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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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高考语文试卷总体框架稳定，测试内容比较科学地反映了学科的内容联系和基本规律，题型结构、赋分比例、试卷长度、最低书写量等项指标都有很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全卷题量适中，除作文题外的31道试题中，难易题比例适当，从而保证了试卷总体难度的适宜和稳定。
1995年高考语文试题以其测试目标明确，注重应用性，突出运用已有的知识去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为特色，较好地处理了考查基础知识和考查各种能力——识记、理解、分析、应用、综合——的关系，考查语言和考查文学的关系，考查低层次能力和考查高层次能力的关系；并且创意设问角度新颖，表述平实、准确。干扰项设置巧妙、隐蔽，使多数题目拥有理想的区分度。应该说是一份较好的选拔性考试试题。
一、语基试题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语基试题包括第一大题和第五大题，主要考查掌握和运用语文基础知识的能力，识记名篇名句的能力和现代汉语句子的表达能力。两题共42分，占总分的28%。在400份抽样试卷中，两题得分率分别为52.69%、45.62%，及格率为34.33%、31.5%。
1.紧扣《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科考试说明》，兼顾语文教学的各项目标，着眼于应用，突出对能力的考查，是第一大题的显著特点。11个小题，既考查学生对语文知识的记忆、理解能力，又考查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分析、应用能力。
从考生答卷情况来看，有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忽视字词基本技能训练的倾向亟待改变。第1小题考查内容包括容易混淆的多音多义字，如“拓”、“殷”、“屏”等；容易读错的字，如“畸形”的“畸”；容易写错的字，如“重叠”的“叠”。这类考题实际上是考查学生对汉字音、形、义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的。此题得分率低，为19%。再如考查成语使用的第4小题，虽然选项中的四个成语“无所不为”、“半斤八两”、“首当其冲”、“想入非非”，常见常用，学生并不陌生，但由于未能结合语境把握它们的确切含义和感彩，相当多的考生还是误选了错项。此题得分率极低，仅有4.33%。
第二，辨析病句的能力亟待提高。第7小题是辨析句子正误的。A、B项错在动宾搭配不当，不合逻辑，如“安排……问题”、“研制开发……新技术”。D项错在“演奏”、“演唱”之前缺少主语。应在“既无演奏，也无演唱”之前加主语“现代人”，使句意明确。上述错误，只要考生运用学过的语法知识对选项逐一加以分析并不难发现。然而，遗憾的是此题得分率不高，仅33%。看来识别句子正误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三，学生阅读视野亟须扩大。
第8、9、10各题考查学生古代文化常识和中外作家、作品知识的掌握情况；第11小题考查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这些题目虽然难度不大，但还是有部分考生不能得分。这反映了学生知识面狭窄。建议有条件的学校，举办文学讲座或开设“名著介绍”、“古诗词鉴赏”等选修课，以开阔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知识。
2.第五大题的特点是实用性强。无论是需要填出的名句，还是需要修改的便条，抑或需要依据资料续写的句子，都有着极强的实用性。考生按照要求完成了，且完成的好，说明他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强；反之，则说明他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差。
选填名句，五句中有三句[[1]、[2]、[5]]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出现过，对大多数考生来说，考题不难、因此得分率高达78.5%，但也有少数考生该得的分得不到。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名句识记不牢，或对句意理解有误，因而随意填写，如把“不以乐乎”写成“不亦乐乎”、“不亦说乎”；把“不以规矩”写成“不依规矩”、“没有规矩”等。二是错别字造成失分。如写错“灵犀”的“犀”，把“规矩”写成“规距”，把“满招损”写成“满遭损”等。看来，中学的背诵训练要坚决反对不求甚解的学风，不懈地减少和消灭错别字，仍是中学阅读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30和31题是以写作角度考查改错和造句能力的。第30题要求考生修改一张用词不得体的便条。此题创意新颖，要求提高。过去同类型题目只要求识别用词的正误，现在则不但要求识别，而且要求改正。有的考生因不能准确辨析，误将得体的词语反而改得不得体，如把“约”改为“请”，把“谈”改为“商议”；有的虽能找出不得体之处，却改得欠妥，如把“磋商”改为“告知”、“共商”；有的则不按照题意要求修改词语，而是改动句子，如把“现决定改期”改为“现不能去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反映了考生按要求修改不得体用词的能力较差。第31题的问题，以第2处续写居多。此处须按年份分段写清男性和女性职工的增长率，用比较的方法说明“妇女就业的增长率越来越高于男性”；而近70%的考生因审不清题意要求而不能得分。他们或只用百分率表述女性就业增长情况，而忽略男性，未作比较；或看不出年份分段的规律，概括不出“前七年”、“后七年”这样精炼的词语，所以只好照抄资料原文，内容表述虽然正确，却因字数大大超过而失分；也有的不是就女职工的增长率，用作比较的方法续写句子，而是就这种情况反映什么加以说明，结果与下文语意重复，不相连贯。当然，也有因数字的表述与书写不正确、不规范而失分的。凡此种种，都说明考生的现代汉语表达能力还有较大缺陷，这方面的训练亟待改善和加强。
二、现代文试题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三、第四大题考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所选材料既有科技短文，又有人文类读物。与往年不同的是，结构上有所调整。考查阅读科普类读物能力的第三大题，全部采用选择题形式，放在第Ⅰ卷中；考查阅读人文类读物能力的第四大题，则仍归属于第Ⅱ卷。
现代文试题着重考查了学生理解词语、把握文中关键语句、辨别和筛选文中重要的信息和材料、划分段内层次、概括段落大意、分析文章中心等能力。从选材内容和设题来看，科技短文难度与去年持平，人文类读物难度则有所下降。但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在400份抽样试卷中，第三大题得分率为62.53%，及格率为56.33%；第四大题得分率为21.1%，及格率则为零。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缺乏整体把握文意、概括全文主旨的能力。
第三大题第23题让考生选择标题的正误，实际上是考查学生提炼概括主题的能力。标题是文章内容的提炼和概括，体现文章的主要观点和思想。通观全文，使用的大多是“可能”、“如果”这样一些带有推测、假设性的词语，最后的结论也是未知的，不明确的。那么，制作标题时，就只能采用未肯定语气，而不宜采用肯定语气。此题难度并不大，但得分率仅有34.6%。这说明学生还缺乏总结文章大意的能力，应引起今后教学的注意。
2.缺乏清晰周严的理性思辨能力和准确简炼的语言表达能力。
第四大题从总体来看，不偏不怪，难度适宜，但成绩偏低，第25、26、27、28各题得分率分别为14.96%、18%、4.17%、16.92%。
第25题要求考生“用自己的话分条简要概括”旧式教育的三种弊端，并且规定每条超出8个字，该条不给分。大部分考生都能从第二自然段中找出旧式教育的三种弊端，但有的不全用自己的话去加以概括，而是照抄原文，答成“把内容装进头脑”、“意在模仿程式腔调”、“守着利禄主义”；有的虽然用的是自己的话，但概括的内容不准确、不全面，如答成“死记硬背不讲效果”、“一味模仿不讲实用”、“追求功名无益社会”；有的则概括的内容不具体，含糊不清，意思不明，如“读书不管有用没用”、“学古文不管有无效果”、“目标狭隘无益社会”等等，从而造成该题严重的失分。
第26题要求考生参照第二点错误认识的表述方式（因果句式），概括说明第一点错误认识是什么。考生答题首先要分清两种错误的不同范畴。第一点错误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的认识，第二点错误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的认识，有的考生对二者认识模糊、混淆在一起，答成“把语文课看成传授知识，不把语文当成学习工具”；有的考生虽然知道第一点错误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的认识，但对错误的具体内容却不了然，答成“没有清楚认识语文的性质，以为语文教学便是承袭旧式教育那一套”。还有的考生意识不到第一种错误认识中包含着因果关系，因而回答时或者只有因、没有果；或者只有果，没有因。更为普遍的是，在表达“语文是工具”的判断时，认识不周严，丢掉了“人生日用”和“不可缺少”两个限制性短语，表达自然不准确不全面了。
第27题得分率特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前提”的实质认识不清所致。许多考生根本不清楚“前提”实际上说的是关于语文教学任务方面的错误认识，却把由于这种错误认识而带来的后果和表现形态（“认为一讲一听之间事情就完成了”）当成错误认识本身来回答，自然不能得分；还有少数考生到第二自然段中去胡乱寻找答案，所答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了。
第28题选择属于“不教”的项，许多考生习惯于从提供的阅读材料中去找答案，而第四自然段又没有对此作具体说明，因而便从教师作用的角度去思考，误把“不教”理解为教师主要不是教知识而是教方法，从而选择了六项中的"A、C"，而未选择正确项"B、E"，结果造成严重的失分。
上述情况表明，相当多的考生尚缺乏应有的清晰、周严的理性思辨能力和准确、简炼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鉴于此，今后的阅读教学和现代文复习，必须有针对性地设计精要的练习并进行严格的训练。只有这样，阅读能力方可逐步养成，测试成绩方能有望提高。
三、文言文试题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二大题主要考查文言文阅读能力。试题材料节选自唐代魏征等撰写的《隋书·列女传·郑善果母》一文。测试内容涵盖了辨析字义词义，判断句意正确与否，区别文言实词、虚词，归纳同一内容的句组，总结全文基本思想等各个方面，达到了命题者全面考查学生阅读文言文总体水平的设计意图。没有偏题、怪题和难度过大的题。试题所选材料难易程度更加切近高中毕业生的实际水平，思想内容也更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从测试结果来看，在400份抽样试卷中，得分率为47.98%，及格率为29.67%，区分度较好。这些都是应予肯定的。
但是，第二大题也存在某些失误，这就是对所选材料的版本依据没有进行合理的分析比较，取舍个别字词时缺乏斟酌。如“吾为汝家妇，获奉洒扫。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中的“如”，《北史》作“知”。显然，《北史》是正确的。这句话表达了一种因果关系：正因为我是“汝家妇”，才“知汝先君”乃“忠勤之士”。而《隋书》作“如”，则造成上下文逻辑关系的脱节，使语意不能贯通。由此推断，“如”当为“知”之传抄笔误。
第二大题从考查内容来看，可分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包括12、13、14小题）考查学生根据上下文辨析常用实词词义的能力。
第12小题要求学生分辨多义字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的正确含义。“致”字虽有多种含义，但在“岂汝身致之邪”这句话中，它的正确含义是“达到”、“求得”而非“导致”。第13小题还是考查学生理解多义字的能力，同时兼及考查对通假字的掌握情况。两个“勤”字的意思都是“尽力”“出力”，虽然“尽力”的对象不同，一是为国、一是为己。两个“徇”字都是“殉”的通假字，意思都是“献身”“牺牲”。“以身徇国，继之以死”中的“徇”，是说把一生献给国家，尚未死亡；“乃是天子报尔先人之徇命也”中的“徇”，是说已经为国捐躯了。两者虽然表达的时间不同，但字的含义却是相同的。考生如果理解不了这点，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此题的得分率只有8.67%，说明考生把两个“徇”字理解成了不同含义。第14题考查学生理解词语的能力。“夜分”一词在初中教材《三峡》一文中出现（“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且有注释，却有半数以上的考生作了错误的选择。这说明考生复习时看注释少，有的甚至甩开课本，干脆以“资料”代替课本，陷入题海，误入歧途。
第二方面（包括15、16、17、18小题）考查学生能否正确理解句意的能力。考生只有基本读懂全文，明确这段古文的主旨，才能分别理解各小题语句的含义，进行正确的选项。
第15、17题既考查古代汉语的基本句型，又考查文言虚词的一般用法。第15题的难点是“故”的正确含义。“故”在此句中是“仍旧”、“依然”的意思，与“犹”相同，而非“所以”。这种用法在高中文言文教材中曾经出现，如：“……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赤壁之战》）第17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区分“若”是假设连词还是人称代词。这两题的得分率分别为60%和35%。第16题难度较大，既考查学生能否分辨多义词在句中的具体含义，又考查学生是否了解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不同的特殊句式。“妄”有“狂妄”、“胡乱”多种意思，但结合语境来看，只有释为“胡乱”才更切合文意。“何由”是介宾结构，宾语前置。考生只有明了上述两点，才能作出正确选择。第18题实际上为多项选择题。考生只有从总体上把握这段古文的思想，才能作出正确的归类、选择。此题难度不大，得分率为75%。
第三方面（19小题）考查学生对全文文意的整体理解，属于较高层次的能力测试。与去年同题相比，难度大大降低。考生只要进行合理的逻辑推断，就能进行正确的选项。郑母教子时，儿子并非“年幼的孤儿”；郑母教子的目的也并非要其“继之以死”或“散赡六姻”。依此，可先后排除ABD三项，那么正确地叙述文意非C莫属。因为只有C项才符合郑母教子的初衷、要求和目的。但此题得分率并不高，为41%，表明考生整体理解文意的能力还较差。
这个大题占全卷总分的13.3%，在400份抽样试卷中，得分率为47.98%，及格率为29.67%。这启示我们，中学的文言文教学一定要引导学生认真读课文，看注释，并注意通过课文这个“例子”，积累和掌握常用文言实词，虚词用法，古汉语特殊句式以及有关的文化常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现知识和能力的迁移与转化，达到运用课内知识解决课外问题的目的。
四、作文试题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今年的作文试题采用了提供材料、一村两用、大小搭配的命题样式。考生只有读懂提供的寓言诗《鸟的评说》，了解寓言诗言浅意深、言近旨远的文体特点，准确理解与正确把握该诗的深刻寓意，才能完成好32、33两题，写出切合题意要求的对话片断和议论文章。
1.今年的写作试题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目的明确，考查全面。
今年的作文分大小两个题目，目的在于全面考查学生的记叙描写能力和说理议论能力。考生要完成好这样的题目，除表达能力之外，尚需具备诸多方面的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想象能力、分析能力、概括能力，同时还要了解寓言的一般特点，把握对话方式的基本要求。这和去年的命题相对强调考查记叙能力相比，更显示出综合考查的特点。
第二，设计精巧，限而不死。
如前所述，今年的作文试题采用了提供同一材料，大小两题搭配的形式。这样的好处是：减少阅读量，避免完全“另起炉灶”；两文有一定联系，思维转换不太突然。它的限制性，使考生事先准备的范文失去“用武之地”，增加了作文测试的信度，它的灵活性，又为考生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想象、思考的余地，可使他们一展自己的写作才华。这样的设计意图和命题意向是完全应该予以肯定并受到广大教师欢迎的。
第三，切合实际，有利教学。
