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3:3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汉字发展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汉字 东亚文化圈 日本 韩国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参考文献：
[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2]汪大昌.《语言与文化》[M].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赵峰.《汉字学概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4]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5]凌加杰.《汉字现代化之路》[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6]马曼曼（2008）.中西文字文化传承功能之比较研究[C].湖北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7]刘伟（2009）.汉字和汉语的关系[C].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8]宋之贤（2003）.论汉﹑韩﹑日语言循环影响与规律[C].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亚非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9]陈辉（2006）.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C].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0]尹铁超（2010）.论文字在文明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C].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史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1]俞新天（1996）.东亚文化研究的意义[J].社会科学，第10期
[12]周有光（2000）.中国和汉字文化圈[J].群言，第1期
[13]周有光（2000）.朝鲜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2期
[14]周有光（2000）.日本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3期
[15]周有光（2000）.越南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4期
[16]许征（2000）.汉字的产生、演变与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7]周有光（2000）.汉字文化向邻国的传播[J].教师博览，第5期
[18]史继忠（2001）.论汉字文化圈[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9]李虎（2002）.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J].东疆学刊，第4期
[20]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J].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21]孔刃非（2004）.汉字起源观念的文化审思[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3月
[2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3]许孝梅（2004）.“汉字文化圈”浅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第4期
[24]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5]林龙飞（2006）.东亚汉字文化圈及其形成论析[J].东南亚纵横，第8期
关键词:汉字书法;实用书写;王羲之;书写科学;艺术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性标志,论文更是汉字实现今体化、走向书写科学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拟通过中国书法的产生、汉字书写发展的历史认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评价其书写科学价值。
一、中国书法的产生及汉字迈向今体书写的历史
1.汉字书法形成的基本条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汉字的最初形象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字的最初形象一致,同属图画文字。但由于后来的文字革命,使西方的图画文字变成了以抽象符号拼写的表音文字,不再有与客观事物形象有关的表现特征了[1]。然而,中国的汉字则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发展成了具有人类文字书写最高水平的书法:其一是中国人在促使图画文字实现它简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背离象形、表意的基本属性,其二就是创造汉字书写美的工具毛笔的特殊作用。
2.汉字今体书写的萌芽表现
