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3:5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法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经济法规体系主要由市场主体法、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以及社会保障法构成的，该体系进一步规范了以往法律部门当中涉及经济的各项规范，并在此基础上综合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最终重组而成的法律体系框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很多的经济纠纷根据这种框架能够显示其特殊性，从而打破传统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两分格局的局限性。一些难以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解决的案件，如税务征管纠纷、劳资纠纷、企业的兼并纠纷等都很难达到公平解决，设置处理以上难解决的纠纷案件机构，制定相关的法律程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2]。
二、“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经济法作为法学的一种，涵盖了多类关系、多种行为以及多方主体复杂系统的调整对象，不同的社会关系有着不同的属性和运行规则，他们之间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制约，由此可见，经济法中的各个对象虽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各自有不同的形式与内容，收到不同法律的规范性作用。但是它们都共同包含在同一个整体当中，并且由多种关系共同组成了复杂的多维关系。传统法律关系理论框架的涵盖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仅仅从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对法律关系进行了解释，但是，单纯的从这两个方面无法对权力因素进行全面的概括，也就是说，无法多维度的对法律关系做出解释。而经济法域中的社会关系，除了公共关系，还有公私法混合关系，而传统的法律关系理论不能够很好的对其阐述。很多经济立法如《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也都没有按照法律关系框架来设计，而是以主体、行为、责任三个基本要素构成。这个框架结构对各个法律部门都可以通用，因此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中也可以把“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作为主要框架，把法律关系框架作为辅助框架。
三、“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一般是以“政府-市场”研究框架为主，主要体现在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权力与权利、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公法与私法等方面，但是运用这种框架不能全面的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法律问题。因为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大量存在着，它们的某些职能既履行了政府的一些职能，同时又与市场主体的职能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一些职能缺陷，因此“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研究框架实质是对“政府-市场”框架的修正。因为它既保留了“政府-市场”框架的相关联的研究优势，同时又引导人们在宏观大背景下把握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很多立法中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框架结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消费者协会一消费者和经营者”框架《；证券法》中的“中国证监会一证券交易所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中的“劳动行政部门一工会职业介绍所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框架等，这些框架中都是“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的具体体现。在运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的研究中，还应注意一下几点：（1)对于该框架的使用范围要把握好，并不是任何的经济法律问题的研究都适用于这一框架，但是其对于主题研究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其适用重点应置于主题的制度设计。（2）弥补社会中间层的主体缺陷，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因此，对于其主体缺陷的原因以及表现形式要进行研究，同时还要研究对其进行弥补的策略，让其平衡发展。（3）探析不同社会中间层与市场主体及其政府之间的互动。社会中间层的主体是多种类型的，其职能、任务以及同政府、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也各不相同，因此，要注重区别，注重研究各种互动关系的个性。
四、法益主体框架
所谓的法益是指法律所承认的、确定的、并且实现和保障的利益。法益是各个法律部门协调各种冲突利益的前提，因此，法益主体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一）代表主体—归属主体框架法益主体包括法益代表主体和法益归属主体，二者的主体并不一定都是一致的。法益归属主体的利益并不一定都是由自己为代表，有时还可能由他人代表。比如个人利益，一般情况下都是由个人代表，归属主体是个人，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由他人代表。这里主要指的是政府机构或者是非政府公共机构。而对于社会利益，一般都是由政府来代表，其归属主体是社会公众，但是在特殊情形下也可以由非政府公共组织或者个人为代表。归属主体分为单个归属主体以及共同归属主体，例如，公司法中对于股东的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的差异则可看做为自益权以及共益权区分。
（二）当事人与相关人的框架区分法律界限下，当事人和相关人之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为同质当事人与异质当事人，这两种人虽然均为当事人，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存在着严重的差异。所谓的异质当事人主要是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可以看做为强者和弱者当事人的关系。虽然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强弱之分，但是其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市场主体和产业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业与区域之间的当事人关系之间均存在着这种差异性。当事人与相关人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而社会关系与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在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不仅要注重内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还要考虑到相关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还应注意的是相关人与当事人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有正负、大小以及主客观之分。对于二者的利益也要从内容、方式上进行合理的协调。
（三）当代人—后代人框架所谓当代人、后代人是代际关系的主体，而代际关系是可持续发展中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位差别。当后代人“缺位”时，当代人可以拥有对资源的先占与垄断，因而当代人具有“经纪人”的属性，其会损害后代利益。而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目的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共同可持续发展，因而基于这一目的，当代人就必须对后代人承担起不损害后展并为后展创造条件的责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经济法要不断创新其调整手段，法律的调整功能也要与时俱进。
五、比较框架
（一）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法也应运而生，在对经济法进行定位这一问题上，其前提是应该处理好经济法同其他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只有进行全面的比较，才能更加清晰的明确经济法在众多法律关系中的定位。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比较往往是集中在总轮层次而没有作具体制度层次的深入比较，更多的作表层的比较却没有作深层的比较，更多的是比较研究部门法律之间的区别而忽略了部门法之间的联系，对于行政法、民生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较多，但是很少相关专业人士研究经济法与社会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研究成果也较少。
