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3:3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唐代文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具备较为完善的传统文化知识系统是学生与古代文化建立联系的先决条件，也是古代文学作品教学的基础性任务。教师首先要正视文化差异、尊重多元文化形态，其次要在教学手段上予以更新与调适。就《桃花扇》教学而言，从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入手，通过播放电影《桃花扇》片段先引发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进入学习情境；然后将侯方域、李香君、柳敬亭等历史人物文献史料及相关的历史知识、文字典故知识、戏剧知识介绍给学生；再细读作品原文。这一学习过程可以帮助学生扫清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障碍，初步消除造成文化冲突的内在因素。
（二）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系统的形成
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主要侧重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品评鉴赏能力。尽管师生课堂文化冲突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课堂文化冲突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交流沟通，“冲突造成了一种部分或全部不受规则或规范约束的环境，同时它也作为一种催化剂，促进新规则和新规范的建立。”解决古代戏剧作品教学课堂文化冲突同样需要建立新规则和新规范，那就是师生关系的根本转变，也就是哲学家布贝尔所倡导的师生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立场上，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双向沟通的方式[4]。近年来关于新型师生关系的研究成果丰厚，但在教学实践中多表现为增加课堂互动、调动学生情绪、促使学生更多参与各个教学环节，仍然未能实现师生精神成果的“和而不同”式的展现。为此，我们尝试在教学中按照学习能力系统的形成规律设计了一整套循序渐进的教学环节。一是归纳整理能力的训练，包括撰写全剧故事梗概，撰写李香君、侯方域、柳敬亭、苏昆生、左良玉等戏剧人物小传，编辑曲辞名句、名段等。二是论辩表达能力训练，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设计讨论的论题，论题主要针对《桃花扇》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语言结构等；然后分组讨论，形成小组讨论纪要，由各组长陈述。从查阅材料，到书写文稿，再到发言讲解，经过这一过程，引领学生完全进入《桃花扇》的艺术世界，消除学生与古代戏剧作品的隔阂，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课堂文化冲突，实现完善学生学习能力的目的。
（三）促进学生审美感悟系统的完善
审美教育是文学教育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古代文学作品教学除了完成上述两重教学任务之外，还要构建一个以审美教育为中心的教学境界，即课堂教学中围绕经典文学作品的人物美、语词美、意境美而达成的师生间情感互动、心神交汇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促进学生审美感悟系统的完善，培养学生的审美欣赏能力和批判能力。《桃花扇》中那象征李香君“桃花薄命，扇底飘零”凄苦身世和爱情悲剧乃至更深层隐喻“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桃花意象，那种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引发的渔樵闲话和人生虚幻之感，那些以龙颌之珠般的“宫扇”穿插于“如龙之笔”的巧妙结构，都极具审美魅力，为我们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提供了资源。
中国古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典型的传统民族文化特色。传统建筑中的各种屋顶造型、飞檐翼角、斗拱彩画、朱柱金顶园林景物等，充分体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纯熟和感染力。其中唐代建筑是中国古建筑成熟期的代表，从单体建筑营造到建筑群体组合都达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高峰，其雄壮的建筑形态与宏伟的建筑气魄都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其结构、装饰纹样和色彩构成均是民族精神的映射，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对鞋靴产品的设计创新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唐代建筑结构中，台基、柱、斗拱和屋檐是最直观、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细节，是唐代建筑的精髓。其中，台基发展历史悠久，《史记》中有记载“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汉有三所之制，左嘁右平”，不同时期台基的造型和纹样不同。台基最开始是为了解决居住环境潮湿和受水患困扰的问题，祠堂和宫室常建立在较高的台基上，后来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高高的台基给人威严雄壮的肃穆感。台基可分为普通台基和须弥座两种，唐代建筑中，普通台基一般是普通夯土或石料砌筑，表面较少有装饰。现存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实物台基都是素方台基，为砖砌、周边设散水的形式，是唐代中小型殿堂用的最普遍形式。须弥座是上坊、下坊和间柱在台壁上凸出，中间为束腰的形式，相互构成正方形方格，方格中一般绘团花，上下坊和间柱上常绘连续图案。装饰纹样方面，唐代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人们渐渐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自我意识觉醒，建筑的装饰纹样也从传统的神兽等装饰题材，逐渐过渡到生活化的、写实的花鸟装饰题材。比较流行的纹样有：联珠纹、牡丹纹、宝相花、卷草纹、海葡萄纹等，其中卷草纹从南北朝时期的忍冬纹演变而成，是在一条连续的S型线条上，用植物花、茎、叶等图案填充，富有生命力、造型繁复华美、律动感十足，多呈二方连续纹样[4]。卷草纹以饱满流畅的造型、高度的艺术审美价值及超强的适应性，满足了人们的艺术审美需求，同时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底蕴。
2意象提取与加工