中国汉字真正走向书写的自觉时代是汉代以后开始的,毕业论文作为语言记录的汉字与体现汉字书写的书体,以及作为书写艺术的书法,三者分别有了各自的内涵。由于此前的篆体文字,虽然相比图画文字简化了许多,但在实用书写上仍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急需要通过革新书写技术去满足实用书写的需要[2]。时至今天我们仍能通过汉代帛、简、牍上的书写墨迹,看到这一进步的突出成就。如“马王堆帛书”、“湖北张家山汉简”、“居延简牍”、“玉门花海汉简”、“大通木简”、“武威王杖诏令简册”。这些作品大都是汉代人们社会交流的手写笔墨实物,一一都突出着书家的真性情。其中最优秀的是建武三年的《居延误死马驹册》(图1),人称“有张芝之狂,索靖之峻,开拓草书长河的源头”[3],是最早反映汉字草写的高水平作品。另外,还有同时期的“居延建武纪年简”(图2)[3],风格不同于章草,当代人称为草隶。奔逸放纵,激情洋溢。两简共14字,其中两“建”、两“武”、两“年”、两“三”等字用笔结字变化极其巧妙。篇末一个“年”字,末笔的一竖占去了大半行,既大气磅礴又妙趣横生,通篇气韵生动,简直就像今人的书写。凡此种种正是我们了解此后的张芝、索靖书法形成的珍贵史料。这些洋溢着书写快乐的作品,其实本是民间或边塞驿站日常事务者的杂记,它们不仅有着卓越的今体书写表现,更要比我们以往用来标识汉代书写形象的汉隶碑铭的《乙瑛》、《礼器》、《袁博》等作品在时间上还要早120至180余年。如上述事实可知,汉代碑铭之外的民间的日用杂写等许多书写现象,已从实用的今体书写这一主流表现上走在了汉隶碑铭书写的前面,不仅为后来的张芝、索靖以至于两晋以来的今体楷书、行书、草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更为其树立了榜样。
3.三国两晋汉字今体书写自觉发展的历史
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在西汉不久已出现了章草,晚汉又出现了行书和今草,使篆、隶、楷、行、草多枝开花的书写表现局面得以迅速形成。社会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历史在这一页里汉字书写在造纸术与毛笔制造两大技术的影响下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个被史学家称作“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4],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求纸与毛笔质量来提高书写水平的作用。驾驭毛笔尖、齐、圆、健的属性,把握好书写用纸的品质,不仅对于保证书写质量十分重要,同时对于通过书写技巧表达书家精神世界,彰显书家个性与情感,更是有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表现魅力。这不仅是学习书写的技术,更是探究书法艺术的科学。
有关书法的种种问题一时间成了上层文人或民间书写爱好者交流的话题,以至于清谈、著书立说中有关书法论述之多前所未有。我们通过读史发现,从汉末的蔡邕以至魏钟繇、晋卫铄以及后来的诸多大家和那些不知名的书佐人才的研究与实践,使得以马毫、兔毫表现篆、隶文字形式美的书写,渐被羊毫、狼毫、兼毫等蓄控墨能力强的优质毛笔书写所代替。
汉字书写从此走向了自由快乐的时代,甚至还有人制作了鼠须笔用于书写。硕士论文曹魏后期更由于钟繇等先锋书家的影响,之后由晋武帝司马炎设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书法博士教习。钟繇作为政权的上层人物,他俯拾众长,继前人曹喜、蔡邕、刘德升及民间优秀书写为基础的书法创举,以他与当时社会书写迥别的今体楷书面貌,为后来的卫铄、王羲之给予了启示。在这一时期的民间,在王羲之出现之前的许多简册、信札、记事等日用书写中,汉字书写已以极其活泼的面目步入了今体书写的实践历史了。无论是出于上奏应急的黄象《急就章》或是已显现章草走向今草面目的黄象《文武帖》及楼兰魏晋草书简札、楼兰行楷《三月一日帖》、楼兰草书《为世主残纸》、楼兰行楷《五月十四日帖》、晋《泰始九年木简》、索靖《月仪本》、《出师颂》、陆机草书《平复帖》、楼兰草书《济白帖》都以与当时的碑铭正书殊极的面目表现着书家的书写情绪,体现着这一时期书家们尝试今体书写的不同风格。
二、王羲之书法的产生与发展
1.王羲之所在社会的书法面貌
王羲之(303-361)生于西晋之末太安二年,他的主要书法活动在东晋升平五年(361)以前上至永和四年(348)的十三年的岁月里。在世时前后有其父王导、叔父王廙、姨母卫铄、其弟王洽、王荟,其子徽之、献之等著名书家以及众多的朝野书佐人才构成了一个今体书写的社会群体,他们无论于理论与实践都为王羲之书法的形成乃至光大给予了支持。其传世作品可从王荟的草书《疖肿》,王徽之的行书《新月》,王献之的楷书《洛神赋》、行草书《鸭头丸》、《廿九日》、《十二月》及草书《中秋》、《送梨》、《鹅群》,王的行草书《伯远》及不知名书家的行草书纸本的《王念卖驼券》等优秀作品和大量不知名书人的正书砖铭墓志等作品可了然其水平与精神。他们以其今体书写的强大阵容树立了晋书发展的主流形象。
2.王羲之书法形成的社会原因
王羲之是一位楷、行、草书全面发展的书家,其楷书作品有见继承钟繇书风的《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行书有见于他的代表作品《兰亭》、《姨母》、《平安》、《何如》、《奉橘》、《快雪》等;行草书有见其《行穰》、《丧乱》、《孔侍中》等;草书有见其《大道》、《此事》、《游目》、《长风》、《上虞》、《远宦》、《十七日》等代表作品,王羲之以其崭新的时代面目及远超前人的书法成就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我们在认识王羲之今体楷、行、草书的实用价值及其艺术形象时应当通过其社会原因认识和评价他的意义。这是因为王羲之在东晋不仅有着一个以门阀政治集团需要所形成的强大的王氏家族,其父王导是晋高祖丞相。王羲之本人更是王氏家族一致推荐的集团利益的代表人物且至晋右将军的显贵地位。这对于实现他书法的最高地位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晋政权偏安一方的经营环境更为王羲之从事文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提供了极其宽松的条件。在这个可以广开思想交流的社会中,探究玄学是文人们相互竞高的交际手段。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均是世代相继的天师道徒。信道食丹盼望长生不死是当时人们高价追求的享受。为此所形成的文化在上层文人心灵深处竟是那样的蒙昧与玄妙,可求又不可至。人们受其意识支配为其相关所付出的努力可至于剔精抉微,且屡遭挫败而毫不叹悔。以此所形成的行为观念是王羲之这位持有道徒修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之突出本领。王羲之从事汉字书写的创新追求是其少年时期早有的夙愿。术好专攻、业成所长。因长期受成、康二帝之不重,他直将仕途难解国家“倒悬之急”[5]的政治抱负,转变成了以“弃官”[5]为汉字书法而奋斗的热衷追求。他便游前人书法名迹,以可歌可泣的作为给中国书法史树立了一位前所未有的“书圣”形象。