（二）经济法的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国际比较是指中国的经济法与外国的经济法相比较，而区际比较则是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经济法比较，但是目前的经济法比较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研究本国经济法与外国经济法的比较，却忽视了中国的区际比较。中国实行的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因此，在我国港、澳、台地区除了有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法系的传统，同时又有其他国家法系的传统，其特殊性值得我们更深层次的去研究。因此，在进行区际比较时，应该从世界各大法系入眼，并且在区际比较当中，也包含了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市场成熟度等方面的比较，其中，尤为凸显的便是经济法在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本土化比较，这很好的体现出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经济法体系。在比较研究中，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东方文化的背景，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更要与时代接轨，重视与发达国家的法制比较，从而找寻适合我国经济法发展的策略，在机遇与挑战面前，能够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三）经济法的“法条一背景一效果”比较在比较框架中，要实现对法条本身的比较，并且对于其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法条实施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比较。
六、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
所谓可诉性简单来说是指法律所具有的一定主体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通过诉讼程序来判断纠纷的属性。而不可诉性与其相对，法律规范不具有可诉性。目前，我国的经济法领域存在着可诉性不强的问题，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当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这就表明了其缺陷性。因此对于经济法研究框架中应考虑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二者之间的联系性。在研究经济法的可诉性规范要注意一些问题，如评估经济法可诉性的效果、对于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弥补对策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如劳动法院的建立、经济审判庭的存废等。对于不可诉性规范要注意其现状、成因、评价，也要考虑不可诉性的弥补对策。经济法有可诉性规范和非可诉性规范，在进行案例研究时就要注重制度案例研究，不能只局限与审判案例研究。而且经济法是现代法学的一种，与传统的法律部门有很大区别，其中不可诉性规范较多就是其中一点，因此，更应该重视制度案例研究。
七、结束语
1.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经济法律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深化，直接作用于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和多样性。经济法学内容较为宽泛，没有对其进行系统化整理，它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法概念、调整对象等领域，其还研究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存在的联系，既要研究国内经济法，还要学习国外先进经济法内容；既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还要深入研究当前经济法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站在哲学角度，把握正确发展方向，运用历史方法统筹全局，运用比较法“取其精华，取其糟粕”，运用分析法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不管使用何种方式，都能够从不同角度展现经济法的理论内涵，从而获得我们自身所需信息。
2.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主观性的突显。方法的根据来源于客观事物本身和其具有相关联的事物，并非方法本身，而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则则需要依据实践活动来体现，科学方法的产生需要主观逻辑思维和正确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是相关学者在进行系统化整体而得到的，其较多体现的是主观性东西。
我们都非常清楚，人受到不同环境影响，其人生阅历、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区别，掌握科学的方法，不仅仅只有积累一条途径，还应该表现在自身有规律的进行改造活动。假设仅仅依靠自身简单认识，是能够获得一些方法，但是要发现一些学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或者找出理论，简单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方法的获得需要长期在实践中锻炼，在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等其它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因此，只有构建出属于自身的方法体系，拓展自身思维，才能够根本性提升研究方法水平。
二、方法作为认识工具的存在，同时也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为创造出经济法观念产品的手段或者工具奠定前提条件，全面认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需要充分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人们思维运行方向受方法影响。而这也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不同学科所展现出来研究方法不同。例如：经济学侧重于量化分析，相反法学则侧重于定性分析。使用方法不同是思维运行方向不同的根本原因。经济法学具备的复杂性、多层次性也就导致其研究方法相对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更为严格。不同的方法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重点研究某个方面，从而得出相对应的结论，从而以清晰的思维形式贯穿整个过程。
2.方法的实质研究体现在信息加工、处理、转换过程当中。主体思维结构、思维定势、个人价值取向等都是影响思维动作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导致主体信息取舍不一的重要原因所在，自然结果也就不同。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以事物发展规律为前提条件，才能够保证思维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出来，从而较为准确的反映经济法存在的客观现象。相反，则会导致错误的认识。
1.论文封面中题目为小一号黑体字，可以分成1或2行居中打印;作者姓名、学号、所在院(系)、专业名称、指导教师姓名及完成日期等为仿宋GB2312三号。
2.中文题目、摘要及关键词
(1)中文题目以黑体小一号字居中分成1或2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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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英文题目全部采用大写字母，可分成1～3行居中二号字加粗打印。每行左右两边至少留五个字符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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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录 应将文内的章节标题编排清楚，目录中的章、条一般编排到二级，也可编排到三级(章、条、款)，标题应该简明扼要。标题层次一般不应超过四级。目录两字用小二号粗黑体，下空两行为章、条、款及其开始页码，以小四宋体、1.3倍行距打印。章、条、款层次代号如下：(详见附4)
1 (章的标题) XXXX 1
1.1 (条的标题) XXXX 2
1.1.1 (款的标题) XXXX 3