第32题要求中涉及的对话、想象和寓言知识，都是考生熟悉的。初中阶段学过童话寓言单元，学过有关寓言的文体知识以及王梓坤的《想象的作用》；高中阶段又学过属于写作专项训练内容的知识短文《联想和想象》。另外，考题提供的材料中涉及的麻雀、燕子等鸟类，也应是学生所常见和熟悉的。写自己了解和熟悉的东西，有利于考生写作水平的发挥。第33题要求写的议论文，是高中阶段反复学习并经常强化训练的一种文体；而对事物作辩证而全面的分析更是政治课哲学观点的一个基本内容和高中生应该具备的起码的思维品质。这样的作文命题是切合学生实际的，也是有利于中学教师依据教材进行稳定而有序的教学的。
2.考生答卷优秀率降低，区分度不大。
第六大题共60分，集中在36-41分的占55%，而达到48-60和42-47分数段的试卷，分别占0.5%和15.75%。这反映出今年的写作考查优秀率降低，区分度不大。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方面的因素。
(1)考生应该具有的写作方面的综合能力有欠缺。前文谈到，考生要写好这两篇作文，需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如果某一方面欠缺，则可能使整篇文章逊色。比如第32题要求考生任选寓言诗中的两种鸟，运用对话方式叙写一个片断。有的考生由于阅读能力差，写出的对话片断背离原材料，专写鸟互相褒扬；由于缺乏想象力，有的考生只能简单照搬原文拼凑一番了事。完成第33题，若缺少阅读理解能力，则把握不住材料的主旨；若欠缺表述能力，虽能把握原材料主旨也难以尽如人意。大部分考生由于不同程度地欠缺某一方面的能力，因而造成今年作文一类卷比例只有0.5%的缺憾。
(2)考生生活面狭窄，远离自然，缺乏应有的观察力。原材料所提供的七种飞禽，应该是学生所了解和熟悉的，而从抽样的100份试卷来看，就大多数考生选的麻雀和燕子而言，也有一些不符合鸟的特性的描写。如把燕子“怕冷”的原因归为“衔柴”做窝；写麻雀在地上觅食，不说“跳来跳去”，而说“走来走去”，等等。由于缺乏观察，对鸟的描写，确切生动传神的极少，多数考生只能以“漂亮的羽毛”、“悦耳的歌喉”等概括性的词语来代替，失之于雷同、呆板。
(3)考生学习带有程式化倾向。第33题中，约有半数以上的考生总要主观任意拔高作文的思想高度。如论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总要牵强附会地和改革开放、反腐倡廉、张鸣歧、孔繁森等联系起来，似乎只有这样写才能增强文章的思想意义，才算联系生活实际。这些情况说明，考生错误地认为文章所写内容只有和重大事件或当前宣传工作的中心、重点联系起来，才符合作文要求。至于文意流畅与否、行文有无枝蔓，则全然不顾。
一、学具操作在小学生数学学习中的作用
所谓学具操作，实质上是把掌握特定的概念、命题等应有的智力活动方式“外化”为动手操作的程序，通过学生的操作，把这一外部程序“内化”为儿童的智力活动方式，从而实现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具操作有助于学生全面理解和掌握数学概念、法则等抽象知识，在小学生的数学学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通过学具操作，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小学数学里的很多概念，对学生来讲是非常抽象的，学生理解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是一些起始概念，往往很难找到与之有适当联系的已知概念作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学具操作，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如教学分数的初步认识时，让学生对圆形、长方表和正方形的纸片进行折叠，然后引导学生观察、分析、比较，从而形成对几分之一和几分之几的初步认识。
2.通过学具操作，推导抽象的法则和公式。数学教学不只是数学活动结果的教学，而且是数学活动过程的教学。当前要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就要彻底改变重结论轻过程的做法。因此，不仅要使学生记住数学的法则和公式，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理解法则和公式的来源及推导过程，学具操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如长方体体积公式的教学，要让学生用24块代表体积单位的小正方体拼摆出长、宽、高不同的长方体，在操作的基础上进行观察、比较，总结概括出长方体的体积公式。
3.通过学具操作，帮助学生理解应用题。应用题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难点，适当的学具操作，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应用题的情景，理解题意，为应用题的正确解答创造条件。不仅在教学简单应用题时，由于低年级学生缺乏生活经验，需要利用学具帮助其理解题意，即使中高年级应用题教学中的许多内容也需要通过适当的操作，使抽象的数量关系具体化，如行程问题、求平均数应用题等。
4.通过学具操作，帮助学生理解几何知识，形成初步的空间观念。小学数学里的几何知识属于直观几何，学生通过剪、拼、折、摆等动手操作活动，不仅掌握了形体的基本特征和面积、体积的计算方法，而且有助于形成学生的初步的空间观念。
二、学具操作的理论依据
学具操作的方法之所以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被广泛地采用，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
1.通过学具操作能有效地解决数学的抽象性与小学生思维的形象性之间的矛盾。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小学数学虽然反映的是数学的最基础知识，但同样具有抽象性的特点，任何一个数学概念、法则、公式的产生都是一系列抽象概括和判断推理的结果。即使一年级小学生所要掌握的最简单的数概念也是从许多具体的事物中概括出来的。而小学生的思维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逐步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儿童思维的这种特点与数学的抽象性之间构成矛盾，学具操作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小学阶段所学的数学知识，许多都可以设计成外显可见的操作程序。如学法，让学生动手“等分”某些物体；又如学习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和等腰梯形等面积公式时，让学生运用剪拼的“割补”方法，藉以内化为思维中的“割补”方法。从儿童思维的基本方法“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来分析，“分析与综合”最初是源于动手的工具性操作的“分析与综合”。操作的“分析”，如拆开一件东西，分开一组东西，把一堆东西平均分成若干等份等等；操作的“综合”，如把拆开的东西组合起来，把分开的东西拼凑起来，把等分的东西相加起来等等。“抽象和概括”从语源或语义学上看，思维的“抽象”也意味着动手提取、提炼和同时抛弃次要的东西；“概括”则意味着动手压缩、包住、摘取要点等。可见，小学数学知识可以外化为外部动手操作活动，而通过学生的操作，又可以内化为内部的智力活动。多年来所使用的直观演示的方法，对帮助学生理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国内外在数学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强调不仅教师要有教具，而且学生要有学具，通过人人动手操作，帮助学生掌握抽象的数学知识，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其探索精神。
2.学具操作的方法，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有助于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小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利用学具操作，可以使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去，满足他们好奇好动的特点。他们在活动中动手操作，动口陈述操作过程，动脑思考新规律，总结新结论，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如教学圆锥体体积公式时，有的教师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在推导出公式以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几组等底不等高、等高不等底的圆柱和圆锥体形状的铁桶以及沙子等，让学生操作。学生发现操作结果与公式相矛盾，圆锥体的体积不等于圆柱体体积的三分之一。经过充分的讨论后，发现了一个经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圆锥体的体积等于等底等高的圆柱体体积的三分之一。学生通过自己的操作和思考，在独立得出结论的同时，也体验到成功的乐趣，而这种体验是促进学生进一步学习的最好的动力。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在学生操作的过程中，了解到学生的思考过程。我们知道，学生获得同一结果的思维过程或解题方法可能完全不同。有的学生是以较简便灵活的方法解答的，有的学生是以较笨拙的方法解答的，有的学生还可能是通过错误的方法得到了正确的答案。如计算8+5时，有的学生从8开始数：9、10、11、12、13。有的学生把5分成2和3，体现了“凑十”的方法。因此，通过学生的操作，教师可以根据了解到的不同情况对学生的操作进行评价，使学生得到及时的反馈信息，从而进一步增强学习的积极性。
3.学具操作的方法，使学生多种感官协同活动，有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巴甫洛夫高级神经学说认为，人类具有第一、第二信号系统。第二信号（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形式的信号）系统是在第一信号（以感觉、知觉为表现形式的信号）系统逐渐丰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第二信号系统只有通过第一信号系统并与第一信号系统相联系，才有意义。一个正常的人，只有他经常地、正确地与第一信号系统保持联系，即与现实的最近通道保持联系，他才能利用第二信号，才有可能进行科学发明，自我完善等等。苏联早期教育家布朗斯基认为：“思维以极密切的方式跟肌肉——运动机构联系着。”克鲁普斯卡娅也认为，学校应当从儿童最年幼的时候开始，就加强和发展外部感觉、视觉、听觉、触觉等等，因为知觉的力量和多样性都取决于这些感觉的敏锐性、完善和发展程度。因此，必须让儿童有可能经常练习自己的外部感觉。由此可见，要发展和完善思维能力，首先意味着要发展和完善它的“根基”，即开动感觉和知觉的所有形式——首先是视觉、动觉、听觉进入积极活动。这就是学具操作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抽象的数学内容，而且能促使学生思维发展的理论依据。而目前的学校教育的情况是，学生从进入学校开始，第二信号系统就过分地开始加码，而第一信号系统基本上只完成一些辅职能，由于第一、第二信号系统的相对平衡遭到破坏，第二信号系统的发展也就受到阻碍。尤其是在小学数学的学习中，给学生带来的困难更严重，导致学生死记硬背结论，机械套用公式等现象。
儿童心理的发展可划分为直觉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三个阶段。小学生的心理发展，处于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的过渡阶段。但是儿童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思维并不排斥、也完全不能替代前面形成的几种思维。在教学过程中不论是抽象逻辑思维、具体形象思维，还是直觉动作思维，都应得到发展，而且它们是在密切的互相作用中发展的。利用学具进行操作，能使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各个细节进行充分的全面的感知并形成表象，而形象思维的丰富性、条理性将直接影响概念的充实性和准确性。可以说，学具操作使直观的和抽象的思维都在教学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三、学具操作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注意操作材料的选择。数学是研究事物的数和形的，而不是物体的外部特征和属性。因此，选择操作材料的标准，是要看学生与操作材料建立的活动和构成教学过程本质的活动这两种活动之间的关系，即操作活动是否有利于促进认识活动，如果这两种活动之间没有联系，那么直观材料也就是无益的，有时甚至可能起到分散注意力和妨碍学生思维的作用。由此可见，操作材料的选择要根据数学学科的特点，并非越直观形象越好，也并非是多多益善。像我国许多学校采用的计数器，就是一种半具体半抽象的很好的学具。国外的奎逊纳彩色棒是一些长度不等的木条（长度从1厘米到10厘米不等，横截面是边长1厘米的正方形），涂上不同的颜色，分别代表从1到10这10个数字。利用它可以帮助学生认数、计数，进行整数四则计算，还可以认识分数，进行分数的四则计算，以及学习有关数的整除方面的知识。
2.要明确学具操作的目的。在教学过程的不同阶段运用学具操作有其不同的作用。在学习某些数学知识前进行的学具操作，目的是帮助学生获得一定的感性认识为理解知识作好准备。如齿轮问题，学习前让每个学生对一组相互咬合的齿轮进行转动，转动中学生会发现大齿轮转得慢，小齿轮转得快，转动的快慢与齿数有关。通过这样的操作活动，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两个互相咬合的齿轮，它们所转的总齿数一定，齿数与转数存在着反比例关系”这一知识提供了具体的感性经验。在学习某些新知识的过程中，进行学具操作的目的是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帮助学生形成新概念或抽象概括出新的规律。如学习“圆周率”和“三角形的内角和”时，就是让学生准备几个直径不等的圆形纸片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纸片，通过学生的量、剪、拼、折等实践活动，边操作边思考，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发现规律得出结论。在巩固和复习时进行学具操作，目的是深化所学的知识，弄清知识间的区别和联系，如学习了“比多”、“比少”应用题后，往往会形成“比多”就加，“比少”就减的错误认识。可以通过操作，让学生对这样一些易混易错的知识加以区别，加深理解。
3.要重视语言在学具操作中的作用。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在学具操作时要充分发挥语言的作用。让学生表述操作的过程，根据操作过程说出思考过程，并把操作的结果用准确、精炼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加里培林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言语范畴里的练习，物质的活动根本不能在表象中反映出来，要离开实物的直接依据首先要求有言语的依据，要求对新活动作言语的练习”，“言语活动的真正优越性不在于脱离与实物的直接联系，而在于它必然为活动创造新的目标——抽象化”。也就是说，在教学中要避免只动手，不动口，把动手与动口结合起来。离开语言，就难以实现从直观到抽象的过渡。
4.操作中要注意进行表象的训练。表象是学生由操作形成抽象知识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缺少这一环节，就会影响理解知识的深度，影响抽象和概括的进行。所以，必须重视表象的桥梁作用。许多优秀教师在教学中非常注意抓表象训练。如：“现在有12个梨，要平均放在3个盘子里，每盘放几个？”要求学生闭上眼睛，一边想，一边不出声地说，想好后讲给大家听。一个学生说：“我先在脑子里摆好3个盘子，然后在每个盘子里放上1个梨，再把剩下的梨按这种方法一个一个地分，最后数数每个盘子里有几个。”有的教师在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时，让学生闭上眼睛，按照脑子里出现的长方体的形状，说一说长方体有哪些特征。表象的形成需要有意识的专门训练，忽视表象的训练，抽象就失去了依据，操作也就失去了意义。
[关键词]汉代；江南；城市；商业
城市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与商业问题，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统治、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拟就汉代江南城市的建置、商业活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度及其制约因素等相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江南地域范围与城市建置若干特点