三、王羲之的成就表明:今体是汉字书写科学的必由之路
王羲之书法的历史成就,既体现在他为汉字实用书写的卓绝实践中,更体现在他为汉字用笔科学作出的前无古人的实践上。他还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汉字今体书写确立了内涵中国文化精神的完美形象。这里我们可从以下议题认识其价值。
1.实用书写的领军人物
汉字实用书写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观为客观标准向前发展的。我们今天看来这是现代书家于右任先生为他的标准草书所订立的原则。其实王羲之早在他的楷书、行书、草书中已实践了这一原则。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对“字形大小、平直、偃仰、振动”,“筋脉相连”,甚至“一波、一磔、一横、一戈、一牵、一放纵……”都从书写科学出发追求审美的标准[6]。以往我们在评价王羲之书法时,只注意了他的艺术追求而淡化了他的实用标准。我们今天仍能很容易地从他的楷书、行书、草书的字例与此前的张芝、索靖、钟繇及后来的王献之取得比较,其书写规律所体现的简易与可供他人教习的师范特点,实是无人可比的。在王羲之看来,“结构者谋略也”[6],他不满足汉代隶变字体结构形象和汉隶书体的书写技巧,积极探索今体书写科学,从造字原则出发追求汉字的今体结构。以其假借、通假、改易、省简的书写建树,在楷、行、草各体中,为同时代的书家树立了追求汉字实用书写的榜样。其行书作品《兰亭序》(图3)中“领”、“固”、“俛”、“怏”等字的假借、通假运用,“揽”、“临”、“亦”、“迹”、“世”、“骸”、“将”、“於”、“既”、“所”、“取”、“抱”、“以”、“或”等占全文百分之八十以上字的改易、省简写法既方便了实用书写又暗合造字规律的创新,在今天仍是我们实用书写所追求的典范。笔者曾经从于右任先生所著的《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字例中统计得知,其中直接选取王羲之的多达229字,其余的771个字例,则分散在100多位书家或书法研究的群体中,最多的一人也未超过120个字。此中相当多的成分也是间接取王羲之的。由此,我们在评价“标准草书”的研究成就时,与其说是于右任等民国先驱的创造成就,不如说是他们在王羲之的书写科学的历史成就上的总结、归纳和完善。对于书写科学王羲之不仅自己努力实践,更以自己的理论教诲儿子徽之、献之及他人。王羲之生前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论著,均是用来教诲儿子献之及后学者的,并常叹自己年事近晚“恐子孙不记”[7]。
2.用笔科学与结字规律研究的典范
在王羲之看来,“用笔者刀矟也”[6]。汉字书写用笔由王羲之通过实用追求已走向了最高点。他以无白的笔法实现了中锋用笔、侧锋取势;精于使转、严于提按;有藏有露、藏露结合;有方有圆、方圆兼备;悬针垂露、“万岁古藤”[6];折剑、折钗以及顿、提、波转、应接等,既严守规范,准确把握结字规律,服务于写实记事,又追求“意在笔前”,彰显书家情怀[6],努力实践深涵表意的书写艺术理念。王羲之在其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等书法著作中对其思想与科学理念均有论述。其中对于楷书、行书、草书、八分结构的认识,对章草与隶书关系的分析,对实现结字平正与偃仰、欹侧的对立统一关系,对字形大小与笔画长短的取舍,更以“创临”、“启心”、“视形”、“说点”、“处戈”、“健壮”等诸多篇幅作了专论。这些重要论述一一都是指导我们今天认识、学习和研究汉字书写的科学方法。
3.汉字书写的科学与书法艺术的里程碑
在王羲之前的汉字书写发展,由于与社会、科技及书家专研水平等诸多因素限制,使其走过了极漫长的发展岁月。距创造这一科学体系的华夏智者的书写自觉目标,虽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是王羲之这一领军人物的不懈奋斗与同时代书家的共同努力,使之最终走向了峰巅。字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为汉字今体楷书、行书形象的定立及实用记录奠定了基础。是王羲之的历史召唤着人们快步走入书写技术大开发、大发展的时代。汉字从文字表达为主的历史走进了以充分彰显书写功能、又积极实践艺术审美表达的历程。在这个汉字书写的自觉时代里,特别是今体草书的历史性突破,使其以完美的书法艺术形象走上了中国艺术殿堂的最高位置。书法家为追求汉字书写所表现的执著与狂热,是汉字对自身遵循书写规律所创造的语言载体与神奇的意象表现的讴歌和赞美;以其对汉字实用书写的有限表达与审美感受的无限拥有,带给创作者与接受者以精神享受;以创造者的快乐书写与接受者的心灵享受共同创造了一个惟有通过汉字才能领悟、而又不可能穷尽领悟的奥秘世界。
纵观汉字书写走过的历程,我们还发现,在王羲之身后300余年,医学论文又由唐人将其用之于实用书写创新与艺术开发的实践之中,并使其更有了光大。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汉字书写科学发展必然的结果。此后而有的汉字书写速度远不在西方文字书写之下,这在王羲之时代已成了定势。且汉字的表意功能却更在西方文字之上。这正是汉字实用与审美并存之所在。它不仅富有中国道家的哲学理念,蕴存中国儒家的中庸之美,更内涵着佛家的彻悟追求。欲求其有当善其无,欲通其妙当会其玄,欲谙彻悟当安空寂。所谓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无色更俱图画之美丽。中国汉字书是一门只有博学才能成就的大艺术,更是一份令人向往的事业。所谓“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会通,会通之际”,方有“人书俱老”[7]之境界。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广艺舟双辑[A].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杨仁恺.试论魏晋书风及王氏父子的风貌[A].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3]魏天池.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Z].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
[4]宗白华.论《世语》与晋人之美[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6.
