化性、众多性、广泛性、再生性，使得其在传播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影视剧字幕翻译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关联理论强调将翻译视为一个言语交际过程，是原语作者、译者和译语接受者之间的互动。
这一理论模式，为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平台。
2．语境在翻译中不仅体现为原文语境，更体现为译语接受者的语言文化、言语习惯、思维方式等百科语境知识。
关联理论为译者搭建的理论模式，有助于进一步将译语接受者的百科语境知识融入到翻译过程中，有助于加深译语接受者对影片内容、影片搭载的原语文化的了解。
3．关联理论是一门建立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语用学理论，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观也就具有了认知基础。
（接上）
观众研究与数据分析：类型，知识和品质
研究方法的确定取决于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出来，我的研究问题在于讨论当代中国的电视历史剧对于观众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问题是开放式的，所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种“扎根研究”（ground research）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的“扎根研究”是由格拉斯（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提出，并在西方的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领域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方法。[38]扎根研究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式，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数据中归纳出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说，我所提出的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对于观众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预先设定的某种特定的理论方向，而是需要通过实地研究去发现和提炼。此外，我在之前已经大致回顾了“观众研究”二十年以来在英国和北欧的发展和转型，即主要是从“文化主义”转向“社会批判主义”。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观众研究”中，研究者非常重视研究对象的性别，阶层和种族这些因素对于他们“文化阐释”的影响。可是对于“批判社会研究”来说，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研究者还需要考虑研究对象的年龄，所处的人生阶段以及社会文化空间等“社会因素”对于他们文化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于是，带有扎根研究色彩的批判社会质化研究就成为了我这项研究中所遵循的研究路径。
质化的观众研究最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三种，焦点小组（Focus Groups），深度访问（Interviews）和扎根式观察（Grounded Theory，或者也称为人种志研究）。[39]这三种研究方法各自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适用情境。十几年以来，所谓的“人种志研究”（ethnography）在媒体和文化研究风行开来。[40]这种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媒体研究的普遍使用一方面是由于“文化研究”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reetz）提出的所谓的文化阐释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41]，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这个概念从1960年以后逐渐成为西方的社会和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人种志研究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过长期的观察来分析日常生活中“意义”的建构过程。当然，近年以来，人种志研究方法在媒体研究中的频繁使用也遭到了西方学界内部的不断质疑，认为这种从人类学借来的方法不但没有被准确使用，反而流变成为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而缺乏解释力。[42]我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意义”和“价值”问题，但是我选择用焦点小组和深度访问的方法来开展。同参与式观察不同的是，焦点小组强调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下的思想和话语互动，以便激发出个体之间对于特定议题的争论，分歧或者共识。深度访问则强调访问者与受访对象之间的近距离互动，值得提出来的是，作为观众研究方法的深度访问之“深度”除了体现在受访对象对于议题内容的阐释之“深”外，还表现为受访对象的日常生活与特定议题的关系之紧密和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好的深度访问其实也可以得到关于媒体消费和日常生活关系的信息的。不过，每种研究方法都有自身的不科学性和误差，而且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的具体过程的好坏最终决定了研究方法是否可以很好地获得有用的数据。
十多年以来，关于“迷”的研究一直在观众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43]这些研究把“迷”现象看成是一种特别的，仪式化的文化意义建构过程，是一种个体或者群体的文化认同现象。通过迷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文本愉悦，自我认同和文化想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可是，很久以来，那些属于“非迷”（non-fan）或者“反迷”（anti-fan）的观众却并没有被得到太多的关注。不少学者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媒体消费者其实并非狂热者，他们仅仅是以“接触”的方式沉浸在错综复杂的文本世界之中。[44]美国学者格雷（Jonathan Gray）更是把“非迷”和“反迷”们称为相对于“迷”存在的“新观众”。[45]他认为，这些“新观众”以不同的观看实践活动方式存在，跟文本有不同的接近性，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文本特质。我的“电视历史剧”的观众研究也是按照以“非迷”为主体研究对象来选择的。具体说来，我的焦点小组招募的是那些“经常或者偶尔”看历史题材电视剧，但是并非“特别爱好”的电视观众，而对于那些“特别爱好”或者“特别讨厌”的电视观众，我则把他们作为深度访问的对象。此外，根据前面我所提到的“批判社会研究”的考虑，我在选择观众的时候在兼顾性别和阶层的同时，还特别加入了年龄段和地区这两个标准。需要提出来的是，“年龄”以及“人生阶段”是文化消费中的重要概念。前面提到的威斯特敏斯特大学的希尔教授和他的同事甘特莱特（David Gauntlett）曾于1991年到1996年针对500位电视观众做过长期的跟踪调查，来讨论电视在英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意义。[46]他们通过分析这500位电视观众回答的问卷和撰写的日记发现，对于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以及不同的人生阶段的人来说，电视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一观点其实也非常符合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于“现代社会中的自我认同”的阐释，即认为“自我总是通过对于不同人生阶段的认知而保持一种连贯性”。[47]
在我的研究中，我选择了两个年龄阶段的观众，青年（20岁左右到38岁左右）和中年（40岁左右到50岁左右）。选择这两个年龄段的观众是因为这两个年龄段算是社会活动最为频繁，同时也是社会关系最为活跃的两个群体，所以，这两个年龄段观众的电视消费方式也最大程度地受到他们社会交往活动的影响——这最符合我研究问题中关于“社会批判”的诉求。另外，我还选择了在北京和长沙两个城市来开展研究。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各地的地方文化不同形成了各地观众不同的审美偏好。[48]因为没有任何实证研究得出证明，我对这种观点持有保留看法。我个人选择两个社会空间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两地的收视环境和社会政经状况的不同。总的来说，北京属于首都城市，社会生活节奏很快，长沙属于内陆省会城市，社会生活节奏较之稍慢。正是依照这些的选择标准，我于2007年10月中到2008年3月底在北京和长沙一共开展了10组男女混合的焦点小组研究和15个深度访问，其中包括两个用来试点但是不能当作正式数据使用的焦点小组（pilot focus groups）。从具体的招募过程来说，焦点小组我采用的是“滚雪球”（snow-balling）的方式，就是通过“朋友介绍朋友”的方式去招募，以便找到相同社会阶层和处境的人；深度访谈我采用的是朋友推荐加自我确认的方式，即除了外人推荐之外，还需要受访对象本人确认是“特别喜欢”或者“特别不喜欢”。具体受访对象的情况可以参见下面表一和表二提供的信息。
表一：焦点小组（共41人）
注：两组试点研究除外。
表二：深度访问（共15人）