“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屡见记载。但“江南”者何?其空间范围有多大?古人对此解说殊异，各有所云。
考诸《史记》、《汉书》，有时往往将“江南”指为某一特定而具体的地域。据《史记·秦本纪》：“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越王勾践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各家在对《史记》作注时，解释也各有歧义，如裴駰《集解》引徐广曰：“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而张守节《正义》则认为：江南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①又《汉书·地理志》称：南郡“夷道县”，“莽曰江南”。这里，或将“巫郡”与“江南”、“江南”与“泗上”并列，或以“江南”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等并列，甚至将“江南”或释为“丹阳”，或释为“豫章、长沙”，或谓之曰“夷道县”。于此诸多事例说明，江南的地域范围，有时确乎仅指相对具体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某一郡县，似无可疑。
但文献中，有时又将“江南”泛指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往往是“大江之南，五湖之间”②的统称。如《史记·黥布列传》：“黥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天。”同书又云：“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司马迁根据地理条件、物产分布等，把当时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其中的“江南”，包括了长江以南的许多郡国，当很显然。③
古人地理观念尚欠精审，加之文献记载的着眼点有别，所以有关“江南”的地域范围也就说法不一，各有所指。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会稽、吴郡(东汉)、丹阳、豫章、南郡、江夏、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郡，也就是汉代荆、扬二州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很早，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④至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列国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在险要之地及交通要冲皆普遍设城。正所谓：“御外之道，莫若设险；制胜之方，莫若因形。重门纛折，设险也；高屋建瓴，因形也。”⑤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得到迅速发展。《战国策·赵策》云：“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想望也”。就其地理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区，江南地区则寥若晨星，仅有吴城、郢都等几座较大的城市。
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在地方推行郡县统治，江南地区已出现了会稽、闽中、南郡、长沙、黔中、九江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可考的县治大约有38个左右。到西汉高祖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注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⑥且“以其(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国。”⑦加强地方行政建置，使西汉城市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在江南，先后增设了豫章、丹阳、江夏、武陵、零陵、桂阳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加上秦原有的南郡、长沙和会稽等三个郡级行政区，共有九个郡国，县治140个。东汉时期，由于南方人口增多，土地垦辟，又在会稽北部分置吴郡，县城进一步增加至144座。⑧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郡县级城市体系业已基本形成。由于江南的经济水平、人口因素、地理条件以及交通状况与黄淮流域不同，它的城市发展也与之有着不同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1、江南城市分布较为稀疏。为说明问题，我们把荆、扬二州长江以南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列表如下：
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扬州之会稽、丹阳、豫章三郡，总面积44588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1．31％，县级城市61座，城市平均密度为7310平方公里一城；荆州之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等六个郡国，面积42660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0．82％，县级城市79座，平均密度为5400平方公里一城。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郡国103，县邑1314，道32，侯国241，合计县级城市1587座。而荆扬二州之江南城市，西汉140座，占全国城市的9％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期的淮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情况又如何呢?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以州部为单位，列置各州部城市分布密度表如下：
综合上表各项数据，江淮问之豫州、徐州总面积160236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4．05％，有县级城市240座，平均668平方公里一座；黄河中下游的司隶部、兖州、青州、冀州，总面积为352649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8．98％，有县级城市496座，平均为711平方公里一座，平均密度远远高于长江以南的荆、扬二州。
城市分布密度，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古代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农村，经济上却依赖农村。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而言，要做到朝令夕至，一个县治的有效管理幅度最好保持在方圆数百里之内；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业税的条件下，维持一个县级政权至少要控制几千户纳税农民。这样，在方圆数百里的地域内，至少要有数千户居民方可划为一县，建立一个县级城市。在地域与居民两个条件中，居民数对设县立治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践祚之初，面对户口耗减，不得不“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⑨便是例证。在中原，由于地狭人众，县的辖境一般只有数百平方公里，县级城市分布密度很高。而江南“地广人稀”，县的辖境自然较大，城市分布密度也就很低，一般在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设一县。
2、就江南内部而言，其城市发展也极不平衡。江南北部沿长江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流域的城市密度又比江南南部要高一些。如会稽南部，面积158568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11326平方公里一座；而会稽北部，面积68835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5295平方公里一座，其密度高出会稽南部一倍以上。同样，在豫章郡的18座城市中，有110处于鄱阳湖之滨，其密度远远高出豫章之南部。城市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江南地区，地貌构造多以丘陵为主，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开发极为不易。而地处长江沿岸的江汉平原、鄱阳湖、太湖冲积平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开发，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人口也相对较多，所以城市发展较快，密度相对要高。而江南南部，原多为越族所居。《汉书·朱买臣传》称：“越，非有城郭里邑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开发程度不高，城市密度也就很低。
3、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江南城市除吴城等极少数城市有一定的规模外，大多数城市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下。如丹阳郡之春谷县城面积只有0．12平方公里，石城县城面积为0．39平方公里，芜湖县城面积为0．12平方公里；⑩豫章郡之枭阳县城，面积接近1平方公里，⑾昌邑古城面积为0．24平方公里；⑿福建崇安县城村汉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面积约0．48平方公里，据初步推测，城村汉城是汉灭闽越之后的冶县县治“冶城”。⒀
城市规模的大小，与人口密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人口分布来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四万户以上的县有长安、成都、茂陵、鄢陵、宛、阳翟、彭城等。而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据东汉应劭《汉官仪》称：“荆扬之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县令”。⒁按秦汉制度，万户以上的县设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荆扬之江南七郡仅临湘、南昌、吴三县超过万户，可见江南之县户口稀少，所以城市规模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江南城市分布稀疏、呈区域内不平衡发展，城市规模普遍较小，这些都是由江南经济发展及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就整个南方而言，从秦38座城市到西汉140座，东汉144座，增长了近3倍，其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也和秦汉时期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
二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
毋庸讳言，两汉时期的江南城市主要是作为行政统治中心和军事镇压基地，有着强烈的政治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在逐渐增强，这突出表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日趋频繁。
(一)区域性商业都会出现
城市是商业活动集中的场所，因而也是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两汉时期，地理要冲城市业已成为区域性商业都会，如吴城和江陵。
吴城(今江苏苏州市)，又名姑苏城，是春秋吴王阖闾根据伍子胥的建议所修建。作为当时的都城，其城区规模较大，周围23．5公里，开水陆门各8个，城中又有小城，周围6公里。至秦统一后，为会稽郡治，汉代因之，东汉为吴郡郡治，长期为吴越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由于地处肥沃的太湖流域，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所谓“东有海盐之饶”，主要是指其煮盐业的发达；“章山之铜”，说明铜的冶炼和铸造业先进。吴王刘濞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国用饶足”。⒂“三江五湖之利”说明其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交通便捷。《越绝书·吴地传》载：“吴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漅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可知其有渠道北通长江，南通过江南河沟通钱塘江。《史记·河渠书》也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陆路，可北循陆道直抵无锡历山，西循九曲路达于太湖。由于便捷的交通，吴越之地的盐、铜、越布等产品通过这些商路输出。
江陵(今湖北沙市附近)，楚国故郢都。自楚建都于郢后，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农业、手工业都有相当的基础。特别是商业更为发达。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⒃《战国策·楚策》记：“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这里，楚国当指郢都，说明郢人口众多，所以尽管当地是出稻米之区，食、薪仍然昂贵。而行人车辆拥挤，正是人口密集、市场繁荣、贸易发达的具体表现。后来郢都虽被白起所焚坏，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陵仍然是全国重要都市之一，所谓：“江陵亦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亦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说明江陵腹地资源丰富。据司马相如《子虚赋》载：“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律蟀，岑崟参差，日月蔽虧；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罷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榩梨梬栗，橘柚芬芳”；“西通巫巴”，证明其交通便利，溯江而上，和巴蜀经济区保持联系；同时北上陈、宛(今河南南阳市)和中原可以往来；东通江、淮，和吴越经济区交往。江南所产梓、梗柟、姜、桂、金、锡等物品通过江陵行销各地。而各地物产，亦通过江陵，散销江南腹地。
(二)商业形态多样
汉代江南商业就其性质而论有官营和私营；从形态上讲，又分贩运贸易和店铺零售等几种形式。
1、官营商业
官营商业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商品买卖的一种商业形式，它是以官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汉代官手工业已在江南部分郡县有所出现，如下表：
从官营手工业生产范围来看，主要包括煮盐冶铁，生产铜器、铁器、木器、漆器等生产、生活用品。这些官营手工业产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们享受的奢侈品，如金银铜器等；其二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等；其三是一些特色产品，如木器、橘柚等。此三者除前者之外，其他产品大多投放市场，进人流通领域，形成官营商品。