[5]房玄龄.晋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舶来品上作为装饰功能的汉字――铸币上的汉字
除了钱币之外，由中国而至的带有汉字的物品如铜镜，中药材，以及丝绸等物品，这些物品上带有的汉字也被视为一种装饰性的中国图画而已。正如文字起源就是由图画乃至图画文字发展而来的一样。汉字原本具有各自的读音和含义，这些刻在中华物品上的汉字的读音和含义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看来毫无释义的必要，只是具有中国舶来品的特征而已。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频繁。伴随着古代中国的朝贡贸易和随贡贸易，日本的贡品纳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物品也大量流入日本。这些中国物品上或多或少带有中国的文字，符号或图腾，以及其他典型的中国元素印记。中国古代货币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世说新语》中儿童话语闪光点及成因分析
关键词：汉字 表意文字说 评议
一
汉字“表意文字说”的最早经典表述来自索绪尔。
世界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
索绪尔提出的世界文字体系的两大分类，尤其是指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典范例子”，至今被许多人所阐发和张扬。但其阐发与张扬的角度并不相同，因而其内涵也不完全一致。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从汉字记录汉语的语言单位角度，认为汉字是表示词或语素的，所以是表意文字。此观点在《辞海》、叶楚强的《精简汉字字数的根据和方法》、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均有论述。
第二类，从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出发，认为汉字表示的是语素的意义，所以汉字是表意文字。此观点在孙均锡的《中国汉字学史》、何士达主编的《现代汉语》等著作中有论述。
第三类，从汉字的构形依据角度，认为汉字是因义构形的，所以汉字是表意文字。王宁在《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以及《汉字构形学》等文章中作过论述。
第四类，从汉字表示概念的角度，认为汉字可以不通过语言而与概念直接联系，所以是表意文字。申小龙在《汉字的文化形态及其演变》以及《汉语与中国文化》、潘文国在《字本位与汉语研究》、袁晓园在《汉字的优缺点与语言文字理论的发展》等论文或论著中，对此都进行了解读和阐发。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切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接受并承认世界文字只有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两大类；汉字是表意文字并与表音文字相对立。
二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给汉字定性为表意文字，都揭示出了一些汉字不同于表音文字的鲜明特征。同时也都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表意文字”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容易把文字混同于图画，容易误会为文字直接表示概念。最早提出这种担忧的是美国语言学家列・布龙菲尔德，他说：“从表面上看，词显然是首先用符号表现在文字里的语言单位。用一个符号代表口语里的每个词，这样的文字体系就是所谓表意文字，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聂鸿音进一步指出：“‘表意字’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一个误会，即认为这种文字的符号并不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的特征，而是代表实际世界的特征（概念），这显然是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字和图画混淆起来了……”、苏培成也指出：“说汉字‘以形直接表义’，随便给你一个不认识的汉字，你能说出它的意义来吗？不要说去古已远的楷书，就是保留图画意味较多的古文字也办不到。古文字里占有很高比例的假借字，怎么以形表义？”
第二，“表意文字”只是理论上推导出来的类别，在实际中只有意符而没有音符的文字是不存在的。
从理论上说，由于词是个音义结合体，相应地，文字标记语言的方式就有三种：一是从意义入手，用意符记录语言，全部字符是意符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二是从语音入手，用音符记录语言，全部字符是音符的文字是表音文字。三是从音义同时入手，兼用音符和意符记录语言，字符既有意符，又有音符的文字是意音文字。
从实际情况看，字符全部是意符的表意文字并不存在。首先，语言中的词既有意义实在的实词，也有意义空灵的虚词，从意义角度记词就会出现有形可象和无形可象乃至无法象形的问题，而文字要完整地记录语言，就必然会通过假借的方式以济其穷，没有假借，就无法启动文字对语言的完全式记录的进程。而假借就是借音表意。所以，裘锡圭说：“汉字的字符里也有很多音符。假借字就是使用音符的。”而“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应该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兼有意符和音符的文字。”其次，现存古老的自源文字的实际情况表明，音符已经与意符平分秋色。据研究，东巴文记录的文献中，假借比例一般在70%―80%，最高的达96%；甲骨文中，假借字比例至少也在40%以上。“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这一类型的文字都包含大量表音的成分，把它们简单地称为表意文字，显然是不妥当的。”
第三，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是对语言构成要素――音义简单机械二分后所产生的与之相对应的文字学概念，它忽视了语言的不同层级单位具有不同的属性，也忽略了不同文字对书写语言不同层级单位的选择，因而得出的文字类型是粗疏的，不准确的。词是音义的结合体，但同时也是一个分层结构，文字在记录语言中的词的时候，可以实施分层记录，从而实现对整个词的记录。
从实际情况看，表音文字是从词结构的最下层音素入手，通过拼合词音来实现对整个词的记录，因为表音文字的基本单位字母表示的是纯粹的语音单位，所以是表音文字；而汉字则不然，它所选择记录的是汉语词结构的最上层，即整个的词，而词又是一个音义结合体，所以，汉字记录的既不是纯粹的语音单位，也不是纯粹的语义单位。对此，王伯熙说：“和‘表音文字’并称的‘表意文字’，是不妥当的说法。因为表音文字所记写的音节、音素，是脱离了意义的、独立的纯语音；而所谓‘表意文字’所记录的并非脱离了语音的、独立的纯语义，它所记写的永远是粘着语音的语义。”因此，在实际中，只有表音文字，而不存在表意文字。
三
综上所述，与表音文字相对的表意文字，是依据音义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追求术语对应平衡而产生的似是而非的不准确的说法，是简单的理论推导的结果，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因而，汉字不是表意文字。
参考文献：