5.正文 每章的标题以小三号黑体字左起打印;章下空一行为条的标题,条的标题以四号黑体字左起打印;条下一行为款的标题，款的标题以小四号黑体字左起打印。换行后打印正文内容，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字，行距1.25左右，正文中标题同目录相对应(详见附5)。正文中的标题层次一般不应超过四级，四级以后可单独编号，如编写作(1) (2) (3) 或① ② ③或a. b. c.等。正文中用的单位名称的书写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符号，也可以用中文名称，但全文应统一，不能两种混用。正文中用的量和单位要严格执行GB3100～3102：93有关量和单位的规定。具体要求参阅《常用量和单位》计量出版社，1996。
6.图 图应有编号和图题。图号采用阿拉伯数字分章依序编排，图号后空一格为图题，如图2-1 等，图的编号和图题应置于图下方的居中位置，五号黑体字打印。版式为四周环绕型;靠右侧置放(详见附5)。论文中的插图应具有鲜明性，切忌与列表及文字表述重复。插图中的术语、符号、单位等应同正文表述所用保持一致。插图要清楚，坐标比例不要过分放大，同一幅图上不同曲线的点要分别用不同形状标出;图内文字采用小五号宋体字。
7.表 表应有编号和表题。表号采用阿拉伯数字分章依序编排，表号后空一格为表题，如表2-1 等，表的编号和表题应置于表上方的居中位置，采用黑体五号字;表内文字符号采用小五号宋体打印，表内必须按规定的符号标注单位;制表一律采用三线制。列表中的参数应标明量和单位的符号(详见附5)。
8.公式 公式一律使用公式编辑器编辑。公式序号采用阿拉伯数字分章依序编排，如(2-13)、(4-5)等，序号标注于该式所在行(当有续行时，应标注于最后一行)的最右边;公式书写方式应在文中相应位置另起一行居左空四个字符横排，对于较长的公式只可在符号处(+、-、*、/、等)转行(详见附5)。
9.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以小四号黑体字左起打印，另起行以五号宋体字列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排列顺序与在正文中的引用顺序一致，著录格式及示例详见附6。
10.正文中的说明性注解 采用随文脚注，用上标形式①等数字表示。
1.1科学技术使机器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机器系统在十九世纪机器使用的初期由传动机、发动机、工具机或工作机三个部分组成。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机器的一个部分进入机器体系，为传统的机器系统增加了自动控制和调节装置，将机器大生产转变为全盘自动化的大生产。生产的全盘自动化能够用机器操纵机器，还可以使人类能够用机器制造机器。机器代替了一部份人脑的功能，而且也代替了人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人们有更多的精力与智慧参与更多的创造性劳动。国外有人统计：物化在生产中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比在机械化初期为9∶1；在中等机械化水平时为6∶4；而在高度机械化时为1∶9。
1.2科学技术使劳动对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工合成材料正在向多品种、料正以每年约5%的速度增长；还可以使人类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探索。现寸的人工合成的化合物全世界已知的有800多万种，并且每年在以25万种的速度持续上升，特别是像新型合金材料、非晶态金属、超导金属材料等，其独特良好的性能，令劳动对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2科学技术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
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系统中各个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的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结构。英国的配第1691年初步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并使用了商业、农业和工业的概念。新西兰的费舍尔1935年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概念用来分析产业结构。此后，克拉克对三次产业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第一产业即指农业，包括所有的畜牧业；第二产业即指工业；第三产业又称服务行业，主要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金融业以及国防和行政管理部门，还包括私人家庭服务等。产业还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此外，西方学术界还有朝阳产业（或新兴产业）与夕阳产业（或传统产业）的划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科学技术则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
2.1科学技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上升，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这是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得出的。生产领域所需劳动力在生产规模不变时，与技术成反比，劳动力渐渐从技术进步的部门中游离出来，然后向需求上升的新兴产业和服务部门转移，这样一来就使产业重心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进而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欧美一些国家逐渐由农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为轻纺工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不仅使欧美一些国家原有的采矿、钢铁业加速发展，同时形成了电力、电器、石油、化工、汽车、飞机等一系列新兴产业。20世纪中叶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技术革命，使第一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趋于减少，使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在逐渐下降，而第三产业则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快速发展。
2.2科学技术使相对成本发生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合理使用的特点
合理使用拥有一些其他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所有不具备的特点。
1．合理使用范围法定。合理使用的范围并非任何人主观决定的，而是有一定法律依据的。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之规定，著作权合理使用包括12种情况，除此之外的使用均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尽管目前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43条增加了“其他情形”进入合理使用范围，但其他情形仍应根据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抑或是法院裁判确定。
2．合理使用需基于正当目的。正当目的的最主要表现是任何人使用作品都不得侵害作者之权利。一般而言，商业化目的都是有损作者利益的，因此合理使用中不存在商业化使用。然而出去商业化目的，非商业化目的是否都可以认定为是正当目的?若使用作品行为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必将有损于公共利益，显然也不属于正当目的。合理使用的正当目的含义应当更广阔。
3．合理使用无需经著作权人同意。合理使用不需要获得许可，这保障社会公众可以更加方便地接触作品，使用作品。避免因许可而造成的谈判成本。
4．合理使用不需要支付任何对价。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限制制度的一种不需要支付任何对价，这与法定许可、强制许可不同，合理使用制度下的行为完全免费以便于社会公众能够更好地使用作品，也激励了文艺创作。