唐代建筑艺术为现代鞋靴设计的意象提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设计活动中，设计元素的定位与选择是概念设计的核心。一般认为语言是概念的基本载体，而逻辑思维是概念设计的基本方法。然而，在传统审美原则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意义上，真正生动和充分的表达形式还存在于视觉化的意象层面中。在鞋靴设计中，基于新颖时尚、具备民族特色的设计理念，以时尚女鞋为例，为展现当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平等，端庄大气、优雅温柔，选取唐代建筑彰显高贵感的台基中的须弥座的建筑结构和象征着吉祥如意、饱含活力繁复华美的卷草纹的装饰纹样，这两个原型意象作为初期方案的设计点。这个设计活动中的立象是从语义信息到形象思维的转换过程。在确定了视觉概念的基础上，对意象进行加工和转化，将视觉概念转化到产品的形态之上。在对意象加工和转化时，突破固定的思维模式，将选定意象作为鞋靴设计的构成元素去思考，将现代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与设计有机结合，不要被传统束缚住思想。这正是为什么在对传统文化的再应用上，很多国外设计师反而做的比国内设计师更好的原因。国外设计师能够运用后现代的解构手法，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活理念，把传统文化中经典的造型和色彩，转化为符号和语汇，有机的融入到设计中。为了使造型和图案意象更好的与鞋靴设计结合，必须先分析设计元素与鞋靴的关系。随着人们对流行和时尚的愈加关注，在鞋靴可设计面积较小的情况下，设计师往往从鞋靴帮面和鞋底侧墙进行设计，将设计元素运用到不同部位起到装饰作用。在此分析基础上，运用联想思维，以表象为基础，由此及彼，将提取的须弥座解构和卷草纹样与鞋帮面和侧墙有机结合，产生崭新的赋有创意的视觉形象或概念。在以台基为原型意象的造型设计中，首先搜集历史资料中关于台基结构及装饰的大量视觉表征形式，选择须弥座的造型样式投射到女鞋设计上。通过联想思维，从须弥座的造型联想到女鞋的坡跟和松糕底鞋款，这两种鞋靴款式造型比较舒适，拉长腿部线条的同时走路又比较稳定，因此将须弥座造型同坡跟和松糕底鞋的鞋跟相结合。须弥座的的高度所赋予的权力感，增添女性高贵端庄的气质，彰显现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平等。但唐代建筑中传统的须弥座造型较为复杂，是上下出涩、中为束腰的形式，有间柱将之分割成若干段落，并有莲瓣之类为饰。这种样式直接在鞋跟设计中套用会使鞋跟结构过于复杂，制作工艺难度增大、成本上升、不方便清洁，同时太过抢占视觉重点。因此，舍弃须弥座上坊、下坊和间柱的结构，只保留束腰部分，中部束腰的存在可在视觉上起到分割作用，减少鞋底的高度感和厚重感，束腰轮廓造型简化为几何形态并跟鞋底面的曲线走向保持一致，使鞋底部位造型整体大气又不乏流畅感。在以卷草纹为意象的鞋靴设计中，将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表现在鞋靴上，在《汉书•礼乐志》中就有“蔓蔓日茂”的记载，卷草纹是美满如意的象征。卷草纹在初唐时期伴随着佛教的发展，由缠枝忍冬纹变化产生，但周围的三瓣花叶被卷叶和阔叶替代，有葡萄、石榴花等在主体部位出现，主茎呈连续的S型。卷草纹本身的s造型在装饰中能改善物体单调的外形，起到衬托作用，形态呈现连绵不绝的律动感。但卷草纹发展到后期愈加富贵华丽，太过繁复，因此选取卷草纹s造型的主体形态，保留婉转优美、圆润流畅的结构形态，同时，运用抽象的创造思维，利用几何变形的手法，对卷草纹的外形轮廓和基本特征进行线条的概括和加工，从现代审美角度重新打造卷草纹。通过抽象化的加工，剔除繁琐的装饰细节，突出纹样特征精华，使主题形象集中体现。也可以用分解与重组的方法，对传统形态的卷草纹进行删减、穿插、移动，分解成一个个单体，然后将这些单体进行重组，创造出更符合现代社会潮流、现代审美视角的新的“卷草纹”，抓住原有纹样的精华与神韵，更富新时代的生命活力。将几何化提取或解构法重组得到的新的卷草纹运用到鞋底的束腰处，呈现优美婉转，灵动延绵的高度形式灵活性和形式美感，将女性的柔美大方，温文秀丽展露开来。卷草纹装饰图案也可运用到鞋带、鞋帮面设计中，结合中国的刺绣、印花、珠绣、镂空雕刻等中国传统工艺，呈现卷草纹不同质感的美。通过对台基和卷草纹的意象加工与转化，对整体形态进行推敲把握，突出其精华与神韵，再对局部特征进行重新组织，从现代审美视角对其进行加工重组，将特定文化概念在鞋靴设计中进行视觉层次的表达，实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内涵与鞋靴设计的有机组合。
3结语
借助现代教育技术能够实现初中历史课堂的分层互动式教学。由于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都不相同，因此需要因材施教，开展个性化培养与分层分组式教育，让学生根据自身需要、基础及兴趣选择学习内容和参加各种活动。
2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初中历史教学效率
2.1有效辅助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借助现代多媒体技术，包括视频、动画、图形、声音、文字等全方位立体式展现历史场景，让学生在获得真实体验的情况下，充分调动各种感官，对历史知识进行宽角度、多层次的解读，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历史教学效率，而且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2再现历史情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信息储存量大、表现力强的多媒体技术，为学生再现真实的历史场景，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历史的风云变幻，引导他们想象英雄人物的雄才大略、不凡气度，培养其对历史的理解力、洞察力，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能力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后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如在讲八年级上册《》中的这一历史事件时，可以播放《甲午风云》影片中的几个关键片段：邓世昌等在海上英勇抗战，为国牺牲；李鸿章令北洋水师避而不战，以求自保；慈禧太后为准备她的六十大寿，大肆挪用公款铺张浪费；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以清政府彻底失败而告终。接下来启发学生思考：为什么装备如此先进的北洋水师竟然在短短几天内被日军毁灭？在真实可感的视频刺激下，学生宛如身临其境，家仇国恨在内心百感交集，经过全面客观细致的思考，对历史事件进行系统总结，深化认识，提高历史教学效率。
2.3设置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特有的音像效果与情感渗透力强的优势，便于在课堂中为学生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境，再现历史的真实发展过程，让学生设身处地感受历史的波诡云谲，从而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与启发。如在讲八年级上册《》中的这一历史事件时，首先播放《》影片的几个特写镜头：官兵大肆吸食鸦片，战斗能力不堪一击；国库白银外流，导致出现银荒；百姓因食用鸦片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令人痛心的画面让学生深刻感受国弱民贫的苦难时期，无需任何语言，就可以形象地再现鸦片给祖国带来的沉重灾难，同时帮助学生加深对危害的认识，让学生不仅学习了真实的历史，而且也得到了反毒防毒教育。
2.4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优势，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学习的主要任务不仅是掌握基本的历史常识，更要培养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熟练掌握自学方法加强实际动手操作的技巧。如在讲到八年级下册《“”的十年》这一课时，可以布置预习作业让大家搜集的相关资料，可以是那一时期的会议记录、老照片以及流传的民间故事，然后让同学们将这些历史资料做成电子课件，用以在课堂上展示，形成资源共享的学习模式。由于在这次教学活动中，同学们都积极参与进来，多渠道搜集资料，积极思考，广泛开展交流讨论，以多媒体技术为教学媒介，在学生中开展自主性学习，为每位同学提供了自我表达的空间，突出了学生的自我意识，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个人学习与团队合作的密切联系，丰富了教学形式，进一步提高了教学效率。
3评价与反思
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为教育界改革的深入开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极大地改变了教育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教育理念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科技成果走进课堂，实现光、色、形、声等多感官信息辅助教学，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让他们在大脑中形成更加深刻的历史记忆，从而对知识有一个全景式的总体把握，所以也能够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传统教学手段的结合，借助多媒体从不同角度对历史进行情景再现和诠释，摆脱时空与抽象的局限性，尽管多媒体只是用以辅助教学的一种手段，而非教学主体，但它的确能让学生在真实可感的历史场景中触摸时展的脉搏，领悟历史学科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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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西域文学 新疆旅游 研究价值