在研究中，每组焦点小组大概持续两个小时左右，主要问题就是围绕我在前面的类型分析中提到的“类型”、“真实与虚构”，“戏剧品质”和“戏剧与社会”这四个中心议题。同时，为了保证小组成员能始终围绕“历史剧”的话题展开讨论，我准备了选自电视剧中的三段视频材料在小组讨论之中播放。第一段是电视剧《秦始皇》（中央电视台，2001年）中“荆轲刺秦王”一场，第二段是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央电视台，2005年）中“冬至庆典驱邪”一场前后，而第三段是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一部）》（北京亚环影音，2000年）的开场戏“和绅和纪晓岚给皇太后祝寿”。相对于焦点小组研究的结构化特点，深度访问则属于开放式聊天，不过整体上也是围绕上述提到的四个话题来开展，而且每个采访持续大概一个小时。这样下来，我一共得到了将近18个小时的焦点小组录音和16个小时的深度访问。焦点小组的分析方法通常是首先对每个小组的讨论进行单独的，深入地分析，然后再进行跨小组之间的比较和提炼，而深度访问研究则比较强调对个人叙述的分析。我对于焦点小组和深度访问的数据分析采用的定性资料分析方法（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主要是符号学分析（semiotic analysis）。符号学分析沿袭经典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传统，关注个人表述和群体讨论中语言的使用，包括比喻，借用和转译等语言现象。通过质化分析方法，我期望可以探寻“当代中国的电视历史剧”同观众之间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意义结构关系。
由于我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期间仍处于数据分析的初级阶段，所以我不能够对于研究数据作一个完全彻底地阐释。但是，在目前看来，有三点研究发现是很值得我提出并且进一步进行理论阐释的。
第一，关于“时间”。在焦点小组讨论中，有关“时间”的对话是最频繁出现的。当小组成员被问起对于这些“历史电视剧”有何评价的时候，不管是所谓的“正剧”，还是所谓的“戏说剧”，类似下面这个在一组长沙的年轻人中的对话会经常出现：
……
访问人：面对这么多的电视剧，家庭题材的啊，农村题材的啊，这些“历史剧”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呢？
何：我觉得这些电视剧刚刚开始那几年那么火，是因为大家没有接触过。其实，我觉得这些戏也不能完全定位成历史剧，因为它们只是借用一个外壳……
范：说当前的事！
何：（继续） 对，跟当前有一些关系，这样才能吸引人。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比较喜闻乐见，觉得跟自己生活的环境有联系。可是，到了后来这个拍法，我觉得就完全不讲究什么质量了……
在这里，有两个有关“时间”的说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对于“历史剧”跟现实关系的理解。所谓“外壳”，“当前”和“跟自己的生活有联系”这些说法体现了观众其实在接触这些“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时候，都是从某种当下的视角介入的，或者说，观众对于“电视历史剧”的介入方式首先是比较“现实主义”立场的。关于这点，其实有很多的媒体文化学者都有过解释，其中在英国比较值得引述的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媒体学者埃利斯（John Ellis）。埃利斯认为，在当今这个媒介饱和的社会环境里，“看电视”的“看”具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观看”，另外则是指“见证”（witnessing）。[49]这种“见证”就是观众通过电视节目形式看到社会的变化。它是一种社会心理行为，是一种建立社会认同的方式，所以，这些“历史剧”不管是正说还是戏说的，或者是“真实”的还是“游戏”的，这里所谓的“历史”在观众的眼里就成了对于某种“现实”的见证。另外一点跟“时间”有关的就是这些历史电视剧在中国的电视频幕上存在的时间和频率。所谓“刚刚出现的时候”或者“到现在为止”云云都体现出来电视观众已经对于这个类型的电视节目非常熟悉，甚至已经厌倦了。这其实体现了这些“电视历史剧”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即它们文本特质的变迁和延续反映了社会风尚和观众自我认同的变化和延续。
第二，关于“类型知识”。我在之前提到，很多的历史学者和媒体专家都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电视剧”存在一种隐忧。他们认为，很多历史剧对于历史不准确的诠释会造成观众对于历史的错误看法。可是，在研究中我发现，这种“影响”其实是很微妙的。观众并不是象我们想象的那样“脆弱”，造成历史观念错误的原因也并不只是在于电视剧本身。电视观众其实会采用不同的“收看策略”（viewing strategy）去处理不同风格的历史剧。根据希尔的研究，当观众对于类型有了相当的知识，他们就会运用这些知识对于次类型作出不同的回应。这些回应就是“收看策略”。同时，这些“策略”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造成了观众对于类型认识的变迁。[50]譬如，在北京的一场年轻人的焦点小组中，一位小组成员在谈到他对于《秦始皇》中“荆轲刺秦王”一场戏的看法时，他很自然地将其同韩剧和日剧进行了这样的比较：
我觉得啊，现在拍的这些片子都是给35岁以上的人看的。为什么现在韩国跟日本的电视剧特别受欢迎，因为他们比较直白。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说“荆轲刺秦王”。按照中国人的拍摄方法就是没刺成功——潜台词就是我成心不杀你。要是韩国人来拍，他们肯定就是直接就说，你有这个统治天下的能力，所以我不杀你。这两种其实就把年龄区分开了，前者可能有生活阅历的人才能看得懂它。像咱们的小学生啊，中学生啊，看这个就一知半解，看一热闹。所以，韩国电视就是适合不同年龄层次，20岁小姑娘也爱看，我妈也爱看，所有的人都看得懂。而咱们中国人的含蓄加在这里面，导致有的年龄段看不懂 （银行职员，男，26岁）。
这位年轻男生对于“电视历史剧”的“知识”可见一斑。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评价，却足以反映出他对于“中国历史剧”的“批判力”之强。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种关于“批判”。首先，这跟观众所处的“年龄段”或者“人生阶段”有紧密的关系。在研究中我发现，年轻组的观众比中年组的观众总体上而言对于电视剧的批判更强烈。这是因为他们总体比中年人有更多的时间接触电视，他们大多面对人生的重要转折，譬如，就业，升造和婚姻等等，同时，他们在活跃的社会交往中有更多的途径接受新的信息和文化形式。这样一来，他们会形成一种更具有批判性的“收看策略”，同时，也更加频繁地通过选择，比较和批评等方式来体现自身的社会认同。其次，这里还有一个“私人行为”和“公共讨论”的问题。在研究中我发现，年轻组比中年组对于所谓的“历史正剧”的批判也更加激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共行为。年轻组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常常对于“正剧”表示某种程度的不接受，特别是女生，尤其认为“正剧”的风格偏于“严肃”，可是他们大多数对于这些“正剧”仍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同时，尽管不少年轻人认为日韩剧的戏剧风格比“正剧”对他们更加有吸引力，可是最后谈到这些中国历史电视剧的社会价值，大家仍旧会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修正。由此看来，观众对于“历史剧”的“知识”其实应该被视为一种对于社会价值体系和批判标准的认知和反思。它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一方面象征着社会权力结构对于个人的一定程度上的收编，另一方面也象征着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如英国媒体学者柯尔迪（Nick Couldry）所言，我们看待媒体与“知识”的关系“并不是要去分析具体的媒体形式，而是要去看媒体在人们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对于社会的认知”。[51]因此，电视观众对于“历史剧”这个类型的知识很值得进一步批判性地分析的。
第三，关于“类型品质”。所谓“品质”的问题其实跟上述两点是密不可分的。不管是在焦点小组还是在深度访问当中，它始终是一个中心的讨论话题。在欧美的电视研究当中，“品质”（quality）一直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就英美来说，美国的电视体制基本属于商业电视体制，所以所谓的“品质电视”研究常常涉及媒体的公共性和商业化之间的矛盾问题[52]，而英国电视虽然是以公共广播电视体制（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为主，但是从70年代以来围绕着阶层，性别和种族问题展开的“品质”讨论也从未中断过。[53]根据英国这些学者的论述，“电视品质”是一个需要被高度脉络化的议题，它并非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传导过程，而是跟观众的性别、年龄阶段，社会地位和收视方式等有重要的关系。如果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品位”观念，“品质”需要放到具体的，充斥了各种权力关系的文化场域中来思考。[54]回到我的“历史剧”的观众研究上来，大家关于“品质”的评价是多元的，而且其评价的角度也是各有千秋。有的观众从电视剧的情节设计和演员选择来谈，还有的则从电视剧的表现风格来谈，更有的观众提出“越是真实表现社会的电视剧就越有质量”。当然，作为焦点小组研究，我更加看重的是某个特定的群体对于某些特定的议题的提出，争执或者共识，尤其是这中间的“语言交换”彰显了某些社会价值的内在结构和矛盾。譬如，在我北京的另外一场年轻组的讨论中，“经典”这个词变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尽管很多的文艺评论人士会把一些“历史题材电视剧”描绘为某种时代的“经典之作”，但是所谓“经典”对于观众来说却有着更为丰富的意涵。下面的这段对话多少体现了这样的意思：
访问人：你看，刚才不断有人讲到“经典”，那么“经典”是什么意思？是说很好看，还是什么，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张：就是说一提到这个话题，你就会想到它。
……
杨：我觉得“经典”放在不同的地方意思不一样，譬如，《红楼梦》是经典的……
访问人：你说是文学的经典！？
杨：对！那么电视剧就是，在同等的电视剧当中，很经典，让你难忘。讲什么的你就会想到它。譬如，讲到历史剧就会想到。其实，《环珠格格》也是一种经典。为什么呢，你讲起你就会想到它，这就达到它的效果了。
张：就是那种不一样！
杨；对！就是那种不一样！