(二)合理使用的性质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对于合理使用的性质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权利限制论、侵权阻却论和使用者权利论。赞同“权利限制论”的学者从行为对象主体的角度来阐述，认为合理使用制度是对享有著作权人的一种权利限制。合理使用制度的起源来自版权的特许，是一种独占的权利。法律不仅限制社会公众使用作品的权利，同时更需要限制著作权人的权利，以此来达到利益平衡，既增加创作的热情，促进作品传播，又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内多数学者都赞同这个观点。赞同“侵权阻却论”的学者认为合理使用是对使用者的一种保护，让他们在使用别人作品时有法律的依据，而合理使用制度正是侵害他人著作权时的侵权阻却事由。这种观点是先对合理使用行为进行假设，将其视为侵权行为。台湾学者张静就认为合理使用是通过标明出处后的一种侵害行为，只是法律规定不以侵害论处。此观点只有少数学者持有。最后一种观点是“使用者权利论”，持有此观点的法律学者立足于合理使用是一种合法行为，并从合理使用的相关主体为角度出发，认为合理使用是一种合法行为而非侵权行为，并将合理使用视为著作权法授予使用者的一项可以自由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的权益。美国学者多赞同此观点。［3］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具有可取之处，反对第二种观点。无论是权利限制还是权利，都是从不同角度得出的合理的观点。但第二种观点是错误的，合理使用包含了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对作品合理接触的情况，这种接触不可避免，就如吃饭穿衣一般。而人类无法避免的行为被视为侵害行为，即对全人类的一种违法性认定。按照第二种观点，人类一出生就注定会实施侵害行为，换而言之每个人只要出生了就会被标上违法的标签，似乎如基督教中所言人一出生即有罪。作者创作作品必然需要从公共领域选取素材，使用公共领域的元素，也因此社会公众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接触作者的作品，这应当是一种交易，而不应将著作权权利绝对化，将任何接触作品行为视为侵害行为，仅将合理使用制度作为一种免责制度。这种观点虽没有实际损害，但却是对人的一种侮辱。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同时采纳权利限制论与使用者权利论，合理使用既可以是著作权人的义务也是使用者的权利，二者并行不悖。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使用法经济学方法分析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需要一个假设，即著作权人是“理性人”，所谓“理性人”是人的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理性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只有从理性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出发，法经济分析中的供求定律、效益最大化，以及资源向价值最大处集中等基本原则才能发挥作用。［4］而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完全理性人，平衡理论认为，著作权人从自私的角度出发，只会考虑其享有著作权的私人成本，而刻意回避权利的社会成本，甚至故意将私人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在收获私人利益的同时损害社会整体效益。［5］因此，著作权人应当是不完全理性人，合理使用制度是规制不完全理性人的必然设定。下面笔者将选择交易成本分析法及公共选择分析法对于合理使用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其出现的必然性进行具体分析。
(一)合理使用的交易成本分析
合理使用制度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一点从法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方面可以分析得出。在公众对作品的接触没有合理使用制度保障时，公众可能需要与著作权人谈判进而交易成本，这可能导致交易的失败。合理使用被限于交易成本损害了许可交易的情形，并且它是克服市场失败的途径和方式。作品的使用是实现著作权人的著作权的关键。如果在所有情况下使用著作权作品都需要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那么著作权作品的流转、著作权人因为作品的流转而实现著作权之利益，以及著作权法宗旨的实现，都会受到严重影响。［6］作品使用者和著作权人就作品的许可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存在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的高低可以判断是否将某种作品使用行为纳入合理使用范围之列。具体包括三种情况。
1．作品的使用行为带来的潜在收益高于交易成本。即使用作品者通过对作品的使用可以带来一定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大于交易成本。因此，作品使用者有动力去寻求著作权人的许可，而不应纳入合理使用的范畴。例如将他人的画作进行有偿的公开展览，公开展览画作一方会向观看展览者收取一定金钱，有潜在的收益，应当向画作作者寻求许可，产生交易成本可以被接受。
2．作品的使用行为带来的潜在收益低于交易成本。使用的商业性质只是合理使用原则的一个判断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7］因此即使是商业性使用行为也可能纳入合理使用范畴。比如用于新闻报道而需要对作品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新闻报道有时效性，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作品著作权人许可，许可成本高昂会导致新闻价值下降。同时新闻报道有一定公益性质，其所带来的潜在利益不大。因此这种情况下就交易成本一般不会被接受，而为公益目的新闻报道应当存在，便需要纳入合理使用范畴。
3．作品的使用行为没有带来任何收益。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最为常见，最典型的一种情况是纯粹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欣赏等目的使用作品以及教学、评论及对作品的学术研究性质的使用，这些使用行为根本不会带来多少利益，如果有也是增加一点社会公共利益。比如因教学目的对作品的使用便是为传播知识，促进社会科技文化艺术发展，创造了因作品扩散而带来的社会公共利益。而这种行为不应当有交易成本，也不会有社会成员会因此而补偿作品著作权人。一旦需要交易成本，社会公共利益将受到损害，最终会阻碍社会发展。综上所述，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存在是一种必然，如果缺乏合理使用制度，高昂的、不合理的交易成本将阻碍社会科技文化艺术的进步，进而阻碍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
(二)合理使用的公共选择分析
合理使用制度的出现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从法经济学视角的公共选择方面可以得到认可。公共选择理论，就是把经济分析工具运用于政治、法律研究领域，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去考察政治、法律领域中的集体决策和其他非市场决策。合理使用制度体现在著作权法中，其不仅仅是简单的赋予使用者一种权利或对作者进行限制那么简单，该制度还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内维持利益平衡的政治博弈的结果。而进行博弈的是个人而非集体，即选择合理使用制度的是个人的选择。这里的个人是有能力左右集体决策的个体，可以是少数几个强有力者，也可以是多个个体。合理使用制度的出现表面上是国家作为一个集体作出的公共选择，但其本质上是无数使用者和著作权人在幕后进行无数次博弈的最终结果。这个选择固然是体现着背后需要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但合理使用中每一种情况都包含着无数个人利益，他们通过数量庞大的著作权纠纷案例判决确定下来，并最终被纳入合理使用制度之中。尽管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但他们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的私人偏好的满足是集体活动存在的首要目标。但个人效益最大化应当有一个限度，即过分寻求个人利益会有损他人利益，从而无法做出共同的选择，最终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合理使用制度的合理性即在于它是无数个体以一颗功利之心相互间博弈的最终结果，而这个结果会损害一部分个体的利益，但其结果也是多方利益权衡后作出的，作为一种公共选择至少在当时情况下是合理的，符合当前大多数个体的利益。一旦不符合大多数个体的利益，合理使用制度即再次发生改变，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三、总结
水利经济的效益有一个很重要的难题，就是在水利工作的不同部门，收到的财政效益也不同。因此，对于不同的水利工程的管理部门国家要采取不同的扶持政策，维持社会稳定。让各部门加强联系，相互合作，共同促进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部门不同带来的经济效益、质量结果都不同，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地制宜，相对应的制定不同的经济政策，扶持水利产业，从而使得水利经济达到良性发展。要制定适宜的能扩大水利社会效益的经济政策，首先我们要对各个部门所能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估价，然后考虑到各个业主的家庭经济情况和享受到的服务大小不同，采取不一样的经济扶持政策，以达到逐步减少财政政策，扩大受益者应缴纳的费用。在经济条件不错的地方，政府就要回笼资金，因为投入资金也会增加，所以受益者承担的责任也增大；反之，若当地为经济较为困难的地区，政府就会加大扶持力度，加强宣传，扩大水利事业，尽量减小受益者应缴纳的费用。
（1）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水利建设的资金来自于人民，应造福于百姓。近年来，中央水利投入的大部分为国债资金，这是人民借国家的钱，政府部门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利用好这笔钱，使其发挥应有的效益。建设期间，政府要做好监督监测机制，防止的出现。一旦发现，立即上报组织和媒体。组织好施工队伍，并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做好福利工作。并且做好移民工作的相关事项，书面和口头说服程序都要做好，真正的把水利经济的事情落到实处，发挥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并且促进移民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2）实现水利经济科学发展的有效方法