新疆古代被称做西域，是中国最大的行政自治区，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民族众多，风俗奇特，其历史、民族、文化内涵和自然景观充满神奇色彩，因此令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翻阅古今中外关于西域的书籍文献，其浩瀚博大令人咋舌，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并将其以西域文学研究为中心做了梳理。
一、国外研究西域文化历史的情况概述
国外学者研究西域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日、英、德、法、俄等国家。如，日本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阐明了古代西域各国的人种、东西交通的意义、与汉民族间的关系现状，以及各国间宗教和美术，整个回鹘时代的文明。羽溪了谛的《西域的佛教》，论及了佛教在中亚及土耳其斯坦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德国沃尔特施密特（Waldschmidt，A.）的《贵霜，库车・吐鲁番――中亚中世纪早期艺术导言》（莱比锡，1925年）对西域各国的艺术问题做了概述性论述。针对西域“丝绸之路”进行考证的还有日本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下）》，就特定时期内的新疆历史情况进行了研究。田宅米吉的《古代亚欧大路交通考》（《地理与历史》1900年）、一雄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研文社，东京，1979年）和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图书刊行会，东京，1979年）等著作，则涉及古西域的历史和地理交通情况。德国赫尔曼（Albert Herrmann）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柏林，1910）探索了《汉书》中所记载的西域各国的名称及其里数的特点。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于1900年至1931年间进行了四次中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其《西域游历》系列著作中的《重返和田绿洲》、《从罗布沙漠到敦煌》、《穿越塔克拉玛干》，考古范围包括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在这些地区调查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阿克铁热克、喀达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迪尔等遗址，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焉耆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遗址。全书以考古学为核心，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多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在考古调查和挖掘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力。这部著作中提及了发现的佛经残本，为后人研究西域文学提供了材料。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录》涉及新疆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艺术。此外还有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其中有关于新疆的内容，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展现了新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法国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是世界史学界公认的关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三千年历史的经典史著，对古代西域草原上的民族作了描述。新疆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把中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对西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编定系列，出版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共14册，其中有11册是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斯文・赫定的《罗布泊探秘》，详尽地记录了塔里木地区水文、地质、人口的状况，以及扑朔迷离的罗布人，神秘莫测的楼兰古国。瑞典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则以一个东方学家的眼光，通过对喀什噶尔的回忆思考，对喀什噶尔历史性的变革做了准确、客观、入木三分的描写。这些文献分别从各自的着眼点对西域的地理风光、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进行了考察和介绍。20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on Le Coq）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随后，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对这批写经进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戏剧残本》。
据笔者收集的不完全资料，国外研究涉及西域的著作非常多，研究内容较为丰富，范围较广，并有其精深度。但是，国外的研究多在史学考古的层面上，重在民族、历史、人文的考察研究，对西域文学的研究和考察还比较薄弱，并且多是在考古探险的专著里有所涉及，关于西域文学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还未见到，对新疆各民族历史和文化价值及其旅游资源的挖掘也较欠缺，能够从西域文学层面上关注文学与经济、与旅游的关系，目前还没有见到。
二、国内研究西域文学的情况述评