〔1〕〔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1。
〔2〕叶楚强：《精简汉字字数的根据和方法》，《光明日报》1965.5.12。
〔3〕王宁：《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语文建设》1991.2.24。
〔4〕王宁：《汉字构形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
〔5〕申小龙：《汉字的文化形态及其演变》，《语文建设通讯》，1993.12.42.88。
〔6〕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袁晓园：《汉字的优缺点与语言文字理论的发展》（《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
〔8〕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
〔9〕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1998。
〔10〕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
〔1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1988。
〔12〕喻遂生：《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
〔13〕邹晓丽等：《甲骨文字学述要》，岳麓书社.1999。
论文摘 要： 汉字是有理据性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汉字的造字理据和汉字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解析汉字的构形规律，能较好地帮助留学生记忆和理解汉字，提高教学效率。
中国汉字数量繁多、结构复杂，且对于大多数外国学习者来说，汉字是一种陌生而特别的文字，因此，如何才能学好汉字、记忆更多的汉字是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一大难题。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通过字形与字音、字义相联系，而汉字字形与客观事物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联系，从汉字字形能够直接获得其所表达的意义的相关信息。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汉字的造字理据和汉字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解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并结合汉字造字法，能使留学生不仅了解其构造原理，领悟汉字的理据性，而且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汉字的表意特点、汉字的构形规律性和汉字的系统性，有效地理解和记忆汉字。所以，研究汉字构形的理据性，必然有助于提高对外汉字教学效率。
一、汉字形体的理据性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跟拼音文字不同的是它有自己特殊的形体结构、独特的表意性。从符号阐述学的角度看，汉字是一种艺术型的象征性表意符号，“它永远不是完全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种自然的根基”。（索绪尔）汉字的象征结构本身就有“能指”意味，用直观分析的方法就能把握其“所指”为何。汉字所使用的符号是构形部件，其构意的体现是通过它的构形部件来承担的。汉字形体中可分析的意义信息，来自原初造字者的一种主观意图，称作造意。造意一旦为使用的群体所公认，便成为一种可分析的客体，称作造字理据。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论述了汉字的“六书”理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这是古人分析汉字造字理据而归纳出来的，一般认为转注和假借为用字之法，因此在研究造字理据时，仅涉及“六书”理论中的前四种。象形字、指事字是“依类象形”，会意字“比类合谊”，形声字“形声相异”，这些就是构成汉字字形的理据所在。
汉字自出现以来，为了适应汉语的发展变化，其自身也在字形、字音、字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字形方面，笔形由圆转弯曲的线条变成方折平直，笔画总体减少，结构简化；字音方面，声韵调与古汉字的声韵调之间也存在很多不一致的现象；字义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发生了意义扩大、缩小、消失、或转化的现象。因此，现代汉字与古代汉字已相去甚远，使现代汉字的构字理据已经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明显，不能完全反映出传统的“六书”理论了。虽然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已有相当大的改变，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古代汉字的特征，中间并不是断开的，而是存在连续性的。
二、汉字的理据性分析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首先，对外国留学生的汉字理据性教学应该从“一”就开始，让他们了解汉字形体的特点，其理据性所在，这样可从心理上减轻学生汉字难的负担，增强其学习汉语的信心和兴趣；让他们知道汉字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其内部规律性很强，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认、难记、难读、难写。教师在讲解汉字理据性的时候，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科学地讲解字义字理，这里的科学性指的是，例如：汉字隶变以后，有些来源不同的偏旁写法相同，但由于其来源不同，意义自然不同。因此在讲解的时候要提醒学生适当地注意这一区别。例如最典型的例子是：汉语中和人体部位有关的词及指有关人体某些性状的词都是“月”字旁，如脑、肌、腿、背、肥胖、肿胀等。这里的“月”旁，其意义实际上是和肉有关系。肉，小篆像一块肉的样子。作偏旁时写作月，叫做“肉月”。以“月”为偏旁的字多是与天文时令有关的词，如明、期、望、朗等，这里的“月”，小篆像弯月形。因此，“肉”和“月”虽然在作偏旁时都写作“月”，但意义不同。
另外，义符相近的字也可向学生说明它们各自的来源和不同意义，方便学生记忆。义符与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它们之间的联系并非一定是相关的东西，如“泪”、“江”、“汤”之类的事物。在讲解汉字理据性的同时，对于汉字义符的表意程度和表意方式也应一并进行解释。
其次，在汉字教学过程中还应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针对不同层次和年龄的学生，教师也应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例如：在初级阶段，学生学习的内容多为独体字和偏旁部首，对于形体与客观事物比较接近的象形字，教师可利用现代化多媒体，向学生展示独体字的字形，其所代表的事物的形象，以形象生动的方法帮助学生识记汉字形体，掌握汉字字义。在中高级阶段对于形声字的教学则宜采用归纳法，分析具有相同义符或音符的一组形声字，向学生解释这一组形声字在意义和读音上面相互之间的联系，从而既高效地理解和识记汉字的形体及意义，又有效避免义符或音符书写错误的产生。对于独体记号字和合体记号字这些无理据字，其字符与整字音义没有联系，只能通过识记掌握。教师也可采取尽量形象、活泼的方式帮助学生记忆，并可结合其它的汉字教学方法如部件法等帮助学生掌握这些汉字。