官营商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是盐铁专卖。在江南主要是通过分布于上述的盐、铁官实行统供调拨，控制经营。其二是均输平准。均输平准实行于桑弘羊受任为大司农的元封元年(公元前70年)，这是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的一项商业国营措施。《盐铁论·本议篇》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可见，均输、平准把贡物商品化；同时，利用国家雄厚的财力，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部分地取代商人贩运贸易的职能，使利润归于国家。正如《汉书·食货志》所云：“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为赋，而相灌输”。
当然，官营商业虽然控制了国计民生的商品销售，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全国的商品买卖，这也为其他商业形态存在提供了条件。
2、贩运贸易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在秦汉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舨”、“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它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
江南地区贩运贸易起源甚早。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⒄战国时楚国鄂君长途贩运，舟车路线达十几个城，范围遍及三楚地区⒅。可见贩运面之广，路途之远。
至汉代，在统一局面下，江南贩运贸易进一步发展。参与贩运的不仅有富商大贾，而且也有小股资金的合伙经营。江陵凤凰山汉简就有“中舨共侍约”，其文如下：⒆
(年)三月辛卯中舨：(舨)长张伯、石兄、秦仲、陈伯等十人相与为贩，约人贩钱二百，约二。会钱备，不备勿与同舨，即贩直行共侍(持)。非前谒。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庸(佣)贾，器物不具，物责十钱。共事以器物，毁伤之及亡，贩共负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罚百钱。贩吏令会不会：(会)日罚五十，会而计不具者罚比不会，为贩吏，枲(集)器物及人。贩吏秦仲。
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民间合伙经营的资金很少，人均仅200钱。但其规定却比较细密，对因病不能参预买卖者，对器物不备或器物损坏者以及不参加聚会或虽去聚会，但财物账目不清者均要处罚；而且设有贩长、贩吏具体管理，制度比较严格。这足以证明，当时江陵一带民间商贩合伙经营形式比较普遍，发育得比较成熟。
3、店铺零售
贩运贸易主要是调节地区间商品流通，要使商品直接进入消费者手中，还多依赖店铺零售。这在秦汉文献中称为“坐列贩卖”。如《汉书·食货志》云：“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师古注曰：“列者，若今(唐时)市中卖物行也”。在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木牍中，有专门记载从事零售而得收入的帐单。据有人考证：“(丁)组简所记人数至少有四、五十人，从张母称呼看，似非雇佣关系，应是合股经营商贩，由贩长统一安排，分派到市中‘坐列贩卖’”。⒇
(三)区域商品交流频繁
汉代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条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盐铁论·力耕篇》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江南，作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区域，亦介入其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内腹地区商业交流。司马迁在论及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的关系时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江、汉、淮，宛亦一都会也”。把它们看成是俗同互惠的经济圈。从商品流通渠道看，江南之商品主要通过江陵，北上宛，再上洛阳而行销中原各地；中原之物则通过宛、江陵再散销江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有一简就记载：“上官乙人圣二户贩马郃少一日。”[21]这是江陵贩马之记事，马产于中原，其购销渠道主要是通过较北的宛而输入的。湖北之云梦睡虎地12座秦墓中出土了相当多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戮记的漆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亦出土了不少烙有成都工官所造漆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制品，有相当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饱”、“成市素”、“市府”、“市府饱”、“市府草”等戮记。江陵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制品印有“北市”等戮记。据有人考证：“‘成市’和‘南乡’、‘北市’戮记的性质既明，便能判断马王堆一号汉墓和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22]其输入路线，据有人考证：“江陵等南方楚地通过南北交往问最大的商业城市宛市与长安沟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楚地”。[23]另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京师贵戚死后制作棺椁“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贵戚豪门甚至“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犀象珠玉、虎魄瑇瑁”。江南之木材、犀象珠玉、虎魄瑇瑁行销京师洛阳，其北上路线估计是从江陵经陈至宛而行销洛阳。
2、吴越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商业交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基本上把吴楚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划为一体。当时东楚的重要商业都会吴城“有三江五湖之利”，水路“入大江、奏广陵”和江北淮河流域联系起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之地，通过江北之重要的商业市场寿春、合肥与淮河流域保持联系。“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之铁器，多是通过这种渠道输入。例如江西修水出土汉代的制农具铲和臿，就有“淮一”的字铭，证明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4]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陪葬农具登记单——“东阳田器志”中记载的铁臿、鉏(锄)，也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5]福建崇安城村的汉城遗址中也曾出土铁器71件，农具18，其中铁犁一件，它的形制与北方的铁犁完全相同，估计也是通过淮河流域的郡县输入。
3、江南与岭南商业联系。江南和岭南毗连，经济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早在南越时，就与长沙国有着密切的商业贸易活动。当时开发南越所需的先进工具铁器及牛、马、羊等，大多是通过长沙国输入的。吕后时“有司请禁关市铁器”，南越王赵佗以为是长沙王从中作梗，因此发兵攻打长沙国，便是例证。至武帝灭南越，设郡县，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岭南与江南贸易往来就更为频繁。《汉书·地理志》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其交易通道主要是秦朝修筑的大庾岭道和灵渠等。在海上，则是通过会稽的东冶上下往来。《后汉书·郑弘传》云：“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讯海而至。”在东汉，为了更好适应日渐频繁的商业往来，当时毗邻岭南的桂阳郡太守卫宏在含涯、浈阳、曲江三县“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26]章帝时“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27]桓帝时，桂阳太守周憬又开辟水路，繁盛商业：“桂阳有泷水，人患其险，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颓山凿石以通之”；[28]“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府君乃命良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29]这些道路的开辟，进一步加强了江南与岭南的联系。同时。岭南又是中国与东南海上各国的前哨，外国商品传到岭南以后，又能从江南传入中原内腹地区。从史书记载来看，岭南与江南及中原之交易，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发岭南所需的“金铁器马牛羊”等；而岭南输出的主要是土特产，如白壁、珠玑、玳瑁、犀牛角、翠鸟、珊瑚树、荔枝、岭南佳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还存在一定的海外贸易。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东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秦时方士徐福入海求仙所率童男女数千人，即留居在那里，“世相承有数万家，其志土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州者”。证明江南同东南海上贸易的存在。另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国看到巴蜀物产邛杖、蜀布，而当地人说系由商人从身毒国(印度)贩运而来；东汉时为与掸国、天竺、大秦等进行铜铁、毛织物、象牙、犀角、珠金等贸易，而辟置永昌郡。“近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均把两汉看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30]
三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及制约因素
如上所述，江南虽然存在较为频繁的商业活动。但同中原及关中地区相比，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较低的。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江南自给自足性经济成分仍然很高。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从城乡市场的联系来看，为广大人民普遍需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非家庭所能制作的盐铁两项。小农与市场的联系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商品意识，故“千金之家”还是少数。
其二，为商品交换而生产的手工业作坊较少。当时全国设在各地的工官有8处，而在江南没有一处；设铁官49处，而江南仅有耒阳1处，占2％；设盐官37处，而江南仅有巫、海盐等2处，占5％。我国考古工作者迄今为止已在全国各地发掘汉代冶铁遗址30余处，有的规模十分宏大，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却没有在江南发现一处。同样，民间手工作坊亦相对较少，致使江南作为商品交换的多为方物特产。
其三，商业市场相对较少，且规模较小。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二十个，其大部分分布在中原地区，江南仅有江陵和吴二处，占10％左右。而且规模亦较小，象长安九市，临淄“市租千金”的商业市场，江南没有。江陵、吴城和成都仅是区域性的小市场。
由此可见，当时商业的发达，北方确实远远超过南方。经济重心在北方，商业中心亦在北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诸因素制约着江南商业的发展。
其一，自然资源丰富，人们不需要通过努力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使人们缺乏开拓精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为：“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
其二，地广人稀，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较少。江南地域面积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22,13％左右，而人口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时仅有3，444，947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5．97％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3．95人／平方公里；到东汉，虽然有大量人口南迁，但至顺帝时也仅有7，307，675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26％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8．3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不高，很难分离出富余人员去从事商业买卖。
其三，远离政治中心，开发程度不高。两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之地。汉王朝极为重视这一地区的开发。国家的农业、手工业投资亦多有偏重，使得其整体经济环境良好，市场机制活跃，为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广大的江南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且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政府尚无暇顾及这一的开发，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自然不会很高。
其四，城市分布稀疏，且规模较小。传统社会，作为商品交换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其消费对象主体并不在农村，而是城市中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所以，商品经济发达与否，与其城市分布密度及城市中的消费人口的多寡休戚相关。江南地区，由于城市分布稀疏到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农村与城市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交流，也增加了运往市场的商品成本。再加上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消费人口相对较少，扩大不了商品的需求量，商品经济很难繁荣。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史记》卷60《三王世家》。
③王子今：《秦汉气候变迁与江南经济文化的进步》，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战国策·赵策》。
⑤《玉海》卷174。
⑥《汉书》卷1《高帝纪》。
⑦《汉书》卷28《地理志》。
⑧详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以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⑩张南等：《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学术界》1991年第6期。
⑾《枭阳城址初步考察》，《考古》1983年第7期。
⑿《江西新建县昌邑古城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7期。
⒀《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1期。