国内最早涉及西域的文学作品，是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汉代以公主身份嫁乌孙昆莫（王）的刘细君的《乌孙公主歌》（又作《悲愁诗》）描写了西域的居室与饮食，可算是西域汉文诗歌最早的杰作。汉代至魏晋时期，有传播佛教的僧人，经过西域留下一些释教的诗文，如西汉高僧安世高等。东晋时期康国高僧康僧渊，写下了描写胡人容貌的诗歌《答琅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相戏》。唐代，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和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了许多文人先后进入西域，其中有骆宾王，因为西域的经历而写《从军行》，岑参的边塞诗最丰硕，《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和《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描绘了西域奇丽多姿的生活，《火山云歌送别》、《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首秋轮台》、《玉门关盖将军歌》等，则描写了边塞的奇俗异景，别有一番景象。高适《燕歌行》，描写沙漠的荒凉环境，雄厚豪健、悲壮浑朴、豪迈动人。王之涣的《凉州词》，王维的《出塞作》、《陇西行》、《从军行》、《凉州郊外游望》等，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边塞诗派，他们的诗作传颂千古，其诗句中的西域，西域广袤奇异的自然景观和神秘多样的文化习俗，令人称奇。至北宋时期，维吾尔族伟大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公元1069年写出了长达85章共计13290行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是当时用回鹘文写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1072至1074年维吾尔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编写出了用阿拉伯文解释突厥语词的大型著作《突厥语辞典》，内容极其广泛、明确，收录了大量的猎歌、战歌、挽歌、春歌、夏歌、情歌等三百多段，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元代，耶律楚材的《阴山》，描写了西域天山的形象，回回人马祖常，其诗文中也有对西域的描写，最著名的是西域少数民族诗人贯云石、萨都剌等，其作品极富西域民族与地域特色，被古今的学者津津乐道、高度评价，还有西域散曲家马昂夫，其作品颇为人称赞。这些诗人及其作品堪称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并且在以汉族作家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占重要地位，享有极高声誉。
到了清代，因为旅游、流放、戍边等各种原因，更多的文人涉足西域并留下诗文，如洪亮吉的《天山歌》、和瑛的《题巴里坤南山唐碑》、裴景福的《三月十四日夜至长流水》等，赞美了新疆的奇异风光；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则涉及了新疆的景观、宗教习俗等；纪晓岚贬官新疆期间也有《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其中大量关于新疆风土习俗的诗歌，反映了新疆的各个方面；游历新疆二万里的萧雄长期接触并深入考察新疆的风土人情，写下了《西疆杂述诗》，其中有许多关于新疆地理风俗人事的诗歌，如《歌舞》、《丧葬》等；的左宗棠不仅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著名的左公柳，而且留下了屯田守边的爱国诗《燕台杂感八首》之三；其他如李銮宣，流放新疆时写有《浮云》等百余首有关新疆风土人情的诗歌，王岂孙的《西陬牧唱词》六十首，对蒙古族、维吾尔族的民俗描写非常精彩。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描写新疆各地风景民情和戍边生活的西域诗歌留存于世，就不一一罗列。在现代的一些作品集中也收录有关西域新疆的文学作品，如旅游作品选方面，张《中国旅游文选》中的《穆天子见西王母》，茅盾的《新疆风土杂忆》等，均用文学的笔法再现了西域的风土文化。
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对古代西域文人及文学创作的研究，我国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从文学、儒学、佛老、美术、礼俗等各个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况，其卷四文学篇专门讲到了西域之中国诗人、文家、曲家等，对这一地域孕育出的杰出文人及其创作做了分析。在多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中，都论及西域的文人并涉及西域的文学作品，西域文学研究的专著也陆续出现。新时期以来，马大正等《西域考察与研究》，余太山主编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西域通史》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做了勾勒，其中也都论及了西域的文人。何芳川、万明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在研究考察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时发现，作为中西交流的陆路唯一通道，丝绸之路所处的西域，必然成为东西方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西域在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与西域有关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游牧民族、文人官宦，他们的事迹作为创作素材延续千年，对历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猜想。
现代的国内学者研究西域文学的专著和论文则更为纷繁。范友悦的《论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对西域文学的特点做了总结，对政治讽喻性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的价值和意义非常重视。郎樱的《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段宝林编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李国香的《维吾尔文学史》等，主要表现在对西域的维吾尔族文学研究非常具体深入。黎蔷的《西域文学艺术的戏剧化》，对新疆的文学艺术的形成和特征做了论述和分析。研究有关西域边塞诗人与创作的论文也非常丰富，这些论文和专著，以及一些山水旅游文学的研究专著，都从不同的层面，分析探讨了古代西域的作家和作品，对西域文学孕育的土壤和生存发展的空间进行了研究。因为篇目实在太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新疆研究西域文学的现状
对古代西域的文化名人和文学资源最为关注，投入最大热情、进行执著研究的当属新疆的学术研究机构，以及身处新疆或者曾长期生活工作于新疆的一些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倾力出版了历代西域文学家作品研究丛书，包含诗抄、选注、评传、游记类十本书，囊括了古代西域著名文人及作品。钟兴麒、王有德选注的《历代西域散文选注》，旨在介绍自汉代至明清反映西域风土人情和开发建置的优秀散文，帮助人们认识了解西域的过去。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的《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和《福乐智慧研究论文选》、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的《维吾尔文学史》、王堡与雷茂奎主编的《新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郝延霖主编的《西域文学论集》、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的《玛纳斯研究》等，一系列书籍相继出版，推动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成果日趋深入和全面。周珊与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第1辑收录近30篇关于西域文学的论文，其中有18篇涉及了西域文学具体的作家、诗人、作品和文学艺术的样式，尤其对生活在西域的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的文学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张玉声的《试谈西域文学特点》和《谈西域文学的两翼》两篇论文，对西域文学的发展特征及分类做了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胥惠民的《各族人民团结建设和保卫边疆的赞歌――漫论西域诗的爱国主义》和《古代西域文学论纲》，认为“西域文学由三部分构成，即各族人民用自己母语创作的作品，或者他们到中原以后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以及内地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到西域后创作的描绘边疆各族人民生活以及山川风貌的作品”。