外国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如果不了解汉字具有的理据性，把汉字当成毫无规律地由一些没有意义的数量繁多的符号构成的复杂体，死记硬背地学习汉字，那么结果肯定是事倍功半的。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汉字的理据性，分析汉字的字形，让他们能够掌握汉字构形规律及其与音义之间的联系，那么汉字学习就会轻松很多，同时他们也会感到汉字学习是一件有益智力并且相当有趣的事情。因此，在对外汉字教学中要充分重视和利用汉字的理据性，以提高教学效率。
论文关键词：心理学理论，汉字教学，活化
正文
随着课外阅读的兴起，小学起始阶段对汉字教学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但是在与同仁的交流中，我发现更多的教师将精力放在如何采用各种办法让孩子海量识记生字，开展课内外阅读上，而对生字书写的正确与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虽然孩子机械记忆的能力较强，但是易记也易忘，回生率很高，伴随着识字量的增大，错字、别字大量增加，而且一旦写错，要想纠正往往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仍是收效甚微。因此一定要在教学生字伊始，就让孩子建立牢固正确的书写印象。可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在阅读了一些心理书籍后，我发现要想让学生获取知识，就必须使教学内容与他们的心理特征相适应，将教学设计从“给出知识”转向“引起活动”，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因此，在汉字教学中，我采用了下列做法来提高孩子们识记汉字的正确性。
一、利用组块教学，提高识字效益。
美国心理学家米勒的组块概念认为，对信息进行组织，使其成为组块，会扩大该系统的容量。组块思想认为，越是把学习的材料组成组块，储存量就越大，提取的效果就越好。
依据汉字的理据性，我组织孩子对不同类型的汉字进行了不同的组块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汉字形声字中的部首、部件形成了汉字内部结构的系统性。以“青”为声符的字“清、情、晴、蜻、请”为例，韵母都是“ing”，属于由共同的声符为中心构成的系统，将之作为组块，对它们进行组织加工，他们就掌握了音、形、义。
“品、森、淼、磊、鑫”等品字结构的字，字形具有系统性，把它们作为一个大组块，在基础字的字义上加深程度便可轻易理解字义。
一些汉字往往因为某部分与别的字混淆而时常写错。在教学中，可以利用汉字的表义特征将之分解组块。例如“染”小学语文教学论文，孩子们经常把“九”写成“丸”，我在教学时把它分解为“氵(水)、木、九”三个组块，染东西要用“水”，染料的来源是草木，“九”表示要染很多回，这样就不易写错了。同样“熟”字教学时可将“丸”当作是锅中正煮着的肉丸来记。
这样依据汉字的系统性，以义符、声符、本义为中心把汉字组成一个字组，大大提高了识记效率。
二、提供记忆线索，加强感性认识。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大脑对于抽象记忆对象的记忆时间往往十分短暂，这也是孩子们识字回生率高的主要原因。让汉字教学的课堂活跃起来，根据生字设计活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能从多种方面提供记忆线索深化感性认识。
1、让身体动起来
心理实验表明：身体各个器官的充分调动有助于记忆的增强。利用这一规律，我在教学一些会意字时，常常请孩子们根据字形做出相关动作，在实际过程中让他们对生字进行积极的思维，帮助他们意义识记论文开题报告。如讲授“闻”时，请孩子站在门中，做出侧耳倾听的动作，表示“闻”的本义是听；讲授“看”时，让孩子把手放在眉毛上眼四望，表明上半部分是一只手，“目”是眼睛；教学“休”时，请一位同学靠在模拟的树干上，明白“停止、歇息”之意；讲授“解”时，通过演示“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解”就是用两把刀把牛拆成一块块，所以由“?”、“刀”、“用”、“牛”构成……在动动说说中，他们不仅很快记清了字形，同时也了解了这些字的本义，学会了拆字法，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2、让生字活起来
检索信息，要依据一定的记忆线索，它可以打开、激活有关记忆的痕迹，打通搜索通道。谜语短小精悍，趣味盎然，将它们与汉字教学相结合，可以让枯燥的识字变得生动有趣，对中、低年级的孩子而言，更易于被记忆库保留。
字谜从古有之，在孩子对字形结构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之后，我便将这一活动引入识字教学中，让形象生动的谜面，成为回忆生字形音义三要素最可靠的线索。
针对三年级孩子总将“碧”的“石”写成“王”的情况，我引用了自己孩提时接触过的谜语“王先生，白先生，坐在一块石头上”，使学生回忆起字形(下面是“石”不是“王”)的线索；书中“告”的谜语“一口咬掉牛尾巴”，字形(上面是“?”不是“牛”)的线索不但使学生在生动的认识中记住了这个字，也给了我这个教育者很大的启发：“向前一直去”，他们知道了“句”的写法；在“八九不离十”中，他们明白了“杂”字的组成……随着兴趣的调动，那一个个汉字在孩子们的眼中，变成了生动的谜语，智慧的火花即时闪现，遇到“明”，他们能编出“日月同辉”；看到“朝”，他们能想到“十月十日”……
3、让冗余信息多起来
信息论原理告诉我们，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一种是新信息，一种是冗余信息，其中新信息才是信息量，已掌握的知识就是冗余信息。在识记生字时，冗余信息越多，要学习的新内容就越少，就越容易学。在实际教学中，我采用了下列办法提高信息的冗余性，降低孩子们的识记难度。
1)创设情境：例如“疑”字，有“迟疑、犹豫”的意思，我创设了这样一个情景——一个战士在战场杀敌，他想：我该用“匕”首去刺杀敌人，还是用“箭”矢去射杀敌人，是用长“矛”穿透他们的胸膛呢，还是看形势不对干脆逃“走”呢? 有了生动的故事作为依托，孩子在识记和书写“疑”字时就轻而易举了。
2)编顺口溜：例如“嚷”——张开嘴巴乱嚷嚷，一点一横长，两口在中央，“衣”字没有点，一口水井当中放；“德”——“阿十和阿四，是对好朋友。两人很团结，做事一条心。”朗朗上口的歌谣小学语文教学论文，一下子就突破了这些生字的教学难点，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学会口诀后，孩子们在书写“嚷”时没人将撇遗失，书写“德”时再未有人将“四”下的短横漏掉。
孩子们很快掌握这种识字方法，甚至模仿编出了“司机讲话”——“词”，“山上的石头”——“岩”之类的口诀。我便让他们在课堂上互相交流，互做老师。一次，语文基础较差的张某在教大家识记“赢”时这样说：“我死亡都不怕，张开大嘴巴，吃掉了月亮，吃掉了贝壳，吃掉了凡人”。这一了不起的创新立刻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有时孩子编的儿歌、口诀十分牵强，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本身就是他们的再创造，正是在这种再创造中，孩子们的识字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对这个字的感性认识也更为深刻，能让他们更为持久的记住生字，理解含义，这不就是我们汉字教学的目的吗?