⒁《续汉书》卷25《百官志》注引。
⒂《汉书》卷35《荆燕吴传》。
⒃《北堂书抄》卷29引。
⒄《史记》卷61《货殖列传》。
⒅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285页。
⒆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页。
⒇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页。
[21]见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页。
[22]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23]《关于凤凰山168号汉墓座谈纪要》，载《文物》1975年第9期。
[24]《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车器和汉代铁器》，载《考古》1965年第6期。
[25]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26]《后汉书》卷76，《循史传》。
[27]《后汉书》卷23，《郑弘传》。
[28]洪适：《释棣》，卷23。
11月3日上午，第四届第四次全国桉树论坛暨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会在漳州开幕。来自海内外桉树专业领域的林业科研、教学、生产单位520余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提高桉树抗性，引导科学发展，促进生态文明”主题，共同探讨我国桉树人工林发展和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展示新技术新产品。
本次论坛围绕桉树科研和桉树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交流研讨。论坛上，APP(中国)林务总部副总经理黄文丁博士从金融危机、社会环境、政策、病虫害危害日益严重等方面，剖析困扰当前我国桉树产业发展的问题和解决途径。
桉树已经成为我国极有前途的优良纸板原料。但是由于目前社会信贷危机，银行紧缩贷款的因素，以桉树为原料的企业正面临着资金短缺、购买力下降、木材及下游产品价格下降的困境。2008年近4个月来，广西、广东和海南三省的桉树木材价格都在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广西10月份板材下降100-300元/立方米。黄文丁博士认为，政府应该从桉树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争议和问题中解脱出来，从政策予以支持。
由于桉树适于开展规模化、专业化和工业化大生产，成为各大纸板企业原料林建设的首选树种。由桉树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争议也接踵而来，观念冲突、认识冲突、行业利益冲突、政策和法规滞后、管理和监管滞后以及日益凸显的缺乏人工林科学发展规划等种种问题悬而未解，影响到社会各界对桉树的客观评价，形成多种压力，最终影响到桉树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低下的桉树生产力问题也在影响着桉树产业的发展。我国可发展桉树的面积不多，除江西、云南、湖南、福建等部分省市南部和广西、广东、海南三省外，其他区域并不适应桉树生长。除去一些争议的地方，桉树可发展的面积已经不多。
关键词：管理信息系统中小企业
一、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
管理信息系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计算机用于管理领域以来，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机到网络，从功能单一到功能集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根据MIS发展的时序和特点，可将MIS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S）、管理信息系统（MIS）、决策支持系统（DSS）三个阶段。
1面向业务的EDPS
EDPS是利用计算机处理代替人「操作的计算机系统，如!资结算、报表统计等。特点是面向操作层，以单项应用为土，数据资源不能共享，以批处理方式为土。EDPS是较少涉及管理问题，它是管理信息系统发展的初级阶段。
2面向管理的MIS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数据库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的发展，计算机在管理上的应用日益广泛，从而使MIS逐渐成熟起来。MIS的特点：（l）能够将组织中大量的数据和信息高度集中起来，进行快速处理，统一使用。有一个中央数据库和计算机网络系统是MIS的重要标志。MIS的处理方式是在数据库和网络基础上的分布式处理。（2）利用定量化的科学管理方法，通过预测、计划优化、管理、调节和控制等手段来支持决策。
MIS由EDPS发展而来，与EDPS相比，MIS更强调信息处理的系统性、综合性，除要求在事务处理上的高效率外，还强调对组织内部的各部门以及各部门之间的管理活动的支持。早期的MIS是指面向中层管理控制的信息系统，主要应用于解决结构化问题。于是人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解决管理中的平结构化决策与非结构化决策问题的决策支持系统DSS。
3面向决策的DSS
DSS以帮助高层次管理人员制定决策为目标，强调系统的灵活性、适应性。决策者和决策分析人员可以充分利用系统的引导，详细了解和分析其决策过程中的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激发其思维创造力，从而在DSS系统的帮助和引导下逐步深入地透视问题，最终有效地作出决策，即通过人机互助完成最终决策。
DSS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不具有管理控制的功能，但是作为管理信息系统的重要部分时，它使MIS具有了将数据库处理和经济管理数学模型的优化计算结合起来为管理者解决更复杂的管理决策问题的能力。它虽然不是管理信息系统，但是使得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更加完善。它与早期的MIS结合，成为管理信息系统发展的高级阶段。
从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及其内容的扩展可以看出，它始终是以中小企业的管理活动为核心，不断综合新的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来改善系统功能，以提高更完善的服务或满足新的需求。这一发展过程也体现出管理信息系统不断集成新技术并扩展系统功能的发展特点。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将朝着智能、集成和网络等方向的趋势不断发展。
二、管理信息系统在中小企业中的应用现状
中小企业是管理信息系统主要的应用领域，中小企业复杂的管理活动给管理信息系统提供了典型的应用环境和广阔的应用舞台。
20世纪50年代中期，计算机作为强有力的数据处理工具与手段，开始在中小企业管理中应用。50多年来，中小企业应用管理信息系统经历了从简单、局部应用到高级、全面解决管理问题的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中小企业MIS都蕴含着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由于系统中信息的处理和输出方式都与管理方法、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任何一个MIS都是其具体管理思想的缩影。
中小企业应用的管理信息系统，其实质就是各种管理思想的信息化实现。
2.1国外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现状
1954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安装的第一台商业用数据处理计算机，开创了信息系统应用于中小企业管理的先河。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EDPS在中小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用计算机部分地代替手工劳动，进行一些简单的单项数据处理工作，如计算工资、统计产量等。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各类信息报告系统应运而生。这类系统的特点是按事先规定的要求提供各类报告。如能反映库存数量的库存状态报告，反映生产进度的生产状态报告。这一时期，为了解决生产中库存控制的问题，1965年，美国的管理专家提出了物料需求计划（MRP）的新的管理思想，即根据产品的需求情况和产品结构，确定原材料和零件数量及订货时间，在满足生产需要的前提下，有效降低库存。这一思想对以后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一管理思想借助于计算机这一强有力的工具，发展成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
70年代后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管理信息系统在中小企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管理信息系统将中小企业中的数据和信息集中起来，进行快速处理，还可以利用定量化的科学管理方法，通过预测、计划优化、管理、调节和控制等手段来支持决策。这一时期研究者在MRP的基础上增加了能力需求计划，使系统具有生产计划与能力的平衡过程，形成了闭环MRP。
80年代在中小企业中开始使用一种典型的管理信息系统-MRPⅡ（制造资源计划）。MRPⅡ于1977年提出的，它以MRP为核心，将生产制造、财务会计、市场营销、工程管理、采购供应以及信息管理等各个部门纳入整体管理之中，构成了完整运作体系。
90年代以来MRPⅡ也逐渐发展成为新一代的中小企业资源系统（ERP）。ERP在MRPⅡ基础上将供应商和中小企业内部的采购、生产、销售以及客户看作一个紧密联系的供应链，通过信息技术和管理理论对中小企业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行全面的集成管理，以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追求中小企业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提高中小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以MRPⅡ/ERP为代表的现代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支持中小企业内部管理业务。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各种管理思想和模式的管理信息系统，如客户关系管理（CRM）、供应链管理（SCM）、商业智能（BI）、电子商务（EC）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MIS）等。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逐步会发展成为一种融合各种管理思想和信息技术的面向产品生命周期的集成系统，以实现资源共享、数据共享、适应网络经济的充分柔性的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ERP的应用已经比较普及，多数大中型中小企业已经采用ERP系统和先进管理方式多年，目前正在推行全球化供应链管理技术和敏捷中小企业后期系统，许多小中小企业也在纷纷应用ERP系统。
2.2国内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现状
我国中小企业MIS的应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主要是以单机操作为主进行单项业务的数据处理辅助管理为主。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许多中小企业都建立了诸如人事、工资、库存、生产调度、计划等管理子系统。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系统集成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国内一些大中型中小企业纷纷把过去独立存在的子系统集成起来，形成统一的管理信息系统，较好地解决了信息“孤岛”问题。中国中小企业引入MRPⅡ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目前约有上千家中小企业建立了自己的MRPⅡ系统。近年来，国内很多大中小企业已开始实施ERP。
从国家软件工业应用现状统计分析，目前我国大型中小企业使用管理软件的比例高达95%以上。其中，财务软件占98%以上；业务/商务软件约占60%；ERP占40%左右。中小企业使用管理软件的比例约45%，绝大数都是财务软件。上述软件应用项目的成功率小于56%（中国学术期刊物大拇指中心）。
这些数据反映了我国中小企业应用管理信息系统的总体情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大型中小企业的应用情况要好于中小企业，大型中小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已逐渐的从单项业务管理系统向集成的管理系统转变，而中小型中小企业由于资金短缺，信息基础薄弱等原因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情况不理想，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实施管理信息系统存在风险，由于中小企业个性的存在以及管理软件业务流程的固化，不是应用了管理软件就能实现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就能为中小企业带来效益。中小企业应用管理信息系统离不可中小企业的环境和条件。
三、中小型机械制造企业应用管理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l）行业特点带来的问题
机械制造业是离散的加工装配烈行业，其生产管理的基本特点是产品结构复杂、生产周期长、不同产品制造工艺流程不同和多产品混流生产。由于这个特点，机械制造业的管理相对于其他行业更复杂、更困难，管理的复杂性也为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目前，MRPⅡ/ERP是针对制造业的典型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它是以解决生产管理难题为核心功能的管理思想和模式，但是实施效果却不尽人意，在全球都受到广泛质疑。据研究数据表明，全球的ERP实施失败率一直高达60%以上，约有50%的项目半途而废，就连ERP发展较早，技术相对成熟的美国目前ERP的成功率也不到30%。
我国近两年ERP市场增长迅速，目前市场现有的ERP产品从总体上看，在满足用户需求上存在不足，对于财务、人力资源等通用型业务，市场上现有的ERP软件模块相对成熟，但针对生产制造环节信息化的软件模块与用户需求存在差距，由于生产环节的复杂性，生产环节的管理信息化是许多软件厂商都回避的问题。
（2）中小企业规模带来的问题
中小型机械制造中小企业信息化受到中小企业规模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资金不足、管理不规范等。而这些问题直接制约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制约管理信息系统在中小企业的应用。
机械制造行业是一个微利的行业，资金不足是中小企业在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最大问题。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包括方案的咨询与规划费用、硬件和网络建设费用，软件费用和软件的实施、服务、升级、维护等费用。硬件和网络建设风险相对较小。软件选型风险最大，不仅包括一次性购买标准的或定制的管理软件费用，还包括后期维护、升级以及二次开发等持续追加费用。中小企业受资金限制只是选择一些价格便宜，通用型强的管理软件，而这些软件往往不具有系统性，对机械制造类中小企业复杂的生产管理和业务处理方法存在明显地不足。另外，中小企业在应用管理信息系统时，除了考虑资金情况以外，还要求系统能尽快创造效益，但是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很难产生直接收益的投资，投资的收益更多地间接来自于管理效率、生产效率的提升及成本下降，所以在短期可能使中小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甚至危及中小企业生存。