新疆龟兹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杰的《中的龟兹史迹》分析了西域诗歌对龟兹的描述。陈冬季、蔡宇知的《西域文化论稿》，详细阐述了西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包括西域民族原始文化――岩画、西域民族精神的原始形态――萨满教、西域民族精神的艺术形态――古代文学及西域民族人生历程的宗教化――人生礼仪等。沈子华的《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对新疆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做了分析和论述。薛天纬、朱玉麒主编的《中国文学与地域风情：文学遗产西部论坛论文选萃》，收录了近30篇学术论文，围绕着地域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研究者们不仅把地域理解为文学创作、作家活动的客观背景，而且看做渗入文学内质中的能动因子。其中有不少篇目涉及西域文学中的神话传说、诗歌的发展及西域文人和艺术等内容。近年来，疆内的一些高校还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2006年新疆师范大学成立“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并创办学术论集《西域文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一辑，是新疆本土与世界学术潮流相呼应的集刊，显示了新疆师范大学西域研究学科已经跻身于该领域世界学术之林，并且获得了很好的成就。朱玉麒教授的《徐松及其西域著作研究述评》，对截止到2004年以前有关徐松的生平、学术及西域著作和其他著述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综述与评价，《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认为吐鲁番文书从外形到内在的“双重碎片”模式，以其丰富性、多样性，构建了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与现场。这些成果令人振奋，也鼓舞更多的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文学作品的研究方面，中央文史研究馆吴蔼宸先生选辑的《历代西域诗钞》，共搜集了汉魏唐宋元明清各代内地部分诗人文士吟述我国西部边疆地区人情风物的诗歌一千余首，材料颇为丰富。当代学者星汉所著《清代西域诗研究》，对西域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更细致和深入，该书对西域历史、民族、文学文化的传承研究和作品研究可谓丰富，从中可见古代西域诗的大体面貌。还有胥惠民教授选编的《现代西域诗抄》，将西域文学作品的研究延续到了现代。2000年孙钢主编的《当代西域诗词选》（庚辰版），2012年邓世光主编的《当代西域诗词选》（戊子版）等，则集中收录了当代文人描写、讴歌西域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的诗词。
2012年8月31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新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唐代西域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台湾地区、香港，以及韩国、新加坡、日本、美国的140余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及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会议。与会者就唐代西域与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了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等地的唐代文明遗存。这些活动表明西域文学研究成为世界范围内史学界和文学界共同关注的对象，西域学（或曰丝绸之路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西域热”高涨。
西域文学的研究成果是丰硕和颇有建树的，但是我们看到，新疆针对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的研究和开发还是比较薄弱的，与内地的此类研究相比是滞后的。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域文学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受到重视。金璐在《新疆文化旅游发展路径选择》和《论新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两篇论文中，以新特的地缘、人文优势为基础，研究了当前新疆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认为新疆文化旅游产业应将新疆丰富的各民族文化融入到秀美的自然景观中，构建新有的人文景观，充分挖掘新疆旅游产业中的现代文化内涵。还有一些关于西域文学与新疆旅游的研究的学术论文，如阚耀平、焦黎、蒙莉的《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及开发思路》，提出了对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开发很有价值的建议。郑亮、王开元的《唐、清边塞诗对西域旅游文化贡献之比较》，认为唐代文人“开创了游边旅塞的航道”，他们的“边塞山水诗奠定了中华民族对西域旅游的审美情趣”，而清代文人“对历史、地理、风俗、人情、风土的详细记录，为今日的西域旅游增添了历史的民俗的文化内涵”。他们的诗歌“为今日的旅游风俗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魏凯旋的《新疆旅游景观艺术中的形象仿生设计》，从艺术的角度出发，运用建筑学和仿生学的知识，对新疆旅游景观的设计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对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启发意义。道尔基、李煜辉的《汉唐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与新疆现代旅游业发展对策》，分析了新疆旅游业对“丝绸之路”的利用现状，指出旅游产品的开发对西域的“文化及历史内涵挖掘不足”。石利娟的《古代汉族西域散文中的新疆自然人文特色研究》，则梳理了历代西域散文作家的作品对新疆地域、文化、风情的描述。盛春寿的《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思考》，因其提到的遗址与中国唐代边塞诗人及作品的密切关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梳理文献时，我们注意到，国内一些学者专家重视文学与旅游的关系研究，注重挖掘文学资源在旅游景观中的价值，尤其内地这方面的论文等研究成果很多，如张维亚的《文学旅游地的遗产保护与开发》，丁晨的《论文学的旅游价值与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徐秀敏的《浅论旅游文学在发展旅游事业中的价值》，喻学才的《论文学名著型模拟景观的开发》，杨秀玲、王军华的《试论我国文学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张畅的《论文学旅游资源的价值与开发策略》，余靖华、李江风、刘蕊的《文学旅游开发驱动要素及局限性研究》，孙杰的《论文学与旅游的勃兴互动》，陶少华的《体验经济视角下的文学旅游发展策略――以文学作品的旅游开发为例》，等等。这些论文都从文学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学与旅游经济的关系，都意识到文学对旅游的影响作用，都在努力探讨开发文学旅游资源的途径和策略。因此让国内外旅游者看到内地的许多风景名胜点，在当地学者的关注下，努力挖掘文学对旅游的促进作用，在许多景区都能够感受到文学与旅游的紧密联系。内地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在新疆的很多景区，致力于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是极为少见的。内地的经验和成功之处对我们的研究应该是极具启发的。