在水利工程的财务收益中，存在着各部门收益不均平衡的现象。针对此特点，政府就需要在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综合考虑、统筹兼顾、多面思考，既要满足中国农业的发展所需，又要有意识地使各部门能够相互配合工作互相帮忙解决问题，共同促进水利水电科学发展。这样就使得水利的社会效益和财政效益共同体现，达到双赢的目的。统筹兼顾的作用不仅是使得水利经济能够科学地发展，而且能够提高人民对水资源的认识水平，从而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水资源，提高国民素质，目前我国对水利和水电不是统一管理，因此就需要加大科技力度投资，提高技术水平，让水利水电共同发展，使得水利部门的财务收益再上一个台阶。
（3）依法治水
政府要全面推行建设监督监察机制，规范工程项目建设，依法治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按要求清理河道维护水利工程和做好移民工作等，全面推进水利局各部门依法行政科学管理工作。做好《水法》的公布和宣传作用。深入普及水法知识，提高村民教育程度，各部门做好水利执法工作，做好因水利工程项目带来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科学治水
注重水利创新，加快水利研究体制改革，加大水利科技管理，培养水利型人才、大力奖励水利科研技术开发，不断提高水利科技水平，把水利工作做到扎实，保证质量问题，防止出现不必要的伤害。大力推进水利系统电子政务建设，实行网民网上评价、网上监督，真正的把水利工程这件事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让全社会都重视这件事。继续实行南水北调这一重大战略，做好沿途设施设备的安全维护，时时去检测和观察，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保护环境。促进水利经济科学发展。
（5）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水利工作顺利开展。加强党风廉政政策，做好党员分子带头领导作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爱护百姓，促进水利水电科学发展。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有好的口碑才有好的未来。而不仅仅在意部门的财务效益。各部门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搞花架子；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把发展放在首位。要坚持科学防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根治水利出现的问题，把水利工作做到实处。致力于解决因水利工程带来的一连串社会矛盾。加大对水利重点部门的监测力度，防止贪污事情发生和工作漏洞出现。严肃处理安逸无劳者，为水利改革和发展提供保障。加强学生在学校的节约和保护环境节约水资源的意识，在农村宣传水利水电的好处，提高百姓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向河道乱扔垃圾、污染物不乱排乱放，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政府更应该带领全体人民奔小康，促进和谐社会。
2结语
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的发展全文如下：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香港经济与香港港互动的结果。香港港支持香港经济的发展，而香港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生成更多的货流，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1992 年至2004 年，香港港雄踞全球集装箱港口榜首十余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香港自身货流生成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香港港成为一个靠中转货流支撑的港口。2012 年，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8.7%，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更占集装箱吞吐总量的70.9%。这表明，港口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形态，并随着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1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的发展历程。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 世纪70 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机会，利用自己价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吸引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以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迈入了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1980 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就业人数超过100 万，约占香港就业人数的40%，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加工贸易中原材料、零部件的大进和制成品的大出，都需要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港已经是全球的集装箱大港(全球排名1970 年第31 位、1975 年第4 位、1980 年第3 位)，而制造业又可以生成大量集装箱货流，保证了港口的持续繁荣。
1976 年，香港外贸出口额达415.6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89.3 亿港元，占21.5%;外贸进口额达432.9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约71.4 亿港元，占16.5%。中转贸易总额仅占外贸总额的18.9%。中转货流的附加值高于本地生成的货流，因此，中转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小于中转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20 世纪80 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自发展加工贸易起步。内地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都远低于香港，而且还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内迁，汇集珠三角地区，以致香港制造业迅速萎缩。因此，虽然香港制造业已内迁，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无力大规模投资港口建设，尤其是集装箱港口建设，内地港口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生成的货流仍需通过香港港进出，从而使香港港由为本地货流服务转型为以中转为主的港口。2003 年，香港港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比重达51.5%，超过香港自身生成的集装箱货流;2007 年，中转货物吞吐量比重达54.1%，超过本地生成货流，表明香港港已转型成为中转港。同时，中转贸易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近10 年来，中转货物在香港中转的增值(即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差，也就是中转服务的毛收入)占GDP 1/4 以上。货物中转的增值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基本上可以视之为中转贸易对香港GDP 的直接贡献。2012 年，货物中转增值对GDP 的贡献率为27%。因此，港口的市场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类型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
2 香港港并非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长期以来，香港港被认为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需要相当规模的集装箱货流，而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单凭一个城市生成的货流不足以达到支持枢纽港建设所需的经济规模，必须要有外地货流即中转货流的支持。