这里所指出的“经典”是很有意思的。它即是历时态的，也是共时态的。从历史态来说，这是由个体的人生经历和社会风尚综合而成的；从共时态来说，它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某种通俗文化的“原创性”和“另类性”的耦合。对于观众来说，这种“经典”直接表现为一种“感受”（experience）或者“愉悦”（pleasure）。这种感受和愉悦体现了观众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围的社会，同时，也体现了观众认同或者反对某种文化价值。所以，我认为，电视观众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品质”感受和判断是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被建构起来的，它并非电视剧创作者和历史学家一厢情愿的结果。当然，对于中国这样媒体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来说，电视内容的生产和消费都受到政府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尽管如此，我们研究观众对于“电视品质”的接受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意义。原因有两点。第一，通过观众研究，我们可以将观众作为个体或者群体的主体性建构与国家意志勾连起来，以窥探社会权力对于个体的内在操控和矛盾关系。第二，在今天这个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媒体环境中，我们不能只用本土化的权力视角去看待观众和收看实践活动，而是将它们拉入到全球化的脉络下来审视。按照台湾媒体学者魏玓的观点，我们今天应该在本土与全球，微观与宏观的权力架构下来看待观众。[55]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不能忽视那些日韩的电视历史剧对于中国观众对于中国电视历史剧的理解和评价。
初步结论：关于“时间感受”的社会建构
我这项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讨论当代中国的历史电视剧对于观众的“意义”和“价值”。经过上述提到的类型分析和带有扎根研究色彩的观众研究，我发现十年以来在中国电视屏幕上出现的这一批历史题材电视剧对于观众的“意义”和“价值”集中表现为一种被媒介化的“时间感受”。这种“时间感受”由三个维度建构而成。我把它们简单地称为：历史表现，日常生活和电视播出。所谓“历史表现”就是这些历史题材电视剧对于历史事实的戏剧化表现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历史表现方式跟观众的观看实践的互动。“日常生活”指的是观众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人生阶段，自我认同和休闲时光。正是在这种日常生活实践中，观众的主体性得以转型并且保持连贯性。而“电视播出”则指的是电视作为一种现代的媒体机构所运行的时间，或者说是一种体制化的时间。我在前文提到，“黄金时间”和“回放”是电视剧播出的重要方式。在研究中，很多的观众都不断地提到“历史剧”在当代中国的频繁播出给人带来的某种审美疲劳。特别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大部分的观众来说，节假日是接触电视最多的时间，而这个时间也往往是那些大成本制作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播出最密集的是时间。从表现上看来，这三个方面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领域，文本的，社会的和体制的，可正是这三个领域的交替重合给“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的观众带来了一种复杂的“时间感受”。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厄瑞（John Urry）指出，在当代社会，“虽然没有一个绝对化的时间，但是却存在不同的时间领域。这些时间领域拥有使物理和社会环境得以转型的权力。这些时间是社会化的，也是自然化的，它们是杂交的”。[56]我将“历史电视剧”给观众的这种杂交“时间感受”在下面的图中体现了出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时间感受”中，观众展开了对于“电视历史剧”的类型和质量的理解或者质疑。
图：“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观众的“时间感受”之三维度
实际上，上面这个“时间感受”模式图体现了观众作为社会个体的在“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这个文化现象之中的一种“本体存在方式”（ontological existence）。按照吉登斯对于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的观念，“认同是一种跨域时间和空间的延续，而自我认同则是一种经过个体反思性阐释的延续”。[57]所以，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剧”的观众来说，当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坐在电视机或者计算机前面观看这些电视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观看”自己，观看自己作为现代社会的消费者或者公民的生存状态。当他们在思考自己观看这些戏剧化的历史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他们实际上也是在思考自己当下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和“价值”。而思考这个关于“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在思考什么是“电视”，什么是“自我”以及什么是“权力”——这些议题也是我这项研究接下去需要继续深入分析的。
[注释]
[1]参见戴锦华，1999年；李胜利和肖惊鸿，2006年。
[2]参见尹鸿，2004；李胜利和肖惊鸿，2006年；王昕，2008。
[3]国内学者从“接受美学”（参见秦俊香，2006）和“电视收视率”（参见刘燕南，1999）的角度还是有很好的论述，同时，相关译着也很有学术价值，譬如，刘燕南，2006。
[4]我认为不应该把“观众研究”称为媒体和传播研究的一个所谓“二级学科”，因为“观众”或者“接受”本身就是传播过程的应有环节，不能在学术架构上自成一体。尽管在欧美有很多学者自称为从事“观众研究”，同时，也有大量的著作和课程关于“观众研究”，但是据我所知，并没有一本以“观众研究”为名称的书面学术期刊。这足以见得，“观众研究”是媒体和传播研究的一个议题或者一种介入方法。
[5]2002年6月，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由于只有14名教师和学生，于是在英国政府部门四年一次的“研究测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中只得到了3a的成绩（最高等级是5*），最终被迫关闭。
[6]参见Scannell，2007。
[7]参见Morley和Brunsdon，1999年。
[8]关于霍尔对“译码/编码”理论的新近解释，参见戴维.莫利，2008（郭大为等译）。
[9]参见Curran，1990；Murdock，1995和Philo and Miller，1997。
[10]参见Curran， 同上。
[11]参见戴维. 莫利，同上。
[12]参见Livingston， 1990，1993，2002; Hermes， 1995，2005; 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 Couldry， 1999， 2000， 2003; Gauntlett and Hill， 1999; Hill， 1999， 2005， 2007。
[13]参见Hill，2005，2007。
[14]参见Ellis，2000。
[15]参见Mittell，2004。
[16]参见Mittell，同上。
[17]参见Mittell， 同上，第19页。
[18]关于对“文化研究”的反思和重估，请参看参见戴维.莫利，2008（郭大为等译）。
[19]参见Corner， 1999；Urry， 2000；Couldry，2008；Hesmondhalgh and Toynbee，2008以及Toynbee，2008。
[20]参见李胜利和肖惊鸿，同上。
[21]参见李胜利和肖惊鸿，同上，23页。
[22]参见《胡玫：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拍历史剧》，《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3月。
[23]这种论述是基于我对相关历史题材电视剧制作人员的采访，主要两位是湖南广播电视集团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人傅乐先生（访问时间2007年12月）和北京亚环影音制作有限公司监制丑述成先生（访问时间2008年3月）。
[24]参见刘燕南，2007年。
[25]参见刘康，2003年。
[26]参见李山，2005年，第5页。
[27]参见曾庆瑞，2002年。
[28]参见曾庆瑞，2002年“两岸历史文学研讨会”。
[29]参见尹鸿，2004，第91-92页。
[30]参见尹鸿，同上，第92页。
[31]参见王昕，2008年。
[32]参见Zhu，2008年。
[33]参见Zhao，2008年。
[34]参见Zhao，同上，第219页。
[35]参见Hermes，2005年。
[36]参见Hermes，同上，第16页。
[37]参见Hermes，同上，第156页。
[38]参见Strauss，1987。
[39]除了这三者之外，还有口述历史法（oral history）和传记研究方法（biographical research）等。参见Seale等编著，2004年。
[40]参见Radway，1987；Morley，1992年；Hermes，1995；Gillespie，1995年以及郭建斌，2005年。
[41]参见Greetz，1973年。
[42]参见莫利在书中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对于“人种志方法”的反思，2008年。
[43]参见Jenkins，1992年，2006年；Jenkins and Tulloch，1995年；Hills，2002年；简妙如，1996年以及张嫱，2007年。
[44]参见Couldry，2000年；Gray，2003年。
[45]参见Gray，同上。
[46]参见Gauntlett和Hill，同上。
[47]参见Giddens，1991年，第75页。
[48]参见秦俊香，同上。
[49]参见Ellis，同上。
[50]参见Hill，2007年。
[51]参见Couldry，2006年，第187页。
[52]参见钟起惠，2003年。
[53]参见Brunsdon，1997年；Corner，1999年；Geraghty，2006年。
[54]参见Bourdieu，1984年。
[55]参见魏玓，1999年。
[56]参见Urry，2000年，第106页。
[57]参见Giddens，同上，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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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证据开示制度