四、研究西域文学资源对新疆旅游经济影响的意义
我们看到，西域文学的研究成果在新疆在学界已经取得瞩目成就，区内外学者从文学价值、文人创作缘由的角度研究西域文学的成果非常丰富，从民族、区域层面研究“西域文学”的价值和影响的也比较充分，从文学遗产的实用性层面――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角度关注“西域”的较少。到目前为止，把西域文学与新疆旅游发展联系起来，探讨西域文学对新疆旅游的影响及其资源在新疆旅游经济中的开发与利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很不够的。笔者认为，西域文学资源对新疆旅游经济影响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西域文学作品对新疆的旅游业具有广告和宣传的作用。众多来新疆旅游的人，是被西域边塞诗中的“天山”和“大漠”所引领，是被《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所吸引，是被塞外的奇景和民俗所吸引。西域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对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进行研究，是西域文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延伸和扩展。
2.西域文学能够向旅游者传导新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及价值，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新疆这块宝地，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积淀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瑰宝是神奇瑰丽的，也是丰富多彩的。这种文化内涵和价值，是需要西域文学作品向旅游者进行传递和解读的。西域文学资源能够成为许多旅游地的点睛之笔，重视并努力挖掘西域文学资源的旅游价值，是在开发一座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宝库。
3.西域文学提高了那些来新疆旅游的游客的兴趣。西域文学知识能够使游览者在面对新疆的苍茫辽阔、神奇雄伟的自然景观时，因为名篇佳句的引导和感召，心生豪迈、情绪高涨，为文动情、为景动容。可见西域文学对游客是十分重要的，它能让旅行充满诗情画意，给游客增添无穷乐趣。
研究西域文学对当代新疆旅游经济的影响，借助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推进新疆民族文化发展的大目标，我们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西域”研究还可以从文学与旅游价值的可利用、可开发、可操作性方面取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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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皇甫 润州 文化 影响
二皇甫为唐代大历时期诗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之并称，二兄弟为秘书少监、集贤院修撰皇甫彬之侄，俱进士及第。冉，字茂政，十岁即能文，十五岁时为张九龄赏识，独孤及认为 “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犹今之声略，涵咏，颜谢”[1]。曾，字孝常，冉之弟也，工诗，天宝十二年杨儇榜进士。善诗，出王维之门。与兄名望相亚，高仲武云：“昔孟阳之与景阳，诗罔惭厥弟，协居上品，载处下流。今侍御之与补阙，文辞亦尔。体制清洁，华不胜文。”[2]
一.文士宴集与诗酒唱和的风气
文人宴集诗酒风流是唐代江南文化中颇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其中中唐时期江南地区文士的诗会活动尤为突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学群体创作活动，江南文士开展诗酒文会直接推动了唐代江南文学的繁荣发展。
文人诗酒宴集在江南有着悠久的传统，其中影响最大，几乎是后代文士高雅脱俗风流宴集榜样的，无疑是东晋王羲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之会。兰亭诗酒宴集的传统在唐代江南得到进一步的继承与发扬光大，成为唐代江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安史之乱后江南成为两京外的文化中心，大量文士或避乱、或仕职、或漫游而聚集于此，在优美的山水之间，文人墨客追慕江南文化传统的高雅脱俗之风，频繁而广泛地开展诗酒文会，诚如皇甫冉所云“壶觞须就陶彭泽，风俗犹传晋永和”。中唐的文士宴集，较多的是以那些任职江南爱好文学的地方长官或江南本土颇负盛名的文士为中心，周围聚集一批文士进行群体诗歌创作，诗会中诗歌创作形式多样，常见的是同咏、分题、分韵、联句等，其中最能体现诗会社交性、群体性特点的莫过于各种或大或小的诗会联句，联句为多人共作一首诗，注重意脉的关联、对偶的精当及语言的丰赡，形式技巧要求很高，颇能显示作家的学识与才华，同时又带有很强的社交娱乐性质，所以成为文人集团群体创作的最好的形式。大历年间鲍防、严维的浙东越州诗会和颜真卿、皎然浙西湖州诗会都有皇甫曾的作品留存，《会稽掇英总集》卷二一0皇甫曾《题云门一上人》唱和诗1首，皇甫曾大历六年为舒州司马，后卸任闲居丹阳，此时到湖州游历，故参加了诗会宴集。
大历十一年冬皎然在常州和皇甫曾、王遘、李纵、郑说、崔子向、齐翔等人诗会联句。皇甫曾此时居于常州，赵州李纵为李纾之弟，大历间在江南为常州长史。太原祁人王遘大历中为祠部郎中，定州义丰齐翔，大历中官吏部郎中、括州刺史，金陵崔子向，工诗好佛，他们当为到常州游历。皎然到常州遂与诸人诗会宴集，作有《冬日建安寺西院喜昼公自吴兴至联句一首》《建安寺夜会对雨怀皇甫侍御曾联句》《建安寺西院喜王郎中遘恩命初至联句》《建元寺西院李员外纵联句》等诗。浙东浙西诗会极大推动了大历时期江南文学的繁荣局面。大历江南诗人的创作风格向较为内敛的细腻纤巧的南朝文风的回归，皎然在《诗式》卷四“齐梁诗”一条中提及大历时期江南诗人诗歌创作与齐梁诗的关系：“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v、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迄今余波尚寝，后生相效，没溺者多。”皎然此语指出了江南诗人此时以吟咏山水风月为主的创作特点，与南朝齐梁文学风格的类似，可见中晚唐文学的南朝化倾向即在此时发端。
江南诗会使得联句诗歌艺术趋于完善成熟，尤以大历时期浙东、浙西诗会成就最为突出。江南诗会为文士切磋诗歌艺术、提高参与者的诗歌技巧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同时对整个社会又有一种倡导与示范作用，引导社会的文化风气，对促进文学的繁荣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二.皇甫家族家学传承与文化底蕴
江南文学家族的来源主要有传统世家大族、新兴的普通家族两类。家族是文化传递的重要载体。曲阿的皇甫家族，即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均进士及第。皇甫冉十岁能属文，张九龄一见，叹以清才，辛文房《唐才子传》赞为：“至其造语玄微，端可平揖沈、谢，雄视潘、张。”[3]皇甫曾亦善诗，出王维之门，其与兄名望相当。
唐代士人家庭往往很早就对子弟进行启蒙教育。这种启蒙教育除了父教子或子教孙外，还有兄诲弟。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即是如此，据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云：“母弟殿中侍御史曾字孝常，与君同秉学诗之训，君有诲诱之助焉。既而丽藻竞爽，盛名相亚，同乎生者，方之景阳、孟阳。”皇甫冉不仅与弟弟一起学诗，而且还辅导教诲弟弟，最终二人俱能为诗，时人将他们比作西晋著名兄弟诗人张载、张协。