这些规模较小的中小型机械制造中小企业还普遍存在业务流程随意性大，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正是这种管理的不规范造成许多中小企业应用管理信息系统的失败，中小企业若想应用管理信息系统必须先规范业务流程和管理。
（3）中小企业个性带来的问题
中小企业个性是指中小企业为实现其经营目标的需要在生产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价值观、自我意识及独特能力。中小企业经营理念、管理机制、管理方法及其市场形象等从不同侧面展示中小企业个性。现代中小企业越来越强调个性的发展，认为中小企业个性是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而管理信息系统固化了管理思想和模式，如果应用不好束缚了中小企业个性化的发展。目前，市场上的管理软件对满足中小企业的个性化发展存在不足。
参考文献：
1侯有利.2005.对当前企业ERP实施高失败率的探讨[J].中国科技信息.20:46-47
关键词最优反应函数动态效率静态效率
软件行业是我国的重要行业，但自从其发展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盗版问题，而由于被盗版的软件大多为国外软件制造商的产品，所以经常引发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过渡的争论，支持盗版者以社会福利为其理由，而反对者坚持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进步。
1基本事实
关于软件盗版存在着公认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分析的起点。首先，软件盗版在技术上无法克服，即无论正版软件制造商采用何种反盗版技术都无法防范自己的软件被盗版；其次，盗版软件与正版软件在实用性上并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产品差别不大；再次，实施盗版所需的投入远远低于正版软件，因为盗版厂商无需支付研发支出；最后，软件生产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接近于零，所以可以认为正版和盗版软件的边际成本相等且不变。
2不存在盗版厂商时的正版软件定价策略
如果我们实施极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市场上不存在盗版软件，此时正版厂商是市场上唯一的生产者，整个市场结构就是标准的完全垄断市场。相关的函数如下：反需求函数：p1=a-bq1需求函数则为：q1=a/b-p1/b成本函数为：c1=f+cq1利润函数为:：μ1=(a-p1)(p1-c)/b-fp1为正版软件的价格，q1为正版软件的需求量，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
所以对利润函数求p1的一阶导数可得其最优定价：p1=c+(a-c)/2
3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一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3.1软件市场反需求函数和需求函数
由于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差别不大，所以对于普通个人用户来讲，它们的替代性相当大。我们用以下这组反需求函数来表示这种关系：
p1=a-b(q1+θq2)p2=a-b(θq1+q2)
式中，a和b为正，0≤θ≤1，θ取负值时模型成为一个互补商品的需求模型。若θ=0则一种商品的价格仅与本商品的产量有关，而与另一种商品无关，两种商品无替代性。θ越接近于1，两个变量之间的替代性越强；当θ=1则两种商品为完全替代，即对于消费者来讲产品1和产品2完全一样。很明显，在盗版问题上0＜θ＜1，即两种商品既不完全替代也不完全无关，且θ较为接近1。
通过转换反需求函数的方程式，可以得到模型所隐含的需求函数方程式：q1=[(1-θ)a-p1+θp2]/(1-θ2)bq2=(1-θ)a-p2+θp1]/(1-θ2)b
3.2软件企业的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
正版软件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c1=f+cq1，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
结合鲍利的线性需求模型，可得正版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μ1=(p1-c)[(1-θ)(a-c)-(p1-c)+θ(p2-c)]/(1-θ2)b-f相应的，不包括大量研发支出的盗版厂商的成本函数为：c2=cq2
其利润函数为：
μ2=(p2-c)[(1-θ)(a-c)-(p2-c)+θ(p1-c)]/(1-θ2)b
使μ1最大化的对于p1的一阶条件给出了正版厂商相对于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2(p1-c)-θ(p2-c)=(1-θ)(a-c)同理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为：2(p2-c)-θ(p1-c)=(1-θ)(a-c)由此可以确定均衡价格为：p1=p2=c+(1-θ)(a-c)/(2-θ)
4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4.1伯特兰模型与盗版厂商之间的竞争
当多个盗版厂商出现时(这也是更为符合实际的假设)，盗版厂商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即盗版厂商的博弈对象不再是正版厂商而是其它的盗版厂商。而盗版软件之间则没有任何差别，它们之间的竞争完全是价格竞争。经典伯特兰模型认为，当产品同质时，最终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
经典伯特兰模型是建立在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厂商只能使用价格作为决策变量。同时假设两个厂商拥有相同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且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图1中当厂商2的价格低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边际成本作为其价格；当厂商2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低于垄断价格Pm(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略低于P2的价格作为其价格，并占有整个市场；当P2>Pm时，厂商1的价格定在Pm处。
图2中包括了厂商2和厂商1的最优反应曲线，他们的交点就是均衡点p1=p2=mc。此时两个厂商都达到了平均成本处，谁都没有动力离开均衡点。
显然伯特兰模型的结论对于多个厂商也是成立，所以盗版厂商的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这也能获得事实的支持：国内每个省会城市的盗版软件几乎都有自己的统一价格。
4.2基于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环境的正版厂商的反应函数
当盗版软件的价格降至边际成本MC=c时，从正版软件厂商的最优价格反应函数：
2(p1-c)-θ(p2-c)=(1-θ)(a-c)
易于推出正版软件的最优定价为:
p1=c+(1-θ)(a-c)/2
5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
比较一个正版厂商面对一个盗版厂商所采用的最优定价和它面对多个厂商时的最优定价：
p1=p2=c+(1-θ)(a-c)/(2-θ)p1=c+(1-θ)(a-c)/2
我们发现存在多个盗版厂商时正版软件的最优定价应更低，如果再与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的最优定价p1=c+(a-c)/2相比，我们发现随着盗版厂商的加入，的确正版厂商的最优定价会不断下降，越来越接近静态社会福利的标准p=mc。所以认为盗版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静态效率，静态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而社会福利则除了静态效率还包括动态效率，动态效率则与知识扩散有关，知识扩散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函数，所以动态效率是创新和保护的函数。如果我们不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则没有人愿意投资进行创新。如果我们过于保护，比方说，将软件的版权无限期延长，那知识将无法扩散，技术无法进步，经济就很难增长。有学者用下下列图3表示社会福利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
在图3中社会福利(严格的讲是动态社会福利，即动态效率)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不是线性相关的，在P*(此处P为保护水平，而非价格)处达到最大，大于或小于P*都会造成动态效率的损失。
6主要结论
所以认为为了社会福利的进步，就应该允许大肆盗版的看法是没有坚实的经济学基础的。因为静态效率最大化要求不对知识产权进行任何保护，这样人人都可以盗版，软件价格一定会降低到边际成本处。但动态效率则要求对知识产权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P*不可能为零)，所以两者无法同时达到最大化。
尽管没有定量上的最优值，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我们可以在软件的保护方面进行一些策略调整，比方说缩短软件保护的著作权年限，以提高静态效率和知识传播速度，同时在保护期内严厉打击盗版，保护企业的创新精神，保护产业的长期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曼.论数字产业对传统反垄断理论与实践的启示[J].经济评论，2002(4)
然而，对于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而言，必须辩证地看待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这种投资可以对东道国加大资本形成、扩大就业、增加出口以及提高技术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可能产生使东道国国际收支恶化、市场结构趋于不合理和削弱东道自的消极作用。
所以，东道国必须结合自身的情况，采取适当的政策趋利避害。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纷纷采取形式不同的投资鼓励措施。但这些措施究竟效果如何，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投资鼓励措施的定义、分类和经济分析
投资鼓励措施是指某一政府或在政府的指示下，出于鼓励特定企业或企业类型进行一定的投资行为的目的，向后者提供的可以度量的经济好处，其中包括旨在增加某一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或减少外国直接投资的成本和风险的有关措施。虽然大部分投资鼓励措施有某种补贴成分，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如垄断经营权-虽然会为有关政府带来一些经济成本，但不会引致直接的财政成本。投资鼓励措施还不包括广义的基础设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的调控和财政制度、有关利润汇出及国民待遇等非歧视性政策。
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的研究，投资鼓励措施一般可以分为财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类型。
财政措施的总体目标是减轻外国投资者的税收负担。根据减征的依据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针对利润、销售额、和增加值的措施，针对资本投资的措施，针对进出口的措施，等等。
金融措施是指东道国政府直接向投资的跨国公司提供资金以资助新投资或某种经营活动，其目的是降低投资或经营的成本。最常见的金融措施包括政府赠款、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保险等。
其他措施是指难以归入财政类和金融类的措施，目的也是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当地投资的回报。其主要形式有补贴专用基础设施、补贴服务、市场倾斜、使用外汇上的优惠待遇，等等。
可以看出，东道国政府决定向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鼓励措施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究竟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东道国政府的需要及其与跨国公司的谈判结果。至于其采取的鼓励措施的成本有多大、成效如何，则与措施的类型以及实施、管理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投资鼓励措施是通过减少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成本、增加其收益这一机理达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的。至于这些措施能否达到其目的（即东道国所得收益是否大于其采取这些措施的成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达到其目的，更多地是一个实践问题，经济理论尚未做出一个系统、完整的说明。
迄今，对投资鼓励措施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投资的外在效益说”。外国直接投资会给进行投资的跨国公司带来发挥优势、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获得规模效益等好处。如果这些收益为投资的跨国公司完全内化，即完全由其所得，这些收益就会包括在投资的回报当中，东道国政府就没有必要采取任何鼓励投资的措施。跨国公司在没有投资鼓励措施的情况的投资水平就是最优的。
除此之外，外国直接投资还有可能对接受其投资的东道国的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譬如：促进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扩大就业、增加出口、提高技术水平等，最终起到加快东道国经济增长、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这些效应往往不能被投资的跨国公司所内化，也就不能在其投资的回报中有所反映。
因此，它们被称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外部效益”。不少经济学家都非常重视投资的外部效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罗默认为，一个企业的资本积累将给进行投资的公司以外的公司也带来好处，尤其是在技术进步方面。其根据是60年代的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投资率。这样，在投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由于市场无法使外部效益在投资的经济回报率中反映出来，在外国直接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和经济回报（即跨国公司自身的投资回报率）之间便形成了一个落差。
斯科特对10个国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投资占产出的比例是高素质劳动力队伍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他的测算，美国和英国的投资社会回报率比其经济回报率高出约7个百分点。这一落差的三分之一为政府税收所至，其余部分可以归因于投资的外部效益。回报率落差的存在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也就是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这时东道国政府采取投资鼓励措施，以弥补回报率上的落差，是为了鼓励投资超出自发水平，达到社会最优水平。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如果东道国政府为了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向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提供了减免公司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其在财政收入上将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财政学的角度来看，公司所得税有为持股人代缴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在公司税得到减免后，如果是国内企业，其持股人为国内居民，减免的公司税在一定程度上会以持股人个人所得税的形式收缴上来；但如果是跨国公司，减免的东道国公司税则以持股人个人所得税的形式不同程度地转移给了跨国公司的母国。只有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外部效益足够大的情况下，东道国政府才会愿意降低公司所得税率，放弃这笔收入。