根据中转货流的来源，集装箱枢纽港可以分为腹地型枢纽港和中转型枢纽港。腹地型枢纽港是指外地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的港口，即陆向腹地，这些地区的货流是通过陆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向这个港口集中或自这个港口陆向腹地集疏运。中转型枢纽港则是指货源主要依靠周边港口，即海向腹地提供的货源，这些地区的货流通过海上集装箱支线网络进行集疏运。此外，所谓复合型枢纽港是指集装箱货源既来自内陆的腹地，又来自海上支线网络的港口。事实上，任何一个集装箱枢纽港都是复合型枢纽港，其差别仅在于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还是来自海上。国际中转货物是指自境外港口启运，经过中转港运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我国所指的国际中转货物通常是进出口均通过海运的货物，即中转货流主要来自第三国(地区)的海向腹地。
2001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17 821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813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2 011 万t，海运间的中转货物吞吐量2 802 万t，占吞吐量的15.7%。因为河运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地区，河运之间中转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可认为河运的中转货物全部转向海运，或来自海运。2012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26 928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11 707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102 万t，海运间中转货物吞吐量7 604 万t，占吞吐量的28.2%。这意味着香港港中转货流主要来自陆向腹地，因此，香港港不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3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
20 世纪90 年代，关于中转港无前途论的主要依据是，喂给港或支线港(支线港有近洋航线的喂给港)向干线港或枢纽港喂给货流，是由于当地的货流规模未能达到建设干线港的经济规模，一旦该港口所在地区的货流生成量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时就会建设干线港，不再为被喂给港提供喂给服务，从而形成截流的形势，使被喂给港口货流萎缩。这个理论是针对香港港提出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制造业内迁、香港港处于中转港转型之时。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外贸货流生成量集中的地区。2001 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省(市)，外贸生成量为1 800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35.3%。深圳市生成的外贸总额为675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3.2%，比第二外贸大省(市)上海市还多10%。因此，珠三角地区必然要大力发展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而此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也拥有建设港口的实力，加上实行吸引外资建港的政策，内地港口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势必会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流产生截流影响。同时，十几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港口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未来深圳港将超越香港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入21 世纪以来，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7%，集装箱的中转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7.4%，中转吞吐量的增速远低于内地港口年均增速，但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这表明珠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港的繁荣影响有限，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巩固的原因在于，集装箱货物有着与大宗散货不同的特点。集装箱货物既是高附加值货物，时间敏感度高，又是小批量的货物，每一批货的发货地和最终收货地各不相同，对航线和航班要求高，往往为了合适的航线和航班不惜舍近求远。香港港是老牌的国际航运中心，航班密集，可以减少班期等待时间，缩短集装箱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航线和挂靠港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转的需求，不但费用低，而且节省时间。因此，航线多、航班密是集装箱港口重要的竞争力。
香港港是自由港，通关便利、快捷，与内地沿海的港口不同，不受沿海捎带禁令的约束，班轮公司可以把香港港作为基地港，实行干干中转。此外，香港港又是境外港口，在此中转可以在装船港退税，对出口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香港港的港口费用高于内地港口，但由于集装箱货物附加值高，对高运价承受能力较强，所以高费用对重箱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香港港的费用高，空箱不会来此中转，从而压制了空箱率的上升。此外，香港港比内地港口更接近国际传统航线，就运输距离而言，内地沿海港口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货物在此中转相较在沿海其他港口中转短，尤其是对上海以南的港口来说颇具吸引力。香港港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外贸货物进出的通道，也是货物从内地沿海运往欧洲的重要中转港。以上种种原因保证了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长盛不衰。
空运的发展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源以及中转货流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在货物运输向(附加值)高、(重量)轻、(厚度)薄、(体积)小的方向发展以及航空运输由高档消费转化为大众消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运货物呈现向空运转移的趋势，而中转货物更是如此。2001 年至2012 年，进出香港的货物中，空运运量增加了近1 倍，海运运量增加不到一半。2001 年，香港进口货物通过空运与通过海运的价值比为0.40∶0.60;出口货物通过空运中转与通过海运中转的比例为0.32∶0.68，通过空运的货物大大低于通过海运的货物。到2012 年，这两个比例变成了0.63∶0.27 和0.60∶0.40，通过空运进出和中转的货物大大超过了通过海运的货物。从海运转移为空运的货物虽然是高价值货物，但吨位并不多，对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影响有限。
4 香港港面临中转量相对减少的局面。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并不意味着香港港的发展不存在挑战，其面临内地到香港港中转的货流相对减少的局面。所谓相对是指内地货物在香港港的中转量虽然绝对量在增长，但占内地货流生成量的比重却在下降。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的比例不断攀升表明，香港港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内地的中转货流;但香港港中转货流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内地港口井喷式增长表明，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外贸物资到香港港中转的需求也在减少。从发展看，中转量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香港不能以内地中转外贸货物作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
5 香港的离岸贸易。
离岸贸易的内涵及其形式。离岸贸易是贸易商在买卖双方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从事贸易活动，把货物从卖家所在地直接运到买家所在地，不论这批货物是否经过贸易商所在的城市。
离岸贸易有二种形式。一种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即商家从商家所在地以外(例如香港)的卖家买来商品后，又转手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也可能是离岸贸易商将在香港以外加工的商品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所赚取的是买进卖出的差价。这种形式称为转手商贸活动。