皇甫冉、皇甫曾两兄弟生活在肃、代宗时期，其活动范围基本在家乡润州及江南地区，他们与当时活跃于江南地区的众多地方官诗人及诗僧、隐士相互酬唱。如大历三年，张继避乱江南，有诗赠皇甫冉表达思念之意，皇甫冉答张继的赠诗云：“怅恨南徐登北固，迢遥西塞恨东关。落日临川问音信，寒潮唯带夕阳还。”（《酬张继》）。皇甫冉于代宗大历初在京城长安任左补阙，大历五年回老家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省亲。这时其好友张继正在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任转运使判官，先写了一首《奉寄皇甫补阙》的六言小诗表示思念之情，皇甫冉就写了这首七言绝句作为酬答。
诗人因思念友人心切而登高远望，“怅”字统领全诗，为全诗定下抒情基调。次句点染。“迢遥西塞限东关”，西塞山在鄂州武昌（今湖北大冶）东长江边上，与洪州相邻;东关指秣陵关，在润州上元（今江苏南京）。诗人登高远眺，不见友人，只见长江浩茫，阻隔东西，非但不能减缓思念之情，反而增添惆怅之感。这首诗前三句直接叙写别情，选用五个相互关联的地名，恰到好处地通过空间的辽阔阻隔传达出友情的绵远深沉。后一句融情于景，以寒潮的无知反衬出人的有情，并借助夕阳这一传统意象点染离愁，从而产生怅然不尽，情意悠长的艺术效果。而贯穿全诗的，还有一条渺渺茫茫，潮涨潮落的长江水，予人以时间、空间和友谊的更为深层的体味。
皇甫兄弟生长于吴越水乡，吴人率真尚勇的习性和山水隐逸的风尚在他们身上有着较好的保存，使他们在与朝廷权贵交往时，虽然态度卑恭，心情迫切，还不至于如大历十才子一般摇尾乞怜，虽渴望仕进，但二人的多次辞官之举也表明了他们对于行藏之路的态度还是较为洒脱的。值得注意的是，二皇甫多生活于家乡润州，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很多关于对润州风土人情的描写，如皇甫冉的《杂言迎神词二首》，此诗作于他及第前由洛阳归润州时期。这两首诗运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详细地描述了其家乡润州的民间祭祀风俗：
启庭户，列芳鲜，
人心望岁祈丰年
露下占衣，月隐壁;
神心降和福远客。
目妙吵，心绵绵，因风托雨降琼筵。纷下拜，屡加篷
---《迎神》
气凄凄，人寂寂，风回雨度虚瑶席。来无声，去无迹
---《送神》
南方普遍都有好鬼祠的风俗，皇甫冉的这首诗运用吴地的方言，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地方人民祭祀祈福的民俗图。这首诗是运用楚辞体和吴地方言进行创作，展现出润州地区吴头楚尾的地域特色。
在文人的创作实践中，优秀的家学渊源和文化底蕴往往更便于家族诗人在艺文上的研习切磋，其崇宗意识又增强了家族自豪感与凝聚力，促进后辈仰追先贤，且往往于传承中寻求突破，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兴盛。
三.结语
二皇甫作为大历时期江南家族诗人的杰出代表，其创作主题与风格深受家乡润州一带文化氛围的影响，润州一带盛行的群贤宴集诗酒文会以及皇甫家族兄弟相协的学习氛围和家学底蕴都为二皇甫的创作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
注 释
[1]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全唐文》卷三八八）
[2]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
[3][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四库全书・史部》）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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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的诗歌创作是我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珠，是最能代表唐代文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文学样式。此期极具诗歌的雍容华贵与富丽堂皇的“盛唐气象”，就诗体的发展而言，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古体诗，而且创造了格律性极强的近体诗。古风、绝句、律诗无所不用其极，五言、七言、长短句均已齐备。诗歌的意境高远，语言优美，讲究押韵、对仗关系等写作技巧，艺术水平高，并且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格”是法式、标准的意思，“诗格”即作诗的标准。唐代前期诗格类著作较多，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皎然的《诗式》、王昌龄的《诗格》、李峤的《评诗格》等，这些著作主要探索诗的创作与标准式样等问题。
1.王昌龄与《诗格》
王昌龄(698-756)，字少伯，江宁人。“进士登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又以博学宏词登科。昌龄为文，绪微而思清。有集五卷。”《唐才子传》卷二《王昌龄》：“有诗集五卷，又述作诗格律、境思、体例，共十四篇，为《诗格》一卷。”王昌龄《诗格》是第一部以“格”“式”“法”为题，具体论述诗歌创作的论诗专著。从玄宗朝开始，进士科加试诗赋，为了不“犯韵”，符合诗歌的格律要求，考试的举子们必须要掌握诗歌创作的基本技巧和法则。《诗格》应运而生，强调了诗歌创作必须在意与境密切结合的情况下进行构思。意必须与外境融为一体，方能弛骋神思，产生有艺术价值的好作品，如“境思不来，不可作也”。其云：“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属于直接意义上的浅层审美，有赖于形来体现神；“情境”属于更高层次的审美，神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开始了对形的超越；“意境”则是神的自由展开，完全属于主体内心世界的凝神关照。“物境”、“情境”及“意境”的提法应该是受佛教讲究意境影响的结果。三种境界是逐级递增的艺术效果，而尤以意境美为最高艺术追求，这种审美标准后来逐渐影响到文章、绘画等审美方面，被大家所普遍接受。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进一步阐发：“能写出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境界。”强调一个“真”字，突出和强调作家作品中真挚感情抒发的重要。此外，王昌龄还认为这种心与物的结合又须在创作主体“安神净虑”，亦即“虚静”的条件下方能顺利实现。他指出：“凡神不安，令人不畅无兴。无兴即任睡。睡大养神。常须夜停灯任自觉，不须强起。强起即昏迷，所览无益。”这是王昌龄坚持的神怡心畅的先决条件，也是他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因素。要做到这一点，作者的精神必须无所牵挂，而后能超越自身，透澈外物，并融合大千世界，最终实现“心通其物，物通即言”的理想与追求。王昌龄任江宁丞时曾接收生徒，讲授诗法，《诗格》正是这一诗法传授的记录，因此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诗格》较深入地探讨了作诗的格调、立意、意境等诗歌创作技巧、意境及相关问题。《诗格》所涉及问题的重要程度和论述深度均有明显升级，更系统化、理论化。“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司空图对王昌龄及其诗作地位做了高度肯定。
2.皎然与《诗式》