民事证据是指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民事收集提供的跟案件事实有关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开示又可称为证据展示，证据交换，指明的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它是作为诉讼中提前获知对方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的一种方法而应用和发展起来的。证据开示这一制度源于西方，只是近年来为我们国家在诉讼过程中所采用，但也是处于尚不成熟的探索阶段。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他必须排除借裁演恶作剧的把戏。在可能的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议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由此可见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也正是各国设立此制度的初衷。不过从根本上说，设立证据开示主要还是为了诉讼公正和效率。
证据开示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实践，至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合并衡平法和普通法诉讼时，证据开示程序才开始形成。1938年美国《联邦诉讼规则》将证据开示制度法典化，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定程序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制度，它尽管有助于法庭的公正审判，但是在设立之初，他也是不完善的，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制度制定的不完善，容易被钻空子，借开示之名，拖延诉讼，以至于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多次通过修正案对《联邦诉讼规则》进行完善。同时，英国也在不断改革，至1981年《最高法院规则》和1984年《郡法院规则》制定时，英国证据开示制度才发展完善。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有效的防止了“证据突袭”。所谓“证据突袭”就是一方当事人玩证据游戏，在庭审中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出示一些证据，使对方当事人一时无法应付，从而陷入不利境地，而对方借此优势往往能够赢得的官司。由此可见，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因为他好象是对方律师辩论技巧的展现，而非案件真实情况的反映，显然有失公正。而证据开示则要求双方当事人于庭审之前互相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能够使双方都在心里有数，从而在庭审中能够有针对性的展开辩论，保证案件的公开审理，近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
（二）显著提高诉讼效率。法庭审理不仅需要保证诉讼公正而且也要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证据开示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证据突袭”其本身就能够避免诉讼拖延，确保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另外证据开示制度使当事人在庭前展示证据，这样就可以剔除双方都认可的证据，因此在庭审中仅对有争议的证据展开质证，这样也是有利于法官尽早的把握双方都认可的事实，节省了法庭调查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促进庭前和解。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和解无疑是最好的结案方式，他既可节省诉讼资源，又可以缓和双方当事人的敌对情绪。经过庭前的证据交换，当事人之间的优劣势已摆明，对诉讼结果也很容易预料到，因此也就容易达成和解。
（四）有利于防止在审判中随时提出证据，拖延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往往与举证时效制度相配合应用。也就是说，证据开示能够利用举证时效制度督促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中能够尽可能交换所有证据，否则超过举证时效，法庭就不组织质证。这样就能够有效避免因新证据在庭审中随时提出而导致的延期审理，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深受“证据突袭”现象的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21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论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第37条至40条中详细规定了证据交换的时间、方式、范围、次数等内容。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目前施行的所谓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只是对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本文就将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作一些探讨，以推动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一、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符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改革的需要。我国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改革，改革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良我国目前所施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引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而证据开示制度则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最重要的基础制度之一，因此在我国施行这一制度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证据开示的建立有利于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诉讼公正。
如前文所述那样，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不能及时反映出案件的真实情况，“证据突袭”尽管可以展示一个律师的水平，但它对对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司法公正却危害极大。首先，证据在开庭之前是对对方保密的，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另一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够针对性的提出抗辩理由，在庭审中容易被动。更有甚者，有些当事人在一审中故意隐瞒一些可能胜诉的关键证据，而等到上诉到二审法院时才提出来，这样一来，这个关键性的证据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判决结果，不仅使对方没有了上诉的机会（在我国走再审的道路是很艰难的），而且还使原审法官受到“错案追究制”的追究，无疑这对当事人、对原审法官来说都是不公正的。其次，如果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搞证据突袭，另一方很可能申请延期审理或因准备不足而休庭，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诉讼效率。而正如一句古谚所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如果无休止的拖延诉讼，将无法保证法律真正的公正。
（二）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从而更有效的确保司法公正。
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法院还享有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这种调查取证可能是法院依职权进行的也可能是当事人申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我们知道对于当事人难以获取的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而这种证据对于庭审结果又特别重要时，法院参与证据的调取势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其他一般的证据的收集，如果法院充当主角的话，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其一，法官负责调查和提供证据，他们将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法官首先得站在一方的立场上，然后在站到另一方的立场上。法官的脑子里预先得有某种理论和模式，并以次来理解案件，取舍事实。采纳某一理论将使法官偏向一方当事人，也就是说法官调查取证容易造成“先入为主”，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其二，法官的主要角色是审理案件，而不是收集证据，如果法官参与一般案件的证据收集，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三，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之外依职权主动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以此为根据对案件作出判决，这严重破坏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并有可能使民事诉讼的辩论程序空洞化，进而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空洞化。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是要将调查取证权更多地赋予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打官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打证据，双方都有义务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建立证据开示，使律师拥有更大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取证的范围广了，机会多了，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取证了。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属于国家有关部署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而且是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法官才能调查取证。