对外国直接投资鼓励措施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幼稚工业说”。其基本要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支持保护措施的幼稚工业说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国某一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小，技术也不十分成熟，生产的成本较高，该国在这一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能够引入外国资本，并以此带动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引进以及东道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技术的成熟与进步，东道国该行业生产的平均成本下降，该国从而获得在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然而，由于存在着缺陷或失效的现象，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
譬如，由于资本市场的缺陷，企业可能面临着在筹资方面受到的限制。这与个人在筹资方面受到的限制是同样道理。一个人在年轻时无法以其未来收入为基础进行借贷，会导致其现期消费不足。同理，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可能因无法判断企业某一投资项目是否能够盈利而对投资于该项目望而却步，于是出现投资不足。
信息的不对称性还会在其他两个层次上导致投资不足。
首先，由于企业的局外人在开始阶段对企业的资质不甚了解，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了吸引投资者，可能会采取增发红利的办法。这样一来，企业进行新投资的成本增加了，导致投资低于投资者充分掌握信息时的水平。
第二，企业只有在新投资能够给现有持股人带来正净现值（即投资的回报大于投资和偿债开支之和）的情况下才会筹资进行新投资。由于债权人和持股人相比在获得补偿上具有优先权，如果对投资的未来收益没有把握，持股人一般不会愿意让筹资超过仅够支付投资开支的水平。
幼稚工业说认为，投资鼓励措施的目的正是为了纠正市场的上述缺陷，使投资能够反映某一项目在长期内降低成本的潜力。根据这一理论，临时性的投资鼓励措施对处于初始阶段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条件是采取的措施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特别是要以那些规模较小、正在成长或/且有一定风险的投资为对象，而且还必须具备直接为企业提供资金的能力。降低税率或临时性免税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优惠效果。如果边际税率已经处于较低的水平，降低税率就起不到多少鼓励投资的作用。如果没有亏损补偿，无论是降低税率还是临时性免税，其对投资的鼓励作用则可能是零。对于面临筹资困难的企业而言，虽然减税在将来可以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与此相比，可以返还的投资抵税措施则有效的多。
如跨国公司的母国实行公司海外纳税冲抵国内税制度，东道国政府采取的对外国直接投资减免税措施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也许只会起到将税收转移给母国政府的作用。但如果减免税是临时性的，由于在此期间投资尚未盈利，向母国的税收转移因此而推后，对投资仍可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东道国采取这些措施还是划算的。
对投资鼓励措施的第二种解释是“政府政策连续性说”。具有永久性，即以长期经营为目的是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投资一旦做出，往往就无法或至少很难逆转。因此，投资发生地政府有关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对投资的经营状况至关重要。如果政府有远见，就会在设计未来税收政策时考虑其对现期投资的影响。但是，本届政府一般来说无法决定未来政府将采取何种税收政策。即使是同届政府，其税收政策是否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也难有绝对的保证。在投资进行了一段时间、资本量已有相对积累后，特别是在投资成本已经收回、投资回报几近“寻租”后，政府可能会改变税收政策，转而采取较高的税率。
由于迄今为止尚未找到一种现政府约束未来政府税收行为的机制，如果所有有关决策人均能正确地预期到未来政府将采取的税收政策，那么会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均衡。在这种均衡状态下，所有人在做决定时都考虑到了政府税收政策不连贯的可能性。其结果是：和人们预期政府的政策将是连贯的时候相比，政府征收的税率将提高，投资者的投资将有所减少。这种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对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原因有两个：
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往往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往往不能与当地投资者同日而语。
由此引起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府未来政策的不确定往往构成了其投资不足的又一重要原因。东道国政府采取投资鼓励措施可以对此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
除了上述几种对投资鼓励措施的解释之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可能还有以下两个考虑：
一是补偿政府采取的其他干预措施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例如，东道国政府之所以通过对外资企业进口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实行进口税减免来吸引外资，可能是因为其实施的某项政策人为地压低了外国投资的回报率。解决这一问题最理想的办法是取消造成扭曲的政策，从根源上消除采取鼓励措施的必要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其政策目标和其他因素的限制，采取弥补性的鼓励措施可能成为东道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次佳方案。
二是鼓励跨国公司承担某种东道国政府自己无力承担的公共成本。
以上说明的是对东道国政府采取鼓励措施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做出的种种解释，也就是投资鼓励措施可以给东道国带来的各种好处。然而，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投资鼓励措施也不例外。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一个政策极度扭曲的经济体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给其带来的很可能不是福利的改善，而是净损失。
譬如，如果按国际价格计算外国直接投资创造的增加值为负，或其以汇出利润的方式减少了东道国的资源，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只能是“悲惨的增长”。
除了可能会导致本章前所述及的向跨国公司的母国转移税收的情况外，鼓励措施往往用于补偿政府采取的其他干预措施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是这些措施可能导致悲惨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依靠减免税等措施来抵销当地成分要求、持股限额等限制条件的消极影响、维持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会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效益。
就一国政府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的优惠幅度、该国经济中存在的其他扭曲现象及其整体经济的效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而言，在不考虑其他扭曲现象时，鼓励措施的优惠幅度越大，经济效益就越低；在不考虑鼓励措施时，经济中的扭曲越严重，经济效益就越低，在同时考虑鼓励措施和经济中的其他扭曲的情况下，虽然经济的总效益在一段区间内可能略有升高（反映出鼓励措施对经济中存在的其他扭曲可能有一定的弥补作用），但其总的趋势是随其他变量的增加而降低。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3个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世界银行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实际利率为负时，投资者没有必要考虑资本的效益。由于拥有、维持富裕生产能力的成本为零，生产能力可能大大超出近期生产计划的需要，企业也没有必要采用加班、轮班等提高设利用率的措施。也就是说，实际生产能力大于有效生产能力。如果外国直接投资是以合资企业形式出现的，或通过向东道国金融机构借贷使用了东道国的储蓄，外国直接投资的效益与在东道国国内筹资进行的投资一样不可避免地要比在利率处于市场均衡状态下要低。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越多，其优惠幅度越大，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越多，给东道国造成的资源浪费也就越大。
再如，如果东道国对某一行业实行高保护，外国投资者（寻求市场型）在进入该国市场后可以获取超额利润，那么，外国投资者做出的投资决定和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都可能就不是最优的，东道国在此情况下的福利水平一般比不实行这种高保护时要低。
综上所述，东道国从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中既有所得也有所失。东道国政府采取鼓励措施的本意是弥补市场存在的缺陷或经济中存在的扭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从这种投资中受益。然而，东道国并非总能如愿以偿，有时其采取的鼓励措施还会导致新的扭曲。
此外，还有采取鼓励措施本身带来的成本。这样，在采取某一投资鼓励措施之前，必须要综合考虑其成本和收益。只有在总收益大于总成本的情况下，采取这项措施在经济上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会得不偿失。
二、投资鼓励措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区域的调查结果证实，投资鼓励措施在外国直接投资者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譬如，在50年代对247家美国跨国公司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只有十分之一接受调查的公司将东道国政府提供税收优惠列为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之一。与此相对照，分别有57%、39%、26%的公司认为货币的可兑换性、政治稳定、市场规模及资源供应状况是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又如，在60年代对205个跨国公司在67个国家所作的365项投资进行的调查资料显示，影响投资者决策的最重要的非政策性因素是面对关税和汇兑壁垒维持市场份额或向新的市场扩张。在诸种政策因素中，接受调查的公司认为政治、经济和金融形势的稳定最为重要东道国法律法规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和组织鼓励较少限制、给予外资企业非歧视待遇以及东道国政府重视发展经济也被认为对投资决策的影响较大。
从这些早期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所作的调查看，与投资鼓励措施相比，其他一些政策性和非政策性因素对投资流向和区位格局的影响要大的多。
在此以后所作的一些调查的结果又反复证明了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如30家集团在80年代中期所作的调查发现，在19个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因素中，东道国政府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只排在第7位。在同期对30家跨国公司的74项投资所作的另一项调查中，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是关于资源、生产成本和市场的经济及长期战略性考虑。东道国是否采取了投资鼓励措施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些措施的存在只不过是“锦上添花”-即使原本已有吸引力的东道国更具吸引力而已。联合国贸发大会和欧盟委员会在1996年联合对16家跨国公司在亚洲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所作的调查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诸项调查的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市场特征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从事出口导向型离岸生产的投资来说，相对生产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严重依赖资源的投资项目来说，邻近资源的供应地则至关重要。东道国的政治形势、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运输成本、法律环境以及有关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和开办企业、国民待遇等制度都对外国投资者对投资地点的选择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对于单个东道国而言，其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作用不大。在实践中，很难确定鼓励措施的边际引资量，即因东道国政府采取的特定的投资鼓励措施而增加那部分外国直接投资。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外国投资者往往只要满足某些条件就可以享受鼓励措施的优惠待遇，这些措施的惠及对象即有在没有鼓励措施的情况下就不再投资的投资者，也包括了无论有无鼓励措施都会前来投资的跨国公司。