皎然(720-795?)，湖州僧人，俗姓谢，字清昼，谢灵运的后人。皎然天宝初于润州长干寺为僧，擅长作诗，被称为唐代诗僧之冠，著作颇丰，《唐国史补》卷下载：“吴僧皎然著《诗评》三卷。”皎然诗格类著作还有《诗式》五卷，《诗议》一卷等。其中《诗式》《诗议》这两部书涉及的内容广泛，除声律、对偶外，还谈及取境、谋篇、沿变、风格等问题。《诗式》是皎然的系列诗歌理论著作，论述了诗歌的创作方法，最重要的是提倡诗歌的意境问题和作诗要归于自然的理论，为学诗之人指点作诗的门径与范式。《诗式》序云：“夫诗者，众妙之华宝，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元化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这是对于诗的地位与价值的总体概括，以及如何用“象”来表达“意”的问题。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皆可入诗，所谓“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但是运思的过程则非常艰难，需要诗人去苦心经营。《诗式》包含的内容宏富，涵盖了作诗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倡“真于情性，尚于作用，可以说总结了唐以前诗歌创作的范式，开启晚唐、宋人诗歌创作的蹊径”，颇有独到的见解。《诗式》在诗论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文学史来看，“皎然诗论的中心，它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在论诗歌的意境创造和已经透露出诗境与禅境合一端倪的诗歌美学理想方面。皎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情与境是不可分离的，境中含情，情由境发”。他毕竟出身释门，《高僧传》称赞他“文章隽丽，当时号为释门伟器”，佛教理论对其诗歌理论难免产生影响。皎然强调诗中之情是蕴藏于境中的，是由诗人所创造的诗境来体现的。诗与禅之间是可以互相促进、统于一体的，禅境促进了诗境的含蓄深远，如《五言苕溪草堂》云：“境静万象真”，这是一种诗禅结合的审美理论，在唐代前期的诗歌创作中被较多的诗家所接受和运用，如王维创作了大量诗境与禅境和谐融合的诗作，丰富了诗歌创作，促进了诗学审美的进一步发展。
二、散文文体创新
唐代前期的散文虽不及诗歌成就绚丽，但也有新的突破。就形式而言，此期是散文由骈体逐渐向散体转型的过渡时期，为后来的“古文运动”开启了序幕。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还是适应于文化上的世俗化趋势，大胆通俗化的散新代表了大批庶族地主的文化需要。就散文的内容来讲，更多地向世俗生活下移，拓展了散文的题材范围，文体的表现力也更丰富灵活。唐人散文并不拒绝文采，而是注重文质相得益彰。一方面，重视文章的内容，言之有物。另一方面，他们的文章重气势，讲真情实感。罗宗强指出：“这‘气势’，其实不仅仅是指真实的感情，而且是指一种壮大昂扬的感情。”散文家们身体力行，积极探索散文的功能、创作等。他们最为推崇的是文质并重，达到“天然壮丽”的艺术境界。然而，形式上的浮靡轻艳又极大地阻碍着文章的说理和叙事。文体的变革最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散体应用范围扩大，二是骈体形式受到改造。散体应用范围扩大，主要指用散体文写作由奏议扩展到各种文体。这些散体文，一开始只是论及时政的实用文字。尽管唐初“江左余风”尚存，但贞观“致治”的政论文已出现变化。如魏徵的奏议就颇具代表性，李翱曾表示：“假令传魏徵，但记其谏诤之词，自足以为正直矣。”《唐书•魏徵传》载录了他的五篇最有代表性的奏议，认为“匡过弼违”，“可为万代万者法”。就散体应用范围的扩大而言，不得不提及碑志铭文。碑志铭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散文形式，在唐代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对碑、墓主歌功颂德。但此期也有新的突破，文体日渐灵活自由，虽以骈体文为主，又能出于骈体，不拘一格，并逐渐摆脱格律的限制，笔调清新自然、爽朗明快，文学性大大增强。骈体形式的不断改造，主要指某些散文虽然采用骈体，但其用典繁赘晦涩与辞采华丽之弊则不断减少，而代之以言事恳切，说理严密，散体形式渐渐增加。唐初，贞观君臣把着眼点放在“文”与“治”的关系上。太宗强调：“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魏徵等文臣也多注意文学与治政的关系，如其评论陈后主亡国时所说：“不崇教义之本，偏尚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文风由浮华转向质实，使文章内容渐渐有稗政理。风气影响之下，散文的体式不断完备，内容逐渐丰富，艺术造诣更为高深。就其体裁而言，有政论、史论、文论、奏议、序跋、碑志、游记、杂说、笔记等，多种多样，独具特色。整体来看，唐代前期的散文大都气势磅礴，文笔雄健，注重布局的纵横捭阖和波澜起伏。统治者更重视文章的社会教化功能，同时散文的艺术审美也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自觉体认，从而实现了散文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
三、《文选》学的影响
唐人尚文学，“学者必精熟《文选》”［6］521。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学选本，在当时曾被士人当作学习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前期，这种影响表现得特别强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选》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在文坛上仍占统治地位，在以后也有着深远影响；而科举考试，要求士子文艺优良，精于辞藻事典，《文选》所选注重事出沉思、义归翰藻，提供了简洁的学习范本；加之其中所选作品确乎具有艺术价值，多是值得传诵的名篇佳作。因此，《文选》的注释与研究就形成了一门学问。特别是当科举考试在唐代前期加试诗赋开始，文人士子们为了追名逐利，莫不认真研习《文选》，所谓“文选烂，秀才半”，《文选》还曾作为士大夫家庭教授子弟的教材，与儒家经典并列。如杜甫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即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曹宪是文选学的开山祖师，“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他在江淮间收徒讲学，每次开门讲学学生经常数百人，多有高徒出于门下，带动了文选学的兴盛，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李善。李善(?-689)，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人；学问淹贯古今，博闻强记，有“书簏”之号。显庆三年(658)，累擢集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后以罪流岭外，以赦还，因寓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李善《文选注》六十卷行于唐代，奠定了文选学的基础，而且历代流传，至今仍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李善的《文选注》释音训义，事、义兼释，体例谨严，引证赅博；凡有旧注可据者均用旧注，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赋》取王逸注，又以“善曰”标示自己的意见，引书达一千七百余种，多有佚失旧籍，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颇为学术界所珍重。据李匡义《资暇录》载，李氏《文选注》有初注成者，有复注、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可见其著述之用心与作品广受欢迎的程度。其书是一代《文选》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新唐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李善《文选辨惑》十卷，已佚。李善注侧重在阐释语义和疏解典故，而略于文义的解说。开元六年(718)，有吕延祚、吕延济、张诜、吕向、李周翰五人共为《文选集注》，上之朝廷，俗称“五臣注”。吕延祚在其进书表章中严诋李书（即李善《文选注》），说它“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又说自著书是“周知秘旨，一贯于理，杳测澄怀，目无全文，心无留义，作者为志，森乎可观”。可知他们在努力疏通文意，然而空疏臆见为多，注解又多窃据李书，割裂颠倒，水平不可与李书同日而语，为学者所诟病。
四、小结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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