（三）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最高院于2001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论据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这对之前各地方法院试行的一些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提供了一个全国的标准，但是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交换证据的具体程序、方法以及不进行交换所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并未做出具体的规定，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开示，仅仅是对西方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在一些法院，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起不到固定争议焦点的作用，证据突袭的现象仍然存在，没有发挥证据开示所应起到的作用。
二、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一）证据开示的范围。凡与案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有关联的，将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资料原则上都应予以开示。具体包括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外国法律和地方法规的证据资料、涉案信息等。但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及当事人公平对抗，对开示对象在某些情况下须予以必要限制。从西方国家的立法看，也是如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英国的民事程序规则对证据开示范围提出“一般开示”的概念，指导称当事人赖以证明主张的证据资料，不利于该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抑或有利于他方当事人的证据资料，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要求该当事人开示的证据资料。可见，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没有规定完完整整的开示制度。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借鉴美国的“保密特权”制度。我国早在古代就有亲亲相隐制度，这和美国“保密特权”制度有相似之处，不过范围要比“保密特权”制度小的多。美国法上的保密特权是对证据开示范围的限制，包括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和律师准备的诉讼资料。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具体又可分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会计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对于此，在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时应予以吸收借鉴，笔者认为，限制开示的事项应该包括：1、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资料，不应开示；2、涉及当事人一方的商业秘密，该方当事人有权拒绝开示。如确有需要，经法院决定可以开示，但当事人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向案外人泄露该资料，否则将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应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惩戒，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3、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资料，如秘密录音、秘密录像、擅自开拆他人信件或阅读他人日记、机密文件获取的信息，未经同意复制的他人资料等，都应禁止开示；4、当事人双方及第三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分析意见，质证、辩论时将发表的意见，诉讼人的词都经过分析、思考得出的成果，不予开示，以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在庭审时充分质证、辩论的权利。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证人证言是否应该开示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对证人证言进行开示。其认为证人证言主观性很强，易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是民事案件有些证人也不乐意出庭作证，如果经过证据开示使另一方面当事人知道证人的姓名和地址，就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干扰证人作证，威胁利诱，可能使本来就不太乐意作证的证人更不愿意作证或者干脆倒戈。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原告在时必须在状上写上证人姓名和地址，也就是说即使不向对方开示证人证言，对方也有可能获知证人的有关情况。
（二）证据开示的主持。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9条一款中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也就是说最新的司法解释将证据交换的主持赋予了审判人员。对于审判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为合议庭成员，也可以理解为书记员，在这里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如果由合议庭成员主持，虽然遇到当事人提出和解请求时可以很方便的予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缺点大于优点，因为由法官主持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从而使以后的法庭审理流于形式。有人提出增设法官助理职位，由法官助理主持证据开示。但就我国来说，这样做会使本来已经够臃肿的法院内部机构更加臃肿。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主持证据开示的以书记员为宜。首先，我们知道，证据开示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法院所起的角色仅仅是个指导者，主持者，不需要有专门负责审案的法官来主持。其次，法官主持，在上面部分已经说了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而有书记员来主持恰恰能够克服这个最大的缺陷。再次，虽说和解，撤诉等事情在庭审前有法官处理更为合理，但是和解是双方意愿的表示，法院同意和解仅仅是个程序问题，书记员通知一下主审法官就可以了。撤诉是当事人在行使自己的处分权，如果没有规避法律的情况，法院对当事人的这种对自己诉权的处分，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告知法官同意即可。
（三）违反证据开示规则的制裁。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对违反证据开示的处罚制度，也就是说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强制性的证据开示，使不履行证据开示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后果。法院要行使这一强制开示职能，行使这一职能并非基于证据收集与提供者的地位，而是以一种隐在的力量做后盾，为当事人获取证据提供保证。所谓违反证据开示，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接到法院的证据开示通知后不愿意进行证据开示。因为如果进行开示的话，他们认为手中就没有了出奇制胜的王牌。他们也不希望把收集的证据拿给对方看，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我们说证据开示的目的主要追求的是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可以减轻诉累，从案件中解脱出来，而诉讼公正是维护正义的需要，对当事人也有利。因此为了达到这两种效果，就必须强制进行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开示证据，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对于此美国法律规定了四种处罚：一为可判处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以藐视法院庭罚处以拘留、罚金等。二为不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时即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再就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证。三为不经庭审即可能性以驳回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的诉讼或缺席判决其败诉。四为在开示阶段没有充分理由，不向对方出示其占有的证据的，庭审时该证据将被禁止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未开示非故意而是过失，法官可以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但此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延期审理，并可要求有过失的一方负担相关的费用。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可以采纳其中的第二、四点，作为当事人违反证据开示所应承担的后果。