三、利用加工线索，辨析形近汉字。
汉字识记难在记字形，汉字的识记过程就是信息的储存和检索的过程。其中，加工和线索起着重要作用，认识心理学认为，任何一个事件的记忆，将随加工的增多而增进，加工愈充分，记忆效果愈好。识字时因形求义，建立音形义内在联系就是对汉字而深刻的加工，可以大大强化记忆。例如教学形近字“拨”、“拔”，在辨析时我结合“拨”的本义是“用手轻轻动”，对“拨”字进行加工，告诉孩子“拨”字留有一个小短撇，就是给别人拨弄的，而“拔”需要很大的力气，因此没有短撇，要使劲就得拉着右边的长撇。有了这种有意义的加工，学生可以马上在辨析时推论出正确的选择。
汉字的数量庞大，可供探究的内容很多，我觉得自己还需在教学中继续探索，让汉字教学更为生动化，形象化，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写出规范、正确的汉字。
论文摘要：思维的载体是 语言 ，同时语言也反作用于思维。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影响了思维。语言符号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对人类思维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既有刺激的作用又有规范的作用。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也势必影响思维方式。本文笔者从中西文字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其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一、引言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 哲学 家、 心理 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 社会 学 家深感兴趣并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公元前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直至今天，仍未定论。概括起来，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理论：第一，语言决定思维，思维只能在语言基础上进行；第二，语言对思维有较大影响，对思维起着 指导 和调节的作用；第三，思维决定语言，语言是在思维基础上产生的；第四，思维即语言；第五，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间的作用既非单向的。也非直接的。
语言和思维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思维的载体是语言，同时语言也反作用之思维。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影响了思维。语言符号当然更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对人类思维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既有刺激的作用又有规范的作用。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也必然影响思维方式。 英语 和 汉语 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作为视角符号系统一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是表音文字。两种语言都有着十分悠久的 历史 。它们所属的两个 民族 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由于各自所处的 地理 环境 、历史 文化 背景等诸方面而不同，他们用各自的独特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带有民族色彩的语言体系，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从而造就出各自独特的文化氛围。思维方式不同其结果是语言方式不同，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思维方式。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字是文化的基因，
文字有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字义。研究发现，字音作为语音，主要由左脑 语言 中枢处理。字义则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字形由左脑处理，汉字字形由右脑处理。文字作为字形、字音、字义的综合符号系统，左、右脑都参与了处理。现代的 计算机 核磁扫描，也证明也这一点。但是使用表音不强、有序不强汉字的人，则偏重使用右脑。研究也表明如果由左脑处理汉字则比右脑慢得多，如果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则比左脑慢得多。
研究还表明，不管信息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大脑的，一般人的左半脑处理的是有序性信息，而右半脑处理的是各种继续性即混沌信息。生理研究也表明，大脑左半球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整齐有序：大脑右半球相应位置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不如前者有序。
拼音文字具有很强的序列性，所以由左半球处理，而汉字类似象形文字，有序性不强，由右半球处理。汉字与拼音文字它们的词意都是由右半脑处理，看拼音文字字符和理解词意必须左右脑并用，看汉字则主要用右脑，它的表音功能不强。拼音文字利于大脑的均衡发展，左右脑不同功能的并用才是科学的用脑方法。
因此，文字的差异可以对大脑不同区域产生刺激。中西方人长期接受这种不同的刺激，使大脑的某些局部区域发达，从而为中西方思维差异奠定了生理基础。
四、文字差异与思维
作者简介：高延菊（1984- ），女，汉，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汉语文化。)
（1.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2.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05）
摘 要： 汉字是书法的唯一载体，汉字所具有的象形性是书法成为艺术的必要元素，书法对汉字进行了加工，使之成为独步世界的艺术。
关键词: 汉字；象形性；书法；艺术
中图分类号：J292文献标识码：A
On the Pict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alligraphic Art
GAO Yan-ju，GAO Xiao-yun
书法艺术是中国的一种独特的“线的艺术”，它兼备具象和表现两种功能，无色而具备画图的灿烂，无声而有声乐的和谐。(注: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2004年版。)书法中的楷书端庄优雅，秀丽天成；行书潇洒活泼，灵韵生动，草书气势磅礴，个性彰显；篆书与碑体（隶与汉魏碑）则古朴典雅，朴质天然。汉字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字体：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发展为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书法对这些字体进行了艺术加工，从而使汉字升华为艺术。