从各项调查的资料来看，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者属于后者。他们之所以到某一个东道国去投资，是为其总体投资环境或特定的条件所吸引，有无鼓励措施无关紧要。也就是说，东道国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带来新的投资，只是等于向跨国公司作了一笔转移支付而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鼓励出口措施相比，各种鼓励外国投资者向东道国转让先进技术的措施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譬如，一些国家试图以减免税、对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和土地使用费提供补贴的办法来吸引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设施，促使高科技企业在某一地点形成群体。还有一些东道国政府采取政府采购和补贴科研经费等手段来鼓励跨国公司转让技术。但是，有研究表明，东道国提供的税收减免和资金补贴对高技术企业的区位选择并无多大影响；能否获得充足的廉价而又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对于高技术企业的投资者来说要重要的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说各国吸引高技术企业政策在90年代以前是以提供税收优惠和硬件设施为主要内容的话，进入90年代以来，其重心已转向提高教育水平、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供有利的经济环境。
当然，投资鼓励措施也并非毫无用处。
例如，如果有若干个投资地点可供选择且其在投资环境等条件方面不相上下，如果投资项目具有明显的成本取向且流动性较强，鼓励措施也能起到“一两拨千斤的效果”。其效果对于低工资国家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说尤其显著。
韩国在70年代实行过允许出口企业以优惠价格获取原材料、信贷资金和外汇的政策。台湾曾为企业的出口提供返还投入品进口税的优惠。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开办了出口加工区，以为出口企业提供便利、促进其发展。这些措施均有力的推动了跨国公司在有关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以及这些国家出口贸易的增长。
结论：外国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投资鼓励措施是许多国家赖以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进行投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数量和优惠程度近十几年来呈逐渐升级之势。这里面固然有各有关国家自身的原因，但是相互之间通过提供更多、更大的优惠以争夺有限的外国资本起到了关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对策
一、贫困大学生心理障碍成因的分析
(一)自卑与自尊的心理冲突
自卑是人的一种不良自我意识，是一种自己轻视自己，认为自己不如别人的惭愧、羞怯、畏缩，甚至心灰意冷的情绪。自卑是贫困生最典型的心理特征，也是贫困生心理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其它方面的心理问题都是从自卑开始的。自卑感强的学生往往自我认识不足，过低估计自己，只看到自己的短处和劣势，而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在与别人比较时，总拿自己的短处与他人的长处比，越比越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这样就形成了消极的自我评价。另一方面，有的贫困生自尊心又极强，他们宁愿贷款、勤工俭学，也不愿接受社会、个人的资助，不愿欠人情债。
(二)焦虑与抑郁心理的困扰
焦虑是由心理冲突或挫折引起的复杂情绪反应，是在日常生活中，因预感到困难将要到来或有祸事降临，感到没有把握、无能为力而又无法有效地加以预防和解决，从而产生的一种担心、紧张的情绪。贫困生不仅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还要担心父母由于多年辛苦积劳成疾的身体，同时害怕因学业差而对不起父母的一片苦心。所有这些，使得贫困生精神压力大，形成紧张、不安、忧虑、恐惧的情绪状态，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健忘、注意力不集中、失眠等现象，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抑郁是一种感受到自己无力应付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常伴有厌恶、痛苦、羞愧和自卑等多种情绪体验。贫困大学生大多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优异的成绩，为自己的将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然而，他们又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使他们感到痛苦万分。
(三)渴望人际交往与自我封闭的冲突
孤独是指个体因主观上感到受人排斥和否定而产生的情感，是个体违背主观愿望，被动地独立于群体之外而产生的离群的心理体验。贫困大学生虽然渴望人际交往，渴望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展示自己的才华，但多数贫困学生因经济拮据而吃穿俭约，使得他们自惭形秽，不敢轻易和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在一起，更不敢轻易和他们说话。由于害怕遭受挫折和伤害而羞于交际，把自己包裹起来，不愿轻易袒露心迹，渐渐地给人一种难以接近、不合群的感觉。
(四)虚荣与依赖心理较强
大部分贫困生能正视贫困，注重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然而也有一部分贫困生，受虚荣心驱使，为了让别人瞧得起，维护自己所谓的面子，求得心理平衡，不惜花重金包装自己，盲目与人攀比；部分贫困生面对父母到学校探望，竟然向同学谎称是自己的老乡，惟恐给自己丢人。虚荣心使他们对金钱的渴望与日俱增，部分贫困生为了经商赚钱而本末倒置，把学习搁在一边，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五)妒忌、敏感与攻击心理较重
部分贫困生不愿提及经济上的窘迫，也最怕同学怜悯或瞧不起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贫困学生的内心极为敏感、多疑，其他同学无心的说笑，在他们听来就可能是嘲笑；与自己本来无关的事情，他们也会认为同学是在背后议论自己，于是在内心深处重重设防；还有些贫困生心胸狭窄，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在才能、名誉、地位和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内心产生对他人的不满、不服气，进而又心生憎恨、妒忌。贫困生的这种消极、冷漠、厌世，在思想上很容易走向极端，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有少数学生会产生行为。
二、解决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对策
(一)开展积极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
1.对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做到心中有数。从新生入校开始，学校就要通过各种渠道详细调查和掌握学生家庭的状况，建立贫困生综合档案，包括个人资料、家庭背景、品行说明、学习成绩、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等。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思想政治工作者、学生干部等都要高度重视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从不同侧面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贫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工作。
2.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选修课和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讲座，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帮助大学生了解心理发展规律，充分认识心理健康对学习、生活、就业等的重要性，教育贫困大学生以健康的心态和人格面对贫困，增强自我调节的能力。
3.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通过心理咨询引导贫困大学生建立积极有效的心理防御机制，提高自身心理素质。通过个别辅导和行为指导等步骤，分析学生无助、困惑、自卑心理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帮助学生直面环境和压力，进行自我接纳和自我欣赏，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习生活。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手段，设立网络心理辅导，在虚拟的空间内完成对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救助。
4.加强心理咨询宣传。要营造心理咨询的良好氛围，使大学生从观念上普遍认同和主动接受心理咨询，主动到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
(二)帮助贫困大学生确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塑造独立健全的人格
1.宣传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趋势，消除贫困大学生的思想疑虑和不满情绪。使贫困大学生充分认识到高校招生并轨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加深对国家经济状况及贫困现象产生的原因、国家对于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的政策和学校对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等方面的理解，督促学生正视困难，引导他们正确处理解决经济困难与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的关系。
2.引导和帮助贫困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困难观。教育贫困大学生理性地对待贫穷，摒弃“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树立起自强自立的精神，正确看待生活中的不幸，正确看待贫富和义利，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去面对经济贫困的现象。教育贫困大学生懂得只有摆正心态，奋发图强，德才兼备，自我完善，才能报效祖国，才能最终彻底摆脱贫困的道理。可以定期邀请校友或校外的、一些在生活经历或创业经历上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成功人士来学校进行现身说法，通过他们自身成长过程和不断追求事业的成功经验，教育和引导贫困大学生调整心态。
3.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就是使贫困大学生树立感恩的思想观念，并在实践中努力践行，从而使大学生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和谐思想的人。进行感恩教育，最基本的是对父母感恩的教育。学校和社会要将感恩教育与学习实践“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逐渐使贫困大学生学会知荣明耻、知恩图报，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常怀感激之心和致谢之情。要教育贫困大学生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培养其珍惜岗位、忠于职守、团结协作、精益求精、具有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的敬业精神，塑造其忠诚老实、诚恳待人，以信用取信于人，对他人给予信任的诚信品质，用实际行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将来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4.树立贫困大学生中成人成才的楷模。要让典型引路，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栏、座谈会、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形式对优秀贫困大学生的感人事迹和顽强、豁达、吃苦耐劳、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良好精神风范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和引导贫困大学生树立信心，摆脱困境。
(三)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优化育人环境
1.对贫困大学生给予充分的人文关怀。要努力营造对贫困大学生理解、尊重和关怀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全体学生中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风尚；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反对过度消费、高消费、超前消费，排除虚荣心理的干扰。同时，教育家庭富裕学生，要真诚、主动地和贫困学生交往，热心而讲究策略地帮助他们，言谈举止注意分寸，尊重贫困大学生的人格和尊严，尊重其隐私，充分考虑到贫困大学生的心理感受，尽力避免使他们产生被施舍的感觉。
2.开展适合贫困学生特点的集体活动，实现心理良性互动。根据贫困生的特点、爱好和专长，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开展一些深入实际、适应竞争、有利于发展能力的社会实践活动，还可以通过建立贫困生自己的社团组织，定期召开贫困学生座谈会、联谊会等，让贫困生敞开心扉，彼此充分交流内心的困惑和感受。还要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使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实现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良性心理互动，达到心灵与心灵的碰撞，使贫困生获得理解、启发和帮助，并借此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其心理危机感。
(四)关心贫困大学生的物质需求，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
1.完善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及各项管理制度。高校要成立专门的助学机构，充分、有效地利用好国家、省和学校的相关救助贫困大学生的政策，进一步完善“奖、贷、助、补、减、免”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及各项管理制度。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从家庭收入、个人消费和同学评议三方面综合考虑，深入细致地做好贫困生经济贫困的等级(特困、贫困、一般贫困)界定工作，并定期对界定结果进行复核，实行动态管理，在进行各种资助时，要确保重点、补到实处、补出士气。
2.发挥舆论作用，支持贫困大学生帮扶工作。主动与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联络，宣传贫困生帮扶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呼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慷慨解囊，对贫困大学生献出一片爱心，使贫困大学生充分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3.拓宽助学渠道，提供就业支持。面对贫困大学生生活窘迫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对贫困大学生的支持应侧重于能力培养和就业信息提供两个方面。政府、学校、民间团体和社会经济主体等部门和单位，应设多种对贫困大学生资助的专项基金，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
参考文献：