三、民事证据开示的制度保障
在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制度下，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是靠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支撑的，就我国而言，要想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否则的话，即使建立了这一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之前必须建立它相应的运作基础。
（一）在法律上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有证据失权后果。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公示制度的基础，如果不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庭前准备程序功能将难以体现，而不再对开庭审理程序有多少实质性影响，并且使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构还原为准备+开庭审理准备+开庭审理’这种可逆性的审理结构。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就是指负有举证责任人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要承担证据失权的后果，也就是说，若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没有在法定的阶段和法定期间内提出证据，当事人就丧失了提出证据的权利。这是避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所造成的恶果的最有利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32条36条对举证时限作了一般规定，明确指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材料的将导致证据失权的后果。可以说，这对我国目前施行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很有利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应看到，“规定”只是一个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要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仅靠司法解释的支撑是万万不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必须由法律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二）建立我国的证据制度证据开示作为证据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脱离整个证据法则的运行是难以想象的。从一些证据开示运行良好的国家看，其证据法都比较完备。而我国关于证据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非常片面、不科学，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只有这样，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证据法中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相对而言才能更加运转顺利。
（三）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证据开示主要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在庭审前进行，因而对律师的要求必然很高。而就我国而言，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在农村更是如此，大量的法律服务所散见于农村各地，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法律工作者，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法律工作者证，更别说律师证。可想而知，这样的话律师的素质也就没有什保障，他们打官司大部分靠的是关系，这一方面容易引发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如果以我国目前的律师现状来说，即使建立了，有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律师的素质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律师所应有的那种正义感，如果律师没有了正义感只是为了钱，他们可以蛊惑证人作伪证，故意利用证据开示，拖延诉讼，以达到拖夸弱势当事人的目的。我们知道证据开示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他对于未聘请律师的一方当事人而言是非常不力的，而且对于那些善于钻法律空子的职业律师而言，有可能为其提供了一个拖延诉讼、干扰他人参与诉讼的舞台，因此，建立一套良好的论据开示制度，更要特别注重对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素质的培养。
（四）继续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引进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产物，他追求的是庭前中的对抗效果。我国目前进行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引入到了司法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庭审中的对抗效果，减少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赋予了当事人及其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这些都为在我国建立真正的证据开示制度定下了基调，打下了基础。总之，随着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必将能够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证据开示制度，从而推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进程。
参考文献资料：
但是，如果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仅仅在这个层次上沾沾自喜而伫足不前，那么，只能满足观众最低层次的接受欲望，因为除了娱乐消遣、情感的宣泄和补偿以外，还有历史剧所应该具备的历史品格、审美品格和深刻内涵在焉，而这才是历史题材电视剧走上精品殿堂的通道。如果创作者不能在这几个方面提高品位、提升观众，而仅仅在“戏说”和“取乐”中打转转，那么观众也只能是“戏看”和一笑了之，不会动真的喜怒哀乐。当下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劣势正在这里：游戏历史、编造故事、随意为之、追求利润。这也正是造成其“弊”的根源所在。
因此，为了有效地使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趋利避害，从而使“量”的“繁荣”向“质”的飞跃转化，构筑出真正的精品乃至经典，必须重申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是创作观念问题。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要有一个正确的创作观念，这种观念说到底就是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现实的问题。这就要求编导者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如何辨别历史中的精华和糟粕?在这里，要坚持历史主义唯物主义的原则，而克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要尊重历史规律，而不是违背历史规律；要以先进文化意识和历史批判精神来审视精芜并存、良莠难分的历史的原形态。这不是一个新解题。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明确指出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来指导历史剧的创作。但在当下的创作实践中，这种观念常常缺席，因此，仍有重提之必要。否则，“帝王史观”、“贵族史观”、“盛世之梦”、“粉饰装点”必将泛滥成灾，“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就无从体现。
其次是创作态度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着严重的以游戏和玩笑的态度来对待创作的问题，一些编导不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创作，而是游戏历史，调侃历史，乱语讲史，随意拿古人开玩笑。这种极不严肃的创作态度，严重地消解了作品的意义内涵，损害了历史剧的艺术形象。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剧的本质是游戏而非历史。不错，历史剧绝非完全等同于历史，但历史剧的本质也决非是游戏。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学家就认为“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我认为这才是历史剧的本质所在。这就要求历史剧的创作者，要具备历史家和艺术家的双重品格，既尊重历史规律，也尊重艺术规律。而我们的一些编导却无视这一点，比如《康熙王朝》的编剧甚至说：“历史上的康熙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只能靠猜想和感情的期待去慢慢接近他，揣摩他。”这是历史剧创作的正确态度吗?仅仅靠猜想和揣摩能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形象吗?这怎能不令人怀疑?