另一种形式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即商家根据香港以外的买家或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或销售商品，包括寻找货源或买家、商讨协议及价格、检查和装运等服务。商品是由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的收入是向买卖双方收取的佣金。这种形式称为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离岸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共同点是贸易的要素均与本地无关。中转贸易的发货地和目的地都不是本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离岸贸易的买卖双方都不是本地的，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香港中转贸易的货流主要来自或转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而离岸贸易也主要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有关。二者不同之处是中转贸易的货物经过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则不一定经过香港。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香港制造业的萎缩并不代表生产服务业也随之萎缩，原因是从香港内迁的仅仅是对土地和劳动力要求较多的组装、制造等附加值低的项目，而附加值高的项目，如策划、营销等仍然留在香港，使其成为离岸贸易商的集聚地。在制造业内迁之初，由于内地港口能力不足，加工的零部件主要通过香港港运至珠三角地区，加工后的成品也主要通过香港港外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贸易、金融高度自由的优势建立起了离岸贸易平台，使离岸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额达12 558.3 亿港元，约为中转贸易额的95%;2002 年，离岸贸易额上升至14 582.5 亿港元，超过了同期中转贸易额;之后，在2008 年以前，二者上下不定;2009 年和2011 年，离岸贸易额分别是中转贸易额的1.19 倍和1.32倍。由此可见，香港的离岸贸易商已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并在不断扩大中。
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毛收入为919.6 亿港元，是同期中转贸易毛收入的34.2%，占GDP 的比重为7.1%;2011 年，离岸贸易毛收入增至2 617.8 亿港元，是中转贸易毛收入的50.3%，占GDP的比重也提高到13.5%，增加近1 倍。中转贸易与离岸贸易毛收入占GDP 的比重合计为42.4%。由于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的收入，尤其是离岸贸易的收入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因此，二者对GDP 的直接贡献率高达40%左右，由此确立了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循环经济是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面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技术层面上，循环经济主要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环境保护技术体系的融合，强调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以更多地节约使用资源，并不断地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的排放甚至实现“零”排放；通过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及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最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则是一种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资本，因而，就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
在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否会失去其使用的价值呢？
一、自然资源与生产函数的长期化
在传统的经济学原理中，生产是指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其中，投入一般也被称为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源，它们一般被划分为了四类：劳动（L）、土地（A）、资本（K）和企业家才能（P）。
劳动是指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资本则分为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企业家才能则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企业的才能。土地则指除了包括土地本身外，还应该包括一切的自然资源，如森林、江河湖海、矿藏等。这样一个生产过程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即生产函数用Q＝f（L、A、K、P）表示。在短期内，也就是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投入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这个短期中，生产资源的有效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生产函数要求，在一定的投入条件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当然，如果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投入增加会引起产出的增加。这并不是说传统经济学会主要强调多投入带来多产出，而是要强调生产资源的有效使用、投入的最大化被利用。而这在当今强调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在分析投入时，更多的是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看作生产函数的外生变量，是独立存在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这样的分析容易使我们将生产过程、生产活动与自然资源的提供者——大自然割裂开来。而二者的割裂会使得生产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生产的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效率，而对于生产行为产生的对资源的影响考虑不多。这主要在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更多地侧重于短期生产过程的分析。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在过去的实际经济活动中，绝大多数的生产者都不会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关注生产过程之外的东西，而对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问题就更不会关注和分析了。因为，只有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关注生产过程中已经获得的资源的最优使用问题上，才能真正对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发生作用，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理性的。而各级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为了经济发展等问题，也自然地更为关注所有企业的生产活动的经济性，对企业生产过程结束后，有可能产生的诸如资源减少和环境的破坏问题等，关注度也不会很高。这是因为环境保护等问题对于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绩效没有太大的贡献。
事实上，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都不可能长期地脱离自然环境而进行下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与自然环境和资源相适应、相依存、相制约。如果人类进行的生产等经济活动只是一味地、简单地向大自然不断地索取，那么，自然生态就会不再平衡，人类的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化就难以实现。因此，人类只有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的同时，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才会长期进行下去。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这显然不是单个企业所愿意考虑的。企业只有将长远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才会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对大自然和环境进行反哺。
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的自然资源的价值理念要求对传统经济学生产函数做一个长期化的补充说明和肯定，而不是简单地将经济学原理予以否定。