书法艺术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文字的书写作为表现内容的艺术形式。书法之所以成为艺术的根源在于汉字形体本身，汉字形体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决定了书法的艺术性。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书法艺术是造型艺术，而造型所用的素材就是汉字，书法建筑在汉字的形体构造和发展规律之上。
许多学者提出因为汉字的象形性，才造就了书法艺术，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许多不一的观点。笔者认为，中国书法不是因为汉字象形才成为艺术，但是汉字象形对书法成为艺术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旨在讨论汉字所具有的象形性，在书法成为艺术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一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注:许慎《说文解字•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字的产生，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鸟兽的观察。人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注: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2004年版。)，以天地万物之形、之物状为基础，创造了汉字。由此可见，汉字是以“依类象形”为特征的，具有很强的具象性。而汉字的造字法中就有象形法，就是“ 画成其物, 随体诘屈。”(注:许慎《说文解字•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也就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画出一个汉字来。因而所造的象形字自然就具有形象性，例如甲骨文中“鹿”的字形，是用不多几条线勾勒出来的鹿的整体侧视形，其中鹿的犄角形很醒目，使人一望就知道是“鹿”字。“马”和“象”的字形突出了马的鬃毛形、象的长鼻形。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在《艺境》中指出：中国字在起始的时候是象形的，这种形象性的意境在后来“孽乳浸多”的字体里仍然潜在着，显示着形象里面的骨、筋、肉、血，以致动作的关联。后来从象形到谐声，形声相益，更丰富了“字”的形象意境，像江字、河字，令人仿佛目睹水流，耳闻汩汩的水声，给人一种美的感受。汉字是一种表意的形象，并且是一种完全艺术化的形象。
从纯粹的文字角度来看，汉字的象形阶段实在是一种异化过程，但从书法艺术上看，汉字的象形却不自觉地启示了艺术发展的方向：在文字系统内部培养对自然形象的敏锐反应能力和注意力；同时又为描摹外物形态确定了必须抽象概括的先决条件。这种好处是其他文字系统所不曾具备的。从而为书法将汉字升华为艺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汉字的象形和一定的事物建立某种联系，而书法艺术中升华的象形，已突破原来的联系，是建立在艺术想象上的新的象形。书法对汉字作出了卓越的美学创造，使汉字内在的象形精神得到了升华。汉字的象形从文字发展史上来说，经由象形走向非象形，而从书法的发展来说，它是从一般象形走向更高层次的艺术象形。
汉字的象形表意性是汉字独特的审美价值的根源所在。隶变（楷书）汉字的笔画、结构布局摆脱了具象束缚，反而为人们对汉字字形的驰骋联想提供广阔空间，从而丰富了书法形式美。东汉蔡邕《笔论》云：“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 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可谓之书矣。”晋代王羲之《书论》亦曰：“凡作一字，或如虫食木叶, 或如水中蝌蚪, 或如壮士佩剑, 或似妇女纤丽。”一横可以被想象成一叶扁舟，一只玉案，一点可以被想象成坠石、水珠、瓜瓣、雨滴，书法艺术家正是取锐捕捉住了汉字的这种象形表意性，从而创造出形式各异的书法作品，如王羲之《兰亭序》中那几十个形态各异的“之”字，将“之”字升华为了艺术。
汉字的象形结构对书法家是敏感的，引发了他们丰富的联想。在他们看来，象形的固然象形，不象形的仍然是象形，而这种象形已跳出了文字象形结构的范围，升华为书法艺术的象形，重新和某种事物建立联系。例如书法传统把“永字八法”作为楷书用笔的法则，认为“永”字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永”字在甲骨文中为象形字，像水流长，《说文》曰：“长也，象水袜理之长也。”但楷体“永”字仍是象形，是一种崭新的艺术象形，即楷书“永”字的每一笔都是象形，都是事物特点的形象化。而且八笔所表征的事物之间，贯穿着统一的精神，即鸟飞、勒马、梳发、啄食、划肉等，都是一种运动，无一不显出动势。“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注:戴丕昌、范乡之《古代书论选择》，山东文艺出版社。)
可见，汉字的象形和外界事物的联系是理性的，而书法艺术中的象形则对联系的事物倾注有关情感，是作为生命的形象出现的。书法家把汉字的象形从理性的表义范围逸出而视为有生命的人的形象，又进一步想象汉字具有人的筋骨、血肉、脂泽、气息。“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布置稳，不俗。”另外，书写者还要对作品加注气势，因势生形是结字章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有气势的作品，才能给人一种生命力的艺术感受。而这种象形的升华，又是从汉字本身，从用笔、用水、用墨，从书写汉字的总体出发的，是从书法的特点出发的。
历代书法家都很重视中国文字学，认真研究汉字的笔法和结体，探索文字与书法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的发展变化。书法家把研究文字的形作为其根本目的，试图从汉字中去发现多种美的存在。作为一种纯粹书法性质的寻译，书法家可以紧紧抓住“形”反复讴歌，而丝毫不涉及到音、义方面的问题，因为后两者不是书法艺术应该承担的义务。所谓“摒弃文字的语言性，保留文字的形象性，这个形象性正是指汉字的结构美而言。书法家们的目的，就是怎样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一切手段（包括修养、技巧、认识）努力去体现汉字的这种结构美和作为它的依附的线条美，以及由这两种美中喷发出来的各种情绪美和神韵美。
点画线条的形象和位置关系会产生一种运动的态势，汉字的这一特征与书法艺术的产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字是一种以线条为基本组成部分的文字，线条组合的丰富性和稳定性也决定了汉字造型的灵活和稳定，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结合。灵活之中显得稳重，对称之中表现和谐，汉字线条的这种独特的特征带给汉字的就是一种“骨”。这是一种从汉字本源所散发出来的“气”。美学家认为，线条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外形重要属性的一种抽象，汉字的抽象美也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线条美，仅从那线条上，就能使我们领略到书法的抽象美。在变幻无穷的线条组合中，汉字不仅融入了事物自然形态的感性之美，而且移注了极丰富的生活和伦理内涵的人文美。它是“自然的人化”，凝结了华夏民族的审美情趣和生命意识， 显示了中国人对自然的高度理解和对其形式规律的把握能力。余秋雨在《文明的碎片》中曾作过精彩的描述：“东方式的线条是精神的轨迹、生命的经纬、情感的缆索, 在创作过程中又是主体力量盈缩收纵的网络。”正因如此，汉字书法才能“若飞若动”，具有强烈的运动感，才能“若愁若喜”,高度自由而酣畅地抒感。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