再次是创作方法问题。古代题材的电视剧究竟应该怎么写?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关键之点是创作者怎样对待历史，怎样对待现实，怎样对待虚构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必须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坚持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水融的创作方法。在这点上，近现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态度比较审慎，因此，成效也较大。相反，古代题材的电视剧创作，穿凿、附会、篡改，编造的痕迹更明显，“硬伤”也更多，不要说逃不过史学家的眼睛，就连一般的观众也往往能看出破绽。
历史剧，既然是写历史，写历史中的人和事，就要尊重历史，尊重过去生活的积淀，注重历史真实，这仿佛是历史剧创作的一种“宿命”。同时，历史剧又绝非是历史，绝非是历史教科书，它还是艺术，因此，自然也要加工、虚构、再造，这也是势在必然。但一定要遵循艺术真实的原则，尊重艺术规律，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注重挖掘历史精神。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针对历史剧创作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文艺界就展开过争鸣。60年代初又展开过讨论，史学家强调“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80年代初，还在讨论，戏剧研究家余秋雨强调，历史剧必须做到：一、著名历史事件的大致情节一般不能虚构。二、历史上实际存在的重要人物的基本面貌一般不能虚构。三、历史的顺序不能颠倒，特定的时代面目、历史气氛、社会环境须力求真实。四、剧中纯属虚构部分的内容，即所谓“假人假事”，要符合充分的历史可能性。五、对于剧中非虚构的部分，即“真人真事”的处理不要对其中有历史价值的关节任意改动(《历史剧创作简论》《文艺研究》1980、6期)。这些精辟的见解，仿佛也与时俱逝，所以，必须重提：虚构是有条件、有限度的。
关键词：历史课堂 生为主体 师为主导
随着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实验和推广，历史课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要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就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以师为主，以生为辅”的“满堂灌”的陈旧教学模式，采用新的能够体现历史学科特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模式。新课程改革要求课堂教学要体现“生为主体，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根据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我在教学中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不但丰富了课堂，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多种能力。下面我就浅谈一下我的课堂教学模式：
一、运用多媒体教学
运用形象、直观的多媒体技术可以创设出一个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以其独特的形、声、景叩动学生的心弦，化无声为有声，化静为动，使学生进入一种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从而使学生产生极大的学习兴趣。 运用多媒体网络将多姿多彩的课外知识引进入课堂，使学生的视野拓宽了，教学内容丰富了，学生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多媒体网络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自主活动空间和时间，学生在主动探索未知空间、独立地发现问题、丰富自己知识的过程中，对教师的依赖性相对减少，逐渐形成，正确的阅读、分析、运用能力，也经常使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二、丰富多彩的活动设计
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学生们对历史学习的现状，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采用丰富多彩的活动方式。
1.学生授课。为了更好地推进素质教育的发展，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选择一堂课上适当的教材内容，师生互换角色，让学生代替老师来授课，教师和其他同学一起听课，并对学生的讲课进行点评。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变督促为引导，学生为了“讲”好课， 深入钻研教材，扎实预习，细心设计教学层次，跃跃欲试、满腔热情地渴求知识，养成了良好的预习习惯，形成了自主学习的好风气。
2.编演历史剧。历史知识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久远，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但历史教学中经常涉及到很多小故事，学生很喜欢。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可以让学生把这些有趣的故事编演出来，这样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还能提高学生的能力。如讲“春秋战国时期”时，可以让学生表演这一时期的历史故事田忌赛马、老马识途、退避三舍等。编演历史剧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将各学科知识综合应用于实践的机会，在实践过程中学习新知识、扩大知识领域。在编演过程中学生相互配合，加强了学生的集体观念和集体荣誉感。通过编演历史剧，将德育、美育、创新教育、历史教育巧妙地融汇在一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3.讲故事。历史课常常被学生称为故事课，历史教师也往往都是论古讲今、谈天说地的能手。初中生正处于对一切知识充满求知欲望的阶段，在学习上，形象思维仍然占重要地位，对于生动的故事天生有强烈的兴趣，而生动有趣的故事也能对初中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力。在课堂教学中通过一个简短的故事往往能将许多抽象的概念名词具象化，能使难以言说的事件主题感性化，能使复杂纠缠的事件经过清晰化。
4.采用知识竞赛。学生们对于知识竞赛类节目如“一站到底”、“挑战小学生”等很感兴趣。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采用历史知识竞赛的方式。竞赛是学生非常喜爱的一种教学手段，是激励机制在课堂教学中的一种创造性的运用，能够把学生的各个器官都全面统一地调动起来，使其主体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竞赛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增强学生竞争与合作的意识；能使师生产生良好的互动，使每个层次上的每个学生都能学有所得，更好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5.以学生为主的“新闻报道”式。“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以此类推，我们的历史教学也可以让昨天的新闻变为今天的历史，从当下的生活细节中乃至学生所感兴趣的星闻趣事中寻找由头，然后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
6.辩论式。根据教学内容，可提炼一个统领全部教学内容的辩题，将学生分为正方反方，让学生用充分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讲到秦朝时，让学生辩论“秦始皇的功与过”。
三、培养创新能力――撰写历史小论文
巧用句式可以让议论文说理生动起来。汉语句式丰富多彩，同一个意思，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句式来表达，而不同的句式，表达效果也不一样。句子如果按结构分，有单句和复句；按功能分，有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感叹句等。此外，还有主动句、被动句、把字句、是字句、肯定句、否定句、常式句、变式句等。巧用句式就是根据表达的需要，灵活运用各种句式。句式用得好不仅能方便思想表达，使道理浅显易懂，而且能使文章语言生动活泼，引起读者的阅读趣味，使他们在阅读的时候拥有快乐的情感体验。这对高考作文得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一、巧用句式，为文章的开篇创造“先声夺人”的效果
李渔有言：“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开篇注意巧用句式取得高分的一大技巧。它简洁、意味深长、文采飞扬且富有哲理，让人如食甘果，如饮洌泉，能给评卷老师一个“一见钟情”的好印象。
开头论点表述的句式：
例1.“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而当初的芽，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雨。”冰心老人的这句话提醒我们：成功是奋斗的苦根上结出的甜果。
开头通过名言导入，然后运用判断句的形式呈现论点，旗帜鲜明，亮人眼眸。
例2.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
运用对偶句式，语意上构成对比，开宗明义，简洁醒目。