二、环境成本与经济人假定的不变性
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假定前提之一就是将理论分析的人看作“理性”人，即将厂商和消费者看作是经济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每一个单个的经济行为主体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本身就会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亚当·斯密，1776）。这样的分析结论，是以经济社会在对已经拥有的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一旦出现了社会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情况，政府就应该作为一个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通过使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对单个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影响和引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此来提高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的水平。
早期的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更多地探讨如何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数量。这是因为，这时的供给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来说显得不足，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能够消费的商品数量。此时重视对于生产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许多的学者探讨财富和商品如何增加，人们更为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发挥和使用的资源投入问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丰富的商品需要出路，因此，消费者需求什么、为什么需求等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消费者在消费各种不同的商品时，只是根据不同的商品价格和自己所拥有的收入考虑消费不同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来实现满足程度的最大化。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被使用，人们消费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地丰富，人们的居住环境也开始成为人们消费的组成部分。生活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效用水平的问题。优美和谐的环境成为了影响消费者效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的舒适和安全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地提高。
从上面经济发展过程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循环经济概念的被提出，是生产不断发展的一个新的必要的阶段而已，只是在生产过程被充分发展后才会被提出和被关注，是生产过程的一个延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学者注意到人类生产等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问题时，不被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接纳，而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人们所关注和重视这样的一个事实。
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要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以最小的投入实现目标产出或用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最大的产出。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企业生产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资源总体上看是越来越少。单个企业在生产中只会考虑生产成本的最小化，而不会考虑社会成本或环境成本的最小化。因为如果不需要企业负担的成本，它是不会考虑的。因而环境的破坏更多地与政府行为有关、与政府政策有关。只有当环境成本由企业负担时，企业才会考虑生产中解决环境的问题。而政府一旦通过相应的政策将环境成本由企业负担时，企业仍然会将这一成本考虑在生产中。所以，随着环境问题的严峻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企业负担的成本会增加，这样企业会不断地寻找成本最小的方法。从整个社会看，仍然实现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只是企业现在的成本中既要考虑解决其生产过程原来要考虑的成本，还要考虑产生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问题。
由此可见，环境成本只是增大了需要解决的成本内容和范围而已，而对于经济人的假定并没有否定。
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和居民在消费过程中都必须贯彻所谓“3R”原则。也就是减量化（Redue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的原则。
所谓减量化原则是指在生产过程的开始投入期，企业必须考虑到控制生产资源的投放量。这是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因为只有企业在进行资源投入前，就考虑到资源的使用量问题，才可能在生产过程的结束阶段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样的安排应被看作是一种“事前”的方式。这种事先的方式，实际上要求企业为本企业的长期发展，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尽量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前提下，节约生产资源的使用。而这恰恰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所必须考虑的。不过，就现实看，如果企业这样做，会在短期内加大企业的成本投入。因为，如果要减少企业的资源投入，就必须不断地提高企业使用资源的效率，而这需要企业通过改进产品设计、改进生产工艺等技术手段来实现。企业一方面要保证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又要用更高的技术水平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这显然不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因此，短期内企业是不会将资源的效率作为主要的考虑对象，而只有当企业将长期发展作为策略时，才会将资源效率带来的成本降低考虑进去。由此可见，减量化的原则一定是企业有长远发展的时候才会考虑的。
循环经济的再利用原则是要求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且努力地提高产品的潜在使用频率和利用效率。实际上商品的使用频率主要是由消费者来完成和实现的，这就要求企业在提供商品时，要对产品的质量进行不同于以往的改进。再利用原则体现在消费阶段，而非生产阶段，但要求生产过程中就存在。这一原则要求企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产品的潜在使用效率的开发上，而这样的工作在短期内，仍有成本过高的问题，显然也是企业在短期内不予考虑的。
循环经济的再循环原则是指把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使用功能和效用的商品，即以往被称为“废品”或“垃圾”的物品如何变成可以再利用的再生资源，并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原则。当这些所谓的“废品”或“垃圾”的物品作为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源进入又一个生产过程时，这只不过是又一个生产过程的开始而已。在这个新的环节中，利用这样再生资源的企业同样是考虑了这一资源的成本后进行的决策，是个新的生产过程，是企业考虑一定的投入能带来最大的产出后做出的决定。在这个新的生产过程中，已有的生产函数仍然起非常大的作用，企业也仍然要考虑成本和利润的问题。而消费者在消费使用这些用再生资源生产出的产品的时候，同样还是根据商品的价格和收入来考虑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各界现在对环境资源的探索和认识，或者说，所谓循环经济分析的深入，只能是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内容与范围的充实和补充，是在新的时期，伴随生产过程对资源的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产生的，是生产过程的长期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