例3.是什么让爱迪生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是他对科学研究的专注和热情；是什么让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是他对文学的专注和热情；是什么让詹姆・沃森攀登上生物学的高峰？是他对学术的无比专注和热情……可以说，大凡有成就的人，都倾注了自己的专注和热情，才浇灌出成功之花。
运用设问句式与排比句式的错综，如此设问，能引发读者的深思。
由此可见，在开篇巧用句式创造亮点，并做到“简约小巧、新颖别致、隽永独到”，就能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吸引阅卷老师的目光，让阅卷老师产生一种欲读之而后快之感，这样你的文章就可脱颖而出了。
二、巧用句式，为阐述观点的论据（素材）披上华美的外衣
议论文必须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阐述自己的主张、见解，事例非常重要。而事例即“论据”，它包括“叙例”和“议例”两个方面。“叙例”就是指文中对作为论据的事实材料的叙述，它只是论证的初步和手段，本身无须多加渲染，应适当舍去材料中与论点关系不大的内容，只保留简洁精练的叙述材料，能使读者了解其主要内容、性质或特色即可。
巧用句式，可以将单例成段的事例（详例）内涵全面概括阐述，从而透彻地论证论点。请看下面这个语段：
例4.杨绛用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品格处世，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戴。当她得到稿费，便将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保管；当她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金钱对她就已失去了诱惑；当她面对名利，深自敛抑，不为所动。杨绛说：“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跌倒。”是的，杨绛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让她平淡度日，修身养性；让她平静地行走在文学的坦途上；让她“保其纯真”，成就辉煌的人生。“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不正是杨绛的写照吗？
（《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本语段开篇引出观点，主体部分概述事例时巧用了三个“当她……”的句式构成排比浓缩杨绛不同侧面的事迹，分析事例时也用了三个“让她……”的句式构成排比深化本例的主旨。可以说，本语段不但容量丰富，而且凸显了语言亮点，“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这一观点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心里。
巧用句式，在单例成段中，它可以用概括的笔墨，把形象的文字、生活的细节、丰富的感情流畅地表达出来。
还可多例组合成段，即组合在一个段落中的每一个事例都简略叙述，采用排比或整散句结合的方式加以展现。好处是事例叙述简洁，句式整齐或多变，使文章显得富有文采。
例5.徒有万般“羡鱼”心，而无一丝“结网”意，结果定会一事无成。这道理虽然浅显，但实际上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认识到的。有的人希望成为爱迪生式的“发明大王”，可是却畏于钻研科学知识之难；有的人想继莫泊桑之后，再夺“短篇小说之王”的桂冠，但又慑于常年练笔之艰辛；有的人想一鸣惊人成为“音乐巨匠”，却惰于在五线谱的田地上埋首耕耘；有的人愿自己成为体育明星，却怠于“闻鸡起舞”进行训练。如此心怀鸿鹄之志，而身属燕雀之行，连一条小小的鱼都会捉不到，更何况要实现那恢宏的大志呢！
议论文中用排比句的形式列举一组素材，让这些事实“胜于雄辩”，除了可以把道理阐述得更严密、更透彻外，还可增强语言的气势和感染力，为读者营造出进一步调动生活积累、协助作者再造氛围的艺术效果。它不仅可以“壮气势”，还可以“广文义”，增大文章的信息量，使文章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上述语段就有这个效果。
例6：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已是被无数古今事实证明了的真理。邹忌直言讽谏，齐王悬赏纳谏，齐国得以强盛；王平诚心忠告，马谡固执己见，街亭终致失守；唐太宗任用魏征，开言路、纳直谏，得有贞观之治；朱元璋求教朱升，广积粮、缓称王，建立大明天下；李鼎铭的意见得到采纳，精兵简政，人民拥护；的理论遭到批判，人口激增、国家受害……这些事例，不都有力地说明了“从善如流”的重要吗？
在议论文中，对称句既可用来说理，又可用来举例。因为它要求用大致整齐的句式，对称的结构来证明论点，所以考生有意识地运用对称句，不仅让论据极为简洁，还可彰显考生对事例的高度概括能力。本语段中间几例是语段的展开部分，它们或写兼听，或写偏信，两两相对，经纬分明，不仅句式整齐，写得极为概括简洁；而且长短句参差错落，令人读起来跌宕起伏，朗朗上口，称得上融声美、形美、意美于一炉，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如果说“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那么，对称句的应用，也会使文章因之生辉。
三、巧用句式，可以为议论文的说理增添深层的意蕴
举例只是议论的手段，说理才是议论的目的。巧用句式，可以在浓缩事例的叙事文字的基础上，增大议论文“议例”部分分析说理的空间，对例子进行解读和剖析，揭示论据所蕴含的道理，使论点和论据水融。请看下面这个语段：
例7.纵观历史长河，凡是在历史中留下伟名的人，面对恶劣环境，心无旁骛。当罗马军队攻占希腊时，当希腊城中的人为了生存都已逃亡时，当明晃晃的军刀架在脖子上时，这位老人正蹲在沙地上专心致志地研究着他已探索了好几天，但没有结果的原理。剑朝他劈来的那一刻，他高声呼喊着：“别踩坏我的圆。”他就是古代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当危险来临时，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手上的事情。正是因为他那种执著，坚持要研究出自己手上的事情，才会有了今天印在物理课本上阐释浮力产生的阿基米德原理。
这段文字，在陈述事例时，用了三个“当”，就十分有文采，但这位考生却在分析事例时忽略了句式的运用，分析的语言没有文采，很平淡，且不太扣题。
巧用句式，说理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莎士比亚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当危及生命的问题袭来时，阿基米德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保全自己的头颅与性命？想到了委曲求全与保全苟活？不，他只想到了自己手上的事情，只想到了自己一生为之追求的科学规律，想到了那个未画完的圆。难道一个圆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难道科学的追索压过了生命的一切？他，阿基米德，为我们诠释了牺牲生命的意义，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好自己手上的事。
作者在分析事例时，先引用名言，增强文化的内涵、说理的可信度，再连用三个“想到”，三个反问，之后又是正面的三个“想到”，反面的两个“难道”，句式整齐，给人以震撼力，给人以绝妙的文采。
例8.刘伟，用灵魂演奏生命的音符。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是刘伟的青葱梦想，但10岁那年的一次触电事故，不仅让他失去了双臂，更剥夺了他在绿茵场奔跑的权利。足球不行，那就改学游泳，谁知厄运又来纠缠。最终他毅然走进音乐世界，硬是琢磨出一套“双脚弹钢琴”的方法，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舞台，他弹奏出了最动人的乐章。假如刘伟没有心怀梦想，又是什么支撑着他在身体屡受摧残的厄运下用“双脚弹钢琴”的呢？雨果曾说：“人类的心灵需要理想甚于需要物质。”正因为刘伟固执地为梦想插上翅膀，所以即使失去双臂，也能用灵魂演奏生命的音符。
“议例”运用假设句和因果句揭示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把论据的性质，对论点的意义、作用等揭示出来，阐发清楚，使论据很好地起到证明论点的作用。
四、巧用句式，为文章的结尾再现优美的乐章
俗话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议论文的结尾是伸延文意收束全文的关键，是对论点的充分显示和升华，也是衡量考生写作水平的标尺。结尾方法异彩纷呈，我们在写作议论文结尾时要联系文章的题目、开头、中心论点等，讲究一定的技巧，力求收到理想的效果。要知道，作文的题目、开头和结尾是阅卷老师最为关注的，它们往往会在阅卷老师脑海里留下一个总体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考生作文的分数高低。
议论文巧用句式结尾的基本要求：①点明中心。②首尾呼应。③富有意蕴，即有丰富的内涵，言有尽而意无穷。它就像优美的乐章要有好的尾声，或余音袅袅，或震人心魄。
例9.总之，要活出自我，就是要活得真实，不虚伪，不欺诈，做一个真真实实的自我；就是要活得正派，不圆滑，不世故，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自我；就是要活得坦然，不危害他人，不危害社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自我。为了这样的自我，哪怕是“更多”“更好”也可以放弃。朋友，活出一个这样的自我吧！ （《活出自我》）
结尾运用排比句式总括了分论点内容――活出真实，活出个性，活出价值，呼应了材料与文题，使文章前呼后应，有较强的鼓动性，语言简洁有力。
例10.学会成长，学着聆听父母的唠叨吧，因为那唠叨里饱含着他们对我们的眷眷深情！
学会成长，学着理解老师的教诲吧，因为那教诲其实是我们今后做人的基本道德！
学会成长，学着适应社会的规矩和习惯吧，因为那些规矩和习惯在调节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学会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